我梦碎所以我梦醒.md

#《我梦碎，所以我梦醒》目录

• 《我梦碎，所以我梦醒》序
• 一、我梦碎，所以我梦醒
• 二、“公投”梦碎
• 三、“台独”梦碎
• 四、“国家”梦碎
• 五、“中华民国”亡国考
• 六、蒋介石不止一次自承“亡国”
• 七、“知耻”梦碎
• 八、“民国”梦碎
• 九、“首都”梦碎
• 一十、“汉奸”梦碎
• 一一、“抗战”梦碎
• 一二、“受降”梦碎
• 一三、“钓鱼台”梦碎
• 一四、“外蒙古”梦碎
• 一五、“建国百年”的殭尸花费
• 一六、“建国百年”的马嘶呓语
• 一七、“法统”梦碎
• 一八、“正统”梦碎
• 一九、“道统”梦碎
• 二十、“学统”梦碎
• 二一、《宪法》梦碎
• 二二、《宪法》又梦碎
• 二三、“遗教”梦碎
• 二四、“政体”梦碎
• 二五、“民主”梦碎
• 二六、“党争”梦碎
• 二七、民进党为国民党护航的一个例子
• 二八、“脱党”梦碎
• 二九、“书呆子”梦碎
• 三十、“大儒”也梦碎
• 三一、“小党”梦碎
• 三二、“小党”又梦碎
• 三三、“暴政必亡”梦碎
• 三四、“黑猫”梦碎，“白猫”也梦碎
• 三五、“罢免”梦碎
• 三六、“军阀”梦碎
• 三七、“海盗”梦碎
• 三八、“五四”梦碎
• 三九、“烈士”梦碎
• 四十、“星星”梦碎
• 四一、“爱国”梦碎
• 四二、“老贼”梦碎
• 四三、“老贼”又梦碎
• 四四、“大人”梦碎
• 四五、“活佛”梦碎
• 四六、“三毛”梦碎
• 四七、“上将”梦碎
• 四八、“国旗”梦碎
• 四九、“解严”梦碎
• 五十、“人才”梦碎
• 五一、“百分之百”梦碎
• 五二、“美国”梦碎
• 五三、“反军购”梦碎
• 五四、误信“军购保台”的备忘录
• 五五、误信“固守保台”的备忘录
• 五六、误信“美国来救我们”的备忘录
• 五七、误信“美国是我们的朋友”的备忘录
• 五八、“读经”梦碎
• 五九、“推移”梦碎
• 六十、“黄莺”梦碎
• 六一、梦醒时分
• 附录一、李敖香港旋风文化顽童VS共产党（江迅）
• 附录二、李敖砲轰国共（童清峰）

《我梦碎，所以我梦醒》序

有一本书，我一次又一次打消了写它的念头，它却一次又一次啮食着我，要我写它。我说我已老去，我太重要了，我要珍惜余生，写一本本“大书”。它说它就是小中见大的“大书”，何妨一写？你可以只花17天就写完它。我好奇为什么17天？它说就在“甜蜜的十一月”（SweetNovember），花个17天，出一口气，也算甜蜜的一种啊。说得也是，我心动了。写吧。一言为定。不多花，就十七天写完，一言为定。

2011年2月，我花了40天，写了那本《大江大海骗了你》；9个月后，我花了17天，写了这本“我梦碎，所以我梦醒”。其实，对我而言，写这类书有点失之浪费青春，不，浪费老年。

浪费老年，我知道，但我义愤之下，忍不住，还是一写再写，但求浪费的时间少一点。用17天率尔完成此书，而不再是40天，是我的进步。我76岁了，我率性，但我把浪费缩短了。

《我梦碎，所以我梦醒》，多么生动的题目。滔滔者，天下皆梦也。梦不必反求诸己，可以是自己的梦、可以是别人的梦、可以新华春梦、可以金陵春梦、可以红楼梦、可以黄粱梦、可以南柯梦、可以李伯大梦、可以胡茵梦。哦，她在梦碎之后，改名胡“因”梦了。梦碎使她不再芳草如茵、梦碎使她从絮果悟出兰因，她落草了。

有梦大家做。有的梦是自己的、有的梦是别人的；有的梦是个人的、有的梦是集体的；有的梦是痴人的、有的梦是蝴蝶的。不管什么梦，其实单纯醒来都不算真醒，要梦碎了，才算梦醒。

因为好梦太少了，噩梦太多了。有人自己本身就是噩梦，虽然有个美丽的名字，例如胡茵梦。

这本书一点也不弗洛伊德（Freud），弗洛伊德的伟大，是他发现了梦的成因，独揭千古之秘；弗洛伊德的荒谬，是他企图细部解析这个梦那个梦，结果陷于解梦猜谜。叛他而去的学生容格（Jung）步武乃师，但也是徒劳，玄虚以没。我这本书，绝不陷入精神分析学家的窘局，而是随机抽样，就人世面、众生相切入。不纠缠在梦的学理，而落实在梦的表象，从表象看它的起落，不是“事如春梦了无痕”，而是“事如噩梦长破碎”，所以，我说，这书一点也不弗洛伊德。

这书随机抽样，抽出许多大小主题，围标出我们中国人今日的痛苦与困境，铺陈出事实，然后做出总结论，一一有以自解。总结论是：

一、这个世界，是愚夫愚妇的世界。志士仁人，只是这个世界的点缀。志士仁人乃是世俗以外的成功者，与世“推移”，精神可嘉。

二、“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时机不对，“推移”会失败。

三、这个世界需要志士仁人，但只是点缀。

四、这个世界的基本面，中国是四分之一。外国人不能自外于中国，中国人更不能自外于中国。

五、国民党要统治中国一千年，但吹牛吹破了。现在轮到共产党了。务实的人不会笨到想推翻共产党，而是千方百计，诱使共产党变好。这是真正“休戚与共”的智慧，蛮干不是智慧。

六、中国的台湾，必须智慧的与共产党周旋、纠缠、与相处。

七、海峡两岸有太多太多的梦碎、千奇百怪的梦碎。最好不要再乱做什么梦，而是睁开睡眼，务实的、斤斤计较的活下去，少做愚夫愚妇，多做善男信女，使你我在四分之一的世界里，稳住小康。多少乱做的梦，不是小康而是找死，少做一点吧，大家可以同床异梦，但别同归于尽。异梦是多少问题，同归于尽就是生死问题了。

八、四分之一的那个世界，要起来、在“美帝”的压力下起来。

我76岁，行年80，一切从心所欲，逾矩何伤。信笔为文，行云流水，生猛随意。要把书怎么写，一切随我高兴。不论我怎么恣肆，都有“大头脑”串烧其中。因为头脑好，所以光从书名，就可以发微、可以启智、可以纵横、可以笑傲。环顾当今之世，论“大头脑”，无出李敖之右者，当然也无出其左者。李敖以自大玩世，然亦偶与生民同梦，人梦己梦，如其仁也。这本《我梦碎，所以我梦醒》，非自脱也、碎中有我也。

历史上，不论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在这么小的岛上，失败得这么久，却有足够的时间给死尸化妆、给臭史弥缝、给孽种洗脑、给历史工作者吃迷幻药，最后，还演变到龙应台式混头脑，居然向失败者致起敬来。

我实在看不下去，所以要拆穿他们。拆穿有时要拿出实证，所以会浪费更多的时间。但为了“正色”，也就花了。

正的，就是紫色。

紫色的可恶是它赶走红色又冒充红色。如果它就是本来颜色，我们还可理解，但它不此之图，却冒充起红色来，就太不像话了。“恶紫，以其乱朱也。”难怪古之圣人要特别讨厌它。

我是今之圣人。说我是圣人，或惹浅人冷笑。王阳明说做圣人我做不到，但圣人做我，也难逾我。我的“李敖圣人论”，发端于此。

61年来，我坐看打着国民党旗号的一批坏人，在祸国殃民以后，退居海隅、窃中国一岛以自娱。随后，又坐看这批坏人，孵出打着民进党旗号的一批混人，在有样学样以后，退居边陲、恃中国一岛以自毁。我生也雄奇，志不在一岛，只缘阴错阳差，不幸与彼辈同土，自不免于周旋、纠缠、与作弄；爱国情殷，亦不免于救溺、热讽、与冷嘲。大体说来，对雄奇之人，未免浪费。只有做做圣人，才能于此释怀。古人说“圣人不空出，贤者不虚生”，意在斯乎？

我自75岁以后，渐弃电视口伐，回归书房笔诛，由于人已老去，乃珍惜余生，把打击面放宽，着眼在全世界，此我之“全球化”也。自不拘于中国问题，更不拘于中国的那一个小省的问题了。

我息交绝游，每天工作18个小时，有时累了，不是停下工作而是掉换主题，用掉换主题的方法聊作调剂。有时候，一些被我“活埋”了的旧主题会“窥伺”我，彷彿邀我为它们花点时间、为它们来上几笔，写个百八字也好。这些被“活埋”了的主题，虽然不够“全球化”，但是中国仍需要这些主题来打击魔鬼。规划天堂的人，也别忘了打击一下下界的魔鬼啊。

被“窥伺”多了，我有时会心软、会手痒。就花个20分钟、半小时吧，把尘封的辛苦累积的大量资料，垂怜一下吧。

终于我推出了这本书。

书中重点不能不扯到眼前的题目。

我认为，我们要看的是大方向。

大方向是中国大陆不能由一个党说了算，中国台湾不能由两个党说了算。

大方向是要阻止这两个党分赃、阻止这两个党同流合污、狼狈为奸。

大方向是需要制衡力量，可叫它做“第三势力”。虽然“第三势力”这个词汇已经给用滥过，我们还是不妨一用，因为这个岛的确需要两个党以外的第三种势力。

目前我们要找个党、找个人，可以担任“第三势力”的任务，只有亲民党和宋楚瑜。

如果不是亲民党和宋楚瑜，如果你能找到别的，可以跟国民党、民进党两大烂党抗争的，我们也可以接受。

我们无爱于亲民党和宋楚瑜，我们有爱于“第三势力”。

我们不在乎亲民党和宋楚瑜的存亡祸福，我们在乎“第三势力”的存亡祸福。

即使亲民党有多少缺点、宋楚瑜有多少争议，都无碍于我们追求“第三势力”、都无碍于我们目前的支持。

我们对打王八蛋没有兴趣、对打龟儿子没有兴趣，对联合兔崽子打王八蛋和龟儿子有兴趣。

令人忧虑的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

国民党从1921年共产党创党开始，就跟共产党有复杂的分分合合、打打谈谈的关系，因为两个党都是列宁（Lenin）式的政党，所以党的结构都很严密，党与党对口起来都非常顺手。我手上藏有当年两党秘密合作的原始文件，更可佐证两党勾结的事实。

正因为有这种事实，在党的质变更僵化的共产党方面，就一直念念不忘透过党对党的口交，来便宜解决中国问题，甚至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共产党仍不忘旧情、旧法子，希望便宜解决台湾问题。这一历史经验，使共产党总以为台湾问题只是国共两党说了算的问题，而台湾的国民党余孽，也就投其所好，顺水推自己，俨然国民党可总代理台湾了、国民党荣誉主席可总代理党主席了。越演越像之下，共产党越发以为走国民党路线，该是“终南捷径”了，其实不然。

台湾问题，绝不如如此简单。

今日在国民党当家的，其实还不如蒋介石。蒋介石还有“大圈圈里的小圈圈、小圈圈里的黄圈圈”，在做“小军机处式”的看蒋介石脸色的讨论，而马英九呢？却连这种“小军机处式”的讨论一下都给免了，马英九一切“干纲独断”，但自己又是“昏君”，所以决策草率，比蒋介石更有过之，只是他没有外蒙古领土可卖了而已。

共产党路这样走下去，会失尽台湾同胞人心。

台湾同胞会认为：你们怎么老是勾结国民党来对付我们？今天的国民党，跟你们钱来钱去，自连战、江丙坤以下，“寒雨‘连’‘江’夜入吴”，整天干的什么事，大家心知肚明。台湾同胞的人心是那么容易化掉的吗？

共产党使中国富国强兵，功不可没。但今天共产权贵的台湾政策，以勾结国民党官僚连战、马英九为得计；以蹲点买香蕉、买活鱼、拙劣手法买人心为业绩，全无“远大政策”；又箝制台湾同胞与全国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公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对这种自由的保障，小气八拉，全无“大国气象”，看来实在令人忧虑。这种忧虑，是这本书的一个重点，我特别点破，给大家警觉、反省。

由于传播工具的发达，人更容易做混蛋了。

马尔萨斯（Malthus）应该有新定律了：“劝人不要做混蛋的声音，是以代数级数（anarithmeticalratio）增加的；但人做混蛋的事实，是以几何级数（ageometricalratio）增加的。”

看来圣者智者要靠边站了。

当然圣者智者不服气，他要“知其不可而为之”，但他们被压缩了、被挤开了。

现在只剩下一条路了，就是“拼命写书”，在极权政府管不到你的小范围里写书。比起新科技下排山倒海的传播工具来，写书已近末路，但只有与穷途相连，才有末路。穷途末路未来就是古今中外志士仁人的标准处境，只有写书是有能为力、是自己的园地、是耕耘所向与耕耘所在。

我越来越觉得我只剩下写书的小世界。在小世界里写大书。其他非大书的写作，都不能畅所欲言，冥冥中总觉得有《1984》（NineteenEighty-four）故事中的“老大哥”在虎视、在冷眼，写得非常不自在。在新浪网微博写的每则140字框框，就是如此。虽然5个月内来了250万读者，但是他们只看到140框框内的我，他们看到的不是140个字，而是140分之1的我，许多时候，我把我自己越写越小了。

还是写大书吧、写我能在中国东方的一个岛上随我高兴写出来的书、逍遥出来的书。也谈不上什么销路，只是留下“书种子”而已。留下“书种子”多么重要，它象征乱世中国或治世中国里，还有活人、独处一室光芒万丈的活人。

从大书标准看，这本书实在不够大，但我还是支出17天，把它完成了。有点应时的味道，正闹选举，我随缘随性、予取予求，要骂个痛快，就淋漓起来了。

为了放松我颈部背部与腰部，我躺着仰着写，头枕枕头，大腿下也垫了个枕头。稿纸夹在夹板上，左手执板下角，右手以PILOTG-2O5钢珠笔写出，不拘字形，鬼画符而已。

这篇序，在几番风雨中，写得一番破碎，盖有意为之。

梦碎时分，得以梦醒；

梦醒时分，尔将安归？

寻找最后的安身立命，是我们的共同归处，这本17天完成的奇书，足以解梦、解梦，而圆之。特志本末，以昭读者。

2011年11月26日在中国台湾

我梦碎，所以我梦醒

人道是“辛亥革命”100年。

人道是“辛亥革命”是公约数。

海峡两岸要公约数。扳起指头，有多少公约数？

和平、互信、通航、买卖香蕉……都是公约数，没有争议。再拉高一点吧，熊猫怎么样？熊猫在台湾叫猫熊，好吧，就猫熊。猫熊怎么样？看来效果有限。猫熊不大好做政治发挥；故宫呢？故宫办了两岸合璧的《富春山居图》，发挥了一时公约的效果，可是久了，除了逃避现实的艺术批评者，没人再富春了，作为公约数，也不能持久了。还是孙中山吧，孙中山通吃了革命，又死得早，又红又专、又蓝又钻，就是他吧，可是整年炒作孙中山，弄得毫无新鲜感了，找个应时一点的吧。于是，“辛亥革命”应运重生了。2011年，正好是“辛亥革命”100年。就是它，大家公约一下，就炒它吧。唯一落差是海峡那边，重点放在“辛亥百年”上；海峡这边，重点放在“建国百年”上。“辛亥百年”当然不等于“建国百年”，因为“辛亥革命”建出来的“中华民国”，早就在1949年38岁时亡国了。可是海峡这一边不管，由小白脸马英九带头唱大花脸，硬要举办“建国百年”活动呢。这不但与史实不符，并且非常非常非常不要脸。若说办的是“冥寿”，也就罢了。马英九办的偏偏不是“冥寿”，而是“活见鬼的生日”，这就坐实自己真是不要脸了。马英九政权说“中华民国”的台湾占中国领土千分之三。请问千分之三可以代表中国吗？并且，一代表就代表60多年吗？不要脸的马英九政权说自己“小而美”，有代表性，这就令人纳闷了。男人身上有千分之三的凸出物，难道“中华民国”以此自居吗？如所剩的千分之三的确如此精华，谅也自成一说，只是司马迁的大头不以为然而已。总之，不管哪个百年，都是百年梦碎。梦碎是残酷的，却是重要的。因为只有梦碎，才使我们梦醒。

我梦碎，所以我梦醒。

我梦碎，所以我梦醒。

让我们一起梦醒。

“公投”梦碎

为了作文时的“破题”，我先举个梦碎的例子。例子是应时应景的，就是马英九日前提出的“公投”。“公投”见于《民进党党纲》，中经流变，最后流出的无异大便，来龙去脉，煞是有趣，容我道来。

是谁不肯兑现《民进党党纲》？原来是民进党自己，怪事吧？

1986年，《民进党党纲》白纸黑字说：“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这就是有名的“台独公投”，当年由陈水扁提出通过的。

要公民投票，得先有公投法，于是1999年4月10日，由彭明敏、李镇源、林义雄、黄石城、辜宽敏、陈隆志带头，由蔡同荣、高俊明、许世楷、黄昭堂等为召集人，发动促使“通过公民投票法”，并不得有台湾前途议题的“排除条款”大行动。他们白纸黑字宣告：“全民公投，才能确认台湾自有主权，否则所谓‘中华民国早已是主权独立国家’的说法，只是在自欺欺人！”

随即展开“公投救台湾，绝食为公投”的壮举。参加绝食的有蔡同荣、高俊明、黄昭堂、许世楷、尤清、罗荣光和立法委员级的张俊雄、沈富雄、林浊水、许荣淑、周清玉、李俊毅、陈其迈、蔡明宪等123人。声势浩荡，令人惊悚。

本来是“无限期绝食以宣示催生公投的决心”的，“气氛严肃悲壮”，可惜悲壮下来，竟演变成“以‘打卡’弹性自由进出方式绝食”起来了，最后，识食物者为俊杰，都吃起来了，一场绝食公投，大吃告终。

比起他们来，北爱尔兰绝食66天而死的英雄如桑德斯（BobbySands）之流，未免太不够意思了，因为他们真的饿死了，不像爱台湾的英雄们那么又爱台湾又爱吃。

以上的糗事，大家都忘了算了。不料他们吃饱了又来了。在2003年11月27日的公投法表决中，当反对党（注：当时是绿营执政，“反对党”是蓝的）逆势操作，要让以绿色为主的蔡同荣版（注：蔡同荣，外号“蔡公投”，最爱主张“以公投搞独立”）通过的时候，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蔡同荣版的提案是：《公投法》“适用事项”应包括“国旗、国歌、国号、领土变更、国家主权等国家定位议题”，这就是呼应他们在1999年所推动的《公投法》“不得有台湾前途议题的‘排除条款’”，可是，投票的时候，当主席宣布“首先就蔡委员同荣等提案条文进行表决”，蔡同荣不但不投票同意自己提的案，反倒投了弃权票！同样妙的是：跟他一起提案的以绿色为主的100名立委，也都投了弃权票！其中李文忠尤其妙，他脱身不及，情急之下，投了反对票，你怎么反对起你自己的提案了呢？这真是古今中外人类议会史上的大笑话！

原来他们不敢玩真的！绝食是假的！提案也是假的！他们口口声声要向中国、向中华民国、向外来政权争回“国旗、国歌、国号、领土变更、国家主权等国家定位议题”，可是真正有机会对决的时候，他们都吓跑了，他们口中的台湾人尊严与勇敢，都不见了！

结果，2004年“公投绑大选”中，公投项目，竟然是买不买飞弹等枝枝节节选项，真正该依《民进党党纲》“以公民投票方式”建立“台湾共和国”的大目标，也就是所谓“台独公投”，反倒给出局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民进党立委在《公投法》中，故意不让“台独公投”有它的法源。没有法源，2004年只公投了别的枝枝节节，真正该做的“台独公投”，反倒给挡住了，而挡它的人，竟是民进党那100名立法委员！

以上的糗事，大家也都忘了算了。不料他们2007年又来了。来的是“修宪”和“第二共和”之类，比起“台独公投”来，又是枝枝节节的把戏，因为“修宪”，修的是“中华民国的宪”；“第二共和”，共的是“中华民国的和”，还有“中华民国”在、还有外来政权的阴影在，那不是民进党党纲中的“台湾共和国”。而建立“台湾共和国”，才是一切根本。

所以，关键只是你宣布“台湾共和国”就是了。“正名”不是宣布，“正名”是吵着我要宣布，但不敢即时正式宣布。“正名”是一种骗局，表示要动，其实根本不动，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今年是伪“中华民国”100年，而非真“台湾共和国”元年，因为“正名”专家不敢玩真的。

“正名”是骗局、“修宪”、“第二共和”等等都是。“台湾共和国”成立了，大家“制宪”了，行“新宪”了，谁要修什么宪！“中华民国”驱逐了，管它第几共和呀！谁要共第几和！

所以，关键只是你宣布“台湾共和国”就是了。宣布的法源何在？“台独公投”就是。

办“台独公投”，要在立法院修《公投法》，加入原来被民进党100名立委4年前藏起来的条文，订出时间表，就一切OK。

但是，台独英雄们嘴巴喊“公投！公投！”手却不敢投票。

在另一方面，我们追溯一下远因：

1949年，共产党说“中华民国”已在1949年被消灭。国民党说没消灭，还有千分之三在台湾。对大陆，要“反攻”回去，用“反攻”统一它，最后，“反攻”未遂，改用三民主义“统一”它。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反攻”无望、“统一”无功，国民党空抱着“中华民国”招牌，怪的是，共产党也乐得国民党抱，在共产党眼里，“中华民国”是一具死尸，有“台湾共和国”要借尸还魂。所以，要国民党来守灵，守住“中华民国”这块招牌。

民进党明说建立“台湾共和国”，但对“中华民国”四个字却没处放，就活像男同性恋者性交时，多出一坨在体外摇荡，没地方放。从“中华民国到台湾”、到“中华民国在台湾”、到“中华民国是台湾”，诠释纷纷，可是就是拿不掉这“外来政权”的国号、也拿不掉它的国旗、也拿不掉它丑陋的国歌，执政党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家家酒：国歌动口不发声也、印228台湾邮票也、中华邮政改名也、护照加注TAIWAN也……都是家家酒，因为不敢玩真的。

真的是什么？真的是废掉“中华民国”国号、国旗和国歌。不敢废掉国号、国旗、和国歌，而把蒋介石铜像大卸816块，都没有用，都是自欺欺人，因为你不敢打中要害。你只是玩家家酒，蒋介石铜块陪你玩，他在地狱笑得要死，他会说：“本民族救星扣在你们台独英雄头上的国号、国旗、和国歌，你们敢改吗？”

台独英雄说：“我们为什么不敢？我们已叩关联合国2006年遭到第14次失败，我们还在敢。”但是14次又怎样，你是打着“中华民国”招牌去叩关啊！你敢用“台湾共和国”叩关吗？

台湾英雄又说：“我们有新的，看‘第二共和’来了。”但是，有“第二共和”就有“第一共和”呀。谁的“第一共和”，对不起，“中华民国”的啊！绕了半天，“中华民国”阴魂不散！死鬼蒋介石还在笑我们！

台独英雄们说228就是台独，如今64年了。关键是，过去台独英雄不是执政党、没当家，未能废掉“外来政权”国号国旗，不能全怪他。但今天怎么说呢？你们执政了前后8年，有足够的机会了：总统是你、行政院长是你、执政党是你、国会半数是你，执政8年了也是你，怎么还搞家家酒呢，炒“正名”、炒“爱台湾”、炒“台湾人出头天”、炒“台湾人不是吓大的”、炒“去中国化”、炒“去蒋介石化”、炒“第N次修宪”……除非你去掉“中华民国”国号、国旗与国歌在先，一切炒作，都没有用、都是家家酒。

关键所在，呼之欲出了，就是兑现你们台独党纲，成立“台湾共和国”。成立“台湾共和国”什么后果是另一回事，只是不再自欺欺人、不再人格分裂、不再玩假的。

让我们来个“台独公投”解决一切。

2004年11月20日，国民党连战说：“真正要玩，就办台独公投。”2004年11月21日，民进党陈水扁说：“你以为我不敢吗？泛蓝‘好胆唛走’(注：有种别逃)！”太好了，国民党主席和民进党总统都深明关键所在，就在“台独公投”，其他都是不敢、都是玩假的。但是，在连、陈二位都揭示“台独公投”大对决的勇敢后，如今一个下野、一个入狱，我们眼巴巴的等，却只见空转，“好胆唛走”的，却自己把自己吓跑了。

妙的是，国民党马英九见人食髓而知味，师陈水扁“公投绑大选”故技，也喊出“公投”来了。天知道这混蛋要“公投”什么。立刻，民进党抓住机会，像抓住了同性恋者多出的那一坨，又“公投”“公投”喊起来。吓得马英九连夜发新闻稿往后缩，可是太迟了、太迟了，台湾人的公投并发症又惹起来了。但是，“公投”大梦还能做吗？

“公投”梦碎。

“台独”梦碎

皇帝有真假，太子有真假，公主有真假，但真的比假的多得多，全世界各行各业中，只有一个行业，很少真的，几乎全是假货，那就是所谓“台独”分子。这话说来好像不是真的，但事实却正如此，多奇怪啊！

“台独”分子标榜台湾独立建国，他们要革命、要打拼。不论要什么，重点必须出之以行动。要革命吗？那得付出抛头颅、洒热血、坐穿牢底、横尸法场的代价，但遍查国民党伪政府的抓人杀人记录，被杀的，成千上百，统统都是共产党。“台独”分子被关者偶有之，但被杀的只有一个，还是精神病患者。这一统计，告诉了我们，如果“台独”分子是真货、是玩真的，为什么总能逍遥法外？为什么总是热血腾腾，但却流出来的这么少？

答案是，“台独”分子一直在口号层次，不在行动层次。并且，当年喊口号也在美国喊、日本喊。这也说明了，很少海外的“台独”分子不是外国人、不拿外国护照。

最有戏剧性的变化是，大喊台湾独立万万岁的陈水扁当家做主了，他并自称是“台湾总统”了。那么为什么不赶快易龙旗、废国号、改宪法、奉台湾正朔呢？原因是，他是“台独”分子的假货，他不敢。至于其他的“台独”分子呢？他们的主力，都在台湾或回台湾“鸡犬同升”的做官了、做民意代表了、做政党大员了，除非为了选票，他们也懒得口号台独了。他们清楚知道台独只能弄假，不能成真。有政治利益好分的今天，他们才不那么笨。

郑南榕办杂志，晚期引进一个相貌臃肿头脑膨胀的家伙，叫许世楷，从东京大轮台独宪法等怪论，可算集混言混语的大成。郑南榕生前死后，无异为许世楷做了垫脚石，后来许世楷攀上陈水扁，做了“台湾的驻日代表”4年。还和太太用日文写了《台湾是台湾人的国家》（Taiwan:OurCountry），中有一段是：

有人说日本怎么那么怕中国，美国怎么那么怕中国，其实是台湾人自己最怕，假如台湾能勇敢地说出要独立，讲得很清楚，只要台湾人有70%以上的自信，公投结果有70%以上的人要独立，美国和日本都会支持的，他们现在不敢赞成，就是因为你台湾自己的公投不过嘛。

许世楷要问问陈水扁啊，你执政8年，为什么“公投不过”？因为你根本不敢搞“台湾自己的公投”。公投立法表决时，你们提案人逃了。这一笑话，你不会不知道吧？

最后的揭晓，在2005年3月1日，这一天，“台湾总统”陈水扁在与欧洲议会议员进行视讯会议时表示：

我必须要坦承，我不能够骗自己，也不能够骗别人。我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在我总统任期内要把国号改为台湾共和国，我做不到，前总统李登辉在他过去12年任期也没有做到；我相信，即使现在总统给他做，他也一样做不到。

台独、台独、台独、台独，最后真相，原来如此，全是骗局！

“台独”梦碎。

“国家”梦碎

人盼自己不朽，成千年不坏之身；国也盼自己不亡，成千年不坏之国。以德国为例，从公元962年到1806年的“神圣罗马帝国”，虽被大思想家讥为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帝国，但毕竟一拖844年，比起874年的中国周朝来，只差30年而已。由于神圣罗马帝国寿近千年，所以被尊为第一日耳曼帝国，19世纪俾斯麦（Bismarck）梦想再来一个，但他的第二帝国只47年而亡；希特勒（Hitler）也梦想再来一个，但他的第三帝国只11年而亡。中国这边也一样，国民党大员戴传贤说周朝天下800年，我们国民党“中华民国”至少1000年，现在事实证明了，1000年是大牛屄，即使把袁世凯他们的“中华民国”都算给它，“中华民国”只不过得年38。古人年过60称“享年”，59以下称“得年”，38岁而亡，正好得年无误。

在亡国前夜，一个关键人物自杀了，他叫陈布雷。他是显赫的国民党。

陈布雷的显赫，不在他身居高官和党中央要职，而在他是蒋介石的侍从头子，他从38岁到59岁，前后21年间，一直是蒋介石贴身的文字侍卫官，一直是首席秘书、首席幕僚长，这样一个近水楼台的地位，他的显赫，自然就不是一般的高官和浮面上的党中央要职所能概括的了。蒋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风范》（《伤逝集》）里说：“侍从室这一制度，在编制系统上是属于军事委员会的。但是真正的性质，历史上所罕见，勉强的做一比较，清代的军机处有一点仿佛相似。”陈布雷身为国民党军机处的头头，他的显赫，自然也就非同小可了。

陈布雷除了成为国民党军机处的头头外，还一直是蒋介石的文胆。蒋的作品，从早期的《告黄埔同学书》、《祭告总理文》，到中期的《报国与思亲》、《西安半月记》，直到后期的文告讲稿，都是陈布雷的杰作。陈布雷一生没有文集流传，——他的文章，都跑到别人的文集里头了。

陈布雷自杀前留有遗书给潘公展、程沧波，充满了自恨自悔的“自谴自责”，他说他“以百无一用之书生”想救国，“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结果“十余年来”，国没救成，结果竟是“误国”！“误国之罪，百身莫赎”。他在给洪兰友信中说他“忧心如焚，自责自讥”；给陈方、李惟果、陶希圣信中说他“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场……在公为不可谅恕之罪恶，但在私则有其无可奈何之苦衷”。又在给蒋介石信中表示“目睹耳闻，饱受刺激”，更显示了他的痛苦与挣扎。陈布雷共有6子2女。这8个孩子中，陈琏（怜儿）最早做了共产党。陈琏是1919年生的。她的母亲是杨夫人，生她以后20多天就“以生育太频，气血亏竭”而死。陈琏长大后进入师范，读了一年就转入杭州高中，后来进了西南联大地质系。1939年，她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又转入中央大学历史系。抗战胜利后，她在北平贝满女中教书。1947年，国民党保密局破获了中共北京地下电台，又在保定、西安、兰州发现中共组织和地下电台，大肆搜捕，意外得知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竟是共产党，蒋介石为之大为惊讶、震怒。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大抓特抓之余，很感慨地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其实国民党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

不但女儿做了共产党，小儿子陈远（积乐，后改名为陈力）也过去了。陈远是1926年生的，他的母亲是王夫人。1946年，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陈远参加示威，被国民党“青年会”殴打。他在1952年正式加入共产党，后来做到天津人民出版社政治读物组负责人。

不但儿女发了红，连弟弟也保不住，七弟陈训惠也出了问题。陈布雷死后，除长子陈迟（积泉）学农，在台湾做农业专家外，夫人和子女们都“投共”了。三子陈适（积皓）同济大学毕业，学工，是铁路工程师，原被国民党派到奥地利工作，后来“回归”大陆了。长女陈绣也入了共产党。

陈布雷一辈子要救国家，结果“误国之罪，百身莫赎”。最后，且发现他的亲人比他“正确”，他在“中华民国”亡国前夜，终于一死了之。

陈布雷最后以“感激轻生之士”收场，要以一死来证明他不得不证明的，他知道做的是什么——终于用他所能做对的一件事，了结了他做错的许多事。他的太太王允默在陈布雷《回忆录》前记中说，陈布雷最后感到“徒耗国力，愧对民众，生不如死。故遗书中，力劝朋友及时努力国事，勿使老大伤悲。是以先夫子之死绝不是仅为一人、为一事之刺激率尔轻生，盖其志在以一死励大众也”。这种解释是不妥当的。陈布雷并非“志在以一死励大众”。事实上，他以死所励者少，而是以死自剖者多。他终于用一死证明了知识分子跟国民党合作的悲惨下场，他告诉大众他过了错误的一生，他用一死否定了他一生的鞠躬尽瘁，在“油尽灯枯”的摇曳里，他把一死，注入了新的意义——那个为他所明知却又欲说还休的意义，他把光明重新点亮，虽然他自己却误上贼船、“百身莫赎”，永远殉葬在黑暗里了。

陈布雷在“国家”梦碎前自己先梦碎。他的梦碎，阻止不了任何历史的必然。“国家”追随了梦碎。

“中华民国”亡国考

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曹胜芬，在《陈步军先生的风格》（《怀恩感旧录》）里，有这样一段记文学侍从之臣陈布雷：

晚近幕僚之道，不足论矣，不是主管不尊重幕僚的地位，把幕僚视同奴属，便是幕僚乘机弄权舞弊、结党营私，竟很少道义的结合。而布雷先生则是当代最理想的幕僚长之一。他与领袖之间，真所谓精诚无间，领袖对他特别敬重，他对领袖绝对忠诚。无论任何场合，他可以说没有自己的得失、没有自己的荣辱，他以领袖的得失为得失、以领袖的荣辱为荣辱。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个境地，乃是由于他的心境的纯洁，毫无私念和私欲。他从不位置私人，从不想扩张自己的权力。在侍从室的时候，领袖为事实的需要，几次要扩大他所主管业务的范围，他总是如若不胜的推荐其他的同志来担任。终其侍从室第二处主管任内，工作同志始终只有20余人。尽管他置身政治的里层，领袖对他信任有加，但他时有廊庙山林之思。34年冬，侍从室结束以后，有一天我和布雷先生闲谈，他说：“宋朝有一种制度，凡于国家有功勋的大臣，到了晚年退休的时候，他可以请求朝廷去管理一个寺院。我想我回到南京以后，无论鸡鸣寺或灵谷寺，如果让我管领一处，借那清静的环境来整理国家的文献，那才是名山盛业哩。”那种眉飞色舞的神情，及今思之，犹在目前。

陈布雷这一归老于鸡鸣寺或灵谷寺的好梦，在他“眉飞色舞”后不久，便大碎特碎了，最后，他在国民党连南京也要失去的前夜，悽然自杀。这一自杀，他的副官陶永标曾有回忆（《尸谏——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自杀经过》，1983年4月《七十年代》）。陶永标说：

作为陈布雷的贴身副官，对于他的饮食起居，我当然一向十分关注的，何况他的家眷又不在身边，我的责任更大些。我经常苦劝他多食早睡，保养好身子，他听时总频频点头，实际上并不在意。每夜我一定要见他熄灯后才放心回家休息（那时我住在丁家桥，离陈公馆所在湖南路很近）。有天深夜，我见他两眼熬得通红，神志疲倦，就缠着他非得上床躺下，睏不着也闭目养神，不能再用眼力。他便又向我要了几粒安眠药一口吞下，朝床架上一靠，望着我手中的药瓶叹道：“这瓶药给我一下子报销掉就好了，省得你再操心了。”

平时只要见到他打瞌睡，我就吩咐四周保持安静，不让任何声音惊扰他。有时他在汽车上睡着了，我就放慢速度在马路上兜圈子，尽量让他多睡一会。另外为了增进他的食欲，我不断安排厨师给他配制一些色香味较重的菜肴，可是没有什么成效。

我也注意到陈布雷这些天来心神特别不宁，我将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及时地告诉了他的四弟训慈和八弟训愿，两兄弟当时都在南京政府任职，闻讯相继前来抚慰其兄长：“百事要看得浑些。”同时我也将此情形写信告知他在沪的太太，王氏频频来函开导。然而，大家都仅仅为陈布雷的健康担心，没有料到以后的事情会这么严重！其实，事后来看，所有人劝慰对他都不会发生丝毫作用，因为要改变一个决定去死的人的想法是非常困难的。陈布雷实质上是一个性格深沉、意志坚强而置生死于度外的人，一旦拿定主意，是不可更改的。

在陈布雷活着的最后几天里，流露出一些较明显的反常迹象，可惜我当时没能觉察，从而阻止这个悲剧的发生。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11月10日晚，适几位同事都不在，陈布雷提出要同我共进晚餐，我感到有点意外，因为往常用膳，我总是等他用完后我再用，这倒并非鉴于“主仆”的关系，对此他是一向不计较的，我顾虑的原因是他的牙齿不大好，进食须细嚼慢咽，而我习惯于狼吞虎咽，三口二口解决问题。如二人一起吃饭就不大协调。故这次对他的邀请，开始我还想推辞：“我去找蒋君章秘书来陪你吧。”因为陈布雷平时也常同自己的秘书一起用膳。然而这次他根本不由我作主，“叫你来就来了，不必再噜苏！”我只得遵命，拿了碗筷在他对面坐下。没想到，这竟是我同陈布雷的最后一次共餐。

饭间，陈布雷不时地仔细询问我家庭生活开支方面的情况，并清楚地道出我几个孩子的名字，我均一一详告。他问我经济上有什么困难，我说总能应付。他对当前兵荒马乱、物价暴涨的局势表示担忧。末了他用深情的语气说道：“你忠心耿耿跟着我十多年，任劳任怨，患难与共，你也知我是两袖清风，你和你家属也从没有沾到我什么光，我总以为很过意不去，不知该怎样谢你。”我听了这话顿受感动，眼睛一热，泪水差点滚下来，连忙答道：“主任这些话是过奖了，主任那样有名望的人如此器重我，已使我感到此生有幸了。”陈布雷继而又叹了一口气道：“近年来我的身体越来越差，自己也觉得一天比一天难以支撑，倘突然有个三长两短，请你自己保重，并望能时常去看看我的太太。”我见他情绪如此悲观，心中也很难受，便宽慰道：“主任不要想得太多，千万要爱惜自己身体，俟战事一结束，主任便可向委座告假回家乡养老，整理国故，著书论文，实现你从前当记者时的愿望。”我知道陈布雷对从政早已感到厌倦，从很久以来他都期望恢复一介平民之身，过恬静的农村生活，所以用这番话来安慰他，希望他精神上有所寄托。陈布雷听了似有感触，沉默良久，才长叹一声道：“恐怕等不到这一天了！”

11月11日上午，陈布雷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临时会议，这是他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时间拖得很长，我接他回到公馆已是下午3点钟光景，几位秘书文员还在等他吃午钣，大家发现他开完会的脸色不好，便推测可能前线局势危急。可是在饭桌上，陈布雷一反近来沉默寡言的态度，从容地做了一番不寻常的长谈，达两个小时之久。

他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推翻满清、北伐战争一直谈到当前的时局，表示无限的感慨惋惜。接着又忆及自己青年时代教书、办报、参加同盟会等一些遗闻轶事。最后语重心长地嘱咐大家要保重身体，免得将来像自己那样饱受未老先衰的痛苦，等天下太平了还可做些学术研究。在座听了无不深受感动。谈毕已是掌灯时分，他说要上楼休息，并吩咐我晚上不见客。这一天夜里11点敲过，我见他寝室的灯已经熄了，比以往早得多，我想他一定是太累了。其实陈布雷并没有早睡，他不过是躺在床上静静地思考一些事情，也可能在酝酿有关遗书的腹稿，因为第二天早晨我见到他时，他依然是一副倦容满面的神态。

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84周年，国民政府照例举行纪念活动。陈布雷称身体不适没有去参加，吩咐秘书代为请假。

这天，陈布雷彷彿显得比往常从容镇定。上午，他关照我去请来了理发师，替他理发修面。随后又去洗了个澡，换了一身干净整洁的衣服，一双新布鞋。午饭后，他睡了一个多小时的午觉。醒来正值总统府第二局局长陈芷町来访，二人促膝倾谈近两个小时，其中陈芷町不乏宽慰之词。辞别时陈布雷一直送客人至大门外，再三表示感激。

客人离去后，陈布雷要我驾车送他去郊外散散心。

我们的汽车掠过交通混乱的闹市区，出中央门，绕着玄武湖兜了一圈，陈布雷两眼发愣地凝视着车窗外的湖光山色出神。车子在湖的南端掉头，朝东面钟山方向驶去。在离中山陵不远处，陈示意我将车子停住，他下了车，吃力地攀上附近一个山丘顶极目瞭望。

宏伟壮观的中山陵，在夕阳的映照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它左邻明孝陵，右毗灵谷寺，依山傍水，气象万千。陈布雷环顾此壮丽景色，抚今追昔，感慨世事，心潮起伏，不禁热泪纵横。我仰望他那悲怆的眼神、那晶莹的泪水、那憔悴的神容、那在秋风中散乱的半白头发，想起他从政20多年来的忧国忧时、辛苦劳累，感到阵阵心酸和怜悯。我眼前彷彿出现了2000多年前屈原踯躅于汨罗江畔高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情景……中国几千年来的君子之忧是一脉相承的。

