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脸谱.md

#《教育与脸谱》目录

• 《教育与脸谱》序幕
• 一、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
• 二、师道与是非
• 三、论“占着茅坑不拉屎”
• 四、关于高等教育怪现状的讨论
• 五、一封没寄出的信
• 六、又一封没寄出的信
• 七、李济：他的贡献和悲剧
• 八、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
• 九、读《虚有其表的考试法》
• 十、蒋廷黻和他走的路
• 十一、工作最多的老头子
• 十二、於梨华和她的小说

##《教育与脸谱》序幕

去年5月，美国《纽约时报》的名记者窦丁（TillmanDurdin），美国新闻处的副处长司马笑（JohnAlvinBottorff）约了我，三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谈话。窦丁先生向我提出几个问题，都很中肯。他的观察力的敏锐是我早就知道的，他在二三十年前就看出共产党宣传的把戏，他是美国名记者群中，后来不受共产党宣传影响的一个人。

在窦丁先生所提出的问题里面，有一个很有味儿的题目，他问我：“为什么在台湾的这些大学教授们都显得活力不够？为什么他们不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

我的答复是这样的：中国大学教授们不是没有像韩国那些教授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的情况，可惜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五四时代教授们的气象。现在不行了，现在他们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堕落的堕落了。沦陷在大陆上的许多第一流的教授都被迫在“思想改造”下苦斗；而到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他们在台湾岛上，十足表现出“没办法”和“无能”的丑态，这是不难想象的，他们只是把持住现状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进步与朝气了。

我这个答复，颇使这两位“洋鬼子”朋友满意，但我个人却忍不住心里的沉痛。我沉痛为了我不能把许多“内幕”的理由告诉他们，这大概是“家丑不可外扬”心理的发酵。总之，我不愿意在外人面前洗裹脚布！

我所谓“内幕”的理由，是有很多的。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政治的，其次是人事的，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原因。政治的原因咱们最好别谈，谈了麻烦，何苦来？人事的原因，似乎可以酌量谈一谈，可是谈起来总难免“欲说还休”，总觉得嘴巴和笔杆解决不了问题。

为了说明上面一段话，我且举一个例子。在大陆上被“思想改造”的名教授、前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朱光潜，无疑的，他是属于“第一流”的阶层的。当从大陆撤守的时候，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有一个抢救这些“第一流”教授的计划，在被抢救的人中，朱光潜名列前茅。可是谁能想到这个计划竟被现在台大文学院院长沈刚伯“扣”住，阴错阳差，终于使朱光潜这类教授不能到台湾。不能在台湾大学发挥他们的智慧与抱负，这是多么教人呕心的事！

所以，我每次看到死气沉沉的沈刚伯，从死气沉沉的台大文学院中荡出来，我就忍不住一肚子鸟气。我就记起朱光潜那小老头儿和他那一点也不阴险的模样儿，就回忆起我初中一年级时听他讲演的那副神气。

于是，仿佛长得高高的沈刚伯，在我的眼中忽然矮小了，矮得变成跟朱光潜一边高了，消失了脸上的阴险，变成了朱光潜，向我飘过来了。我恍然大悟：哦！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沈刚伯要“留中不发”了，要使朱光潜不能到台湾来了，朱光潜要来了，台大文学院院长还有沈刚伯的份吗？

其实，我们也不可过于责怪沈刚伯，他这样做，也不失为生存竞争下的人之常情。我们可以烧掉责备“贤者”的《春秋》，转请玛利亚的私生子耶稣原谅他一次。

沈刚伯不可原谅的，毋宁说是他身居茅坑高位，却不拉屎一点上。这是败坏中国学术与学风的真正罪恶，这种罪恶比他有负于朱光潜要大得多，这是我们不能忍耐的现象。

这种不能忍耐的最后爆发，对我个人而言，发生在我跟两位美国佬谈话后六个月，我宁肯牺牲掉我在台大文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籍（还差半年，就可得硕士学位），不管三七二十一，终于“发难”。我炮轰这个文学院和“沈刚伯型”的老教授，使他们受到文字上最厉害的惩罚，使他们多少要假装有点“赧颜为人师”的惭愧。当然了，这个学院的领导人在内外两方面都受害较烈，对内而言，他的把戏被拆穿了、劣迹被昭彰了、学者“风度”被炸掉了，对外方面，他由“孔孟学会”的元配“理事”一降而为候补“监事”，只好再重新建筑脸皮的厚度，追随自己贪财却叫别人节约的王云五，去领“嘉新讲座”每月六千元的津贴去了！

这就是我第一次指出“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的结果，它告诉我：

一、嘴巴和笔杆解决不了问题，嘴巴和笔杆不能使老妖们退位，老妖们的厚脸皮足可抵挡我的文字而有余；

二、老妖们只受轻伤．并且得了每月六千元之类的医药费（或遮羞费）．而我李敖呢，失学失业，做了一名自我牺牲的烈士；

三、一切问题，还依然存在、依然严重、依然没得到解决。

在我“发难”炮轰《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的同时，我有一篇文章，又谈到“高等研究机关”的一个主持人李济。我以“乐与人为善”的勉强心情，指出他的“贡献和悲剧”，为了他在学问上远比他的干女儿的爸爸沈刚伯来得好，所以我笔下留情，尽量称道或肯定他的“贡献”，尽量少说或遮盖他的“悲剧”。我只含蓄的指出他的气量狭窄、态度跋扈专横之类，希望他能警惕，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不期我这篇文章一出来，立刻被中央研究院为主的许多人儿大骂，责备我“把李济说得太好了”、责备我不了解李济在院“里”头的大量劣“迹”……这种责备，真使我哭笑不得！我只好承认：好人做不得了，“乐与人为善”的鼓励也做不得了，对这批老不长进的专横家伙，只有彻头彻尾的炮轰一途，于是我接受了这些人儿的责备，决定写一篇《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用来宣示我的“服善之勇”，用来做一次新的扒粪运动。

台湾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是我们自由中国知识界的两个双峰，一个是最高的教育机关，一个是最高的学术机关，我希望这两个双峰高耸、丰满而美丽，我对它们不能不求全责备，我希望它们货真价实，不能戴假的“乳罩”，更不希望它们得“乳癌”。所以我不能不把它们的一个主要部分检验检验，台湾大学的被检验部分是它的文学院；中央研究院则是它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两个部分的主诗人（沈刚伯、李济）是“亲家”，也是气焰震“主”（钱思亮、王世杰）的人物，钱思亮、王世杰已经都被震成小傀儡，都可怜得使我李敖不忍深责，所以我也懒得理他们。我只指出并记录台大文学院和中研院史语所的毛病而已，顺便指摘“沈刚伯型”的可耻和“李济型”的可恶。

这本《教育与脸谱》，收集我十二篇的文字，其中有三分之一是没发表过的。全部的文字都是环绕在一主题上面，那就是：“老夫子，你好好干；你不好好干，最好请你滚蛋！”

这十二篇文字，都是以这十八个字做直径旋转的，都是直接或间接表达这些意念的，所以它很值得老头子们人手一册。老头子们读了它，并不一定就“好好干”或“滚蛋”，极可能照旧不干不滚，照旧吃闲饭黑心饭。他们这样，当然我也没什么办法，我毕竟是靠嘴巴和笔杆战斗的人，时势不允许我成为英雄，只好耍狗熊了！韩孔厂的诗说得可怜——

舌下无英雄，

笔底无奇士。

一个只能在舌下和笔底发挥作用的我，只好用这本教育中的脸谱和脸谱中的教育来表示螳螂之怒了。在我不能斩将搴旗的时候，我只能悲愤地留下这部历史的纪录，让一代扰攘的老头子们，会在千秋万代以后，使他们的子孙会因他们而感到羞耻——假使他们不断子绝孙的话，历史之神总有一天要为我作证。

1964年7月27日东方未明时

（附记）写到这儿，忽然想到胡秋原说我受到“一个教育机关”（台大）和“一个学术机关”（中研院）支持的谎话，不禁好笑。胡秋原忘了他自己是“一个学术机关”的可怕食客了。

《文星》第82期1964年8月10日

##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

双十节那天，我读《自立晚报》上王洪钧先生的文章——《老一辈，你给了我们些什么？》心里又痛快又沉重。痛快的是，王先生身居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的高位，居然公然发出这样的质问，这真是中国官场上划时代的大新闻；另一方面，我读到王先生下面一段文字，却又不能不感到沉重：

美国的教授们一年到头忙着筹写paper，如果有一段期间在自己所教那一行的专门出版物上没有几篇叫座的东西发表，慢说声语，连教授的位置都受动摇。但我们的学术教育界呢？对若干人而言，一张经过审定的教授证书，一本够念一年的讲义，足可带给你一辈子生活的保障，甚至可以保障你有充分的时间去搓麻将。

为了给王先生这段空谷足音配一套“身历声”，我统计出两个具体的表格来指出今日大学教授的畸形现象。

这两个表，可以粗加说明如下：

一、教授年龄总平均已达五十九岁。

二、其中稍微年轻的（五十岁以下四十岁以上）只占总名额的二分之一或六分之一。

三、四十岁以下的教授一个都没有。换句话说，少壮派的教授一个都没有。

四、而这些教授，绝大多数都是“英年早达”——他们自己，远在四十岁以前就当了教授。

五、而这些教授，都得到了王先生所谓的“一辈子生活的保障”。他们绝大多数不短寿，也不研究、也不让贤、也不发表论文，更不要提“叫座的东西”了。

第一表是台大文学院五十年度教授年龄平均

系别/教授人数/平均年龄/年50以下40以上人数/年40以下人数

中国文学系/11/60.1弱/1/0

外国语文学系/16/58.2强/3/0

历史学系/13/60.1强/1/0

哲学系/9/59.3强/1/0

考古人类学系/7/58.1强/2/0

总计/56/59.3/8/0

六、虽然如此，他们还是照当教授不误，照样念一本焦黄的讲义，照样搓麻将，照样“学界分赃”，照样长吁短叹说：“年轻人真不行呀！我们后继无人呀！他们接不上棒呀！他们程度不够呀！”

第二表是同学院五十二年度教授年龄平均

系别/教授人数/平均年龄/年50以下40以上人数/年40以下人数

中国文学系/10/60.2/1/0

外国语文学系/19/56.8强/4/0

历史学系/11/60.1强/1/0

哲学系/8/59.25/1/0

考古人类学系/7/58.14/2/0

图书馆学系/1/65/0/0

总计/56/58.92/9/0

由此可见：寿比南山、不研究、不让贤、也不发表论文，是绝大多数老教授的四大特征，除了这四大特征外，还有两大流行症，就是“分赃”和“意淫”。

先说“分赃”。台大文学院中的教授有的吃香，红得发紫；有的却被打入冷宫，备受排挤。这种分野，大都并不是因为教授学问的优劣，而是一种派系倾轧的结果。谁都知道教授们光凭教授的本薪维生有点清苦，为了帮助教授们安定生活，促进研究，就从外面来了许多“津贴”，比如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亚洲协会、洛氏基金会、哈佛燕京社，及与华盛顿、斯坦福等大学合作等等，都是教授们“外快”的来源。在这种滚滚而来的财源下，主事者自然就表现出远近亲疏利害等差别了。凡是派系圈中的学人，除政府的本薪以外，他们可以在各种名目下分摊到许多津贴，有的每月拿亚洲基金的三千元，有的每月拿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三千元，有的拿两千四，有的拿两千，有的拿一千，有的在学校外面拿的种类和数目相当多了，不好再多拿，于是就锦上添花的拿几百元（例如中文系的孔夫子七十七代重孙子）。这些补助，对某些还肯研究的学人说来，就算偏心给了他，也算过得去。最可笑的是某些学人，老朽得简直不成样子，可是照样分钱，照样旧货大甩卖，这是毫无道理的“学界分赃”制度！更怪的是某些系主任，每学期只呈报一次名单，他就每月照领三千元的额外补助，请看这是何等腐化！何等不合理的！有的教授在外来基金的援助下可“指导”研究生，“指导”一名就每月多拿一千元，“指导”三名就多拿三千元，而被“指导”的呢？从黑夜到天明，矻矻不休，只能分到“指导”人的十五分之一——两百元！这两百元，还要是得宠的学生才分得到，不听话的，一分钱也不给！相对的，财源茂盛的老教授们却财不厌多，他们拚命捞钱，公然兼差，公然找外快，朋分外快，有的还趁休假之便，不多多研究，反倒做起洋基金会的执行秘书来，每月多赚台币一万元，乖乖！

再说“意淫”。“意淫”本是缓进派好色表现的一种，谈到好色，本没什么不得了，不过对道貌岸然以经师人师自命的“君子”们说来，似乎不宜太过而玷“清范”。孔德成七十七代老祖宗曾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其实这话大有问题——至少在台大文学院中大有问题。台大文学院中的老教授，“血气既衰”却又该“戒之在色”者大有人在。在中国传统里，人一到老年，就想到《易经》里“枯杨生稊”的古训。实行这古训最成功的当然是汉朝的宰相张苍，张苍九十岁时还“妻妾以百数”，所以他真正是“气合锻练”、“幼女补身”的实行者。这种传统下，中国人一到了老年，一有办法就收干女儿、养丫鬟、讨小妻、捧坤角、逛窑子……对大学教授来说，以上这种种今天已经式微了，至少今天再也找不到像黄侃（季刚）教授那种白昼宣淫的作风了！可是台大文学院的一些老教授，在日逼埯嵫之时，却又忍不住要白发红颜一番，因为他们发现：过去的伪君子与假道学做得太过火了，垂暮之年，若不再风流一下，未免太划不来了。在回头猛省之余，他们纷纷学袁子才，开始收“随园女弟子”了，于是，他们就容易犯了“老年癫狂”（seniledementia）的毛病，但是环境的限制，使他们达不到“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境界，也抢不到朝明星头上加金冠的殊荣，所叫唯一能走的路，就是“意淫”。

有的老教授，一上课就宣布：“女学生一律坐前排，男学生全都坐后面。”这种决定，并不是什么ladyfirst，而是饱眼福方便。方便的结果，女学生的分数一律八十分以上，男学生呢，一律八十分以下！还有的老教授，写情诗，追女职员，秀笺题字，画里真真，极尽太虚幻境之能事；还有的老教授，庭院花发，邀请班上全部女学生移玉舍下，共来赏花，男学生呢？当然一个也不请……除了这类个别行动的以外，还有集体行动的，比如五十年度的中文系，五名助教清一色是女人，这未免不是巧合吧？今年的比例是女三男一，这不能不说是进步吧？但是“助教级”上虽失之东隅，在“讲师级”上却得到了补偿，女男讲师的比例在五十年度是五比五，但在今年却是七比六了。

这个比例，只有外文系的九比八可以相伯仲，而外文系今年的助教级是女四男一，简直比中文系还超越前进了！

更等而下之的，非“巧合”的，就是“扎下女”的流行。文学院的老教授中，与家里“欧八桑”先奸后娶者有之；奸而不娶者亦有之（遮羞费照付），流风所及，从台大理学院到东海文学院，再从而“偷渡”至港，到大谈中国文化单挂英国国旗的新亚书院，都有先奸后娶或后不娶之“学风”，尤以爱谈宋明理学者，最爱搬弄此“天理”“人欲”分不清的丑事！

另有一种赠诗清献的，意境似较深远，与流俗迥然不同。若推代表人物，则非文学院长莫属：文学院院长前年游山玩水，有女同车，颜如舜华，此女为谁？金马号公路车车掌廖百合小姐是也！沈刚伯惊艳之下，口占而出：

应是瑶台曾见她，

人间哪有此容华！

海棠虽艳终嫌俗，

高洁怎如“百合”花！

“百合”以后，就开始在“洞”里“断肠”了：

一枝“双喜”口余香，

九曲洞中频断肠，

圣水未尝人已老，

哪堪白发对红妆！

可见“圣水”没喝到，这是何等憾事！在这一点，他野心大过徐复观，两人“诗歌比赛”的结果，徐复观对着凌波的照片只是“诗以张之”，其志只不过是“万灵犹自绕歌裙”、“从此书城春不尽”而已。绕“裙”之事一何小，喝“水”之事一何大！台大文学院之优于东海文学院，由此可证。

我这篇文章由统计图表开始，算来算去，竟从制度算到人事上面，最后涉及到人事的头儿沈刚伯，这是很痛心的事。我只好静候浅人们骂我“人身攻击”。我要干脆说明我实在分不清“对事不对人”的玄理。就沈刚伯和文学院的情况而言，“人”与“事”根本是分不开的，其人存则政不举，任何稍知文学院情况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个学院在沈刚伯十四年来的阴沉领导下，已经腐败到什么地步。文学院的松懈、敷衍、残破、寒伧，早已使别的学院看不起（就如同毕业典礼上，别的学院院长都穿博士礼服，而沈刚伯一人却没资格穿一样）。这一切恶果，沈刚伯不能辞其咎。沈刚伯慵懒成性，游学无根，完全不足为文学院的表率，完全是个误人误事的老人。这个老人在学问上除了对希腊史、罗马史稍加涉猎外，其他表现则为才子派，有许多是信口乱道、信笔乱写的。此公此才，对初出茅庐的大一学生，可以开开茅塞，可是一个学期足够了，再听就是浪费青春，因为“沈郎之才，技仅此耳”！三十多年来，沈刚伯在学术著作上是一片空白，唯一可举的是目前中学生用的所谓“标准本”外国史，其中大部分还是抄别人的。此外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杂文，其中有的清新可喜、有的滥套可厌。不过这都不能代表学术研究（写杂文，是三流writer干的事、“文化太保”干的事；scholar要拿出学院派的论文出来才行）。在外国，从来没有一个拿不出学术著作的人可以尸居大专院长的，也从来没有不能陆续有新著问世而能稳坐宝座的（早被撵下来了！），可是沈刚怕却一坐十四年，丝毫没有明显的长进和改变，也丝毫不觉得脸红。这真是败坏中国学风的真正罪人！

沈刚伯除了不贪财以外，其他一切都是老教授中腐败的代表，也是最好的活证与抽样，更是集大成的人物。他十四年来唯一可歌颂的“德政”，是不让徐复观之流混进台湾大学，大概是想引某某入室的典故而心有惴惴，结果嫁祸于东海大学，使东海大学的师生心头暗叫：“苦也！恁地引进这湖北佬来！”

缺乏“太学祭酒”风骨的钱思亮用人不当，罪加一等，必要时，他该表现同进退，跟沈刚伯一起下台。他们把持得太久了！该换换新人了！

只有这些学术界掌权的人物自动给高等教育留点体面，中国士林才有一线生机；只有他们自动削薄脸皮的厚度，中国教育才有一条活路。他们不起带头作用，其他老教授们自然心安理得，躺在沙发上睡大觉。

我们天天盼望政治的革新，殊不知政治革新的条件必须有赖于教育的革新。从短视的眼光看，似乎是政治影响教育；可是从长远的眼光看、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眼光看，却是教育影响政治。“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只有教育才能使思想变化，主持教育的人，自己若不先思想变化，只是敷衍守成，盘踞不去，摆不出新气象，国家如何能有希望？

我们教育情况的最大缺憾，是缺乏一个强而有力的制衡或考核的力量，这个力量不论是属于机构、法条或舆论，都是不够的。对教育界的黑暗腐化，没有人去“扒粪”——经常的“扒粪”，自然就形成了僵化的局面、自然就形成了高枕无忧的局面。大家都以为教育界是既“清”又“高”的，“清高”到不可能腐败的程度，所以人人都不去注意它，人人以为教育在这批“年高德劭”的手里一定没问题，殊不知这真是天大的错觉！

台大文学院的怪现状只是台湾高等教育怪现状的一面而已。关于文学院内部的腐败，很多人知道的一定比我还多，可是他们或许因为不好事、或许因为怕事、或许因为宅心忠厚、或许因为看破红尘，总之他们不肯说或不愿说就是了。在这种众神默默的现状下，我只好自告奋勇。说这些话的后果也许是鹦鹉救火、也许是飞蛾扑火，或是另一个方式的不得善终。可是我知道我不能坐等别人来“发难”，对政治，我们已经不说话了；难道对教育学术、对社会问题，我们还装孙子吗？

也许现在，我颇能体会十六年前傅斯年写《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的心情，我不怕被误会成“人身攻击”，如果这也是“人身攻击”，我想傅斯年会由骨灰匣子里跳出来，与我拉手。

带着一百分的同意，我把这种同意发射给王洪钧先生——我们年轻的高等教育司司长，表示我对他这篇《老一辈，你给了我们些什么？》的绝对支持。同时建议他，何妨再表现一下年轻人的风骨？如果在司长位上不能大刀阔斧的整顿高等教育，何妨挂冠求去？何不替我们官场上，留下一笔“为原则而掼纱帽”的纪录？何不用这种纪录，来表示他对目前高等教育的抗议与绝望？——像二十五年前的英国外相艾登一样，用磊落求去来代替宦海浮沉，这该是多么动人的举动！在今天恋栈成风的习气下，只有王洪钧先生能表现这种举动，我们带着看壮士断臂的心情，来围观他表现这种举动。

《文星》第73期1963年11月1日

##师道与是非

我读《列子》这部书，其中有一段话吸引了我，为了醒目，我把它排成新诗的样子：

列子师老商氏，友伯高子。

进二子之道，乘风而归。

尹生闻之，从列子居。……

列子曰……

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

三年之后——

心不敢念是非，

口不敢言利害。

——始得夫子一盼而已。

五年之后——

心庚（更）念是非，

口庚言利害。

——夫子始一解颜而笑。

七年之后——

从心之所念，庚无是非，

从口之所言，庚无利害。

——夫子始一引吾并席而坐。

九年之后——

横心之所念，

横口之所言，

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

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

亦不知夫子之为我师，

若人之为我友。

——内外进矣！

对这段话，大义理家或大考据家，自然纷纷有他们的解释，我懒得研究他们是怎么解释的，我只想照我自己的意思，给它来一番“李氏新解”。

我的“新解”是，这段话的妙处，乃在它把一个学生的受教育的历程，做了一番有意思的比喻。它描写学生在老师的“春风化雨”下，对“是非”、“利害”观念的层层演变，从“不敢念是非”一变为“庚念是非”，再变“庚无是非”，最后变为不知人我的是非。而这种演变，做老师的，自然随时从旁奖掖或示以颜色，老师看到孺子可教，遂由一盼到一笑，由一笑到“排排坐，吃果果”，最后浑然一体，师徒一致，形成了一个“学网”，在“学网”之中，他们谈的只是辈分和名分，谁跟你谈是非？

重名分，是中国传统的特色。子曰：“必也正名乎？”于是，在正名过程里，师生是其中一个强而有力的名分。

但是，孔子似乎觉得，老是“名分至上”、“辈分第一”，似乎也不太好，至少在“仁”面前，“名分”、“辈分”应该让一让，所以他说：“当仁不让于师。”

所谓“当仁不让”的“仁”字，大义理家和大考据家们又纷纷有他们的解释，我认为这个仁字可以解释做一种对“是非”的观念，一种对“是”（真理）的固执，一种对“非”厌恶。如果这样解释，我认为“当仁不让于师”一句话，实际上就是说：“在真理和是非面前，不能因为有师生的名分就马马虎虎。这是不能让的，就便是老师，我们也要批评。”

读过亚理士多德的《尼可马堪伦理学》（EthicaNicomachea）的人，都会在第一部第六章里，看到他批评他的老师柏拉图的话，他指出真理和师友都是亲爱的，但在不可得兼的场合，他选择真理。

孔子说“当仁不让於师”的本意，就是在此。仁是真理，信奉真理的人是“不忧”的，因为真理可以使自己“内省不疚”，“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所以，信奉真理的人，才会说：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但是，问题来了，就是一旦真有一个“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的局面出现了（比方说，这个局面是一个大学的文学院），以“仁者不忧”自命的人，是不是要表现一次“是吾忧也”的气概呢？

照孔子的说法，是要表现的。因为孔子说“仁者必有勇”，仁者应该表现出“当仁不让”的勇气。

但是孔子没有想到，这种表现有实际上的困难，它不能发衍为一种使人遵行的传统，原因很简单——它触了另外一种传统。

另外一种传统就是中国的“名分”传统，在名分传统底下，一个讲求当仁不让的“是非”传统，是无法发荣滋长的。换句话说，传统跟传统打了架，结果呢，“师生”的名分传统胜利，“不让于师”的是非传统投降。

这种矛盾的冲突与胜负，是这位两千四百年前的老教育家压根儿没想到的，其实这该怪他自己，怪他为后人铸造传统的时候，竟不小心弄成了“两统相斗，必有一伤”的局面。

这种局面，老教育家自己就碰到了：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从是非传统来讲，叶公那边是对的：爸爸偷羊的“是”，做儿子的，除非说谎话，是无法“非”掉的；但从名分传统来讲，孔子显然牺牲了是非，他主张把“是”予以“隐”掉，唯有“隐”掉，才算“直在其中矣”！

这样看来，孔子所转引的“直道而事人”，所赞叹的“直哉史鱼”，其中所谓的“直”，并不是依靠在对“是”（真理）的固执上，而是一种对名分的屈服。屈服的结果，所谓“直道而行”云云，只不过是说着玩的，并没要你真的拿来实行。这种“直”，只能在你心“中”去实行，不能冒冒失失的搬到罗斯福路三段来实行。

分析到这一步，我们才能明白孔老夫子的心眼里的意义，才能明白“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大道理。

这种名分前面不论是非的做法，孔子本人便是第一个实行家。他作《春秋》，尽管称赞“直”笔的董狐，但他自己却不敢“直”笔。例如鲁国四次弑君，他不写；一次逐君，他不写；一次戕于外，他不写；狄灭卫，他不写；晋侯传见周天子，他改写……这种不肯说真话的态度，就是我们圣人的态度。这是什么？这是“曲”笔、这是伪善、这是曲道其外，“直道其中”！

写到这里，我们总该明白了：在中国传统内，名分底下无真理、辈分底下无是非、师道底下无直道。唯一“当仁不让于师”的牌子，只是能看而不能摸，更不能摘下来耍。凡是傻头傻脑，硬将《论语》的教条拿来实行，不想“托诸空言”而要“见诸行事”的，那他一定是傻瓜，一定要被围剿。

但是，信奉真理的人还是不要失望，还是要读《论语》。

在《论语》中，孔子提出一个问题，他怀疑的问：

觚不觚。觚哉？觚哉？

翻成山东白话，他是说：

觚是有六个角的酒坛呀！现在觚没有六个角了哇！俺倒要问问：这是啥子觚呀？这是啥子觚呀？

这是孔子的“正名主义”。这个主义的特色是使A恰如A、B恰如B，使万物各得其分，觚要觚、君要君、臣要臣、父要父、子要子；觚不要不觚而觚，君不要不君而君，臣不要不臣而臣，父不要不父而父，子不要不子而子；觚而不觚者，“觚哉”？君而不君者，皇帝哉？臣而不臣者，大臣哉？父而不父者，老子哉？子而不子者，小子哉？……如此类推，可得下式：

〔文言〕师不师。师哉？师哉？

生不生。生哉？生哉？

〔白话〕老师不像老师。这难道是老师吗？这难道是老师吗？

学生不像学生。这难道是学生吗？这难道是学生吗？

这种逻辑，年羹尧把它引申出来写成对联：

不敬先生，天诛地灭；

误人子弟，男盗女娼。

在这里，年羹尧用爽快的意思表示了做学生的和做老师的各应遵循的尺度，凡是不遵循这个尺度的，一概剥夺他应有的名分。

这样，我们又可得到一个新解释：凡是“老师其外，误人其中”的老师，都不能算是老师，都应该剥夺他应有的名分、应该走开。

凡是有这种新颖认识的人，他不会再有一种“狭义的师道迷信”，认为老师是永远不可违背的、不可批评的。

章太炎是打破这种“狭义的师道迷信”的人，所以他写了一篇《谢本师》来反抗他的老师俞樾，为了俞樾的保守。

周作人是打破这种“狭义的师道迷信”的人，所以他也写了一篇《谢本师》来反抗他的老师章太炎，为了章太炎的落伍。

周作人的学生也是打破这种“狭义的师道迷信”的人，所以他们也写出了一篇《谢本师》来反抗老师周作人，为了周作人跟日本人合作。

任何有点进化头脑的老师，都不该为自己学生的“背叛”感到惊骇或难过，因为这种“背叛”，乃是一种对进步的督促。

任何有点好汉作风的学生，都不该为“背叛”自己的老师感到内疚或不安，而觉得这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梁启超当年为了他的老师康有为的缘故，不能“背叛”，只好看别人去革命，自己做了保皇党。可是在内心里，他始终不痛快。所以民国成立后第六年，康有为、张勋等搞复辟，梁启超终于“背叛”了，马厂誓师以后，康有为恨他入骨，骂他是“贼”，感慨“鸱枭食母獍食父”、认为“逢蒙弯弓专射羿”，可是梁启超顾不得了，在真理面前，他只好把康圣人“谢”掉。

任何识大体的人，都不会责备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叛师”举动。不但不会责备他们，反倒会肯定他们是对“师道尊严”的坚强的拥护者。

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对学生的最大意义是在传授真理，就是所谓“传道”。这种“道”，进一步跟名分、身教等糅合起来，就是所谓“师道”，也就是“经师”、“人师”的同体。

在习惯上，所谓老师，它的最高境界是一个完整的名词，它包括“言教”与“身教”、包括“经师”与“人师”，换句话说，除了单纯的传授知识以外（第一层次），它还要树立人格上的楷模（第二层次）。从“童子之师”进而为“百世师”，再从“百世师”进而为“万世师表”。

但事实上，这两个层次常常不能双轨并行，所以一千两百年前，《师说》的作者就大声感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师道之不可复知矣！”

不过不并行也没关系，做老师的，只把传授知识的第一层次做了，也就差强人意了。

但是，当有一种情况出现——就是第一第二两种层次都无法表现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说：

师不师。师哉？师哉？

我们便不得不怀疑，这种“师”的名分，是否还存在？——尽管这种“师”的芳名，还在学校的名册里面；尽管他们的躯壳，还在讲堂黑板的前面。

当这种情况似乎没有止境的延续下去的时候，当这种延续，已经形成“学网”或余光中先生所谓的“须幕”的时候，我们这些“坏学生”，是不是可以冒“天诛地灭”的危险，来触一触“网”或剪一剪“须”呢？

我们觉得，这种触“网”或剪“须”的举动，与其说是“反叛”，不如说是对“师道尊严”的真正维护——没有一个热爱老师的学生会眼睁睁的看他的老师走进不长进的死巷！没有一个热爱真理与是非的学生，会坐视他的老师走上“师不师”、“误人子弟”的绝路！

所以，当有人忍不住了，终於出面“上条陈”，请老师们不要败坏中国学风的时候，心情的沉痛是双方面的，老师方面觉得“生不生”，学生方面也觉得“师不师”，于是，对气量狭窄的人说来，“责善则离”的裂痕，便不难发生。

唯一能弥补这种裂痕的法子，是双方都不要忘记什么是真正的“师道”，在真正的“师道”底下，任何名分上的关系、任何“狭义的师道迷信”，都抵不住真理与是非。只有把真理与是非放在“师道”的牌位上面，这种裂痕才有了弥补的共同标准。

在这个标准下，学生出面批评老师，做老师的似乎不该有悻悻然的小气派，尤其不该说：“个人的行为，你不可批评，何况，你的态度不好！”

有这种论断的人，至少有两点解释可供参考：

一、如果只就传授知识的第一层次（“言教”、“经师”）而言，老师个人的行为的确不该批评；但是若从立身楷模的第二层次（“身教”、“人师”）而言，个人的行为会对学生有重大的影响。所以，除非老师小看自己，除非学生小看老师，这种对个人行为的批评，是可以的。何况，这两个层次有时候是分不开的，即以孔子见南子一事为例，“子路不悦”的，岂不是由第二层次怀疑到第一层次？如果孔子当时有女弟子，对女弟子多给分数或“其他”，我想，不得好死的子路也许会再来一次“不悦”吧？由此可证，子路对他老师的“不悦”，又从而坦坦白白的表示他的“不悦”，真不愧是“圣人之徒”的作风，真不愧是对孔子最大的尊敬，因为在子路眼中，孔子不是一个个人行为见不得阳光的“童子之师”，而是堂堂正正的曲阜大学教授。

二、关于学生批评老师的态度问题，这和教育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古代的学生不参加“恶性补习”，也不参加“联合招生”，他们有“选师”“择师”的权利，所以他们会表演“杖策骑驴”、“担囊负笈”的故事，也会表演“程门立雪”、“立庙藏衣”的礼节；做老师的，很像幼稚园的老师，一切课程都包办，从来没有什么faculty，所以学生有任何不满，径行表现“不悦”可也，并不需要诉诸舆论。可是现在不同了，现在的老师们已经形成集团或派系，年深日久，他们的表现也不太能有独来独往特立独行的伟大风范，他们愈来愈你像我、我也像你，对学生说来，他们只是“大同小异”，只是“此非吾‘师’也！何其声之似我也！”

这时候，学生出来表现批评，批评的重点当然是老师的“团体”，是faculty，不是“个人”。偶尔涉及到“个人”，也是认为这个“个人”可以代表“团体”，代表领导群伦的阶层，值得请来做活证与抽样。所以，毋宁如泰戈尔所说，“个人”是好的，“团体”是不好的。老师“个人”也许不愿老不争气，但是他一看到这是一个适合老不争气的“团体”，於是他也就心安理得。既然这样，在“白沙在泥”或“扶同误国”的讥笑下，他也就无法保持“完璧”了。

老师团体既然成为被批评的对象，批评方式的表现自然也就因人而异，宽猛有别。由于批评是自“下”向“上”发射，所以很像御史对皇帝的谏诤，且皇帝与老师，又同是“天地君亲师”中的主角，故放在一块儿来说，也许更适当：

自古御史对皇帝的谏诤，最值得称道的表现是“犯颜而谏”，最有勇气的表现是“敢于”犯颜而谏。“犯颜”者，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要抓破脸皮请你“自我修理”也。提到“修理”，任何人都知道是“上”对“下”的玩意儿，是当权派对在野派寻开心的法门儿。在“上”者对在“下”者不满意，他可以干干脆脆，“责付廷尉”或“鸣鼓而攻之”。可是在“二子”（臣子、弟子）方面，他们若想表现对“上”的不满，除了造反以外，只好走涕泗横流慷慨陈辞的恭请“自我修理”的路。但是，此路表面甚光，实际却不容易走，一走不好，就要被半道里的程咬金出来咬住，在你脑袋瓜子上扣上“忠贞有问题”或“不敬先生，天诛地灭”的大帽子，如此，不但前功尽弃、“冠”盖天庭，你的生平事迹也要宣付资料馆立传，一辈子翻身不得了！

但是，偏偏有一些傻瓜，他们偏偏要做铁面御史、偏偏要犯颜直谏，不计一切后果。有这种气概的人，其“态度”之不好，必矣！所以历史上，常常有脾气极坏的御史，天天在皇帝鼻子前面指名叫骂，骂得“寡人”德薄能鲜、羞愧难当。周昌、汲黯、朱云、辛毗、魏徵、李绛、石介、魏谟、林俊、冯恩，……这些坏脾气的家伙，最爱表演“当车”、“扣马”、“引裾”、“折槛”、“面折”、“廷争”等等把戏，使被批评者一方面警惕头疼，一方面要“自我修理”。

这个大臣批评皇帝的传统，是中国的一个好传统。这个传统，大体上，已经移交给监察委员，由监察委员们延续他们的坏脾气，所以，可以这么说：做为一个监察委员，脾气愈坏愈可爱，脾气愈好愈糟糕。目前的陶百川先生、黄宝实先生……他们都是脾气欠佳的人，所以，监察院还是可以勉强“迎风户半开”，不必关门。

至于另外一个传统——学生批评老师的传统，自从子路“不悦”以后，似乎跟着就及身而绝。两千四百年来，至少我个人，看不到学生对老师有超过“不悦”的强烈表示。直到晚清以降，才算有大逆不道者出来，一一表演“谢本师”，表演“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种表演，前程如何，未可逆料，当然它的结果会犯众怒，会闹到老者既不安，少者又不怀，为之函牍交加，棍石俱下，这种反应，凡是了解“狭义的师道迷信”的人，都会会心而笑。

这篇文章既然用列子的话来开头，用孔子的话来撑腰，所以，最好用老子的话来收尾。我们李家老子说得好：

当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非常可能的，我笨拙的做了一件“代司杀者杀”的傻事，批评了一些似乎不必由我出面批评的怪现状，可叹我竟如此做了。如今我两手流血，竟哓哓然还谈什么“师道与是非”，我想，斫斫自守的圣人之徒，一定要笑我了。

《文星》第74期，1963年12月1日

##论“占着茅坑不拉屎”

11月1号，我发表了一篇《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文星》73期），用台湾大学文学院做例子，指出高等教育的黑暗与腐败。文章一发表，便遭到强烈而普遍的反应，有的说我快人快语、有的说我勇气十足、有的说我哗众取宠、有的说我大逆不道，并且，照例地，又有人说我被人指使，不过这回似乎不再是被“二百五十元收买的职业诽谤家”了，这回可能“涨价”了。

真的，如我被“收买”，我倒真愿意“涨价”，这样年深日久，我可以积少成多，腰缠万贯，然後学伏尔泰，一面做股票生意、一面骂人。至少那时候，不会再有任何人骂你是被“收买”的了，谁再说你被“收买”，你就抛笔钱给他，叫他自渎、叫他写文章自打嘴巴、叫他做“文妓”——叫他歌颂你做“中国最有钱的伟大文人”或“世界上最有名的文化老鸨”。

“伟大文人”也好、“文化老鸨”也罢，这些至少都是二十年后的事，属于前者或属于后者都还不知道，先按下不表。

一位台大文学院的老教授读了我的文章，居然天良一闪，感慨道：“不知道文学院内幕的人，会责备李敖言过其实，但是知道文学院黑暗的人，却反倒会埋怨李敖骂得不够狠，保留得太多！”

我完全同意他的话。

没有人知道我写这篇惹祸文章时候的心情，当我把这篇文章写好的时候，我笑着对自己说：“PrideLee，你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你把你所知道的文学院的腐败只写出一小部分，这对你这种刻薄成性的人说来，不能不说是厚道了！但是你别高兴，没有人知道你的宅心忠厚，你千含蓄万保留，他们还是照样要骂你缺德、骂你造谣、骂你藐视师长！”

果然，果然，果然不出所料。

大人先生们亡羊补牢的办法，有下列几种

一、开会讨论，商讨对策。仔细查究，谁是幕后人，查究结果，幕后人姓莫，名须有。

二、虽然明知无幕后人，但在宣传上，还是要说李敖是受某某人或某某集团利用。

三、研究是否开除李敖在台大研究所的学籍，研究结果，不开除，免得事态再扩大。

四、由人出面在台大演说，由蟑螂谈到人，主张要效法蟑螂的懒惰、守成、不进取，认为人攻击人是一出要不得的悲剧。

五、由人写指摘文字。尤其是由青年出面，郑重宣告：“学院重地，查无贪财好色不事进取之老人，特此证明。”

六、由人出面关说，暗示你小子见好就收，就此为止，不好再闹下去，再闹，有你的。

七、宣扬李敖此举，是跟某某人有私怨。

八、宣扬“以人废言”，“盗固不义，而跖非诛盗之人”，认为即使他们该批评，你李敖也没资格批评。

九、拈出道统：李敖是学生，他们是老师，学生怎么可以“骂”老师？

十、“骂”也可以，不过态度不好，用字遣词悉属恶劣。

结论：真正该骂的是李敖自己，李敖是个无法无天无师长的浑小子。叫一声：同胞呀！大家千万不要信他的话。

于是，惊魂甫定，遮羞完毕，有人又从麻将桌边浮了出来，照旧打出了“白板”，做成了“清一色”，然后望望窗外，喘气说：“吓！这次‘台风’好大呀！”

五十多天来，关於高等教育怪现状的讨论，似乎已慢慢转化成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所谓“大学教授待遇菲薄论”。因为“待遇菲薄”，所以不能专心做学问、不能研究、不能发表论文、不能退休、不能新陈代谢、不能这个、不能那个……总之，一切都没法子，一切都得维持现状——拖！

这个待遇菲薄论，是一颗定心丸、一帖安魂药、一张遮羞的帘子、一道老不长进的护符。

在这里我要正式拆穿：所谓待遇菲薄论，只是一种偷天换日的技巧、一种移花接木的把戏。

我先从洪炎秋先生的文章开始。

台大中文系教授兼《国语日报》社长兼坐自用三轮车的洪炎秋先生，在我的文章发表后28天，写出了《一个教授的自觉》（11月28日《中央副刊》），他首先宣告，在他死后，他不但要把尸体捐给“医学院去解剖”，并且在千刀万剐之后，还要把剩下的白骨皑皑“移交农学院当肥料”。这种粉身碎骨的精神，是很令人敬佩的。

不过，洪炎秋先生做这一宣告的目的，除了表现这种精神以外，似乎还有一个主要的作用，那就是明示或暗示给人们：不要以为我们老不中用呵！我们死了，还会“人尽其才”呢！

于是，这位中文系的教授，用他教授的中文，勾起读者的恻隐之心，在泪眼汪汪之下，对教授们的叔度汪汪，自然狂投信任票了。于是，洪炎秋先生展开了他“诉诸怜悯”的宣传术。我们看他的话：

近两年来，咒骂老人，成了时髦的风气，简直是匹夫无罪，年老其罪……被咒骂的老人当中，尤以老一辈的大学教授，更成众矢之的，所以我们这批被骂得一文不值的老教授，应该起来做个自觉运动，表示我们“姜桂之性，到老愈辣”，最低限度，还有勇气拿自己的身体去供解剖、做肥料，一直到死，仍希冀有所贡献于人群，并不是“破棺材占冢”，只会当青年人的绊脚石。

接着，他开始用“自辩”来代替“自觉”了：

不过我们这些老一辈的教授所被检举的罪状，大都很有辩解的余地，没有什么极恶大罪，不能接受片面的严酷的缺席判决。关于个人的私事，由当事人自己去申辩，至于对于一般的指摘，我是一般中的一分子，自然要出来喊一声：“青天大老爷，小人冤枉！”我们被指摘的，最动人的有两点：一点是死抓棒子，不肯移交；一点是不能追随“美国的教授们，一年到头，忙着写paper”。

对这两点“动人的”指摘，他的主要辩护意旨如下：

一、“死抓棒子，不肯移交，阻碍青年的进路，虽然也可构成罪状，却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棒子代表“饭碗”，所以只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不能死前退休，盖即使名教授董作宾先生的退休金也不过是“十一万五千元”，“经过三两年后，这十一万五千元就要坐食山崩了，将来怎么再活下去呢？所以逼迫老年人交出棒子，等于谋财害命，还是恳求高抬贵手，刀下留情吧。

二、“第一回合刚刚应付过去，青年人的第二个指摘接着来了。你们既然死抓着棒子不放，那就得装龙像龙、装凤像凤，为什么不去追随‘美国的教授们，一年到头，忙着写paper’？”对这一点，“情有可原”的理由是美国的教授待遇好，所以，“能够专心一意，埋头钻研”；中国的教授则“不能不东奔西跑，餬其口于四方，所以大都是‘救死唯恐不赡，奚暇写paper哉？’”

乍看起来，洪炎秋先生这两点辩解好像合情合理，其实全是犯了逻辑上“不相干的结论”（irrelevantconclusion）。我所以说他犯了这个毛病，因为他的两点理由，完全是针对“养老院”或“救济院”的理由，并不是对大学里“学院”的理由。如果我们讨论的范畴是“养老院或救济院的一面怪现状”，那么洪炎秋先生的两点辩解，可以说是很好的挡箭牌。可是我要不客气的指出：大学的“学院”，是研究的、进取的、有朝气的“学术”之“院”，并不是“任老子婆娑风月”的“养老”之“院”或“救济”之“院”，这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基准。换句话说，面对一个“学院”，我们关切的和要求的，是这个“学院”的研究状况、进取情形和是否有朝气……这是构成一个“学院”的标准。所以，对一个落伍的腐败的“学院”，我们要用一个起码的“学院”标准来检讨它，而不该用一个“养老院”或“救济院”的标准来检讨它。这点浅显的逻辑知识，我想，在北京大学“学院”里出身的洪炎秋先生，是不应该忘记的。

洪炎秋先生的文章出现后第三天，何凡先生在《棒子问题》（11月30日《联合副刊》）里，特别称赞这种“委婉解说”的态度；又过了两天，东海大学的梁容若教授也写一篇“天国之路”（12月2日《中央副刊》），也“略说一点感想”做为呼应。

对洪炎秋先生的文章，我向来是佩服的，我在初中二年级就读他的那本《闲人闲话》，就觉得他那一支笔，有维护真理或颠倒是非的能力。七八年前，有一次我跟帮过我大忙的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先生聊天，我就特别称赞他们系中的洪槱（炎秋）教授，并且庆幸洪槱教授的“笔”，都是朝“维护真理”一条路上走。

可是这一回，我觉得洪炎秋先生走错了路了。他没摸清什么是“真理”，就开始“维护”起来了。所以我不得不走出来，细细批评他一番：

洪炎秋先生的第一个错误是他既承认“死抓棒子”的“罪状”、承认“不肯移交”的“罪状”，也承认“阻碍青年进路”的“罪状”，但是却说这些“罪状”是“情有可原”的、是“没有什么极恶大罪”的。所以要喊一声“冤枉”。这不是很有趣的矛盾吗

洪炎秋先生说“棒子”是“饭碗”，不能交，交了只剩下“十一万五千元”，两三年就光，“等于谋财害命”。这是很不公平的话。

一、我已指出这是拿“养老院”或“救济院”的标准来看“学院”。这是不对的。“学院”的重点是促进学术，教授的生活是“个人的私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学院”，有负担一个教授由壮到老、由老到死的义务。

三、世界上没有任何老不长进的教授，可以厚颜“啃”一个“学院”，一直“啃”到死的权利。

四、“学院”要求的是促进学术，凡是不能达成这个要求的人，一概不必再“鞠躬尽瘁”了，只要“鞠躬下台”就行了。

五、这种“鞠躬下台”，是新陈代谢，并非“谋财害命”。

六、新陈代谢是替国家学术培养生机，在这种“理”下，没有什么“情”可言，所以不必喊“冤”，也不必喊什么“刀下留情”或“情有可原”——我们不能因为“情”，就断送了“理”，不能因为“颐养”一些老不长进的“天年”，就断送了学术上新陈代谢的命脉！

七、“十一万五千元”上下的退休金，放利息每月可有两千元，并不比现职的教授待遇少多少，并且退休的人并不是废人，还可以“东奔西跑，餬其口于四方”。

八、老不长进的人不退休，在“人事冻结”的紧箍咒下，新陈代谢的作用完全被勒死了。当年他们得一个硕士学位，就可以当教授；可是现在呢？一位才华卓越的青年学人得了硕士回来，只能得到一个助教名额！这位学人能当教授却没有机会，许多青年学人能当教授、讲师或助教，也没有机会，这种“老年人堵在前面，青年人推在外面”的现状，岂是中国学术教育之福？

九、青年人走投无路，可曾有老先生们替他们讲一讲话？他们没有“十一万五千元”，也没有机会，他们是否也要“恳求高抬贵手”，有混一个“饭碗”的权利？在宪法第15条、第152条里，明定人民有“生存权”、“工作权”，“国家应予以适当之工作机会”，可是，青年人要问，“适当之工作机会”在哪里？他们肯研究、肯进取、有朝气，肯为一千元就出卖自己一个月的廉价劳力，可是，老先生们为什么不问问，像这样的青年，失业的还有多少？“十一万五千元”的保障，每月两千元的利息，就要大喊“谋财害命”，试问那些没有“十一万五千元”，每月连一千元的职业都找不到的青年人，该怎么活法？对这一点，老先生们为什么装聋作哑不说话？

十、所以，在“学院”里占着房子、领着薪俸、拿着实物、分着津贴的老教授们，实在没有理由再喊“冤”、再喊“谋财害命”，因为早该属于青年人的“财”，已被他们“谋”掉了！早该属于青年人的“命”脉，已被他们戕“害”了。他们把“学院”变成了“养老院”和“救济院”，还不能接受年轻人的批评，还要“委婉解说”，还要用文章、书信、演说来反击、来诡辩，他们好意思吗？他们的“恻隐之心”呢？“羞恶之心”呢？“是非之心”呢？他们既非漫无心肝的人，在这三种“心”中，总该有一种吧？

洪炎秋先生的第二个错误是他的待遇菲薄不能研究论。对这种怪论，因为他口口声声呼吁“愿人人都做肥料”，所以，我用一个粗浅的“肥料”的比喻来答覆他：

比如说，一个人提着裤子上毛房，蹲在茅坑上，占着茅坑，当然要拉屎，不管是干屎稀屎黄屎黑屎，他总该拉。他头脑没用处，思想已臭，但是大便有用处，并且愈臭愈好。大便可以做肥料。可是他占着茅坑，蹲在坑上，却居然死皮赖脸，硬不拉屎。他不拉一大堆，反倒说了一大堆，推托什么没吃饱、闹胃病、生痔疮或便秘之类，其实都不能成为赖着不拉的理由，更不能以他死后乐捐尸体供作解剖或肥料的巧计，做他生前霸占茅坑自己不拉也不让别人拉的借口。这根本是两码事。诗意一点说，他死后“化做春泥更护花”的伟大，并不能抵消他生前“占着茅坑不拉屎”的罪过。

这样说来，装龙的，一定要像龙；装凤的，一定要像凤；蹲茅坑的，一定要拉屎；做大学教授的，怎么能够不研究？没paper？光在讲台上鬼混一阵就算了事？

何况，“待遇菲薄”的理由，洪炎秋先生自己就把自己驳倒了，他说

话得说回来，就在这样的中国，仍旧很有些实行着忠臣不事二君，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成天关在研究室中工作的教授。我所服务的台湾大学，任何一个学院，都不难找出这类的书呆子。就连被骂得狗血喷头的文学院，一天到晚，孜孜矻矻于书斋中的，也大有人在，哲学系的陈康教授、史学系的劳榦教授、中文系的王叔岷教授等人，都是有目共赏的好例。

这不是奇事吗？这些“书呆子”为什么有paper呢？他们为什么能在讲课、餬口之外，还能写paper呢？这不是证明了“待遇菲薄”并不是老不长进的护符吗？

12月1日，梁实秋先生在《整顿高等教育的几点意见》（《文星》74期）的后记里，就指出：

我们处在目前的情形之中不愿有任何怨言，因为待遇最微薄的还不是教师。

我尤愿指出，待遇最微薄的，尤其不是教师中的大学教授，大学教授不但待遇不算最微薄，并且研究的环境与时间，比一般公教人员都来得多。但是试看他们有几个在“孜孜矻矻”的努力工作？他们只是鬼混而已，无怪乎蒋匀田先生要在《如何矫正高等教育的怪状》（《文星》74期）里说：

假使用“焚膏油以继晷”的时间“去搓麻将”，则李敖先生所说的那些怪象，我虽不希望其有，却不敢断其为无了！

12月2日，乔龄先生在《人才之叹》（《大华晚报》）里也认为：

实际上就有他（李敖）所指责的现状存在，那就是“把持”，……今天不但某国立学府如此，政界亦复如此。

“把持”的现象并没什么不得了，甚至是人之常情，不过“把持”要“把持”出个体统，不能太使人看不过去。以台大文学院为例，至少十四年的“把持”局面总该有点明显的改进，总该多出几个陈康先生、劳榦先生或王叔岷先生，总该把学风的招魂幡《文史哲学报》愈出愈厚，总该培养几个不靠色相和马屁而当讲师助教的青年学人……可是这一切改进——起码的改进，在沈刚伯先生的领导之下，都毫无成绩可言，所以我说，沈刚伯先生不好再干下去了！他实在应该“引咎辞职”。“引咎辞职”是一种光明磊落的态度，它表示自己干不好，放开手，让出机会来给别人干，这是西方人的态度；我们中国人则不同，中国人经常是自己干不好，也不让别人干，自己硬要说什么“既往不咎”，“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过去的不算，再来一次”，硬要再表演“将功折罪”、“改过自新”，表演“非我来不可”，表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表演“你别急，我总有一天会拉出大便来”。这是很可怕的现象，也是很不要脸的现象。沈刚伯先生似乎不是不要脸的人，跟他一个调调的老不长进的教授们，似乎也不是不要脸的人，他们应该知道所以自处之道。为他们诸公计，我有四点意思也许可供参考：

一、如可退休，实在可以考虑退休了，你们都是教了三四十年书的人，难道还教不出一些中年人或年轻人来接你们的手？如果教出来了，你们该“赏”给他们一点施展的机会；如果教不出来，你们该痛感你们的失败，不好再教下去了。

二、如果你们还是赖住不走，你们总该多多发掘一些可以有大作为的青年人，将来在你们“破棺材占冢”的时候，替你们挽救你们所留下的烂摊子，而不要在那个时候，又由一些矮人、奴才和庸才来把持。

三、你们总该写点paper来抢救你们的声誉，并且发誓此后不再谈“待遇菲薄不能研究论”，该知道这都是自欺欺人的鬼话，即使国家对不起你们，你们也不该对不起青年人和学术，何况在这种困难的状况下，国家待你们并不薄！

四、你们应该经常向你们的领导人物学习，你们的领导人物——不爱财的沈刚伯先生，从这个月起，每月多拿“嘉新讲座”六千元的补助，我想他一定会拿出研究成绩给我们看看了，他一定该有paper了。12月15日，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代所长、我所佩服的刘世超先生，在他的《大学的师资问题》（《新时代》3卷12期）里，在批评“李敖君的文章”以后，曾有这样的话：

以台大文学院长沈刚伯先生为例：他虽然年近七十，但他的教书，讲解精审，思想通达；所兼行政工作，事务繁重。我们还可以要求他在研究方面像年轻人一样做斩将搴旗的工作吗

“李敖君”的答复是：当然要，为什么不这样要求呢？他在“研究方面”若不“斩将搴旗”，他还配做文学院长吗？他的教书，“讲解”是否“精审”、“思想”是否“通达”，我李敖没选过他的课，只有天晓得；不过“行政工作，事务繁重”一点，则凡是了解文学院内部状况的人，都知道本院院长的“行政工作”，并非“事务繁重”。

所以，我们相信沈刚伯先生在教书和办公以外、在向于右任老头儿写肉麻寿序以外、在武侠小说惊鸿一剑以外、在读徐复观先生的联盟信和慰问信以外，一定还有余力写paper，写p-a-p-e-r。就因为他有这种把握，所以不爱钱的他，才抢先接受了“嘉新讲座”的每月六千元的津贴，为穷途潦倒的台大文学院，带来了无限的喜气、财气和光芒。所以说，台大文学院中的老不长进的教授，应该经常向你们的领导人物沈刚伯先生学习，他现在拿起笔（和钱袋）重新做人了，你们不可不重新做人。新版《圣经》说得好：“重新做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伟大的‘嘉新讲座’六千元，早晚会掉在他的头顶上。”

《文星》第75期，1964年1月1日

##关于高等教育怪现状的讨论

——一些材料

1963年双十节，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王洪钧在台北《自立晚报》上发表了一篇：《老一辈，你给了我们些什么？》在文章的后两段，他写道：

举几个例来说吧！

谈知识，我没有资格来算这笔账。但博学的人们，谁能把老一辈所留给我们的知识财富算笔细账？谈创造知识的力量，又在哪里？美国的教授们一年到头忙着筹写paper，如果有一段期间在自己所教那一行的专门出版物上，没有几篇叫座的东西发表，慢说声语，连教授的位置都受动摇。但我们的学术教育界呢？对若干人而言，一张经过审定的教授证书，一本够念一年的讲义，足可带给你一辈子生活的保障，甚至可以保障你有充分的时间去搓麻将。有些讲座或是交换教授的机会要限制年龄，还有人抗议为什么独薄于老一辈。事实上，抗议的人也不能说没有理由，从某种角度去看，有些制度就是变相的救济，救济就应该老少兼顾。以致国内的学术界患了严重的贫血症，从这一代到下一代。看到博士自海外归来，哪怕是回来几天，哪怕是主讲汉学，也被我们视为补剂，视如医治贫血的特效药。然而，我们自己的生命力量何在呢？

至于道德，大致只剩下几张印刷精良的商品说明书。慢说现货供应，恐怕连样品也不多见。如果有商人用说明书来兜售而没有样品、没有现货，多么精致当用的商品，你会接受吗？不会的，甚至你说他是欺骗。但在原属可敬的人们当中，一手拿道德的说明书给你看，一手在掏你口袋的并不难见。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中，道德原是最坚固的支柱。如果道德在一般情形下变成了口号或是罪恶的伪装，何异于白蚁吃空了一座大厦？

谈到继往开来的责任感，我在1961年4月1日写过一篇《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曾触发李敖先生在《文星》杂志写了一篇《老年人和棒子》，并连同拙文一起收在李先生《传统下的独白》集子里。还有若干篇文章谈到“棒子”问题。对这个问题，这几篇文字己说得够透彻了。有许多年轻人曾纯洁的贺我接上了一棒。我不忍心说他们错，也无法承认他们对。在我那篇拙文中老早指出：我们需要的，不是个别的动，而是整个的行列在移动。更何况，这不是真正的一棒，即使是，我也拿不起。因为我只是个起劲的啦啦队，而不是真正的万米赛跑运动！

我们还不够老，我们还在学样；我们已不年轻，我们要给人学样。老一辈，你给了我们些什么？

读了王洪钧这篇文章，我在日记里写道：“王洪钧文（10月10日《自立晚报》）代表一个高等教育司司长的感叹。官场中出此声，十三年来第一次也！我想他快辞职了！”

三个星期以后（11月1日），我在《文星》第七十三期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一篇是《李济：他的贡献和悲剧》。我在“编辑室报告”里说：

这期的一个编辑重点是关于高等教育与研究的讨论。这里面涉及到“事”，也无法不涉及到“人”。……我们希望和教育学术接近的朋友，多多提供这方面的意见，使这潭死水，先激起一点浪花。

我这两篇文章发表以后，“浪花”很快的就激起来了。我先把有关的文献列个简目：

一、李敖：《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文星》第73期，1963年11月1日。

二、《大华晚报》社论：《高等教育的危机》。1963年11月6日。

三、洪炎秋：《一个教授的自觉》。《中央日报》副刊，1963年11月28日。

四、何凡：《棒子问题》。《联合报》副刊，1963年11月30日。

五、蒋匀田：《如何矫正高等教育的怪状》。《文星》第74期，1963年12月1日。

六、梁实秋：《整顿高等教育的几点意见》，《关于“整顿高等教育的几点意见”》。《文星》第74期，1963年12月1日。

七、蔡骤强：来信。《文星》第74期，1963年12月1日。

八、何烈：来信。《文星》第74期，1963年12月1日。

九、毛子水：来信。《文星》第74期，1963年12月1日。

十、李敖：《师道与是非》。《文星》第74期，1963年12月1日。

十一、梁容若：《天国之路》。《中央日报》副刊，1963年12月2日。

十二、乔龄：《人才之叹》。《大华晚报》1963年12月2日。

十三、刘世超：《大学的师资问题》。《新时代》第3卷第12期，1963年12月15日。

十四、何细雨：《既愿做肥料，何不做烈士？——有感于洪炎秋教授的自觉的呼吁》。《民主朝》第13卷第13期，1963年12月16日。

十五、李敖：《论“占着茅坑不拉屎”》。《文星》第75期，1964年1月1日。

除了这些主要的文字以外，还引申出一些类似的讨论，在《自由青年》、《人世间》等刊物上，以及75期以后的《文星》上，都有类似讨论的文字（如第75期陈彦增的《乐育英才的苦恼》、第76期楚卿的《也谈乐育英才的苦恼》、潘东坡的《“体罚问题”及其他》、第79期孟祥柯的《从一巴掌看辅仁大学——高等教育怪现状的另一面》等等）。

除了这些公开的文字上的“浪花”以外，当然还有不少文字以外的剧烈反应：诸如沈刚伯遭到多次的难堪场面、李济气得拍桌子、钱思亮向黄季陆大骂李教，以及大量的函牍与流言之类……热闹异常。

我现只就一些文字上的讨论，扼要记录一点史料：

洪炎秋的《一个教授的自觉》，其实并非自觉，应该改题为“一个教授的自辩”或“一个教授的狡辩”。他这篇文字我在《论“占着茅坑不拉屎”》一文中已经详细引用并驳斥，这里不再多说。何细雨的《既愿做肥料，何不做烈士？——有感于洪炎秋教授的自觉的呼吁》，是一篇痛骂他的文字，引录如下：