直至夜幕开始垂下，陈布雷才带着留连忘返的心情悻悻离别。临上车时他问我：“陶副官，你还记得我以前讲过的一则笑话吗？”我答道：“主任莫非指有朝一日辞官隐居，到灵谷寺或鸡鸣寺做和尚一事？”他点了点头道：“和尚做不成，死在这里也好。”（直到陈布雷去世后见到他遗书，我才领悟到他临自杀前一天来到京郊触目伤情的原因：他在给夫人王氏的遗书中嘱咐“即在南京薄埋之”。可见他对南京这座千古名城确是怀有一种特珠感情的。）

灵谷寺、鸡鸣寺都是六朝的名刹。灵谷寺是宋文帝元嘉年间（5世纪）宝志禅师盖的，最早叫道林寺。梁武帝天监13年（514），他以社稷存亡问于志公，志公答他说：“贫僧塔坏，陛下社稷随坏。”后来志公死了，梁武帝怕志公的预言成真，赶忙改以石塔代替木塔，以防塔坏，不料工程做了一半，就“亡国”了。梁武帝饿死的地点，就近鸡鸣寺。鸡鸣寺是当时同泰寺的故址，寺的东边有坡道通城，俗称为台城，86岁的梁武帝即殉国于此。陈布雷选上这两座古寺而寄情、而留连、而殉死南京，真选得无独有偶了！宋人题灵谷寺，说是：“六帝园林堕劫灰，独余灵谷葬崔嵬，行人指点云间鹤，唤得齐梁一梦回。”其实，国民党连“堕劫灰”的六朝都不如了，因为六朝至少还在原地“亡国”，国民党呢，连“亡国”都要亡得开小差呢！

写到这里，国民党一定说我目无“中华民国”了，一定对我大施挞伐了，且慢、且慢，还是看看贵总裁的一篇演说吧！贵总裁在1950年3月13日，在“阳明山庄”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就有这么一段：

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无论文武干部，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无论心理上或态度上，还是和过去在大陆一样，大多数人还是只知个人的权利，不顾党国的前途。如果长此下去，连这最后的基地——台湾，亦都不能确保了！所以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而还不自觉，岂不可痛？我们一般同志如果今日还有气节和血心，那就应该以“恢复中华民国”来做我们今后共同奋斗的目标。

看到了吧！照贵总裁的说法，“中华民国”早在“去年（1949）年终”就“灭亡”了，这不是“亡国”又是什么？可见说“中华民国”未亡者，自不符合“总裁言论”也！感而有诗，翻作一首：

六帝园林堕劫灰，

独余灵谷供泪垂。

亡人指点亡国恨，

唤得金陵春梦回！

蒋介石不止一次自承“亡国”

1945年，日本投降了，台湾投入祖国的怀抱。

1949年，国民党垮了，祖国投入台湾的怀抱。

国民党丢掉了祖国，逃到台湾，却以祖国自居，说它代表“中华民国”，但是，它有什么脸皮代表“中华民国”呢？所谓“中华民国”的国都南京，就被它丢掉两次；所谓“中华民国”的国父陵寝，就被它辞庙两回；所谓“中华民国”的国土，就被它丢掉千分之九百九十七，而只剩下千分之三……如果这些只是暂时现象，也就罢了。事实上绝非暂时，不是3年5年，也不是13年15年，也不是23年25年，国民党根本回不去祖国了。到了第26年，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死了；又过了13年，他的儿子蒋经国也死了。接下来是儿子的大玩偶李登辉12年、大玩偶的小玩偶陈水扁8年，和美国玩偶马英九3年，总共61年，就自欺欺人过去了。

自欺败人的实例太多、太多了。首当其冲的，是点破“中华民国”已经不是一个国家，因为它“亡国”了，“亡国”了还是哪门子国家？妙的是，说“中华民国”亡国的不是别人，乃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蒋介石，多讽刺啊！多有证据力啊！

上面这篇《“中华民国”亡国考》，是我1984年9月3日写的，距今27年了。也就是说，我早在27年前就用证据点破“中华民国”早就“亡国”了。我特别落墨在“亡国”这一惊悚字眼上，因为只有这一字眼出现，才算是休止符。我特别戏谑性的挖出蒋介石的秘密谈话来印证“亡国”，是很毒辣的手法。这一手法，震惊了国民党文工会主任廖风德。在TVBS电视台碰到我，他告诉我，当时他们一方面吓呆了，一方面咬定李敖造谣。后来一查，果然“亡国”之言见于他们总裁的全集，只好暗中饮恨。我说：张其昀、秦孝仪编的你们总裁全集，都在“亡国”语气上动过手脚，都不如蒋介石原来的秘密谈话原件完整呢。廖风德偷偷告诉找。他佩服我，佩服极了。

冯沪祥后来一再转告，说有人认为“亡国”之说，乃是蒋总裁一时气愤之言，目的在说重话提醒，并且只是一时之言。

是这样吗？我就不信，我是精通他妈的“总裁言论”的，除这一次“亡国”论外，我还可以挖出不止一件：

一、蒋介石《对于干部教育之回顾及今后剿匪战术之检讨》（中华民国40年7月23日在革命实践研究院讲）：

我们身受亡国的惨痛，尤其是这次不得参加签订对日和约的奇耻大辱！有些干部仍旧无动于衷，甚至以为我在上次纪念周所说的话，只是发泄一时的气愤。你们想想：我们干部里面对我的说话，还有这样的想法，固无论其说话的有意或无意，亦不问其为谁人所说的，而我之德薄能鲜、领导无方实有以致之，这是我要负其全责的。

二、蒋介石《“9月9日”的双重国耻》（原名《雪耻复国的典范和基本教育》）（中华民国40年9月17日主持革命实践研究院总理纪念周及第14期研究员结业典礼讲）：

本院第14期研究员的成分，来自教育文化方面的总要占四分之一。在这一年以来，我关于教育对革命建国的关系讲得很多。总之我觉得今后的教育方针和教育设施，绝不能再和过去一样的办法。可怜我们现在的情势已经是濒于亡国了，假使还要再亡国一次，那就太对不起国家和一般人民了。

三、蒋介石《如何纪念国父诞辰——检讨失败的事实，反省革命的责任》（中华民国40年11月12日主持国父诞辰纪念大会讲）：

古人有句话：“处危难之时，退一步思量，则可以自解。”我希望大家在这样国破家亡的时候，至少应该有这种退一步的思量。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台湾，则大家还有地位权利可争否？我以为大家如真有志气，就要竭尽自己一切的心力，去从奸匪手里收复我们的大陆，争回你们的地位权利，这才是你们真正的地位和权利，否则什么权利争取得来，都是假的，什么地位，也是空的。希望大家至少要认清楚这一点，那就可以自解了。

不止一次的秘密表示“中华民国”已经“亡国”了，虽然对愚忠愚笨的同志与人民说来，蒋介石照样沐猴而冠，仍然冒充“中华民国”总统无误。以“中华民国”总统身分，欺尽天下苍生，多不要脸啊！

“知耻”梦碎

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宣称痛改前非。国民党大将刘健群写文章明说：“来台之后，无论官大官小，都是待罪之身，都或多或少要负起相当错误的责任。”于是，国民党以“待罪之身”，继续对中国“情不可却”。

“情不可却”是国民党大将陈果夫的话，意思是说中国非国民党来不可，不然中国就完蛋了，国民党不能坐视中国完蛋，所以“情不可却”，非救中国不可。国民党另一大将戴传贤说：“周朝的天下是800年，国民党至少要掌握政权1000年！”由此可见，我们必须有心理准备，准备国民党要把中国“情不可却”1000年，我们绝不可用人间政治的常理，来高估我们、来低估国民党。

所谓人间政治的常理，就是政治责任与下台的行规。古今中外，当政者谋国，成功则引吭高歌，失败则引咎辞职，自苏伊士运河事件的英国首相，到福克兰群岛事件的阿根廷执政团首领，不论贤或不肖，无一例外。但是，这种政治责任与下台的行规，对国民党是完全不适用的，所以，国民党是人类有史以来，一个丢的领土最大最多、却干得最久最负责任的长寿政党，别人丢了大陆，早就给赶下台了或自己下台了，可是国民党却会“将功折罪”、却会“舍我其谁”、却会“这次不算，再来一次”、却会“将革命事业从头做起”！

这种干不好却不下台的不要脸，的确是国民党一大特色。但特色之尤，却莫甚于今日。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公然表示他干得不好，可是却还要参选，“舍我其谁”、“这次不算，再来一次”，而国民党《联合报》《中国时报》以及TVBS李涛主持的媒体，众口一声，唁唁拥护马英九第二届总统连庄，这是什么心态呢？干不好他自己还老下脸皮来选；干不好马屁咚咚还老下脸皮来助选，这和蒋介石又何以异呢？马英九选连任，和蒋介石选连任，在无耻上，毫无不同，一个是干不好，还是老子干；一个是干不好，还是要选我。

多无耻啊！

蒋介石最喜欢的道德项目是“知耻”与“雪耻”。以致在他日记中，天天都在“雪耻”。但他革了一辈子命，“耻”却越“雪”越多，结果“雪耻”字眼，看来“知耻”，实际却沦为口号。蒋介石变成了口号“雪耻”家，这就未免不要脸了。

不过，比起国民党的接班人马英九来，口号“雪耻”家蒋介石还要脸一点，至少他偶尔承认他既负全责，事情搞不好，他认错。1951年11月12日，蒋介石在《如何纪念国父诞辰—检讨失败的事实，反省革命的责任》中说：

不意在今日纪念国父86诞辰的时候，就是国父已经逝世了26年的今天，我们的国家民族，却临到这样惨痛的地步，不仅主义未行，历史垂绝，就是整个的革命基础，都将要在我们手里毁灭了。我们非但未能确保国家整个领土，而且今天还要以台湾来作为我们反攻复国的基地，不知道大家对此一残酷的现实，曾经检讨过没有？在我个人来说，至少我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于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因此我们每天无论怎样繁忙，总要抽出一段时间来，作为反省忏悔的工夫。

在这里，蒋介石显然还知道“下诏罪己”一下。而马英九呢，却连这点虚与委罪都做不到。

蒋介石搞砸了一切，自承“一个最大的罪人”；但马英九搞砸了一切，却什么也不承认，只要求再选他一次，他还要做总统呢。而他的拥护者们，却一再叮咛我们要再选他一次，不谈是非对错，只要求再选搞砸了一切的小白脸一次，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摧毁了人类“知耻”的道德，他们选了一任，是不要脸；再选一任，是死不要脸。连蒋介石都要“下诏罪己”呢、都要“雪耻”呢，国民党的接班人却脸皮厚到雪不下来了。

他们是人类道德的蝥贼。

1963年11月1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九全大会讲《我们复国的精神志节和建国的目标方略——对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示》，公然点破“我们在台湾生众教训已经14年了，其所以现在还未能雪耻复仇，完成反攻复国的任务，除开中正个人自愧领导无方之外，究竟大家过去所从事的工作，所努力的方向，所运用的方法，是不是还有缺点？”在这段话里，蒋介石自己承认了“领导无方”，但无方归无方，还是要继续领导无误。

马英九得到了真传、不要脸的真传。他自己公然承认自己做总统在领导上无方了，可是他还要再干下去，他的党羽自郝柏村以下也都一片鹦鹉，要求选马英九，明明干不好还要继续干、继续选，这是什么意思？宋楚瑜讥讽说这是帮派，他说得太羞辱“帮派”了，真的“帮派”，对“领导无方”是要自行了断的，“帮派”虽然对外无赖，对内可不能不要睑。蒋介石这位领袖，在他英明领导下，光中华民国的首都，就丢掉两次。要脸吗？好意思吗？这种伟大领袖，未免太伟大得有点不好意思了吧？

如今马英九又来了，我们真的忍不住了，我们受够了。

他们是人类道德的蝥贼。

他们使人类“知耻”梦碎。

“民国”梦碎

蒋介石在“中华民国”“亡国”后26年死去，1975年4月5日，享寿89。那年正是“幽灵之国”“中华民国”64年。

早在蒋介石死前3年，1972年，也就是他第5度连任“中华民国”总统的前夜，国民党的中常会“决议吁请征召蒋经国同志出任行政院长”。国民党革的是什么命啊，革到你家里去了。老子做“中华民国”总统、儿子做“中华民国”行政院长，成何体统啊，民什么国啊？“天下为公”个屁啊！国民党全体党员、每个党员，不觉得怪异吗？“中华民国”竟“民”到父子接班吗？

1978年“中华民国”行政院长蒋经国沐猴成了“中华民国”第6任总统，正式父死子继了“中华民国”的头子，“中华民国”连形式上的“民”国也沦为“帝”国了。袁世凯算老几呢？姓袁的身为民国总统却称帝不遂，看看姓蒋的，虽民国总统其外，却称帝无异也，不是帝王，除了北韩，谁这样硬干呢？可怜的“中华民国”，“民国”、“民国”，“民”你妈的了。

“中华民国”的“创造”者章炳麟（太炎），在民国成立后被袁世凯软禁。黄秋岳《花随人圣盦笔记》有这么一段：

太炎先生初来燕京，极受礼遇，及后锢于钱粮胡同路北之某家花园，任看管者，陆建章也。其始尚居寓所，有卫兵4人。一日太炎乘间出门，留书与陆，卒为卫士追回，其书云：“朗斋足下。入都3月，劳君护视。余本光复前驱，中华民国，由我创造，不忍其覆亡，故入都相视耳。迩来观察所及，天之所坏，不可支也，余亦倦于从事。又迫岁寒，闲居读书，宜就温暖，数日内当往青岛，与都人士断绝往来。望传语卫兵，劳苦相谢。”此书陆以呈袁，一笑置之，遂移禁钱粮胡同矣。

“中华民国”的“创造”者“不忍其覆亡”，他过虑了。“中华民国”未“覆亡”于北洋军阀，乃“覆亡”于南洋军阀。袁世凯比蒋介石上路得多了。

政治学上说国家构成的要项：“领土”也、“人民”也、“政府”也、“主权”也，列举备至，但我总觉得漏列了最被忽视的一项，就是“那一群结党营私的坏人”。真正国家的运作，其实全在这群人手里，他们实际作恶，却以“国家”“政府”等抽象招牌行之、以“国家”“政府”等抽象盾牌挡之，而使世人、国人不察，也从而以“国家”“政府”等为对象服从之、效忠之、献身之、评论之，岂不上了大当吗？

英文中“国家”（state）一词，观念始于16世纪马基维利（Machiavelli）之首创，但马基维利时的国家观念，就比现代构成的要项少，例如缺一定领土观念、也缺现代主权观念等。可见古人比今人还实事求是得多，古人比较能单刀直入，扣紧真正关键在君臣臣民人际上的“恶”，反不易为幻象所欺也。今天则以幻象的所谓国家自欺欺人，自蒋介石蒋经国父死子继，到他们留下的奴才接踵“中华民国”，都是用空头国号骗人。最后巨骗，是马英九的“建国百年”大手笔。“民国”至此，焉不梦碎？

“民国”梦碎。

“首都”梦碎

南京作为古都，是个长寿的古都；作为首都，却是个短命的首都。

南京最早被用作首都，是三国时候孙吴开始的，后来六朝、南唐、明初、太平天国，都曾建都于此。1911年辛亥革命，因为南京光复在北京之先，大家临时设政府于南京，并选出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1912年达成暗盘，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2月14日，参议院接受孙中山辞职，并决议临时政府地点改设在北京。

不料这时候，孙中山忽然不民主了，他要推翻参议院的决议，坚持要设在南京。结果头一天的参议会，本以20票对8票通过设在北京的，第2天（2月15日）却又以19票对7票改通过仍设在南京。这种前后仅差一天，就180度的大变心表决，真是“中华民国”的第一鲜事！

孙中山不民主的坚持设在南京，是有私心的。骨子里的原因是让了总统位子给袁世凯，不甘心，老袁坐镇北京，根据地在北京，总要把老袁弄到南京来迁地为良，方好制住。至于表面上的原因，当然另有说词，乃说北京是明清两代的首都，帝王气与官僚气甚重，迁都南京，可以荡瑕涤秽，有利共和前途。

孙中山这一私心，袁世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当2月18日北上专使迎袁世凯南下就职时，袁世凯就导演出2月29日的北京兵变，证明他离不开北京。于是，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当了总统，并且以北京为首都，南京作废！

创立“中华民国”的革命元勋章太炎，在自定年谱里有这样一段评论：

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南政府将解，孙黄以袁氏难制，欲令迁都江宁以困之。余谓：“江宁僻左，不足控制外藩。清命虽黜，其遗孽尚在，北军未必无思旧主者；重以蒙古东三省之援，死灰将复炽，赖袁氏镇制使不起耳。一日南迁，则复辟之祸作矣。”克强闻之，愤甚，与余辩难。且遗使者三人入宛平迎袁公南下，袁公亦诱致兵变以劫之，卒不能成言。夫假人威力以翦建夷，名实归之，而又欲以小慧牵制，所谓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矣。斯孙黄所以败也。

章太炎在这里责备孙中山黄克强等不该既借袁世凯之力推翻满清，又回头作弄袁世凯，耍小手段，这是很识大体的责难。至于建都南京不如建都北京的理由，章太炎也说得很识大体。无奈孙中山“愚而诈”，卒至欲摆人一道者反被人摆了一道，真是“中华民国”的第二鲜事！

孙中山被袁世凯反摆一道后，一直不甘心，闹个不停，但建都在北京一点上，他闹到死，也未能推翻。直到他死后两年（1927年），国民党拿下了南京，才有了建都南京的机会。

国民党口口声声恪遵总理遗教，认为建都南京是遗教之一，其实错了。错在他们不读书，并没深通遗教。因为孙中山的真意，并不以南京做首都为然的。孙中山的真意，隐藏在一本木版书里，这部木版书，就是《检论》。

《检论》是章太炎的作品，是一部文字深奥的书，很不易读，因此许多资料往往被人忽略。《检论》卷七中有一篇《相宅》，其中记民国前9年（1903年），孙中山和章太炎两人在日本东京有关首都的讨论。

《相宅》中记孙中山的意见是很有趣的，原来他根本反对建都南京。孙中山说：

定鼎者，相地而宅；发难者，乘利而处。后之林烝所起，今纵不豫知所在，大氐不越骆粤湘蜀。不骆粤湘蜀者，近互市之区，哭国之宾旅奸之。中道而亡……地大而人庶，则其心离；其心离，则其志贼；其志贼，则其言拢晾、其行前却。

可见南京作为首都，孙中山认为靠外国太近，会吃外国人的亏，政权会“中道而亡”的。并且南京在长江下游，“地大而人庶”，大家不能一心一德，会言论七嘴八舌、行为畏首畏尾，不是建都的好地方。孙中山又举太平天国洪秀全建都南京的错误说：

金陵则犹不可宅，当洪氏时，有上书请疾驱宛平者，洪氏勿从。非其方略不及此也，人主必视士心进退以整其旅。金陵者，金缯玉石稻粱刍豢之用饶，虽鼓之北，而士不起。

这又表示南京太富饶，建都以后，人易腐化而无斗志。洪秀全一建都了南京，大家就享受起来、就亡国了。孙中山的首都构想是：“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视其规模远近而已。”南京实在不是好地方！但日后孙中山为了一时的制住袁世凯的目的，不择手段，主张建都南京，十足是一个错误。

章太炎批评国民党建都南京，用一副对联，写得淋漓尽致：

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

此地龙盘虎踞，古人之虚言。

南京在1927年变为首都后，首先就发现不易为都，因为一风吹草动，它就朝不保夕。果然建都南京后只4年多，就发生了“一二八事变”。事变一来，日本7条军舰，在南京下关一摆，国民政府已在大炮射程之内。国民党吓坏了，立刻决定政府迁都洛阳。迁都洛阳还不说呢！还放个屁，于1月30日发表《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说：“兹者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望我各省区行政长官及军队长官，同心协力，各尽所职，以靖地方而安人民，尤望我全国民众，以勇毅沉着之精神，共赴国难。”（1932年2月29日《国民政府公报》洛字第一号）放屁归放屁，没人理它。南京本身呢？据陈公博《苦笑录》回忆：“那时真是在唱空城计，除了宪兵之外，恐怕也没有其他军队来拱卫这个首都。”

后来国民党向日本人低了头，危机暂时停止，10个月后，国民政府又从洛阳溜了回来。但好景又不长。又过了只不过4年多，1937年11月19日，日本攻占了上海；12月12日，首都南京连上次那出空城计都演不成了，终告失守。失守以后，蒋介石居然于12月13日来了《为国军退出南京发表通电》，竟说：“盖政府所在地，既已他迁，南京在政治上军事上已无重要性可言。”就这样，首都南京不见了。

过了8年，抗战胜利了。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这天蒋介石来了篇《还都敬告国父文》，中说：“汎扫稽缺，倏经八载，城阙依然，山川不改。松柏青葱，威灵如在，青山绕郭，长江如带，殷轸市廛，趋跄冠盖。”蒋介石真以为这回可以长治久安了，他真要在“青山绕郭，长江如带”的风景中，“冠盖”京华了。

可是，好景又不长。又过了只不过两年多，1949年1月20日，蒋介石被迫下野了。4月23日，首都南京终告失守。4月27日，蒋介石发表《和平绝望，奋斗到底》，哀鸣说：

现在共党匪军强渡长江，南京业已撤守，我爱国军民同胞8年血战，从日本军阀铁蹄之下光复的首都，为时未及4年，又沦陷在共产国际铁幕之中……

11年前南京撤守，政府西迁，乃是我们政府长期抗日战事的起点；今日南京撤守，政府南移，更成为我们中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

我们是不懂玄虚的人，我们实在看不出来，首都都保不住，还是什么“唯一的转机”！但是蒋介石既然这样说，就随他去说吧，反正首都南京又失守了，国民党已精于失守首都之道，他们老脸皮厚，首都没了，他们才不在乎呢！

回想中国历史，商朝前后640年，也不过迁都12次；唐朝289年，也不过迁都5次。商朝平均53年迁都1次；唐朝比较密集，但唐玄宗唐德宗离开首都，都不过1年即回；唐代宗离开首都，不过半年即回；唐昭宗离开首都，不过两年即回；最长的唐僖宗离开首都，也不过5年即回。并且他们是5个皇帝责任分摊的，不像国民党这种只不过一位领导人，就搞得“首都”迁个不停，形成前无古人的丢人场面。国民党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丢人的一个政权。

在台北，康宁祥成立了“首都公政会”，马屁拍到心坎里，回不去南京的国民党真要心花怒放了。“首都”，“首都”，康宁祥终于为国民党小朝廷配上大场面——台北真是“首都”了！但是，“首都”是什么？你不是“国家”，又何来“首都”呢？首个屁都吧？

幽灵“中华民国”没了“首都”；幽灵“台湾湾共和国”更没有“首都”。

“首都”梦碎。

“汉奸”梦碎

从当年到今天，国民党宣传和历史中，都说抗战前后，汪精卫是主和的、是妥协的、误国的；而蒋介石却是主战的、是抗日的、爱国的。其实，在许多情况下，事实正好相反。

汪精卫从1932年就任行政院长以来，就以“跳火坑”的心情，处理国事。其中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肯替蒋介石背黑锅。

蒋介石自从1928年济南事变、1931年九一八事变闪躲日本人起，骨子里就是真正的主和派。自此以后，1933年塘沽协定，出卖华北，是蒋介石的杰作；同年摧残察绥抗日活动，打击抗日分子，是蒋介石的杰作；1935年何梅协定，使华北特殊化，也是蒋介石的杰作……这些蒋介石的杰作，站在幕前背黑锅的，其实都是汪精卫。事实上，汪精卫本人，对日本原是主战派，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1935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张和日本人打，且为了张学良的不抵抗（事实上是蒋介石指令的），一度忍无可忍，通电邀张学良一起下野，因此出国。据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

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先生说：“绝不分辩，谁教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汪先生这一句话可以表明他当日的心境。

当了堂堂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竟被蒋介石派人去主和，主了和以后，还要汪精卫追认，这不是背黑锅，又是什么？

汪精卫能够从重庆出走，据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的回忆，当时就有人说这是“蒋介石汪精卫唱双簧”，冯玉祥举出最明显的理由是：

那时重庆交通完全由军统局戴笠管制，人民出境买飞机票都要先登记，经过审查、核准，高级官吏更要先经蒋介石个人批准，汪精卫带着曾仲鸣、林柏生以及许多人乘坐专机飞昆明，事先既没有政府与党部给他什么任务，戴笠岂有不先报告蒋的道理？说江精卫是潜逃出重庆，断不可能。汪到了昆明，龙云还有电报来报告蒋，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

对冯玉祥这段话，我找出一件文件上的旁证。1981年9月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第三册里，曾收有1938年12月19日《龙云以汪兆铭经滇飞往河内呈蒋委员长之效电》，内容是：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僭密。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2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昨夜及临行时两次电详呈。职龙云。效秘印。

这一秘密电文中，最令人注意的是，汪精卫到云南的当晚，龙云就“电呈”了蒋介石；在汪精卫次日临行时，又再度“电呈”了蒋介石。可见冯玉祥所说“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是确实的。

关于这一疑案，朱子家（金雄白）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提到褚民谊在狱中说：“早有人处心积虑，想把一只臭马桶套在汪先生头上。这次是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经动了手，就绝不会轻易放过了。”朱子家补充道：“本来约定是做假戏，但一出场，就变成做真戏了”，倒是很可能的。以殷汝耕为旁证，就可明白。殷汝耕在1935年成立冀东政府，抗战胜利后被捕，在狱中，他终日念佛，了无嗔意，被提出枪毙时，还从容得很。检察官问他有没有遗言要留，他说：“我很奇怪，当初不是要我组织冀东政府的，为什么今天要枪毙我？”（注：本句似乎不通顺，但在《蒋介石评传》中也是这句，我觉得应该改为“当初不是要我组织冀东政府的吗？”或是把“不是”二字去掉。）类似殷汝耕的疑案，在缪斌、王克敏等人身上，也都离奇发生过。黑脸白脸，都是蒋导演的杰作也！

朱子家说汪精卫和蒋介石“对战力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对谋和的看法，其实蒋介石尤有过之。试看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Tautmann）“所述日方条件”蒋介石“曾毅然许诺”，就可以想像。先是日本在1937年11月2日开出和议七条件，由德国转达。七条件重点：一、内蒙自治。二、华北设非武装区，委派亲日首长，并圆满解决日本开发矿产事。三、上海非武装区要扩大，由国际警察管制。四、停止排日，修改教科书。五、共同防共。六、减低日本货进口税。七、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11月5日，蒋介石见陶德曼，表示中国如同意日本的这些要求，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蒋介石又偷偷的说：中国不能正式承认收到日本的要求，因为中国现在正是布鲁塞尔的九国公约会议各国关切的对象，各国是有意要在九国公约的基础上觅取和平的。陶德曼说：“我现在采取的步骤仅仅是机密地通知中国政府：日本向我们驻日大使表示的对于和平的意见。”

可是，九国公约并没帮上忙，日本也干脆拒绝参加。同时，战场局势却发生了大变化。蒋介石见陶德曼这天，日本就在杭州湾登陆，同时安阳失守。11月8日，太原失守、任县失守。9日，松江失守。11日，上海失守、大名失守。13日，济阳失守。14日，嘉善失守。16日，昆山失守。18日，嘉兴失守、烟台失守。20日，苏州失守。21日，吴兴失守。25日，无锡失守、长兴失守。29日，宜兴失守、武进失守。30日，溧阳失守、广德失守。12月1日，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BaronvonNeurath）告知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说：“为中国利益着想，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还是尽速议和为好。中国政府迟延议和的时间越久，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愈大。”12月2日，蒋介石召集军事长官会报，先由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陶德曼从汉口到了南京。各将领问：日本有无旁的条件？徐谟说：据陶德曼所说，只是所提出的七条件，并无别的条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蒋介石就问唐生智的意见，唐生智还没答，又转问白崇禧。白崇禧说，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徐谟说：陶德曼所提者只是此数项条件。蒋介石又问徐永昌。徐永昌说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顾祝同，也说可以答应。再问唐生智，也赞同各人的意见。蒋介石就表示：一、德国调停不应拒绝，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二、华北政权要保存——蒋介石显然慌了。那天下午5点，他接见陶德曼，“愿意以德国大使阁下所提出的各点作为谈判的基础。”另表达两点：一、中国深望：在恢复和平的全部过程中，德国通过调停予以帮助。二、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必须维持其完整。这就是说：一、一切结果，要请德国人背书，德国人不要放手。二、但求保住华北就好了，东北也不要了、内蒙也不要了。最后蒋介石要求：“必须强调提醒日本：在谈判完成以前，不要公布任何提出的条件。”这显然是丢不起人，一切要偷偷摸摸地干。

陶德曼得到蒋介石的“毅然许诺”后，转报回国。德国外交部认定“日本的建议差不多在所有的要点上，都已得到了满意的反应”，遂在12月7日，转告日本。可是，日本因为在军事上已把蒋介石打得落花流水，开始拿乔了。12月13日，南京失守。12月22日，日本开除了四条件，重点是：一、中、日、满（满洲国，即中国东北）共同防共。二、设立非武装区，并在必要区域内成立特殊政权。三、中、日、满经济合作。四、对日本赔款。这种条件，连德国也认为太苛刻了。可是蒋介石还是不敢断然拒绝，1938年1月13日，派出外交部长王宠惠，向陶德曼说：“经过适当的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范围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做确切的决定。”1月16日，日本不再废话了，宣布决定放弃由德国中介谈判。蒋介石绝望之后，才在1月18日做了自我澄清的声明。

根据以上的真相，可以看到：1937年12月上旬的蒋介石，其实正是道道地地的主和派。这一真相，显示给我们：说汪精卫主和、蒋介石主战，根本是错误的二分法。

谁是“汉奸”呢？汪精卫瞠乎其后了、蒋介石专日于前了。姓汪的一定很窝囊。论东北也不要了、内蒙也不要了、华北也不要了、首都也不要了，做汉奸大王，还轮不到他姓汪的呢！

“汉奸”梦碎。

“抗战”梦碎

抗战开始后，表面上，蒋介石宣传他们是抗日的、决绝的、一心一德的、说一不二的、视死如归的、还我河山的、骂别人是汉奸的、汉贼不两立的。但在表面以下，我们就发现其中大有文章。例如在全国一致抗战声中，谁可以秘密同日本接触、私通日本呢？但蒋介石却做了不止一次的接触行为。在汪精卫出走主和后，1939年12月下旬，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会见了蒋介石的舅子宋子良。几次会谈后，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就派今井武夫大佐到香港。1940年2月14日，今井武夫和宋子良在香港东肥洋行会见。商定在2月底举行中日两方正式圆桌会议。今井武夫赶到南京，向西尾总司令报告后，奉命在19日飞东京向闲院宫参谋总长和畑俊六陆相说明会谈内容。参谋本部立即派谋略课长臼井茂树大佐到了香港，实地了解情况。这就是日本秘密纪录中的“桐工作”。“桐工作”的国民党代表身份证明，还是今天的国之大老张群出具的。“桐工作”包括了中国将承认满洲国等卖国条款。

“桐工作”以外，又有1944年的“张钱路线”，就是西义显透过张竞立（前铁道部财务司长）和钱永铭（交通银行总经理），和国民党搭线。此外还有1944年的“何路线”，就是日本天皇透过水谷川（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的弟弟），和国民党搭线。

吴相湘在《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中，曾有这样的纪录：

1939年12月下旬，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会见了一位自称为宋子文胞弟的宋子良。他们几次会谈以后，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就派今井武夫大佐到香港。

1940年（民国29年）2月14日，今井武夫和这位宋子良在香港东肥洋行会见。两人商定在2月底举行中日两方正式圆桌会议。今井武夫赶到南京向西尾总司令报告后，奉命在19日飞东京向闲院宫参谋总长和畑俊六陆相说明会谈内容。参谋本部立即派谋略课长臼井茂树大佐到了香港实地了解情况。这就是日本陆军中央期待极大的非常重要而且秘密的所谓“桐工作”。

“桐工作”的身分证明，是国之大老张群出具的：

3月7日至10日日本铃木卓尔、今井武夫、臼井茂树和中国宋子良、章友三（前驻德使馆参事）、陈超霖（陆军中将，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等，在香港东肥洋行举行预备会议。日方人员曾提出畑俊六陆相的证明书，中国人员提出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明书。根据日方资料，双方商讨的原则有下列几要项：①和平恢复后，中国将承认满洲国，日本尊重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干涉中国内政。②中国在停战时声明放弃抗日容共政策。③中日缔造秘密防共协定，规定日军在一定期间内驻屯内蒙及华北若干地域（本项俟和平恢复后协议）。④中日两国在华北及扬子江下游实行经济合作，中国方便日本开发华北重要资源。⑤中日两国国民有在两国内地居住营业的自由，日本考虑撤废在华治外法权，交还租界。⑥中国招聘日本军事及经济顾问。⑦停战协定成立后，国民政府与汪精卫派协力合作。⑧和平恢复后，日本军当依各地治安能确保并有条约保证实行，尽快从中国撤退。

这件“桐工作”的秘密接触，是1939年的一次。再看另一次：

日本陆海军人秘密和重庆人员在香港会谈的时候，另一秘密接触也在香港进行，这就是西义显利用张竞立（前铁道部财务司长）、钱永铭（交通银行总经理）和重庆交换意见……1940年（民国29年）8月31日，西义显和张竞立携带了钱永铭提出的和平条件，从香港去上海。9月7日，西义显、影佐祯昭、汪精卫、周佛海四人会谈。西义显和张竞立又在10日和12日访周佛海，都是希望取得汪精卫和周佛海的了解。9月17日，西义显和张竞立到了东京，松冈外相在第二天就接见了张竞立等。

西义显等从香港去上海时，日本外务省东亚局第一课课长太田一郎就开始构想和重庆的和平工作：利用头山满（中山先生的好友）和钱永铭、周作民（金城银行总经理）、张季鸾（《大公报》主持人）联络。

这件“张钱路线”的秘密接触，是1944年的一次。再看又一次：

（小矶国昭）出任首相后1个月（即1944年8月19日），御前会议就决定在中国发动有系统的政治工作。9月5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又具体的决定了对华和平条约草案。

小矶在发动政治工作的时候，曾策动两个幕后的秘密活动：请宇垣一成大将到中国来旅行访问，邀汪伪政权考试院副院长缪斌访问日本。同时，日本天皇又命前首相近卫文麿的弟弟水谷川男爵到上海来，和国际问题研究所派在上海的负责人何世桢（重庆情报机关、上海自治大学校长）会晤，表达天皇希望和平的意向。后来，水谷川曾几次往返于东京和上海之间。

这件“何路线”的秘密接触，是1944年的一次。

上面这些秘密接触，都是从日本战败后公布或泄漏出来的文件证实的，宣传绝不中途妥协、宣传抗日到底的国民党当然是守口如瓶的。这些秘密接触，当然只有国民党优为之，试问任何非国民党的人干了，能不戴“通敌叛国”的帽子吗？

蒋介石通敌日本，多次密谈，多因日本方面的叫价太高而谈不拢，所以最后“八年一觉重庆梦，赢得人说抗战名”。虽然谈不拢，但勾结日本，还是比他打倒日本更内行。因为抗战中漂亮的仗，大都是蒋介石排挤的“杂牌部队”打的，蒋介石自己的嫡系部队，干别的可以，打日本却不内行。

最有趣的，照龚德柏《汪兆铭降敌卖国秘史》的说法，汪精卫生前死后的一大罪状，乃在于他“妨碍中日讲和”！龚德柏是拚命丑诋汪精卫的，但弄巧成拙，岂不正好反证了蒋介石那边在跟日本讲和吗？

汪精卫出走后，1939年3月21日，蒋介石派特务去暗杀他，结果杀错了人，杀了曾仲鸣。这一卑鄙毒辣的行动，刺激了汪精卫，汪精卫乃在3月27日发表《举一个例》，公布了1937年12月6日的国民党秘密会议纪录，证明了主和之意，人人有份，国民党大员人皆有之，蒋介石尤其主其事。如果大家都主和，但是以后不来了，也就罢了。无奈即使在汪精卫出走主和后，蒋介石仍偷偷摸摸进行主和，一直不衰。

先是蒋介石不对日宣战。在抗战以前，是一路亲日、媚日，并阻止爱国者抗日的。这种作风，1933年4月5日，曾被马相伯、章太炎、沈信卿等指为“阳示抵抗以息人言，阴做妥协以受敌饵”。抗战开始于1937年7月7日，其实7月7日只是北方将士在卢沟桥抗日，是北方将士用流血造成事实上的一个明确起点。有人以为国民党政府从这时候向日本宣战，是完全不了解内情的。国民党政府向日本宣战，乃远在4年以后，时间是1941年12月9日，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中国打了4年仗，到这一天，才宣布“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4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不料残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最后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妙事吧？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被日本侵略烧杀了10年之久后，国民党才向日本宣战，这种贱骨头，真是千古所无吧？

别提什么蒋介石“抗战”了吧？“抗战”“抗战”，多少不抗不战是蒋介石的杰作啊！

“抗战”梦碎。

“受降”梦碎

拜美国人之赐，日本投降了。

表面上是战败国向战胜国投降，是敌我关系；骨子里却是两国大交欢。1945年8月15日，国民党就秘密致电冈村宁次，通知他投降细节。8月21日，冈村宁次又派他的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出马，先到河南芷江秘密接触。据国民党冷欣将军《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受降》的回忆，今井武夫到芷江的情形是这样的：

冈村宁次大将所遵派之乞降代表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偕同参谋桥岛芳雄、前川冈雄及译员木村辰勇等一行8人，于21日上午11时20分飞抵芷江，下机检验身分证后，即分乘插有白旗的吉甫车二辆，前往指定帐棚休息。今井所乘飞机，系一日造中型运输机，机身绘制绿色花纹，机翼和机尾都遵照规定系有红色布带。下午3时40分，先由中国陆军总部萧参谋长毅肃于会议厅召晤，厅内布置简洁，正面悬挂党国旗暨国父遗像，上置中、美、英、苏国徽及一巨形V字，参加的军官和中外记者约百余人，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也在座。今井武夫等4人，到达会议厅都面呈忧戚之色，齐向萧参谋长、柏德诺参谋长和我致敬礼，旋坐于萧的对面。萧参谋长代表何总司令授予第一号备忘录，内容五项，其第四项为：“为监视日军执行本总司令之一切命令起见，特派本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先到南京，设立本总司令前进指挥所，凡冷欣中将所要求之事项，应迅速照办。”晤谈毕，何敬公召见今井于总司令办公室，萧参谋长、柏德诺参谋长、蔡副参谋长和我及钮先铭处长立于总司令后，今井表示负责将受领之第一号备忘录，转交冈村宁次大将遵行。当晚7时，今井即电告南京冈村宁次大将在芷江接洽投降经过，并将我已奉命即赴南京设立前进指挥所的任务向冈村报告。8月22日上午9时，今井洽降任务完毕，飞离芷江返南京覆命。

但是，对照起《今井武夫回忆录》（《新万象》第10期，余丽子节译），当时的今井武夫可神气得很呢！今井武夫说：

会场内相对着摆好了两张桌子，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坐在一张桌子的正面中央，左右是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和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巴特拉准将，还有担任通译的王武上校。我和参谋、通译官坐在对面的桌子，大家并没有除去佩刀，周围是数十名的各国新闻记者和多数的军政界列席者，把场内场外都挤满了。

会议约开了一个钟头，发言都翻译成中、日、美三国语言，完全像演剧一样。

首先，由萧中将表明了身分、姓名和介绍左右同僚之后，要求我出示冈村大将的委任状。我说明还未接到大本营的命令，不能算是正式代表，此行只是为了投降前的联络，所以没有委任状。全场的人听我这么说，都有点感到惊愕，随后我拿出了冈村总司令官的命令抄件，萧毅肃中将认为这个可以代表委任状。

根据中国方面第一乃至第四号的备忘录，规定何应钦上将接收中国战区、台湾以及北纬十六度以北越南的日本军。冈村大将应该指挥这些地区的日军立刻停止敌对行动，只能投降蒋委员长和何应钦总司令指挥下的中国军。备忘录还写着其他种种军情。

我说明了上述地区的日本军的配置，以及南京、上海地区飞机场的情形之后，并申述冈村大将的指挥权只限于中国战区，在没有大本营的命令以前，不能指挥台湾和越南的日军。结果，这点乃决定作为另案办理。

巴特拉准将特别要求说明关于美国俘虏的现状，并申明美军对于俘虏待遇不当的问题，将采取彻底的处置。

这个不带委任状的家伙，神气得还不止此呢！我们再看他说的：

翌日，由钮先铭少将又交来备忘录五份，其中两份的内容，颇令我感到意外。

其一：“目前在马尼刺与美军协商中的日本军代表曾声称：‘中国由于国共两党分歧，治安情况不佳，从而威胁日本人的生命安全’等语。这是对中国国家的重大侮辱，以后不得再有此类言论。”我的答覆是：这样的报告，究竟在马尼刺有无此事，“支那派遣军”未有所闻。

其二：“日本军队之中，尚有不肯投降，向中国军队挑衅的情事，应立即制止这类行动，同时调查后详报。”我说：“如果日本军队今日还有向中国军队挑战的意志，那我们在蒋委员长未有指示以前，就不会自动的来联络了。”