几天以前，在《中央日报》副刊上读到台湾大学洪炎秋教授的大文，叫老年人临死以前，立下决心，把尸体捐出来做肥料。我读了以后，心里很是难过，我不知道洪先生的自觉运动，在当今的老教授先生们当中，到底能起何种作用？发生何种反应？但是作为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的我看来，洪先生啊！你内心的痛苦，我实在很同情；你用意的善良，也很使我钦佩。但是，洪先生，我觉得你到底还是不够勇敢、还是太消极了。我说这话，绝没有轻慢的意思。我是想到，老先生们既然有做肥料的决心，何以拿不出做烈士的勇气？

我要老教授们做“烈士”，并不是要老先生们起来革什么命。一说到革命，有人就怕，因为联想到的是流血，事实上，在民主社会中革命是不要流血。自觉——在本质上还不是一种革命吗？我冀望老学人当烈士，乃是希望您们当肯讲话、敢讲话的烈士。在今天，我们有多少的事是值得检讨，多少的缺点是值得我们提出来改进。可是，试看看：我们有几人肯出来讲、敢出来讲呢？

在今日的社会上，有多少事可痛。我们的警察本来是保护人民安全的，但是有谁敢出来指出某些横行霸道的事呢？我们政府的官员，有许多都是为人民服务而设的，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没有人、没有红包，如果你想申办什么，便比登天还难。我们神圣的教育当局，本来要以身作则，一是一，二是二，为什么要开后门，给一些达官贵人的子弟留学（我希望主管人有勇气把一些要人子弟出境“办法”公布）。学生考取留学，申办出国，本来是学生的权利，但是，如果没赶上留学生服务处联合办会，就是一个分局的承办警员，他都可以使你为难，替你拖上十天二十天（我近来才知道这是许多留学生宁愿在海外流浪而不愿回台的原因之一）。我们有些办事复杂的手续，本来是给人借用来增加威风，作为压迫人的工具，却美其名曰制度。再看看：在美国银行当中，某某中国人有多少存款（不管借用谁的名字）？在台湾各城市，有多少洋房是属于某公某公？还有某公有多少财产，是如何来的？某某金屋藏过娇……还是可以高官厚禄……这些谣言或事实，请问有几个人不晓得，在美国、在香港、在欧洲，成为人们谈论台湾的笑料（我们的立法院监察院如果有勇气、肯做事，应该分别成立专门委员会来调查，有则改之，无则可以对国人交代，澄清谣言）。有几位学人不晓得、没听到？但是啊！有几个人敢出来讲话？有几个人敢出来发言，要求调查？从某一个角度看，这便是我们今日台湾社会政治的症结。我们口上反攻、反攻，革命、革命，但在骨子里有反攻和革命精神的有几人呢？

作为一个学生，我深知道教授们的痛苦。写书，谈何容易，资料在哪里？何况要兼差谋生？睁开眼睛看社会……“感触良多”（借用一位教授写给学生信里的一句话）。所以今天极多在台湾有成就的老学人们，只好借看武侠小说、下棋……来麻醉自己的知觉了。现在洪炎秋教授却敲了一下自觉的醒钟，叫大家下决心准备做肥料。因此，我趁着广大反响就要发生之前，插嘴说一句话：“既愿做肥料，何以不在做肥料之先，做轰轰烈烈的烈士呢！”来把某些人的假面具撕掉、把社会的罪恶披露、把官场的黑幕揭开呢？

“孩子，这是年轻人的事。”洪先生，你也许会这样告诉我。可是，正因为我们年轻，还能多活几年，还想多活几年，还梦想着一个前途，所以才向你和许多老教授先生们提这个建议。要是我到了六十（我绝对不会等到“人生开始”的七十），便一定拿起我的春秋之笔，在一些戴假面具的人们的脸上画王八，绝不管他是什么人。人老了，生命也快到尽头，病死与惨死都是死；尤其病死和惨死的尸体，同样可以做肥料，剩余价值是不变的，又何乐而不为呢？

对《国语日报》社长洪炎秋的文字，当然也有另一种意见，我们试看在《国语日报》任职的何凡的《棒子问题》：

11月号《文星》杂志上有李敖先生的一篇文章，对台大文学院有所批评，很引起教育界的注意。前天（28日）中央副刊上有台大国文系教授洪炎秋先生的一篇《一个教授的自觉》。他对教授的不能潜心学术研究和“交出棒子”，有委婉的解释。他并说自己思想搞通，决心立下遗嘱，将来把遗体交医学院解剖，以利研究。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我想是针对李文而发的。

把大学教授的生活情形提出来讨论，是有益的一件事。至于态度与措词，那是另一个问题。这件事由青年人提出，由老年人答复，如果心平气和的谈谈，可能有助于现状的改善。我是一个中年人，老早向青年摇手说“拜拜”，而老年又在不远的前面招手说：“来，坐啦！”而且手里似乎也没有一根具象的棒子，因之自己像是看台上的一个观众。看到田径场上的接力比赛竟为交接棒子的问题发生争论，不禁发生意外之感。按说田径赛有严格的规定，四百公尺接力每人跑一百公尺，不能多也不能少。甚至交棒都有指定的地区，在区外交棒会被取消资格。但是中国的事很难说，棒子不交不是特别“卯上”，要把旁人的路都跑掉，而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其实不仅学校如此，公务员何尝不是一样？社会上新陈代谢的机能已经失去作用，总不是正常的现象。

洪先生的文章中有坦白的“自觉”，表现出并不因年龄而麻木。他主张“碎尸万段”以发挥人类的最后价值，似更有沉痛的心情存于其间。从这一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老年人的某些可取之处，这就是不在纸上冒烟儿，委婉解说，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本来讨论问题要具有同情心与幽默感，以免从辩论弄到挥拳打斗，甚至涉讼公庭，就远离原有的目标了。

位尊如董作宾教授才领到十一万五千元的退休金，这还是在他生前赶办的。也无怪他交不出棒子来，还不要说有没有人能接。所以今日的教授在任职时须冒“五马分尸”危险以维持生活，则退休后自然危机四伏。世称美国是“老年人的坟墓”，但是至少他们的生活还有保障。至于中国老人，养儿已不能防老，则他们手持接力棒在跑道儿上卖命，也就值得同情了。希望拿着高教司长的棒子的王洪钧先生，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紧跑两步。

乔龄的《人才之叹》一文，也值得我们看一看：

唐代有两大盛治，一是贞观之治，一是开元之治。这两“治”都分别有两位“贤相”互相合作。太宗时代有房、杜，玄宗时代有姚、宋。房玄龄，临淄人，太宗时居相位十五年，举贤才、兴文教，致贞观之治。杜如晦字克明，杜陵人，为尚书右仆射，与房同心辅政，善断大事，世称房谋杜断。姚崇字元之，硖石人，玄宗时为相，抑权倖、劝节俭、修制度，开元中引宋璟自代。宋璟，南和人，守法持正，开元中为相，与姚崇合力辅政成开元之治。

凡是一世盛代必定有人才，人才不止一个，如果单有一个人才像蜀汉之诸葛亮，结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结果变成“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人才做了一段时期一定要找一个替手，像姚崇引宋璟自代，萧何引曹参自代。看准他有才就推举他，或者和他通力合作，不过看人才要有眼光，如果像王安石用吕惠卿那就祸及己身了。

最近某杂志上有一篇少年朋友写的文章，对某学府的“老前辈”们痛加诋毁，其中未免过火而且有肆情报复的嫌疑，但实际上就有他所指责的现状存在，那就是“把持”。韩愈在《师说》里面提到“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于吾乎”。今天不但某国立学府如此，政界亦复如此，所以重要关头派不出适当的人来。

蒋匀田的《如何矫正高等教育的怪状》，有下面的意见：

上一（恶性补习）问题，存在脑海，尚未交代。昨晚又承萧孟能先生到舍间谈及李敖先生一篇大作《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更使我心酸。萧先生走后，我又详阅李文一遍，对其所列台大文学院教授平均年龄的两个表，最高平均年龄的一栏60.1岁强，我还稍引以为慰。美国的社会，是新陈代谢最快的社会，男教授到七十一岁才退休。所以平均六十岁的年龄，不能算最高。除去少数特殊天才，一个学人思想成熟的时期，总在五十岁左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虽系早年的创造，他一直到临死之前，发表了又收回的宇宙基本公式，始终未能定稿，贲志以终。这证明一个兀兀穷年的学人，配合适宜的环境、安定的生活，新的创造力可以与生命相终始。怀特海（whitehead）晚年在哈佛大学讲哲学时，往往有临时独出心裁的创见。所以当他每讲出Andfurthermore一词的时候，就是他又有心领神会的新见引发的时候。听众必争记之，不使遗漏。再证之宋儒理学大师朱晦庵的晚年定论，可知中外古代的学人，对于学术的贡献与创造，并非严格的受年龄的限制。孔子学《易》，于韦编三断之后，尚说：“再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说明从修业到进德，都可不受年龄的限制。可是进德修业，除有适当的环境与安定的生活外；最基本的还是需要锲而不舍、兀兀穷年的精神。假使用“焚膏油以继晷”的时间“去搓麻将”，则李敖先生所说的那些怪象，我虽不希望其有，却不敢断其为无了！李文所揭发的那些怪象，果真为有，则说明我们的基层教育到高等教育，为我们民族新生动力的源头，发生了严重的毛病，值得教育当局的注意。注意的有效办法，在基层教育，要努力做到小学毕业，免除升学试验；在高等教育要增加研究的工具、图书的设备，以促起自动研究的精神，非冠冕堂皇几条规范式的法令所可收效。此非本文所欲陈述。本文欲就李文所引高等教育司王司长洪钧先生的一段话，提出积极的建议：即如何使我们的高等教育界能多有创造，每年都有王司长所说好的paper提出，以贡献于世界文化，以留传于后代青年。

上引王先生所记：“美国教授们一年到头忙着筹写paper，如果有一段期间在自己所教那一行的专门出版物上，没有几篇叫座的东西发表，慢说声语，连教授位置都受动摇。”这是事实。凡到过美国，而稍与他们学术界接触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实。可是paper的写成，要具备先决的条件，才能有言人之所未言、发人之所未发的论文paper提出。这些先决条件，随学科的不同而各异。在自然科学方面，则试验的工具与试验的费用为最要紧；传棒的名教授当然也是最主要的因素。这些理由已经在拙著《民主的理想与实践》（文星书店出版）及《政治学新解》（商务印书馆再版）各有专章讨论，言之话长，此处无法详道。我们现在没有那些先决条件，就于自然科学不可能有好的论文提出，理非当然；情却可原。五年前，我曾前后分别面恳陈兼院长与蒋总统，要求国际标准化台大的化学物理两系。纵有财政的困难，也须先从这一面赶上国际的知识水准。他们当时虽都同意我的建议，可是无奈限于财力，至今无法着手。我记得清清楚楚，陈兼院长当时还说：我们现在不单是试验的工具陈旧了，就连教授也感落伍了！我说这可依经济学的供求原则，提高这一部分教授的待遇，从外国请来。证明日理万机的当局，不是不明了高等教育的某些内容。现在假使让我进一步分析，教授的落伍，就是由于试验工具的陈旧，使他们无法继续研究，日久尘生，自然落伍了。这不是我们学人的聪敏才智不够，而是工具性的条件不能使他们发挥聪敏才智。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利器，无法磨练善工，这是我们自然科学界终年无好论文提出的主因。何况有了利器，还要筹足使用利器的费用。有一次是教育部黄部长到舍间谈天，说到教授科学必须试验的问题。他说我们现在的仪器并不陈旧。我说美国大学学化学的学生，每天的试验药材费用，平均每人至少在二十元美金左右，我们如何？他说就是这笔预算不够。这笔预算不够，当然不能尽试验之能了。这些条件不够，我们只有让青年们到外国去读博士，也不能怪老一辈们没有留给我们什么。

自然科学，注重试验；而人文学科，则注重观摩。所以美国公私立大学的教授，每在校教书两年，学校即给假一年。薪资照拿，学校且资旅费，使他们到外国考察，以收比较观摩的效能。如此不但可使教授们常变环境，增高见闻；尤便于“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匡益。使教授们不致久困于旧的环境，而常与新人、新事、新物接触，自易增加兴趣，启发新知，心感神发，而写出好的论文。我们现在教授们，出境考察的手续困难，出境旅行的费用何自？学校没有轮假的制度，请假一年，生活且成问题（敖按：轮假制度有，只是办理不善），所以不得不互争交换教授的机会。长此又困斗室，难免兴致索然。搓麻将固失书生本色，争救济虽属情犹可原；然总难免颓唐腐败的陋象。

我以为既知这样颓风的来源，应求矫正有效的方法。有的方法，限于财力，无可实行；但由政府资助公私立大专学校，实行教授轮假制度，让教授们分批按时到各先进国家考察，应当可以勉强做到。我相信只要能做到这步，则两三年后，我们学术界的风气必然为之改观。而教授们亲睹世界学术进步的趋向，也必能鼓起研究的兴趣，不致死抱一本讲义或一纸教授证件，而硁然自满，引为生活有着了。谓予不信，曷一试之呢？

对以上王文所指的问题，提出我的看法以后，我想对老一辈所留给后辈的知识略表浅见。我很同意王洪钧先生的看法：“博学的人们，谁能把老一辈所留给我们的知识财富算笔细帐？”这笔细账确实很难算。纵使能抛却主观的异同和情感的爱憎；单就时间的因素而言，也很难一时估定这笔财富价值的高低。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因不同的时间，重行估定古人的思想价值。梁任公曾谓清代的汉学，即是中国的文艺复兴。都是因为时代的价值取向不同，而对于前辈所留的知识财富，有了高低不同的看法。往往在当时以政治原因或其他障故，使一家立说，默默无闻。忽因传至异代或播至异地，而大放光辉，称颂一世。《文心雕龙》一书，在当时不过视为词章小品，而多年前经过胡适之先生的宣扬，则视为文艺批评不可多得大作。现经施友忠先生译为英文，又甚受美国文史届的赞扬。“发潜德之幽光”，端赖后起的努力，无法于短暂的时间，对前辈的手泽算一笔细账。这五十年来，人文学说一面的佳作巨制不少，正有待于时间的考验、思潮的洗磨，与深思明辨的简选。“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难道当鼎革之际、剧变之时的一代，独能例外吗？

梁实秋在《关于<整顿高等教育的几点意见>》里，也表示了他对目前高等教育的看法：

将近三十年前给报纸写的一篇文字，本来没有什么价值，不过里面所提起的几个问题好像是依然成为问题。当然，我们现在台湾，又有一些新的问题。在所有的新的旧的问题中间，最严重的问题是有关教授的问题。这问题可以分两方面讲：第一是师资的来源问题，现在台湾无论哪一个大学、无论哪一个系，都普遍的缺乏适当的教师。好多人在大陆、好多人留在海外，住在台湾的一个个的老了、一个个的倒了。海外学人偶然返国讲学当然是件好事，并不能解决我们的经常的困难。资助少数学者从事研究当然也是好事，并不能解决我们的整个的问题。我看还是应该采取收缩的办法，不要再事扩充，要充实内部、要集中人才，有什么角色唱什么戏。兵贵精不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又何尝不然？第二是教师的生活问题，教师待遇微薄，中外皆然，我们处在目前的情形之中不愿有任何怨言，因为待遇最微薄的还不是教师。不过目前绝大多数教师为了生活问题而不能专于其业、不能潜心进修，也是事实，因此而受害最大的是整个的高等教育、是整个的国家。有关教授的问题如能解决，高等教育的问题即是大部解决。建筑高楼大厦不是顶重要的事，教师节敬师也不是顶重要的事，修订课程标准也不是顶重要的事，顶重要的事是：约集适当数目适当资格的教师，在各个学系里长久的认真的一面教书一面研究。

我在这期《文星》《编辑室报告》里说：

蒋匀田先生和梁实秋先生，都是关切高等教育的开明知识分子。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特别值得我们重视。他们都从几个根本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所以都能触到问题的核心。我们试想想：梁先生在近三十年前就提出大学的“质”和“量”的问题，他的意见无非是怕学术水准的低落。可是，我们看看三十年来的种种演变，岂不正好被他不幸而言中？在今天，我们有大量粗制滥造的“硕士”、“博士”，有大量以生活艰难做不进取借口的“教授”，有大量的“亚洲历史学家会议”的“历史学家”……总之，处处都在大量生产，生产庸才，然后再由庸才来“代表”、来把持。这种现象，是“国家名器乱给人”，是蛮干胡来，是大笑话。我们真希望从教育部长以下，大一学生以上，都来想想这个问题，想想在这部《新儒林外史》中，你的大名该在哪一页？

同时《文星》登出三篇读者投书，第一篇是《蔡骤强先生来信》：

编辑先生：

读上期贵刊，李敖先生那篇《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引起我这位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不少感触。第一是我们高等教育制度，那种腐化作风，不能促进我们的学术进步，不能使这可耻的“文化沙漠”变成绿洲。另一是我亲身的感受，今天的青年失去了活泼和冲劲。一方面受制度束缚，一方面受低气压笼罩，除非有壮士断臂的勇气，根本就谈不到独立思考培养性灵。

我曾主持《政大侨生杂志社》，它使我对我们的高等教育，加深了一层体验。上学期，当我在读三年级的时候，由于革新号二期出版，我和总编辑关瑞熊同学，提前半年“辞职”；这就是李敖先生在《传统下的独白》196页提到的：“甚至还和训导处闹出不愉快”的结果。

这结果是“棒子”的恩赐，这“棒子”打得我们头昏眼花，几乎使我们一棒不起。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今年，为了庆祝我们青年人自己的节日，我们举办了“青年人与棒子”的征文赛，我们选定题目，理由有三：一、提出青年所面临的切身问题，借征文的方法，唤醒青年人对本身问题的探讨与思索。二、洗刷八股式的陈腔滥调；因为歌功颂德无补于青年人的苦闷。三、建立本刊的独立风格，使它成为青年心声交流的园地；而不是风花雪月，无病呻吟，肤浅残破的废料堆！

征文获得校内外（侨生、非侨生）热烈的响应。稿子经王洪钧、李朴生和谢冰莹三位先生的评审。但录取前五名的稿子送到训导处，辅导文艺社团的先生看了看，就问总编辑：“棒子是什么？我不懂你们是根据什么的？”

“棒子是代表责任问题，棒子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我们是根据王洪钧先生在《自由青年》月刊发表的文章取用的。”

“好，你说棒子代表责任，里面一定有问题，我要好好的看看。”

但他并没有“好好的看看”。他说负不起责任，就把稿子推给课外活动组主任，后者因病又把稿子推给训导长，训导长没地方再推了，觉得“责任太大了”！老人家就来阵秋风扫落叶，红笔一挥，在几箱精采的文稿上大刀阔斧起来。

拿着被宰杀过的稿子，回到寝室，这样就算了吗？我们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应征者和读者，这是最低限度的原则问题。如有什么“思想”、“影射”的问题，相信三位评审先生也不会过目不顾。环绕在我们周围的事实的确是如此，我们何必粉饰太平？

经过了一番抗议，彼此稍稍的让步，那是近乎幼稚的可笑。我们修改了所谓“过激”的文字，不引用“李敖的话”、不准用“文星”两字，对方的让步是“缩小”红圈圈的删修范围。

像这样的含沙射影，这就是我们的高等学府的文化精神？在高高的讲台上，对一群唯唯诺诺的学生讲的什么孔孟学说和修养问题，下了讲台，却全不是那回事。在政治大学里面，连形式上的民主、形式上的言论自由与容忍都做不到，还谈什么政治研究？换句话说，在培养人才的园地里，青年人失去了扶助，甚至失去了心灵上的安全感，失去了独立思考的阳光、空气、水分，怎教他们活泼生长？

事情发生期间，承印《政大侨生》的工厂，曾被强迫停印，我站在停止运动的印刷机旁，想着学校新闻馆挂着的记者信条：威武不屈。想着系主任对我们讲过的新闻记者的人格和修养……想着这时代的“棒”喝，想着这言行不一的世界……

王洪钧先生在“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中说：“这些话好像是牢骚，但也是不得不发的牢骚，因为问题既已存在，与其加以裱糊，不如把它戳穿。戳穿之后，我们才能了解到它的严重，才能去思索、才能去解决。”的确，事情的严重性，实在没有加以粉饰的必要，我的良心在审判我，我不能做一个可耻的乡愿！

编辑先生，你以为对吗？敬祝

编安

读者蔡骤强上1963年11月8日

第二篇是《何烈先生来信》：

李敖先生：

我曾拜读过您不少大作，对于您纵横洋溢的才华，心仪已久，钦迟无限。不过，我不敢恭维您那套对人任意谩骂的作风，特别是这次竟骂到对您有多年“化育之恩”的师长身上来了，愈发令人感到无限的震惊和痛心的失望！

我并不反对您骂人。实际上，社会上的确有许多不良分子，应该予以口诛笔伐，以期警顽起懦，一新社会耳目，从而督促社会的改进。然而，我认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骂人总该有个分寸和原则：不但骂的对象要有选择，骂的方法和措辞更不能过于粗野，以致有损自己的身份和尊严。现在，为长辈讳过饰非的时代虽然早已过去，但对长辈无理的凌辱，仍是不能见容于社会的。至于恶意地发人阴私、捏辞中伤，更是令人不齿了。

有人说：骂人是有效的“登龙术”之一；认为找几个有声誉地位的人物骂一骂，往往是“成名秘诀”；最好能惹恼对方，回骂你一阵；或者甚至跟你对簿公堂，制造出一点社会新闻来；那么无形中你的地位便提高了，你也跟他一样名噪一时了。证之于阁下，这话似乎不无几分道理。您和某立委之间由“东西文化论战”而人身攻击、而法庭相见；这一连串的发展，也许正是您所希望的。事实上，您也凭了这点，由一个没没无闻的失意穷措大，一变而成为钦誉台湾文坛的“后起之秀”了。其实，严格说起来，把您全部大作放在学术的“天平”上去衡量一下，究竟能显得出多少分量来，实在使人值得怀疑。可是那位过分厚道的立法委员，不能觉察您的用心，不幸竟堕入您的彀中，成为助您成名的垫脚石；这对您来说，实在是一件莫大的幸运。但在我看来，却多少有点像电影明星的牺牲色相，制造桃色新闻以求成名一样；有操守的知识分子，是不屑出此的。

靠武力发迹的人，绝不可迷信武力。您是念历史的人，一定了解得最透彻。同样的道理，可以转换成为：靠骂人成名的人，不可以长久倚赖骂人作为欲遂所愿的“新终南捷径”。否则，势将遭遇到迷信武力同样的失败命运。套一句您自己的话：“真正的名流，要拿出真才实学来才行！”

阁下在《文星》七十三期发表的那篇大作：《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拜读之余，几乎令人不敢相信这是出自一位曾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手笔。对于一班自己曾“执经问难受业解惑”的师长，甫离校门，高飞未远，居然便反戈相向，极尽污蔑恶詈之能事；一若对敌寇仇罄，必欲使之颜面扫地而后快；不禁令人为这群终身尽瘁教育的老人寒心！“鸱枭噬母”的惨事，竟然出现于上层人类社会，真要教人慨叹：不知人间何世了！

我十分清楚，您拿准了“老师绝不会和学生对簿公堂”，不必担心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敢放言无忌、信口雌黄，以期达到您那不敢公开宣布的目的；想来实在太可耻了！显然的，您过分低估了《文星》读者群众的判断力；您在向《文星》读者的良知挑战，向台大全体师生的尊严挑战！作为爱护《文星》的读者、作为台大的一分子，我觉得我有责任挺身而出，拆穿您的谎言，辩清是非，卫护正义；不让丑恶的黑色染污了这块纯洁的园地，损害了一批可敬学者的崇高人格。

台湾学术界缺乏新血，人事壅滞，不能起正常的新陈代谢作用，这自然是事实。但这事并非有待您李敖先生起来登高一呼，大众才霍然苏醒的。问题不在学术届本身，而是整个社会环境所造成。不信请留心观察一下，整个社会，哪一个阶层哪一个部门不呈现人事壅滞的现象？作为一个校长、一个院长，岂不想多延揽一些年轻饱学的新人来加强学校的教授阵容？无如在现实的干枯空气窒息下，有几个年轻而有学问的留外俊彦，肯舍弃优厚的待遇，回台来忍受那清苦而阴沉的岁月？即使已在台湾的人才，也很难教他们长久安于其位，何况已经出境的？这种情势是一个校长或一个院长所能改变的吗？如果请你来干同样的职务，您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网罗年轻而杰出的人才呢？您把责任放在不该负担它的人身上；该骂的，您不敢骂；对于一些普遍受人尊敬的学者、您自己的老师，明知他们不屑向您还手，您却似乎勇气百倍，慷慨激昂地把他们攻击得体无完肤；这到底算是哪门子勇气、哪门子光荣？

当今欧美第一流大学，六七十岁的老教授简直多于过江之鲫。而且所有具备学术权威的教授，十之七八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如果今天把六十岁以上的教授，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勒令退休，您能想像世界上的大学，将陷入一种何等贫乏的境地吗？目前的台大，是有些只靠“牌子”、“滥芋充数”的教授；但这只是绝对的少数而已。据我所接触过的，台大教授大多数是学有专长、德业俱尊、足以引人钦敬的学者耆宿。今天台大在国际届享有不太低的声誉，每年培植出来的学生，人才辈出，不少蜚声国际，可以作为铁证。我们不能因为有了一个陈华洲，便说台大的教授都是杀人犯；正如同不能因为有了一个王道，便认定大学生都有劫贼嫌疑一样。太阳尚且有黑子，何况一个容纳万人的学校？

您所说的“分脏”，无疑的是出于罗织的罪名。也许在您看来，“三千元”、“二千四”是个颇为令人眼红的不小数字了。可是您曾否想到，一个读书人要干到教授的地位，是多么的不容易！我敢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授，绝不是靠“八行书”和“辉煌的家世”得来的。他们至少在大学毕业后，又熬了多少年，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才能获得这位职位。到了这个时候，多数早已儿七成群，家累綦重，没有二三千元，您教他们怎样过日子？教书是自由职业，只要本人愿意，兼差有何不可？再说，对于一个居于学术界最高地位、为国家作育人才的教授，每月因额外工作而增加数千元待遇，能算过分吗？反过来说，如果教授的本分待遇，足够养家糊口、研究进修的需要，他又何必去找兼差呢？您对于教育界以外的某些“特殊人士”，每月动支数万，甚至更多些，又当怎么说呢？欧美大学教授，每月薪给高达千余美金，多者至于数千，那将是“国人皆曰可杀”的罪人了。

“有的还趁休假之便，不多多研究，反倒做起洋基金会的执行秘书来，每月多赚台币一万元，乖乖！”这几句话活生生地勾画出一副“双眼圆睁、垂涎三尺、又羡又妒的嘴脸”来。其实，人家乐意牺牲假期，去找兼差，并未有误职守：“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您又何必多管别人闲事？再说，您怎知人家没有从事研究呢？

其次，再说到您所谓的“意淫”，那简直说得太不成话了。在您的描述下，台大的教授都成了“色情狂”。如果您以为读者中竟有人相信您，那无异蔑视读者诸君的理性。您的大作，特别是这一部分，无论内容也好、措辞也好，其粗鄙恶劣之程度，真是令人不堪卒读。明眼人一望而知只是些没斤没两的谰言，实在毫无置辩的价值。不过，站在台大一分子的立场，我不能目睹这种别具用心的造谣中伤，对我所热爱的学校、所尊敬的师长，横加无理的污辱，而袖手旁观。在此只须指出一点您所捏造的事实，一切谎言便不攻自破了。

台大的同学前后至少不下好几万，任何人都可证明一点：除了考试和某些特定的实习而外，学校和教授们是从来不过问学生们怎么坐的。即使在上述两种情形之下，座位也是教务处和助教们排定的，教授们根本不管。您说：“有的老教授，一上课就宣布：‘女学生一律坐前排，男学生全部都坐后面’……不是……而是饱眼福的方便。”请问这话哪位教授说过？除了您以外，有哪些同学听到过？为了证实您不是无的放矢，信口雌黄，请举出几个姓名来！否则，这些不三不四的话，只证明您在“自我侮辱”而已。

您又讥讽沈院长没有得过博士学位。这更显得您的浅薄。您的意思是说：只有博士才有学问，不是博士便没有学问吗？不说别人，就说举世闻名的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吧，他连完全的教育还没有受完呢。其他在学术上具有卓越成就而不曾得过博士学位的学者，古今中外，真是“更仆难数”，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在这里，我要说明一点：我之所以写这封信，完全激于一时的义愤；我也知道，即使没有我这封信，那些受人敬仰的老学者，也不致因为您的无知谩骂而丝毫损及他们的高尚品格；所谓“阳货轻仲尼，蚍蜉撼大树”，多见其不自量而已。不过，我要使人们知道，台大的学生并非全是些忘本之徒，恰恰相反，绝大多数是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我不为向任何人讨好，也无意和谁过不去；您说我“拍马”也好、“出风头”也罢，反正我此刻只认定一件事的是非黑白，别的我一概不管！

最后让我诚恳地告诉李敖先生：我对您并无什么恶意，只是站在同学的立场，提醒您的言论过当而已。您的学问和天资都远超出我不知多少倍，我仍对您保有相当程度的敬意。也许您不同意我对您的批评，但我希望您有接受一切批评的雅量！信中唐突之处在所难免，希望您能原谅我的鲁直！我无意借骂人而“登龙”，所以如果您因此而也公开骂我一阵的话（我猜您不会的，因为我浑身找不出一块可供您揭露的“疮疤”。何况您也知道，骂我这“无名小卒”并不能抬高您的身份），除非十分必要，我宁愿以私人通讯方式向您领教，免得再糟蹋《文星》可贵的篇幅，尊意以为如何？顺颂

近祺

何烈敬上11月15日

第三篇是《毛子水先生来信》：

孟能先生大鉴：

前谈及这回《文星》上刊载李敖君的《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事，我曾说要写一信给你。十多天来，因校正“文存”事，一直没有时间执笔。现想下期《文星》当将付印，因把我的意思粗略的告诉你。

李君文章里讲到台大文学院教授的年龄和工作问题，差不多都是我一向所萦于心的。就我自己讲，十多年来，我常想为台大中文系树立一种足以培养学生慎思明辨的传统，到现在可说没有什么成就。来日无多，怕难如愿。以己度人，想文学院里同事力不从心的正自不少。我对李君能想到教育上这种问题，既感欣慰，又觉自愧。

但李君所列举的事情，据我所知，失实的很多。这或许李君有误信人言的地方。至于若干纯粹关于私人行为的话，是不应该讲的。因为写这种文章一说这种话，便很容易犯着有意渲染的毛病了。我从来总希望《文星》多发表些涤荡社会污浊的文章；但这等文章应出以诚恳。我曾于《六周年祝词》中表明这个意思。我这回对李君的文章不敢赞同，乃我一向的态度使然，并不是因为李君所指摘的为“台大”为“老年教授”的缘敌。至李君的攻击洗刚伯先生，我尤以为不当。我虽素闻李君脾气坏，但觉得他是一个质直的人。而他这次对沈先生的恶声，实已超出质直的范围以外了。这绝不是有志要造成一个公正的社会的人所应出的。不知我这话可发李君一省否？

世乱如麻，我只希望凡有才的人都能够好好的用他的才！匆匆顺祝

近安

弟毛子水敬上1963年11月31日

对许多来信，我都不答复，我只是在《文星》的《编辑室报告》里，提倡“站到亮处来”说话的精神，我觉得凡是肯“站到亮处来”说话的，即使是受人利用、为人胁迫，都比“放黑枪”来得好，虽然人们明明知道什么人是“职业学生”、什么人是“乡愿教授”。我在这期《编辑室报告》里说：

关于高等教育的问题，自从上期《文星》提出以后，就引起广泛的反应；不论是在聚谈中、在演说中、在会议上、报纸上、在书信上，都表现了各种不同角度的看法。本期发表的三封投书，就是一个月来这些反应的一小部分。投书诸君的意见都是代表他们个人的。我们很欢迎这种“站在亮处来”的表现自己意见的态度，因为这是民主社会的最起码的条件。伏尔泰说得好：“你说的话，我一句也不赞成；但是我要拼命为你争取你有说这话的权利。”民主的可贵，就是在于人人有“站到亮处来”说话的权利，人人有表现他的真知灼见或胡说八道的权利。民主社会是一个禁得起挑战的社会，民主精神是抵得住毒素的精神，只要我们顶天立地，何在乎别人的一拳一脚？何在乎别人“放黑枪”？肯尼迪的肉体被黑枪打死了，但是半个小时后，另一个“肯尼迪”立刻接上了线。这一点证明了民主社会的弹性与韧性，也证明了有民主修养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强者。他们面对异己的挑战，面对毒素，也面对拳脚。他们可能不屑于还手，但是绝不把头缩进去，用“蟑螂哲学”来自我解嘲。

我这里最后提到的“蟑螂哲学”，是有典故的。在我发表《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之后，沈刚伯在极难堪的场面下演说“从蟑螂谈到人”，据台湾大学《大学论坛》第九期（1964年1月20日）的纪录，沈刚伯有四段话如下：

因为有斗争性，故必须要有特殊的武器来从事斗争，有的头上长角、有的嘴里长牙、有的能放毒气……用以来攻击别人或防御自己。人因进化，爪牙都不行了，但却能制造种种武器来代替爪牙，从事斗争。而蟑螂是没有斗争性的，它既然无牙、无角，也不会放臭气，不仅没有攻击的武器，连防御性的甲壳也没有，它所具有的天赋的本能，就是脚多，跑得快，也能做短暂的飞行，遇到攻击时只能逃避。

人类最大的威胁乃是彼此间的自相残杀，一场战争下来，死伤不可计数。除了人以外，其他如鱼、狼、虎、豹……等许多动物亦都有自相残杀的现象，但蟑螂却不然，它什么东西都吃，但绝不会吃同类，蟑螂绝不吃蟑螂，如以同类不互相残杀的道德观念言，蟑螂实高于人类。

同类不吃同类，便去掉了一个威胁本身安全的最大敌人，仅有其他二者的成胁——来自自然和异类的威胁——逃避也就比较容易。

人类对于天然性和其他生物的威胁不很怕，因为生物界的危害可以扑灭，自然界的危害可以设法预防，但对于来自人类本身的灾祸并不能免，人类所最怕的乃是人类本身，造成人类不安的乃是人类自己。古圣先哲深知人类之祸根在此，故均劝人莫争，因为争乃是种族灭绝之祸根。

这是很可怜的暗示了。理论上，这个演说者本人如果真的信奉“蟑螂哲学”，恪守“蟑螂的道德观念”，也自成一格，至少可以把蟑螂模型放大，做为他“图腾”的标记。可是事实上，却大谬不然。这个表面上“蟑螂哲学”的信奉者，并没放弃一切中伤李敖、破坏李教的努力，大量的谣言、大量的谎话，都直接间接从中外泄；同时对我的暗中使坏，也不遗余力。台湾大学的几个学生社团请我演说，得不到校方的允许，甚至东吴大学学生社团请我演说，都要被他们院长从婉劝到峻拒，为了“不愿得罪沈刚伯”！

这些外儒术而内法家的战术，似乎不是“蟑螂”所能做得到的吧？“蟑螂”似乎还没有这么多的花枪和险恶吧？

沈刚伯之流之所以能够从背后展开他们遮羞的战术，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利用外界人不了解文学院内部的真相。我试举刘世超的《大学的师资问题》一文为例：

笔者自1955年从台湾大学研究所毕业以后，即已脱离学校生活；但对教育方面的事，仍时常关心。有时好像对某种问题有些了解，形成若干想法，亦不过见人随便谈谈，并未正式形诸文字。一则以为自己非专心教育的事，不能越俎代庖。一则以兹事体大，应考虑周详，方能说得中肯；如不幸发言失度，引起社会误听，则反而有害了。最近见到《文星》杂志上载有李敖君一文，对台大文学院有所议论。我觉得文中颇触及一些应该讨论的问题，但有不很妥当的地方。这使笔者有不能己于言者。因将有关大学师资问题的数点意见写出，以就正于留心高等教育的人士。

台湾大学自笔者毕业以后，这几年中间，无疑的变化很大。学生和建筑设备都大量增加，成了真正大规模的大学。但内在的一个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即师资的缺少。而学生人数愈增加，这一个问题愈形严重。大学任务的两大端，为培育人才和领导学术；这都是非靠人来完成不可的。至于房屋和设备，只不过辅助的工具而已。因此台湾大学这些年来的进步固属惊人，而其实因师资难得的关系，非特不能实副其名，且使主持台大的人亦觉得有苦说不出。

教授缺乏对于学术研究和教学两方面的影响是不同的；对研究的影响要比较重。因为研究的发展需要人多，尤要靠新血轮；如果没有新人补充，仅依靠几位老年人来维持，那是不成的。因为研究中有一部分工作，特别是理科方面的，非有旺盛的精力不可。如跳高然，没有某种体力就不能达到某样高度。不过，在大学里，授课究竟为第一要义；研完工作不好，是整个学术的问题；教学的成绩不好，学生立时就受到影响，就交代不下去了。因此，在师资缺乏的情形下，我们有时实不能不先将就教学而暂缓研宄的工作。

但这并不是说授课繁忙的先生就不能研究；因为人的工作量的弹性是很惊人的。我在此要对台大近年来研究风气的进步表示敬意。就笔者所知，数学系许振荣教授在一段十年长的教书生涯中，好像没有作过研究论文（虽然在以前曾作过），这多少代表台大在研究方面一段相当沉寂的时期。但近年来研究风气逐渐形成，他的兴趣亦浓厚起来了。从1959年开始，一连写了十多篇长文；在数学杂志上已经发表的即有十篇之多。而他的工作是在每周十六小时授课的繁重负担下进行的！又台大数学糸同学在未毕业前即能创作研究论文，而在正式数学杂志上发表的，亦至少有三、四人之多。这多多少少亦是得力于系中教授的启发的。上边提及的许教授，不过是一个例子罢了。当然，人手缺乏的影响使研究工作不得展开，仍为台大一个严重的事实。

人手缺乏对授课的影响，只有靠教授先生的辛苦及客座教授的帮忙来补救一些。笔者仍以台大数学系为例来说。十五年来该系教员虽亦有来去的变动，但到今天算来只是有减无增。原有专任教授四位；现在还是他们。只不过加上几位由助教升上来的讲师共同帮忙而已。但学生已由一系十几人增为百许人；还有大量其他院糸共用必修的数学课程要系中教师来分担。唯一的办法是增加授课钟点；每位教授每周钟点都有十多点。他们的努力和勤劳，是值得我们感谢的！好在他们十年来的辛苦已得到报酬了！该糸学生程度的提高，已不亚于世界任何大学；出境留学的学生成绩优良可为佐证。但该系教授奋力支持的情形能维持多久呢？何时才能盼到有生力军的增援呢？如果没有，即使在教课上亦难保持既有的水准；更无论研究！这实在是一件最可忧虑的事情。

台大数学糸在师资上算是比较幸运的一系，它的困难情形还有那么严重，其他院糸恐怕还有比数学系更困难的。我们大学人才缺乏的原因有的很难消除。首先是美国以其雄厚财力和充实设备向世界网罗人才。前往该国讲学或留学的人往往一去不归。不仅自由中国难以抗拒其势，就是欧洲很有根柢的国家也遭受严重的影响。其次，香港和星马一带地方，常来台湾以重金礼聘学人前往长期讲学或主持学术机构；这些年来被这样拖走的人亦不少，并且这个势头还没有停住。对这方面的人才输出，我们固不必奖励，但至少于情于理不便予以阻挠。然而我们自身在人才上遭到的影响却非常严重；在这方面受影响最大的是文学院，特别是和国学有关的各系。此外，我们还可预见工商界以及其他行政机关之向学校争人。在美国这已是一个头痛的问题了。各学校设置种种计划，变相加薪，无非在阻止人才向校外流动的趋势。在台湾，这个趋势亦已显露了；以后只有日见其甚。至于人才要用到哪一方面才最有价值，这是一个复杂的评价问题；我们在这里很难讲。但单就学校着眼，我们可以了解学校的缺人问题在最近将来还不那么容易解决。

补救的方法可分长期和短期两种。近年来外国学人及中国旅外学人来台做一年半载或更短期的讲学的，逐渐增多。去年清华大学聘请中国旅美数学家三人返台办理暑期学校，使台湾一百多位学数学和理科的学生，乃至在这方面已有相当造诣的学者，得能意外的饱听新课，尤为一时盛事。中央研究院王雪艇院长最近由美返台，亦说该院旅美院士，除三数人声明因特殊关系不能返台外，其余皆热心于轮流回来在各校讲学。这实是好消息，但究属暂时性质的。长久之计，是回台学人能长期留下；更重要的是自力更生。学校中老一代的人能够时时注意到培育下一代，使人才连续不绝，且能后来居上；这才是根本的办法。

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学校中老一辈的教授与青年后进同属重要。教授之老是不足诟病的。李敖君的文章把教授的老讲得过分严重，乃是笔者所不能同意的。教授的年纪大，本是正常和普遍的情形。除数学艺术等科而外，人才的长成都需要长久岁月；教授而能年轻者，反为特殊情形。年老教授固不免有若干弱点，但老年教授的优点亦是通常青年教授所没有的。要紧的是：仅有年老教授绝不能撑持门户，必辅以年轻称职的副教授、讲师、助教群，方能构成理想的教师团。要发扬学术的光辉，全团的人都应该密切合作，互相补足。

世界各大学通例，普通入门课程类由年长教授授课；因为他们学识经验丰富，思想贯通，易使学生得到一个正当的开始。而初出茅庐的人，意气方盛，较易陷于武断；虽能努力教学，取径时欠平稳。我以为青年的教员应被鼓励多从事于专门研究，并教授比较艰深而较专门的科目，由长者从旁辅导。这样，假以时日，庶几有所成就，能够负起承先启后的责任。这可说是大学中培植人才的适当途径。所谓自力更生的关键全在这里。在教师团中青年和老年的配合在于年轻的人能发挥他的冲力，而老年人用他的经验学识维持平衡以免危险。在这项配合中，老年教授所分担的部分已经很重；尤以在当前缺乏人才的情形下为然。社会对老年教授除寄以敬意而外，似不应对他们责备太多。以台大文学院长沈刚伯先生为例：他虽然年近七十，但他的教书，讲解精审，思想通达；所兼行政工作，事务繁重。我们还可以要他在研究方面像年轻人一样做斩将搴旗的工作吗？

在自力更生的题目下，青年学者的确占一重要地位。我想，如果下面两层障碍能够消除，则在最近的将来，可望我们的青年学者成就日多，庶几可以应付我高等教育的需要。第一、以笔者在台大读书以来的经验，感到青年人多有不能向老年人虚心求教的心理。事实上这多出于眼高手低的错觉。在学问方面，需要长年渐积贯通的，老年人可以帮助青年人的地方应该很多。又学术进步，譬如积薪；“后来居上”，乃是常理。凡是真正聪明的人，都知道大国手并不一定是从大国手门下出来的。一个有成就的学者，起初能够得到平实严肃的训练，乃是一生最幸运的事情。这个道理，我希望我们的青年学者多多注意！第二、学校容纳新进人员太少。就台大来说，十余年来增加学生、增加研究所，而没有比例地增加教员名额。这样，一方面增加教授们的辛苦，另一方面也阻塞了青年上进之路。有许多青年具有读书研究的潜能，本可留做后备人才以为将来的师资的。但学校既不能容纳，而这等人才，一离学校，即不再有学术研究的兴趣。这是国家学术界的大损失。我预想各大学仍将逐渐扩充。我以为财政无论怎样困难，对于大学教师的名额似应尽量增加，以建立教育和学术的基础。谨以这个具体建议作为本文的结束。

这位数学家的观点，在毛子水的《编者的话》（国民党的刊物《新时代》由前《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之一毛子水来任主编）里也加以呼应：

关于大学师资问题的讨论，最近报刊中时见论文发表。目前大学部分师资的缺乏，并不是一个理论的是非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加以补救的事实问题。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不只一端。由于教师待遇的菲薄，无法吸引留学的青年学者回来执教；由于近年以来大家一窝蜂似的增设大专学校，致使原已不敷分配的学者阵容更趋分散。平心而论，目前在大学中执教的越授，多属积学有成之士，不戚戚于贫穷，不汲汲于财利，淡泊自甘，有为有守，在当前的社会风气之中，已如孤松傲菊，应该受到优礼尊崇，何忍再加以过分的非难！当然学问本身是有生命的，研究风气的停滞实足以戕害生命的发展。至于研究的成果是否发表，或者是否以论文的方式发表，则各有见解，殊不便据此以为是否进步的论断。现在一个学术刊物的编者，最感苦恼的问题是不容易找到理想的稿件，在我们所接触的学人之中，相信绝非没有研究的成果，只是或则觉得言非其时，不愿公开发表他们的意见；或则觉得“敝帚自珍”，不愿轻易揭示他们的心得。物质生活的萧索尤其影响到有些学人的心情。凡此种种，谅为世人所能公认。环境如斯，我们怎能对于这些学人苛责呢？本期这一篇刘世超先生的来稿，持论公允，道出大学师资缺乏问题的根本症结。我们希望大家以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讨论这个关系文化绵延的基本问题，提出具体的改善方策，维护我们高等教育的文化水准。

1964年1月23日，一位署名“输出新娘”的留学生，特地从美国写信来，指出：毛子水对李敖有“深切的爱护”。为了答谢这封无头信，我特地把十六年前毛子水后一篇《论所谓“教育的危机”》找出来重读一次，这篇文章登在1948年5月1日上海出版的《正义》第五期里，毛子水自己也不会有了，所以我多引几句：

什么是教育的危机？这个问题，似乎人人都能回答，但所回答的恐怕都不相同。最普通的一个回答似乎是：“国家经济状况的不良，使教员学生都陷于衣食不足的境地，还讲什么教育！”而我以为经济的关系固然是阻碍教育进步的大原因，却不是唯一的原因，并且不是最大的原因。就事实而讲，现在国立大学中的学生，十分之七以上是有公费的。这种公费生自己所负担的，不过是衣服和书籍等费。一个人要受大学教育，至少似应当筹出这点费来。其余十分之三的学生，或因家境较好，或因受到别种奖学金，真正穷苦的，为数亦就不多了。至于教员呢，家庭中人口繁多的，当然是十分的困难；人口较少的，薪水若能按月调整，还可以勉强得个起码的温饱。在国家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内当以“君子固穷”自慰，外亦当以现在世界上勤苦的好国民——如英国人——做榜样。若一味羡慕贪官污吏或富商大贾的生活，那就是“自寻烦恼”了。

但我们现在中国的教育，除却经费问题以外，实在还有更大的危机。这个更大的危机，就在教员和学生的本身上。写本篇文字的人是个教员，请先言教员。

教员中有许多是学问和道德俱很高深的，亦有许多是一端偏胜的。前者固然是“经师人师”，后者亦足为后进的模范。但我以为教员在传授学术以外，在学生生活上亦应负指导的责任，教员应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子女看待。对于学生的好行为，固然是应当鼓励和赞助；对于学生不妥的行为，亦应当告诫和劝阻。现在中国教育大危机之一，就是教员对于学生的行为太漠不关心了。

总而言之，学校里风纪的不良，确是现在中国教育最大的危机。壁报标语，不过是一个例罢了。我们若不把我们国家的运命和整个人类的文化放在心目中，自然亦无所谓教育的危机。“唯狂克念作圣；唯圣罔念作狂。”解救中国危机的最大力量，不仅在政府身上，更在教书人和青年学生的身上。

毛子水这些话都大体不差。那时是民国三十七年，国民生计比现在还苦，毛子水犹说经济原因不是阻碍教育进步最大的原因，那么十五六年后的今日台湾，教育腐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所以毛子水责备我批评高等教育的话，我实在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十五六年了，毛子水没有在写《论所谓“教育的危机”》以后，提供任何改制良方，到头来竟自承“没有什么成就”，并且“来日无多，怕难如愿”，他还好意思再说话吗？好意思用乡愿姿态，责备别人谈真正的“教育的危机”吗？好意思说真正的原因不是这个、又不是那个吗？我忍不住要问：真正的“教育的危机”，到底是什么呢？

1964年3月3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的郝延平写信给我，说：“吾兄论高等教育，其中涉及沈先生处，似太人身攻击。请勿怪直言。兄大才可多在建设性方面发展，对台湾学术界当有不小裨益。”

像这一类的信，我也接到不少。当然也有激烈拥护我，为之“倾倒”的（如1963年11月5日孙陵来信）。

其实，很少有人真正明白我在批评高等教育怪现状时所用的方法。我的方法是从事实与人事上来看制度的被强奸，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什么“只论制度不论人”的问题。至少对沈刚伯说来，他是赞同这个方法的。他在1962年4月4日，为国民党的要人朱家骅祝寿，写了一篇《今日的大学和社会》，其中有一段说：

对大学建议，最好是多举事实，少提理论，多谈教学问题，少说制度改革。因为谈到理论同制度，便会公婆各有其理，仁智互异其见，很难得到公认的结论，实不如就事实上提出具体的意见，让大学自己去斟酌采行。

我这次对高等教育的批评，不就是正是“多举事实，少提理论”吗？不就是正是“就事实上提出具体的意见”吗？

这种方法、这种无情的对高等教育怪现状的批评、这种新的“师道与是非”观念的提倡、这种“学生骂老师”的认真爽朗态度，都是我这次发难以后的许多成果与里程碑。最有意义的影响是1963年12月25日高雄医学院出版的《南杏》第二期，这期一开始就有“南杏社编委会委员暨协办班级医六班代表“萧义明、高资敏、张俊雄三人的公开信，其中有两段说：

我们深信大学教育的目的，首在培养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去追求永恒的真理且传诸后世！我们应说出内心的想法，但我们不该作为传声筒、作为谣言的传布站！我们深信我们自己是清白，是没有被染色的，因此我们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

我们希望染有色彩的人，不应轻易以有色的眼光来看我们，这样做是徒然使对学校想有所献力的人感到沮丧！是会斫丧本院的元气与活力。在这谄媚虚伪成风的社会，很多人早将善恶是非抛诸脑后，而唯名利是图、唯出路是尚，然而无论如何，年轻人应该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想法，我们认为偏狭的师道观念、古老的偶像崇拜，将令真理受到沾染，而师道也将随之没落。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师生之间己不能凡事唯命是从，若师有过生也可谏之，如此才能在为人学问上，一代比一代更进步，这是教育的新观念。因此，我们将努力使《南杏》成为纯粹年轻人畅所欲言的园地。

这是很明显的宣言了。接着他们有“集体选稿”的“童言无忌话家丑”，对学校的主持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是台湾大学的学生干不出来的！他们又有一篇《关于本院教授的小统计》，我附录如下：

现在各界高唱着让年轻一辈接上时代的棒子，这时代方能有新陈代谢，始能朝气蓬勃蒸蒸日上！

在高等教育方面，这种呼声尤为殷切，最近台大文学院的一位研究生率先提出他们的教授们太老了，认为太老了“就容易犯上‘老年癫狂’（Seniledementia）的毛病”（《文星》73期李敖先生文）。但环顾我们的学院，经过一番统计，本院教授们的平均年龄仅达四十二岁，可算是各大专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个了，这未尝不是可喜的现象，也是应该值得我们引以为荣的。

兹为大家容易明了起见，特用具体的表格列示。第一表是本院1963年度教授年龄平均。

第一表：

担任学科别/教授人数/平均年龄/年50以上人数/年40-49人数/年39以下

共同科目各科/5/39/0/1/4

基础医学各科/11/46.18强/2/6/3

临床医学各科/10/38.6/0/3/7

牙医学各科/4/42.25/0/4/0

药学系各科/3/43.67弱/0/3/0

总计/33/42.09强/2/17/14

兹为比较方便计，特再引录台大文学院1963年度教授年龄平均于第二表（引自李敖先生文）。

第二表：

系别/教授人数/平均年龄/年50以上人数/年40-49/年39以下

中国文学系/10/60.2/9 /1/0

外国语文学系/19/56.8强/15/4/0

历史学系/11/60.1强/10/1/0

哲学系/8/59.25/7/1/0

考古人类学系/7/58.14/5/2/0

图书馆学系/1/65/1/0/0

总计/56/58.92/47/9/0

由以上二表，可约略比较说明如下：

一、本院教授年龄总平均仅达四十二岁，而台大文学院则已达五十九岁。

二、其中年龄较高（五十岁以上）的教授，在本院只占总名额的百分之六，即在六十岁以上的教授只有二人，而在七十岁以上的仅只一人。而在台大文学院五十岁以上的教授则高达百分之八四。

三、稍微年轻（四十岁以上四十九岁以下）的教授，在本院占有百分之五十一；而在台大文学院则仅占百分之十六。

四、属于少壮派（未满40岁）的教授，在本院占有四十三名；而在台大文学院则连一个都没有。

五、这位台大研究生并说：他们“这些教授绝大多数都是‘英年早达’——他们自己，远在四十三岁以前就当了教授”。同样的，我们的院长也是英年早达，在台大时四十三岁就当了院长。可见二十年前台大何尝不是都属年轻教授。由此我们不难推知：如果本院不注重新陈代谢的话，当本刊发行到第四十期时再行统计，本院教授平均年龄恐怕要高达62.9岁了！

最近，我们可敬的教育厅长吴兆棠博士对今后教育方针郑重表示：“从事教育工作之人选，应以年轻有为、学识渊博、苦干实干为主，才能使教育前途有所发展”。又称：“逾龄教育人员将予退休，遴选年轻博学之士接替，年龄大的已不能在教育上有深刻的研究，因体力受限制，而不能做实地去研究。教育工作并不是呆板的，须配合现时的需要，对教学上有所改进，以倡新去旧。”（《新闻报》1963年10月16日）

我们很赞同吴厅长的卓见。教育好比是一个有机体，而高等教育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坏，自是更加需要新陈代谢、去腐倡新。这样我们教育前途才能有所发展。我们在此殷切地期待着。

为了使全体同学对本院全体教授有更深一层的了解，特再附带提出其他有关的小统计示之如下：

性别：全部男性。

婚别：已婚三十一人，未婚二人。

籍贯：全部台湾省籍。其中北部九人，中部七人，南部十六人，澎湖一人。

毕业学校别：台大医学院——十五人；其他学院——三人。师大理学院——一人。日本帝大——一人。台北医专——四人。日本专科学校——九人。

留学国别：日本十二人，美国九人，英国二人。

获得博士学位人数：十九人。

这不是很有意义的“多举事实，少提理论”的资料么？

这种广泛的影响，是这次1963年冬天高等教育怪现状的讨论的大收获。在这种收获的光照之下，一些小儿科式的阻挠行动（如有人戴我“鼓动学潮”的大帽子，如台大外文系等禁止订阅《文星》之类），都是些小阴谋和小泡沫，都不值勇者的一笑。

我的《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发表以后，香港报纸都转载流传，这是很令我开心的事。最令我开心的事是：我在那篇文章的最后，曾建议高等教育司司长王洪钧以辞职为抗议。两个星期前（8月5日），教育部国际文教处处长张隆延FOCC（中国之友社）请吃饭，王洪钧终于向我说：“我辞职了！”

第二天的报上，登出他辞职的消息。我高兴看到这个消息。在恶势力的阻挠与迫害下，王洪钧做了真正断臂的壮士，我高兴他跟恶势力的终于不能合作。

1964年8月19日

##一封没寄出的信

——致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台静农先生

伯简老师：

我这篇《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惹来了不少的误会和麻烦。我个人只是问心能安而已。有人误传我“攻击到台静农”，真是无稽。你知道我是敬重你的。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穷得卖家藏《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三迁志》的时候，你曾帮过我大忙；曾到宿舍来看我（1957年4月21日）；我当然也不会忘记我所以能有送报糊口的差使，是间接得自你的大少爷的。

我充分了解你主持中文系的苦恼和困难，你的被“挟持”，不能脱身，我也久有所闻，你当然知道我不是对你而发的。不但不是对你，甚至不是对别的“个人”，我批评的对象是“众人”，是faculty。我偶尔提到“个人”，也是认为这个“个人”可以代表“众人”，代表faculty，值得借来做活证与抽样。所以，毋宁如泰戈尔所说，个人是好的，众人是不好的。对“个人”，我何成见之有？即以孔德成先生为例，我直到现在还不认识他，可是我有四篇文章里都批评到他，除了我批评的部分以外，我觉得他有许多长处。所以，我跟个人之间的千仇万恨，压根儿是没有的。

我这篇文章带给高等教育界的风波，也许正如你在民国十六年——我出世前八年——写的那篇《烛焰》中所说的——

一种不幸的预兆无端地袭来，使大家即时变了颜色。

文章可畏，流言亦可畏。先生知我，当然不畏；我知先生，亦复不畏。写到这里，反倒有点觉得这封信是多余的。

李敖敬上1963年11月6日晨4时一刻

##又一封没寄出的信

——致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吴相湘先生

良善老师：

前天晚上，听到沈刚伯先生托你转给我的话，对他的“风度”为之肃然。他说他过去没说过我的坏话，今后也不会说，但愿这都是真的。

沈院长似乎有意把他跟我的关系，牵引到“李敖对他有私怨”一个窄路上去，好减削我这篇文章的真正力量。楚人多智，殊可惊叹！这种手法，你们直统统的湖南人，跟我们这种硬梆梆的北方人，再也耍不出来！

沈先生在吃饭时，独独选中你来做传话人，也真有一手。大概是精读古史，直书赵盾；或熟诵旧诗，擒贼擒王。对这一委托，你居然不自明，也不辱命，倒满有意思。反正我们两人的师生关系，是“一与之齐，终生不改”的！我摆脱不了你，你也摆脱不了我，人家硬要说你在背后使坏，你跳到洞庭湖也洗不清。唯一洗清的办法是让我写文章，公然骂你几句，不过也太晚了，他们会说：“看呀！师徒二人又表演苦肉计了！”

对二十个月来在你我身上的流言，尤其从你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后的流言，你总是闷声不响，关于这一点，萧启庆说你消极，你不承认，我却倾向启庆的看法。

我的理由是：吴相湘在没被开除党籍前是何等积极！何等猛进！对近代现代史的研究是何等热情！可是一纸令下以后，同一个吴相湘，却居然韬光养晦了！居然气球漏气了！居然肯花时间到西门町，看一场《梁山伯与祝英台》了！

你的表现、你的突变、你的变化气质，殊令我们（如启庆和我）刮目相看；因为照我们对你的了解和判断，你不该是一个脱离战场的人，虽然过去你根本没跟我们在一个战场上打仗，尽管别人总以为我们在举行“联合战线”！

尽管你我所攻者非一城、所掠者非一地，尽管你过去给我的印象是“党性太强”、“热衷”、“有点爱吹牛”，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爽快、犀利、用功和你那对学生的热情。

基于这些印象，我不愿意看你继续韬光养晦下去，你知道，我喜欢上战场打仗的人，即使他不跟我并肩、即使他与我对面。换句话说，我不愿看你退出战场，离开书斋，在温州街每天晚上的清谈阵营中，多添你的一把椅子。理由很简单，对我们，你头发不够黑；可是对他们，你头发还太白。

这次我对高等教育怪现状的批评，可说是中国有史以来“学生骂老师”最凶狠的一次。有许多人从这个观点来批评我，我绝不在乎。批评我的人物大都是道统中的人物，但是我忍不住要反问他们：“你们难道忘了道统中‘事师有犯无隐’的话了吗？”

由于这个事件，使我深切的感觉到我跟许多学界中人都不在一条线上，我不甘在缸里，由小学者“酱”成老学者。我是酱缸里的一条蛆，不过是一条野生的、想飞的。我飞的方向是极大多数知识分子所不能达到或不屑达到的，但是我却直朝前面飞去。“安能居牖下，白首太玄经”，这是我的新境界了！

李敖敬上1963年11月

##李济：他的贡献和悲剧

在人才凋落的老一辈学人中，李济是亮得出来的一位。虽然他的为人有一点儿狭窄，有过多的心智上的骄矜与傲慢（intellectualarrogance）。

四十五年前，李济从北平清华学校走出来，用充足的官费，跑到美国。五年留学期间，他得了三个学位，二十六岁就戴上哈佛大学的博士帽子。这种成绩，一方面得力于他的天资和努力；另一方面却由于清华学校的官费，可以让他“把全部的时间都放在学术的工作上”①，而不必像今天留学生那样的，花极多的时间去做工，把许多青春为谋生而消耗掉。这种情形，也正说明了为什么许多老一辈的学人总是“英年早达”，总显得比下一代“聪明有用”。

从白老鼠到中国人

李济留学时代在学术上的成就有二：

一、他为他的老师——比他大二十五岁的英国麦克杜格尔（WilliamMcDougall）发明了一套新的迷宫测验法（maze），这个测验，使白老鼠从游泳来认识迷宫，用以研究“上代的习染是否可遗传到下代去？”这个方法，曾被这位倡导本能论的心理学大师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予以讨论。