因此，我拒绝接受这项备忘录。中国方面起初觉得我倔强，后来认为这在某种意义上，反而表现了日本军的诚意，何应钦上将以宽容的胸襟，撤回了这项备忘录。这项备忘录后来由中国前进指挥部的特使带到南京，直接交给了冈村大将。

23日我单独会见了何应钦上将，他表示慰劳之意。午后4时，我由芷江起飞返南京，一行除日本方面人员以外，同机的还有中国军先遣参谋一人和空军地区司令一人。于日本时间午后9时在南京大校场机场降落。那时月光照着紫金山山顶，我感到这几天的行事好像是另一世界的事情一样，加深了败军使节的悲痛。

从中国撤回备忘录到国民党何应钦单独会见，可见国民党的姿态是何等之低！但更低的还在下面呢！据今井武夫回忆：

在芷江三天中，我所会见的中国人，多半是为着职务上的关系，也有往日的朋友投一刺而去的。这些人大半是日本留学出身，如今都是高级官员和高级将校了。在宿舍担任招待的两位少校，一个是8年前相识的新闻记者；一个是由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人。担任通译的王武上校，他在日本士官的入学考试时，我还是考试官，钮先铭少将的先翁（钮传善）还是我特别要好的朋友。

遇见了这些人，我虽然不无惊奇之感，但这不是偶然的事情，实际是中国方面周密的布置。比如留在宿舍的两位少校，于9月间他们到南京时，穿的制服，一个已是少将级的军参谋副长；一个已是总司令部的上校参谋。我们开始还吓了一跳，以为他们怎么升迁得那样快！事实上，他们在芷江时为了适合他们的临时任务，所以才特地戴着低级的阶章。

同萧参谋长正式会谈时，中国方面的初意是不想使我们感到难堪。本来会场是预备用圆桌会议形式的。刚要开始会议的时候，美军坚持要用长方形桌子对坐的形式，日本留学生出身的人们，认为美军不懂得东方人的习惯，颇感难过。会议完了之后，我们总算达到了任务。尽管是打了败仗，但中国人之中有些为了维持曾经留过学的日本面子，竟和我们互相拥抱而泣，随后又很高兴地谈着话。

我们战败后在敌人的地方，获得敌国的人们意想以外的友情，随时随地都觉得甚深的铭感。

看到了吧！国民党以少将化装成少校，来招待日本人呢！以圆桌武士的圆桌，来优礼日本人呢！最后，竟还以泪眼奉陪泪眼，和这些拥抱过中国妇女的侵略元凶“互相拥抱而泣”呢！好精采的国民党啊！当然，这些精采，在国民党冷欣的回忆里，都给遮盖掉了。在他的回忆里，我们看到的，当然是一片不假辞色的浩然之气！谁想得到文字背后，竟是这样的“以德报怨”啊！

今井武夫拥抱而去以后，下一幕就是9月9日的南京受降了。但是，9月9日前，鲜事还多着呢！先看国民党冷欣的回忆：

8月27日上午8时，前进指挥所官兵和随行人员，都齐集芷江机场，到10时才起飞，计美军飞机7架，官兵159员（内有新六军设营人员一部），无线电1台，指挥车2辆，由新六军副军长舒适存率领，预定下午2时左右，开始在南京光华门外大校场机场先后降落。

降落后，来迎接他们的，竟不是冈村宁次，而是冈村宁次的一张名片！

于2时40分到达。日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等五员，持冈村大将名片来迓，并有日本宪兵一队在机场警卫。下机后集合全体随行官兵，在日军预备的帐棚内略事休息。3时许始离机场，即乘自带之指挥车，上插青天自日满地红国旗，直驶宾馆。

晚饭是今井武夫请的。冈村宁次等大员全都不来。然后：

晚间日方派人前来联络，请我明天早晨到日军总司令部，与冈村宁次大将会晤，并说：冈村是大将，我是中将，应该我先去见他。我想此时是日本向我国投降，与平日国际间对等交涉不同，不可以阶级高低而论，乃由参谋主任陈倬出面，婉予拒绝。随后日方又派人来，建议中日双方主管，在从前何总司令的住宅（即冈村住所）会晤，仍着由陈倬出面说：何敬公的住宅，战时已为日军炸毁，现时冈村所住的房屋，是他弟弟何辑五先生的，我怎能和冈村在私宅相见，未使同意。各位参议先生已先闻此说，一致向我建议反对。

我对日本人性格相当了解，一种自大狂的心理，此时并未因战败而降低或消除，以往对我国交涉任何事件，均喜用一种试探手腕来观察你，即俗话说：“先秤秤你的分量”，如果你对他敷衍、迁就，他就认定你软弱低能，用尽方法来摆布你、作弄你，使你啼笑皆非，达到他的目的为止；倘使能义正词严的交涉，他反而敬佩你，不敢无理要求。在抗战前，中日两国的若干交涉，不乏先例，最后我乃指示陈倬对日方说：冈村宁次大将来时，我到室外（非大门口）去欢迎他，并嘱卫兵敬礼。日方来员又回去请示，再来答复，表示同意；接着双方官员续谈明日会见方式座次，一切齐备，临睡时，因大问题迎刀而解，安然入梦，竟不知东方之既白。

愚笨的国民党冷欣不知道，从芷江洽降开始，日本人早就秤过你的分量了，你到了南京再神气，也是《水浒传》孙二娘说的：“由你这厮奸似鬼，喝了老娘洗脚水”了！

第二天，国民党冷欣自我陶醉如下：

这是我革命军人经过8年苦战的岁月，重振国威的日子；也是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早晨。日本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率同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参谋小笠原中佐等一行，收敛起昔日侵略者的威风，怀着沉重的心情，于34年8月28八日上午8时，亲来南京萨家湾一号（前铁道部官舍）前进指挥所和我见面；我也率同邵参议毓麟、陈主任参谋倬等，礼貌地亲到室门口（非大门口）迎接。互行军礼后，即引进室内，按预定节目，进行首次会谈。

照国民党冷欣的回忆，我们看到的是：在他和冈村宁次见面以前，没有国民党大员“和冈村在私宅相见”的，所谓“怎能和冈村在私宅相见，未便同意”的。并且他的“各位参议先生”（顾毓琇、刁作谦、邵毓麟、龚德柏）也“一致向我建议反对”的。但是，只要我们细心查看一下，国民党冷欣这种民族正气，很快就穿了帮。因为“参议先生”之一的国民党邵毓麟（后来的驻韩大使、驻土大使），在《胜利前后》的回忆里，就泄漏了真相：

我们飞抵南京机场之时，今井率领参谋人员在场迎迓。我和今井在芷江初次见面，仅交谈数语，但当时日本驻南京伪组织大使馆的大使谷正之、公使堀内干城、参事太田一郎、清水董三等，均系战前旧识，大约今井已和他们交换过情报，所以我们在机场晤面时，他就悄悄地告我说冈村总司令官有随时切腹自尽之虞。我听了内心既紧张又怀疑，但在表面上只好镇静地告诉今井说：“这不是切腹的时候，请你转告冈村大将，我想尽速和他开诚谈谈。”从机场乘车到招待所，看到沿途萧条荒凉的情景，和整然列队步行的日军徒手官兵，真是感慨无量。我虽非军人，但我至少还懂得打胜仗固难，打败仗也不容易的道理。打败仗而有此沉着不乱的徒手官兵，已可看出日本民族的能沉住气以待再起的征象。当时，今井设宴招待我方前进指挥所官员，席间他又向我表示，冈村总司令官神情不安，亟盼能向我尽早“聆教”。我想不论实情如何，此时此地，岂可让冈村自杀，冈村一死，百万日军，何人负责？我方受降又将如何？我又想到前进指挥所冷主任的任务，是替何总司令的正式受降做铺路准备工作，由于职位关系，他的任务是正面的、具体的、命令式的，也是多方面综合性的。而我的使命，毋宁是侧面的、原则的、含有说服性而亦局限于政治性的。于是我决心单枪匹马，先和降将冈村一谈，试行说服他积极合作，如果他真有自尽企图，更应打消他的这个念头。

可见日本人早就摆下圈套，要你前去“聆教”了。国民党冷欣书中说他当时宣布成立前进指挥所后，“并即转达何总司令的命令：所有人员均不得私自外出，如有必要，必须事前请假。并告诫绝对不许有人‘接收’任何东西，亦不得使用封条，违者军法从事！”可见在这种规定之下，前进指挥所的一员——国民党邵毓麟，是不会私人行动的，他要先去见冈村宁次，必出自国民党冷欣的授意，所以国民党冷欣的所谓私宅不见之说，就十足是扯谎了。

就这样的，国民党邵毓麟在头天晚上，先去了南京中央路冈村宁次公馆，拜访了“不失大将风度”的冈村大将！国民党邵毓麟最后写道：

我们相对无语的沉默了片刻后，我看时间已过半夜，随即告辞。临别我说：“冈村大将决心以后，我们下次再约进一步谈话。”这是我在胜利以后第一次到达南京当夜和日军总司令的第一次谈话。

国民党邵毓麟的拜访显然是传达暗盘。所以，第二天，冈村宁次出现了。国民党邵毓麟说：

8月28日，前进指挥所冷主任和冈村正式会谈，我亦在座。

我和冈村第二次长谈，是在8月30日夜，在同一地点。事前今井向我联络时，就已说明冈村大将已经决心负起结束战事的任务。在那几天里，我们虽不承认日本派驻伪组织外交人员的“外交地位”，但我亦已曾和谷正之、太田一郎、清水董三等晤谈，说明了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事实上前进指挥所所采取的行动，亦很合理宽大，日方似已更深切的了解了我们的态度，因此我和冈村的第二次谈话，也比较更坦白更自由了，内容也更广泛更进一步了。

暗盘越来越明显了。国民党邵毓麟在8月31日，就先离开南京：

此外，我们还曾讨论到一件重要问题。冈村的态度已由消沉而积极，由踌躇怀疑而转为信任合作。我们又谈到夜深始别。我也不再担心他会切腹自杀了。

翌（8月31日）晨，我单独飞返芷江，向何总司令报告请示，随即奉何总司令命令，飞往重庆覆命，并请示一切。再度衔命于9月8日随同何总司令飞往南京，参加了历史性的9月9日正式受降典礼。这以后，我虽曾有数度机会和冈村晤面，但一切都已有我陆军总司令部指令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办理，进行颇为顺利，直到民国28年冈村离华返日以前，可以说他确已忠实执行降书所列各款及我陆总的指令，而尽了最大的努力。这和俄军接受东北地区日本关东军的投降，而将所有收缴武器转送中共扩军，违反中苏条约的事实相比，可说完全不同。因此，中国政府准予以其劳绩赎罪，而免以战犯起诉。20年后的去年2月，我于辞卸使土任务返国途中，顺道重游日、韩，曾在东京和冈村匆匆通了一次电话，终无缘重聚，而他也已于1966年9月2日病逝作古了。

看到了吧！原来暗盘是使冈村宁次知道他可以被判无罪！原来他这一级战犯，可以“以其劳绩赎罪”！于是，一切都真相大自了！

就在国民党邵毓麟飞返芷江的同一天，“怎能和冈村在私宅相见”的国民党冷欣，亲自去这日本战犯的私宅了。国民党冷欣回忆：

听说冈村宁次身体下适，拟前往慰问，并寓答拜之意，乃于31日上午8时50分，率同黄高参瀛，专赴其住所问疾，仍由黄高参和木村分任通译，与冈村宁次将军做第二次会谈。

会谈过后：

我说：“这个意见很好，本官当将贵官好意报告何总司令。”同时也做结束讲话：“今天已耽搁很久时间，希望阁下早日恢复健康。”

双方推诚的会谈，从开始到结束，计费时50分，空气始终和谐而愉快。

这是8月31日的事，距离9月9日日本签降，还有9天。这9天中，还有文章呢！第一件事是冈村宁次在投降前，早就看到了降书内容。据国民党冷欣回忆：

依无条件投降规定，一切由战胜国安排，战败国无条件服从，所以对于签字仪式、降书内容、投降代表应准备事项，均由我战胜国方面迳行决定，不须征询投降代表签字人意见。当冈村宁次接获我总部中字第19号备忘录，规定何总司令接受日军投降地点、日期、时间及日军投降代表签字人与出席人后，一再请求我提示签字时出示证明文件应载明事项，并盼事先能了解降书的内容。我嘱交涉人员转致他证明文件内容，须包括：①奉命代表，②管辖范围两点，请先准备；关于降书及蒋委员长第一号命令的抄本，经请示总部同意，曾于签字前夕——9月8日夜间，秘密先给冈村宁次将军以阅读的机会，随即收回；并约定：1.不许抄录；2.不准提修改意见；3.不得于签字以前宣扬。对方一一承诺。第二天俯首签字，毫无犹疑踌躇之状，与典礼前夕这一段秘密协调有关，这在当时是最高的秘密，现在事隔20年，依外交公文惯例，可予公布，所以敢在读者前，公开这一段“外交秘史”。

由此可见，国民党对日本战犯的体贴，是不惜违反国际公法的！

此外，还有军刀问题，也有“上级指示”。国民党冷欣写道：

刚才追记当年投降签字情形，提及日军投降代表7人，一律军装，均未佩带军刀；其实，关于敌人军刀的处置，事先交涉是颇费周章的。因为日本军官的威仪，平日就表观在这把代表武士道精神的军刀上，今天日本虽然战败宣告无条件投降，而敌人多少还希望保留一点尊严；如果硬性规定在签字之日不得佩带军刀入场，日方也只好俯首听命，不过好像太不给他们面子，假使因此老羞成怒，使出武士道切腹自裁的精神出来，不愉快事件正好发生在投降签字前夕或典礼进行当中，那是不可想像的损失！因此早在9月2日，总部曾以中字第17号备忘录送冈村宁次：“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规定：①日军缴械时，不得举行副武器仪式；②日军代表于正式投降时不得佩带军刀；③凡日军所有军刀，均应与其他武器一律收缴，一俟正式投降后，日军即不得再行佩带。以上规定，在中国战区一律适用。希贵官知照，并转饬所属日军适照！”日方没有反应；我为此曾和幕僚们商量，大家主张日军绝对不得带刀，甚至连勋标均须拿下；也有主张按投降惯例，投降代表须当场献出军刀；最后决定于投降代表到达休息室时，先将军刀解下。由于几经婉言交涉，获致他们谅解，才同意不佩刀入场，并将刀分别呈献：冈村宁次大将所佩军刀，恭献何总司命；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的刀，献赠萧参谋长毅肃；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的刀献赠给我。军刀问题，总算恪遵上级指示，得到合理的处置。

由此又可见，国民党对日本战犯的体贴，几乎上追到美国南北战争时格兰特将军（Grant）对李将军（RobertLee）的体贴标准，一切不但“刀下留人”，并且外加“人下留刀”了！

最后，9月9日到了，整个受降的排列是这样的： 受降席（从右到左）：

陆军中将——萧毅肃

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

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

海军上将——陈绍宽

空军上校（代表空军中将周至柔）——张廷孟

投降席（从右到左）：

支那派遣军参谋陆军中佐——小笠原清

支那派遣军总参谋副长陆军少将——今井武夫

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陆军中将——小林浅三郎

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

支那方面舰队司令海军中将——福田良三

台湾军参谋长陆军中将——谏山春树

第38军参谋（越南）陆军大佐——三泽昌雄

在上面这种对比里，按照陆军总部颁布的《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受降仪式程序》，是“上午9时正，何总司令将日军降书（中文本两份）交付冈村宁次大将阅读，并签字盖章（此时各中外摄影记者一律准予照相），冈村宁次于签字盖章后，送呈何总司令”。但在事实上，我们了解的情形却是：冈村宁次与国民党何应钦是“授受不亲”的。这种“授受不亲”，我们从国民党冷欣偷抄9月10日《中央日报》的回忆里，就可看出端倪。冷欣说：

签字仪式，依照预定程序准时开始：8时30分，中外来宾如江苏省政府主席王懋功、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接收计划委员贺衷寒、盟市军官麦克鲁中将、海恩中将、柏德诺少将、保义上校暨中外记者数百人陆续签名入场。8时45分，日军投降代表冈村宁次大将等，分乘汽车三辆，由中国王武上校引到中国陆军总部，住广场下车时，中外摄影记者纷纷摄取镜头。王上校接引他们入休息室，这时应邀观礼人员，都已依席次坐定。礼堂中央为受降席，受降席前设一较小长案为日本投降代表，其后各立仪容整肃的士兵12名。受降席和投降席四周，环以白绸，右侧为高级将领席及中国记者席，右侧为盟国军官席及外国记者席，参加者共达千人。8时51分，中国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何应钦，率参加受降官四人入场，中外军官及来宾均肃立致敬。何总司令居中，坐于受降席上，右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上将，陆总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左为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盂上校。受降席上，正中置一时钟，引导日军投降代表入场，先到规定地位，立正，恭向何总司令一鞠躬，何总司令欠身作答，并命坐下，日军投降代表便依规定分别于投降席次就座，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居中，面对何总司令。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陆军中将小林浅三郎、总参谋副长陆军少将今井武夫、参谋陆军中佐小笠原清三人，依次坐于冈村宁次大将的左侧；支那方面舰队司令长官海军中将福田良三、台湾军参谋长陆军中将谏山春树、第38军参谋长陆军大佐三泽昌雄，依次坐于右侧。日方七位代表，都是光头，穿军服，未佩带军刀；日方译员木村辰男穿灰色西服，均以立正姿势，立于冈村宁次之后。冈村就座时，把他的军帽置于案头，其余都始终握在手中。日军代表入席后，何总司令便向中外记者宣布：“摄影五分钟！”中外记者骤形忙碌，纷在四周和走廊上拍摄电影和照片，我受降大员的雍容仪表，和肃然危坐的日军投降代表，一一摄入镜头。9时04分，何总司令命冈村大将呈出证明文件，冈村转命小林总参谋长呈递何总司令，何氏检视后，将该证明文件留下；接着又取出日军降书中文本两份，交由萧参谋长转交冈村宁次大将，冈村起立，双手接受，小林总参谋长在旁替他磨墨，冈村一面匆匆翻阅降书，一面握管含毫，在两份降书上分别签字，毫无犹豫踌躇之状。签字后，复从右口袋里，取出圆形水晶图章一枚，盖在他的亲笔签名之下。所盖印鉴，略微向右倾斜，签字的字迹虽然很娟秀，但墨痕似嫌稍淡。签字时，中外记者莫不争取此一稍纵即逝的机会，迅捷摄取冈村握笔镜头，一时投降席位顿成电影机和照相机的焦点，而案头所置降书笔砚和冈村的军帽，也是各摄影记者所感兴趣争取拍摄的对象。冈村于签字盖章后，就把图章装入原口袋中，一面命小林总参谋长把降书呈递何总司令，一面点头，好像日本无条件投降完全出于自愿，现在中国战区日军已签字投降了，从此两国终止战争状态。小林总参谋长当将冈村签名盖章的降书两份，恭谨地捧到受降席前，双手呈递何总司令，何氏加以检视后，便于日军降书上签字盖章，态度从容安详。旋以降书乙份，命萧参谋长交付冈村宁次大将，冈村起立接受。何总司令复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命命令第1号，连同命令受领证，仍命萧参谋长交付冈村，冈村遵于受领证上签字盖章，并将受领证命小林总参谋长送呈何总司令。至此，何总司令宣布日本代表退席，仍由王俊中将引导日军代表离座，7位日军投降代表肃立，向何总司令一鞠躬，然后鱼贯退出礼堂，何总司令曾起身作答，只见冈村绷着脸走，内心似有无限感慨；小笠原清落后了两步，形容惨澹，几乎要哭了！

从这段回忆里，我们清楚看到是“冈村转命小林总参谋长呈递何总司令”、是“萧参谋长转交冈村宁次大将”、是“命小林总参谋长把降书递呈何总司令”、是“小林总参谋长……双手呈递何总司令”、是“萧参谋长交付冈村宁次大将”。全部过程中，冈村宁次并没向何应钦亲递过降书，所以国民党发布的照片上的日本将军，是小林浅三郎，而非冈村宁次。国民党官方党方所做的照片说明，至此证明全部是扯谎。列举如下：

一、1957年“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的《国民革命画史》书里的，照片下标题“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签递降书”。

二、1964年“中华民国国防部”的《总统与黄埔建军》书里的，照片下标题“日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何应钦将军呈递降书”。

三、1966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的《中国近代画史》书里的，照片下标题“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签递降书”。

当然这类的照片不只3张，在国民党的一贯作业下，国民党报刊上可多着呢！最权威的一张是1982年9月18日秦孝仪发行近代中国社出版的《铁证如山》，在这书第63页里，赫然还是“民国34年9月9日，在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代表中国战区统帅蒋公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在南京向中华民国呈递降书”！

国民党不但在照片上扯谎，并且在整个典礼上，由于国民党何应钦的腰有媚骨，更暴露了许多有辱国体的外一章。据1956年日本《文艺春秋》4月号刊出的国民党何应钦与冈村宁次会谈记，两人在受降11年后，曾在日本有这样的谈话：

冈村：日皇的停战敕语您收听了没有？

何：有，是在南宁听到的。我们总司令部每日24小时都在收听贵国广播。

冈村：距离太远，听不大清楚吧？

何：听得很清楚的，我马上于16日回到重庆，蒋总统刚好在公馆。商谈之后，我即赴湖南省芷江准备接收，当时日方曾派来今井武夫少将商量如何接收。

冈村：是的。那时，我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何应钦先生是陆军总司令。我虽处于投降之将，但由于对方是何应钦先生，无形之中使我减少了很多忧虑。999听说在您们看来是个吉辰，因此，我们曾奉令于9月9日上午9时到南京黄埔军官学校签字。当签字前的9月7日，您的参谋到我宿舍来，秘密地告诉我，在举行投降典礼的时候，可以带刀来，唯必须在礼堂内将那一把刀呈缴何应钦先生，否则就不带刀，不带也可以，问我选择……

何：您没带刀来？

冈村：是的。其次，使我不能忘怀的，也是您的宽容敦厚，本来预先排定我们进场的时候应向全体敬礼，何先生等不必还礼。可是，最后我在投降文件上盖章而由小林参谋总长呈献您的时候，您却站起来给他回礼。后来，外国顾问团有没有抗议呢？

何：是的，他们略有说道。

冈村：我看到这种情形，大受感动。西洋的道德观念和我们究竟有些不同，何应钦先生的人品风度实在使我佩服。

何：哪里，彼此彼此。

这一对话又透露了：关于军刀问题，国民党何应钦竟在9月7日派了参谋去打派司（PASS）的！带也可以，不带也可以，全由敌将选择的！并且，按规定是“何先生不必还礼”的，可是国民党何应钦宁肯腾笑国际，也要向日本人弯腰，并且把腰弯得比小林浅三郎还深30度——这种贱骨头、这种软骨病，真他妈的太可恶了！

抗战8年，中国人连个光荣的受降典礼都不可得。蒋介石的媚日政府啊！

“受降”梦碎。

“钓鱼台”梦碎

1951年7月16日，蒋介石有一段谈话说：

琉球与台湾，在我国历史上，地位不同，琉球乃一王国，其地位与朝鲜相等……我们当时（开罗会议时）认为琉球是我东海的屛藩，军事重要性较大，我们同意，应由中美两国经过联合国之委托程序，实行共管，又以为此非当时紧急之事，故曾表示将来再说。

原来这就是蒋介石的国际政治水平！既然说“我们同意”由“中美两国经过联合国之委托程序，实行共管”，下文如何，自然也得有个交代啊。2010年8月19日，宋楚瑜到阳明山来看我，带了一大箱文件给我过目，其中有中国飞机本有权利使用琉球机场的文件，可见“共管”之说，有迹可寻，怎么后来中国却给踢走了呢？蒋介石是怎么误国的？怎么“将来再说”的？

梁敬錞“开罗会议”第五章根据美国外交关系文书，归纳出两点：

一、关于琉球群岛问题，罗斯福再三询问，中国是否欲得琉球，蒋主席答称中国愿将琉球先由中美占领，再按国际托管办法，交由中美共同管理。

二、罗斯福自德黑兰会议散后，归至华府，则在太平洋战事会议上宣称，琉球应归中国，已得斯大林完全同意。可见今日将琉球交与日本之决定，纯系美国片面之独断，不特与开罗德黑兰会议之了解不同，且亦非罗斯福之本意。

根据美国外交关系文书，证实罗斯福（FDR）一再要把琉球还给中国，但被蒋介石一再误国了。结果，“将来再说”的演变，美国竟片面独断，出卖了中国、出卖了联合国托管原则，还搭配上钓鱼台。钓鱼台在日据台湾时，日本把它归纳为台湾的岛屿，台湾归还中国了，钓鱼台怎能脱离了台湾；纵使硬说钓鱼台不属台湾，而属琉球，照联合国托管法律，被托管的地区终究是要它独立，也非还给侵略者啊。

总之，这是美国最后干的好事，连罗斯福那点琉球还给中国的灵光一闪都没有了。

美国固属不当，蒋介石的国际政治水平不足，造成误国后果，也要揪出来啊。这就显出知识的重要、学问的重要。没有知识与学问，怎能追査出这段公案的历史背景呢？固然知识重要、学问重要，但是去挖掘“臭狗屎”的本领也是重要的，我们挖掘出蒋介石1951年7月16日的那段谈话，配合上美国外交关系文书，终于真相大白了。只是挖掘这些“臭狗屎”可太辛苦了。

钓鱼台何辜、琉球何辜，竟断送在蒋介石和美国人之手。在时间上，先断送在蒋介石之手。

保钓运动那些成员呢？从美国回来的、像马英九之流，都是些投机分子，这些货色不敢玩真的，只能浪得虚名而占实缺，钓鱼台问题既然已被耽搁得这么复杂了，解决它，可得等到中国更强大才会顺手。邓小平说把钓鱼台“挂起来”，等比我们更聪明的下一代来解决，语含深意哟。共产党是能屈能伸的。想想列宁签下《布雷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vsk）条约》的故事吧。1918年3月3日忍气签下，8个月零10天后（1918年11月13日)，就机会大好、满载而归。不必等到聪明的下一代，我们这一代就够聪明了。但是，列宁以外的人，做得到吗？

“保钓”40年后，《中国时报》登出一段话：

40年过去了，当年钓运人士，如今有的是支持统一的代表人物，有些加入党外——民进党运动，推动台湾民主，也有人成为台湾的政治领导人。唯一不同的是，当年无力对抗美日、只能和中华民国抢留学生钓运主导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今已敢向美日呛声。相对的，中华民国官方和40年前一样行礼如仪宣示主权，却不再需要去抢保钓主导权，只静静在一旁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捍卫”中华民国宜兰县的一份领土。

多遥远啊，我们的钓鱼台！“保钓”只成全了马英九之流的官运。钓鱼台还在日本鬼子手里。

“钓鱼台”梦碎。

“外蒙古”梦碎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丢了比台湾大44倍的领土——外蒙古。

7年后，1952年10月13日，蒋介石终于承认上当了。他说：

我主张放弃外蒙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起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唯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同时，蒋介石更明确的归属了责任所在。他说签约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要“负其全责”。自承当年签约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对总理、对革命、对国家和人民应该引咎自责”。这种“自责”，终于使我们对“民族救星”的“高瞻远瞩”，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并且，连蒋介石自己都认了错了，捧他的混人们又吹捧什么呢？

出卖了比台湾大44倍的外蒙古，卖国属实。说怪美国在雅尔塔下的蛊吗？又不尽然。因为细查史料，却发现了另一问题，就是蒋介石、王世杰所卖出去的内容，是否与美国在雅尔塔的允诺一致问题。我们先看史料：

根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参、中苏关系》，1945年7月9日，蒋介石有致美国总统杜鲁门（Truman）电文如下：

收到阁下6月15日电。内载建议之中苏协定大纲，余谨致谢。余尤为感激者，即阁下对此之关切。依照商妥办法，余已派宋子文博士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谈判；余当以谈判进行情形，经常经由赫尔利大使告知阁下。因此不只为中苏间，且为与全世界和平安全之利益有严重关系之一事，余深盼阁下继续予以深切之注意，并将阁下之意见随时示知。蒋中正。七、九。

在这一电文前两天，7月7日，就有了宋子文的两件来电。其中指出：在美国得知“经过情形”后，曾对外蒙“保持现状”有明文解释。“保持现状”即“中国在法律上仍保持其宗主权”。

7月24日，杜鲁门覆蒋介石的信，全文如下：

极机密。阁下7月19日电，内载阁下致斯大林委员长电文，敬悉。余曾请阁下执行雅尔塔协定，但余未曾请阁下做超过该协定之让步。如阁下与斯大林委员长对于雅尔塔协定之正确解释意见不同，余望阁下设法使宋氏回返莫斯科，继续努力以达到完全谅解。杜鲁门。7月24日。赫尔利大使函送。

美国方面“极机密”信中所指的“超过该协定之让步”，在美国方面，也人同此心。《顾维钧回忆录》1945年9月“中苏条约”部分，有这样的回忆：

……宋（子文）则在7月底以前带了一大批人员去莫斯科参加会议。我当然急于知道会议的进展情况，因此，不时去看怀南特和艾登，因为我觉得他们会经常得到这方面的消息。我发现艾登确实比怀南特消息灵通。8月里的一天，艾登看出我对会议结果的焦急心情，他说，他理解中国不得不参加这个会议，不过我们并无必要放弃比罗斯福与斯大林协议之外更多的东西。我听了大惑不解。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关于蒙古的问题。在蒙古这个问题上，中国对罗斯福没有做过任何承诺。”我将他的话以及我强有力的赞同意见立即向中国外交部报告。我方的代表怎能答应比以前商定的更多的东西呢？

从杜鲁门回信到顾维钧回忆，我们都看到在外蒙问题上，蒋介石及其手下做了不该做出的让步——美国主子要你蒋介石卖国，没有错，但没要你卖那么多！事实上，可以不卖那么多！可以不卖那么多却要卖那么多，“要五毛，给一块”，此蒋介石及其手下之莫名其妙也！太混蛋了！

从8月7日到、8月15日9天，是卖国重头戏。据《王世杰日记》8月7日载：

午后3时抵莫斯科。莫洛托夫，美英法三国大使均来机场欢迎。

晚10时，偕宋子文、傅大使（傅秉常）、胡次长（胡世泽）、蒋经国往克里姆林晤斯大林。

8月10日，日本投降消息已传出：

午后4时许，予在寓所（中国使馆）突闻伦敦BBC广播，谓日本已声明愿投降……闻日本投降讯后，予与子文、天翼、经国等细商，关于对苏缔约事今后我等究应采何态度。当经商定两点：一、对苏方表示仍愿缔约，二、不做任何重要让步。

从这天日记中“对苏方表示仍愿缔约”态度，引起我们的奇怪。核对《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参、中苏关系》，有下列语气：

一、在8月8日致蒋介石的密电中，有“职等观察苏联对日宣战，为预定步骤，不致影响中苏谈判”的语气。

二、在8月10日致蒋介石的密电中，有“于晚9时，往晤斯大林，商谈达两小时半，斯氏见面即问，愿否续谈订约事，职等答以愿谈，并望从速结束”的语气。

三、在8月11日致蒋介石的密电中，有“职等及同来诸人一致认为中苏条约必须缔立，倘再迁延，极易立即引起意外变化”的语气。

四、在8月13日致蒋介石的密电中，有“就我方利害言，则此次缔约，可以明中苏之关系，减少中共之猖獗，保证苏军之撤退，限定苏方在东北之权益，凡此，皆为今后统一及建国所必需，倘再停止谈判，则形势必立变，前途隐患甚大”的语气。

上面这些语气，都显示了蒋政权想签订中苏友好条约之情，比苏联还迫切。这不令人奇怪么？为何这样急于卖国？这种底脾，为何被斯大林（Stalin）捏得一清二楚？说以卖国的方法，来换取“今后统一及建国所必需”，这是什么逻辑？

令我们不解的是，纵有以上问题迫需解决，又何能用“急需与苏联订约”的方法？订了约，苏联不守又怎么办？何况，苏联对中国，早就有过不守约的纪录。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已同苏联订过一个《中苏互不侵犯协定》，第二条申明说：“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但在1941年3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访问德国之后，访问苏联。苏联外交部次长在3月27日对国民党驻俄大使说：“斯大林接见松冈，是纯礼貌问题。”4月11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对国民党政府说：“苏联不为自己而牺牲友邦的利益，苏联政府对松冈是照例招待。”但是《苏日中立协定》竟在第三天——4月13日公布了。1941年违约背信如彼，居然1945年还同它签约如此、还要相信它如此，蒋介石、王世杰这种人的智商、大脑与骨气，可真太有问题了！

由此可见，王世杰以为订约可保障中国，正是蒋介石自责的“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了！

除了“幼稚的幻想”外，蒋介石、王世杰之流对世界史的无知，也堪称一绝。

我曾分年按月摘出王世杰日记中的纪录，目的在从不同时间、不同角度看他心境的起伏变化，和他对卖国行为的自欺欺人。观察他的全部自解，主轴上，是所谓不畏负责、不计毁誉、“代人受过”，并托词在“为国家利益”外衣下，守口如瓶。另一方面，他口口声声“该约未能挽救中国大局之原因”，主要是“在苏联之不守约”、“为苏联不肯忠实执行条约”，但苏联之不守约，在《中苏友好条约》签订前，至少有19次以上（包括对中国的1937年的一次），苟有国际法与现代史常识，岂可贸然签字？

国民党当权下的“海外学人”许倬云，在《追念王雪艇先生》（《传记文学》第39卷第4期）中说：

中国在无可奈何的情势下，不得不签订中苏间的新约。明知这是丧权辱国的条约，没有人愿意担任签约的任务。但是国家在那种情势下，此约又非签不可。雪公忍辱负重，毅然出使，不仅任劳，而是为国任怨。天下事，任劳易而任怨难，也只有仗这份问心无愧的书生本色，他才能吞下这口难忍的内心伤痛。这番国之大臣的苦心不是一般血气偾张的虚侨之辈能了解的。

这种肉麻的谀词，还说是“书生本色”，真使我们感慨：人间是非、人间公道。人间羞耻，是这样诠释的吗？

《汪东兴日记》1950年1月25日：

毛主席对总理说：“我们还要搞一个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已经宣布过旧中国与外国签定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一概不予承认。但外蒙古独立是一个例外。外蒙古独立是国民党政府办理的，但是我们尊重蒙古人民1945年的公民投票，他们一致拥护独立。现在双方政府经过谈判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苏联也表示支持中国这一立场，同时也希望蒙古发表声明表个态。”

总理说：“这样做比较好。”

外蒙古终于丢了、给蒋介石国民党丢了，共产党也救不回来了。

蒋介石是卖国贼。王世杰是卖国贼。当然我们也别忘了，卖国贼中还有蒋经国。据《国家建设丛刊》第三册《外交与侨务》透露：“我方主持谈判代表，前一阶段为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参加谈判主要人员有外交部次长胡世泽、驻苏大使傅秉常，及蒋经国、沈鸿烈、卜道明、刘泽荣诸人；后一阶段主持谈判代表则为宋院长子文及新任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参加谈判人员除增加熊式辉一人外，其余仍旧。”卖国贼蒋经国还单独跟斯大林接触过，他的身分，最为特殊。

外蒙古不再中国了。

“外蒙古”梦碎。

“建国百年”的僵尸花费

亡了国的“中华民国”，幽灵飘到2011年，若是知耻，偷偷熬过去算了。不期国民党接班人轮到马英九身上，居然要大张旗鼓、欢庆“中华民国建国100年”，简称“建国百年”，花样之大、花费之多，我必须列个表，以为实证。你看了会觉得太琐碎，但是没有琐碎，又何来梦碎呢？

总计之下：

2010年公务预算（先期作业费）：1亿1100万元

2011年公务预算：31亿9820万3000元

合计：33亿920万3000元

尚不包括“财团法人中华民国建国100年基金会”的体制外敛财与开支。这个财团法人，是一个怪胎，它归属在“政府各部门投资或经营之其他事业及政府捐助之财团法人”项下，根据它“最近年度营运及资金运用计划”，主管机关是“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光在“基金余额”上就有新台币2000万元，打秋风的对象是：

一、政府捐助基金余额计新台币700万元，捐助比率23.33%。

①台湾烟酒股份有限公司捐助200万元。

②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捐助100万元。

③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捐助200万元。

④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捐助200万元。

二、民间捐助基金金额计新台币2300万元，捐助比率76.67%。

这一浩大的“建国百年”烧钱活动，是由马英九担纲的，结果怪事连连，被民进党告到地检署。光在演出两场歌剧一项，《联合报》就有报导如下：

（记者郑宏斌、张宏业、黄驿渊台北报导）民进党批评百年国庆音乐剧《梦想家》弊案频传，民进党发言人梁文杰、庄瑞雄、林俊宪昨赴台北地检署，按铃告发文建会主委盛治仁涉嫌图利罪及泄漏国防以外秘密罪。

梁文杰说，盛治仁早在两年前就和该剧创意总监赖声川约定，要将此剧交给他制作。去年12月发包3900万元给赖，今年1月10日，赖就带相关厂商前往场勘，随后5、6月时，所有厂商都得标，其中价格更贵得离谱，“明显有图利之嫌，检方应立即发动侦查”。

梁文杰指出，盛治仁和赖声川团队配合密切，从听奥、花博到《梦想家》音乐剧，不知道已浪费多少民脂民膏，根本是花博“空心菜”翻版，“不等盛治仁来检举我们，我们先告发他！”

庄瑞雄说，此标案在今年4月20日才公告招标，但厂商竟在3月21日就知道要承包此案，明显是文建会内神通外鬼、勾结厂商；此案也涉及泄漏国防以外之秘密，让厂商预做准备，显然是标准的图利、贪污案件。他还说，国外的歌剧平均上演寿命15到20年，但台湾梦想家两天就演完，有违常理。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昨天列表指出，台北市主办听奥时，盛治仁担任筹委会执行长，开、闭幕式导演就是赖声川，当时以4.7亿元得标；花博时，盛治仁担任开幕总导演，赖则是艺术总顾问，标案1.5亿元；当盛治仁担任文建会主委后，包括台湾灯会及今年国庆的梦想家，赖声川团队更分别以6.5亿元、1.15亿元得标，分别担任灯会总策划、总导演。

民进党立委林淑芬更指出，听奥期间，赖声川的太太丁乃竺当时担任艺文主任负责筹划活动，但最后发包得标却是自己的老公赖声川。她痛批，从听奥到梦想家，“这已不是单元剧，而是连续剧”。

这就是马英九！小学生营养奶1000万元的预算，他都删掉，吝而不予；却在“建国百年”上，花上33亿920万3000元，面不改色，为一个僵尸名号灌顶100年，这是什么意思？“中华民国”的死尸招牌这么迷人吗？值得这样宣传吗？

“建国百年”的马嘶呓语

更荒谬的还在前头，2010年12月12日《中国时报》载：马英九说“中华民国己是‘国瑞’”！

建国百年庆祝活动筹备委员会昨天召开第三次全体委员会……马总统致词时表示，政府刚到台湾时，可以说是风雨飘摇，那时台湾银行发出的信用状，很多国外银行都不收，许多邦交国与我断交，外交官流离失所。中华民国在台湾宝岛上历经许多挑战与挫折，仍展现无比的毅力、韧性及抗压性，逐步走向政治民主、经济繁荣与社会进步，尤其是宁静革命的政治奇迹，更为世人所敬佩。

马总统表示，中华民国在努力多年后，有了一些成果，国家要过100岁生日，应该把成果拿出来庆祝，一方面给自己打气，一方面也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做到了，我们还会继续做下去。他相信中华民国百岁生日，一定可以展现出更为迷人的风采。

……

马总统并誓言，台湾要成为和平的缔造者、人道援助的提供者、文化交流的推动者及新科技与商机的创造者，尤其明年是台湾的设计年，要举办世界金点设计大展，他希望在政府与全民的共同努力下，“让台湾今天的金点，成为明天的经典。”

可以这样无耻吗？说什么“台湾银行信用状”，你们国民党政府抢走了全国的国库黄金，不就是“信用状”强盗版吗？说什么“许多邦交国与我断交”，你们今天的邦交国是那时候的三分之一，你好意思奚落当年吗？说什么“逐步走向政治民主”，那么什么是两党分赃？说什么“经济繁荣与社会进步”，人民自杀率每年6000人；政治案件29407件，一件都不平反；国民党党产每年获利光股利就高达29亿；人民不分老少，每人每年为政府负债20.4万、初生婴儿一生就负债81万，藏怨于民、藏债于民、藏富于自己的党，这就是你的“成果”？连你的美国爸爸都公开否认你有主权、也不是国家，就凭你，要做“和平的缔造者”，你何德何能？你还要做“人道援助的提供者”，自己人民有三个人吃一碗泡面的惨象，却带头为日本海啸救灾，拍日本人马屁，一捐57亿，这些“人道援助”，内外有别、人己有别，又是哪门子“人道”？

马英九好列举数字自吹自擂，我也列一点如上。证明有人实在不要脸，和民进党一样不要脸。

“法统”梦碎

今年2011年，这个岛上大闹“中华民国第13任总统选举”，正好又赶上所谓“建国百年”，更给了所谓“第12任总统”马英九的张本。不过口口声声今年是“中华民国”100年，则100年间，“总统”绝不止10任，早在民国元年到民国17年间，就有10任可循，现开1928年前“中华民国”历任元首（总统、执政、大元帅）姓名表如下：