二、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之形成：一个人类学的研究》（TheFormationoftheChinesePeople：AnAnthropologicallnquiry）②，是对中国民族的科学研究的开山著作。这部书根据一百一十一个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特质，从春秋到明末建筑城池的发展，十大姓氏的起源与分布，南北方民族融合的情况，综合出中国民族的五种重要成分。李济四十年前写这部论文，所用的方法和材料，都是今天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学者通用的方法，所以尽管这部论文的内容在今天值得修正，但是它所担负的前驱使命，却实在益增光辉。

这部论文对他本人来说，所得到的意义不止是学术上的，他因此还得到了“丰富的光与热”，得到了“若干启发”：

……我想到中国民族之形成及移动，不但是中国历史上最现实的两件事，而且是一直到现在还在活跃表现中的事实。我的论文虽说是终究结束了，但是我从此得了一种比较持久的研究兴趣。这兴趣的养成，除了从作论文的经验中，得到的若干丰富的光与热以外；大半还是靠着在哈佛大学三年，与人及环境的接触，无形中的若干启发而培养出来的③。

这种收获，使他的才具超出普通的专家学者之上，使他对本行以外，知道他的老校长所谓的“每一件事物的一些事”（somethingofeverything）④。

“挖”的人生

民国十二年李济回国后，起初在南开大学执教，后来转入清华，在清华研究院中以讲师资格担任导师（另外三位导师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这时候，他开始他“挖”的人生。他的“挖”，不是淘金、不是盗墓，而是考古工作。这项工作对他而言，共有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河南新郑县的考古（1924年）。在丁文江的赏识和资助下，他和地质调查所的谭锡畴一同工作了两个星期，因为土匪捣乱，只找到几副人头骨⑤。

第二个时期是山西夏县西阴村的考古（共二次，1925至1930年）。与袁复礼合作，发现了彩陶的碎片⑥，证实了殷商以前的老祖宗不但知道耕种，并且还考究有花纹的陶器；另外还发现了半个人工切下来的蚕茧，证实了当时还有蚕桑业。这次考古，使他写成了《西阴村史前的遗存》。

第三个时期是河南安阳的考古（共十五次，1928年至1937年）。这期考古的特征是中国学者与中国机关来做的，由李济、董作宾、粱思永、郭宝钧、石璋如等的努力，收获极为丰富。如小屯的宫殿、侯家庄的墓葬……使我们可以追认三千年前殷商生活，他们的酗酒和迷信、文字和历法、建筑和石刻、武器和残忍。没有这些发掘，没人会知道以“仁爱“、“和平”自豪的礼义之邦，曾经有过极残忍的殉葬风俗，曾经一杀就是五百以上的青年人，然后把他们的头，十个一组，分坑整整齐齐的排在一块儿⑦！

安阳的发掘，除了有《安阳发掘报告》四册以外，李济的重要著作是他的《殷墟器物》甲编《陶器》的上辑。此外《石器》、《玉器》、《青铜器》、《骨蚌器》及《其他》、《人骨》等等尚未出版。

对李济而言，除了上面的三个重要考古时期以外，还有1930年春天的南京栖霞山的六朝墓葬调查；夏天秋天的山东历城及临淄的历下与齐都遗址的调查；冬天的历城城子崖发掘⑧；1932年河南洛阳伊阙造像、北邙冢墓、金墉故城及太学等遗址的发掘；1938年至1940年云南大理附近十遗址的发掘；1948年2月台北圆山遗址的调查；8月南投县大马磷及台中营埔两遗址的调查。

综合李济“挖”的一生，他的努力是不出其位的，他计划和推动别人去“挖”、去“调查”，也是不遗余力的。除了田野考古以外，李济又投身在教授、讲学和主持研究工作；他从1928年冬天就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第三组主任开始，曾担任史语所考古讲座、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考古人类学系主任、故宫中央博物院及中央图书馆联合管理处理事，及出席菲律宾、西雅图等学术会议的代表，又曾在伦敦、斯德哥尔摩、墨西哥大学、华盛顿大学讲学。他的现任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1955年起）、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主任（1949年起）。还有，他从1948年起，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从1938年起，被选为“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RoyalAnthropologicalInstituteofGreatBritainandIreland）的荣誉研究员（HonoraryFellow），这种荣誉，够得上是“为国增光”。

学术研究与爱国

谈到“为国增光”，它的意义是宽广的，它不但要外国赏光，而且要自己发光。使自己发光的办法，并不是闭着眼睛大吹几千年固有文化，而是要真正亮得出来才成。真正要使中国大亮特亮，最基本的办法当然是学术研究。学术研究不能用功利的和短视的眼光去估量它的价值，不能急于揠苗助长，不能由官方指导或统制。在自由研究发展下的学术，经常会在你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你猜不出摸不透的方向，突然“千树万树梨花开”，叫“国计民生”大大受益一阵！在法国科学家由早到黑研究细菌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种“无聊的”细菌研究应用在发酵、养蚕、畜牧、酿酒等上面以后，给国家赚回来的钱，竟抵得住普法战争法国对德国五万万法郎的赔款！同样的，在中国考古家由早到黑发掘古物的时候，也没有人会想到这种“无聊的”乌龟壳研究会有什么用，但是这三四十年来的古史研究，竟使我们发现我们民族的脐带究竟在什么地方，使我们民族的心胸遥远的跑到长城以北、玉门关以外，这对民族自信心的鼓舞，总比空头口号家的“大哉中华”来得实际有效吧？我们试看李济这两段话：

治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同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的学者一样，大概都已感觉到，中国人应该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政治的北方，结果是现在的灾难。忽略了历史的北方，我们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没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异族”了。因此，现代人读到“相土烈烈，海外有载”一类的古史，反觉得新鲜，是出乎意料以外的事了。

我们以研究中国古史学为职业的人们，应该有一句新的口号，即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⑨。

学术研究可以使我们找到“我们更老的老家”，真正了解《诗经》里“相土烈烈”的国家，这些奇迹，岂一般求近功而又色急的爱国派所能想像的吗？

这种想像——一个以国家为基点的学术研究的想像，在中国学人中是凤毛麟角的，因为这需要一种博大的透视力、远景的描绘、计划的构想和对纯学术以外的热情。在这些条件上，李济是现存老一辈学人中比较接近的一个。例如：他在四十年前就注意到中国民族的移动问题⑩；三十九年前就注意到中国苦力的劳动量问题(11)；三十八年前就注意到外人发掘古物必须留在中国的问题(12)；二十九年前就注意到古物一律不得私人藏有的问题(13)……这些观点和构想，都是很博大的，都是超乎一般普通学者教授们的“管”见的。这些博大的观点，自然使具有它们的人，逐渐能从本行的专业，发衍为“科学的东方学正统”(14)，再从而在中国全面的有组织的(15)推进科学思想，以使中国真正达成现代化。

科学思想的宣扬

在这种憧憬下，李济走出了书斋，开始在50年代初期，写非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杂交”。他大概感觉到他慢慢老了，而他那些真有推动力的朋友，如丁文江、如傅斯年，又一个一个的骑上了“启示录”中的灰色马，他纵不能说是硕果仅存，可是至少也该出来说说“题外话”，来宣扬宣扬科学思想了。从这些不轻易落笔的“题外话”里，李济表露了他的睿智与精神。试看整整十二年前，李济写的话：

……我们现在最迫切的问题，不是中国是否有过科学，而是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时代以及时代精神，有两种趋势是很显然的。一般的意见都承认，现代的中国最需要的是西方的科学；同时，一个更坚定的意见却是，科学中最先需要的为科学工业。以上两趋势，不但在现代政府的措施，可以看得很清楚，社会的倾向表现得尤为具体。以今年投考台湾大学的考生选的科目论，志愿在工学院的逾两千人，医预科的逾千人，农学院的也将近千人；但理学院七系，全部投考的学生仅二百余人。换而言之，我们所要的是科学的成绩，不是科学的本身，我们对于科学思想的本身，除了少数人外，仍不感觉兴趣。我们尚没摆脱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

在这一气氛下，要推进科学思想，我们确实还需要做一番反省的功夫，因此又不能不追问到中国的固有文化里，为什么没有发生科学这一问题了。

他的答案是：

一、中国学术的主流，以“礼”为学的最高峰，以“礼”为核心，培植出来中国的文化系统。“附丽于这一文化系统所构成的思想习惯，却渐渐与追求真理的科学思想有点分歧。”因为重“礼”的结果是一个讲究“有称”、讲究“地位”的“面子心理”。

面子心理造成的社会类型，最明显的一节，为一般地承认人类的行为与思想有表里两个标准，表面的标准重于里面的标准；以虚伪为礼貌，人与人相处互不真诚，尊之为世故，对公事公开的欺骗，名之曰官样。在这一类型的社会希望产生科学思想，好像一个人在养鸡的园庭想种植花卉一样，只育等待上帝创造奇迹了。

故重视面子的中国社会，同时就没产生真正的科学思想。

二、教育的内容与教育的制度，使人以“读书”为唯一目标。

……这一目标的追求，及所采取的追求方法，卒致使我们这一民族思想活动力关闭在一个极窄狭的范围内，就是最高天资的人，也好像压在五行山下的孙行者，无法施展他的能力。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所谓的读书写作，不过是文字的搬弄与游戏，中国儿童发蒙时期起就学对对子，因此，

……由两千年来中国的文学——自汉朝的词赋到清末的八股——只是一连串的好对子，我们可以看出来，读了书的中国人的思想，也只是一连串的对子思想。

对子本身并不是什么有害的事物；它可以启发人不少的美感，增加人类（中国人）生活无穷的意趣。我常设想，并自问，对对子所得的快乐，与解决几何习题所得的快乐，是否有什么分别？它们在精神上的价值也许是完全相同的，但是由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训练，就渐渐地发展了欧洲的科学；由司马相如的词赋的学习，就渐渐地发展了中国的八股。八股与科学真是人类文化一副绝妙的对联。

中国教育制度的错误，是在把这一训练，当着读书人的毕生之业；它固然可以提高人生的情操，但是，不可免地，也压低了学习人的理性。我并没有意思说，讲逻辑与对对子是先天地不相容；但是，“先入为主”这是我们中国的老话。现代心理学所发现的“联络定律”、十足地证明了，行为与思想的习惯都是在成人以前养成的，愈早的教育，扎根愈深；假如在童年的时代所贯注的全是“香稻啄余鹦鹉粒（敖按：这句在杜甫原句里是“红豆喙残鹦鹉粒”），碧梧栖老风凰枝”这一类的巧妙联语，这一脆弱的心灵，要听着人说“凡人皆在死，孔子人也，故孔子也死”这一类的话，他一定要感觉到这话的浅薄凡俗有辱圣人了。我说“感觉”是有意的；因为他的理性已经为对联关锁了；他是看不出这一话的逻辑性的。

这些话，可说对中国人的思想模式一针见血的点破。中国人的脑袋里有“玄”没有“理”、有“玄虚”没有“推理”，故再谈两千年的所谓孔孟之道或宋明理学，也不过是一些“玄”、“礼”之学，最后呢，当然科学没我们的份，我们只好“碧梧栖老凤凰枝”！

三、对于文字的态度，也是阻碍中国科学思想发展的绊脚石：

……中国人对于文字的态度，似乎只有一小半把它当作工具看待，一大半仍滞留在旧石器时代的人对于他们画在洞穴里的壁画所持的态度：把它们当符咒看待，以为文字具有无限的威灵，可以随便降灾赐福。过去的对联、现代的标语，都可以代表这一迷信。但这还是比较容易说明的。更深一层的，我们过去，确认为文有载道之事。“文以载道”这句话是不容易加以简单的解释的；不过既信了道在文字里边，求道的人亦只有求之于文字了；这跟向书中求黄金、求美人，以及求富贵功名相比，似乎也就没有很大的分别。中国的格物致知之说，始终没有离开书本子很远，可以说由于笃信文以载道的说法所致。

这种文字迷信、文字崇拜，使中国人不能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的与自然界实物接触，不会奇岩探险、不会田野采集、不会室内实验，只会往“黄”纸黑字上之乎者也。这样子的格物致知，一辈子也“格”不出“物”来。

李济认为，这三个阻碍中国科学思想发展的原因，民国以来，并未好转；面子心理仍旧是社会的一个攻不破的堡垒；逻辑训练仍旧取代不了文字游戏的地位；科学教育还是在书本里打圈圈，于是，李济在发表这篇《关于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以后第六年，他悲观的写下了他的《文化沙漠》。

在《文化沙漠》里，李济干脆指出：

我们现实一点说吧：十年来台湾施行的高等教育所得的结果，已有使高等教育近于瘫痪的趋势。这是一种最客气的说法。

在做这种悲观的警告以后，他分析：

……高等教育所以接近瘫痪的缘故，固然应该由好多外在的情形解释，如上文列举的；但是最基本的原因，还是应在我们的自己的人生观里寻找。

在我们自己的传统变化里，纯粹知识——亦即现在所谓科学知识——是没有地位的。至少，“知识”只能算末流，在这一点，儒家与道家差不多持有同样的见解。我们传统的文化里，可以说没有“知识即是德性”，更没有“知识即是力量”这些观念。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对于“德性”与“力量”的估价均甚高。而追求知识的人——假如有这种人的话——只能与一般的匠人并列。社会上盛行“教书匠”这一名词，就可以反应这一心里[理]。在过去，作一个老师，大受尊敬，因为老师的基本责任是“传道”；所谓“道”者，可以说是与纯粹“知识”并无亲切的关系。现在的老师，是要传播知识的了——他们的地位，也就由“天地君亲师”的“师”一变而为“军公教”的“教”了。在这一情形下，他们在一般人的眼中，也就与各种工匠，绝对地没有什么分别。

提倡科学文化的先进诸君子，似乎对于“知识即是力量”没有做足够的宣传；直到现在，中国大部分的人，仍不相信“知识”可以发生力量。记得蒋廷黻博士前数年，在台大讲演，以国家的力量为题，曾把“知识”的部门予以较高的估价。尤其是在国际斗争的场合，他说：军备只能算一个全部力量一部分，而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但是这一讲演，发生的作用并不甚大。

现在对于台湾文化沙漠的状态，与高等教育的瘫痪，不但政府筹不出适当改进办法，一般民众似乎也漠不关心。有远见的人们，只想把他们的儿女送出洋，送到美国去嫌美钞，以至变成美国人；自己可以做“美国人的爸爸”（这是黎东方教授的名句），在台湾享福。他们当然不愿儿女们回台湾的。如此再过十年，我们的大学也许要关门了，或者完全变了质！我的理由如下：老的教授渐渐地更老了、衰了、不能教书了，以至死了。他们教的徒弟，好一点的都出了洋，不愿回来，不能回来以至不准回来，我们渐渐地已经是不能维持一个最低的教学标准了；现在旁观的人已经说台湾是文化沙漠了。如此再演变下去，那就……同在大学教书的朋友们，大概都可以证明，我这话绝对没有说得过分。若是要挽回这一恶劣的趋势，并不是绝对地不能找出一个方案。基本的问题还是：我们对于现代科学知识的性质，若没有清楚的认识，什么方案都是没用的。

他的悲剧

上面这些悲观透顶的预言与感叹，竟出自一位最高教育机构系主任之口，一位最高研究所主持人之口，甚至是一度曾任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之口，我们怎么能不恐慌，恐慌“如此再过十年，我们的大学也许要关门了”！

就“恐慌”来说，我们也许跟李济采取一致的意见，但是我们有一点不明白，就是除了我们对“现代科学知识的性质”，缺乏清楚的认识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造成这一“恶劣的趋势”的因素？换句话说，这一“恶劣的趋势”的造成，除了政治上衮衮诸公该负的责任以外，我们学界里的衮衮学人（尤其是高居领导地位的学人），是否也该负责任？

我们的答案星肯定的。我们觉得高居领导地位的学人，不能逃避他们所应负担的责任，不能把恶果全朝政客身上推，也不能全朝抽象理由上推。如果他们这样做，我们觉得他们未免太宽恕自己了！

因为在政场上，尽管你争我夺，但是这种争夺也未尝不是一种促进新陈代谢的法子，虽然显得不清高。争夺的结果，至少有一部分“军阀”型的落伍分子，已经落魄到租界，或是不能巩固他们的地盘；而这些失意的人呢？当然也就有祸可嫁，说天下之不太平，责不在我，因为我早就解甲归“租界”啦！可是在学界呢？我们看来看去，却看不到有多少此起彼落的剧烈争夺现象，中国学界的现象纵使不是大一统，至少也是“群雄割据”的场面，各自尊重对方的势力范围，和平共存或相轻共存。

这种“群雄割据”的场面，二三十年或三四十年下来，已经慢慢演进成“群‘老’割据”的“恶劣的趋势”。在这种趋势的冷冻下，未免有一些明眼人会这样感慨——

中国的“军阀”倒了！可是“学阀”呢？

正因为中国的学者们都养生有道，正因为他们是学术界里的老寿星和不倒翁，正因为他们以“三十年如一日”来自豪，自豪他们献身学术和尽瘁教育。所以，这笔总账上一旦有赤字出现，他们在仓皇之间，实在无祸可嫁，也无“租界”可逃。

如今，历史结算的结果，三十年下来，学界里没有“改选”、没有“政变”、没有“造反”、也没有“革命”，只有白发与黄沙。

在这时候，若有沙漠里的老者代表出来，竟还埋怨“台湾文化沙漠的状态，与高等教育的瘫痪，不但政府筹不出适当改进办法，一般民众似乎也漠不关心”。对这种话，“政府”也好、“一般民众”也罢，似乎都要暗叫冤枉，认为责任不该这样推。

李济的苦恼正在这里。他名至实归，是今天文化沙漠里的数一数二的凿井工程师，也是真正有执照的人。可是，他无法凿井。

第一、李济继承了这副僵化的衣钵与工具，他无法施展，对老学人老教授，他无法把他们从牌桌上拉下来；拉下来也没有，他们已不会或从来不会凿井。他们只会把持住几处水源不放。结果呢，年轻一代泪眼望着李济，李济泪眼望着牌桌——他不但不能抓赌，反倒做了替罪羊。

第二、李济老了，他的年龄、心力与病情，都不再使他能施展朔方健儿的身手了。他的判断力有时也有问题了。他是“直到而行”（straight）(16)的西化文人，在满是羊肠曲径的中国社会，他自然显得不够老练纯熟，在人事上，他自然难免被一些“九头鸟”、“干亲戚”提供错误的资料，于是，“可欺其方”的情况自然也就不难出现。

第三、李济在性格上有他基本的不适合做领导人物的“缺憾”。例如，他没有蔡元培的雍容、没有丁文江的精明、没有胡适之的小事糊涂，也没有傅斯年的硬冲。他的性格属于狷介的一面，严肃而不可亲（甚至有时气量狭窄小气，态度跋扈专横）。这种严肃，表现在学格（scholarship）上面是好的，上过他的课的人，会在他严格分数下叫苦，但也都敬佩他，像他佩敬他的老帅胡藤（Hooton）一样。但是这种严格走出了教室，并且过度发展的时候，自然就难以开创较大的局面（包公之不能做大官，其理在此）。自古做领导人物的人，凡不能在雍容、精明、小事糊涂或硬冲任何一点上炉火纯青的，都难免走上“恶恶而不能去，爱才而不能用（或不敢用）”的十字街头。

现在，可怜的李济正走上十字街头，以他所受的训练、所持的水准，他何尝不知道文化沙漠里需要新学风？他何尝不讨厌南港的乾嘉余孽的新朴学？他是真正梦过科学学术的人，他何尝不愿援引一批新学人来替代旧学究？他何尝不想改造台湾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他何尝不愿实行傅斯年的“拔尖主义”(17)来网罗高材生……可是，这一切一切，对今天的李济说来，都已是悲剧里的喜剧对白，对白里的良宵美梦。

李济的悲剧象征着教育学术悲剧的拟人化；李济的贡献象征着文化沙漠里的一点回光。在回光残照之中，我们看不到一片天边的曙色。一片曙色对我们说来，似乎已是奢求。夜已深沉、人已老去，我们等待的，只该是回光消逝后的一盏灯笼。

《文星》第73期1963年11月1日

①见李济：《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传记文学>第一卷第五期（1962年10月1日，台北出版）。在这篇回忆里，他说他在美国五年，只在一个工厂里做过一个月的工，做工的原因是“好奇的心理”，不是经济的缘故。

②这书初稿于民国十二年，雷宝华曾予节译，以“中国人种之构成”为题，发表在《科学》杂志第九卷第十一期（1925年）。后来李济加以修正，由哈佛大学正式出版（1928年）。日本的须山阜又把它日译，称为《支那民族の形成》（1943年，昭和18年12月，东京生活社版）。另有书评二：小仓隆男的载《蒙古》第11卷第5号：从宜生的载《民俗台湾》第4卷第7号。

③李济：《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二），《传记文学》第1卷第6期（1962年11月1日，台北出版）。

④李济在哈佛时的校长罗威尔（Lowell）曾认为，教育的目标在使受教育的人知道“一些事务的每一件事和每一件事物的一些事”（Everythingofsomething，andsomethingofeverything）。前者是专攻，后者是博学。

⑤李济口述，李青来笔记：“我与中国考古工作”，《新时代》创刊号（1961年1月15日，台北出版）。

⑥彩陶文化的最早发现，是民国十年的事，在河南渑他县的仰韶村。参看李济《中国史前文化》，《大陆杂志》第2卷第11期（1951年6月15日，台北出版）。

⑦这些史实的通俗介绍，参看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1955年7月，台北艺文印书馆版）页49。这一段古史重建的最通俗介绍，该是1961年9月29日美国《生活》（Life）杂志上，图文并茂的“TheRobustLifeofTheShang”。

⑧这次发掘发现了黑陶遗址，证明殷商以前的中国沿海一带，还有一种跟仰韶文化异趣的文化——“龙山文化”。有关它的通俗介绍可看裴文中《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1948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页42-50；167-186。进一步较新讨论与批评（包括对李济的）当然是今年耶鲁大学出版，张光直的ArchaeologyofAncientChina，请特别注意李济所写前言中的最后两段，它可以象征一个学术的接力。

⑨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锋刃器）的“后记”，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4期（1952年12月，台北出版）。

⑩见⑨。

(11)李济：《如何办科学馆？》，《中国一周》第211期（1954年5月10日，台北出版）。

(12)同(11)。

(13)李济：《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东方杂志》第31卷第7号（1934年4月1日，上海出版）。在这篇八千多字的文章里，他还提出“就各大学之一设一考古学学系”的建议。请参看在李济提出这建议的前六年（1928年1月），马衡在《中大史研所周刊》上所写的《本校筹备考古学系之计划》。

(14)这是傅斯年的口号、李济的美梦。参看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1951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所长纪念特刊》）。

(15)李济认为“与各国的科学家个人与个人比，我国科学家并不落后，但是就组织的成绩比，便不如人了”。见《太平洋科学会议》，《大陆杂志》第8卷第4期（1954年2月28日，台北出版）。

(16)“直道而行”是丁文江传授给他的一句终身受用的话。见李济：《对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自由中国》第15卷第5期（1956年9月1日，台北出版）。

(17)“拔尖主义”是傅斯年造的一个名词，指专门罗致各大学的好学生见李济：《值得青年们效法的傅孟真先生》，《自由中国》第4卷第1期（1952年1月1日，台北出版）。

##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

八个多月前，我在《文星》第730期上，以“本社”的名义，写了一篇《李济：他的贡献和悲剧》，很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李济本人不但气得拍了桌子，并且要对指摘他的部分有所申辩。因此他挤出笑脸，邀请《文星》同人吃饭，我和孟能商量了一下，决定拒绝了他那席“鸿门宴”。我向孟能说：“李济的目的是要通过我们的口，来为他洗刷；其实何必呢？他可以自己或命令他的亲信来反驳就是了。”

今年七月里，李济的亲信到底“蹩”不住了。一位“敝足”者写了一篇《寻真理的李济之先生》，发表在《清华校友通讯》新九期里，全文我们不必用是不是肉麻的标准来衡量了，我们只看看最后一句话就得了。最后一句话是：“在李先生身上，我们看见了希腊精神和儒家修养的结合！”好一个“结合”！

为了给这种“结合”找出一点证据或反证，我觉得我不得不说几句话。

“悲观”的领导者

首先我要表示的是：李济在学术界里散布了一种悲观消极的气氛，这是很不得体的作风，因为他究竟是占据在领导阶层的人物，领导阶层的人物怎么能够自己先泄气？对他的悲观论点，我在《李济：他的贡献和悲剧》里曾加以批评，我说：

上面这些悲观透顶的预言与感叹，竟出自一位最高教育机构系主任之口，一位最高研究所主持人之口，甚至是一度曾任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之口，我们怎么能不恐慌，恐慌“如此再过十年，我们的大学也许要关门了”！

就“恐慌”来说，我们也许跟李济采取一致的意见，但是我们有一点不明白，就是除了我们对“现代科学知识的性质”，缺乏清楚的认识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造成这一“恶劣的趋势”的因素？换句话说，这一“恶劣的趋势”的造成，除了政治上衮衮诸公该负的责任以外，我们学界里的衮衮学人（尤其是高居领导地位的学人），是否也该负责任？

我们的答案星肯定的。我们觉得高居领导地位的学人，不能逃避他们所应负担的责任，不能把恶果全朝政客身上推，也不能全朝抽象理由上推。如果他们这样做，我们觉得他们未免太宽恕自己了！

因为在政场上，尽管你争我夺，但是这种争夺也未尝不是一种促进新陈代谢的法子，虽然显得不清高。争夺的结果，至少有一部分“军阀”型的落伍分子，已经落魄到租界，或是不能巩固他们的地盘；而这些失意的人呢？当然也就有祸可嫁，说天下之不太平，责不在我，因为我早就解甲归“租界”啦！

可是在学界呢？我们看来看去，却看不到有多少此起彼落的剧烈争夺现象，中国学界的现象纵使不是大一统，至少也是“群雄割据”的场面，各自尊重对方的势力范围，和平共存或相轻共存。

这种“群雄割据”的场面，二三十年或三四十年下来，已经慢慢演进成“群‘老’割据”的“恶劣的趋势”。在这种趋势的冷冻下，未免有一些明眼人会这样感慨——

中国的“军阀”倒了！可是“学阀”呢？

正因为中国的学者们都养生有道，正因为他们是学术界里的老寿星和不倒翁，正因为他们以“三十年如一日”来自豪，自豪他们献身学术和尽瘁教育。所以，这笔总账上一旦有赤字出现，他们在仓皇之间，实在无祸可嫁，也无“租界”可逃。

如今，历史结算的结果，三十年下来，学界里没有“改选”、没有“政变”、没有“造反”、也没有“革命”，只有白发与黄沙。

在这时候，若有沙漠里的老者代表出来，竟还埋怨“台湾文化沙漠的状态，与高等教育的瘫痪，不但政府筹不出适当改进办法，一般民众似乎也漠不关心”。对这种话，“政府”也好、“一般民众”也罢，似乎都要暗叫冤枉，认为责任不该这样推。

这是我对责任问题的追究与讨论。在这种追究与讨论下，我认为李济在逃避他应负的责任，并且更不应该的是，他不但逃避责任，井且散布——悲观的失败主义。

除了在文字上散布悲观消极的气氛以外，李济还在言词上表示同样的泄气。这种表示最明显的一次是在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及选举1960年度和1961年度新院士后的酒会上，李济支着拐杖致词，先没有必要的声明他支拐杖的理由“不是卖老”，然后来了一大套又臭又长的悲观论，他说他一直悲观，可是今天因为有四位海外学人归来，有做喜事的感觉，所以他多年来的悲观一扫而空，觉得还值得再活一二十年！

请看这是什么话？这是何等不成熟的话！多年来的悲观，这么一下子就一扫而空起来，并且认为值得再活一二十年，这种突变，岂不是幼稚、儿戏？那是什么场合，说这种话是何等失体！

李济的悲观论当场就受到吴大猷院士的反驳，然后由胡适院长出面总结，他说他“赞成吴大猷先生的话，李济先生太悲观了”！说了这些话后十几分钟，胡适就死掉了。

但是，李济绝不因为他的悲观就让位给别人干，他还是死气沉沉的赖在那儿，照旧向皮球里扎针——泄气。

气量狭窄小气与态度跋扈专横

在领导地位阶层的人，常常散布悲观消极的气氛，这足以证明他有不适合做领导人物的缺陷了，事实上还不止此。我在《李济：他的贡献和悲剧》里说：

李济在性格上有他基本的不适合做领导人物的“缺憾”。例如，他没有蔡元培的雍容、没有丁文江的精明、没有胡适之的小事糊涂，也没有傅斯年的硬冲。他的性格属于狷介的一面，严肃而不可亲（甚至有时气量狭窄小气，态度跋扈专横）。这种严肃，表现在学格（scholarship）上面是好的，上过他的课的人，会在他严格分数下叫苦，但也都敬佩他，像他佩敬他的老帅胡藤（Hooton）一样。但是这种严格走出了教室，并且过度发展的时候，自然就难以开创较大的局面（包公之不能做大官，其理在此）。自古做领导人物的人，凡不能在雍容、精明、小事糊涂或硬冲任何一点上炉火纯青的，都难免走上“恶恶而不能去，爱才而不能用（或不敢用）”的十字街头。

一般人看了我这段话，也许不大明白内中的涵义，因为这些话是需要事实来做例子的。一位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的人，在看了我的《李济：他的贡献和悲剧》以后，评论说：

李敖只知道李济霸道，但他不知道霸道到如何程度。院长、总干事及各位所长都没放在他的眼里，假如李敖有机会能看到中央研完院的各种会议，才能够知道李济的所作所为，不是用霸道两字所能包容的。

这是表示我也是局外人，不能真正领教李济的“霸道”。这一点我也该承认。我所深知的一点，是李济的为人是一个非常欺善怕恶的人，他待人极不客气，颐指气使，白眼看人，尤其会当众给人难堪。有一次他上课，像指挥奴隶一般地指挥助教给他挂挂图，助教动作慢了一点，他立刻用手杖重重狂捶讲台，大骂那个吓得面如土色的助教，使班上的学生看了都过意不去，可是谁也不敢讲话，因为李济是不通情理的。有一次一个学生有急事，特地恭恭敬敬，走上讲台，向李济致意，表示请原谅，请准许他暂时出去一下，不料李济大光火，把那个学生当众大骂一顿！

李济这种性格与毛病，如果只是一个单纯的做专题研究的学者，不主持或推动任何学术机构或计划，与别人老死不相往来，则犹可说也；可惜他的地位是常常要与别人生干系的，与别人生干系而态度恶劣如此，这不能说是什么“希腊精神和儒家修养的结合”吧？

当然李济的辞色有时候也会很好——白眼不见，青眼看人。比如说政府大员参观中央研究院的时候，比如说看到他的干女儿沈刚伯的女儿的时候；比如说口述什么什么给他的漂亮的女弟子的时候，以及他的左右拍他马屁拍得对劲的时候，他也会笑起来，没有“悲观”了，双眼眯成了一条缝。