任别/头衔/姓名/任期起讫/卸任原因/备注

一、第1任临时大总统/孙文/19120101-19120401/南北统一，荐袁世凯而辞职/(一)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大总统职后，于4月1日始行解职。(二)副总统黎元洪

二、第2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19120310-19131010/国会选举正式总统而解职/副总统黎元洪

三、总统/袁世凯/19131010-19160606/帝制失败，病死/(一)副总统黎元洪。(二)1916年1月1日称帝，改号“洪宪元年”，1916年3月20日撤销帝制

四、总统/黎元洪/19160607-19170701/安徽督军张勋“复辟”，呈请辞职/(一)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以副总统继职。(二)1916年10月30日国会补选副总统，冯国璋当选

五、代总统/冯国璋/19170706-19181010/受皖系压迫，于任期届满，即行退职/1917年7月在南京摄行总统职务，8月入京

六、总统/徐世昌/19181010-19220602/直系军人邀请黎元洪总统复任，以便他日推举曹锟为总统，故逼徐世昌退位/1918年9月当选总统，1922年6月2日辞职，黎元洪6月11日入京复任总统，其间由阁员高凌蔚摄总统职务

七、总统/黎元洪/19220611-19230603/直系军人拥曹锟为总统，被逼去职

八、总统/曹锟/19231010-19241102/冯玉祥倒戈，1924年10月23日发生“北京政变”，曹锟被幽禁于延庆楼，被逼辞职/1924年11月2日，总统印信移交国务院，代理国务总理黄郛摄行总统职务，同月24日解职

九、临时执政/段祺瑞/19241124-19260420/未获张作霖支持，通电下野，返居天津/段祺瑞下野后，北京政府先后由兼代国务总理颜惠庆、杜锡珪、顾维钧等摄行执政职务

十、大元帅/张作霖/19270618-19280603/“北伐”军进逼京津后，张作霖通电声明率军退出关外，返回东北/1928年6月6日，北京和平解决，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12月29日，东北易帜，全国统一。自此到1949年，形式上是国民党天下

1948年4月19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选出了蒋介石做总统，这是总统之名，在“中华民国”史上的重新出现，但并非首次出现。国民党对“中华民国”总统第几任第几任的分期方法，显然是大大的有毛病的（客气地说，是有语病的）。若说1948年当选的是“第1任”，则1948年以前37年间的“中华民国”历任总统（包括国民党必须承认的孙文在内），又搁在哪儿？若说1948年起的总统是“行宪后”第1任，但也与法统和事实都不合，因为“中华民国”早在1912年就是民国元年了，并非1948年才是民国元年。何况所谓“行宪后”的说法，国民党也罕言之矣。并且所谓“行宪后”之说，也是巧立名目，因为这样加帽子，则以前的总统都可援例大加特加，袁世凯就可来个“行约（约法）后”第1任了，别人也可以依样葫芦了，试问一个国家的总统任期算法，可如是乎？第3任的美国总统杰斐逊（Jefferson），能说他是“战乱后”第1任吗？第16任的美国总统林肯（Lincoln），能说他是“内战后”第1任吗？除非美国亡了国，杰斐逊、林肯不会这样吧？

所以，稍知“中华民国”历史的人，对国民党这种腰斩“中华民国”法统的做法，是绝对不敢领教的事。国民党可以说袁世凯他们不是你们同志、可以说你们不喜欢他们，但不能否认他们做过“中华民国”的总统，要否定他们，除非先否定“中华民国”，但你们既然承认“中华民国”已100年，则你们把1928年前的“中华民国”拦腰一斩，就完全不通了——这样子的“中华民国”岂不是短命了的“中华民国”了吗？

所以，若不短命，马英九当的，绝非“中华民国”第12任总统。不过，事实上还是短命了，因为“中华民国”早在1949年就亡国了，又何来总统呢？

结论出来了：你要坚持“中华民国”国祚百年，你就得承认袁世凯诸公是“中华民国”总统；你要坚持第1任总统是蒋介石、第12任是马英九，你就得承认“中华民国”寿命该从1948起算，就没有百年可言。你的“法统”，怎么都抛弃不了袁世凯。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袁世凯永远阴魂不散，就是要做你“中华民国”的总统。

袁大头在此，“法统”梦碎。

“正统”梦碎

我喜欢收集好的漫画，我收有早年《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刊出的一张，画面上小两口儿上床做爱，为了变花样，男方手拿性交之书以为指南，但因一时弄不清姿势，以致两人扭在一起，不知如何是好。男的一边查书一边说：“一定在什么地方弄错了。”（Wemusthavemadeamistakesomewhere…）

最近我一边看这张漫画，一边想到马英九。马英九今天的手足无措，“一定在什么地方弄错了”。当年他竞选市长时，有一天秘密来拜访我，问我秘笈；当选后，未曾再来，很久不见了，顺手翻到他选举时的一本小册子，题为《二十一世纪台北》，其中有一段是：“去年，北一女校庆，班联会邀我去演讲，演讲对我本是家常便饭，但是那场讲得患得患失，因为我的女儿提醒我，北一女学生对不精采的演讲是何种反应，当天她也坐在台下。会后，虽然现场反应热烈，我也觉得讲得不错，却一直等待女儿的反应，女儿那天回家，第一句话说：‘爸，I’mproudofyour（我以你为傲！）’这句话像天籁，让我快乐了好几天。记得鼓励别人，即使是你家人也不例外，你想像不到他们多么需要这些鼓励。”我看了，为之一笑，我笑的是，即使哈佛大学博土头衔的马英九，竟也在英文中译上不小心弄出鸟笼。因为I’mproudofyou不该译成“我以你为傲”，这样译是错误的。正确的译法是“我以你为荣”，按说马英九的英文当然好，但他一旦发生短路，也许“一定在什么地方弄错了”。

“中华民国”早已亡国，可是马英九却以“正统”自居，他“一定在什么地方弄错了”。

2011年10月3日《联合晚报》登：“今年是建国百年，同时也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总统马英九今天出席‘辛亥革命百年回顾’国际学术研讨会，再三强调中华民国自由台湾承袭着国父孙中山的思想，才是从辛亥革命一路延续下来的正统。”

其实呀，孙中山一生除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个月外，一路都是乱臣贼子。做临时大总统下台后，“以失位觖望，闻中央有变，辄喜。”他在南方非法组织伪政府，一直到死，从来没“正统”过。马英九说他们“才是从辛亥革命一路延续下来的正统”，才不是呢！

“正统”一直在北京。孙中山生前，在广州建立大元帅府。1925年孙中山死后，7月1日，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首，通称广州革命政府。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国民政府于1927年1月迁往武汉，通称武汉国民政府。同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于4月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通称南京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武汉政府同南京政府合流，并入南京政府。此后才得世界承认，才算“正统”，直到1949年被赶到台湾为止。

马英九所谓“正统”，原来如此。

“正统”梦碎。

“道统”梦碎

“道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大题目。

从蒋介石以下，都说“国父”继承了“中国道统”。

耐人寻味的是：在“国父思想”中，“国父”本人，从来没有谈过或写过有关“道统”的话，说“国父”继承道统，乃是“国父”死后3个月冒出来的一段无头公案。

原来“国父”1925年3月死在北京后，5月国民党就在广州开了一届三中全会，发生内斗与外斗，会后戴传贤从广州回到上海，在6月写出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把“国父”道统化。戴传贤说：

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承认中山先生是二千年以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去年有一个俄国的革命家，去广东问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先生答覆他说：“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那人不明白，再又问先生。先生仍旧把这一句话来答覆。我们就这一段话，就看得出先生的抱负。同时也就可以认得清楚先生的国民革命，是立脚在中国国民文化的复兴上面。是中国国民创制力的复活，是要把中国文化之世界的价值，高调起来，为世界大同的基础。

文中“去年”是1924年。戴传贤写这书是1925年。6年以后，1931年，蒋介石在教育部讲《中国教育的思想问题》，照引“戴季陶同志”这段话，加以背书和引伸说：

再讲一句话，我们要晓得总理的思想，即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的仁义道德思想，将之发扬光大，三民主义就是从仁义道德中发生出来。总理讲这句话是在广西桂林，我当时也在桂林，那个俄国共产党问总理的时候，我也在那里。共产党当时只是宣传，头一次越飞还没有来，那个俄国共产党并不是俄国人，而是瑞士人，也是第三国际派来的。孙先生头一句话答覆他的就是：“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由这一段话，大家可知总理主义是怎么一个思想。

蒋介石这些话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在引戴傅贤所述“国父”的话以后，并且透露：“我当时也在桂林，那个俄国共产党问总理的时候，我也在那里。”这就是说，他给戴传贤的话做了人证，表示这话是真的。

再过了两年，1933年，蒋介石在中央政治学校讲《进德修业与革命之途径》，又有了这样的话：

现在国家到了这样危急的情况，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把它挽救过来，完成我们的革命，使中华民族复兴起来呢？我很简单忠实的说，只有大家相信三民主义，而且要实行三民主义，就可挽救危亡。因此，我们要问：三民主义是怎样发生出来的？它的思想之渊源以及它的根本精神是在什么地方？简单的讲一句，它的思想渊源，就是继承中国从古以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所流传下来的道统，它的根本精神，就是要用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来领导革命，复兴民族。关于这一点，在从前共产党时代，共产党必当这句话是一种封建思想，且以把总理为偶像化这点来批评我们，殊不知共产党别有鬼胎，所最怕的就在此点。我记得总理与苏俄代表见面时，当时他第一句话，就问总理：“你的革命哲学的基础是什么？”总理回答说：“我们中国有一个传统的精神，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遗传下的固有道统，我就是继承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的道统，这就是中国民族固有的精神。”我们政治学校的学生，是总理的信徒、是革命党的正统，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三民主义所从而发源的——三民主义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留传的大道，亦就是中国政治、伦理、哲学的基础，就是要以中国固有的精神来革命、来治国家、来平天下。这样，国家一定可以治平，革命一定可以成功，中华民族也绝不至于沦亡的。所以我们最紧要的，是将中国固有的德性，即从古遗传给我们最紧要的东西，不要忘掉，我们就要继承总理所告诉我们的固有的民族精神，来挽救国家、复兴民族。

两年以后蒋介石这段话，出现了两个最令我们注意的不同：第一、原来没有道统的字眼，现在出现了；第二、原来说“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绝”，但是现在不提“而绝”了。

再过了一年，1934年，蒋介石在卢山军训团讲《中国魂》，道统的出现更频繁了，并且引“国父”的话，在文字上也有了出入：

但是我们还要知道，总理绝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这个三民主义是有所本的，其渊源所自，早在总理以前，与我中华民族之历史的生命同流发展，不过到了总理手里，才拿这个东西重新整理，构成一部完善的思想体系，就叫三民主义。这个主义虽是最新的，而其本质和基本精神之所在，却完全是由我们历史文化的正统，历数千年一直传下来的。这个意思，总理在生时已经自己说明过的，我们只要将总理对苏俄代表马林所讲几句话，复按一下，就可以明白我们总理的学问、总理的思想、总理的道德和总理的革命主义，完全继承中国五千年来历史文化的正统。当时苏俄代表问总理：“你革命的哲学基础的出发点，在什么地方？你的革命主义由什么地方发生出来的？”总理当时告诉他：“我们中国有一个立国的精神，有一个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千年来历圣相传的正统思想，这个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道统；我的革命思想、革命主义，就是从这个道统遗传下来的。我现在就是要继承我们中华民族的道统，就是要继续发扬我们中华民族历代祖宗遗传下来的正统精神。”大家由总理这一段话，就可以明白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国固有历史文化的结晶，和民族美德的遗传，亦即是民族的精神，和国家的灵魂之所在。现在我们革命，就是要复兴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恢复民族固有的美德，发扬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我们要救国、要实现主义，就是要恢复这个国魂！具体的讲，就是要继续发扬我们中国固有的道统！

再过了5年，1939年，蒋介石讲《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引“国父”的话，文字上的出入更多了：

我们更要知道，总理的基本思想，渊源于中国正统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总理既认定了“民生”为历史的中心，便根据这个思想，指出我国固有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为改造社会的基本法则，与实行革命的最高理想。因为人类的生存最大保障，是在全体的生存，不在部分的或个人的发展。总理继承了中国固有的正统思想，认定利他是革命的本务，仁爱是救世的基本，利他和仁爱的极则，无过于天下为公。这张表上“民生哲学”下面这个“公”字，就是天下为公的“公”字。《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赃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实在是我们中国一种最完美、最高尚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总理生平遇到什么人请他题字的时候，一提笔总是写这几句话。可以说，这几句话，就是总理在实行革命中的最高理想。惟其如比，所以他创造的三民主义，是以民生哲学为基础，是以人类全体幸福为依归，而终结理想，是“世界大同”。我记得民国10年，总理在桂林，共产党第三国际有个代表马林（瑞典人）曾经问过他：“先生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总理答覆他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那位马林先生不明白中国政治思想的历史，自然不明白总理答话的意义，他再问总理，总理仍然是这样答覆他。实则总理当时的意思就是说：三民主义是以我国固有的“天下为公”的伦理思想与政治思想做基础的。

这段话跟蒋介石最早的引文，最令我们注意的不同是：原引“国父”说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绝”，现在不但不提“而绝”了，并且出现了“相继不绝”的字样！

排比了上面这些文件后，我们不难会心的了解，前后所引“国父”的话，原来是经过这么微妙的演变的！正因为演变如此微妙，所以在钦定《国父年谱》1921年12月23日条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

马林居桂林三日，两次晋谒先生。并建议改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先生未予具体答覆。马林问先生曰：“先生革命之基础为何？”先生答曰：“中国有一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余之思想基础，即承此道统，而发扬光大耳。”马林不解其意，再询先生，先生所答者依然如此。

《国父年谱》注中说引“国父”的话，是根据戴传贤《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事实上，《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原文并不是这样的，原文既未提到“道统”，也没说“相继不绝”，并且意思还正相反，这种把来源推在戴傅贤头上的做法，显然是一种瞒天过海。

谁干了这种瞒天过海的事？蒋介石！蒋介石为了衔接古来的道统统制技术，达成“相继不绝”的效果，迭次动手脚捏造“国父”的话，既挟古人以自显，复挟“国父”以自重。全套的卑鄙作业，在我李敖的博学审问之下，全部无所遁形了。

“道统”梦碎。

“学统”梦碎

自来搞政治的人和搞学术的人，是两种人。搞政治的人不碰学术，有的是没工夫；有的是刘邦式的“安事诗书”（翻成白话：“谁他妈的要看书呢！”），看不起学术；有的是心存敬意，敬而远之；有的却是附庸风雅。最后一种最要命，因为一附庸风雅，就会对学术亲自去碰，一碰学术就完了。

中国传统中“政统”和“学统”大体成双轨演化着，搞政治的人不太附庸风雅，国民党在打天下的时候，也是如此。国民党至多只是控制学术机构，但不敢控制学术，也无此妄想。但到台湾以后，地小人稠，闲来无事，居然殃及学术，研究院、研光所、研究中心、大学等等，纷纷渗入了党团与党棍，他们也要写论文了、也要办学报了、也要召开或参加学术会议了，但天知道这是什么“学术”！几十年来，学术已是一片焚琴煮鹤的大锅炒！学术何辜！呜呼学术！

几十年来，国民党出马抢“学统”，是以徐复观开先河的。几十年下来，他以“当代文、史学家”（中央日报）、“当代思想史大师”、“国学大师”（《新生报》）等“学者”身分出现，这是他和国民党的成功，却是学术的失败。现代中国的“学统”，本来一直掌握在胡适系的手里，胡适系的学术，我早在当年就批评了，而引起胡适对我的不快。但胡适的“新朴学集团”，虽然不怎么学术，却还谨守乾嘉余孽的考据之路，国民党与徐复观的“学术”一来，就连这一点也守不住了。居浩然在《文星》发表过一篇《徐复观的故事》，里头说：

因为相知很深，我可以说徐复观是个可怜人。早年读的是旧书和改组派的新学。根基没有扎实，就投笔从戎。在军阀混战时期带过兵，似乎没有什么战功。转而从政，在幕后有一手，站出来不能上电视，于是有志于治学。因为不懂西洋语文，生光化电办不到，只有仍旧回到早年所习的国学。在这一方面，徐复观又看不起死啃故纸堆的考据学者，于是传统国学中比较近于科学的部分他不能接受。剩下的就是一种自以为是的直觉，下笔为文，气壮山河，而“理”并不“直”。这种现象近代心理分析学上称之为受挫折的心灵（Frustratedmind），他能在台湾社会中被称为一个“学者”，足以证明台湾社会中没有“学格”（Scholarship）。

谈“学统”，为什么要提徐复观呢？因为他是撮合此道最热心的人。国民党搞“学统”，最早见于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政治大学，虽然志在夺权，但还知所收敛。到台湾后，就大动手脚了，演化出台湾社会中没有了“学格”。

抢“学统”，自然又会扯到“道统”。孙中山的“道统”承接是粗线条的，真为“道统”扎根，还得要细部作业。而徐复观又来了。

国民党自己本是整天训练革命人才的，没有时间训练“道统”人才，所以只是捡现成的，于是钱穆便又有钱又肃穆的当选了。国民党到台湾后，收买钱穆最早是经过徐复观之手的。后来有一笔3000美金（几十年前的3000美金，不是小数目！）下落不明，于是发生窝里反，于是徐复观失欢于钱穆，“我不跟你好了！”

钱穆拿了国民党的钱，第一次是2000港币，就感激涕零，到台湾来。徐复观为达成湖北人“牵骆驼”的妙用，把钱穆安排住在徐府（台中市向上路20号），侍奉得唯恐不周。两人交恶后，据徐复观说，钱穆面也不见了、信也不回了、文章也不写了，其过在钱穆。其实，据我探讨，另有隐情。那就是暗中的“道统”争夺战。徐复观只把钱穆过渡而已，真的“道统”继承人，他自己是想抢的。我在《文星》写《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首先点破这一内幕，我说：

这样说来，他们实在可以联欢一次：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古人复起，腐儒重生；保守与顽固齐飞，大官与学者一色。酒酣耳热之余，大家不妨拔剑击柱，争争谁是正统？其实他们都迟了，真正的正统早被一匹“黑马”盗之以去了，这匹黑马就是大谈新儒家的徐复观！他说：“不谈文化则已，一谈文化便应该谈‘统’。我并且希望有些人出来断然以道统自任。”（《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与新生》）当大家正在找镜子的时候，徐复观已飞奔道统的宝座，赶过熊十力，推开钱宾四，哄走牟宗三，自己不沐而冠起来了！

徐复观本来帮国民党收买“道统”人物的，但买到最后竟有“何必买别人呢？我们国民党也有这种人物呀！”的微妙发展，这种发展，非国民党所乐见，因为究竟钱穆人望较足，所以国民党用公款为钱穆在外双溪置了花园洋房，把“活道统”养起来。表示“道统”可以抢，但你徐复观应稍安毋躁。但徐复观是何等厉害的人，他从1949年4月起，向国民党拿到办《民主评论》的钱以后，就一路这样发展下去，最后，他毕竟在舆论上、宣传上、声势上，被人误认为非他莫属，他终于挂着“儒学大师”（《中国时报》）的招牌而死，他甚至在遗嘱中，都伏笔以“未能赴曲阜直谒孔陵为大恨”！他制造给人的印象，真彷彿是“道统”的继承人了！（连钱穆的大弟子余英时，在纪念徐复观的《血泪凝成真精神》一文中，谈到建立“新儒家的影响力量”，都忘恩负义的绝口不提钱穆，可见徐复观多有一手了！）

“学统”争夺战，虽到徐复观死后人亡政息，但余英时之流却从未忘情。余英时也、许倬云也、张灏也、林毓生也、澄社也，或什么什么团体也，大家都要执牛耳，其实他们的根本失根，乃在他们不能直接跟群众生根。当年胡适他们的影响力，直接落实在群众，当年的共产党抢得先机，也在于他们直接跟群众生根。而国民党系统的这些“学统”人物，却力不及此，他们可通天通媒体，但对群众却便秘，他们的名势是硬造出来的，所以统统不成样子，大模大样的学者云云，是装出来的、撑出来的，事实上跟国民党是一根腔肠的货色。

“学统”“学统”，又何来真正的“学统”？

“学统”梦碎。

《宪法》梦碎

国民党自称是革命政党，它革人的命，定了三阶段，即所谓军政、训政、宪政。国民党北伐过后，结束军政，自1929年3月27日宣布开始训政，同年6月15日又宣布“训政时期规定为6年，至民国24年完成”。换句话说，就是1935年3月27日结束训政。但是，到了1935年3月27日以后，国民党却训上瘾来了，不肯结束一党专政。于是，“党外无党”的度量又延续下来——国民党说了不算了！

在国民党训政时候，人民要求一部《宪法》的呼声，就开始了。国民党在1928年10月3日，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法》，有了最高的政府。但是虽有最高的政府，却没有最高的法律。这种怪现象，连国民党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了，于是，在1929年3月，在三全大会中通过一个决定，宣布：

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案。

这意思就是说：“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案”是没有立法的必要的，因为“总理主要遗教”就是法律！

就这样的，国民党就在没有宪法的国家里，宣言带人民走向宪政。人民不敢讲话，糊里糊涂的跟着走。走呀走的，1929年过去了、1939年过去了、1946年过去了，当人民看到宪法的时候，已经是17年后了。在17年后的1947年1月1日里，国民党终于把宪法在样品屋中展示给人民，同时告诉人民，这部宪法要在1947年12月25日施行。

于是，人民又等了1年，眼巴巴的望着日历，终于，12月25日到了，行宪开始了！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

行宪开始后只4个半月，国民党就浑身不自在了，就觉得宪法碍手碍脚了，于是，国民党就弄出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把宪法活活捆住，但国民党却不背违宪之名。这种高招，自然是一种有技巧的障眼法，一种有本领、有花枪的脱身术，人无以名之，我却觉得武侠小说中的“遁甲术”正好和它相当。

所谓遁甲术，就是有一种高人，不论你怎么用绳子捆他、用索子锁他，他都能口中念念有词，使绳索尽解，然后脱身而出。你的绳索，对他完全没有作用。他还是他，你以为你整住了他，其实全没这回事，他是不受你整的——他是高人！

临时条款当然不是真正的宪法，但它的作用，却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天子还在那儿，可是一挟之下，天子就是傀儡了。所以，临时条款一来，就可不守宪法，但也不涂掉宪法，而是以另一种法律以行遁甲术，达到进一步退两步的效果。这种以两种法律，同时并存，而以后者活活捆住前者的高招，国民党是最拿手的。例如明明有《刑法》内乱罪、外患罪，可是国民党却弄个《惩治叛乱条例》来行遁甲术；明明有刑法渎职罪，可是国民党却弄个《戡乱时期贪污治罪条例》来行遁甲术；明明有刑法鸦片罪，可是国民党却弄个《戡乱时期肃清烟毒条例》来行遁甲术；明明有刑法窃盗罪、赃物罪，可是国民党却弄个《戡乱时期窃盗犯赃物犯保安处分条例》来行遁甲术；明明有刑法第90条、第149条到第160条、第173条到第194条、第266条到第270条、第277条到第287条、第296条到第308条、第325条到第332条、第339条到第345条、第346条到第348条，可是国民党却弄个《台湾省戒严时期取缔流氓办法》来行遁甲术。……

从这些举不胜举的遁甲术里，我们可以知道，国民党是绝不甘心对它不喜欢的法律遵守的、绝不甘心对限制它的法律就范的，一旦有这种法律出来，国民党便千方百计弄出遁甲术，进一步退两步，以出一口恶气。

就这样的，宪法就在施行后4个半月，被国民党以临时条款给冻结了。冻结的程度，表列如下：

临时条款/被冻结的宪法条文

第1项、第2项：紧急处分权。/第39、43条：规定的紧急处分程序。

第3项：总统连任规定。/第47条：总统连选得连任一次规定。

第4项：动员戡乱机构的设置也就是国家安全会议的设置。/第53条以下：使行政院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规定变成具文、使国家安全会议变成超行政院之上的太上行政院。

第5项：人事行政局。/第83条以下：有关考试院为国家最高考试机关，掌管考试用人问题。使考试院的权限被剥夺。

第6项：关于中央民代的增额。造成一锅有三种饭的现象：1.民国37年大陆逃出的中央民代变成终身职。2.民国58年增补选出的中央民代也变成终身职。3.民国61年以后增额选出的中央民代变成有任期制。/第28、65、93条：所规定的中央民代有任期制。

第7项、第8项：国民大会创制、复决权的规定。/第27条：不受宪法第27条第2项限制。但国民大会的创制、复决权从未行使。

由此可见，临时条款的神通不在冻结了几条宪法，而在这几条的冻结，再搭配上《戒严法》居高不下冻结的8条，事实上，已无异把宪法给五花大绑了。在这样五花大绑下，说施行宪法、说不破坏宪法、说中华民国是实行宪法的国家，又有哪个大脑清醒的人相信呢？

所以，国民党口口声声说它自己拥护宪法、口口声声说别人破坏宪法，真是全世界最滑稽的事！国民党杠上开花出来的临时条款，本身就是一部太上宪法、一部喧宾夺主的宪法，国民党的御用大法官兼宪法学者林纪东，在曲学阿世之余，已经公开承认临时条款是“实质意义之宪法”、是“我国之战时宪法”（《中华民国宪法释论》第1章、第15章），既然这样，则又置原来的宪法于何地？国民党口口声声行宪护宪，所行所护的，原来是临时条款这种宪法，绝非真正的宪法，已经不容置疑了。既然此宪法非彼宪法，还口口声声说行彼宪法之宪，这不是滑稽，又是什么呢？

这种滑稽，就活像一个人移情别恋，但怕背弃妻别娶的恶名，于是就另讨姨太太一样。讨姨太太的好处是不背恶名于发妻元配，名义上尊重大老婆，骨子里却是架空大老婆。国民党所谓不修宪，却去订临时条款，无异把宪法大老婆化。而帮助国民党订临时条款、修临时条款的人，无异就是帮国民党讨姨太太的皮条客了，这还用说吗？

正因为临时条款有这种妙用，所以国民党何必修宪呢？要修，修临时条款岂不一样吗？形不修而实已修，这样阴险、这样玩弄人民于股掌之上，岂不更大快党心吗？

于是，国民党就修起临时条款来了！

国民党第一次修临时条款在1960年3月12日，主要在使总统不受宪法第47条连任一次的限制；第二次修临时条款在1966年2月12日，主要在创制复决两权的行使；第三次修临时条款在1966年3月22日，主要在扩大总统权力；第四次修临时条款在1972年3月23日，主要在扩大总统权力，并且修订了中央民意代表法规。

一般说来，每次修临时条款，就达到对真正的宪法形不修而实已修的奇妙效果。此中奥妙，我们细味两段皮条客的文献，便可思过半矣！第一段文献是王云五说的，他说：

真想不到，此一临时条款，在政府迁台后，却发生极大的效用，解决了莫大的困难。依宪法规定，总统任期6年，连选得连任一次，为期共12年，不可谓短，唯当此反攻复国之关头，堪以领导国民成此大业者，非总统蒋公莫属。而第二任即将届满，海内外国民，尤以国大代表，无不苦心焦虑，以期达成愿望。拥戴蒋公继续领导，但违宪行为，又绝非国大代表及蒋公所愿意。所以我们便决定修改临时条款，才圆满达成任务。（1966年12月25日《中国时报》访问谈话）

第二段文献是王世杰说的，他说：

在我们商讨的时候，曾有人认为我们可以采决议案的方式，由大会通过授权总统处置戡乱，无须修改宪法，这个意见，我们考虑结果，认为不当。因为大会决议案不能与宪法有同等效力，影响宪法条文。说到修改宪法，大会同仁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一般社会人士认为，目前修改宪法，有损宪法尊严，但我们的提案是有时间性的，仅能适用于戡乱时期，变化平定以后，条文的效力，便要消失。我们考虑了很久，也参考了其他国家的先例，所以我们不用大会的决议，也不做宪法本身的修正，仅仅是在宪法条文之后，再来一个临时的普通条款，其制定的方式，仍照制宪方式，俾与宪法具有同等效力。（《国民大会实录》第一编）

由此可见，修临时条款的原因，是“违宪行为”非所乐见，但既然国民党御用大法官兼宪法学者都承认临时条款乃“实质意义之宪法”、乃“我国之战时宪法”，则在逻辑上与事实上，“有损宪法尊严”，也就怎么也赖不掉了。临时条款是个什么东西、修临时条款用意何在，也就大家哑口了。所谓哑口，一方面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一方面是“哑巴吃元宵──心里有数”，呜呼《宪法》，就如此这般了！

从临时条款的四次修订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主线是使“国民党当局”越修权力越大，所以修一次，就坐大一次。最后，修到了蒋介石由总统变成皇帝，蒋介石犬子当上接班人。《宪法》变成保护一家一党的工具，一切《宪法》戏，都由临时条款代位演出。《宪法》条文虽然倶在，但都成了具文了。

《宪法》梦碎。

（夏天注：《中华民国宪法》由中国国民党与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国青年党合力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于民国35年（1946年）12月25日通过《中华民国宪法》，民国36年（1947年）1月1日公布，同年12月25日实施。民国52年（1963年）由台湾地区行政院正式确立每年12月25日为“行宪纪念日”，此为“行宪纪念日”的由来。但实际上自1947年12月25日宪法实施后只4个半月，就被《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冻结了，直到1991年5月1日在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才废止《临时条款》。）

《宪法》又梦碎

比起李登辉以下继起的修宪来，似乎蒋介石的还客气得多，蒋介石至少还用违章建筑代替主建筑，但李登辉以下却对主建筑大动手脚了。

从1991年到2005年，大动手脚的次数如下：

一、“中华民国”80年5月1日公布增修条文10条。

二、“中华民国”81年5月28日公布增修条文第11条至第18条。

三、“中华民国”83年8月1日公布修正增修条文第1条至第18条为第1条至第10条。

四、“中华民国”86年7月21日公布修正全文11条。

五、“中华民国”88年9月15日公布修正第1条、第4条、第9条及第10条条文。

六、“中华民国”89年4月25日公布修正全文11条。

七、“中华民国”94年6月10日公布修正第1条、第2条、第4条、第5条、第8条及增订第12条条文。

李登辉以下的最大罪孽，是摧毁了《中华民国宪法》中的基本架构——“内阁制”。关键条文是第2条：

总统发布行政院院长与依宪法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员之任免命令及解散立法院之命令，无须行政院院长之副署，不适用宪法第37条之规定。

未修前的《宪法》第37条是：

总统依法公布法律，发布命令，须经行政院院长之副署，或行政院院长及有关部会首长之副署。

这条宪法一修，就破坏了“内阁制”。

再看李登辉以下怎样阉割内阁阁揆。关键在第3条：

行政院院长由总统任命之。行政院院长辞职或出缺时，在总统未任命行政院院长前，由行政院副院长暂行代理。宪法第55条之规定，停止适用。

未修前的《宪法》第55条是：

行政院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这条宪法一修，就破坏了任命内阁阁揆的“立法院同意”权。

总统独大了！总统独大了！

蒋介石的总统独大，是人的独大，尙非法的独大。但李登辉以下，他们却如虎生翼了。

这样子修出来的《宪法》，是哪门子的《宪法》？

《宪法》又修了。《宪法》又梦碎。

收买外国媒体说李登辉是“民主先生”，民你妈的统！

“遗教”梦碎

《中华民国宪法》劈头就说“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制定本宪法”，但是搬出“本宪法”与遗教一对照，便发现抵触丛生。乍看起来，定章分节，全是遗教的外壳，从第3章国民大会，到第11章地方制度，无一不《五权宪法》也；但实际上，从第3章国民大会起，就大干一票，只师遗教之词、而不师其意了。第25条先打了国民大会职权的折扣、第27条又剥夺了国民大会一大部分政权、第28条、第29条使国大代表6年开会一次，无从行使政权、参与中央政事。到了第4章总统，从第35条到第52条，共有18条，但是除了第44条总统得召集各院院长会商解决争执外，其他17条，全部与遗教不相干。第5章至第9章五院出现了，在行政院部分，第55条：“行政院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但按《五权宪法》，任命五院院长之同意权，在国民大会，根本不在立法院或其他各院；第56条：“行政院副院长、各部会首长及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由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任命之。”但按《建国大纲》，任命这些官吏之选举权，在国民大会，根本不在行政院院长或总统手中。第57条：“行政院依左列规定，对立法院负责。”则是内阁制了，根本不是五院制。在立法院部分，第62条、第65条、第66条、第68条、第69条、第72条、第73条、第75条，8条之中，条条与遗教不合，立法院在《五权宪法》中明明是治权机关，立法院是官署，立法委员是官吏，如今第75条说“立法委员不得兼任官吏”，殊不知照遗教说法，立法委员本身就是官吏也！至于司法、考试、监察三院部分，第79条、第83条、第84条、第86条、第90条、第91条、第92条、第104条，也统统都与遗教不合。估计之下，整个一部《中华民国宪法》，其与遗教不合者，约占85%以上！这样的宪法，还打着孙中山的招牌来“永矢咸遵”，孙中山真死不瞑目矣！

国民党口口声声恪遵遗教、信誓旦旦奉行遗教，但是，真正读过全部遗教的人（不是听凭国民党宣传遗教的人，也不是上上“国父遗教”的课，参加多次这类考试的人），真的拿“托诸空言”的遗教与“见诸行事”的国民党杰作一比，便会发现全不是那么回事！说得客气一点，遗教已被弹性处理；说得不客气一点，根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了。

雷震1967年1月3日日记：“行政院完全变为执行机关，立法院变为告朔之饩羊，一切大权集中于总统而名实独裁了。过去蒋中正实际上是独裁，名义上还保留宪法体制，现在完全离开了宪法。”2月2日日记：“国家安全会议组织纲要（不称法，亦不称条例，因为不经过立法院）条文公布，这就是一权政府，其决定完全以命令行之，今后立法院成了聋子的耳朵。其职权非常广泛，可谓政务全部包括，连国家建设计划在内，也可以说是成立军政府了。”这两则日记，都说明了已经没有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了，又回到孙中山的“军政府”了。在“军政府”，孙中山自己都不实行《五权宪法》呢，何况他的接班人！

“遗教”梦碎。

“政体”梦碎

1991年7月29日，《自立晚报》在“我们要怎么选总统”系列专访中有大标题说：“邱义仁：总统直选后政府体制应采内阁制”。这个缩着脖子、造型讨厌的政客，说了两段话：

一、我认为在台湾尚未真正实施民主政治的阶段，政治纷争仍会很多，因此需要一个中立超然的国家元首，代表国家认同符号的象征，使能从稳定中求发展，如此，当然要由人民一票一票选总统，才最有民意基础，最能让人接受。

二、理论与实际上，我都以为总统制是很糟的制度，不甚民主又容易走向独裁。以美国为例，国会通过的法案，总统得予否决，除非国会以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通过。换句话说，总统一个人的意见，可与近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相匹敌，但实际上，总统只要有50%加1的选票就可当选，其权力却大到要三分之二议员所代表的选票基础才能被推翻，这是完全不合理的。总统一个人能力再好，抵得上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吗？让总统一个人权力那么大，实在毫无理论基础。我个人是赞成内阁制的，至少就理论而言，内阁制的确比其他制度更能接近民主政治，行政权由内阁掌握，而内阁又是由国会产生，并基于国会半数的信任，使得行政权从形成法案、政策的讨论，乃至于执行，均受民意的监督与掌握。即使内阁与国会有冲突，代表民意的国会，可以对其表示不信任，内阁亦可解散国会，诉诸最新民意的裁判。

这两段话，其实是互相对立的、自打嘴巴的。既然明知总统制比不上内阁制，却还多此一举，治丝益棼，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很简单，为了夺权而已。

民进党认为总统民选他们可以占到便宜，所以贪图一时方便，硬拿这个地区百年大计做试验、开玩笑、行险侥倖，妄想先“总统制”而后“内阁制”，这是很荒谬的开倒车行为。

局面所以败坏到今天，原因就是国民党为了夺权，硬把“内阁制”强奸为“总统制”。民进党不知一反其道、反倒其笨加倍、双料行之，这种国民党的坏学生，其罪犹浮于乃师也。

采取哪一种政制，是百年大计，决定它的时候，应实事求是，超出一时的党派利益之上。但国民党有私心，乱拿改制以图利自己；民进党有样学样，更穷斯滥矣！

并且，就实际论，纵搞总统民选，民进党也未必占到便宜。国民党推出一个马英九，就可囊括全台湾极大多数的妇女票。而民进党手下的，长相面目可憎者多。“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中的“师奶”妇女眼睛更雪亮。她们宁选男娼长相的，也不会选牛鬼蛇神长相的。除非男娼人老色衰、眼袋抽脂成功、头发防秃成功，否则的话，不再漂亮，还是很失色的。

牺牲“内阁制”来夺权，此道不止国民党的李登辉，也不止于民进党的邱义仁。所谓《宪法》学者李鸿禧之流，皆曲学阿世，露出了尾巴，这个岛大法荡然，正坐此辈。拿“总统制”、“内阁制”的“政体”开玩笑，祸延子孙矣。

“政体”梦碎。

“民主”梦碎

胡适当年写《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指出：英美的政党叫甲式政党，苏联的政党叫乙式政党，甲式政党的特色是党员没有确定人数、党籍没有纪录可查，人人可以自由登记为某党党员，没有党的纪律可以约束投票等；乙式政党的特色正相反，它有严密的组织、有确定的人数、有详细精密的党籍、入党必须经过调查，成为党员后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否则将受惩戒等。乙式政党虽然也用“政党”的名称，但性质和甲式政党完全不相同，这些区别，往往是被人忽略。

为什么？因为今天台湾的政党，都还是变形的乙式政党，都还在“革命”的情怀下不肯“甲天下”，而要“乙”天下。最妙的，连民进党自己，居然也一出道就自甘“乙”类，这就未免太讽刺了。国民党等乙式政党，个个有它的历史包袱，脱胎换骨，谈何容易；但民进党是新成立的党，党中才俊无一不以提倡英美式民主政党为目标，如今自己成立的党，却一出手就苏联式起来，故意不肯一身轻，而要把包袱朝肩上背，同时还指摘别人不该背包袱，这种妙事，岂止讽刺，简直太滑稽了！

民进党在政党属性上，我们看来看去，看不出它的“反革命”反在哪里。党章也、党旗也、党徽也、中央党部也、县市党部也、乡镇市区党部也、特种党部也、中央执委会也、党主席也、中央执行委员也、中央常务执行委员也、中央评委会也、中央评议委员也、中央常务评议委员也、入党介绍人也、填表也、宣誓也、缴纳党费也、颁发党证也、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也、县市党员大会也、乡镇市区党员大会也、中央党部秘书长副秘书长也、本党内规也、纪律及仲裁也、警告也、公开谴责也、留党察看也、开除党籍（除名）也……种种种种，无一不是乙式政党的模子，并且青出于蓝之。试看英美式民主政党政治中，参加政党，乃人民参政权的一种，任何政党无权限制人民加入它，但民进党入党条件却门槛在兹：入党要党中大亨介绍、工作委员引进，久而久之，其结果可想而知，一方面陷入封闭性而不能成其大，一方面助长山头性、人头性而适见其小。美国人想要成为民主党员或共和党员或其他党党员，只消有同一政治理想，就可以自认是哪党党员，除了登记一下，并无其他条件，正所谓“我欲党，斯党至矣！”这种柔性政党的良法美意，岂不正值得民进党去学？但民进党却缺乏开党气象，一开始就小鼻子小眼，露了相。台湾几十年没有一个反对党，如今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就这样误入歧途，真是可悲！

我常说台湾以民主自豪，但这种民主却是假的。原因之一是台湾的政党结构是乙式政党，乙式政党又如何创造得出真的民主政治？

别的不说，光从政党结构上，台湾就产生不了真的民主政治。别的都不足论矣。

“民主”梦碎。

“党争”梦碎

国民党整天要我们读《国父遗教》，《国父遗教》里明明说：“一国之政治，必须有党争，始能进步。”“互相更迭、互相监督……乃争公道，可见党争实不可少。”但是，国民党几十年来，用各种漂亮的和丑陋的理由违反《国父遗教》，不准有反对党、不准人们争公道，按说民进党抢先卡位了，有了“党争”，“互相更迭、互相监督”，应该可以“争公道”了。事实发展，却大大不然。

国民党1929年3月27日宣布开始训政，同年6月15日又宣布“训政时期规定为6年，至民国24年完成”。换句话说，就是1935年3月27日结束训政。但是，到了1935年3月27日以后，国民党却训上瘾来了，不肯结束一党专政。于是“党外无党”的度量又延续下来，一直延到12年后的冬天里，才象征性的摆上青年党和民社党，表示不再是一个党了——国民党实行宪政了！

但是，宪政一宪，就宪到台湾来，并且，临时条款和戒严法等等直扑宪法，把宪法活活压住。宪法第14条明定人民可以组党，可是国民党硬是不准，说按照戒严法第11条第1项规定，戒严时期得停止结社。但在法理上，宪法明明和戒严法相冲突，行宪就不要戒严，戒严就不要行宪，两样全来，两样就都不伦不类，并且互相抵触。照宪法第171条第1项规定：“法律与宪法抵触者无效。”戒严法的无效是显然的，但国民党硬说鸡毛是令箭，令箭反倒不是令箭。结果一个自称民主国家的，竟有党禁；自称实行宪法的，竟戒严几十年；自称为自由而战的，竟没有结社自由；自称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竟七折八扣的搁置民权主义！