以一个严肃为造形的人，如果真是不苟言笑也是好的。可是李济却不如此，他常常“失言”，常常搬弄是非，道听途说，像一个长舌的妇人。他会随便流传谣言，在酒席之间或公众场合，说某某青年如何如何“心术不正”啦、“气死老子”啦，某某青年的太太又如何如何啦、可以去如何如何啦……这些都是很失体统的“风度”，可是李济却优为之，这一点，似乎又不是什么希腊的求真精神和儒家的敦厚修养吧？

这种失体统的事，还多着呢！有一次师范大学清李济来演说，因为演说内容很枯燥，台下偶尔有人说话，李济当场告诉师大校长，叫师大校长出面制止，师大校长很有风度的表示歉意，可是李济意犹未足，演说一毕，在师大校长致谢词的时候，站起来居然不告而去！等师大校长转过身来鼓掌致敬的时候，却不见了人影，弄得校长尴尬，学生窃笑。这就是李济的修养和风度！这种修养和风度，足可跟他“追击野猫”那一次相伯仲！（“追击野猫”是有一次李济光着上身，手执木棍，自家里直冲而出，为了追击一头野猫，直追到温州街巷口。结果野猫比他跑得快，终于棍底逃生，李济乃怏怏而归。）

这些说不尽的笑料和奇观，就是我们堂堂台湾大学教授兼考古人类学系系主任兼中央研究院院士兼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第三组主任兼东亚、哈佛等洋基金分款人的湖北佬李济的杰作！

把持的场面

以一个被捧为“儒家修养”的人，即使不“温、良、恭、俭”，总该“让”了吧？可是李济并没有，他样样抓住，样样都不“让”。例如台大史学院的考古人类学系，自1949年成立以来，就是李济是系主任，后来他因忙因病，改由芮逸夫“代”，可是一“代”就永远是“代”下去，永远不给芮逸夫“真除”，这就表示了李济干不完的事，他也不放开手，“让”别人干，他还是要遥领一个系主任的名额！又如李济自1955年，整肃掉董作宾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开始自己担任以后，他仍不放开他盘据了27年的史语所第三组主任，还是要自己“兼”下去。过去跟他一起在安阳发掘的老人一个也不准接他的手，当然更不会肥水流入外人田，找别的学人来担任了。

这类职位的把持还算是小焉者也，最可怕的是学术资料的把持。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学术资料也全都是国家财产，这是常识。可是偏偏在史语所有超乎常识的怪状出现，那就是资料的把持。在史语所中，对外人除了有人介绍，然后在层层限制下稍得浏览他们的普通书刊以外，其他一切都严予把持，举凡善本、档卷、特藏、实录、拓片、古物、专题报告，乃至胡适标点过的古书等等。都在把持之列，外人休想利用分毫！这种现象，有人早就指出过。例如1955年8月13日的香港《自由人》上，就有鲁实先的一篇《史语所把持学术资料》一文，节略如下：

我要向读者报告一件学术界稀有的怪事，而这怪事并非平地风波，也非瞬息即逝，乃是从中央研究院成立起，二十七年来，最令人难于索解的一件事。这事实说出来，将为国人所唾弃，亦为通人所齿冷、同道所愤懑。

但中央研完院是隶属总统府的机关，教育部和行政院不能管，在平常监察院也不过问。总统呢？日理万机，不暇管，因此，全国学人虽然不满，却是莫可如何的。于是，便渐渐构成一个“独立王国”——历史语言研究所！

凡属任何一私人藏家，都无不在私人财力支绌之下，努力求其材料尽先流布，以供学术界的研讨……照理说，史语所以国家的财力所发掘所收购的甲骨，利用国家学术机关名义所得到各方捐赠的文物，这绝不是一人所得视为私产的，但它却一概拒绝任何学人的阅览。

人们或许以为这把持学术资料，是傅斯年的家法，而不是他人的主意，但据我的经验，这答案是断然否定的。当民国三十四年暑假，我正准备到南溪史语所找一点参考资料，但因为前一年我在东方杂志四十卷二十一号发表了一篇《四分一月说辨正商榷》，批驳了“代所长”生霸死霸的说法，于是被该所拒绝了！不过这第一次的拒绝，是得自复旦大学讲师郑广铭的传话，而不是正式的公函。

从傅斯年去世以后，史语所的所长换了新人，但把持资料的作风，已不限于甲骨，而是包括史语所的全部资料。

鲁实先又写道：

……到本月18日农学院接到史语所的公函说：“查鲁实先生生前曾来所接洽阅书事，经所务会议否决在案，大函所嘱碍难从命。”但当我第二次和石璋如先生晤面时，正是所务会议开过以后，并没有听到“否决在案”，等我“按章经人介绍”以后，却又“否决”了，岂不冤枉也！以于右老的德望、以独立学院的公函，并且我所要从事的编纂，不是私人的著作，而竟可以堂而皇哉的不附带任何理由，便“否决在案”，这岂不是令人难以索解的“杰作”！这是我第二次的经验。

综合这两次经验，可知把持资料二十七年如一日，并不是傅斯年的家法，因为傅斯年究竟还懂得分际、还有几分气量，这绝不是夸诬妄诞想一手遮天的妄人所能望其项背的。关于这事我倒要请教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先生几个问题：

一、专制时代，宫禁里面的中秘书，尚且有国子先生看书的机会。就是私人藏书也不乏恣人浏览的成例，即如清代钱氏缔云楼、瞿氏铁琴铜剑楼，都成就了不少的学者。今民主时代，以国家财力所发掘所收购的文物居然可以两次拒绝我阅览，请问古今中外是否有此成例？理由何在？

二、如果说，不把持资料，便不能造成“学术权威”。那么，就以甲骨来说，权威究竟何在呢？有没有造成学术界所公认的“甲骨权威”呢？把持资料的功效究竟在哪里？

三、如果说，史语所的藏书是研究员的专利品，不是公众阅览的图书馆。姑且不论我所要看的书，非普通图书馆所有，就以专供研究员阅览来说，不是有人研究了二十七年吗？但中央文物供应社特约所中研究已久的人写一本通俗的《殷周史》，公告了三年，至今还不能交卷！通俗的历史尚且如此，又何论专门！

……该所把持资料的功效又在哪里？已经把持了二十七年，是否容许继续把持下去？如果再继续把持下去，又能弄出一个什么成绩来？少数人弄不出成绩来，又不容许人家弄出一点成绩，请问这是什么理由？

这是一篇很沉痛的质问，它无异告诉了我们，所谓史语所20万册图籍、500种期刊、311914件明清档案、28000余册幅金石拓片、688片方言音档铝片、114盘磁带、854片语言唱片、25942片甲骨、91531件考古标本、1713件人类学标本、855件各种仪器……这些大量的国家财产都不是外人轻易看得到的，或根本看不到的，这些都是少数人的禁脔，甚至是三四十人乃至二三十人的禁脔，更惊人的是，甚至是两三人乃至一个人的禁脔！

我说这话有明显的证据。即以安阳发掘报告为例：安阳发掘是史语所的重头戏，自民国17年到26年，前后共用国家的财力发掘十五次，当时参加的有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郭宝钧、石璋如等人。可是从民国17年到现在，36年以来，这些安阳发掘的报告竟还没写完！不但没写完，还差得很多。所以没写完的原因当然复杂，可是最主要的是无能、偷懒与把持。由于把持，李济自己只写了《殷墟器物》（甲编）的《陶器》的上辑，其他《石器》、《玉器》、《青铜器》，《骨蚌器》，以及《其他》、《人骨》等等至今还没有影儿！史语所明明可以有别人可写，可是李济偏偏一把抓，偏偏不放，结果自己写不成，也不让“自己人”与成，更不要提所外的人士了！

这真是把持的极致：不但对所外人把持，甚至对“自己人”也把持！

鲁实先在《史语所把持学术资料》一文中质问：“少数人弄不出成绩来，又不容许人家弄出一点成绩，请问这是什么理由？”现在我们可以代答了：所谓今日中国“学者”、“专家”、“权威”之所以成为“学者”、“专家”、“权威”，其基础，即在于封锁资料、把持资料，没有了这种封锁和把持，所谓“学者”、“专家”、“权威”便立刻西洋镜拆穿，不复成为其“学者”、“专家”、“权威”了，这是“痛苦的经验”使然，你不能怪他们呀！

我所谓“痛苦的经验”使然，是有典故的。因为当年他们曾因把资料开放而失过面子：例如第三次安阳发掘出来的大龟四版，出土时颇轰动一时。郭沫若那时正在日本研究甲骨，特地卑躬厚礼地要大龟四版的拓片。当时李济他们居然答应了郭沫若的请求，大慨是为了表示学术公器的大度吧！不料郭沫若拓片到手，《卜辞通纂》书成。此书的内容有否价值是另一问题，可是却大大抢了史语所中人物的锋头，使他们因资料开放而大大的失掉面子！

这就是我所谓的“痛苦的经验”，这是他们没齿难忘的“失策”。所以此后三令五申，绳为家法，严禁资料早泄！故胡厚宣离开史语所的时候，史语所特律以公函一道，警告他此后所有的著作，都不得引用史语所未曾公开出版的资料！

请看这是何等严规峻法？请看这是古往今来哪一国的学术公器的思想！

成绩安在

退一步说吧，就算他们该把持资料，可是把持资料，已经把持36年了，这36年，究竟有些什么样的成绩留给我们呢？究竟有什么起码的收获满足原来的期望呢？

我们先来看看史语所的出版品吧：

一、专刊（specialpublications）：各种单行专刊（大陆撤守前有29种，来台后只15种）、安阳发掘报告（共4期，22年以后没有了）、中国考古学报（共3册，37年以后没有了）、方言调查报告（只出了《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一种）。

二、单刊（Monographs）：甲种（SeriesA）：洋纸双面印者（共23种）、乙种（SeriesB）：中国纸单面印者（共5种）。

三、集刊（Bulletin）：集刊（共34本）、集刊外编（共2种）。

四、一般刊物（generalpublications）：史料丛书（共8种）、中国考古报告集（共3种）、人类学集刊（共2卷，30年以后没有了）、中国人类学志（只出1种，27年以后没有了）、影印流传刊物（共2种，21年以后没有了）、其他刊物（共6种，其中“图书室报告”只出2号就没有了）。

根据这个简明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到史语所36年来忙些什么了：36年来，他们所研究出来的日渐式微的“成绩”（其中还包括大量的影印或重刊的古书以及未刊印的报告）不过是：

128种

316册

如此而已！当然我们不能跟美国普林斯顿等的高等学问研究所来比，普林斯顿高等学问研究所比史语所小两岁，可是在它25岁的时候，光是它的出书目录，就有270页！而它的内容是——4000本名著！

光从数量上看，我们已经心冷一大截了，可是若再进一步，看看史语所出版品的内容，我们更要气短了！

统观36年来史语所的出版品，最触目的一点是它的“乾嘉余孽气味”太浓了！太浓了！满篇的“考释”、满纸的“校勘”、满页的“正补”、满本的“集证”，以及大量的“重刊”、“笺注”、“再跋”、“考辨”、“探源”、“余论”、“释例”、“拾补”、“议异”、“斠证”……这一切一切，不论是论文、方法、脚注，极大部分都没有跟真正的科学的史学接上线，充其量都不过是些雕虫篆刻的玩艺，“弄丹铅”的把戏。这些恶果，追究始作俑者，胡适要负相当的责任。我在《播种者胡适》里，曾对这种学风有极不客气的批评：

在上面的一系列的肯定里，我必须抱歉我没有肯定胡适在学术上的地位。在逻辑上，我说这话并非意谓着我在否定他。我只是认为这属于胡适个人的小问题，或者他影响下的那个“新朴学集团”小问题。梁启超说胡适“学问成家数”，至少我个人，我不承认在严格的尺度下，胡适是“哲学家”和“史学家”。

以一个曾经“很热烈的颂扬西方的近代文明”的人、一个曾经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居然花极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在东方“学术”的考证上、辨伪上，而美其名曰“打鬼”、曰“解放人心”、曰“偷关漏税的思想方法训练”，这是不能教人心服的！

他不在推行“全盘西化”上认真，却在吴稚晖笔下“‘国故’的臭东西”上认真，认真搞他自己笔下的那种“开倒车的学术”，宁肯牺牲四五十条的“漫游的感想”，来换取《白话文学史》的上卷，毫不考虑两部著作对世道人心孰轻孰重，这是他的大懵懂！以他唱重头戏的地位，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竟还披着“科学方法”的虎皮，领着“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这是多么不相称的事！

这几段使胡适生前极不高兴的话，可说是我对“新朴学集团”的总批评。“新朴学集团”的逋逃薮是史语所，这个所所容纳的极大部分是“村学究”、“老夫子”与“小老夫子”，他们的表现就是在“‘国故’的臭东西”上搬弄“开倒车的学术”，并且习焉成风，认为不走他们路线者皆非学术，皆是左道旁门、皆是野狐禅。但是36年下来，他们的“学术”成绩竟不过如此，这岂不是强奸“学术”？

从没有必要到过度膨胀

讨论这种惨相的形成，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怪现状。

远在民国17年的夏天，中央研究院刚成立的时候，在原来的设计里，根本没有史语所的影儿。因为中央研究院设置的最初目的，最重要的是实现科学的研究，所以它的重点是放在直接与国计民生有切肤关系的学术之上，自然没有拿公家钱来资助“开倒车的学术”的理由。

可是谁想到这个时候出现了跋扈专横的傅斯年，他那时刚留学回来，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兼国文系主任兼历史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同时又弄了一个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以他的霸才与私心，居然说动了当时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蔡元培，诱着老蔡准他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他的美妙理由是以这个所为大本营，从而建立起“科学的东方学正统”！并且保证不是提倡国故、不是开倒车！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史语所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就是理由不很坚强的、很勉强的，这在傅斯年自己的民国十七年度报告书里说得很明白：

中史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迹，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

这是很胆虚的活，也是很坦白的话。可是为什么还要“决意设置”呢？他又说了：

此虽旧域，其命维新。材料与时增加、工具与时扩充、观点与时推进，近代在欧洲之历史语言学，其受自然科学之刺激与补助，昭然若揭。以我国此项材料之富，欧洲人为之羡幕无似者，果能改从新路，将来发展正未有艾。故当确定旨趣，以为祈向，以为工作之径，以吸引同好之人。此项旨趣，约而言之，即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如是伸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

在这些美妙的憧憬之下，为了一个憧憬的满足，于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民国17年年底设置了。可是一开始的地点就很奇怪，它要迁就傅斯年自己，要设在广州。民国18年傅斯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所以这个研究所又跟他搬到北平。

史语所在创办的时候，在中央研究院排行第七位；抗战胜利以后，排行第九位（倒数第五），按说它不算是吃香的一个所，可是因为它的所长傅斯年是一个大手大脚的人，于是它在中央研究院中逐渐膨胀（像傅斯年的肚皮一样），最后正如董作宾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一文中所说的：“那些兄弟所们，在敬、畏、妒，复杂情绪之下，不能不共尊他是老大哥，称之曰‘大所’。”

这个“大所”，在1949年撤退时，与数学研究所一齐搬到台湾，是中央研究院搬到台湾来的仅有两个所，于是它更神气了，俨然“所”高震“院”。这个所之于中央研究院，正如台湾省政府之于中央政府，比照起来，显得非常不匀称。

于是，这个史语所更得意忘形了，忘了它在中央研究院中应有的地位和做法了，它愈来愈成为少数学究的把持集团了。

为了史语所的出版品内容，看了学究们研究的方面、方法和趋向，我们不得不说它根本没达到傅斯年一开始所标榜的“科学成就之路”，它根本有违于中央研究院“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的宗旨，它根本也没达成在中国建立所谓“科学的东方学正统”这一个目标。

从过度膨胀到畸形发展

所以，史语所既不能如傅斯年所谓的：“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则自然“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傅斯年当年的话，真可说不幸一语成谶！

我已指出史语所的研究方面、方法和趋向是“乾嘉余孽气味”、是“新朴学集团”、是“开倒车的学术”。这个所中最有科学味道的只能说是赵元任主持的第二组（语言学组），可是有点湮没不彰。它应有的风头已被下列三组抢去：

第一组（历史学组），最代表“村学究”主持下的“乾嘉余孽气味”。

第三组（考古学组），最喧宾夺主，按《中央研究院组织法》第三条，本来该另有考古学研究所，可是始终被李济主张要在史语所中做“寄生蟹”，一直不能自史语所中赶出来。所以害得史语所营养不良、畸形发育——一个史语所中，不能看到西洋史、现代史的研究，却只看到一些死人骨头和活死人，这成什么话！

第四组（民族学组），是一个“不守妇道”的组。初属社会学研究所，后属史语所。后来凌纯声吃不消李济的排头，另成立“民族学研究所”，以示对抗。可是史语所并不撤销这个组，李济使芮逸夫任组长，比起凌纯声的“民族学研究所”来，是小巫见大巫，又像一个“伪政权”。而组所之战的结果，是双方人事与资料上面的斗法或冻结，纯粹表现了无谓的虚掷与浪费。

这就是史语所目前的消长状况。

史语所虽然不能达到原有的悬想的境界，但是退而求其次，如果能谨守“乾嘉余孽”的家法，实事求是，在“枚举归纳法”的边缘打打滚，也算好的。可叹的是，他们甚至连起码的朴学工作都做不好。例不必远求，即以去年出版，李济主编的《故院长胡适先生纪念论文集》为例，其中有所谓胡适的著作目录，其中（尤其是中文著作目录部分）之错误与笑话，真丢死人（以后我会详论）。这种东西拿出来代表台湾学术研究最高机关的出版品，真可说腾笑中外，而执笔编这目录的人，其中又不乏是“胡适纪念馆”的委员，且在《中华杂志》上，一再以“不说谎”反对“知识上的不诚实与诈欺”为职志。但是在他编的目录中，除了大量的错误与遗漏以外，竟然有“无中生有”的部分，大概这不算是他所谓的“说谎”和“知识上的不诚实与诈欺”吧？

像这类基本朴学工作都做不好的笑话，这种形诸文字、流传中外、代表台湾学术水准的出版品，竟然能够出现与流通，真正该负责的人自然该是李济与王世杰，而真正不负责的人，却又正是尸位素餐的他们。

起码的朴学成绩都没做好的情形还多着哩！试问《古谶纬纂集说》何时才能好？各省的方言调查报告何时才能好？安阳发掘的全套报告何时才能好？其他冈县的殷周大墓报告何时才能好？苗族礼俗、川南悬棺等报告何时才能好？殷代颅骨与人体测量的计算何时才能好？

史语所这类畸形发展的现象，和它的领导人物很有关系，它的第一任所长傅斯年才气过人，可是霸气太大，大得使他不太能容真正的人才，而他所喜欢的，又多是唯唯诺诺的人儿，这种现象，按说是一切独裁者必然落到的结果。傅斯年又订了许多像招收徒弟一般的陋规家法，制造了许多所内的特殊空气。董作宾就提到过许多，诸如傅斯年要给新进所的人“来一个下马威”，诸如不得乱写文章、诸如要强迫校书等等，不一而足。而这些家法与空气，使得许多人对他都不得不作伪，正如陶孟和所说的：“胖猫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也如董作宾所说的：“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时，工作效率果然有些不同。”所以从傅斯年开始，史语所就有一种伪风。傅斯年独裁所务22年后去世，南阳道人董作宾继任，董作宾是土学者，为人忠厚、谦虚而小气，1955年终于被李济推翻，然后又举行独裁所务，直到今天。所以史语所的所长可说是“一蟹不如一蟹”。

霸行一斑

我在《李济：他的贡献和悲剧》里，曾不客气的指出李济的性格不适合做领导人物，因为学问的好，并不就是适合领导别人研究学问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李济性格上的大缺点使他没有办事的能力，而且常常是师心自用、不善用人，把史语所和中央研究院搅得一团糟。我顺手举几个例：

一、1961年冬天，以11万台币承包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外的假山工程，李济的亲信之一经办贪污将近两万元，在自己所住宿舍后边另建房屋两间，经总务主任与其他人员查明属实，当时代理总干事杨树人主张送法院办理，李济不肯，后以胡院长去世，李济代理院长，杨树人辞职，就此不了了之。

二、类此财务不清的案件，李济不但包庇他人，也包庇他自己。他家住台大宿舍，可是加工修理得雍容华贵，但此款并非来自台大或他自己的腰包。

三、李济家里，比其他所长多一辆三轮车与一个三轮车夫，而且他家的工友与三轮车夫是中央研究院的正式名额，领有食物配给，但李家的工人与三轮车夫经常是一两个月换一次，中央研究院总务组向当局月月报备更改，不胜其烦，因此改为临时工人，将薪金与食物配给全部折合现金，因此引起李济的大为不满。

四、史语所在中央研究院中是“霸王所”，举凡人员、开支、都比其他各所来得派头大。不但“室雅须大”，而且“花香在多”，即以年轻的女性职员为例（包括职员、书记、抄写、绘图、雇员），就有20人，占了全所的三分之一。且李济又性喜用“王佐”、“孙膑”、“李铁拐”一类人，这类人自然更需女秘书之类协助，然不经济人力、财力与青春，自不在话下。

五、李济因为唯我独尊，所以尽量限制别的研究所的发展，使它们不能“扶正”，只能在“筹备处”的阶段穷熬（尤以文科方面受迫最烈）。例如“民族学研究所筹备处”、“近代史研究所筹备处”、“经济研究所筹备处”等等皆是。当然在这些“研究所筹备处”的人也不甘心，他们多径自把“筹备处”三个字尾巴自行剪掉，后面光秃秃的，该多痛快。

六、李济不但对机构施虐，并且对学人施虐。例如蔡元培馆，兴建之初原是亚洲基金会为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员所建，建成之后胡院长希望研究人员搬入，但被李济否决，虽经元培馆管理委员会开会通过助理研究员以上可以搬入，但李济坚持不肯，只准副研究员以上可以搬入。但是副研究员在本院阶级较高，而且人数较少，且年龄较大，都已结婚，所以该宿舍建成三年以来完全空在那儿，而其他许多“小学者”（不管真假）都像挤沙丁鱼一般的挤在原有的破宿舍内，光线、空气、设备，都不适合做研究或休息。可是李济却仍不同意王世杰的准迁命令，仍旧把元培馆大楼空在那儿，只让胡秋原等食客及特权阶级夜宿不归。

七、李济这种气焰震主（胡适、王世杰）的行径，还有很多呢！1960年，院士提名会议之前，胡适曾经自己拿钱搜集钱穆的著作，而且提名他竞选院士，可是人文组开审查会议时，李济负责审查，他说钱穆反对胡适，我们不能提名他竞选院士，胡适当时解释说：“我们今天选举院士，是根据他的学术著作，不应该扯到个人恩怨上去。”结果李济又用钱穆没有正式大学毕业的资格提出否决，因此钱穆不得提名。其他萨孟武等之不能挤进院士行列，大率类此。

按说以李济的头脑，他应该知道一个领导人物的条件，我们试看他在《对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中，所提到的丁文江：

一、他最注意的第一件事，是培植人才及选拔人才；他确具有量才使用的能力，他说科学工作并不是天才人物的专利；大有大的工作，小有小的工作。但是做领导的人，就非头等人不可了。若是领导的人不适宜，这机关不但等于没有，并且是一种逆流的影响。

二、他认为一个机关的领导人，固然自己要做研究工作，尤其紧要的是延揽人才，并帮助下一代。

但是记录这些话的人自己又如何呢？他做到了多少“培植人才及选拔人才”的努力呢？又做了多少“延揽人才，并帮助下一代”的德政呢？对那句话——“若是领导的人不适宜，这机关不但等于没有，并且是一种逆流的影响”，李济的脸会不会红呢？

望远看，能看到什么？

扒了这么多的粪、写了这么多的懦林外史，真未免令人气闷。也许我们该向远看一看，看看史语所和中央研究院的前途。

史语所的畸形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定形，这是最可悲哀的事。它的死症是把持资料、方法陈旧、研究范围太狭。尤其是为了自己的能力上的方便，常常在某一方面过度畸形，使标榜的历史语言研究失掉了全面性和均衡感。例如董作宾丢掉史语所所长以后，无组可归，于是专门成立了一个“甲骨学研究室”，这是为了脱离李济压力、挽回自己面子的一个伏笔——他也预备有朝一日脱组而出，另成立“甲骨学研究所”。可是所未成而身先殁，落得生前常常怒目相向的李济写文章猫哭老鼠！这类把史语所不正常的发展，李济自己也是拿手的，他简直把“历史语言研究所”变成了“孝古学研究所”，这是任何人都看得出来的。最近他又弄起《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来了，出了《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一本，完全看不到“历史语言”的影儿。

但是，设想“历史语言研究所”不成为“考古学研究所”又怎么样呢？费了偌大的财力物力，搞了36年了，我们还能看它搞出些什么像样的成绩来吗？

很明显的，这个老大的研究所已在衰退之中，人事的冗滥、暮气的沉沉，我们随处可以感触到。随便翻翻他们的著作目录，你便可以看到在他们之中，有许多是拿钱不做事的懒汉，在所中二三十年或十多年的，只写一篇论文的大有人在，而这些冗员却整天闲荡、领干薪、占房子。他们中也有的凑出些所谓“学术论文”，可是跟他们多年被国家养育的花费太不成比例了，就算是藏之名山之作吧，那等于说是花了一字千金的代价买来的。因为二三十年或十多年来，“成绩”竟那样稀少，少得怎么会只有一篇呢？

还有的连一篇都没有呢！那是一种新贵，这种新贵靠在李济的背上，跟他合力搞了新计划，编什么《中国上古史》，“拐”到中华教育基金会两年24500美金的补助，用把持而来的公家资料，赚他们自己的美金。他们忘了过去有许多的计划都还未交卷呢！但是他们不管了！反正赚眼前的美金比什么都要紧，哪管什么集体研究或成绩报告呢！

36年了，什么时候才是“科学的东方学正统”呢？所谓《东方学》（Orientology），起码要包括《中国学》（汉学，Sinology）、《日本学》（Japanology）、《印度学》（Indialogy）、《埃及学》（Egyptology）、《巴比伦学》（Babynology）、《叙利亚学》（Syrialogy）……现在别扯这么多了，光说《中国学》吧，什么时候才是“正统”呢？

36年的史语所如果还不能达到这个使命，它似乎该解散以谢国人，起码由于它的解散，可以使许多资料开放为公众的图书馆或博物馆，起码可以使学术界少一点束缚和禁脔，起码可以使傅斯年的36年前的遗意，不再失信于天下。

11年前，因为“蒙混舞弊，不尽职守”而被撤职的王世杰，两年前在宦海失意之时，“屈就”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可是他并没有死心塌地地经营这个学术研究最高机关，他只是和尚撞钟而已。去年11月10日，《中央日报》发表他的《中央研究院与学术研究》演说词，提到：

中央研究院仍在滋长的过程中，但是，限于台湾的条件，我们目前并不打算做高度的扩张。

我们虽没有做高度的量的扩张的野心，这绝不是说我们不重视本院研究所的业务。相反的，我们只是在财力上没有大计划，并不是在工作上没有长远的计划。事实上，我们相信本院的研究所应该做前所未有的努力；我们认为这些研究所，要负起领导学术研究的责任，并成为有资格的学者的训练中心。

好一段官样文章！“领导学术研究的责任”、“领导学术研究的责任”，不先请官僚院长、总干事、所长下台，不先修改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及评议会条例，哪里还谈什么“学术研究”、哪里还谈什么“领导”和“责任”？

尾声

李济的亲信之一，最近出版了一册《心路历程》，在序里，他指摘李敖说：

我们这一个世代，是充满了困惑与迷惘的世代。正在发展的经济条件下，我们却看见无数不得发展机会的青年。一团低气压，压得许多人想要扯破衣襟，大叫一声以求抒气。为了这种郁闷，我们都看见有一位不耐烦的青年撇（敖按：当作“憋”）不住了。他在求发泄闷气的冲动下，抓住了一些偶像加以咬撕跌打。他获得不少掌声，因为有不少人借着看他的一顿发泄而获得假想自己也发泄过的满足。

我以为，那些被攻讦的偶像本身是时代悲剧的产物，他们身不由己，扮演了若干自己并不想做的角色。他犹如唐吉诃德心目中的巨魔，他们只是风车而已，一些时代错误下的牺牲。骂倒一些个人，今天的问题并不能得到解决。我们要改变的是制度与结构，因此我们要批评观念，建议提出的新观念。

这是很不通的话。因为人与“制度与结构”根本是分不开的，“有治人无治法”的现象和“有治法无治人”的现象，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如果只论制度不论人，那么从大清帝国到中华民国这一“制度与结构”的转变，照理应该国泰民安才对，可是就是因为“人”仍是原班人马、仍是封建余孽，所以任何良法美意都变成了空架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骂倒一些个人”，盛至应该打倒一些个人，我们要逢佛砍佛、逢罗汉砍罗汉、逢不长进砍老不长进。只有这样，才能赶走拦路的老虎或纸老虎。

今年1月26日，《中央日报》上登出一篇专栏，标题是《李济谈勇于负责》，其中有一段李济的话，是批评李敖的棒子论的。李济说：

不知道是社会环境的因素，抑是教育的因素，现在的青年大都有一种逃避现实的想法。有人提出要老年人交出“这一棒”的问题。我常常想：老年人不是不交出一棒，而是到底有多少有才干的青年，愿意接过这一棒。

这是很没有心肝的谎话。因为真正的因素恰恰是老年人不交出这一棒，他们占尽肥缺、抢尽财源、把尽资料，最后还大模大样地说：不是我们不交棒呀！是没有多少有才干的青年愿意来接呀！

李济忘了他就任史语所专任研究员兼第三组主任的时候，才不过31岁（傅斯年才不过33岁），可是当时他们却有棒可接。由此可见他们的上一代的风度和雅量，也可证他们的际遇之佳。如今李济一笔抹杀今日“有多少有才干的青年”，用来掩饰今日群老割据的死结，真是大言欺人！

李济的亲信之一，在前面做了一些不通的回护以后，又鹦鹉学舌般地附和李济的棒子观，用项伯的姿态写道：

对于冲不破郁闷低气压的青年朋友们，我愿不避嘲骂，进一忠告：假如你以为郁闷后面将有豪雨，那么别把精力都消耗在咒诅别人，你该现在就准备雨具；假如你以为郁闷的后面将有晴天，你也不必把时间花费在指责现况，你该现在修理犁锄，准备在天晴时使用。充实自己，别只是吵着要人交棒，免得棒子到手时，仍旧接不住。