照国民党答应的组党自由，辛亥革命前答应的不算、1912年答应的不算、1913年答应的不算、1929年答应的不算、1947年答应的不算，人们眼巴巴的等了七八十年、等了五六十年、等了三四十年，等的结果竟永远是“非常时期”、永远是“大敌当前”、永远是“环境特殊”、永远是“国情不同”、永远是“将革命事业从头做起”，这样的等来等去，这样的等呀等的，难道还相信他们吗？难道还指望他们吗？

这样一年又一年的落空以后，在这样的一次又一次被耍以后，即使是一个等得须发皆白的傻瓜，也不会相信国民党会给人组党的自由了吧？人们望穿秋水，也望穿春水，望穿夏水冬水，总该有这种觉悟了吧？

雷震首先觉悟了，但他似乎不该觉悟的，因为时机不对，他要组党，党没组成，却付出《自由中国》夭折的代价。作为杂志，《自由中国》争取言论自由已争取到相当程度，一组党，党没了，杂志也陪葬了。可是，雷震却认为，杂志办了10年了，不组党有什么用？要组党！他被抓后几年，同他一起组党却逍遥法外的齐世英请我吃牛排，抱怨雷震其实不懂党务。齐世英乃CC大将，他懂党务，最后懂到台湾来了。

雷震的新党没成功，原因简单明白：“老蒋还活着。”

虽有镃基，不如待时；虽有壮志，不如等死——等老蒋之死。

老蒋死了，还不够，还要等到小蒋之将死。

小蒋将死时，他力不从心，让民进党独占先机了。

民进党占了大便宜。原来国民党大员戴传贤，早在1944年就说过：“周朝的天下是800年，国民党至少要掌握政权1000年！”人们虽已等了七八十年、五六十年、三四十年，可是用1000年一减，即使寿比800岁的彭祖、寿比930岁的亚当（Adam）、寿比950岁的拉麦（Lamech）、寿比969岁的玛上撒拉（Methuselah），也还是空等一场，到头来还是要听《秋水伊人》之歌，与国民党周旋不已！

结论是：等是不行了！

但不等又不行，必须等死了老蒋、等病了小蒋，才有一线先机，民进党在别人（李敖、郑南榕、许信良等）打开缺口时刻，他们组党了。

雷震的反对党梦碎。

于有声处听惊雷的民进党出现了。

可是，25年下来，是新的梦碎。

岛上没有了“党争”，有的是两党分肥。分肥之时，两条狗也会反目相向，但不会久，最后肉还是一体均沾了。

没有什么“党争”了，孙中山骗了我们。

“党争”梦碎。

民进党为国民党护航的一个例子

我认定民进党其实是另一个国民党，只是理论上铁口直断，还没实际上躬逢其盛。我总要实际操作一下。机会来了。2005年11月17日，在立法院第6届第2会期审查9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第4组第5次会议，国防、预算及决算两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我亲身领教了。那天会议是民进党李文忠主席。摘抄纪录如下：

李委员敖：主席、各位列席官员、各位同仁。之前本席质问谢长廷院长，他告诉本席国防预算里的军购部分是“购”和“租”并存；但至今天为止，预算书中仍然没有说明何种武器可以租，不必买，所以，这样的预算书太粗糙了！本席认为应该全部搁置，没有细节可讲！

主席：今天主要的目的是审查预算，委员可以有自己的主张，所以李委员可以逐项逐目地要求搁置，如果李委员要达成你的目标，就按照议事规则逐项逐目的搁置。现在我们决议逐目审查，因为预算数非常庞大，所以只要有争议的部分就搁置到最后一并处理。请问各位，有无异议？（无）无异议，通过。现在休息5分钟。

主席：请问各位，对第10款第2项第1目照列有无异议？

李委员敖（在席位上）：有异议。

主席：请李委员敖发言。

李委员敖：主席、各位列席官员、各位同仁。本席要先向主席表达我的基本立场。中国有一句古话：“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真正的大问题没有解决，解决小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我讲过，为什么卖房子、卖地，基本上就是为了军购。因为钱不够，要把钱给美国人。基本问题在这个地方。基本问题不解决，预算统统冻结。我要逐条反对，统统反对！

主席：请问李委员有没有提案？

李委员敖：本席的提案就是全部反对。

主席：现在军售案的特别预算还没有编列，尚未动支半毛钱，李委员要表达反对的立场，请循委员会的议事程序处理，好不好？

李委员敖（在席位上）：我必须打断你的话，本席认为这是空谈。为什么本席不信任颜清标？本席认为今天我们都上了李文忠的当，他作了表决请我们来，结果刚才有媒体告诉我，说颜清标来了案子就过不了，如果有李敖要通过的法案就政党协商来反对，结果闹了半天都是空谈，最后的政党协商会被你们搞掉，大家都是在演戏，这种情况下，我让给你们这些老年人去玩。

主席：李委员，如果你有不同意见，请你照议事规则提案。本目照列。

主席：请李委员敖发言。

李委员敖：主席、各位列席官员、各位同仁。本席忍不住要插播一句，什么是总政治部？我们当兵的时候在外面打靶操练，他们在后面检查我们的信。总政治部还干了什么事情？办一个《青年日报》，什么烂报纸；今天搞什么保防业务，又违反军人中立，整个部都要删掉，当然这牵涉到立法的问题，可是删预算权在我们手里，总政治部的预算统统都要删掉，这是非常可恶的一个政工的部，军中的特务，预算全部删掉。

主席：……请李委员敖发言。

李委员敖：主席、各位列席官员、各位同仁。本席认为必须理清基本形态，孟子曾经说过医生喜欢把人看活，而卖棺材者总是喜欢人家死亡，职业绝对会影响人的想法和性格，本席认为，今天问题并不在于总政治作战局这位将军要记小过或记大过，这位职业军人目前在国防部总政治作战局服务，请问全世界有哪个民主国家的国防部设立总政治作战部或总政治作战局？都没有，只有共产国家才设立类似的单位，国民党学共产党政治作战的形态，在国防部下设立总政治作战部，目前缩小为总政治作战局，过去这个单位一向跟着政策走，浇你冷水，扯你后腿、和你捣蛋，它们之所以能在这个圈子里做这些事情，就是因为他们有预算，所以可以搞鬼。今天并非罚钱或记过就能解决问题，而是应该删除这笔预算，我们固然可以修改国防部组织法以消灭总政治作战局，可是太麻烦了，我们可以利用TKO的方法，亦即打拳时技术击倒对方，例如打击对方眼睛，由医生诊断并认定这位选手不能出赛，比赛就自然停止。我们审查预算时，可以让总政治作战局如同监察院一样自然消灭，本席认为这个问题应以这个方式处理，而不仅是记过而已。这个单位消失后，方才部长认为军人不该发生的问题就不会发生了，当年美国没有总政治作战部，麦克阿瑟（MacArthur）亲口宣布政策后就下台，这并非部长或局长的问题，倘若国防委员会冻结预算，根本问题即可解决，请大家考虑看看，谢谢。

主席：谢谢，按照原先的处理原则，有争议的部分留待最后处理，由于时间有限，每位委员发言时间改为3分钟……有关第三案，因为本案提案委员不在场，所以本案不予处理。

主席：请李委员敖发言。

李委员敖：主席、各位列席官员、各位同仁。其实本席本来要提案全部删除总政战局的预算，经过丁委员守中、苏委员起共同协商，希望给你们一些缓冲的时间，所以最后是删除二分之一的预算。为什么本席要删除二分之一的预算？台湾口口声声说要本土化，但中央政府有两个衙门是最不本土的，第一，蒙藏委员会，到底蒙藏跟台湾有什么关系？这是不本土的衙门，应该要删掉！第二，国防部总政战部，也就是现在的总政治作战局。1950年蒋介石为蒋经国量身定做的衙门就是国防部总政战部，这个衙门就是做军中的特务，专门监视其他军人！

其实整个预算根本就在乱搞！本席手边这本是国防部总政治作战局的预算，这有四项重要营业项目，第四项是贯彻行政中立，今天早上大家都有谈到这部分，他们从局长开始就不守行政中立了，他们可以利用这笔经费在机构里做不守行政中立的事，所以本席认为应该要删减他们的预算。所以没有全删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还有一部分人要吃饭，所以要给他们饭吃，但是他们乱搞的部分一定要删掉！

在此本席举一个例子，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青年日报》，《青年日报》迄今已办报52年，请问李部长，你看不看《青年日报》？

李部长杰（在台下）：看。

李委员敖：一报三刊，这三个刊物你看不看？

李部长杰（在台下）：我只看《青年日报》。

李委员敖：这一个报纸、三个刊物的预算是放在哪里？请问预算是藏在哪里？

主席：请国防部李部长说明。

李部长杰：主席、各位委员。不知道。

李委员敖：这些预算并没有藏在总政治作战局的预算里面，而是藏在国军生产及服务作业基金附属单位预算里面。他们说《青年日报》与这三个刊物的总销路为1700万份，请问真的有这么大的销路吗？不要脸！胡扯！不但骗你们也骗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本席要删掉预算的原因，根本就是胡闹！

主席：李委员的发言时间到了。

李委员敖：你什么时候严格控制时间了？没有人这样护航的！

主席：自从我宣布发言时间为3分钟之后，我都尽量严格控制时间。

李委员敖：请不要从我开始严格控制时间，应该从你自己开始做。总政治作战局怎么可以这样？本席认为预算一定要删除，也不必再协商了，预算就是要删掉二分之一！

主席：今天上午部长已跟我请假了，希望下午4时能够离开。现在休息协商，协商时副部长会代理，现在就让部长请假，请问各位，有无异议？（无）无异议，通过。

主席：本席建议送全院各委员会联席会处理，包括李委员敖等人所提删减一半的提案，这些都一并送全院联席会处理，请问各位，有无异议？

李委员敖（在席位上）：你护航得太丑陋了，你护航的总政战局是这么烂的单位，而且是蒋介石为蒋经国量身定做的单位，这样实在是丢死人了！

主席：我也赞成总政战局逐步裁撤，不过，政府必须依法行政，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砍掉一半的预算会让他们无法运作。其次，一切都照议事规则进行，因为现在人数不足，所以给你们5分钟来动员。

李委员敖（在席位上）：我是独来独往的，我不搞动员，今天你们封杀这个案子之后，下次我提出来的就是全部删除！

主席：我赞不赞成是一回事，而程序又是另一回事。

李委员敖（在席位上）：你现在又要照程序处理了，之前都有人发言超过时间，结果我发言一超过时间，你就马上说我的发言时间已经超过了。

主席：你的发言时间已经超过一分半，我才站起来告知你的发言时间已经超过了。本席建议本预算送全院各委员会联席会，包括李委员敖等人所提删减二分之一的案子，一并送全院各委员会联席会处理。

整场会议开下来，两个大结论：一、民进党太可耻了，而这可耻的执行人，就是背弃党外理想的李文忠，他太丑陋了。二、我一个人不能跟他们这样浪费我的精力，因为即使在国防委员会做点约束，到了政党协商，也给解开，我在这一方面的努力，都扑空了。政党协商时，既不留纪录，也不开放媒体，全是黑箱作业，不但是假民主，并且王八蛋极了，全世界都没有这种王八蛋制度。

“脱党”梦碎

齐世英被蒋介石开除党籍后，据当时立法委员王兆民告诉我，竟“人以为贺，大家向他道喜呢”。此事雷震有文自况：

齐世英之开除党籍，是遵照该党总裁蒋中正的条示，而经由国民党临时中常会开会决定，只不过是一个形式。据说：齐世英之所以被开除党籍者，因为他是立法院“革新俱乐部”首领之一，电力加价案，不过是借口罢了！

关于我的被开除党籍，还有一段“趣事”可述……

国民党改造委员会成立后，不久就仿效大陆上共产党的做法，要所有党员重新填表登记，名之曰“归队”……办理归队时，我原是第6届中央委员，又是大陆沦陷后在台北特设的“总裁办公室”的12名设计委员之一，取消第6届中央执监委员会而成立改造委员会时，又派为考核设计委员会委员，故接到中央党部的通知而填表归队，我一直没有理睬。

有一次，特务出身的唐纵，负责国民党组织工作，找到雷震。

问我为何不填表归队？我答覆：“将来总要被你们开除的，何必又多此一举呢？”

唐纵仍劝我归队！临行时又重复的加上一句。伹我一直不肯填表，不料唐纵叫人找到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干事刘子英，暗中替我填表送去了……刘子英填表我并不知道，迨接到党部通知谓我之归队已奉总裁核准，嘱我去领新党证，我相应不理，未去领党证。不料，《自由中国》半月刊于43年12月16日出版的一期上，登载了余燕人等一篇《抢救教育危机》的读者投书，指责今日中学生负担太重，刚为读课外的东西太多了，如《三民主义》、《总理遗教》、《总统训词》，青年救国团发下来的必读的各种小册子，还加上救国团随时指定的各种活动，使学生疲于奔命，希望教育当局减少学生的课外作业和课外活动……该读者投书发表后的12月，即民国43年12月28日，由蒋中正所主持的《宣传会报》上，曾和汪精卫在对日抗战时期做过“汉奸”的陶希圣（现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兼立法院委员）竟挑剔的说：“《自由中国》杂志越来越不像话了，现在连学校里读《三民主义》、《总理遗教》和《总统训词》都要反对！”蒋中正一闻此言，即勃然大怒，立说“开除雷震党籍”。唐纵意欲息事宁人，谓“雷震还未登记”，蒋氏还加上一句说“未登记也要开除”，于是，大家窃笑蒋中正语无伦次。唐纵回到中央党部后，遂用“注销”的方法，把我的党籍注销了。

此为我开除党籍的经过，亦为蒋中正办事荒唐、独裁专横的历史资料之一。我的37年的国民党党员从此结束了。

雷震自此一直到死，不复为国民党员。但齐世英却有戏剧性转折。据他的女儿齐邦媛回忆：蒋介石一死，蒋经国就恢复了齐世英党籍，齐世英也接受了。

国民党的一套，民进党也学会了。如今开除这个、开除那个。纵使施明德、陈文茜自己声明不要做党员了，也照样有“注销”手续，以展党威，这是什么“民主国家的政党”嘛！

“脱党”岂易为哉？

“脱党”梦碎。

“书呆子”梦碎

国民党喜欢吃豆腐，明明是“联共”却美其名日“容共”，全名“联俄容共”。在国民党“联俄客共”的3年里（1924至1927），他们一起建立了一党独大，也建立了一党独大的党化军队。当时的密切情形，我引1950年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日报》自己招承的译文为例：

由于世界上一切处于正常状态下的国家，绝不容许在其军队中进行革命的宣传与煽动，或由一革命党组织一支武力军，因此，当孙中山先生（一革命党的领袖，且曾多次领导一独立的地方政府）于1923年至1924年请求第三国际派遣政治及军事专家到中国时，真是第三国际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这些专家，不仅是协助他来重新组织他的政党，而且实际上则为了一个新的革命而组织一新的军队。

蒋介石将军后来统率国民革命军。其组织系模仿苏联的红军，由党代表灌输以政治教育以及主义的训练。许多党代表都是受过训练的共产党员。在此种情形下，共产党及共产主义始能对国民党的军官及士官，发挥其影响力。未来的重要共产党领袖，如毛泽东、周恩来、林祖涵（林伯渠）等在当时的政府及军队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共产党员协助组织群众，负责宣传，并对军官及士兵灌输主义，莫斯科的训练中心、列宁大学、东方劳工大学及以后的中山大学，则以训练有素的青年派回担任党内及军中的工作。

由于这种背景，所以，即使在国民党清共以后，共产党还是能顺利带着枪，逃入山区。于是，共产党便成了洋鬼子眼中罕有的一身上带枪的在野党，这种现象，一直到国民党逃入海岛，都没有结束。

当然，以看在野党眼光看共产党的，也不止于洋鬼子。以胡适为例，他在1945年8月24日，就秘密托王世杰给毛泽东打电报，原文说：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话，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兄，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18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20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10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4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50年前仅得4万4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己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均为与董君谈话要旨，今托王雪艇兄代为转告，用供考虑。胡适，8月24日。

胡适的“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的劝告，共产党是听不进去也不相信的，他们说他们若没有“这几条栏枪”，他们早就被国民党打得稀巴烂了，国民党是不允许他们“和平奋斗”的。说的确是实情。胡适后来回忆这封电报，自嘲的说：“在理想主义澎湃的那些日子里，我跟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生手们同样的天真……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我从前的学生毛泽东！”最后胡适清楚知道，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美国杰弗逊（节福生）路线或英国工党路线，是绝对不可能的，“和平奋斗”的政党政治，在中国毕竟是教科书上的词汇！

胡适是书呆子。

“大儒”也梦碎

有一次，雷震愤愤不平的向胡适说：“胡先生啊，我们《自由中国》讲了真话，我们指出‘反攻大陆’是不可能的事，为什么我们讲了真话，反倒被围剿？这公道吗？”胡适答道：“问题不在你们说了真话，问题在你们打破了别人的梦，打破了千千万万人共同的一个梦，即使那是个迷梦。你们打破了别人的梦，别人自然就恨你们了。”

这一对话很有醒世的作用。原来人间的问题有时不是你讲了真话那么单纯。雷震太单纯了、胡适太世故了。

回想《自由中国》杂志驰骋十年的特色，正在它单纯的讲了真话，它的主轴是提倡自由民主，千言万语在“与朝廷争胜”（这是当年苏东坡的“毛病”），真了不起。但我常常想，当《自由中国》被封杀后，影响一时的掌声歇后，平心而论，究竟这个杂志影响了谁？除了我李敖能够延续这一“与朝廷争胜”的风骨与干法外，它又影响了谁？我找来找去，实在找不出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其杂志存则义举，其杂志亡则义息，不是吗？看看施启扬，他当年和我一样都是为《自由中国》写文章的大学生，唯一不同是我用真名“李敖”，他用笔名“扬正民”，在雷震死后问世的日记中，我们甚至看到施启扬与雷震“暗通款曲”的细节。可是一朝《自由中国》没了、雷震坐牢了，我们看到的施启扬，却是卖身投靠国民党的无耻文人了。《自由中国》提倡的自由民主开明法治，和“与朝廷争胜”的种种，早都被它的作者施启扬忘得一干二净了。究竟这个杂志影响了谁？我终于看到倒行逆“施”的范例了。

马君武诗说“文字收功日，下秋革命潮”，但在《自由中国》杂志上，我看不到。在《自由中国》后，我也办过杂志，但究竟影响了谁？看来看去，原来答案是我自己。我深切感到“文字收功”的局限，“反革命”（这里不遵守国共的狭义用法）的势力太大了，最后最突山的，只是“与朝廷争胜”的那股精神而已。是精神胜利，其他的赢面，毕竟又迟缓又可怜。

胡适在《自由中国》茶话会上致词说：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只是那种权势不是世俗的武力与财力。他的观点令人心神一畅。但是，毕竟时代已变得越来越不“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了。蒋廷黻预告说：他们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是中国有影响力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从许多面上观察，蒋廷黻说得也是。知识分子的确越来越小化、越专家化了。这个世界已经罕见“大儒”了、已经浪淘尽千古风流“大儒”了。

打拳的阿里（MuhammadAli）说了一句别人玩笑视之的话：“我是最伟大的。”（Iamthegreatest.）有一位“大儒”倒玩真的呢。

小信的人们啊，你们令“大儒”梦碎。当然，“大儒”也比胡适逼真，先令你们梦碎。

小信的人们梦碎。

“大儒”也梦碎。

“小党”梦碎

民国成立时，政党有300多个，可是国民党一党独大，在参议院、众议院人数近400人，其他3个也算大的大党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加在一起，也赶不上它的三分之一，更别提其他小党了。这种一党独大，当时是被“北洋军阀”容忍的，可见“北洋军阀”的度量，的确非后来的国民党所能企及。但这种容忍，最后终于爆发，主要原因是“北洋军阀”感到国民党不守信，因为明明是把总统制的总统，让给了“北洋军阀”，何能让给以后，又搞起内阁制来？不但如此，甚至还想抬出黎元洪来取代袁世凯，这种反覆，自然不是袁世凯受得了的。于是袁世凯在1913年11月4日，下令解散国民党，并追缴国民党国会议员证件，于是国民党被抓的被抓、投降的投降、亡命的亡命，一党独大的风光，自此沉寂了3年。

国民党在1912年成立后，1914年6月23日，被偷天换日，改为中华革命党。1917年3月30日，中华革命党通告党员，准备恢复国民党名称。1919年10月10日，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这时国民党早在南方成立了脱离北京中央政府的政府，并且有了非常大总统。不但成立了伪政府，也推出了伪总统。1923年5月24日，它还电告外交团，劝告各国撤销对北京中央政府的承认。可是没有国家理它。12月12日，这个国民党发表改组宣言，聘苏联顾问鲍罗廷（M.M.Borodin），开始联俄容共。从法理与体制上说，国民党当时是北京中央政府眼中的内乱团体（自成政府）和外患团体（引进苏联）。直到北伐完成，定都南京得到各国承认后，它的合法性，才手续完成。反过来说，如果国民党北伐失败，被北京中央政府平定，则它必然永远戴着叛乱团体的帽子，进入历史。胜者王侯败者贼，自是古今通例。

国民党定都南京后，宣布“厉行以党治国以党治军”，不但比1912年还一党独大，甚至宣布“党外无党”了。国民党在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宣言》中，虽然公然保障过“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之绝对自由权”，但是，当它取得了政权，它可没这样痛快，它要先实行“训政”再说。

“训政”是清朝西太后用的名词，国民党用这种字眼，真是好有一比。国民党在1928年10月3日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法》，同时通过了六条《训政纲领》，以为这个组织法的依据。陈茹玄在《增订中国宪法史》里，曾说这个《国民政府组织法》下“国民政府之组织，非合议制，实大近独裁制”，是“合议其形式而独裁其精神”的。陈茹玄是国民党大员，他这种说法，悍然表示了国民党是独裁的。既然独裁，一切就没有道理好说。在“党外无党”的独裁下，自然一切其他的党，就统统在怪胎之列，而要予以打掉。

试看对青年党这怪胎，国民党的手法是连“厕所里的花瓶”都不要的，青年党遂遭到被迫杀的命运。青年党领导人曾琦，在1927年8月30日被捕，幸亏他运气好，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王宠惠力保，才得脱身，避往日本。其他的青年党员杀的杀、关的关，全无宁日。青年党的中央党部，设在上海英租界西摩路静安寺路口一座弄堂房子里，只剩两个秘书看家，在外国人的庇护下苟延残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曾琦发表《一致对外与一党专政》，公开指出：“在一党专政之下，唯国民党始有公开活动之权，其他政党之分子则等于褫夺公权之罪犯”。其实褫夺公权还算是客气的呢！照国民党特务头子之一陈立夫后来告诉李璜的话，许许多多青年党员根本就给丢到黄浦江里头了！国民党的威风，由此可见！

直到1937年抗战以后，国民党才与青年党交换了合作信函，青年党说“愿与国民党共患难”，国民党却根本不提青年党，只是承认这批人而已。当时青年党的“中央同志多不悦”，曾琦说：“今国难严重，国家主义者当以国事为先，不必拘此小节！”于是青年党就做起花瓶来。因为瓶功不小，甚至一度分到农林部长、经济部长干。最后花瓶带到台湾，整天给国民党赏心悦目起来，小节固然不拘，大节也“青菜”了！最后闹到党中央多胞案以至夺屋案，丑态百出。变成了像民社党一样的宝，令人又好气又好笑。

大陆丢掉后，青年党唯一的清流领袖左舜生，宁愿在香港开个小杂货店，也不要来台湾被豢养，但是作客一下则不妨为之。他到台湾，约我吃早饭，私下劝我别写东写西了，他说：“你李敖走的是到烈士之路。”我听了，为之动容。多年以后，青年党的另一领袖李璜被买回台湾，要求蒋经国同意他办一张小报都不可得，委琐而死。李宁小姐访问他后，笑着对我说：“李璜怕死了，谈话提到李敖名字时，都要小声低声说呢。”

“小党”梦碎。

“小党”又梦碎

青年党外，另一个小党是民社党。1930年，张东荪在上海主持《时事新报》，主张国社主义，后与张君劢联合，在1933年10月，发起国社党成立大会，当时他们解释，此国社党非希特勒的纳粹，纳粹该译成民社而非国社，国社的意思是绝对的爱国主义与渐进的社会主义，但是后来，他们还是合并了民主宪政党，而改叫民社党了。

张君劢在上海自己有一所大学，叫“国立政治大学”，1927年国民党进入上海后，把他的大学没收，并在日后办了国民党的“国立政治大学”。张君劢在1928年办《新路杂志》，每期印3000份，用特种邮寄方法（夹在其他书报中，分散处理），寄出租界。国民党为了给他颜色看，由上海警备司令部派人化装成强盗，在1929年端午节前几天，把他绑票，关在司令部附近小屋中。20天后，予以修理后释放，从此腿部成伤，终生不良于行。

张君劢遭到的迫害，另有在言论方而的和职业方面的。在言论方而，他写《政治学ABC》，广告一出，上海特区法院院长吴经熊就要查封世界书局；他翻译的拉斯基（Laski）《政治典范》（AGrammarofPolitics），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坚持改名“张士林”才肯出版。1934年12月26日国民党在北平烧书12819册，其中3100册都是张君劢编的。在职业方面，国民党逼他离开燕京大学，又逼他离开中山大学。离开中山大学前，校长邹鲁说某方面要行暗杀，请他小心。张君劢的因义受难，困顿一至于此！

这种困顿，幸亏1937年抗战开始，算救了他。1938年4月13日，张君劢致函国民党蒋汪两总裁，表示愿意共赴困难，“愿本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意旨，与国民党领导政局之事实，遇事商承，以期抗战中言行之一致。”虽然如此，国民党仍旧不愿“遇事商承”，只是开放参政会的名额，把张君劢、张东荪、胡石青、罗隆基、梁实秋、陆鼎揆聘为参政员而已。

国民党到台湾后，民社党和青年党一样，也更花瓶化。张君劢厉行不合作主义，不肯来台；梁实秋被诬偷美国新闻处打宇机，家里被搜……最后远引的远引、投降的投降，民社党遂被国民党直抵花心，瓶颈在和平东路的小巷之内，最后斗到党中央多胞案以至夺印案，丑态百出，变成了像青年党一样的宝，令人又好气又好笑。

“小党”又梦碎。

“暴政必亡”梦碎

1951年11月6日，国民党台湾省第1届全省代表大会的第2天，陈诚应邀做了两个小时讲话。他慨乎言之一个故事：“当大陆全部沦陷的那一年，有一个外国记者来台访问我的时候，曾经向我说过一件事：他在北平曾访问毛泽东说：国民党有50年的悠久历史，何以在短短的一两年，一败涂地？毛泽东当时很坦白的答覆云：‘国民党的失败，确非共产党兵力打败它，而是它们自己打败自己。’我很承认毛泽东的话是真的，的确，共产党并没有将我们打败，是我们自己打败自己；在大陆时，党内闹派系，互相倾轧，大家丢开主义、丢开了党，只知争权夺利，置党的利益于不顾，一切均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组织松懈，意见纷歧，党纪废弛，文官贪污，武官怕死，形成政府无能，军队士气低落，民心转变，就是这一些不景气的现象，才造成我们在大陆上惨痛的失败。如今忆之尚有余悸，这都是闹派系、不团结的后果！”陈诚这段话，登在1951年11月的《中国新闻》里，标题《陈辞修痛斥派系》，我当年看了，非常醒目，因此剪下保存，直到今天。

陈诚死前一年，邀我做了一次谈话，他坦白说：“共产党的失败，并不就是国民党的胜利。”当然言外之意，国民党要搞下去，得改头换面才成。陈诚痛斥派系，但他自己，未尝不是搞派系的能手，他到台湾后，究竟改头换面到什么程度，也至为可疑。不过那次谈话给我的印象，是他深深忧虑国民党的前途，他能有那种觉悟，也算“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

虽然以陈诚在国民党副总裁的位阶，觉悟到这一高度，但是国民党积重难返，它始终架构在共产党“暴政必亡”的一厢情愿上。并在这一厢情愿上年复一年的自欺欺人。事与愿违的是，它眼中的“暴政”不但没亡，并且在世界上日益壮大。蒋介石在来台26年后斋志以没，他的儿子又接班了13年，也丧心而死。死前高调“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显然早已不敢再谈武力反攻。奴才接班人李登辉继位后，更知这“暴政必亡”架构早已垮了。

“暴政必亡”梦碎。

“黑猫”梦碎，“白猫”也梦碎

中国在勃起，中国像碰到了“威而刚”（大陆叫“伟哥”），不但勃起，并且持久的、连续的在勃起。

中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路。

为了绥靖、为了冲淡、为了否认“中国威胁论”，中国很低调，像个小心翼翼的暴发户，在宣传上，特别着重在“不称霸”，它非常老三。毛泽东内外有别，对内，他要做老大、永远的老大；对外，他宣称自己是老三。口口声声“第三世界”呢，即使有了些老底子了，也一路甘做老三。因此，西方觊觎它、奚落它，说它装穷、说它操纵汇率、说它压住人民币不让升值，像压住人民不许动一样。

问题是以老三自居，自居久了，容易真有点老三的懦相。清朝的封疆大吏还在无奈之余，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老三是“西学为用”的高手，但在“中学为体”上，却一路苍白与空白。最后“作戏无法、搬出菩萨”，全世界到处设立起“孔菩萨学院”，其实，在美帝“软实力”的排山倒海下，这种学院只是撒钱而已，变成了具体而不微的、放大了几千倍的“蒋经国基金会”，讨好洋鬼子和假洋鬼子。偶尔有战绩足述：美国国会图书馆原来白纸黑字邀请函，请李敖在2011年9月莅馆演说的，但是马里兰大学的“孔菩萨学院”闻风而至，重金压迫国会图书馆，对李敖背诺，要求李敖在演说中不要颠覆辛亥革命史、不得批评孙中山。于是，李敖拒绝去了，一切大功告成，共产党以为他们捧孔扬孙划出了公约数，他们太天真了。为了示好，无神论的共产党大员都向妈祖上香了，有用吗？孔菩萨早都说过了：“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今天的红色封疆大吏的确太不“中学”也太不“为体”了，他们可真“反革命”呢。

跟着美国跑，“师夷之长以制夷”的初衷是好的，但是你必须师到“软实力”，否则的话，你会被夷牵着鼻子走，并且伊于胡底、反被夷所“制”。不错，你有外汇存底、你有刀有枪，但你没了“体”和信心。一穷二白时的毛主席不是这样的，他要大言打出两个太阳。毛的苦恼是他打掉了那个姓蒋的太阳，但是打中国以外的太阳，不释放出生产力是不行的。邓小平发现“穷不是共产主义”，因此派出黑猫白猫来，释放出中国特色的生产力，中国有钱了、去比阔了，但是“有钱的王八大三辈”是不够的，要“有‘软实力’的王八大三辈”才成。改革开放显然成效斐然，但也为之黯然、在洋王八“软实力”前为之黯然，中国必须必须必须必须面对并解决这个严重问题。解决之道，不是九分之一那位生杀予夺掌握人民“精神文明”的政治局常委，也不是中央宣传部，也不是等而下之的出版总署、中央电视、《人民日报》，而是兑现“改革开放”，像释放生产力一样的释放出人民的思想力、创造力、活力、日你政府的活力，这样才会长出“软实力”。中国没有“软实力”，一切努力都要被“仙人偷桃”，美帝是八仙以外的第九仙，你中国没有“软实力”，你的努力，最后要为美帝做白工、做代工。“弟弟吃面，我喝汤啊！端起饭碗，泪汪汪啊！”你是晚娘的孝子，最后，连“黑猫”“白猫”都跷家了。

真的“改革开放”吧，不然的话，“黑猫”梦碎，“白猫”也梦碎。

“罢免”梦碎

民主、民主，民主总得有罢免案吧？

对陈水扁，一共提出三次罢免案：

第一次：2006年6月27日。我参加了，并审查毁宪违法的主题。《立法院公报》纪录：“6月23日上午审查主题为毁宪违法，发言委员计有：李敖、孙大干、张显耀、赵良燕、李永萍、李庆安、吕学樟、林鸿池、高思博等，并由吴志扬、张显耀进行结辩。”投票后主席结论如下：

报告院会，罢免总统案记名投票表决结果：出席投票委员133人，同意罢免案119票，不同意罢免案零票，无效14票。

本案决议：“罢免总统案未获得全体立法委员三分之二之同意，罢免总统案不成立。”

最谑画的是，民进党立委83人全部龟缩，不敢出席，所以出现“不同意罢免案零票”的历史纪录！

第二次：2006年10月13日。我参加了。《立法院公报》纪录：吕学樟发言，他说：“再过几分钟，我们即将进行罢免案表决，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本席要再一次呼吁陈水扁，你那只黑手不要伸进立法院，胁迫民进党立法委员的投票意愿。同时，也恳请民进党朋友们，拿出自己的良知，顺应民意，勇敢地进入国会殿堂，投下赞成票，把台湾的民主价值找回来，把人民的权利还给台湾2300万人，由人民公投来决定陈水扁去留。”投票后主席结论如下：

报告院会，罢免总统案记名投票表决结果：出席投票委员130人，同意罢免案116票，不同意罢免案1票，无效票13票。

本案决议：“罢免总统案未获得全体立法委员三分之二之同意，罢免总统案不成立。”

最谑画的是，民进党立委83人又全部龟缩（其中一个投反对票的林进兴，是贪污健保被提起公诉的被民进党开除的立委）。

第三次：2006年11月24日。我参加了。《立法院公报》纪录：先由国民党蔡锦隆发言，他说：“11月3日高检署查黑中心侦办国务机要费，结果将陈水扁夫妇及其亲信，分别以共同贪污、伪造文书及伪证罪先提起公拆，直接证实陈总统本人所犯之罪行，更因而促使国内各党派以及主流民意，要求陈水扁总统下台的呼声高涨。因此，本院各党派委员为回应人民强烈的怒吼，依循宪政体制，第三次提案推动总统罢免案，希望立法院一举通过，以终结贪腐的政权。”再由亲民党郑金玲发言，她说：“之前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口口声声说：只要陈水扁被起诉，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就会秉持良心，要求陈水扁下台，然而检察官起诉陈水扁之后，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却都没了声音，只有李文忠与林浊水委员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选择辞去立法委员的职务。在此本席要呼吁所有民进党的委员们，你们现在正处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选择清廉还是贪污、选择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全都在你们的一念之间，请你们好好的思考一下，为台湾的未来思考、为台湾的下一代思考，今天你的选择，将会决定下一代的命运，未来你的孩子问你为何选择贪腐的那一方时，你要怎么回答你的孩子？”投票后主席结论加下：

报告院会，罢免总统案记名投票表决结果：出席投票委员131人，同意罢免案118票，不同意罢免案1票，无效票12票。

本案决议：“罢免总统案未获得全体立法委员三分之二之同意，罢免总统案不成立。”

最谑画的是，民进党立委83人又全部龟缩（其中一个投票反对的，又是那名被民进党开除的贪污立委）。

第二天，11月25日，《中国时报》报导说：

罢免总统案昨天第三度在立法院闯关，过程“开高走低”，结局和前两次一样：民进党立委集体缺席，台联立委全部弃权，国亲联手难挽颓势，只投出118票同意票，比第一次少1票、比第二次多1票，还是过不了三分之二的门槛。

国、亲两党除了顾崇廉之外，一票未跑，无党联盟8人，依例投下6张同意票，只有陈进丁和杨宗哲未出席，另一张同意票来自无党籍立委李敖。在第二次罢免中投下反对票者，是被民进党开除党籍的林进兴，昨天他再度投下反对票。台联则在表决票上贴上“尊重司法，建立制度”字条，全算废票。

以上三次，民进党83位立委集体在被领队下不出席、不进场事件，真是人类议会史上奇闻。我亲眼看到他们团队在议场门口台阶下，像一群被赶的鸭子，团左团右团进团出，这太骇人了。民主政治是议会政治，议会表决是民主程序，你们整个的民进党立委，可以集体拒绝表决、甚至不敢参与表决反对，这是什么态度呢？人家罢免你的总统，你连反对都不敢表达，这是何等可耻、何等荒谬！我常论定台湾的民主是假的，由这一83只鸭子式民主，正好为我的论定盖了棺，太精采了！

也别全怪民进党，罢免案最后国民党也放了水。马英九下令不再推动了。

谁还敢想像罢免权的行使呢？

“罢免”梦碎。

“军阀”梦碎

“北洋军阀”时代，他们虽然仍不乏糊涂、昏庸之处，但他们的度量，尤其对在野的国民党的度量，却是令人回味的。以他们对国民党员蔡元培为例：蔡元培当“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大学校长，自1916年12月26日，到1926年7月8日，前后10年之久，其间历经“北洋军阀”大总统5人、“北洋军阀”临时执政1人、“北洋军阀”摄政2人、“北洋军阀”内阁总理30人。“北洋军阀”，照后来国民党宣传家所描写的，既然都是“张大帅”型的坏蛋，他们为什么这样大度优容国民党呢？“北洋军阀”当年太笨，还没学会组党专政，所以他们没有党，自然没有党外人士，国民党当年是被迫害阶级，他们相当于党外人士，可是因为别人没有党，当时的党外人士该叫党内人士。“北洋军阀”自己10年间争权夺利、走马换将，可是不论怎么争夺、怎么走换，他们居然让党内人士负责他们的教育、负责他们的大学，这种“张大帅”，不是太不小气了吗？后来的国民党宣传家，整天那样小气的丑化“北洋军阀”，这不太不公道了吗？

“北洋军阀”不止在教育上、大学上对国民党有度量，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国民党明明知道在法统上，北洋政府是中央政府，是为世界各国所承认的政府，但却在南方自己成立了另一个边区政府，整天骂中央；但是“北洋军阀”呢？却从来没骂过国民党是“叛乱团体”，也没认真讨伐过这个“叛乱团体”，也没搞出过什么《惩治叛乱条例》来法办任何国民党，也没禁止国民党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出入境，也没禁止国民党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办报、办杂志，也没军法大审或司法小审过任何国民党……这种“张大帅”，不是也太不小气了吗？后来的国民党宣传家，整天那样小气的丑化“北洋军阀”，这不太不公道了吗？

所以，国民党在野的时候，他们是被度量极大的政敌包容着的。他们的政敌“北洋军阀”糊涂、昏庸则有之，小家子气则绝对没有。国民党在这样的优容里长大，度量不该太小，不幸的是，国民党“交友不慎”，认识了王八蛋苏联，开始“联俄容共”，结果苏联那套布尔什维克的褊狭与不容忍搀进来，从混合而化合，国民党的度量就开始成为问题了。

国民党的度量狭小，倒也“吾道不孤”，因为有共产党红出于蓝。共产党即使有蔡元培来做北大校长，蔡元培头顶上恐怕也得来个“党委书记”吧？这种贻笑中外的编制，太笨太笨的“北洋军阀”，简直无法想像也。

“军阀”梦碎。

“海盗”梦碎

在版权上，英国盗印欧洲大陆的书，一直拖到1886年才停止；美国盗印英国和德国、法国、俄国的书，直到1891年才停止。最妙的是，今天警告中国人不要盗印《大英百科全书》的大阔佬老美，当年穷小子的时候，就公然盗印过《大英百科全书》——那时候《大英百科全书》在英国出版，英国人警告老美，可是老美没有国民党，可不媚外，睬也不睬英国，照由小民盗印不误。直到最后，自己慢慢站起来了，要加入国际版权同盟了，参众两院的议员们，保护小民不遗余力，死不肯立下“比较完善的法律”，而大打太极拳。前后拖了50年，才兑现了“有朝一日”。那时候，美国已饱受盗印之利，已经变为世界一等强国了。

这种坚持学术与出版为天下公器，为了一己国家，而要保护自己有盗印权利的看法，不但早年的英国知道、美国知道，甚至中国也知道。1913年（民国2年），当“改邪归正”的美国出面，要求中国加入版权同盟的时候，上海书业商会就大呼不可，他们分函教育、外交、工商各部，表示：“必一国之文化及其著作物之流布于国外，与世界各国相等，方以加入同盟为有利，否则既足阻碍教育之进步，并侵害工商业之发达，其害有不可胜言者。”

到了1919年，商务印书馆呈文教育部，有历史文件如下：

且查欧美各国加入万国版权同盟，皆几经讨论，经历多年，始行加入。即如美国其初翻印英国书籍，毫无限制，后因著作日多，工业发达，两面所受损失渐觉相等，始提议加入；然犹屡被议院否决，相持至50余年，始得通过；而条文之中，犹多限制。如非在美国出版，及外国人在美国出版非与其在本国出版之日相同者，皆不能在美国受版权之保护。可见著作之多，工商业之发达，不能与外国相提并论时，即不肯轻易加入版权同盟。是在各国，为顾全本国人民利益起见，无不如此，而美国尤为显著之先例。

今吾国教育及工商业之程度，安敢与美国比肩，如此时加入万国版权同盟，窒碍甚多；况纵欲加入，亦应由本国教育工商各界自行提议，几经审慎讨论，乃可决议，岂得徇外国人之要求，冒昧加入。今美国商人既不检查条约，仅顾一面之利益，遂以侵夺版权，朦稟该国驻京公使。该公使难免不为所动，竟向大部、外交部交涉。除先行电呈外，谨再具呈恳祈大部俯赐主持，据情转咨外交部据约驳拒，学界幸甚、商业幸甚。谨呈。

商务印书馆这件呈文送上以后，“北洋军阀”的教育部批说：“呈悉，已据情转咨外交部查核办理。”

从这些证据里显示，满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循吏们，他们很能权衡轻重，所以对美国的要求，一直坚持拒绝上钩。但这种坚持，到了国民党的手里，就开始日渐凋零了。

1960年，美国的国会议员，忘了他们有过盗印《大英百科全书》的老祖宗，而居然施展压力，以政治方法，干涉起中国人盗印《大英百科全书》的时候。国民党的大官人，居然也“俯允所请”，大加查扣——非法的查扣，闹得天翻地覆。事情过后，大官人为了保护老美，居然同意了把《大英百科全书》予以注册。这真太可悲了！

但是，反看清朝政府呢，他们却坚持拒绝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1903年（光绪29年）的《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11款，明订只“允许凡专备为中国人民所用之书籍地图印件镌件者，或译成华文之书籍，系经美国人民所著作，或为美国人民之物业者，由中国政府援照所允保护商标之办法及章程，极力保护10年，以注册之日为始……其余均不得享此版权之利益。”《大英百科全书》的编印，显然不是“专备为中国人民所用”的，自然不能予以注册，这不是太明白太明白的爱国常识吗？

谁想得到：在国民党准许《大英百科全书》登记后，又接二连三的为洋大人大开方便之门，并且变本加厉，干涉、查抄之不足，还一再关起人、判起罪来。进而遍及《大英百科全书》以外的所有西书，从此，中国政府变成了保护美国版权的政府。

在版权上，我思“军阀”，长得我心；我思海盗，正义在焉。

但海盗自己呢？

看到中国政府竟是保护美国的政府，“海盗”梦碎。

“五四”梦碎

梁实秋在《“五四”与文艺》一文里，说“五四运动原是一个单纯的爱国运动，后来转变为新文化运动”。这一说法，是大错特错的。事实上，新文化运动在前，“五四”运动在后。“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只有在广义的说法里，它才包括1917和1918年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才是“五四”运动的基础。新文化运动是孙中山所命名的词儿，他在南方，深思远虑的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一二觉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他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可惜的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在思想变化过程中，就先政治挂帅了一切，于是，“五四”变成了一条岔路，“吾党”应“五四”而兴，“五四”却完了。

所谓“吾党”，其实有两个：一个是1919年成立的国民党，一个是1921年成立的共产党。这两个党，都是“五四”的受益人，都利用了“五四”的救亡的、救国的澎湃浪潮，大事接收。事实上，“五四”中顶尖的人物，多被国民党接收以去，不过，共产党也不吃亏，在国民党“联俄容共”的哥俩好决策下，它进入到国民党里，在1924年，跟国民党如胶似漆起来。据吴敬恒转述于右任和张作霖的谈话：“张作霖曾问于右任：你们国民党我赞成，我却不赞成共产党。于回答：中山先生与你同一心理，但异其手段。有人驱逐共产党，共产党便想法独立存在，中山先生把共产党转变为国民党，即共产党自然不存在。”在孙中山这一如意算盘下，他打算外靠俄援、内吃老共。这一打算，虽然一时占了便宜，可是长期斗争下来，却吃了败仗，从联俄容共到反共抗俄、从大陆称孤到台湾道寡，政策的日长正反映了领土的日消，在整个的局面上，国民党完蛋了，“自然不存在”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别有其人呢！

国民党到台湾后，对“五四”的解释，是很泄气的。以1951年蒋介石讲《教育与革命建国的关系》为例，蒋介石说：“从前‘五四运动’，是以‘民主’与‘科学’为口号的……只可惜我们过去很少有人去深切研究其内容……于是‘民主’与‘科学’失其精神的依据，乃致为朱毛奸匪的唯物论趁机利用；所以后来就愈发走了样，竟以虚假的民主，来断丧国民的民族精神；以伪装的科学，来麻醉青年的思想，戕贼国民的人性……”从蒋介石的谈话看，“五四”对国民党说来，其实只是“鸡肋”的性质，弃之可惜，又怕被敌人利用；食之无味，又恐自己中毒。所以只好用三民主义来套住“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再恤其他。蒋介石如此，其他国民党论“五四”之文全不能看。胡适晚年在台湾说：“‘五四运动’，我是其中有关的一个人，但此间人家写的‘五四运动’的文章，我连看都不要看，他们只有党派的立场，绝没有客观的判断。”可谓一针见血。

国民党利用“五四”，失败了；共产党利用“五四”，成功了。90多年下来，“五四”只是口号，告朔饩羊而死。

“五四”真义其实在学生干政、救亡图存，没有这股精神，也就没有什么“五四”了。

“五四”梦碎。

“烈士”梦碎

许强医师，台大医院前身台北帝大医科第一届毕业、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博士，曾任台大医学院内科副教授，并兼附设医院第三内科主任，1950年因“意图破坏国体，以非法方式颠覆政府”，被国民党政权枪决，当时才37岁。

台大医学院、医院举行一场为历史做见证的“许强医师追思会”，许强家属、后代及当年的同学中研院士李镇源、同案难友苏友鹏医师……等等近300名医界人士集聚一堂，向许强致敬。

李镇源表示，许强是台湾很优秀的医师，他个人深受许强耿直、有正义感的人格所影响。

我却觉得李镇源很可鄙。若说许强的耿直、有正义感的人格影响了你，为什么你拖了40年才发生“效果”？40年间，为什么你一路做懦夫？你的勇气，不发生在国民党黑暗作恶之时，只发生在国民党“洗心革面”之后，这种勇气与时机，未免配合得太安全了吧？

李镇源更可鄙的是，许强明明是共产党，他为共产党反国民党而死，那么明显、那么磊落，但纪念他的人却有意掩埋这一事实，他们纪念许强，却说许强是为改革台大医院而死。多奇怪啊！改革台大医院要玩命吗？

许强死而有知，竟被这种货色来纪念，当作何想？

“烈士”梦碎。

“星星”梦碎

关于蒋介石的学历，从1929年的《中国国民党年鉴》开始，都说他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这种说法，一路相传，直传到中学教科书里，一般人都信以为真。“日本士官学校”相当于军官学校，所以，蒋介石的军事教育是很体面的。为了强化这一体面，《蒋总统秘录》中特别提到振武学校。从《蒋总统秘录》的行文中，很有趣的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它把振武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两者，刻意予以牵连。例如它说振武学校“原为日本士官学校的临时校舍”、说“日本文部省（教育部）也都承认其为志愿学习陆军的预备学校”、说“自陆军士官学校……请来的兼任教官颇多”。最妙的，它又列举张群、阎锡山、蒋作宾、孙传芳等人都是“该校出身的留学生”，以加深印象，这就有“伏笔”了。据阎锡山《回忆录》，明说：“我在日本留学，于东京振武学校肄业2年半，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1年，东京士官学校肄业1年半。振武学校是从第六批中国留学生起，专门为中国学生设的。”可见阎锡山虽然出身振武学校，但是最后还是念了士官学校的——是念过“陆军的预备学校”以后进入正科军校了的。《蒋总统秘录》提到的这几个人，蒋作宾是士官学校第4期毕业的，孙传芳、阎锡山是士官学校第6期毕业的，张群是士官学校第10期毕业的，他们每一位，都是最后进入士官学校正科军校毕业了的。《蒋总统秘录》所说的种种、所说这些人出身振武学校云云，至多只能证明他们先后和蒋介石在振武学校同学，却丝毫不能证明他们先后和蒋介石在士官学校同学。既然不能证明，《蒋总统秘录》却扯东扯西一大堆，目的除了鱼目混珠外，还有什么呢？为了确实追查这一公案，我找到“昭和15年10月”兴亚院出版的《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名调》，详细查出这几期同学的名单。名单中确实有蒋作宾、孙传芳、阎锡山、张群这些人，可是，查来查去，却没有蒋介石！各期中，全部姓蒋的只有4人。其中第4期蒋作宾是湖北人、蒋隆棻是湖南人；第5期蒋国经是湖南人；第6期蒋荫曾是湖北人，都不是浙江人，自然也没有是蒋介石化名的可能。蒋介石早年学名蒋志清，自然也没有另有学名的可能。所以，从士校各期名单的大曝光中，蒋介石不列名籍，已经证据确凿。至于第11期以后，是何应钦、谷正伦、贺耀组他们了，名单已近“晚辈”，当然更没有蒋介石了。结论是：蒋介石冒充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他的真正学历，只是相当初中的振武学校而已。

蒋介石既然是振武学校的资历，他的军阶，只是二等兵而已，结果却一路假冒，自二等兵一冒冒到少将，他做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就挂的是少将，一颗星。到了抗战，又连偷两颗，变成三颗星。抗战时候，以星儿论，最多的星儿都是三颗星，连蒋介石自己也不敢例外。英文翻译虽称他是Generalissimo，是元帅大元帅级，钦定称呼是“特级上将”。但在星儿数目上，却未便造次、未敢造次，仍是三颗星。蒋介石第一次由三颗星再连偷两颗，变为五颗星，见于1947年8月7日他到延安巡视的照片上。延安是中共的都城，这年3月19日“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让国民党“收复”了。蒋介石高兴之下，忽然给自己加上两颗星。但是，这种五星的挂法，其实还是闪闪不定的，因为直到第二年（1948）3月29日，蒋介石在第一届国民大会开幕典礼时，身上还只是三星；但是后来报告施政时（4月9日），乃至闭幕典礼率领全体代表谒陵时（5月1日），则已赫然是五星出现！三星的蒋介石自己变成五星后，他不同意其他三星的大将们变五星，只准变四星，于是，5月20日的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上，副总统李宗仁就以四星亮相。自此白崇禧也、何应钦也、阎锡山也、陈济棠也、顾祝同也、陈诚也……一干大将，纷纷四星出笼矣！更有趣的是，正当蒋介石三星变五星、别人三星变四星之日，却正是国民党在战场上被打得眼冒金星之时！大家成了败军之将以后，固然不足以言勇，但星儿闪闪，理应也不好意思。哪知道国民党的将军们，除了像孙立人那样自愿减星以示知耻、以表负责外，其他的，竟一一照挂足额星儿不误，一颗星都不肯减少。更妙的，在一次“总统偕夫人巡视陆军部队渡河攻击演习”中，连宋美龄都在衣领上挂上四颗星，以为炫耀，国民党“阶级之滥”，真是笑话极矣！连枪都没摸过的宋美龄都可挂四颗星，没打过一天仗的蒋经国、王昇，自然一一可挂三颗星而为上将，又有何可怪哉！反看外国，近如法国复国而非失国的英雄戴高乐（DeGaulle），临死犹为两颗星，虽身为总统，不敢僭越，他固守“国家的名器”，竟以身作则如此！远如美国打赢南北战争的救国英雄格兰特，临死犹为三颗星，虽身为总统，也不敢僭越，他固守“国家的名器”，竟也以身作则如此！中国古人慎重名器，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但做梦也没想到，后代的国民党，竟可不假人，却早假了自己！“仗打败，反多星。”从挂星星一件事上，可以看到蒋介石多不要脸了。一个二等兵，摇身几变可以成为五星上将，他可以欺天下、欺苍生，但过不了李敖这一关。

蒋介石从二等兵到五星上将，一路的星星竟是真真假假，使真正有资格摘星的军人们，眼冒金星了。

“星星”知我心。

“星星”梦碎。

“爱国”梦碎

陈仪少将跟过袁世凯，他梦碎，然后梦醒。

陈仪少将转跟孙传芳，他梦碎，然后梦醒。

陈仪少将转跟蒋介石，他梦碎，然后梦醒。

他已是上将。

身为上将，荣华富贵吧，他不肯。他“廿载服官无息日，一朝罢去便饥荒”。服官之时，他贵为“台湾总督”，可是“总督”夫人要提着篮子到菜场买菜；罢官之时，他穷得周转快不灵了，蒋介石救了他，把他关在牢里，牢里总有饭吃了。

陈仪出身浙江求是学堂，是浙江大学前身。1902年留日，进日本士官学校第5期炮兵科，跟何成浚、姜登选同期。这一期学生是老资格的前辈，仅晚于蒋作宾一期，却早于张群五期。

陈仪不但有日本士官学校的资历，还有陆军大学的资历，且是中国学生留日陆大第一期的毕业生。这种显赫的军事条件，使他早在1922年就担任了师长。

陈仪受知于士官学校晚他一期的孙传芳，孙传芳1925年任浙苏闽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时，陈仪任军长、浙江省省长。因为他要加入革命军，孙传芳扣押了他，幸经总参议蒋方震、参谋长刘宗纪等营救，得以放回上海。杜伟在《孙传芳羁押陈仪的经过》中说：“陈仪被禁在南京联军总部，孙传芳大动肝火，恨之入骨。夏超、周凤岐之后，加上一个陈仪，在孙传芳当时的心目中，凡是浙军，没有一个是靠得住的，痛定思痛，杀机顿萌，陈之性命，有如悬丝。但孙传芳的左右如总参议蒋方震、参谋长刘宗纪、秘书长陈誾等和陈仪都私交不恶，他们异口同声，婉言向孙传芳为陈缓颊，终于达到‘刀下留人’的目的。刘宗纪还说：‘公洽（陈仪字）不是劝过大帅和南方联络，沈机观变，保全实力的吗？为今之计，不如利用他和南方的关系做个缓冲，我们可以从容应付。’孙传芳既释陈仪，接着就要他回浙收抚一师部队，陈因此脱险。他从南京到上海后，得知国民革命军军事进展奇速，又知第一师已被周荫人击溃，立即修书剖陈局势，建议孙传芳悬崖勒马，与南方合作，信由弁目李锦文送交南京联军总部孙大帅亲启。但孙的目光，始终没有看到进步的一面，终于丧师辱名，厥后再经龙潭一役，全军覆没。1929年9月陈去东北为宣慰使，道经天津，与孙相值，对此往事还不胜其惋惜。”

冒充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蒋介石，对陈仪很敬重。派他到德国考察，并聘请德国顾问。在欧洲半年，取道美国、日本返国。1929年4月出任军政部兵工署署长；5月任军政部常务次长。1934年任福建省主席。1937年以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941年任行政院秘书长。1942年任行政院经济会议秘书长。1943年代理陆军大学校长。1945年日本投降，任台湾行政长官。

陈仪在做福建省主席的时候，就以强悍而得罪奸商与地主，也得罪了特工；他做行政院秘书长的时候，又以强悍而得罪了副院长。此公敢作敢为，勇于任事，是他的大长处。他任台湾行政长官，这一长处，就更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职1年7个月，有功于台湾者甚多，遗爱亦甚久远。但每为国民党和台湾人所抹杀。例如他力避台湾感染到大陆的腐化，此中苦心，就是很动人的。1947年7月1日，《亚洲世纪》第三期有暮云写的《魏道明莅任后的台湾》，其中说陈仪“他有理想，有信仰，有坚定结实的意志，有承受任何阻力的魄力。他企图在这个与大陆绝缘的海岛上，种植自由和平欣欣向荣的花朵，630万人民在安定、自由的生活中求进步。正因为他是一个军人，他更追求于经济的理解，和总理民生主义的实现，将经济重点安放在专卖、贸易、公营事业和土地政策上，为了保存台湾的元气，为了台湾的生产，他不惜用种种方法关起海岛的大门，抗拒外来的经济浪潮，可是也正因为这样，在实施新政策时遭遇到莫大的阻力。”

而陈仪对这种来自大陆的抗拒，甚至不只是经济的，而是全面的。《传记文学》第54卷第2期有沈云龙遗稿《陈仪其人与二二八事变》，对这些抗拒，曾有举例：“为了应付中央各方面来台接收问题，对他也是一大困扰。例如孔宋系统的中、中、交、农四行及中信、邮储两局派员来台设行及接收金融机构，陈认为台省原有台湾、第一、华南、彰化四银行，毋庸增设，即命来台人员原机返回，并呈准由台银发行台币，不让大幅贬値的法币在台省行使，以稳定物价。又如翁文灏主持的资源委员会，派员来台接收日人所遗留的工矿事业，亦为陈所拒绝，几经往返折冲，决定国省合营而告解决。再如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以行宪在即，党费须自筹，电令陈将全省电影院交由党营，陈为中执委，无理由可以反对，经过不少函电洽商，最后保留台北西宁南路国际戏院一所，作为教育处实验剧院（今已改建），其余悉属诸党营事业。另如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以接收《台湾民报》后，长官公署改为《台湾新生报》，并聘派青年党人李万居为社长，至感不满，乃以台湾须办党报为由，强令分与《台湾民报》印刷机器设备之一半，命特派员卢冠群筹备《中华日报》，陈则以该报须设在台南为条件，免在台北与《台湾新生报》发生冲突，最后双方勉强接受，打开僵局。”从这些例证里，可以看到陈仪的许多苦心。抗拒中的首功，自然要推他坚持“一国两币”，以台币代替法币，稳定了台湾的金融。没有这种远见与决断，台湾必将重蹈大陆收复区的覆辙，最后一块干净土亦不可得，又哪有今天呢？

1947年5月3日《世纪评论》第1卷第18期社论《台湾改制后怎么办？》中，在称道陈仪阻止内地的豪门资本伸足到台湾的功劳以后，责备他“始终未能注意到如何尽速恢复生产事业”，其实此中困苦，局外人似难深知。陈仪本人，在1946年9月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以“光复后台湾种种”为题，就指出当前的困难是“人力的不足”和“物力的不足”。在“人力的不足”方面，“因为日本以往统治台湾的政策，是要使日本人永居台湾人之上，无论政治、经济、教育等一切机会，都不让台湾人占于与日本人同等的地位。因此，日本人的知识、技能、职位都高于台湾人，而台湾人只能被迫处于从属地位，做些低微工作。光复以后，大批日本人遣送返日，其中除日俘约17万人以外，还有日侨约29万人，这29万人的日侨当中，多数都在台湾有相当高级的工作和地位，譬如充任警察的达7000余人，担任中小学教师的达11000余人。这批大量工作人员的亟须补充，一时实在感到人力的不足。现在除了邀请内地人才来台服务外，正积极训练本省人，授以各种比较高级的知识技能，使能胜任各种职务。”在“物力的不足”方面，“日本以往在台湾的经济政策，完全以日本为本位。在这次大战以前，日本人统治之下的台湾乃是农业的台湾，到战争爆发以后，因为军事上的需要，才来发展台湾的工业，但是无论农业或工业，日本总不让台湾自给自足，一切都须依赖日本。譬如台湾的主要农作物米、甘蔗、茶叶及凤梨等，都需要化学肥料，台湾每年即需硫酸铔25万吨，但是台湾的肥料要从日本运来，我去年抵台时，即着手筹购25万吨硫酸铔，惟至目前为止，仅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硫酸铔2700吨，相差甚巨，足证台湾物力缺乏之一斑。而本省农作物因缺施肥工作，产量自然因而减少。至于工业器材，更须自日本运来，战后来源断绝，物资缺乏，可以想见。”从陈仪这些深入的谈话里，可以看到随便责备陈仪的人，实在是不了解实际的情况。

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当年是陷害陈仪的要角之一。但在近40年后，他垂老写《陈仪迫汤投共始末》，却也有这些“其言也善”的尾语。毛森说：“最后我要代陈仪说句公道话，‘二二八’的帐都记陈的头上，是不公平的。日本投降时，台人确实欢迎接收人员及国军。嗣因接收人员行为不检，部队军风纪欠佳，引起台人反感，陈仪素重纪律、军容，故坚持撤走驻台之破烂叫化兵，因陈坚拒驻军，汤恩伯、林蔚等苦苦劝说，徐学禹也从旁力劝，汤恩伯曾抽忙去台，与陈争得舌敝唇焦，那时大家最大顾虑，是在日军服役及劳工分子，因受日人皇民化教育，恐其仇视祖国，可能结聚作乱，须驻军防变。陈仪说，我以至诚爱护台人，台人绝不会仇我，万一有意外，我愿做吴凤。大家建议由他最心爱的李良荣军驻防，陈说：‘我信任李良荣，但不欢迎他的叫化兵。’故‘二二八事变’发生，毫无维持治安力量，只靠一点要塞部队及少数机关警卫，勉维省政，以后镇压部队开到，在混乱中牺牲不少人命，指责陈仪屠杀台人，实不符事实，只能说：‘陈仪爱护台人不以其道，适足以害台人。’他的同属谅能体会得到陈仪深爱台人的史实，我不多言矣。”

此外，于百溪在《陈仪治台的经济措施》里，也有这样的回忆：“陈仪对我说：我们负责前往接收，总想励精图治，把台湾搞好，才对得起台胞。我们到台湾后的一切措施，都是为公，而不是为私，都是为绝大多数的台胞设想……谈到‘二二八事件’，他说：这是由于我襟怀过于坦白，太相信自己，而缺乏政治警惕性所致。我为了军民关系处得好些，将军风纪欠佳的原驻军撤走，我没想到新军抵台后，竟演出不应该有的报复性镇压，真让人痛心。我相信许多人，包括台湾人民是会了解我的。”其实，陈仪说这番话，还是“襟怀过于坦白”了，能够了解他的“台湾人民”，几十年了，又有几个呢？不懂事的“台湾人民”，还在跟着国民党，一齐恩将仇报啊！

陈仪卸职后第二年，又出任浙江省主席。邪门的是，每当他出任浙江省头儿，他都要遭到被扣押的命运。前一次是孙传芳扣押他，为了他“通蒋”；23年后，这一次是蒋介石扣押他，为了他“通匪”。邓文蔚《陈仪之死》对这一幕有动人的描写：“陈仪先生被关在基隆要塞内，后来转到台北市‘励志社’（原日人海军倶乐部‘昭南阁’）。蒋介石的参谋总长林蔚（蔚文）、财政部长俞大维，以陈仪故交、旧属的关系，曾先后去探望他。林蔚劝说先生向蒋介石认错，写一纸悔过书，蒋允许恢复其自由，在台湾居住。陈仪凛然色变，说：‘我有何错？我无错可认，他不高兴，可以杀我，我已年过半百，死得了，悔过书我不能写。’林蔚说：‘总得让蒋先生下台。’先生说：‘下不下台是他的事，我没有要他把我抓起来。’”“1950年6月18日清晨，天色方曙，陈仪在囚所被唤醒，执行死刑的命令递到他手中。他抬头，见来者是蒋鼎文，这位执刑官原是与先生积有旧隙的人。当年在福建，一个是省主席，一个是绥靖主任。陈仪鄙视蒋鼎文的为人，议事多不合，每加面折。蒋介石对这情况是深知的，今天他选蒋鼎文来监斩，亦可见其用心！陈仪说了声‘好吧’，便嘱咐唯一随身的厨子，为他准备汤水沐浴、更衣。先生从容不迫，揽镜整容，打好了领带（我看到数日后香港《工商日报》通讯专栏上登载的先生就义后遗容，那根白底黑点的领带，是我多年所见的）。蒋鼎文命行刑军士捧来一盘食物，美酒一瓶，先生拂袖而起，说道：‘用不着，走吧！’两个军士上前扶持，先生将两臂一甩，拒绝了，昂首阔步走了出去，上了一辆指定的吉普。车抵马场町刑场，先生安详地下了车，回头对执刑的说：‘向我头部开枪。’便大步向前走去，口中频频说着：‘人死，精神不死！人死，精神不死！’”就这样的，陈仪壮烈的死去，由同父异母兄弟脱下血衣，把他火化，埋葬在观音山墓地，立碑曰“陈公退素之墓”，如今已无人扫祭，早成荒坟了。

陈仪有两首“无题”的诗，全文是：

事业平生悲剧多，

循环历史究如何？

痴心爱国浑忘老，

爱到痴心即是魔。

治生敢曰太无方，

病在偏怜晚节香。

廿载服官无息日，

一朝罢去便饥荒。

此公一生清廉，辛苦从公，痴心爱国，最后着魔而死，真是人间悲剧。不过，如今在历史学家笔下，蒋介石遗臭万年，陈仪却晚节犹香，历史循环，倒真的为这位烈士有所偏怜。陈仪精神，中不死矣！

“痴心爱国”下场如此，“爱国”要付这么大的代价，“爱国”梦碎。

“老贼”梦碎

国民党员年轻时有年轻嘴脸；年老时有年老嘴脸。年轻时的嘴脸令人想哭；年老时的嘴脸却令人发笑。交错之下，总是令人哭笑不得。

国民党员年轻时在大陆胡作非为，中原逐鹿，活动空间广大，纵使胡作非为，被广大空间一除，其恶心人的程度，比例并不大；不料年老时在台湾胡帝胡天，小岛逐臭，活动空间减小，一旦胡帝胡天，被狭小空间一挤，其恶心人的程度，密度就可观了。每天报纸电视一打开，我们就要被年轻民进党和年老国民党的交错嘴脸来恶心，简直躲都躲不掉。讨厌死人了。

年老的国民党嘴脸，可归纳为好几类，但是最令人发笑的，不是别人，就是当年87岁的谷正纲。

谷正纲出道甚早，他在1924年就加入国民党，那时他正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后来转赴苏联，入莫斯科孙逸仙大学，以国民党死硬派著称。回国以后，他投身汪精卫系，后来转入蒋介石旗下。不论对汪、对蒋，此公都是感情充沛、声泪俱下的。《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中回忆汪精卫出走后，“谷正纲听了，当场号啕大哭，说：‘我保证汪先生绝不会做汉奸。’”《李宗仁回忆录》中回忆蒋介石下野前，“谷正纲忽忍泪起立大声疾呼：‘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正因为谷正纲有这种大声疾呼、声泪俱下的本钱，所以，他在社会部长、内政部长以降，一直位居党中要津。

谷正纲老去以后，他的身心状态，已显得非常不能统一，虽然他还致力“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过，他的生机与死硬，却变成了国民党其他老贼们的焦点所寄，因而备予支持。1966年，国民大会代表改选85名主席团主席，开票结果，谷正纲比别人多了四五倍，竟以100高票当选，可见“猩猩”惜“猩猩”，什么人玩什么鸟也。

谷正纲一直视“世盟”、“亚盟”为其禁脔，可是在他年老昏暗以后，对外不得不由张建邦代他出马了。但谷正纲自己却不知道。他每天还照样去上班，只是感到公文少了，大叫公文太少，批得不过瘾。他的手下，乃假造大量公文给他批。在变态心理学上，有所谓“虚无的妄想”（NihilisticDelusions），犯此病的，老是拒绝其本人的存在；而谷正纲者，正好相反，他过分承认他自己的存在。正因为他老先生过分存在，所以笑话不绝。

另一方面，变态心理学上的“辨识力丧失”（Disorientation），谷正纲也有份了。他在家中，有时已经分不清儿子是老几了；他在外面，笑话就更多。去南美时候，因为南美景色有些颇似中国西北，他神经就来了，下飞机后，他奇怪的问：“宗南为何不来接？”他不知道西北王胡宗南早就死在台湾了。当然，他这种人地不分，也有奇趣在，在南美，当王昇接他并提醒他“我是王昇”的时候，他很有礼貌的告诉王昇说：“王昇吗？我知道他，祸党祸国，是个坏蛋！”像这种妙事，也发生在别处。有一次他握住麦克风，忽然说：“梁永章，是我一手提拔的人，是靠贪赃枉法起家的。”而梁永章正坐在他身旁。

他下飞机时候，常常说：“安顺到了，安顺到了。”显然以为台北是贵州安顺。回家时候，常常上错楼。邻居关门，他会怒责：“为什么你在我家！”他气得敲门敲破手，医生诊治时，他抱怨说：“是门打的！”

谷正纲已是“老年精神病”（SenilePsychoses）的样板，但因他身居高位，竟不退休，以致以政海为病房，神游其中，为天下笑。国民党一次核心会议中，他发言不被采信，竟大哭失声，喃喃的说：“昨晚梦见先总统。先总统对当前决策失常，不以为然，叫我告诉你们。”闻者不知老蒋死后犹托梦以宠如此，自然大惊失色。

最后，谷正纲梦碎了。他的梦碎，应该是双料的。因为他的梦就代表领袖的梦，他的梦，可代蒋介石传话；他的梦碎，也代表蒋介石的梦碎。

谷正纲太有代表性了，他代表“老贼”。

“老贼”梦碎。

“老贼”又梦碎

1989年4月23日，《自由时报》赫然有标题如下：“老父胡赓年要办自愿退职/胡茵梦：早该走路了！”标题下内容是：“胡茵梦的父亲——资深立委胡赓年要办理自愿退职了，这位知名影星说：‘占了40多年的位子白拿钱，早该走路了！’她认为，朱高正在立法院高骂‘老贼’等激烈作法，对国家民主开放，确有正面影响。胡茵梦的母亲也指出，在政府迁台之前，国大代表是采‘无薪制’，迁台后，资深国代却以每年仅开一次会的工作量，要求与立委相同的待遇，开会期间还有额外津贴，真是没道理。”我看了这一报道，觉得有些话，我似乎有义务替胡赓年说出来。因此写了一篇《哀胡赓年先生》发表。在文后指出：

胡庚年是我父亲的朋友和同事，我父亲毕业国立北京大学，胡庚年先进南京金陵大学、再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23岁去日本，先进早稻田大学、再入东京帝国大学，追随日本学者神川彦松研究国际政治，前后5年。他是一位爱国者，在日本留学期间，正赶上九一八事变，国际联盟派出李顿调查团（TheLyttonCommission）调查真相，该团路过东京时，胡庚年曾递上英文报告书，并在帝国饭店向该团先行阐述真相。这种爱国绝不后人的精神，使他在归国后，毅然跟上国民党，先后任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陕西韩城县长、陆军第38集团军军法处长、旅顺市长、辽宁青年团干事长、沈阳《中央日报》社长、沈阳市立法委员。

1949年胡赓年到台湾的时候，只有45岁，他是以国破家亡的心情，流亡岛上的。所谓国破，因为中央政府已经偏安；所谓家亡，因为他抛弃了发妻而与另一抛弃“发夫”的女子私奔抵台，这位女子，就是人称胡星妈者。胡庚年到台湾后，对政治已万念俱灰。1980年5月6日我与胡茵梦结婚的当天晚上，他请我和胡茵梦吃饭，谈到立法委员生涯，突然得意地说：“31年来，我在立法院，没有说过一句话！”我听了，感到很难过。难过的不是他放弃了他的言责，因为他们其实都放弃了；难过的是，他放弃了言责以后，居然还那么得意！这未免太不得体了。我忍不住，回他说：“立法委员的职务就是要‘为民喉舌’，东北同乡选您出来，您不替东北同乡讲话——一连31年都不讲话，这可不对吧？一个警察如果31年都不抓小偷，他是好警察吗？这种警察能以不抓小偷自豪吗？”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一连31年都讲的是恶心话、马屁话，那倒真不如不讲话为佳。也许胡赓年之得意处，正在他能看破政海而别人看不破吧？

胡赓年看破政海后，又继之以看破红尘。他原以为可以偕红颜以终老的，不料这位胡星妈，却好生厉害，使胡庚年痛心疾首。终于在他花甲前夜、在他发现生日礼物竟是一瓶盐酸的时候，只好出走——人家是16岁小男生才跷家的，可是胡赓年老先生却60岁跷了家！跷家以后，他跟“三六九小吃店”老板娘窝居于陋巷，老板娘和她的子女们对他不错，从此才得乱世苟活，保住了一张没被毁容的老脸。

胡星妈在胡赓年翘家后，同意放他一马，但是立法委员的每月薪水和福利，她要全部拿去，胡赓年为了自由，全部同意了。从此每月胡星妈进出立法院，代夫出征了。后来胡赓年住进荣总，我去看他、送钱给他，老境堪怜，但是立委薪水，未闻胡星妈有以酌赏一二也。

胡赓年身背“老贼”之名，却是真正的“无薪制”，亲人花了他的薪水几十年，最后还奚落他“占了40多年的位子白拿钱，早该走路了”。人间道理，岂可如此颠倒？胡庚年颓然一衰翁，身心俱灰，他不会为亲人对他的伤害而置辩，但我却忍不住要为这种亲人的无情有以抗议：吃了人家几十年还说风凉话，这种秀，做得太伪善了吧？

“老贼”原罪固应贬；

我为此公道恕词。

瓦釜声中自箝口，

卧听小女相煎急。

“老贼”梦碎。

“大人”梦碎

孟子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毕竟是一代大儒，他敢于轻视那些政治人物，气概自是不凡。

中国历史上有孟子这一气概的人很少见，大家对政治人物，既畏且羡，降至台湾地区，更形鲜活。台湾在清朝是边陲之地，建置以后，不过一府三县，论起官职，小之又小。转入日本统治后，一仍旧贯，台湾人能做的，不过委任之官，50年间，台湾只有一名简任官，而委任之官，也不过千分之十。故在台湾人眼中，一警察、一校长，无一不是大官，眼界之小，世罕其匹。到了国民党来台，名中央实地方，上下官位众多，台湾人见官心喜。一县长、一立委、一省市议员，就抢得不亦乐乎，抢到后洋洋自得，自以为巍巍矣，其实，就官职言、就中国言，这些都是小屁官，连“大人”都够不上。在有识之士眼中，他们只是“小大人”而已，一般说来，只是些“小人得志”式的“大人”而已。

政治人物追求虐待狂式的权力，追求到后来，肉麻当有趣，什么都要插上一脚，他们到处要文告、演说、剪彩、致词、颁奖、评审、座谈、题字、参观、巡视、去飞机场……一次画展，他们是贵宾；一次音乐会，他们坐第一排；一幕婚礼，他们是证婚人；一幕追悼会，他们是治丧主委……他们整天以此为荣，闹得别人也跟着一起做奴性配角。到了选举季节，这些人更是群魔乱舞，空头支票满场飞，五颜六色都出笼，巧言令色，更密集了政治人物的讨厌。

正因为台湾格局小，所以一次选举，全岛若狂，在朝者无“大人”相，在野者皆“小人”相，看来令人讨厌之至。一场选举下来，又增加了一批讨厌的嘴脸。“说大人，则藐之”的孟子，若生今之世、值此之岛，除了全是“小人”可藐外，欲求“大人”来藐，都不可得矣！

“大人”梦碎。

“活佛”梦碎

诺贝尔委员会把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给了达赖喇嘛，理由是：“达赖喇嘛在寻求解放西藏的奋斗中，一直反对使用暴力，他主张使用以容忍和相互尊重为基础的和平解决方法，以期维护西藏人民的历史与文化遗产。”（DalaiLamainhisstrugglefortheliberationofTibetconsistentlyhasopposedtheuseofviolence.Hehasinsteadadvocatedpeacefulsolutionsbasedupontoleranceandmutualrespectinordertopreservethehistoricalandculturalheritageofhispeople.）达赖喇嘛访问美国，美国国会领袖纷纷致词欢迎他，所说颂词，也与诺贝尔委员会如出一辙，并且还强调了他争人权的纪录。

稍知历史的人，都不会同意上面这些完全与事实不符的立论。

事实上，达赖喇嘛是最落伍、最黑暗、最迷信神权统治的代表，所谓“西藏人民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其实正是这种丑恶统治的护符。说“解放西藏”、为西藏争取自由吗？首先该做的，乃是该打破这种最落伍、最黑暗、最迷信的神权政教统治，才是当务之急。但是，从7世纪的吐蕃政权开始，到20世纪的达赖政权为止，西藏人民，完全笼罩在奴隶制与精神奴隶制的统治之下，又何来自由与解放？更何来人权？

早在西藏和平解放40年的日子，国民党《中央日报》左一句“中共迫害西藏人权”，右一句“中共迫害西藏人权”，向西方帝国主义学舌，惟妙惟肖。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为何不看看达赖喇嘛的人权纪录呢？

1991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卜问写的《达赖喇嘛的人权纪录》，看了令人触目惊心。卜问从西藏现存档案资料中举证，告诉我们许多恐怖的、血淋淋的西藏“人权”情况。

卜问写道：达赖喇嘛在1959年之前统治西藏地方的时候，也是有法的。这个法就是沿用了300多年的所谓《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在这两部法典中，按人的血统贵贱、职位高低，规定“人有上、中、下三等，每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级”。藏王、大小活佛及贵族属“上等人”，商人、职员、牧主等属“中等人”，铁匠、屠夫和妇女等属“下等下级人”。各等人的生命价值也是不同的。法典规定：“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根据这两部法典的规定，做为“上等上级人”的“命价”为“无价”，或“遗体与金等量”；作为“上等中级人”的“命价”为“300至400两”（黄金）；而被列为“下等下级人”的铁匠、屠夫、妇女等，“命价”则属“草绳一根”，“杀铁匠、屠夫等，赔命价草绳一根”（见《十三法典》第7条《杀人命价律》）。为了维护这种“三等九级”的制度，法典严厉惩罚以下犯上的行为，《十三法典》第3条明文规定：“卑贱与尊贵争执者拘捕”；第8条规定：“伤人上下有别：民伤官，视伤势轻重，断伤人之手足；主失手伤仆，治伤不再判罪。主殴仆致伤，无赔偿之说。”《十三法典》第4条“重罪肉刑律”更规定肉刑为：“挖眼、刖足、割舌、砍手、推崖、溺死、处死等”。在旧西藏，不仅各级政府设堂办狱，而且大的寺庙、各庄园领主、部落头人也可办案。在现存的一份由达赖喇嘛亲署给各宗本等官员的命令中就重申，哲蚌寺有权处理各种诉讼案件、定罪量刑。所以，施行种种肉刑，在旧西藏就非常普遍。现存的资料中还收藏不少在达赖喇嘛统治时期50年代拍摄的照片，其中有农奴布巴被领主挖去了双眼、牧民贝姆洪贞因偷拿半小口袋青稞被领主剁去右手、安多县牧民推托被部落头人看到了一只脚、牧民布德被剜去了双眼。至于各种可怕的刑具实物，现在也还保存着。

为了给卜问的文章增补一点铁证，我以这次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的文照53张、实物82套为例。实物中有一口油锅，旁边的说明写道：“农奴被砍掉手、脚之后，行刑者将其残肢伤口放入烧沸的油锅，用以止血。曾有3个农奴惨死在这口油锅旁。”实物中还有一件1959年前西藏一所监狱用来惩罚农奴的刑具，包括铁火印、夹手棍、挖眼凶器，还有被农奴主剥下的一张小孩的人皮以及砍断的几只手。这样子的“西藏人物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可未免太伤感情了吧？

卜问又写道：在档案中，还发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这里是一些原件：

信一：

致热刀头目：为达赖喇嘛念经祝寿，下密院全体人员须念忿怒十五施食回遮法。为切实完成该次佛事，须于当日抛食，急需湿肠一副、头颅两颗、各种血、人皮一整张，望立即送来。束斯稍夏帕空

信二：

热格：本处须进行天女敬食佛事，需头颅四具、肠子十副、净血、污血、废墟土、寡妇经血、麻风病人血、各种肉、各种心、各种血、阴地之水、旋风土、向北生之荆棘、狗粪、人粪、屠夫之靴等物，务于20日送往次曲康。次曲康19日

够了。以上这些历史档案就是达赖喇嘛统治西藏时期西藏人民享有的人权的最忠实的纪录。现在，西藏再没有“领主”和“属民”，也再不能把人作为个人的财物，加以买卖、转让、交换、抵债，人不再分为三等九级，铁匠、屠夫、妇女再不是只值一根草绳，而是宪法规定的领导国家的工人阶级与男人平等的“半边天”，也再没有寺院、庄园主、部落头人私设公堂，对人挖眼、刖足、断手、割舌，也无人再敢索要人的头颅、人皮、人肠、人血等等。那么，曾是西藏“上上等人”的最大领主达赖喇嘛到处奔走呼号，要为西藏人民恢复人权，究竟是要恢复什么样的人权呢？

卜问的文章和举证，告诉了我们：达赖喇嘛四处奔走，高谈人权，高谈“爱和同情心”、“非暴力”，且身披诺贝尔和平奖的美丽外衣，人们必然以为在他统治西藏时期，一定是有人权的了。其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由此可见，诺贝尔和平奖给了达赖喇嘛，是对真正自由与解放的曲解，也是侮辱；西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中央日报》“十目所视、十手所指”，锁定中共在西藏的作为违反人权，是不公道的。先看看达赖喇嘛所作所为，再论断中共才好！

诺贝尔奖给了达赖喇嘛，说他“在寻求解放西藏的奋斗中，一直反对使用暴力”云云，全是胡说。相反的，达赖喇嘛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支持下“使用暴力”失败，才流亡印度的。至于说他“以和平解决方法，以期维护西藏人民的历史与文化遗产”云云，真不知以“挖眼、刖足、割舌、砍手”为“维护”方式的，是哪门子“和平”？