写这段文字的人，至少是因某些特殊缘故接数棒在手的人（他是史语所副研究员兼台大历史系副教授兼中国上古史计划的秘书兼拿台币美金者兼老不长进一代和青年马屁一代的拉皮条者），他这段话的意思无异是说：“小子们，你们不要吵！你们乖乖的去修理雨伞或修理犁锄吧！谁最乖，我便介绍谁去接一根棒（棒棒糖？）；谁不乖，我的后台老夫子们便要惩罚他给你们看，看一出‘棒打薄情郎’，殷鉴不远，在李敖身上就是：现在李敖已被夫子们‘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了，你们谁敢再闹，谁就要先吃我一棒！”

凡是稍知中国历史的人，都不难知道自古一来，宦竖之流如何在谄上欺下，小人弄权；都不难知道多少明主或昏君，都难逃被宦竖之流的谄媚与欺蒙。从这个观点缩小来看，李济正属于师心自用却又巧被欺蒙的一个类型，在这师心自用却又巧被欺蒙的过程里，李济高高在上，俨然以大宗师自许，其实他已经不行了，我在《李济：他的贡献和悲剧》里说：

李济老了，他的年龄、心力与病情，都不再使他能施展朔方健儿的身手了。他的判断力有时也有问题了。他是“直到而行”（straight）的西化文人，在满是羊肠曲径的中国社会，他自然显得不够老练纯熟，在人事上，他自然难免被一些“九头鸟”、“干亲戚”提供错误的资料，于是，“可欺其方”的情况自然也就不难出现。

现在，可怜的李济正走上十字街头，以他所受的训练、所持的水准，他何尝不知道文化沙漠里需要新学风？他何尝不讨厌南港的乾嘉余孽的新朴学？他是真正梦过科学学术的人，他何尝不愿援引一批新学人来替代旧学究？他何尝不想改造台湾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他何尝不愿实行傅斯年的“拔尖主义”来网罗高材生……可是，这一切一切，对今天的李济说来，都已是悲剧里的喜剧对白，对白里的良宵美梦。

李济的悲剧象征着教育学术悲剧的拟人化；李济的贡献象征着文化沙漠里的一点回光。在回光残照之中，我们看不到一片天边的曙色。一片曙色对我们说来，似乎已是奢求。夜已深沉、人已老去，我们等待的，只该是回光消逝后的一盏灯笼。

在我写这段文字以后八个多月来，我所看到的人更老了、夜色更浓了、小人与阴影更多了。如今李济已经昏聩衰病如同将死之人，他已不能做什么，只是在享受着过去声名带给他的利息，并且更可悲哀的是，他的本钱愈来愈衰退，利息却愈来愈增加，增加到用空名和虚声笼罩了一切，甚至笼罩了最后的“一盏灯笼”。

当年的李济已经死掉了。现在的李济，已经告诉我们他不是一个生龙活虎的学者了，他简直是一个徒盗虚声的皮尔当（Piltdown）人了。

1964年8月22日写完

##读《虚有其表的考试法》

我的同班同学陆啸钊先生，是一位常识最丰富、对法律最有研究的年轻人。他这篇《虚有其表的考试法》，在付印前有一次使我先睹为快的机会，读过以后，忍不住要写几句话。

啸钊这篇文章的最大特色，是一刀就砍开目前考试问题的症结所在。他指出考试院的灵魂是《考试法》，《考试法》是五权制度中考试一项的基本大法，这个大法是国家“抡才”的基本标准，任何单行法规和行政命令，只要抵触了《考试法》的尊严，一概无效。

但是，事实上，《考试法》已被许多别的机构踢开了：司法行政部有《法院组织法》、《律师法》来踢开《考试法》；内政部有《医师法》、《药剂师法》、《助产士法》、《药剂生管理规则》、《警察法》来踢开《考试法》；经济部有《会计师法》来踢开《考试法》……换句话说，人家谁都没把《考试法》看在眼里，只要为自己方便，一脚就踢开。

别的衙门踢开《考试法》，已经不成体统了；可怪的是，堂堂考试院自己，居然也踢开这部苦命的法律，这是何等大笑话！

这种笑话，陆啸钊先生已指出这是“妾妇之道”心理的作祟，换句话说，这是放着元配夫人不做，而要甘心做姨太太的心理。这种心理使考试院放弃了对《考试法》的维护，放弃了《考试院组织法》第17条的权利，而甘心听任别的衙门乱订单行法规、乱发行政命令。

结果呢？公务人员居然可以在违背《考试法》的情况下一一任用，这是什么法治！什么体统！

考试院在消极方面，既然不能制裁这些野鸡公务人员的任用，但在积极方面，若能为国家开开贤路，也算好的。可是，事实上——又是事实上——考试院在积极方面的作为，却是一塌糊涂。

所谓考试院，顾名思义，是要“考试”的“院”，是用“考试”来取人才的“院”。但是考试院却不从这里着力，它居然用“检核”的办法开“贤路”。这是大大有问题的。我们试看1962年的了一个比例表：

考人类别数别/律师/会计师/医师/药剂师/牙医师/护理师

检核及格人数/94/7/285/48/17/322

考试及格人数/4/4/0/0/0/0

请看这成什么话？这成什么比例？“检核”及格的有733人，可是“考试”及格的却只有8个人，这叫什么“考试院”？这简直是“检核院”！

“检核”这个玩意，在《宪法》第八章有关“考试”的七项条文里，根本没它的影儿！一部宪法中的考试一项的精神，是人才要“考试及格”，考试院而不考试，还配称考试院吗？

考试院在检核方面，既然硬要大开方便之门，但在考试方面，若能为国家开开贤路，也算好的。可是，事实上——第三次事实上——考试院在考试方面的作为，又是一塌糊涂。我们试看1959年至1962年专门职业人员的考试情形：

年别：1959/1960/1961/1962

到考人数：606/760/368/426

及格人数：35/21/12/8

及格人数占到考人数之百分比：5.77%/2.76%/3.26%/1.88%

从这张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同是60分的录取标准下，录取人数是毫无道理的在递减！这是什么进步？什么“为国抡才”？

以上随手所举的几个例，无一不证明了这个考试院的莫名其妙，暮气沉沉。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徒法不足以自行”，没有人在严格执行宪法所赋予的考试权，任何良法美意都将成为一纸具文。

基于这种认识，我不得不指出考试院的最高负责人的失职。莫德惠院长做了9年了，我实在看不出他在积极的领导考试院做为国抡才的大业。他只会祀孔、只会写毛笔字、只会巡视考场、只会写“贤路于今已大开”一类的臭诗，然后再由一二老朽的考试委员唱和，说什么“玉尺量才廿二年”或“卅二年”，这都是鬼话。一份国文试卷，他们一命题，就是什么“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等腐朽八股，打起分数来，同一份试卷，莫德惠“乐为之序”的沈兼士打了80分，80岁的张默君打了75分，60岁的马国琳打了65分，60岁的陈玉科打了58分，52岁的陆锡光打了56分，69岁的王立哉打了55分，上下相差达25分之距，可由优等录取（80分）直差到根布不录取（55分），这是哪一国的“量才”？哪一国的“玉尺”？请看他们把考试大典搅成了什么样子！

作为一个从来没参加并且一辈子也不屑参加这种考试的人，我想我有十足的理由来建议这个考试院，最好彻底改组一下，第一步：80多岁的莫德惠先下台。换个“年轻人”（比如说六七十岁的）来领导。莫德惠是当年劝进袁世凯做皇帝的人，也是冒充东北大学校长的人，更是老得走不动路的人，他实在不该恋栈这个清高的职位，他应该自动表现新陈代谢的风度，使考试院恢复清白和进取。莫德惠先生如果觉得一个人下台太寂寞，不妨感赋一首诗，邀做了32年监察院长的那一位一起下台。这样，他们可以成为“玉山二皓”，比汉朝的“商山四皓”还神气得多！

宦海有边，旁边就是岸，“国之大老”们呀！拜托啦！请给六七十岁的“年轻人”一点机会，该上上岸了！

《文星》第75期1964年1月1日

附录一

虚有其表的考试法（陆啸钊）

一个法律如果不能贯彻实施的话，这个法律就已经丧失了它原来的立法精神，按照这个法律规定而办理事务的机关，也就根本失去了原来存在的价值。

考试既与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同属五权之一，当然希望它能一本独立的职权，为国家社会提供足够的人才，这不仅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也是在开放的社会里，所有公民共同的意愿，因为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凭着考试的途径，公平获得服务国家社会的机会。

可是，由于考试院本身的暮气沉沉，和考试法令制度的不健全，考试院既无法与高等教育、学术机关连贯配合起来，共同造就中国第一流的人才，甚而由于鼓励不得方、任使不得法，使很多有才识有见解的人裹足不前，结果“郁抑之士，充沛于野”。社会上到处都是偏激和不满。年轻人的智慧活力，不能促进国家社会人事的新陈代谢，考试院应该负很大的责任。

考试院职掌宪法第83条考试之事项，这里所称的考试，依考试法的规定包括“资格考试”和“检核”，宪法规定的只不过是列举的抽象原则，具体的事项必须依据考试法和它的施行细则，考试法是考试院自己提出经立法院通过公布施行的，换一句话说，考试法是公务人员任用资格与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执业资格援引的根本法。可是事实上，职业法规的检核规定，公务人员任用的单行法规，很多的地方都排除了考试法的适用，甚而单纯的资格考试，也由于检核的规定，而诱致显失公平的结果。我们要知道一个法律如果不能贯彻实施的话，这个法律就已经丧失了它原来的立法精神，按照这个法律规定而办理事务的机关，也就根本失去了原来存在的价值。

到今天的考试院，终于变成五院当中最可怜的一个衙门，不仅在职权上被分割成支离零碎，而且主事人也被国人目为聊备一格的闲曹，从戴季陶、张伯苓、钮永建、贾景德，到今天的莫德惠，始终不能为考试院开拓一个新境界，结果呢，我们的招贤馆既引致不了奇异之士、倾世之才，只好把那些竹头木屑都拿来凑凑数了。

一

孟老夫子说过一段话：

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著，妾妇之道也。

我们的考试院，似乎对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深得其中三昧，考选铨叙原属宪法规定考试院的专属职权，可是这些职权却被行政院的司法行政部、内政部、教育部、交通部、经济部、主计处，以及台湾省政府所共同瓜分了，铨叙方面不属本文范围，我暂且放过不谈。单就考选部分初步统计，抵触宪法上的考试职权和考试法的现行法规的，一起有八种之多。

为了便于申论，我将它列成一张统计表：

法律名称/主管机关/有关条文

法院组织法/司法行政部/法院组织法第33条第1项之第2、7、8、9、10、11各款规定与宪法第86条第1款及考试法第2条不符。

律师法/司法行政部/律师法第1条第2项所定资格与考试法第27条之规定不符。

医师法/内政部/医师法第2条第3条与考试法第27条第28条不符。

药剂师法/内政部/药剂师法第2条与考试法第27条不符。

助产士法/内政部/助产士法第2条之规定与考试法第28条不符。

会计师法/经济部/会计师法第2条第1项之第2、3、4款与考试法第27条不符。

药剂生管理规则/内政部/药剂生管理规则第3条之规定与考试法第28条不符。

警察法/内政部/警察法第13条之规定与宪法第86条第1款及考试法第1条之规定不符。

以上这么多抵触宪法上的考试权，或与考试法不符的现行法规，考试院竟然能任令其存在，已经是让我们大感惊异的事了，而其中律师法、药剂师法、助产士法的检核办法，还是由考试院会同行政院共同订立的，考试院明知跟自己的立场违背，却宁可牺牲原则，这种以顺为正妾妇之道的升华，我们能不惊叹吗？

结果，当了三年立法委员就可以做律师，行了五年密医就可以正式做医生，形成中国社会的种种怪现象，考试法的精神可以说是丧失殆尽了。

再如1953年6月15日公布的警察法，其中13条明明记载：“曾受警察教育者”就可以取得任用的资格，这一段文字根本就与宪法第86条第一级“公务人员任用资格”须经“依法考选铨叙定之”的规定相违背。这个道理非常明白。社会舆论为了维持体制，也指摘得很厉害，结果经过考选内政两部再三交换意见，最后仅于警察官管理条例中做了一点修正功夫，将原来的文字改为“特种考试警察人员考试初试及格，中央警官学校训练期满，再试及格者”。用来弥补警察法第13条中“曾受警察教育者”的规定，使得比较合乎宪法和考试法的精神，考试院获得这个结果，也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实际上，警察法是法律，警察官管理条例只是由行政机关颁布的行政命令，行政命令抵触法律者无效，法律抵触宪法者无效，一个抵触法律的行政命令、一个抵触宪法的法律，充分表现出我们有关机关，不尊重法制体系的完整。考试院纵然不为自己的职权得失计，也应当想一想如何维持宪法的尊严。

二

根据法理来讲，诸凡律师法、医师法、会计师法等等相同性质的法规，都是一种管理执业的法律，依照整个法制的体系，并不能够独立赋予资格，更不能排除考试法的适用，而单独赋予资格，我们看考试法第1条的规定：

公务人员之任用与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之执业均依本法定之。

开宗明义，含义非常明显。所以一定要依考试法取得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的资格以后，当局为达到监督的目的，方才有执业法规的适用，我们看这些执业法规大部分都规定的是如何申请证书、如何登记开业、对于当事人的义务和责任，以及主管官署对于执业人违法和背信时的惩戒等等事项，就可以十分明白了。所以在没有取得专门职业和技术人员的资格以前，根本就没有适用职业法规的余地。

我们现在就拿律师法第1条做一个选样说明：

律师法第1条规定：

中华民国人民经律师考试及格者得充律师。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前项考试以检核行之。

一、曾任推事或检察官者。

二、曾在公立或经立案之大学独立学院任教授副教授讲授主要法律科目二年以上者。

三、在法院组织法第33条第4款（在教育部认可之专科以上学校修习法律学科三年以上毕业，曾任荐任司法行政官，办理民刑案件二年以上，成绩优良者）或第37条第5款（曾任立法委员三年以上者）之资格者。

四、曾在公立或经立案之专科以上学校修习法律学科三年以上毕业或经军法官考试及格而任相当于荐任职军法官二年以上者。

五、在军事审判法施行前曾经修习法律学科二年以上者并任相当于荐任职军法官四年以上者。

前项检核办法由考试院会同司法院行政院定之。

律师法第1条既然规定律师一定要经律师考试及格后，方可充任律师，那么参加过律师考试的朋友，一定都知道，我们根据的是考试法参加考试，考试法第3章规定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的考试事项，其中26条到28条明明规定了检核的资格，检核实际由于考试法的规定也变成了考试的一种，所以考试法所规定的考试方式，可以分做两种，一种是普通的考试，一种是检核的考试，律师法第1条既然规定“考试及格”，当然包括考试法的检核考试在内，万万不能在考试法既规定了检核办法，在律师法中又规定了另一套检核办法，纵然退一万步，容许律师法有一套检核办法，最起码的要求，也不能跟考试法中的检核办法相抵触，这是稍微懂得一点法理和体制的朋友都不难明白的事。

我有一个朋友，1959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一直都在律师事务所中工作，今年他检具了一件证件，向考试院申请律师高等考试的检核，想不到考试院不但没有依照考试法办理，反倒认为他未具律师法1条2项的资格而被认为不合。接着他提起了诉愿，考试院的决定就更妙了，引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根本否定了自己职掌考试的根本法，考试法的虚有其表、考试制度的不能健全、中山先生考试权独立的理想不能实现，都是由于考试院本身的不能善尽其责。

三

今年11月15日，中央社发表了一项消息：考试院心血来潮，修订了律师检核办法草案，除了原来律师法所规定的这些以外，又增加了6、7两款，第6款是：

专科以上学校法律系科毕业，曾任司法职务，成绩优良，有证明文件，服务年资，大学毕业为四年，专校毕业为五年。

第7款的内容规定了：

领有外国政府相等的执业证书经考选部认可的。

消息一经发布，首先提出反对的是台北律师公会，认为其中6、7两款所规定的律师资格，是大开方便之门，势必降低了律师的素质，于是予郑重其事地决定分电司法院、行政院于将来会同审查该草案时予以删除。

老实说，考试院修订的律师检核办法草案，第6款的资格，倒是跟考试法27条相符的，台北律师公会对该份草案，如果真为了怕降低律师素质，首先应该提出的是担任立法委员三年这一款，其次是既不是什么大专毕业肄业，随随便便读了两年法律当了四年军法官的那一款，这才是真正叫做“浮滥无羁”，如果一方面又想贪图自己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不敢去碰碰鸡蛋豆腐，也不是什么英雄好汉！

我们对考试院所修订的律师检核办法草案，不能无憾的只是考试院既已感觉律师检核适用律师法为不当，而另起炉灶，修订律师检核办法，那么为什么不乘此机会将不符考试法精神的一起剔除，以符法制呢？或者根本就不必修订什么检核办法，干脆就适用考试法呢？考试院明明有了这部考试法，为什么偏偏要将这部考试法束之高阁，藏头缩尾，羞人答答地见不得人呢？

老实说，我对一切检核的规定，都认有违公平的原则，如果认为大学毕业文凭，还不足赋予执业资格的话，那么凭真本领硬功夫，大家参加考试公开竞争好了，以前凡是未经考试而执业律师的人，也一概取消资格，这才是提高律师素质、正本清源的办法，假如做不到这一点，无论考试也好、检核也好，最少也要依照考试法的标准，去取舍人才，即使稍有讨巧，讨巧得也有限度，这虽然不是上策，至少还是中策，要不然的话，既然法制已经无法维持，干脆大开贤路，取消律师考试，凡是大专法律科系毕业学生都可以应律师检核，管你是木屑也好、竹头也好，让社会去自然淘汰，这样与考试取才虽然不无违背，至少能做到公平两字。今天律师的平均素质已经够烂了，让所有的大专法律系毕业的学生，都取得律师执业的资格，也不见得会比今天律师的平均素质更烂。

1962年和1963年参加律师考试的都是四百多人，录取的名额一样，一年四名，今年参加司法官考试的有七百七十人，录取了四十四人。律师和司法官应考的资格一样，录取的标准相同，结果应取的比率，司法官似乎是律师的六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律师考试的出题评分，远较司法官考试严苛。

如果律师考试的严苛，单纯为了提高律师的素质，我们自然无话可说，可是摆在眼前的，乃是堵塞考试之途，大开检核之门，难道这就是考试院为国抡才之道？

四

孙中山先生主张确立考试制度，主要是针对官吏和议员而言的，认为因此可以救济选举不得其人与分赃制度的流弊，原不包括专门职业技术人员考试在内，可是他主张考试权独立的原则，以及考试机关专负选择之任的说法，却可以适用于任何一种考试。

宪法第83条既许考试院为最高考试机关掌理考试事项，又于第87条许其对于所掌事项独立提出法律案，法律给考试院所有的地位，不能说不独立。可是实际来讲，考试院的所作所为，是自己放弃了独立门户，而寄人篱下，这是考试院自堕志气，是考试院自毁长城，也是考试院自己丧失人的尊敬与重视。

我们看那么多抵触宪法和考试法的法规，考试院为什么不一一送请大法官会议解释？一切的检核，考试院为什么不依照考试法办理？考试院所修订的律师检核办法为什么要显明地在讨好行政院和立法院？

考试院的确老了，莫院长已经八十出头了，对于这样的老人，我们能期待些什么？（《文星》第七十五期1964年1月1日）

附录二

敬向考试院进一言（周朱枕）

——并就教于教育部黄部长

在《文星》第六十九期第七十五期，陆啸钊先生与李敖先生，分别发表了《贤路于今已大开》《虚有其表的考试法》与《读“虚有其表的考试”》等三篇有关讨论专门职业考试的文章，我们读到这些论著后，感到非常兴奋，因为久久闷在心中的问题，现在竟然有人出来说话了。陆李两位先生，在前述的文章里搜集了许多资料，做成各种统计表，仗义执言，对目前的专门职业考试，做了很详尽的分析，也替参加过律师考试的人，出了一口闷气。事实上，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暴露了学校教育及考试制度的脱节现象。笔者愿在此加以引申补充，并做进一步的研讨，以就教考试院诸公及教育部主管当局。

1962年和1963年报考律师的人，都是四百多人，录取的人，每年都是四个，平均一百个应考人中，尚录取不到一人，不知道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律师考试，像我们这样苛刻？依我所了解的，像菲律宾他们的法律系毕业生，虽然亦须经过国家考试，但每年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人，都可以取得律师资格；再如泰国、美国情形亦大致一样（据闻在美国以纽约州最难，但应考人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都可以考取）。日本的司法考试，素称严格，但其录取比率，亦绝不至于这样不合理。我们考试院对律师专门职业考试，何以如此苛刻，实在令人费解。笔者曾站在考试院的立场，分析其理由，但总无法寻出任何一种理由替他们自圆其说。我想考试院可能有的理由或借口不外这些：

一、意在提高律师素质——这一理由，虽未尝不冠冕堂皇，但考试院的作为，事实上，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甚至反其道而行，盖一如陆李两位先生所指摘，考试院大开检核方便之门，就是学农工商的，甚或不识之无的，做了三年立法委员，也可以取得律师资格；军官学校毕业的（军法学校更不用说）当了二年军法官，也照样可以取得其资格。试想，考试院如此杜塞律师考试之途，却大开检核之门，哪里说得上是在提高律师的素质，简直是在拉低律师的水准！

二、现在律师为数已不少，多取了怕影响已开业律师的生意，亦即意在维护他们既得利益——我想这一点也可以成为理由的话，那未免太唐突离奇了！试问，在台湾医师本就有过多的现象，何以政府还不断地允许医学院的设立，而不管毕业的人数多少，一律授予医师执业资格？一样是专门职业的资格，何以在甲就不发生维护既得利益的问题，而在乙就发生呢？况且在这样苛刻的录取比率下，侥幸能够考取的，他们大部分都获得奖学金，到国外留学去了，且考取的也不一定即开业，因此，年来由于律师考试及格而执业的，比率并不高。我们政府与社会天天大谈“新陈代谢”，请问：考试院是否有意在维护既得利益的理由下，扼杀年轻一辈自由竞争的生机？陆先生曾指出：“‘郁抑之士，充沛于野’，社会上到处都是偏激和不满，年轻人的智慧活力，不能促进社会人事的新陈代谢，考试院应负很大的责任。”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话。

三、律师一经考取即可挂牌赚钱，轻易的给与资格，未免太便宜了些——这一点也一样不能构成理由的，相信考试院也不敢这样承认。赚钱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只要对社会上有贡献。何况如认为考取律师的可赚“大钱”，以为有失公平，或认为有点那个，那么，这正应该放宽录取名额，使律师人数增多，普遍获得执业机会，执业人数既多，暴利行为亦不可求，优者生存，劣者淘汰。就像泰国那样，许多具有律师资格的人，都不愿挂牌执业，而到机关做事。但因考试院把律师取得太少了，结果，形成“奇货可居”的现象，许多在法院当推事检察官的，竟也想尽办法辞职，以便从事律师业务。我想，假定把律师考试的录取比率提高一点，那么，读法律的，不管是在法院当推检的也好、做律师的也好，抑或在其他机关做事的也好，大家的收入都是不相上下，无形中就可以免去种种弊端，考试院也就无须再忧虑大家会去拥挤这一门，司法行政部也不必再假借什么理由来禁止推检辞职去做律师了。消极的防堵，远不如疏导开放，理由亦即在此。

四、最后，假定考试院硬说应考人的成绩达不到六十分的标准，还有什么话可啰嗦——关于这一点，李敖先生曾就1959年至1962年中有关专门职业人员的考试情况列表比较，然后说：“我们可以看到，在同是六十分的录取标准下，录取人数是毫无道理的在递减！”并慨乎其言的说：“这是什么进步？”“什么为国抡才？”我想，假定考律师的人，都是一些庸才、饭桶，四百多个应考人中，仅有四个能考上六十分，其余都是成绩恶劣，果真如此，那么，负责大专教育的，上自教育部长、教育厅长、院校长，下至法科教授们，都是误人子弟，非受撤职或解聘之处分不可了，因为他们教育一百个法律系的学生，尚不能成就一个足任律师的人，试问，这样的成绩，他们如何交代？

事实上，何以仅有如此之少的考生能拿到六十分，考试院自然是明白其真正的原因所在的。就被考试院请去阅卷打分的考试委员与襄试委员言，很多都是各院校的法律系教授，这些教授对同一人的考卷的评阅，不会在大专学校与考试院间有相差如此远的及格距离。据我所知，曾有参加阅卷的教授，对于放榜录取的结果，大感诧异，以为以他所给的分数，尚不至于仅有四个是够录取标准的，那么，真正的关键何在呢？是谁上下其手呢？

再说，参加过高普考的人都知道，凡是应考律师或司法官考试的人，都不是随便敢报考的，他们都是经年累月的埋首准备，卖命的苦读，绝不像许多科目那样，待报名后，稍事翻阅，即可应付得了的，然则，应考律师的人，其成绩如此的坏，就不免太反常了，考试院如此无理的“限制名额”，实不啻在虐待考生！

其次，我要特别指出来的，就是依照规定，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考试，并无名额限制，凡成绩达六十分的，有多少便取多少。记得工科学生，参加高考，其分数达到六十分的，虽在公务人员任用资格方面，因名额限制，未能上榜，但在技术人员执业资格方面，则一律予以工程师资格，后者所取人数较前者为多，但在法科方面，拿1963年度的高考来说，司法官共取四十四人（七百七十人报考），而律师则仅取四人（四百多人报考），本无名额限制的倒反比有名额限制的取得少，就录取比率言，更是严格多多，这不能不说是反乎常理，显然跟不限制名额之本旨是违背的。

在民主先进国家美国，其法律系毕业生，大部分固都能取得律师资格，自己开律师事务所，或到政府机关、地方自治团体，抑或工商企业机构去担任有关法律方面的工作，其邦议员更是多系法科出身。美国法治之所以成功而有深厚基础，此未尝不是一个主要原因，反观我国情形，法学取得专门职教育目前虽好像颇见发达——除台大、中兴大学、东吴外，近来政治大学、中国文化学院、辅仁大学等校，亦都纷纷设置法律学系，每年招收法律学生，不虞成千之数，此就民主法治的前途言，自属一件可喜的现象，但我们看到他们毕业后的出路，却是令人悲叹的。

本来，司法官与律师为法律学系毕业生主要的出路，但司法官名额有限，每年能录取的，不过二十个、三十个，至多也不过四五十个。律师则少得更属可怜，这一二年每年仅取四个，其他数以千计的绝大多数人，究竟往哪里去呢？台湾目前人浮于事，失业固然严重，但读其他科系的，尤其医工农，他们可获得优厚的外国奖学金，甚或可经应聘到外国工作，另求发展，而法律是具有国家民族界限的，法科毕业生却没有这条路可走。至于在国内的，固然学法的人的工作领域应不局限于司法官或律师，如美国者然，各级行政机关、工商企业单位或自治团体，都是少不了他们的。但试问：我们的行政机关或工商企业团体，到底雇用了多少法律系毕业生？他们为什么不能雇用或被雇用？个中原因固不止一端，但他们未具有足够的资格，亦即未具有考试院考试及格的资格，未尝不是一个主要原因。“法律万条，不如金条一条”，我不相信法律如此无用。事实上，尤其在民主法治的今天，我们社会已渐走上工商业化的今天，各级行政机关或企业团体，都需要法律人才。就以省府税务处而言，黄锡和处长就曾经说过：税务与法律是难能分开的，将来在全省各地的税捐稽征处都拟聘用一些法律人员，但他又说：公务员须经考试及格方能任用，而考试及格，大家都到法院，没人愿意到行政机关。其所属法制室，现在虽急需法律人员进去工作，但找了一些人报上去，却难获通过，最近经台大推荐，报上两个法律研究所的毕业生，但省府人事处对这两位法学硕士，仍以任用资格不合，曾一度照驳不误（黄处长的上面一段话，系在私人谈话中所透露者，发表之前未征得同意，并此叙明）。试想，一个在大学读了四年，又进研究所攻读三年，学有专长的硕士，我们考试院徒以未经它的一关考试，而剥夺其为社会服务的机会。考试取才的原始的目的，已一变为堵塞贤路的绊脚石，甚或把学校教育的功能都否定掉了。其次，在工商企业方面，就拿农林公司为例，许多土地纠纷或法律事件，也莫不需要学有专长的法律人员参与工作，但该公司对这类事务，却让由学农林的人办理，奔走于法院之间，此不能不说是有违科学管理原则的。我想，考试院倘能放宽律师名额，使学法律的人，能够尽量取得专门职业考试及格的资格，那么，上述税务处的困难即可望解决了，工商界相信也会乐意雇用法律人员的。

司法官名额有限，考试院何以不在专门职业考试方面，为法律系的毕业生开一条路，让其有资格为社会贡献其专长？考试院缺乏眼识，不出此之图，倒反而阻塞其出路，可乎？今天法科学生普感苦闷，每年大批法律系毕业生寄人篱下，挤进中学与学师范者抢饭碗，岂是政府之本意？又安得谓为教育之福？这考试院应该负大责任。

考试院既规定专门职业考试不限制名额，而实际上却每年限取四个，此无异挂羊头卖狗肉，又何必如此自欺欺人？我认为即使未便像医师、药剂师或助产士那样，使学校毕业即径以检核，统统让其拥有执业资格；或即使不能像菲律宾等国那样，使法科毕业生之百分之八十、七十取得律师资格，起码也该让应考人中录取的百分比有合理的增加。

今天我们社会青年，除了当兵外，一股活力无可伸展，苦闷万分，考试院何忍再绝去这一点应试的希望，一年一度的高普考大典上，白白的丟去五十元的报名费，青年学子，一年又一年消耗其脑力强记死背这几本教科书，对社会来说，又有什么好处？这样下去，今天的考试，跟清朝时代的八股取才，又有什么两样？功乎？罪乎？考试院对于这一点，似乎应该彻底自觉一番了。（《文星》第七十七期1964年3月1日）

附录三

谈本年度高普考试（《中央日报》社论）

考试院昨日公布今年高等考试及普通考试的日期与类科，这是一年一度的考试大典，虽然今日的文官考试已经远不如过去科举时代那样受到的重视，但台湾考试制度这一优良传统，还是健全政治的不二法门。我们甚至可以说：考试制度能够充分发挥其功能之日，就是政治真正走上轨道之时，君主时代如此，民主时代更如此。民主政治，政党轮流执政，倘无健全的人事制度做基础，其后果是不问可知的。