特别补充一下美国支援达赖喇嘛不和平的行为吧。替姆威勒（TimWeiner）出版《美国中情局尘封史》（LegacyofAshes），就透露中情局不但在美国科罗拉多州营区训练西藏游击队，还每月付给达赖喇嘛美金1万5千元，付了20年，直到1974年才停止。中情局的西藏计划，以1959年达到最高峰，中情局训练的西藏游击队员多达1800人，局面越来越大。大到总统艾森豪（IKE）都有了意见了。他对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W.Dulles)说：“我们这样做，难道不会让中共对西藏人做出更严厉的报复式压迫吗？”后来尼克松（Nixon）上台，为了改善与北京的关系，才终止了西藏工作。可见美国在搞西藏独立，早已证据确凿。

还信“活佛”的清高、和平吗？

“活佛”梦碎

“三毛”梦碎

1989年4月7日，上海《文汇报》和《新民晚报》分别报导三毛。《文汇报》以《儿时孕育的梦实现了——台湾著名作家三毛回大陆寻根》为题，报导说：“隔山隔海40年，三毛终于如愿以偿，来到了上海，下榻在一直被她称之为‘爸爸’的张乐平先生家。”她坐在张乐平的书桌旁，发表谈话，说：“你们可能知道，我三岁多就离开了上海，那时我刚懂事，看到第一本书就是《三毛流浪记》，那个到处流浪、永远也长不大的男孩，对我影响可大了。许多年以后，当我在异国他乡写我第一本书的时候，我取笔名就用了‘三毛’这个名字。”《新民晚报》以《“爹爹，我回来了……”——台湾女作家三毛在上海》为题，报导说：“听说三毛要来，80高龄的张乐平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从二楼来到弄堂口等候。三毛流着热泪拥抱了这位被她认作父亲的漫画家。”“她含着眼泪说：‘40年来，我走遍了55个国家，第56个，才回到故乡。我太高兴了。’三毛很动感情，出机场的一路上一直在掉泪，一提起离别这么多年就哭。”

对女作家们的滥情，我可以不介意。因为以滥情来做秀本是她们的基本花招。但是，滥情滥到了牵强附会、鱼目混珠的程度，这可就非同小可了。

三毛喊张乐平做爹爹做爸爸，目的在与张乐平笔下的当年三毛连接、重合，用意至为明显。不过，40年前的三毛，他们是战乱中的孤儿，流亡到十里洋场、流浪在十字街头、靠着一个破洋铁罐——他们唯一的家当，在垃圾堆里捡吃的，或乞讨、或擦皮鞋、或推车子、或偷东西……不管是怎么辛苦、怎么奋斗、怎么讨生活，结局却大都是路毙街头。在1947年年初的一个刮北风晚上，张乐平从外归来，路过一个弄堂口，看到三个难童，紧紧的围在一起，中间有一堆小火，他们靠着这点火，取暖求生。张乐平在他们附近站了许久，心里很难过，但却力不从心，没办法帮助他们。回家以后，躺在床上不能入睡，心想这三个难童，究竟能不能熬过这一夜呢？第二天清早，他又走过那弄堂，可是三个难童中，两个已经冻死了。张乐平说：“我想到这样冻死的儿童何止千万，我作为一个漫画工作者，决心用我的画笔，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提出严厉的控诉。”在“严厉的控诉”下，张乐平笔下的三毛，虽然是乱世中一介皆无的难童身份，却以悲悯、讽世与抗议的精神，向国民党的暴政一再声讨。

可是，台湾的三毛呢？却身怀巨金、身着华服，云游55个国家，却美其名曰“三毛流浪”；置自己同胞穷困而不言、而一毛不拔，却美其名曰关心非洲；置国民党祸国殃民于不问，却美其名曰爱国家爱领袖……这样子整天带领病态的群众，走入逃避现实、风花雪月的世界，还美其名曰三毛三毛，对当年那位苦难中的三毛说来，实在是一种亵渎和侮辱。张乐平先生与人为善，竟被这种文化女骗子僭窃作弄，真可说“欺以其方”了。

而张乐平笔下的真三毛呢？

真三毛会进退失据、真三毛会哭笑不得、真三毛只有一行字，写在拾荒马路上：

“三毛”梦碎。

“上将”梦碎

他只是一名中校，但在我眼中，他却是一位“上将”。

中校，是官方的位阶；“上将”，是我这历史家的“任命”。

我住在台北敦化南路一大厦，隔壁的大厦里，有一家烟草代理商的董事长，经常在我门前走过。此公相貌不俗，雅好修饰，头上永远是刚理过发模样，身上穿着极为考究。冬天是土黄色呢大衣、夏天是半筒袜短裤，脚上皮鞋永远是亮亮的。他脊梁笔挺、缓步前进，嘴上还叼着烟斗。全体造型，活像是一位英国绅士。但在绅士之外，索寞的神情，却又显露出他有一段欲说还休的身世。

我对他很好奇，直到有一天经人指点，说他是“陈良埙”，我才恍然。

“陈良埙”，这个名字立刻把我推回到几十年前，我那在台大第一宿舍同寝室的老同学陈良榘的哥哥，不就是他吗？在那白色恐怖的黑暗时代里，我的老同学经常辛苦赶赴新店安坑监狱探监的对象，不就是他吗？我对他神交已久，可是他不知道。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认识了。他说他早就知道我在隔壁，他说我太大了，大得就像我楼下停的那部凯迪拉克轿车。他对我神交已久，可是我不知道。

双方神交停止后，变成了好朋友。在川菜餐厅等场所，我们做过好多次的聊天，他说话极慢，点菜过奢却吃得极少，表情永远是眼睛笑成一条缝，开每一位餐厅小姐的玩笑。有一次我的好友江述凡一起来吃饭，江述凡说话本来就慢吞吞的，但看到陈良埙说得更慢，居然吃不消了，最后鼓着胖嘟嘟的脸，抗议道：“陈先生，你话说得太慢了，我等不及啦，该我说啦！”我在旁大笑，陈良埙也笑，丝毫不以为忤——他从容待人、优游处世、伴同着玩世式的天真。

他的玩世，不但表现在待人处世上，甚至对他自己的冤狱也玩世出之。我为孙立人案做历史平反，编《孙立人研究》、《孙案研究》等书，由曾心仪访问到他，曾心仪回来说：“这个陈良埙，讲话不着边际，遮遮掩掩，使人弄不清楚真相。”这一作风，他的同案受难者也不乏同感，有人对他不无微词，我也当面打趣过他，我说：“是不是你被抓后受不了威胁利诱，出卖了孙立人？怎么大家都不谅解你？”他听了，只是笑。有一天，他心血来潮，写了一封信给“李敖（他故意写成‘傲’）老弟”，盼“老弟有以教我”，附有他在1990年3月写给调查孙案的三个监察委员的信，信中说：

余俊贤陶百川王枕华知悉：有关孙立人将军事件，由于汝等不明五权宪法之精神，未能做适当之处理，致仍有数十人蒙冤入狱，且有屈死狱中者。观汝等之调查报告书，余等曾专函质疑，迄今经年，杳无音信。汝等居庙堂之上，乏大臣气节，可谓无耻；处重要案件，听命于权贵，是亦伤廉；任冤案形成，不依法纠正，诚属不义；对质疑信件而置不作答，乃不知礼。礼义廉耻俱丧，何以为人？厚颜偷生、贻羞玩世子孙事尚小，对后世历史无法交代则罪大矣！监察院之形象被汝等败坏无余，汝等有以说明否？陈良埙字。

看了这种信，我感到此公玩世之态，跃然纸上。

陈良埙1943年中央军校毕业后，到冤狱缠身前，其实只做了一件职务，就是孙立人将军的随从参谋。他是孙将军身边的人，孙将军坐火车去巡视，连早餐都由他亲手做出，可见两人关系之深。他送了一张照片给我看，照片中孙将军昂首在前，他老兄阔步在后，两人都足登马靴，而随后的其他将校无与焉。孙案受难者告诉我：“陈良埙当年只是少校，但外号‘副司令’。”可见他的“炙手可热”与“权倾一时”。孙将军是何等精明干练的人，陈良埙能够“伴虎如伴君”，得孙将军信任，一生以之、九死无悔，若非双方皆有过人的条件，安能如此开场与收场？

我“任命”陈良埙做“上将”，原因是他的后辈刘和谦都是上将了，刘和谦是陈诚的随从参谋，因为未遭冤狱，得以直上青云。反观陈良埙，能力过人、才气过人、资质过人、智勇过人，却因孙将军被嫉被诬，而陷身同一命运，最后止于中校而绝，岂是公平？我跟他开玩笑说：“看你一副将军模样、上将模样，为何只干到一名屌中校？”他笑着说：“中校还是坐牢后派令才到的吶！坐牢后还升一级，也要知足啊！”他的洒脱，由此可见。

陈良埙34岁坐牢，74岁死去。前半生英姿风发、飘然而来；后半生40年如一日，索寞以去。他用玩世式的天真穿透了一切，他欲说还休。可是，他想休说的，也被我穿透得一清二楚。这个人一生本该是一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但时运不济，竟做了烟草商人，燃烧烟草，害了自己——他最后死于肺癌，结束了忧患的一生。麦克阿瑟引美国军歌说：“老兵永远不死，他只是凋谢。”虽云凋谢，也应有像样的凋法谢法，可是陈良埙这样凋谢，纵含笑九泉，也死不瞑目。中国古诗写：“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从草泽四望，天苍野茫，这不仅是陈良埙的悲剧、孙立人的悲剧，也是孙案受难者和中国人民的共同悲剧。

别逗了，谁要做“上将”呢？

就要逗逗你，就是你做。

好吧，中校属实，“上将”梦碎。

“国旗”梦碎

与郝龙斌作文比赛：

一、卖国旗的老兵（李敖）

10月7日是星期天，“中华民国”国庆在望，“国父纪念馆”已四处插上国旗。下午散步，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的小老头，衣着朴素，手里抓着一大把塑胶国旗，在路上兜售，边走边喊着：“中华民国万岁！”“三民主义万岁！”这小老头，一看就是退役的老兵，但是精神状态，却显然有异，他令我想起法国文学家都德（AlphonseDaudet）笔下《柏林之围》中那位朱屋大佐。朱屋大佐是拿破仑（NapoleonI）部下的退役老兵，他在垂暮之年，整天幻想自己的胜利：“大……捷！大……捷！”“七日之内，可抵柏林矣！”最后得知真相，被围的不是柏林而是巴黎，他无法适应了，他全身戎装，四肢颤动，绝望死在面朝凯旋门的窗台上。

比起朱屋大佐来，这位卖国旗的老兵显然老骥伏枥得多，他理该早就经历过国都被围的场面，当年在首都南京，他可能已躬逢其盛，但是“中华民国”的国都是经常被围的，1937年被日本人围、1949年被共产党围，只不知道他躬逢其盛的，是哪一围，也许两次全赶上了，也不一定。但在亡国前夜，朱屋大佐却殉死在面朝凯旋门的窗台上；而卖国旗的老兵呢，却被国民党拉去了重庆、拉去了台北，他没有殉死，只好隔着台湾海峡，故国不堪回首了。

就这样的，1年过去了、3年5年过去了、30年过去了、35年也过去了。卖国旗的老兵从战士变成了老战士、从老战士变成了“荣民”，蜷缩在大都市的一个小角落──那小角落也许是整年日晒的楼梯顶间、也许是永远不见阳光的地下室──靠着一点微薄的收入，卖卖奖券、捡捡有钱人丢下的残羹剩饭，勉度余生。

国家对于他，已是一个遥远的抽象，他什么也看不见了，只看见一面面青天白日在招展，旗子是那样鲜艳、那样熟悉、那样塑胶得物美价廉。批发一堆吧、零售一面吧，那是使大家都能想起什么也忘掉什么的日用品呢！老兵终于憬悟到：他要在这几天，爱一番国了。国虽然没了，卖卖国旗也好啊！“中华民国万岁！”“三民主义万岁！”（1984年10月10日）

二、大家一起来挂国旗！（郝龙斌）

今年是我们的国家──中华民国建国100年，政府和民间举办许多庆祝活动，10月10日总统府前还有盛大庆典，可是我内心最期待看到的是家家户户挂国旗，那种发自民众内心对国家认同的热情。

还记得小时候，每逢国庆，总是满街国旗，尤其我家住眷村，村里的长辈都会虔诚地把大小国旗挂在自家门口，还会自办克难升旗典礼。如今回想起来，我还能感受到那一辈人用生命热爱国家的情感。

自从解严开放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挂国旗好像变成落伍的行动，每逢国庆只有政府机关和街头稀稀落落的插着国旗，商店和家户间再也不见国旗的踪影，那种万众一心的热情似乎淡薄了。

或许这是政治多元化的代价，但是最近有一份民调，在台湾的年轻族群中，对国旗的认同度几乎是百分之百，大家都认为国旗是最能代表国家的象征。看见棒球场上的加油群众，就知道，这份民调相当真实反映台湾民众的心情。

前几个月，台北市举办国际少棒赛，决赛时中华队对上古巴队，满场观众人人摇旗吶喊，满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景象，让我泫然欲泣。在那一刻，国旗就是我们最大的认同。

因此，今年欣逢中华民国百岁生日，台北市作为中华民国首都，我决定推动“大家一起挂国旗”的活动，不但全市主要干道都要有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飘扬，更希望所有市民朋友一起来挂国旗，即使只是在商店或办公室门口贴一面国旗，或在自家阳台上插一面小国旗，或在窗户上贴一张国旗贴纸都好。让我们用挂国旗来向我们的国家大声说：“中华民国，生日快乐！”（2011年10月4日）

“国旗”有知，“国旗”梦碎。

“解严”梦碎

1990年4月12日，马英九在所谓“蒋经国先生的思想行谊与事功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一篇所谓“学术论文”，标题是《蒋经国先生与复兴基地建设》，里面说了许许多多与“学术”无关的肉麻话外，还写了许许多多根本不实的马屁“论文”。

例如马英九奉承蒋经国，说蒋经国促进“文化建设的推动”。其实三四十年来，扼杀开明进步人士“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宪法第11条）的，不是别人，正是蒋经国！

例如马英九奉承蒋经国，说蒋经国“晚年”推动“重大政治改革，如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开放大陆探亲等措施，更为台湾地区的政治发展，奠定了历史性的里程碑”。其实蒋经国在“青年”、“壮年”、“中年”的几十年时间里干的是什么？岂不正是在大力厉行戒严40年吗？岂不正是在箝制组党──扼杀“人民有集会及结社之自由”（宪法第14条）吗？岂不正是在禁止大陆探亲──扼杀“人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宪法第10条）吗？

诸如此类扼杀宪法上人民权利义务的，始作俑者，固是蒋经国的老子，但是真正执行人，却是蒋经国自己。蒋经国在台40年，他有40年的机会、又有30年的机会、又有20年的机会、又有老子死后12年的机会，他都毫不把握，最后，在40年的强人统治之后，在死前几个月里、在衰病侵寻中、在美国人的一再压力下，只不过虚晃几着、搞一点开党禁、报禁、探亲的噱头、一点换汤不换药的解严戏，就备受马屁之颂了，这叫什么比例！又叫什么公道！

也许有人说：“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倶非。”“看人只看后半截。”蒋经国既然宣布开放这个、解除那个，我们就该与人为善，称赞称赞。可是我认为，称赞任何人都可以，但不能背离事实与真相，蒋经国辣手摧花40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我们岂可轻予认定？这位“声妓”风骚40年后才宣布（注意：只是宣布而已）老娘洗手不干了，这种最后几个月的“从良”，为时也未免太短了一点吧？

何况，纵使侈言开放，有的成效如何尙未可知、有的越解越严变本加厉（如对书刊的査禁，竟杠上开花，用到“违警”、“妨害秩序”等法令，尺度之严，前所未有）、有的还根本在言而无信的大开倒车呢！例如马英九马屁说：“嗣后行政院在草拟《国家安全法》的时候，经国先生也曾指示：‘解严之后，一定要放宽，绝不能换汤不换药。’他改革的诚意，确实是无可置疑的。”这话乍看起来，冠冕堂皇，其实所谓“解严之后，一定要放宽”，全是谎话。例如戒严40年，军事审判的案件，共有29407件之多，接近3万件。按照《戒严法》第10条，明明信誓旦旦向老百姓承诺过：戒严时期军事机关的审判判决，“均得于解严之翌日起，依法上诉。”《戒严法》这种承诺，绝没规定解严之后要另立他法替代、也绝没任何他法有把信誓旦旦53年的《戒严法》承诺一笔勾消的道理，因为这样做，必是典型的违宪。按照《宪法》第9条，“人民除现役军人外，不受军事审判”；按照《宪法》第16条，“人民有……诉讼之权”。戒严时期既然把人民给军事审判了，解严之后自然要允许人民行使诉讼之权以为救济，这种权利不容剥夺、更不容在承诺53年后剥夺、更不容在人民有所指望53年后剥夺。但是，这边声言戒严解除前夕，那边就高速冒出了《国家安全法》，公然言而无信，剥夺人民在“解严之翌日起”的上诉救济之权，这种不要脸，岂止是“换汤不换药”，甚至连药渣子都给偷天换日了！这种“改革”，又何来“诚意”？马英九马屁奉承，说什么“确实是无可置疑的”，其实无可置疑的，只是蒋经国及其奴才马英九的无信无耻罢了！

受难的人们盼望戒严以后的“解严”。

最后越解越严，连《戒严法》的承诺都不兑现了。蒋经国说“解严以后，一定要放宽”，真相原来如此！

还说台湾有人权呢！大陆在文革以后，冤案、假案、错案一律平反，可是台湾呢？至今政府承认的29407件，一件都不平反。

还好意思跟大陆比人权吗？

“解严”梦碎。

“人才”梦碎

国民党自蒋介石以来，谈到人才政策，头头是道。蒋介石公然说“中兴以人才为本”、公然说“没有人才的继起，就不可能有党的新生再造”、公然说“青年要向党的革命领导旗帜集中，党尤其要负责为青年才俊开路”、公然说“我希望每一个高级同志每月至少认识5个至10个人才，从这5个至10个人才中选出一个最优秀的介绍来见我，我一定要使他才尽其用”……不过，话虽说得如此冠冕堂皇，实行起来，却是一塌糊涂。

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时，对罗斯福说：“中国亟需一些干练人物，以襄佐蒋委员长，中国国民党中确有不少俊杰之士，但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都未露头角。”

为什么？为了蒋介石不知尊敬人才，只会把人才当奴才用。真的人才，自然就埋没了。

蒋介石虽然不会用真的人才，但他混流氓混久了，人际关系倒也圆熟，这点“长处”，他的儿子蒋经国还赶不上。所以蒋经国接班后，他的人才政策，尚不如乃父，连把人才当奴才用都做不到，只能把奴才当人才用。于是，局面更是一塌糊涂了。

蒋经国在台湾正式当权13年，等于日本吉田首相6年加上佐藤首相7年的总和。吉田茂做首相，前后用了93位部长；佐藤荣做首相，前后用了130位部长，他们为什么这样改组频繁？原因在提拔新人、培植新人，为国举才、为国储才。反看蒋经国，他却无此眼光、度量与气魄。及其死也，遗留在党内的人才，寥寥可数。更要命的，是这些所谓青年才俊的产生，却又来非正道。大体说来，他们都是些倖进之徒。他们只是蒋经国的“私暱”、只是“宠臣”，不是“大臣”。

“人才”之有格者，自然不为他们所用。

“奴才”当道，“人才”远走。

“人才”梦碎。

“百分之百”梦碎

有些人以为，大陆政权未曾统一到台湾，台湾就可以自外于中央了。因为大陆政权的统一不到“百分之百”。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已是国际法大宗师格老秀斯（HugoGrotius）所谓“超乎记忆所及”（goingbeyondmemory）的源远流长关系，只要统治中国大陆的政权存在，台湾就是这政权领土的一部分，这种情况，除中间割让给日本一段时间外，前后皆不在话下。以为大陆的政权未曾统一到它，它就可以自外于中央了，其实这是一种诡论。这种诡论是台独分子向国民党学来的。

国民党说，台湾是中国的千分之三。因为共产党统治不到这千分之三，所以中共非中国，因为“地理成分”不足，没有百分之百。但是，照国民党的历史，秦始皇明明统一了中国。实际上，秦始皇在他死前，也没把百分之百的中国统一。《史记》中有《卫康叔世家》，它起源于周朝分封时周武王的小弟弟那一支，这个小国，因为太小了，反倒苟延残喘，一直没被中央统一。直到秦始皇灭六国后12年，秦始皇死后1年，它的“总统”，才被秦二世废为庶人，才“卫绝祀”。若从秦出兵争天下起算，从惠文君到秦二世，凡122年，卫国有122年之久，独立于秦的“内政问题”之外，可是再怎么挣扎，它也是中国的。什么百分之百才算？你这不能自卫的小地方，又能卫到那里去呢？

再从细部“地理成分”来看，大陆面积956万零940平方公里（369万1500平方英里）；台湾面积3万5980平方公里（1万3892平方英里），大陆面积，不包括比台湾大44倍的外蒙古，就比台湾大266倍；若照国民党算法，包括外蒙古，则比台湾大309倍！从“地理成分”上看，大陆台湾已是309与1之比，难道大陆还不算“中国”、台湾才算“中国”吗？

也许在国民党来说，309不算“百分之百”，因为它还缺少310分之1的台湾，所以不能称“中国”，这不好笑吗？

不论历史还是地理，“百分之百”都说不过去了。

“百分之百”梦碎。

“美国”梦碎

美国得天独厚，变得强大，却不知以其强大，与世修好；反自恃强大，与世为仇，惹来人恨，又不知自己多么可恨，其骄纵狂妄，亦复可知。美国以拳头威胁世界，它的“拳头开支”（军费），占世界一半，它不但自己伸出大拳头，还卖小拳头给四方，激发军备竞赛、制造世界紧张。全世界70亿人口，平均每人要花200美元玩拳头，听任世界穷死、饿死，这是什么对比？美国宣传说它爱好和平，现在查出来了，它花在杀人与救人的钱的比例是30：1；美国宣传说它慷慨，给欧洲多少钱，现在查出来了，原来美国人每人只花了6.7美分的钱，相当于一块糖的钱，给了欧洲；美国宣传说它对世界捐助最多，并且有八成一的美国人如此相信，现在查出来了，比例上，它是全世界最小气的国家，“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只要拿出美国所得百分之0.1％的钱救人，相当于每个美国人出一毛钱，即可救出成千上万条人命，可是美国人却一毛都不拔！

如果钱是美国大富翁自己的，它小气，倒也罢了。真相是，这大富翁越来越是假的，它外场的珠光宝气，却建筑在“以邻为壑”的内场上。

美国曾经安分过、曾经有钱过，但是今天它变了，它变得鸭霸四海、狂吃八方，债台高筑之下，它的政府，每花1美元，其中4角1分是借来的；它的人民呢，1美元当10美元大花特花、虚掷浪费。在美国境外流通的美金总数，比在美国本土还多得多，这就是说，美国在用印钞机吃世界，一张百元美钞的印刷费只要两分钱，一张张印出来，全世界都被它偷吃了。

美国变了，美国是他国的祸害、是人类的噩梦、是世界的狰狞。

美国动用排山倒海的“柔性力量”（softpower）载歌载舞，在欢乐中使我们向往它，淡化它的恶形恶状。我们曾经向往过，但是，我们必须觉悟了。我们决心不再受骗了。

“美国”梦碎。

“反军购”梦碎

1978年12月15日的台湾晚上，美国驻“中华民国”的大使安克志（LeonardS.Unger）突然收到华盛顿那边的神秘指令，叫他静候在大使馆里，听进一步消息。到了午夜，消息来了，说华盛顿在12月16日上午10点钟，要与“中华民国”断交，这是晴天霹雳，但不能先告诉“中华民国”，只能在断交宣布前两小时告诉，安克志在台湾混了很久，认为只给两小时应变，未免太残忍了，要求改为7小时，华盛顿那边同意了。于是，12月16日清早两点半，安克志透过宋楚瑜，叫醒了“中华民国”所谓总统蒋经国，在蒋经国睡眼和泪眼交织中，表达了66年的邦交关系即将在7个小时后一刀两断。对66年的邦交，如此无情，正是美国主子的拿手好戏，“中华民国”是什么不必多说了，“中华民国”的领导人，在美国主子眼中，的确是一条狗无误。因为美国用的政策正是“系犬政策”（leashon），从对老蒋到对小马，无一例外。

从1946年2月22日，乔治肯楠（GeorgeKennan）由莫斯科大使馆向华盛顿发了第551号长电报，到第二年他以“X”笔名在《外交季刊》（ForeignAffairs）上发表大文章。美国一路在用大战略围困它眼中的敌人。1950年，继肯楠之后，保罗尼兹（PaulNitze）又指导出第68号文件（NSC-68），更积极的泰山压顶……接着下来的一连串思维，都是要用军备竞赛拖垮苏联。后来苏联垮了，美国又重施故技，要拖垮中国，事实上却是拖垮两岸。如果所谓台独分子聪明，应该坐山观虎斗，看中国美国军备竞赛，自己闪开。但这些台湾人太笨了，不但自己不闪开，反倒为美国做看门狗，还自费买骨头做看门狗、还被主子大赚骨头钱做看门狗，这不是贱贱贱贱的“贱种”吗？这个岛上，只有一个先知点破了这一贱相，这先知就是我，我登高一呼：“做看门狗还要自己花钱买骨头吗？”成为暮鼓晨钟。

极少人知道我选立委的第一目的。第一目的是“对付美国”。国民党伪政府的一贯特征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外斗之首，在斗外国帝国主义，可是蒋介石搞的却是“媚美主义”，结果且是“一路媚美却被美一夜不寐”，因为美国老是出卖他、欺负他，还欺负他儿子，半夜三更叫醒他儿子说断交。蒋氏父子的媚美贱骨头行为影响到李登辉、连战、马英九等留美走狗，也影响到国民党分身政党民进党走狗。所以，尽管表面上政权轮替，但在“媚美主义”上，却相沿不替。两朝政权最大的不同是越媚越贵、越媚越没保障，最后连战下订单的那笔军购案到了陈水扁手里，一跳变成6108亿，却又拿不出像样理由。我到立法院，本来就要教训“媚美主义”的，正好碰上6108亿，我自然迎头痛击。

我到立法院最大的功德是我：一、拆穿军购案的内幕，二、揭发从国民党政权到民进党政权的连续性媚美和台湾人的“贱种”性格，三、点破做看门狗还要自己买骨头的荒谬，四、提醒这样发展是自欺自慰于先、自耗自毁于后。

由于我的努力与压力，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阴错阳差，军购案居然一路灰头土脸，迟迟其行，弄得“美国爸爸”“美国主子”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与不耐，他们不论好言相劝或恶言恐吓或自订期限，最后，还是被我闹得“花容失色”。

我挡了两年，到了2006年12月29日，国民党和民进党终于连手媚美了。

军购案的媚美过关，民进党必须得力于国民党的有媚一同。国民党在李敖的横刀立马下，迟迟而行。主席马英九推出所谓支持“合理军购”，至于什么是“合理”，却一路闪躲。2005年10月9日，它的党报《中央日报》上还登出“媒体报导，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拟采纳幕僚建议，以‘准执政党’主席角度思考放行军购之必要性；不过，相关说法昨日遭到国民党多位军购小组成员驳斥，包括国民党国防专业立委帅化民、丁守中、苏起皆口径一致表示，小组最近没开会，党内对军购案亦尙未定调”云云，事实上，自马英九以下，他们都是媚美军购的共犯，与民进党不同的，只是付款方式而已，其他早已定调。对他们这些媚美军购的“军购汉奸”（含“军购台奸”〉，我早洞烛其奸，并且也知道最后拍板那一天，不论我怎么阻挡，都会到来。

2006年12月29日，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在“军购汉奸”（含“军购台奸”）们的簇拥表决下，我独步向前，走在主席台正面，在全部立委面前，手拿标语，光天化日宣告：

陈水扁们是美国走狗

马英九们是美国走狗的走狗

第二天，2006年12月30曰，英文报TAIPEITIMES（台北时报），以头版头题刊出图文，TheChinaPost（英文中国邮报）且译以“ArmsdealprovesChenShui-bianistheU.S.’srunningdog,MaYing-jeouistheU.S.runningdog’srunningdog.”图片中李敖身穿黑色风衣，一手举牌示走狗之文，一夫当关，千山我独行，尽在其中。至于中文报纸，从《联合报》到《中国时报》到《自由时报》等蓝绿走狗报，皆尽力封杀，我已经习惯被走狗报封杀，所以也不以为意，要为意，早被气死了，还能又打主人又打狗吗？

2006年就这样过去了。我在立法院正好两年，最烂的一场仗我已打过，不论绿色与蓝色，立法委员们在美国主子面前那种贱相，终于被我逼出原形于天下。此辈或迟速不同、或深浅稍异，其为贱也，九九归一。马英九能有所阻而不为，“军购汉奸”之尤也。

“反军购”梦碎。

误信“军购保台”的备忘录

一、因为师承了蒋介石的仇共轻共宣传，所谓国防政策就是打打打，以兵凶战危为能事。再加上美国日本等从中媒孽，台湾居然以美日的“第一岛链”成员自居，做美日的看门狗，仗着美势日势，对付起中国人来。

二、美国人发明出一种“看门狗自费论”，意味你为我看门，但所需武器得向我买，这种看门狗自己买骨头的奇论，真亏他们想得出，也真亏台湾人咽得下，有所稽迟，下三滥的陈水扁还前后两次一再道歉呢！

三、军购起算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第二年，当时是小买，后来越买越大，几千亿花下去了，最大一笔是连战下订的六千一百零八亿，这时李敖做了立法委员，揭竿而起，群情和之。国民党马英九以下被迫道出反对“凯子军购”，但赞成“合理军购”。但什么是“合理军购”，马英九却秘而不宣，也不群谋佥同，一直蓄谋偷渡。李敖乃指斥所谓“合理军购”根本不通，因为后面有个“购”字，就是不通、就是不合理。

四、李敖指出：军购的法源是《台湾关系法》，但该法关键词是provide（供应），然后益之以makeavailableto（供应）紧钉此义，明示是“供应”，不是“售予”。不可思议的是，自《台湾关系法》立法以来，美国政府对provide一字，一直武断而霸道的解释成“售予”。此字在英文字典中从无“售予”之义。经查最新出版的美国众议院《2006至2007财政年度外交关系授权法》（FOREIGNRELATIONSAUTHORIZATIONACT,FISCALYEARS2006AND2007）小册，其中第234页倒数第14行中，赫然有“ThePresidentisauthorizedtoprovide(withoutcharge)…”字样，足证美国立法单位业已明确将provide（提供）定义为withoutcharge（免费），从而美国年年要台湾以巨资买武器，乃属不当得利。

五、而马英九以下所自欺欺人的“合理军购”，正是笨蛋奇谈。

六、台湾即使需要武器，也要比照英国等国的模式，“不花分文”的自美国取得。2004年10月17日的英国《独立报》上说：布莱尔（Blair）首相指出：让美国部署飞弹，可使英国不花分文获得防御性武器，文证俱在。看到美国怎样低姿态对待它在欧洲的看门狗了吧，它要送武器给英国，英国说要得我们国会同意，我们才收呢，做狗也得有点狗格呀！

七、美国人摆明的鸭霸前提是：买武器虽不足以自卫，但可以证明你有自卫决心。正相反的，该证明有决心的，是“我决心来救你”的美国人自己。美国不决心，台湾决心，有个屁用？但美国有决心吗？美国智库学者一致意见是：台湾“勿轻率认定美终将驰援台海！”（2004年12月14日《中国时报》）美国的决心，原来如此！

八、聪明的台湾人绝不相信军需要“购”，也不相信花大钱才证明有“决心”，“购”和“决心”都是美国骗人的前提，都是错的。

误信“固守保台”的备忘录

一、基于仇共轻共宣传的打打打政策，几十年来，在所谓国防上的花费，压得民不聊生也官不聊生。

二、6108亿台币的军购被挡后，陈水扁改头换面，放弃特别预算，以马英九支持的GDP3%目标前进，换汤不换药，年增710亿，不聊生者更形加重。

三、但军购目的并不足以固守保台。先以飞弹为例。军购来的爱国者飞弹要3枚拦1枚，比照老共飞弹的数目，台湾要4000枚才够。

四、但老共如果开玩笑，来的是M7飞弹，台湾要花4万枚来拦，要花11兆4840亿台币。

五、但老共如果再开玩笑，来的是东风21或东风25飞弹，拦也拦不住，花11兆4840亿也没用。

六、但老共如果再开玩笑，来的是卫士二型（WS-2）火箭（就是李敖在立法院出示照片给国防部长李杰，李杰却认不出来的那型），就更要命了，那种火箭一枚只要1万美金，而爱国者飞弹一枚却要300万美金！三枚拦一枚去吧，就算拦得住，也要近1000万拦1万，你花1000万成本拦他1万成本，你去哭吧。

七、还没完，他的鸿鸟系列飞弹能以10到30公尺高度低空而来，你的爱国者最小射高却是50公尺，它比你矮，你根本拦不住它，它在你裤裆里炸你LP，你去哭吧。

八、光飞弹一项，军购钱就白花了。1999年10月，美国国防部报告早就指出，老共可45分钟内取得制空权，这仗能打吗？

九、国防部所谓固守保台是自欺欺人的。军购对台湾只是象征、只是美国要求的表现决心，事实上买的是又不能对打、又不堪一击、又击也击不到、又击不胜击的定心丸，只是肥了美国军火商而已。

十、台湾的27万娃娃兵根本不堪一击，开战三五天即有12万以上的伤亡，巧克力变成黑森林，一片废墟了。聪明的台湾人，要自知台湾根本不能打。（夏天注：陈水扁执政时，有次视察国军部队时，军中宪兵兄弟们拍马屁高喊：“总统，你是我的巧克力！”从此娃娃兵国军被戏称为“巧克力兵”。）

误信“美国来救我们”的备忘录

一、国防部长李杰在立法院国防委员会招认：军购买了并不能打败共产党，只是可撑14天，等美国人来救我们。李敖问他美国人有承诺来救吗？李杰答不出来，事实上美国只说依《台湾关系法》行事，遍查《台湾关系法》，从无派兵救台湾的承诺。

二、驻美“地下大使”李大维在外交委员会向李敖也招认说：台湾变废墟，美国可能不来救台湾。依《台湾关系法》，美国会“严重关切”（graveconcern）。李敖追问：“严重关切”不等于出兵。李敖举证美国参议员裴西（CharlesPercy）就认为“严重关切”是不够的，要求改为“安全利益”（securityinterest）但是被否决了，否决理由是：用“安全利益”一词会迫使美国对中共采取军事行动！

三、而美国在1956年、1975年、1976年、1979年，有4次高叫“严重关切”，可是却按兵不动，“严重关切”又算什么承诺呢？

四、《台湾关系法》中的“严重关切”，我们还敢信吗？买武器买来一片火海后，美国只是“严重关切”而已，“死道友，不死贫道”，原来如此！台湾怎可将自己的安危未来，建筑在这种滑头的四个字上？“严重关切”四字，何以安天下？

五、今天信心满满、洋洋自得的台湾人又说，《台湾关系法》会保护台湾，美国会依法救我们。可是遍查该法全文，并无此事。此由当年美国众议院亚太小组主席查布劳基（Zablocki）要订名《台湾保护法》（TaiwanProtectiveAct）而被否决，可见端倪。美国才不要保护呢！

六、2005年9月19日，美国国防部首席大员罗斯（EdwardRoss）终于撕开了面具，他说：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没有义务防卫台湾，只有义务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原来底牌只是卖武器，一切台湾自求多福了，美国才没有承诺呢。

七、有了承诺又怎么样？“末代大使”沈剑虹在回忆录里说：“不管有没有条约，都不可指望美国会实践防卫台湾安全的承诺。”这是他使美8年的最后哀呼，聪明人还相信美国吗？

八、美国对沈剑虹背信52次、对外交部长钱复背信40次，还信老美，你不是贱种吗？

九、美国终将放弃台湾，并非不可能的事。2011年11月11日《纽约时报》还登读者投书《为挽救我们的经济，放弃台湾》（ToSaveOurEconomy,DitchTaiwan）呢。一旦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角力失算，一夕生变，并非意外也。

误信“美国是我们的朋友”的备忘录

蓝色单独以统一骗我们，骗了40年而不能统一；绿色单独以台独骗我们，骗了60年而不敢台独，单独以外，蓝绿他们又联合骗了我们，就是相信美国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中的吗？

一、《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单方国内法，不是对台湾的双方条约，美国并没有保护台湾的依据，台湾也无法要求美国给出任何承诺，对台湾说来，这是极难堪的处境。美国是我们的朋友吗？

二、人家立法叫《台湾关系法》，可是关系了半天，只是美国跟台湾的关系，不是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像是妓女户的窑子一样，只有人家来同你发生关系，你不能找上门去发生关系，台湾人出头天，要当家作主，原来在老美面前，只是窑子。美国是我们的朋友吗？

三、《台湾关系法》明定基于美国的“政治、安全与经济”三种“利益”而立法，全文没提到基于台湾这三种利益，可见台湾只是维护美国三种利益的看门狗。美国是我们的朋友吗？

四、美国国防部大员罗斯又说：“台湾的自卫是台湾的责任，不是美国的责任。”“如果你们无法防卫自己，我们也无法帮忙防卫你们。”（Wecannothelpdefendyouifyoucannotdefendyourself.）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台湾的处境是攸关你们美国自己的三种利益，为什么防卫你们的利益却是“台湾的责任”？台湾为什么要下贱的接受这种不通的美式逻辑？美国是我们的朋友吗？

五、帐再朝前算，1978年12月16日清早2点15分，美国大使透过宋楚瑜，叫醒了蒋经国，告诉他：7个小时后，美国即与你们断交。蒋经国说：“从未料到美国会如此轻言寡信，骤然宣布”，“对我个人系一大侮辱。”（《钱复回忆录》卷一，页391），但侮辱了又怎样？你给美国做走狗，下场就是7小时前才通知！美国是我们的朋友吗？

六、帐再朝前算，有史以来，谁是第一个用军舰打台湾的？不是1867年的美国吗？谁是协助日本登陆台湾制造“牡丹社事件”的？不是1874年的美国吗？谁是甲午战争军售日本并迫使中国割让台湾的？不是1894、1895年的美国吗？谁是“以日制华”、“以台制中”阴谋的推动者？不是19到21世纪的美国吗？美国是我们的朋友吗？

七、何况，即使既往不咎，认美国做朋友、认美国做父、抱美国大腿，由于中国的崛起，也来不及了。就在日前中国潜舰8公里有效射程内，直逼美国航母事件以后，2006年11月16日，美国国会发出年度报告，明说中国可在美国驰援前拿下台湾（beforeU.S.orothermilitaryassistancecanarrive.）美国是我们的朋友吗？是什么样的朋友？收尸的吗？

“读经”梦碎

最近，马英九忽然短路，要大家“读经”，读“四书五经”呢？还是读“十三经”？他也没说清楚。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读经”已经是老掉牙的烂题目了。早在七八十年前，“读经”之说，已经是笑话了。

我们的马英九竟还提倡“读经”，他的大脑竟是张大帅式的，天啊！

“读经”梦碎。

附录

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胡适）

傅孟真先生昨天在《大公报》上发表星期论文，讨论学校读经的问题。我们得了他的同意，转载在这一期（《独立》第146号）里。他这篇文章的一部分是提倡读经的诸公所能了解（虽然不肯接受）的。但是其中最精确的一段，我们可以预料提倡读经的文武诸公决不会了解的。那一段是：

经过明末以来朴学之进步，我们今日应该充分感觉六经之难读。汉儒之师说既不可恃，宋儒的臆想又不可凭，在今日只有妄人才敢说诗书全能了解。有声音文字训诂学训练的人是深知“多闻阙疑”“不知为不知”之重要性的。那么，今日学校读经，无异于拿些教师自己半懂不懂的东西给学生……六经虽在专门家手里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一旦拿来给儿童，教者不是混沌混过，便要自欺欺人。这样的效用，究竟是有益于儿童的理智呢，或是他们的人格？

孟真先生这段话，无一字不是事实。只可惜这番话是很少能懂的。今日提倡读经的人们，梦里也没有想到五经至今还只是一半懂得一半不懂得的东西。这也难怪，毛公、郑玄以下，说诗的人谁肯说《诗三百篇》有一半不可懂？王弼、韩康伯以下，说易的人谁肯说《周易》有一大半不可懂？郑玄、马融、王肃以下，说书的人谁肯说《尚书》有一半不可懂？古人且不谈，三百年中的经学家，陈奂、胡承珙、马瑞辰等人的毛诗学，王鸣盛、孙星珩、段玉裁、江声、皮锡瑞、王先谦诸人的尚书学，蕉循、江藩、张惠言诸人的易学，又何尝肯老实承认这些古经他们只懂得一半？所以孟真先生说的“六经虽在专门家手里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这句话只是最近二三十年中的极少数专门家的见解，只是那极少数的“有声音文字训诂学训练的人”的见解。这种见解，不但陈济棠、何键诸公不曾梦见，就是一般文人也未必肯相信。

所以我们今日正应该教育一般提倡读经的人们，教他们明白这一点。这种见解可以说是最新的经学，最新的治经方法。始创于新经学的大师是王国维先生。虽然高邮王氏父子在一百多年前早已走上这条新经学得路子。王国维先生说：

《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观堂集林》卷一，《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

这是新经学开宗明义的宣言，说话的人是近代一个学问最博而方法最缜密的大师，所以说的话最有分寸，最有斤两。科学的起点在于求知，而求知的动机必须出于诚恳的承认自己知识的缺乏。古经学所以不曾走上科学的路，完全由于汉、魏以来诸大师都不肯承认古经的难懂，都要“强为之说”。南宋以后，人人认朱子、蔡沈的集传为集古今大成的定论，所以经学更荒芜了。顾炎武以下，少数学者走上了声音文字训诂的道路，稍稍能补救宋、明经学的臆解的空疏。然而他们也还不肯公然承认他们只能懂得古经的一部分，他们往往不肯抛弃注释全经的野心。浅识的人，在一个过度迷信清代朴学的空气里，也就纷纷道听途说，以为经过了三百年清儒的整理，五经应该可以没有疑问了。谁料到这三百年的末了，王国维先生公开揭穿了这张黑幕，老实的承认，《诗经》他不懂的有十之一二，《尚书》他不懂的有十之五。王国维尚且如此说，我们不可以请今日妄谈读经的诸公细细想想吗？

何以古经这样难懂呢？王国维先生说：

其难解之故有三：讹阙，一也（此以《尚书》为甚）。古语与今语不同，二也。古人颇用成语，其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分别之意义又不同，三也。

唐、宋之成语，吾得由汉、魏、六朝人书解之；汉、魏之成语，吾得由周、秦人书解之。至于《诗》、《书》，则书更无古于是者。其成语之数数见者，得比较之而求其相沿之意义。否则不能赞一辞。若但合其中之单语解之，未有不龃龉者。（同上书）

王国维说的三点，第一是底本，第二是训诂，第三还是训诂。其实古经的难懂，不仅是单字，不仅是成语，还有更重要的文法问题。前人说经，都不注意古文语法，单就字面做训诂，所以处处“强为之说”，而不能满人意。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经传释词》，用比较归纳的方法，指出许多前人误认的字是词（虚字），这是一大进步。但他们没有文法学的术语可用，只能用“词”“语词”“助词”“语已词”一类笼统的名词，所以他们的最大努力，还不能使读者明了那些做古文字的脉络条理的“词”在文法上的意义和作用。况且他们用的比较材料绝大部分还是古书的文字，他们用的铜器文字是绝少的。这些缺陷，现代的学者刚刚开始弥补：文法学的知识，从《马氏文通》以来，因为有了别国文法做参考，当然大进步了；铜器文字的研究，在最近几十年中，已有了长足的进展；甲骨文字的认识，又使古经的研究添出了不少的比较的材料。所以今日可说是新经学的开始时期。路子有了，方向好像也对了，方法好像更精细了，只是工作刚开始，成绩还说不上。离那了解古经的时期，还很远哩！

正因为今日的工具和方法都比前人稍进步了，我们今日对于古经的了解的估计，也许比王国维先生的估计还要更小心一点，更谦卑一点。王先生说他对《诗经》不懂的有十之一二，对《尚书》有十之五。我们在今日，严格的估计，恐怕还不能有他那样的乐观。《尚书》在今日，我们恐怕还不敢说懂得了十之五。《诗经》的不懂部分，一定不止十之一二，恐怕要加到十之三四吧。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前人更笨，只是因为我们今日的标准更严格了。试举几个例子来做说明。（1）《大浩》开篇就说：

王若曰，猷大浩尔多邦。

《微子之命》开篇也说：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

《多方》开篇也说：

周公曰，王若者，猷告尔四国多方。

这个“猷”字，古训做“道”，清代学者也无异说。但我们在今日就不能这样轻轻放过他了。（2）又如“弗”“不”两个字，古人多不曾注意到他们的异同：但中央研究院的丁树声先生却寻出了很多的证据，写了两万多字的长文，证明这两个否定词在文法上有很大的区别。“弗”字是“不之”两字的联合省文，在汉以前这两字是从不乱用的。（3）又如《诗》、《书》里常用的“诞”字，古训作“大”，固是荒谬；世俗用作“诞生”解，固是更荒谬；然而王引之《经传释词》里解作“发语词”，也还不能叫人明白这个字的文法作用。燕京大学的吴世昌先生释“诞”为“当”，然后我们懂得“诞弥阙月”就是当怀胎足月之时；“诞置之陋巷”“诞置之平林”就是当把他放在陋巷平林之时。这样说去，才可以算是认得这个字了。（4）又如《诗经》里常用的“于以”二字：

于以采苹，南涧之滨。

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于以”二字，谁不认得？然而清华大学的杨树达先生指出这个“以”字应解作“何”字，就是“今王其如台”的“台”字。这样以来，我们只消在上半句加个符号（？），如下例：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

这样说经，才可算是“涣然冰释，怡然顺理”了。

我举的例子，都是新经学提出的小小问题，都是前人说经时所忽略的，所认为不须诂释的。至于近二三十年中新经学提出的大问题和他们的新解决，那都不是这篇短文里说的明白的，我们姑且不谈。

总而言之，古代的经典，今日正开始受科学的整理的时期，孟真先生说的“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真是最确当的估计。《诗》、《书》、《易》、《仪》、《礼》，固然有十之五是不能懂的，《春秋三传》也都有从头整理研究的必要；就是《论语》、《孟子》也至少有十之一二是必须经过新经学的整理的。最近一二十年中，学校废止了读经的功课，使得经书的讲授脱离了村学究的胡说，渐渐归到专门学者的手里，这是使经学走上科学的路的最重要的条件。二三十年后，新经学的成绩积聚的多了，也许可以稍稍减低那不可懂的部分，也许可以使几部重要的经典都翻译成人人可解的白话，充作一般成人的读物。

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的一笑。（1935年4月8日）

“推移”梦碎

“推移”是中国思想中一个观念。《庄子》（秋水）里讲“推移”、《淮南子》（脩务训）里讲“推移”。《楚辞》（屈原渔父）更有精彩的对话，渔父提醒屈原：

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

“推移”的方法，是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渔父的哲学显然是：我们人生要面对现实，就现实的条件，跟它起承转合。屈原那种“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痛苦，是太没有弹性了。人生要迎上前去，“与世推移”，就是迎上前去的人生。

不过，这种迎上前去的人生，在一首诗里有了疑虑。记得宋朝朱熹那首《泛舟》的诗吗：

昨夜江边春水生，

艨瞳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

此日中流自在行。

诗的大意是说，昨天晚上，江边的春水涨起来了，停泊水面的许多大船都像羽毛一样的浮起来了，回想春水没涨的时候，这些大船，我们得花多少力气去推它移它，其实我们都白花力气了，因为春水来时，大船自然而然浮起来了、自由自在航行在水上了。虽然宋朝的朱熹是道学家，他这首诗是用来比喻学道的开不开窍，本来困难重重的，一旦开了窍，就会觉得没开窍时的许多笨工夫都白下了、枉费了。因为一切的关键在春水来不来，不在你推不推、移不移。中国俗话说“水到渠成”，反过来说，水不到渠就白渠，渠要等到水，才成为渠。“水到渠成”意思太简略了，不如朱熹的诗。朱熹诗中最生动的一个字是“枉”字，这个字提醒了我们，时机不对，我们的努力都白费了。

难道意思是说，我们，尤其被压迫的人们，什么事都别做，苟且偷生，等待变天就是了，对不对？

不是这个意思，相反的，我正是鼓励反抗。只是告诉自己、告诉大众，反抗归反抗，但要有心理准备。“反抗”和“反抗成功”有时是两回事。俗话那句“成功不必在我”是有深意的，因为成功未必在你、未必你能看到，你看到的，反倒是不幸、是遗憾平生。

毛泽东那首《答李淑一》的《蝶恋花》词，第一句是“我失骄阳君失柳”，“骄阳”指毛的妻子杨开慧，“柳”是指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一般人都知道杨开慧被蒋介石的手下何键枪决的，以为柳直荀的下场也属一类。其实柳直荀是被共产党枪决的、被共产党自己人害死的。

人生在“推移”的努力里，往往牺牲了。

“推移”梦碎。虽然我看仍要看到“推移”的人走过从前、走过我们，让我们看到他的背影。

“黄莺”梦碎

在所有梦碎的题目中，这个黄莺梦碎，最哲学了。

政治上，做蝙蝠，落伍了；做变色龙，也落伍了。如今流行的政治动物，是做椋鸟（cowbird）了。

椋鸟也叫cowblackbird（直译牛黑鸟），也叫cowbunting（直译牛小雀），它属山鸟类（blackbird），跟画眉等鸟是一家。它的全名是brown-headedcowbird（直译褐头椋鸟），特产于北美。它是候鸟（migrantbirds）的一种，特色最为有趣──自己不筑巢，专朝别人的巢里下蛋。

椋鸟把自己的蛋，趁别的鸟出门，偷偷和别的鸟蛋混在一起，瞒天过海，要别的鸟替它孵。按说“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替它孵孵也没什么，无奈孵出来以后，它的传人块头比别人的传人大，结果呢，它挤死了别的小鸟，自己通吃在“同志”家里了。

中国的《诗经》说：“维鹊有巢，维鸠居之。”这句古诗后来演变出成语“鹊巢鸠居”或“鹊巢鸠占”。其实中国鸠之为鸟，实在比不上北美椋之为鸟，因为段数差一大截：占了喜鹊的家，不算本领，叫喜鹊为你傻不鸡鸡的服务，不知不觉中牺牲自己的家来给你要，这才算本领！

椋鸟就是这样有本领的鸟，它自己一开始就以逸待劳，看别人辛苦成巢、看别人下蛋，然后自己跑去下蛋，最后通吃，通吃以后，别人还不知道呢！

有一种“黄莺”（yellowwarbler），是比较精明的鸟，它一出门回家，就检查家里是否有异（我就是这么精明的，所以，当年国民党治安人员趁我出门，派出“扒窃小组”成员，潜进我家，偷装了窃听器，我一回家就査出来了）。当这种黄莺发现蛋中有贼蛋，它就气起来了，它就拒孵贼蛋。但是，鸟很可怜，它的嘴与爪，都无法清除这些蛋，只好在蛋上加做一个新巢，重新下蛋。鸟类学家见过五层的黄莺巢，每层都有黄莺蛋和椋鸟蛋，可见这种相持的剧烈。这种“黄莺”是一种明智的鸟，它宁肯自己的蛋、自己的心血作废，也不养贼为患。它永远坚定，拒绝让贼蛋占名器、拒绝把自己的家沦为贼窝。

也许“黄莺”会筑第六层巢，也许它不再有机会筑第六层，总之，为了敌人在前，它自己不再有后。它没有自己的小“黄莺”了。

“黄莺”梦碎。

梦醒时分

我拉杂抽样，以“李氏统计学”的方法，抽出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梦碎”样本，在前面了。

你停下来，翻翻本书的《目录》，试作鸟瞰，你会怵目惊心、一览无余。

“梦碎”的样本当然不止这些。但光凭这些，你会忍不住承认：的确是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梦，它们一一碎在枕边。

问题不是赖在床上，回到一帘春梦，问题是“七宝楼台”，它已自碎，你无法再依恋它。你必须面对它的破碎、面对你同它一一破碎。

人不碎梦，彼梦自碎。

梦恒碎人，我心实坠。

坠彼浊尘，徒伤清泪。

不求尸解，但得蝉蜕。

让我们醒来。

让我们醒来。

不管多少噩梦，不管是自己的噩梦，还是别人的，我们都要醒来。

梦醒时分。让我们面对现实爬起来，活下去、活下去。让我们检点我们残余的、所有的、力之所及的，在破碎的“七宝楼台”上，重建我们残余的一切。

“纵迹大纲，情怀小样。”让我们归纳一些结论吧。

一、我们承认我们做了太多太多的好梦，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好梦其实是噩梦。

二、现在是梦醒时分，我们承认现实。

三、梦醒使我们不相信“蒋介石轴线”和“后蒋介石”的任何虚线。

四、梦醒使我们发现，孙中山盖了空中楼阁，蒋介石却收起房租来，对他们，我们统统不信。我们有证据证明他们不可信。

五、梦醒使我们发现，孙中山用卖国的方式救国，我们领教了，我们不相信他是什么“公约数”。一个中国才是真正的“公约数”，其他的“公约数”大可不必了。

六、梦醒使我们发现，“蓝色”是逆流，出自“蓝色”的“绿色”也是逆流。从历史长河中国长河来看，“蓝色”“绿色”都空忙一场。并且引狼入室。

七、那头狼就是美国。美国曾是我们的梦，对美国梦醒是我们最大的梦醒。美国是一条轴线，包括其他如日本等小狼。

八、“后蒋介石”的一切逆流都是小把戏。台湾岛上的所谓“选举”就是其中之一。梦醒使我们相信：基于正义，国民党理应灰飞烟灭；民进党是国民党第二，它的“台独”是骗人的，他们不敢“台独”。台湾岛上的人民是好的，只是太糊涂，笨头笨脑的，但比大陆的人民忠厚善良。

九、梦醒使我们相信，共产党是现实现象，它使中国富国强兵，功不可没。但今天共产权贵的台湾政策，以勾结国民党官僚连战、马英九为得计；以蹲点买香蕉、买活鱼、拙劣手法买人心为业绩，全无“远大政策”；又箝制台湾同胞与全国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公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对这种自由的保障，小气八拉，全无“大国气象”，令人忧虑。

十、查中国是全中国人的中国，并非共产党一党之私。把“中国”与“共产党”划成等号的人，无异“奉天下以事一党”，乃是真正的媚共者；而株守台湾，拒中国于外者，无异把祖产双手送人，乃是中正的笨蛋。两者都为我们所不取。

十一、梦醒使我们相信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这个党如果不长进的话、如果继续僵化的话，将如毛泽东所预言，它将灰飞烟灭。为了中国，我们必须与共产党周旋，从周旋中共存共荣。像《卡门》（Carmen)小说中所感叹的：“让我来救出你，再由救出你，救出我自己。”（Letmesaveyou,andwithyousavemyself.）

十二、因此，我们无恤于任何“梦碎”，我们要在梦醒中清楚选择我们的方向、把握我们的方向。当我们势成“伏虎罗汉”的时候，我们不怕与虎谋皮。

十三、在梦醒时分，我们蓦然发现，跌跌撞撞，中国终于站起来了、飞起来了。中国是我们唯一选择。唯一选择使我们不再“梦碎”，因为我们永不梦醒。

2011年11月17日清早6点20分，卧床仰写在中国台湾

附录一李敖香港旋风文化頑童VS共产党（江迅）

台湾猛龙过江，7月盛暑香港掀起一股“李敖旋风”。台湾作家李敖自称“不是猛龙不过江”的“亚洲最猛男人”，22日下午步出香港机场闸口，红色夹克、红色领带、大墨镜的经典造型，衬衣口袋依然插着五枝笔，一枝红的，一枝绿的，一枝金色的，还有两枝是蓝色的，市民和游客边惊呼边拥前，有用相机和智能手机拍摄，有索取李敖签名，有游客要与李敖合影。

李敖夫人王志慧和女儿李谌随他一起来香港。不过，她俩没有与李敖同机，这是李敖刻意安排的，李敖怕坐飞机，总觉得飞机不安全，一旦出事，不是全家没了？李敖由台湾摄影家赖岳忠陪同，长荣航空为李敖开启贵宾通道，李敖不愿扔下朋友而独自走贵宾通道，而是与几位朋友一起排了一个小时的长队过海关。

这股“李敖旋风”的漩涡中心是23日下午4点，76岁的李敖在书展名作家讲座上开讲。一小时前，读者听众蜂拥而至，有2175人入场，而场外尚有近200人无法进入会场，一度鼓噪。

李敖的讲题《中国知识分子的走向》，由坦承“为了李敖而选择台湾”的香港文化人马家辉主持。李敖先拿出一本书，书里有一篇他在28年前写的文章，那是1983年。文章标题是《香港的机会，中国的机会》。文章最初发表在一本香港杂志上。当年，他就大胆预言，说再过10多年，97大限，97后呢，香港就和英国脱离关系。香港要到哪里去，香港不仅要成为有特色的经济据点，更要成为一个民主据点。由香港推动英国式民主发展，给中国人作模范，李敖说：“现在我这个希望有点落空，香港并没成功，香港今天的民主是有问题的民主。为什么？因为它离伦敦越来越远，离台北越来越近。”

对此，李敖阐述说：“英国式的民主很细腻，在英国议会里，你不可以直接叫任何一个议员的名字。可现在，我们的民主变得非常粗野，什么原因？跟台湾学的。跟台湾学的这种粗糙的民主，是假民主。我在台湾做所谓立法委员时，为什么用瓦斯喷他们，为什么有225个立法委员，被我告到法院的有224个，我不能告我自己。有人问，如何证明是假民主？我们都以为两党政治是民主政治，错了。美国是不是两党政治？是。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是非法的、是侵略的、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可是美国的众议院参议院，除了众议院的一位女议员外，全体通过。两个党，民主国家的政党，用非法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方法去侵略伊拉克，就是他们干的。”

李敖说，两党政治并不证明就是民主，一党政治也不是绝对有问题。新加坡的一党专政虽然现在有动摇，可是没有人说新加坡的一党专政造成官员贪污。李敖说：“在一般人眼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党专政，造成官员贪污，可是在历史学家看起来，或者我们这种思想家看起来，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人会问，你怎么包庇贪污啊？没有。中国历史上，在清朝，有养廉费，就是怕你贪污，政府得给你多些钱，以保持你的清廉。许世英被西太后外放当县官，不再在北京做官，许世英不肯去，西太后当众笑他，说他傻瓜。为什么说傻瓜呢，因为到外面做县官，有钱可以贪污，在京城做官没有钱，所以那时贪污是公开的。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贪污现象，你们觉得忧心吗？我一点都不忧心。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年的财产是2000兆，贪污只是5000万，相比是千分之三。千分之三算不了什么。我们要看大的方向，这个国家在繁荣发展，在壮大。有千分之三的贪污不重要，可是对我们的人心有影响。”

共产党做的好事要承认

李敖接着说：“从现实层面看，这样的比例不重要。你李敖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知道事情真相后，我们的看法就会变得很均衡。骂共产党谁不会？我也会。可是共产党有没有做好事啊？它的好事我们却不敢承认，我们要反省。我们对共产党失望，可是我们要想到，它做了很多好事，不要抹杀它。如果抹杀它，我们对自己不公道。因为我们变成一种懦弱的人，别人的坏话你敢讲，别人的好话你不敢讲，我认为这是一种胆怯。他们做的坏事我们敢骂，他们做的好事我们不敢承认，我觉得我们需要反省。我举个例子，在上世纪40年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35岁，到了70年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65岁。共产党统治下中国人饿死了1000万、2000万、3000万、4000万、5000万，可是他使6亿人口平均多活了30年，到今年又增加了10岁，达75岁。共产党是做了好事的，他养活了13亿人口，并且使他们的平均寿命增加了40年，我举这个例子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在讲它坏话的时候，要想到它做的好事。”

李敖说：“今天你们说我李敖不骂共产党，很奇怪，共产党却知道我在骂它。6年前，我去北京，出了飞机场，是六车道，其他五车道全部封了起来，我的车一路单独走，对面的车全部停下，司机都下车抽着烟，看着我的车走过，表示等我很久，拿我当国宾对待。可是他们防我，防什么？拿我当贼来防。美国前总统小布什（G.W.Bush）在北京大学讲演，现场全程播出；俄国总理普京（Putin）讲演，现场全程播出；台湾一个笨蛋叫连战的讲演，也是现场全程播出；你李敖讲演，对不起，什么也没有。为什么？防我。为什么防我？它知道我对中国很友善，我并不对中国共产党友善。”

李敖著作等身，最近7个月，他又写了三本书：《阳痿美国》、《大江大海骗了你》、《第73烈士》。谈到共产党对他并不友善，他常常会以他的书在大陆的遭遇作证。早年，《李敖大全集》（40册）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推出，却对敏感段落作了删节，他等了10年，最近北京磨铁公司推出新版大全集，删节的几乎全恢复了。台湾版《阳痿美国》，在大陆出版时遭遇官方审查诸多波折，年初，胡锦涛出访美国，外交部长杨洁篪看了这书稿，认为这书影响胡锦涛出访美国的氛围，不准开印出版，直到5个月后才将书名改为《审判美国》，在大陆出版，而新书《大江大海骗了你》和《第七十三烈士》的大陆版权，至今没能签约。

人们都说“李敖不是宽容社会的产物，而是不宽容社会的见证”。李敖说：“6年前我去北京，有个笨人刘晓波写文章骂我，说李敖这个人有两个大缺点：第一个缺点是，他拼命地捧自己。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因为别人不捧我或者捧得不够，所以我天天在捧自己。第二个缺点是李敖不肯骂共产党，刘晓波真的不公道。我讲过了，共产党知道我在骂它，你怎么不知道，因为你笨。我无法接受刘晓波这种看法，他赞成台独，赞成西藏独立，赞成美国打伊拉克。我不觉得刘晓波是个头脑清醒的人。搞了个零八宪章，我把它拿来跟中国宪法一对，竟还赶不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么笨的笨蛋还得奖，没法讲。他坐牢了，我们就不要过分责备他。虽然他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认为这是外国人的不公道。诺贝尔和平奖很容易得，它不是瑞典审查，而是挪威审查，只要三个人通过，就得到了。不过我还得承认诺贝尔和平奖有进步，他们这一次和平奖给的是刘晓波，上一次给的是达赖喇嘛，我觉得有进步。”

演讲时，李敖不时摸一摸耳边的助听器。据他说，这助听器效果不好，带了以后，杂音很重。这西门子品牌的助听器不便宜，15万新台币（约5000美元）买的，是为了来香港演讲新买的。

李敖在演讲时自问，为什么自己对中国很友善？他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日本人占领北京，那时他在北京，才2岁。两个月后，日本兵骑着马在北京城内走动，“我在北京长大，亲眼看到了这个我痛恨的画面，我觉得有一天，我的国家，如果有一个政权、一个党能做到外国人、外国兵不再骑着马到我眼前走过，我就很高兴，我就拥护他。如果国民党做到这一点，我就拥护蒋介石。可惜国民党做不到，并且把中国的比台湾大44倍的外蒙古丢掉了。毛泽东到苏联跟斯大林谈判，想要回来，却要不回来了。我为什么要骂国民党？我在台湾恨国民党。原因就是你欺负我，你捉弄我，你连最起码的自尊都不留给我。”

英国人没在港培养民主

李敖说：“中国共产党却给了我人的尊严，它也会欺负人，它也会捉弄人，但是却给了人尊严。怎么证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Thatcher）夫人到北京跟邓小平谈判。香港98%是中国人，也知道97是大限，经历了150年，要把香港、九龙要回来，可是却希望能延长，不希望让给中国共产党统治。撒切尔夫人问邓小平可不可以，邓小平说不可能。撒切尔夫人说，你如果不可以的话，那我告诉你们中国共产党，中国接手香港后，香港会变成一座空城。邓小平说，空城就空城，即使空城我们也要。就这样很多香港人跑掉了，除了李嘉诚。”

李敖说，香港的今天，香港人满不满意？当然不满意。最严重的情况，香港人议会现在看来闹得这么凶。可是闹的方法不是英国式的，不是老牌民主国家那种斯文的闹法。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英国人自私，没有给香港人留下好的基底。帝国主义有很多种，最坏的是比利时式的。它统治非洲刚果70年，没有留下一个律师、没有一个医生，只留下了三个大学毕业生。比利时是不负责任的帝国主义者，而英国是负责任的。可是对香港，英国却没有负责任。英国150年来给香港人充分自由，建立法治的基础，可是香港没有民主。由于香港没有民主，所以香港突然出现了民主形式的议会之后，变得很粗暴，跟台湾一样。

李敖说：“在97以后，英国的外交大臣后悔说，没有给香港人民主。150年来，英国人没有在香港培养出好的民主传统。英国把钱花尽盖了个新机场，最后把民主的构想留给了香港人，香港人糊里糊涂的就立刻开始向共产党要民主。共产党不肯给，小气巴拉，香港人却要民主，搞得现在关系这么紧张。这些是我在28年以前写的书里有描述的，我希望香港回归以后，有一个英国式的民主保留下来，但这是我的失望。香港朋友做不到，原因不是香港朋友不努力，而是上了英国人的当。英国人不给香港人训练，香港人第一次搞民主就碰上了共产党。”

李敖说，为什么现在香港开始没落？因为上海站起来了。他说：“所以香港真正的努力目标，是要从经济上抢回龙头地位，而不是什么民主。我给香港朋友一个建议，不妨想想看，议会民主是有了、内部小的吵吵闹闹是有了。香港人多么年轻、活泼、有活力，也很现实，过去的中国历史、亚洲历史里，从来没有香港人在政治上奋斗的历史。可是现在香港人却关心政治了，我劝香港人，不要那么笨。香港人真正的努力方向是搞经济。经济搞起来，你的国家就怕你，你就是老大，就这么简单。香港人可能听我这么说会不高兴，因为一搞起政治人就会上瘾、很爽。台湾就是政治挂帅、很爽。所以大家看到，我跟台湾搞着玩，今年还可能出来选总统。”

李敖说：“坦白说，香港人玩政治还太嫩，香港人搞政治玩不过共产党、玩不过国民党，我不赞同香港人过多从事政治活动。从长远看，香港人要用自己的繁荣称雄世界，压倒上海，否则香港会慢慢没落。”

李敖说：“最近共产党庆祝建党90周年，胡锦涛讲了一句话，我们国家再过40年就是建国100年，我们希望那个时候是一个富强民主的国家。这话表明从现在开始还要再等39年，中国才能民主。你们听了就听了，我听了就不一样，为什么呢，我学问大。不是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吗，宪法不是有序言吗，后面还有四章吗？序言里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国家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共产党在60年以前，在宪法里面就答应给我们民主了。现在还要我们再等40年？什么意思嘛，我当然不信嘛。我拿你宪法来要求你，你怎么讲得通呢？所以他们骗不了我，我太精明了。我读书读得很细，你们会好好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吗？你们不会。胡锦涛这么说，我就不信。等了60年，宪法给我们的还不兑现，你现在口头承诺再等40年，我们表示怀疑。我们不愿意再等100年。”

要好好的活过敌人

他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要有好的头脑，可以使你不被骗，自己也不会这么痛苦。为什么屈原要跳河呢，他痛苦。李敖说：“我的一个老师叫殷海光，49岁时死的，得的是胃癌，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精神不高兴、心理不愉快。他是学哲学的，哲学家得了胃癌，表示你学哲学没有学通，等于神父得了梅毒一样。”

李敖说，殷海光是气死的，吃饭吃一半，突然想到蒋介石，他筷子一丢，站起来，讲打倒蒋介石。他生气了，饭也吃不下去了，得了胃癌死掉了。结果蒋介石活到了89岁。你的敌人比你多活40年，你输了嘛。以前北大校长马寅初说中国人口太多了，要有人口政策，毛主席反对说，人多好办事，于是大家都骂马寅初，贴大字报贴到马寅初的床头上骂他。马寅初始终不屈服。最后什么结果？毛泽东死了，马寅初还没死。马寅初生的时候毛泽东还没生；毛泽东死的时候马寅初还没死，活了100岁，最后马寅初还获得平反，他成功了。所以，快快乐乐的活过你的敌人，是多么的重要。

李敖指了指台下，说：“在座有一个50年的老朋友，他从美国来，是有名的化学家，他常常跟我开玩笑，我们看谁先死，我们谁有本领在对方的坟上小便。他跟我同岁，我们互相比赛谁比谁长寿。”李敖指的这位老友是潘毓刚，世界量子化学界泰斗。

说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走向，李敖说：像那种屈原跳河的、或者像老舍那样跳河的、或者像王国维那样跳河的，都是错误的。要快快乐乐的活过你的敌人。

他说，胡锦涛和温家宝是好官，规规矩矩做技术官僚。他们也争权夺利，但没有刀光剑影，不像以前那么惨。他们这么好的官，始终小心翼翼。中国100年前的辛亥革命，叫“背着包袱过河”，虽然过了河，可是包袱还在，丢不掉它，革命没有成功。1921年中共成立，再革命。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摸着石头过河”，已经不再背着包袱了，摸着石头过河。现在胡锦涛在干什么，是“捧着卵子过河”。过河的时候胆子很小，怕睾丸掉到水里，就捧着睾丸走路。别以为是挖苦他们，《中国方言大辞典》里面有这句话，“捧着卵子过河”，是苏州土话。

李敖说：“在大方向上没有必要与北京作对，否则太笨了。要不要推翻共产党？不要吧，你打不过他。那么怎么办呢，希望它改好。所以我用我的方法，我们跟它和好，劝它、推它、捏它、掐它、咯吱它，希望它改善，最后拥抱它。共产党会不会拥抱你呢，不会，它忙得很，两个手捧着两个睾丸嘛。其实，我对共产党也没有太多办法。我现在试探性地把我儿子派去北京。我儿子现在知名度很高，我要倚靠他。我的爸爸不是‘李刚’，可我的儿子是李戡。”

他说，中国知识分子的走向，不要学屈原、不要学殷海光、不要学刘晓波。“我们要跟共产党周旋，周旋时需要一个杠杆，一个支点，这是阿基米德（Archimedes）讲的。这个支点就是香港，香港最有资格做这个支点。台湾很可惜，台湾被人糟蹋掉了，所以香港是最后希望。”

李敖说，由人民选出人来治理人民，民主决不是人民治理自己。暴民政治决不是民主。民主就是精英政治，问题是你能不能选出精英。英国选出精英治理香港，这是精英统治。给13亿人民主，中国一定会垮掉。所以，民主这种东西目前不是第一选项，民主带来的是混乱。香港的法制好，台湾没有法制，所以立法院通过的核四，又停建又复建，一折腾，4000亿台币不见了。这是胡闹，是不尊重法制。所以希望香港人明白，台湾的民主是假的。如今，香港人开始跟共产党要民主，其实，民主对香港人不那么重要。香港人150年的经验，发现在自由和法制底下，虽然没有民主，香港人一样能在世界上站住。可是现在的香港人上了当，把民主变成第一需要，并且学台湾人这种恶搞的民主。

说到下一届香港特首，李敖说：“我最欣赏陈方安生，她是那么优秀的女士，以她的干练，是我最欣赏的。很可惜她太英国式了，她的一个错误就是太英国人了。她对中国的这种认同显然出了问题。我认为这是她的错误。97年后，她不应用英国人的眼光看中国。陈方安生的祖父方振武是当年安徽省长，是有名的将军，被蒋介石杀害了。所以她祖父那个时代的人救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陈方安生这一代，要知道爱国家、爱香港人，应该用更聪明的方法。她无法清楚定位跟英国的关系，一开始就跟冥顽不化的共产党干上了，我认为是不智的。陈方安生不能角逐香港特首，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令人遗憾。”

与林青霞在书展相见欢

刚出版第一本书《窗里窗外——林青霞的戏梦人生》的明星林青霞，当天也在会场举行演讲，李敖说：“今天林青霞的新书是好书，至少林青霞送来祝李敖大师演讲成功的贺卡和一个花篮，所以林青霞的书要买。”他向读者炫耀林青霞送给他的深红色玫瑰花篮。

一张贺卡、一个花篮，就令一向咄咄逼人的李敖折服，英雄难过美人关依旧是至理名言。这一天是七天书展的高潮日，李敖的演讲场地与林青霞的新书对话会的场地面对面。李敖演讲会结束后才是林青霞新书对话会。这是书展期间最火爆的两场演讲，李敖那场，读者多达2100多人，林青霞那场也有1500读者入场。李敖演讲结束，在贵宾休息室突然向工作人员提议，去对面会场后台见林青霞。林青霞魅力依旧，对话会尚未开始，会场前人山人海，主办方立即用红带辟出专门通道，让李敖通行。李敖带着妻女，登上后台，见到林青霞。两个看似毫不搭界的人，在书展氛围中显得饶有趣味。林青霞说：“你和十几年前见到你时的模样依然那样。”李敖笑着说：“彼此彼此。”

这是李敖第三次到香港，前两次只是路过，作短暂逗留，这次公开演讲尚是首次。除了在书展的那场演讲，翌日受亚太台商联合总会邀请，作客光华新闻文化中心，他笑说这是“国民党的地盘”，他作了一场《李敖的惊世绝艺》的“总统竞选演讲”。

李敖这次竞选总统和立委两手抓，就算是“一定选，一定落选”，他也要让世人记住，在“中华民国‘亡国’62年以后，台湾岛上出了个英雄叫李敖”。李敖说，他的参选就是要告诉大家，他这样的说真话的老人还活着，对于民主的实现，民进党是假的、国民党是假的，怎么办，只能靠自己。“我一定会出来选，但一定会落选，我只是想有人记下这么一件事”，他说：“用开玩笑的话说，就是‘搅局’，就是你们太不像话了、我们忍不了，所以出来给你们捣乱。捣乱会成功吗？捣乱本身就是它的报酬。所以说孔夫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中国圣人的做法。”（实习生陈文裕、郭沛、王菡参与采访录音整理）（香港《亚洲周刊》2011年8月7日）

附录二李敖炮轰轰国共（童清峰）

作家李敖对总统马英九相当不满，一直想方设法要把他拉下马，本来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答应帮他联署，让他选总统，但现在宋自己要选，所以李退而求其次，转而代表亲民党在文山区参选立委，直捣马英九老家，他预告将对马提出涉及图利罪的告诉，以及向监察院检举马涉“内乱外患罪”。他说，唯有让马英九下台，共产党才会知道它们的对台政策是错误的。

自从宋楚瑜动心想要参选总统后，台北政坛就传出大陆方面曾经对宋施压，希望他不要参选。这项传言得到李敖的证实，他透露，大陆方面曾透过连战劝退宋。宋自己拿不定主意，征询他的意见，他回了一句粗话：“去他妈的共产党！”建议宋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他不讳言“煽动”宋参选，就是对大陆打压他的报复手段。以下是李敖接受《亚洲周刊》访问的内容纪要：

问：外界一直质疑宋楚瑜是选假的，订下100万的联署门坎是要以进为退，你怎么看？

答：我可以断言，他要参选没有怀疑的余地，绝对是真的，100万联署是加强语气的话，不要那么拘泥。

问：如果没达到100万呢？

答：照选不误啊！

问：现在据说有很多绿营支持者参与联署，你认为是否有这样的问题？

答：有这问题也不是问题，联署是代表人民的权利，大家都把这个问题看小了，像《联合报》口口声声是公正的报纸，结果你看前几天的小社论还批评宋楚瑜是搅局、不识大体，根本就不公正，这些批评的话都跟民主政治不合，按照民主政治的标准，这是行使宪法赋予他的权利，怎么叫搅局？你们扯这些理由都是不通的。

问：宋楚瑜之前找了很多人，都不愿做他的副手，最后选到台湾大学公卫教授林瑞雄，名不见经传，这对他会有加分效果吗？

答：一个人有名气没有名气，这个人怎么窜起来，因人而异，所以他现在没有名气，不表示他以后没有名气，这两回事嘛。在台湾我最有名气，因为我有了50年的名气，所以这不能做准，不能以先后做标准，台湾最有名气、超过50年的只有三个人：李敖、琼瑶和张小燕，张小燕做过童星，我们名气最久，但不能以谁先谁后做准。

问：你为何支持宋楚瑜？

答：最主要的理由是中国大陆不能以一个党说了算、中国的台湾不能以两个党说了算，我做立法委员的经验，使我亲眼看到两个党如何狼狈为奸，所以我希望有一个第三小党插进去，因为国民党和民进党已经不按正常的民主程序来讨论、辩论、表决了，现在国民党在立法院超过四分之三席次，却不以多数表决，而是两党协商、密室作业，没有记录、没有公报、没有录音，像菜市场一样讨价还价，这时候应该有一个小党进去，它也不能阻止它们密室作业，但它可以把它们密室里见不得人的事情通风报信，所以我说，它可以成立一个“抓耙仔（告密）党”。

问：大陆有给宋楚瑜什么压力吗？

答：大陆一开始是反对，并且给他压力，据宋楚瑜跟我讲，连战请他吃饭，吃饭大家以为谈别的事情，最后是传达大陆的意思，希望他不要选。宋楚瑜问我的意见，我讲了一句粗话：“去他妈的共产党！”（笑）我说共产党要你配合它，要它配合你，你该做的事就去做吧，我说整个共产党对台湾的政策是错误的，第一，它们勾结老国民党官僚，从连战、江丙坤、吴伯雄到马英九，这批人引起台湾民间恶感，台湾人并不喜欢这个，共产党不了解行情。第二，共产党以为买台湾香蕉、活鱼，就可以收买台湾，做业绩了，到台湾来蹲点买东西，也是小儿科，所以唯一的办法是使马英九落选，共产党才会警觉它们台湾政策的错误。

问：那要怎么样才是对的？

答：第一，要跟台湾民众的利益一致，台湾人觉得你从上面勾结官僚，从上面压下来是错的，为什么台湾有那么多人对共产党不信任？你要反省嘛，可是你都没有反省，连李敖写书你都要打压，连我们跟你讲话的人你都要跟我们捣乱，我们当然会反弹嘛！

问：它怎么打压你？

答：我的《阳痿美国》5个月不能出版，它们的外交部长杨洁箎公开反对，说会影响胡锦涛到美国谈判，我的书哪有这么大本领？后来胡锦涛回来了，它们还捣乱啊，把我的书改名为《审判美国》，这不是捣乱吗？现在搞到大陆出版社都不敢出我的书，这当然会引起我的报复，我报复的方法就是给宋楚瑜煽风点火，宋到我家来，他怕这把火点不起来，我说我替你打第一波，你可以说我代表亲民党去选立委，宋楚瑜就有信心了，势就炒起来了。

问：所以你现在是在报复共产党？

答：你可以这样写。这是要告诉共产党，你们以为台湾政策只要勾结马英九、连战就可以解决，我只有使马英九落选，你们才知道你们错在哪里，否则讲不通嘛。你可以坦白写出来，我就是这个态度。

问：你说宋楚瑜也不卖共产党的帐？

答：中央电台本来都已经做好打压宋楚瑜的动作，后来它们知道自觉得不妥，为什么不妥？因为我正式揭发马英九根本是美国人嘛，陈水扁军购的时候，总金额是6108亿（台币，约200亿美元），是被我李敖挡住的，军购没有成功，可是马英九上台以后，为买武器，已经搞了2045亿，接着又买了1700亿，搞了4000亿了，马英九还大言不惭说他买军购花的钱超过了12年的李登辉、超过了8年的陈水扁，不要脸嘛，你根本是美国人嘛！可是台湾小孩子要吃营养午餐都没饭吃、台湾这么多人自杀，你都没看到？当然我们要把你赶下来。事实上，马英九执政3年所花的钱，已经超过陈水扁执政8年所欠的债，马英九这样乱搞，共产党知道吗？他这样谄媚美国人、乱花我们的钱，债留子孙，我从不掩饰我的态度，就这么干脆。

问：你本来要选总统，现在宋楚瑜要选，你的盘算是什么？

答：我跟宋楚瑜有约，就是我帮他打第一线选立法委员，在文山区选，直接打到马英九老家，因为我本来适合选大安区的，到文山区就是为了打马英九老家。宋楚瑜本来答应帮我联署，现在宋楚瑜自己要选，时间比较紧迫，就帮不上我忙，但我又不能撤退，所以我非选不可。

问：你把对手锁定马英九？

答：我要揭发马英九配合陈水扁二次金改政策，马英九把台北市银行卖掉，卖给富邦银行，最近富邦运动彩券出了很大纰漏，台北市政府也有股份，连带要赔12亿新台币，这是把大银行给小银行、把好银行给坏银行的结果。我的目的是要追究马英九的贪污罪，跟李登辉一样的罪。

问：怎么说？

答：最近李登辉为什么被起诉呢？因为贪污罪里有个“图利他人”罪，你自己可能没拿钱，但你帮着别人搞钱，李登辉的罪名会成立，也是我帮忙的，当年我在立法院逼着国家安全局长薛石民要向台湾综合研究院要钱，逼着台综院把钱还给我们，台综院是民间机构，为什么要把钱还给我们，因为知道这个钱是赃款，后来陈水扁就说，你们为何办我不办李登挥，特侦组没办法，只好办李登辉，可是又没有证据，就根据我把钱要回来的证据，把李登辉以贪污罪起诉成功了。我在立法院做了很多秘密的事情，功德无量。同时，我还要到监察院告马英九违反“内乱外患罪”，因为他无故将国统会废除，国统会有正式编列政府预算，怎么可以轻易抹杀？宪法讲国家要统一，他怎么可以讲“不统不独不武”？这是破坏宪法嘛！共产党支持马英九这种不支持统一的人，我当然要跟共产党争啊！

问：是不是宏仁集团总裁王文洋金援宋楚瑜，宋才决心参选到底？

答：我不相信王文洋会提供，可是宋楚瑜公开表示感谢，我想谁捐给他钱，他也愿意，宋楚瑜没有钱，他只剩2亿5000万，选个鬼总统要150亿，差得太远了。我觉得宋楚瑜很了不起，临危受命，被我煽动，就真的搞下去了，最后他的2亿5000万会干光。

问：新书为何取名《你笨蛋，你笨蛋》？

答：本来的书名是《你混蛋，你混蛋》，但觉得伤人过重，所以就改成《你笨蛋，你笨蛋》，事实上是《你混蛋，你混蛋》。

问：你是说看这本书的人是笨蛋吗？

答：每个人拿起这本书来都要东张西望，因为又以为是别人，又以为是他自己。（香港《亚洲周刊》2011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