目前公务员待遇虽然不见得好，但还是为人们向往的一门职业，所以每年高普考试，报考者相当多，其所以没有能受到社会各方应有的重视，主要是因为考用不能合一的缘故。通常有人称高普考试为资格考试，其实这是于法无据的误解，政策亦非如此，我们只可承认它是一项不合理的现存事实。这一事实的形成，当然有其外在的原因，如机关员额有限，及缺乏新陈代谢等皆是，但大家对于高普考试的了解不够与信任不够，毋宁是更重要的原因，否则为什么大部分特种考试可以即考即用，而高普考试不能？

考试制度所要做到的是公平，及选拔出来的是人才。高普考试的实际情况，我们愿以几项统计来说明它。根据考选部的资料：历届高等考试及格人员学校毕业总成绩大多数在八十分以上，差一点也在七十五分以上，这说明考试结果与学校成绩的一致性，此其一。以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在全国性的高普考试及格人员中，本省籍者占百分之七十以上，这说明录取人数与人口省籍比例的一致性，此其二。这两项统计充分证明高普考试是绝对客观而公平的，如果有少数例外，那是在大量人数中无法避免的事。

至于选拔出来的是否人才，经常有人怀疑：不是说高普考及格人员标准降低，今不如昔，就是说考出来的人不中用。我们拿近年的资料来看，高普考试的录取率平均约为百分之十左右，远比特种考试及升等考试的录取率为低，录取的机会为难。就这一点来讲，我们即不得不承认他们是选拔出来的人才，如果说还是不尽理想，那是教育的问题，不是考试的问题，难道人才要求诸学校以外吗？又考试及格人员初到机关，也许会手足无措，但假以时日，就会比非考试出身者平均来得强，曾经做过主管的多半有这经验，所以也不发生中用与否的问题。然而现在许多机关，尤其事业机关，多喜欢特种考试。一方面是心理作祟，因为特种考试等于“定制”，而高普考试等于“成品”，一般心理总以为“定制”比“成品”可靠；另一方面还是对于高普考试的了解不够，因而信任不够。

我们不止一次的提出过考用合一问题，这是既定的政策，也是考试制度当然的原则。希望从今年起，高普考试能够开始走上考用合一之途，把资格考试这一于法无据的“头衔”摘除！

不过，高普考试的本身并非没有可以商榷之处。兹略举两事如下：

现行文官制度，只问是否考试及格，至于做哪一类工作并不严格的限于那一类考试，因此行政人员考试门类分得那样细实在没有必要。在我们看来，大可缩并成几个较大的门类，除必考科目外，另列选科若干，让应考人自由选择，英国的文官考试就是这样，足供我们的参考。其次，高普考试中尚有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考试，以考定从业人员的执业资格，如律师、会计师及各种技师等。这种考试只问是否达到标准，没有名额限制，固然不可太滥，但以往考试悬格过高，以去年为例，录取率仅百分之一左右。应考人都有一定的应考资格，而录取如此之少，似乎严得过分，过与不及，都非为政之道。以上是我们的一点意见，前者在本年度已经无法更张，后者是评分问题，应当可以补救。（1964年5月23日）

附录四

给李敖的信（一读者）

李敖兄：

屡次拜读大文，辄有共同之感慨，坦然言之，弟已成为仁兄文章之迷，自你的大文刊出后，一直期待它们重现，而一直担扰它们中辍，盖其无不涉及事实之剖析与真理之探讨也。

弟系迷惘的台大毕业生之一，数起来该是仁兄的先辈，正因如此，弟颇窃以为羞，仁兄之才华博识及文章为弟所望尘莫及。弟恳求仁兄恕我冒昧写信给你，我们素不相识，本不该轻率出此，然近在《文星》杂志元月号上又看到了贵作及陆啸钊先生之有关考试法之论文后，鼓起勇气决心和仁兄通一次信。

《虚有其表的考试法》之论文读后，除对该等文内容表示完全同感外，并略述弟之感想如后：

弟应考司法官考试已有好几年艰苦辛酸的历史，屡败屡考，诚所谓做困兽之斗。本想彻底的改行，唯一方面又坚持贯彻学以致用之理想，故这中间尽管有好几次良好机会，可就于较理想之机构，但均作罢。考试院以及其他高级机关之官员们均道得好动听，说这是给青年人一个自修的机会，诚不知这个不健全的考试制度及观念，害死多少有为之青年。或倡考用合一，易于人浮于事的今天，其录取人数这微，评阅分数之苛，恐创本世纪之纪录。因此，每年有一批青年人抱如同赴矿坑内工作之心情，赶赴考场，洵为一大悲哀。

就弟之失败的经验而言，前年总平均59.4（国文62分）亦告名落孙山，去年（1963），总平均虽已将达62分，奈何国文未满60分，遂未蒙考试院录取。当然，我对自己之低能应该检讨，但对“司法官国文非60分以上不取”的规定，觉得颇值得商榷。

第一、此限制之合法性如何？夫成绩之计算，以《高等及普通考试成绩规则》之第三条为其根据。该条规定：“笔试科目分普通科目专业科目，其成绩分别平均计算，高考考试普通科目占总成绩30%，专业科目占70%，普通考试普通科目占总成绩40%，专业科目占60%。笔试科目有一科成绩为零分，或专业科目平均成绩不满55分者均不及格。”查该规则并无司法官考试国文科必须60分以上始予录取之规定。按此限制之由来，乃系1961年考试院曾举办司法人员特种考试时所临时凑进去之规定，其应考须知第六项明定：考试成绩之计算，依照“高等及普通考试成绩计算规定”之规定，但国文一科，成绩不得低于60分。嗣后每年一次之寻常高考，便也“不成文的”加上此限制。此由1963年高普考应试须知之未有注明及标出其法律之根据可知：该规则适用于一般的，司法官当不例外，而并无但书规定，若嗣后有所更改，亦理应公诸社会以使应考人心服，或令人有所抉择考何科。今以未有法律根据而随意拟定的“东西”来为难司法官的应考者，不知考试院有无滥用宪法所赋与之考试权？

第二、此限制是否合理？据云：考试院之所以如此规定，乃由于司法行政部某部长之建议，其认为司法官须有良好之国文之基础与造就，故特函考选部做如此之规定。唯弟深信须用国文之人员，不仅司法官为然，其他各种行政人员莫不如此，而且司法官所需要之国文之程度，并不比其他人员困难复杂，盖司法官之裁判书大抵可按某一定形式拟就，并不须做什么大块文章，造诗作词的。若以此与普通行政人员之文书及编辑组相比较，则其需用性及深度，不知轻几十倍。然说也奇怪，翻阅应试科目表即知仅文书组人员国文列为专门科目（并不一定须60分），至编译组人员则与其他类科，并无二致，如此这般，考试院轻其所应重，重其所应轻，且重其所应轻，亦属过重其所应轻矣。此是否合理？是否公平？若考试院如此喜于接受行政机关之建议，而轻易的放弃本身之立场与主见，则是否已妥善运用其考试权？不无疑义。若由此更因而引起社会的一般青年人误会；行政机关通过考试机关以控制司法，则更得不偿失。何故？盖无论何人，若不为当局所满意，其国文卷上可奉个59分，而国文作文题，人人可多打或少打一分，其给分漫无标准，他人当无可置喙也。

第三、此限制是否合乎情？一个应考生若其他科目均在80分以上，甚至其专业科目均在90分以上，可见其对法律的造就颇深，然若独国文一科59分，则功亏一篑，必令人沮丧不已。此为发现国家有为之人才乎？又为鼓励青年人进修之道否？且国文之评分方法，甚不科学、不合理。同一篇文章有六人分别打80、75、65、56、55分不等（此等仁兄已分析得很清楚），主观性如此浓厚，焉得客观之准确？如此重视国文，或为中国古时科举制度之八股文思想之作祟欤！退一万步言，即谓司法官需要有良好的国文修养或成绩，然须知司法官考试及格，并不即生效，应俟分发主管机关学习期满，审查成绩及格后再行颁发考试及格证书。按一般通例，司法官考试及格人员，必须先进司法官训练所训练约一年半，始分发各法院当候补推事（或检察官），则在训练期间尽可加强国文课的训练，强其用力，以达其最终目的，不此之图，而于考试时，设此几近苛酷之关卡，殊有违背人性之讥。

司法官国文一科并非60分不可之规定，于法、于理、于情均未可通，若考试院的大官员们有法治观念、有理智、有人性，则应速将此规定摒弃。专陈如上，只能为吾兄之参考。最后祝愉快

弟一读者敬上2月8日

##蒋廷黻和他走的路

我们前面有这条路，走不走在乎我们。——30年前蒋廷黻的话

32年前，徐道邻在德国留学，得了法学博士。在他准备回国的头一天晚上，一个人敲他的房门。他开门一看，原来是个素不相识的德国老头儿。老头儿问明了他是徐道邻，便向他说：“徐先生，你是有学问有才干的年轻人，我早就钦仰你。知道你就要回国了，据我在中国住了许多年的了解，我断定你回国后，一定有人要拉你做官，我劝你千万不要做官，——你们中国的政治最毁人才，中国的政治不是读书人搞的，我希望你仔细想想我的话。”

徐道邻回国后，起初不肯从政做官，但是别人一次又一次的拉他，最后他只好决定：“不妨试试看。”这一试，就是十多年！

十多年后，徐道邻弃官而去，做了台湾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住在台北温州街的小木房里。有一天，两位青年朋友敲他的房门，问他：“后悔不后悔做了这么多年的官？如果这么多年不做官，专心做学问，是不是对国家更有益处？”徐道邻想了一下，终于给这个问题做了正面的答复。

徐道邻的例子，可说是中国知识分子涉身宦海得不偿失的例子，其实他还是好的，他毕竟是洁身自爱之人，他永远不会像许多学优而仕的文人一样，降至辱身地讨官做，利欲熏心，赖住不走。民国38年，他辞掉行政院政务处长的职务，慢慢回到学术界来。——用政务处长做了他做官的终站。

相反地，另外一个人，却用政务处长做了做官的起站，那就是美国欧柏林学院的院士、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蒋廷黻。

原料与学问

蒋廷黻从中学就在美国读书，比一般留学生受过更多西方文化的熏陶，很早就感染上西洋人的性格与气质，再配上他那湖南人的祖传脾气，所以，他是一个道地西化的中国文人。他没有中国旧式文人的调调，他不会玩毛笔字，弄旧诗词。他写了一手蹩脚的中国字，写文章时，还会偶尔闹别字。他的中文写作，是当了南开大学教授以后才开始速成的，文采不佳，但是极能清楚达意，颇见慧根。文章收尾总是干干脆脆，戛然而止，绝不臭长。他的人生观是百分之百入世的，不但入世，而且要用世。这种精神的最初表现是他青年时代的辍学赴法，照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的中国工人，最后害得他那顶博士方帽子，直到1923年才戴上。

蒋廷黻回国的第一站是天津的南开大学（1923年至1928年）。在那里，他得到张伯苓的赏识与支持，在经费困难中，“仍能拨款购置已出版的史料”①，使他能够完成一部名著的初步工作，这部名著就是《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的上卷（1931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书的大长处是直接接触原料。换句话说，这是第一部不靠英国蓝皮书等外国等外国文件（单方面文件）来编的外交史资料②。他编书的动机并不在说明外国如何欺压中国，或是不平等条约如何欺压中国，或是不平等条约如何应该废除，他的动机是把中国外交史化和学术化。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胡适之是给中国哲学史开山的人，蒋廷黻是替中国外交史导航的人③。

这部名著出版的时候，蒋廷黻已被清华大学的校长罗家伦拉到清华园来，蒋廷黻在清华园里过了6年（1929年至1935年）。这六年的成绩正如他的朋友刘崇鋐所说的：“以政治家的经纶，研究家的功力，来探讨中国外交史，深能启迪后学。”④他这个时期的著作除了1934年完成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的中卷（1934年11月上海商务版）外，尚有主要论文：

一、评清史稿邦交志（《北海图书馆月刊》第2卷第6号，1929年6月北平出版）。

二、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第6卷第3期，1931年10月北平出版）。

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清华学报》第8卷第1期，1932年12月北平出版）⑤。

四、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清华学报》第9卷第4期，1933年北平出版）。

由于深入故宫旧阁探索，直接接触原料，蒋廷黻对中国近代史的重要问题，有许多独特的见解，有的甚至是大翻案（如他替琦善说好话；反对以“昏庸”两字责备前人），这些特殊的见地，可惜由于他日后从政，不能陆续发表了，他在清华大学教书的时候，本想用十年的时间写一部近代史，但是这部著作被从政断送了，他只在1938年五六月间，趁着刚辞去驻苏大使职务的一段空间，写了一小本《中国近代史》（1939年长沙商务版，又：1940年《中国近代史大纲》，也是长沙商务版），把它《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做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⑥。这本书充满了许多精彩的“观感”，可惜只是吉光片羽，距离历史著作的细密详瞻，还有一段距离。

政论的开始

民国20年前后，中国学术界的重镇是在北方。北方学术界中，英美留学生当然是拥有庞大潜力的一群。当时这些英美留学生常常聚会，大部分的时间是用来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聚会的地点大都在米粮库胡适之家或欧美同学会。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心受了大震动，北平教育界的人们也受了大刺激。有一天，一群人在任鸿隽（叔永）家里吃饭，丁文江、胡适、傅斯年、陶孟和、蒋廷黻等都在座。蒋廷黻提议办一个杂志⑦，胡适当时表示反对，说蒋廷黻没有办杂志的经验，不晓得办杂志的困难。胡适指出就在九一八事变前40多天，徐志摩、梁实秋等办的《新月》就出了麻烦，不但杂志被查抄，连新月书店的店员都给捉去了，所以胡适说他“真没有创办一个新刊物的热心”⑧。

可是大家凑了一笔钱，杂志还是办出来了，就是1932年5月22日创刊的《独立评论》⑨。在这一期中，蒋廷黻发表了他的《参加国难会议的回顾》，里面有一句斩钉截铁的话——

避谤不能做为有血气的人的人生哲学。

这是他的基本的人生态度，他攻击中国政治上爱玩“分谤”的把戏，他认为这“最足表现中国人玩政治的滑头和卑鄙”。显然的，蒋廷黻从不怕受谤一点上表现了他的人格和风骨——直到30年后的今天。

蒋廷黻这一阶段所写的政论最能代表他一生的主要思想，归纳起来，有五个重点值得特别叙述：

第一是他的反共论。蒋廷黻对反共的立场，是一贯的，绝不属于一些翻云覆雨的一群。他在三十年前就提出治本的反共论，呼吁：

唯一防止共产革命的方法，就是建设一个比共产主义还好的社会。此外都是治标，唯独这个方法是治本。（《中俄复交》）

他又说：

“先剿匪，后抗日”这是当然的步骤。……我们唯一的出路在于未失的疆土的整理，而整理的初步就是共党的肃清。（《未失的疆土是我们的出路》）

他更把眼光投射到国外，延伸到历史，他把苏俄侵略中国的历史做了深入的研究，为了使这种研究更细密，他花了五百美金，在民国23年8月16号启程赴俄，亲自要翻查苏联的档案，结果当然遇到阻挠：

俄国人怕我们根据历史来图收复黑龙江岸及中央亚细亚。俄国人未免看中了我的学术研究的政治意义。（《欧游随笔》七《在苏俄最后的感想》）

档案看到了一种，但都是第四种文件，且均系英法美三国之来往函件，无一件为重要的。我随手略作笔记，但是参观人的笔记，照章均须受检查后才能发还。直到现在，此种笔记我还没有得到手呢⑩。

虽然被挡了驾，可是他在另一方面，却一眼看出苏联极权政治的恐怖，他一语道破了德国极右派的国社党和苏联极左派的共产党“相差并不如表面上看得那么远”！（《欧游随笔》九《俄德的异同》）——这是对集体主义、一党专政、特务恐怖、统治经济的政权一针见血的透视！

理智的爱国论

这一时期蒋廷黻主要思想的第二部分是他的理智的爱国论，理智的爱国论不是“义和团主义”，也不是“沙文主义”（Chauvinism），这种爱国的态度是不说大话、不逞意气、不虚骄自负，我们看他在九一八后一周年说的话：

全国都变为开空头支票的。好在还有一半明眼的外人，知道中国民众尚是中古的民众，所谓口号标语不过是中古人的符咒，是无关紧要的。（《九一八的责任问题》）

在这个时候，我们在不可说虚伪的话、做虚伪的事。电报不必打、宣言不必发、传单不必散、标语不必贴。（《我们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

在反日的热潮中，《独立评论》的编者们也闹出相反的意见，如傅斯年是激烈主张快快作战的，丁文江、胡适、蒋廷黻却是主和的，蒋廷黻甚至写出这样的话：

我国当前最急最要的事业，无疑的，是国家整个的现代化。为完成这事业，无疑的，我们需要“日本政府之友善态度”。为获得这友善态度——万一尚有办法能获得——更无疑的，唯有承认日本在东[三]省的经济利益及中日经济合作这一条路。（《国联调查团所指的路》）

这种论调，若在晚清，早就被骂成“亲日派”、“卖国贼”了，可是蒋廷黻是最明白这一段历史的人，他清楚的知道甲午战争等悲剧是中国士大夫说大话、逞意气、虚骄自负带来的恶果，因此他大声疾呼：

我们目前谈不到复仇，因为谈是空谈，空谈只能有害而无益。……除非内部充实及外交联络到相当程度，唱高调者都是误国者。（《我们目前对于中央最要的希望》）

自九一八事件发生以后，我常和外国朋友讲笑话，说：上帝造日本的时候，原只造了一个三等国，日本人擅改为一个一等国；上帝造中国的时候，原造了一个一等国，中国人自改为一个三等国；但是我还信上帝。（《热河失守以后》）

这是何等婉转的爱国论！何等理智的爱国主义！

蒋廷黻第三个主要的言论是他的建设论。蒋廷黻是最热中于中国的现代化的人，他的原则是：

近代化的问题关系民族的前途太大了。无论牺牲多大，我们不可顾惜。不近代化，我们这民族是不能继续生存的。（《中国近代化的问题》）

他又说：

我们的出路，在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均不能不求之于建设，所谓建设就是物质和制度的创造与改造，就是全民族生活的更换，就是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的出路不可堵塞了》）(11)

他认为对内来说，建设可以使单轨的农业经济变为双轨的改良农业发展工业的经济；对外来说，他认为：

我们外交活动的能力及我们的国际地位大半要看我们建设的成绩。

近二三年来，美国比其他国家要算对我们最表同情了。但是美国对我们的态度，很像一个富翁对于一个穷而无用的远亲。我们今天来救济，说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了；明天求援助，说某邻居又欺负我们了。对这样的一个远亲，谁能不讨厌呢？谁愿意认亲呢？乞丐在社会上不能活动，不能有地位。一国在国际上也是如此的。

没有建设，没有提高我们自己的力量，纵使得着外援，我们还是别国的附庸，自己不能在国际上成一个独立势力。（《建设的出路不可堵塞了》）

蒋廷黻这种积极的建设论，当时遭到“无为迷”胡适的猛烈批评，两个人打了一阵不留情的笔杖，可是好朋友还总归是好朋友（胡适认为当时中国应该休养生息，建设易生流弊，反倒扰民）。其实他们互相打笔杖的情形还有一场更严重的，那就是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

民治与独裁

独裁论是蒋廷黻的第四个主要议论。他所信奉的是新型的独裁。

原来九一八事变前后几年，正是世界上独裁思想流行的季节，不论是意大利、德国、奥国、苏联，乃至“新政”下的美国，都弥漫了独裁的空气。这种空气飘到中国，自然也就开始弥漫。在这种空气中，几个受过完满的英美教育的学者，居然也开始怀疑民主与议会，其中最突出的两个人，就是丁文江和蒋廷黻。

蒋廷黻第一篇讨论专制的文字是《革命与专制》，在这篇文章的第一段，他写道：

自闽变的消息传出以后，全国人士都觉得国家的前途是漆黑的。

在“漆黑”之中，他表示：

适之先生相信我们不需经过新式的专制。他相信我们现在就能行、就应行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和代表制度。从理想说来，我以为这种制度比任何专制都好，从事实上看起来，我以为这种制度绝不能行。

我以为唯一的过渡方法就是个人专制。

中国的现状是数十人的专制。市是专制的，省也是专制的。人民在国内行动不过从一个专制区域行到另一个专职区域。至于权利的保障，处处都是没有的。我所提倡的是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这一些小专制。（《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

蒋廷黻的新式专制论，乃是因为他相信“武力统一自较民意统一为优”，“较国民会议统一为优”（《统一方法的讨论》，1926年3月6日《现代评论》第3卷第65期），他这种见解遭到胡适的激烈反驳：

蒋先生的本意大概也只是要说统一的政权是建国的必要条件；不过他用了“专制”一个名词来包括政权的统一，就不免容易使人联想到那无限的独裁政治上去。其实政权统一不一定就是独裁政治(12)。

其实蒋廷黻的新式独裁论的重点似乎是效率第一的，他似乎相信建国大业需要高度的效率，而这效率的来源，“不能不赖于政权的集中”，他认为：

无论在哪一国，群众是守旧的。创造是少数人的事业。……近代化既是自上而下，并且常违反民意，改革的推动不能不赖政权的集中。……政权愈集中的国家，其推行近代化的成绩愈好。所谓好，就是改革的程度愈彻底，愈快速。（《中国近代化的问题》）

他随即举“大彼得的横暴”等为例，认为革命的成功，有用革命的成功，有用“极大的暴力”的必要。关于这一点，蒋廷黻似乎是犯了“求治过急”而“不择手段”的通病，为了求一时建设的效率，而可能引来尾大不掉的狄克维多，这究竟不是合算的，尤其是对一个千年万世的国家生命说来，这更是危险的(13)。

学人从政

蒋廷黻第五个主要思想是他的讲求实际的人生观。他在《智识阶级与政治》里说：

我们的问题不是任何主义或任何制度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饭碗问题、安宁问题。这些问题是政治的ABC。字母没有学会的时候，不必谈文法，更不必谈修辞学。

以往我们不谈三五年内所能做、所应做的事，而谈四五十年后的理想中国，结果发生了许多争执，以致目前大家公认为应做而能做的都无法做了。

这种实事求是的人生观，蒋廷黻自己是努力以赴的。例如他谈东北问题，自己先到东北去一趟；他谈平民教育，自己先到定县去参观，这种将实事求是的态度，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必须将原物件、原现象、原文件或是亲眼看过、亲手试过、或是亲身到过。（《对大学新生贡献几点意见》）

否则的话，

我们袭用传统的求知方法，我们知道书本，不知道事实。发表出来，都是些洋洋的八股文章：逞意气，玩弄之乎也者来抹杀事实。（同上）

这样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入世的色彩当然是极度浓厚的，对国家民族的大事，当然也有不肯袖手旁观（他绝不会像今天的许多学人教授一样，整天逃避现实甚至敷衍学问）。于是，蒋廷黻开始问：

社会中坚分子应负起责任。……社会中坚分子何以袖手旁观？你们怕事吗？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出来预闻政事还有一线的希望。（《国际的风云和我们的准备》）

于是，发这问题做这推论的本人，便开始“学人从政”，这是民国24年的事。从民国24年以后，蒋廷黻历任的职务是：行政院政务处处长、驻苏大使、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兼安全理事会代表，及现任驻美大使。换句话说，他从民国24年起，以非国民党党员的资格，开始做官，并且一直做官了。在蒋廷黻决定从政前一年（民国23年），他写了一篇《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一开始就说：

凡抱有事业志愿而入政界者，十之八九在极短的时期内无不感叹的说：“在中国做官可以，做官而要同时做事，很困难；做事而又认真，很危险；认真而且有计划，那简直不可能。”为做官而做官的，只要人人敷衍、事事通融，反得久于其位，步步高升，官场最不可缺的品格是圆滑，最宝贵的技术是应付。这种自然的淘汰是淘汰民族中之强者、有能为者，保留民族中之弱者、庸碌无能者。

他又说：

在这个当儿，我以为我们要首先改革我们的人生观。圆滑、通融、敷衍以及什么消极、清高，都应该打倒。我们要做事。我们要修路，要治河，要立炼钢厂，要改良棉种麦种，要多立学校，立更好的学校。我们要做事，吃苦要做事，挨骂也要做事。官可不做事要做。别的可牺牲，事业不可牺牲。做事的人，我们要拥护、要崇拜。说便宜话的人，纵使其话说得十分漂亮，我们要鄙视。

这些话说过，一晃就快三十年了，三十年的时间不可谓不长、三十年的宦海不可谓不深、三十年的苦心谋国不可谓不感人，毕竟这三十年来，以蒋廷黻的盘错大才，究竟有无他三十年前的“感叹”呢？这是一个有趣味的问题。这个问题，关乎一代洁身自爱的知识分子应该不应该搞政治的问题，也关乎搞了政治，要如何做、如何乘势待时才不致后悔的问题，我们若要尝试从蒋廷黻本人得到答案，也许在他16年前的一篇文章可以接触到问题的核心。

在我们这里，如同在英美一样，久而久之，各种利益集团必会有组织的企图把握国家的大政。目前的一二十年或者是知识分子左右政治的最后一个机会。在长期抗战的阶段之中，知识分子，除少数市侩化以外，大多数概普罗化了。他们对金钱势力的横暴及民众生活的困难，均得了更深刻的认识。原来想洁身自好者，现在知道了在这种社会之中自好无从好起，知识分子传统的人生观及传统的社会地位，加上最近十年的磨练，使他们对新国家的建设能有很大贡献。所以在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是切身的。事实虽是如此，知识分子却不能充分承认。他们中间至今尚有人在做梦。一种梦是教育清高而做官不清高。另一种以为唯独做官是光荣。其实教学可以清高。……但做官也可以清高、应该清高，做官可以得光荣，也可以不得光荣。……(14)

基于蒋廷黻自己的立论，我们可以说，蒋廷黻是中国学人从政的一个榜样——一个“清高”的、“光荣”的、“最后一个机会”的、“有很大贡献”的一个准样品。在撼轲颠沛的中国官场上，多少从政的学人都愁眉不展了，蒋廷黻在此必然是个例外，也应该是个例外。唯有他的例外，才能延续中国学优则仕的一个传统，我们这些人虽不做官，但也不希望中国传统上这一脉香火在他身上“及身而绝”，因为仓库里尽管没有货色，橱窗里却不可没样品。中国的读书人，请来看这件样品(15)！

《文星》第72期1963年10月1日

①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目序（1930年12月10日）。

②参看蒋廷黻在《清季外交史料》序（1933年10月）的一段话：

以前研究中国外交史者虽不乏其人，但是他们的著作，不分中外，几全以外国发表的文件为根据。专凭片面证据来撰外交史，好像专听一面的辩词来判讼，那是不能得其公平的。

③蒋廷黻的高人一等之处，除了直接接触原料外，他还考证方法，重视“旁观者”的意见。因为“旁观者”能够带给我们“一种新见解与鼓励”（参看蒋廷黻给《中国革新运动与日本土耳其革新运动的异同》一文所写的《前记》。此文为ArnoldJ.Toynbee原作，李颐译，载《国闻周报》第4卷第41期，1927年10月23日天津出版。）

④刘崇鋐：《国立清华大学》（1953年9月1日《中华民国大学志》）。

⑤1953年4月，台北《中央日报》社有影印本，另加了一篇蒋廷黻在1952年9月16日写的《小引》。蒋廷黻在36年前就指出：“东北问题的重要不在不平等条约问题之下。”他对东北问题的研究，始终是有兴趣的。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蒋廷黻等筹写《东北史纲》来反驳日本对东北的侵略。1932年，傅斯年先写出《古代的东北》（由李济译成英文）。没想到这本书错误极多，使傅斯年丢了人（《傅孟真先生集》中，编者托言非一人手笔而没收入这本书）。蒋廷黻似乎很扫兴，也就没写出近代东北的部分。

⑥参看蒋廷黻为1959年6月台北启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大纲》所写的《小序》（1959年6月1日）。

⑦蒋廷黻：《我所记得的丁在君》（1956年3月），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三辑《丁故总干事文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刊》（1956年12月台北出版）。

⑧胡适：《丁文江的传记》第15章《独立评论》。

⑨《独立评论》共出了244期，蒋廷黻发表的文章如下：（1）《参加国难会议的回顾》（1期）（2）《陈果夫先生的教育政策》（4期）（3）《鲍罗廷时代的苏俄远东政策》（6期）（4）《东北外交史中的日俄密约》（5期）（5）《对共产党必须的政治策略》（11期）（6）《九一八的责任问题》（18期）（7）《国联调查团所指的路》（22期）（8）《提倡国货的治本方法》（25期）（9）《又一个罗斯福进白宫》（29期）（10）《南京的机会》（31期）（11）《中俄复交》（32期）（12）《我们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35期）（13）《中国的政治》（36期）（14）《中国的教育》（38期，以上两篇是译R.H.Tawney的文字）（15）《热河失守以后》（42期）（16）《长期抵抗中如何运用国联与国际》（45期）（17）《未失的疆土是我们的出路》（47期）（18）《这一次华府会议》（48期）（19）《知识阶级与政治》（51期）（20）《美国外交目前的困难》（52、53期合刊）（21）《五千万美金的借款》（55期）（22）《政府与舆论》（55期）（23）《教育的合理化》（55期）（24）《亚洲的门罗主义》（56期）（25）《暗杀与政治》（57期）（26）《派遣留学生》（57期）（27）《北平的前途及古物的保存》（57期）（28）《苏俄出售中东路》（58期）（29）《国际的风云和我们的准备》（59期）（30）《枪口对外不可乱》（60期）（31）《建设与廉明政府的先后问题》（61期）（32）《东京的警告》（61期）（33）《论妥协并答天津益世报》（62期）（34）《政府与娱乐》（63期）（35）《我们目前对于中央最要的希望》（67期）（36）《九一八——两年以后》（68期）（37）《对大学新生贡献几点意见》（69期）（38）《外交与舆论》（70期）（39）《帝国主义与常识》（71期）（40）《日俄冲突的意义》（73期）（41）《东西两大冲突将化为一么？》（74期）（42）《跋燕先生的论义》（74期）（43）《送蓝普森公使归国》（76期）（44）《革命与专制》（80期）（45）《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83期）（46）《国际现世的分析》（88期）（47）《论“日本和平”》（100期）（48）-（56）《欧游随笔》（123、124、125、128、129、132、133、138、139期）（57）-（58）《矛盾的欧洲》（165、166期）（59）《国民党与国民党党员》（176期）（60）《中国近代化问题》（229期），一共是60篇。其中有许多篇同时在天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或国庆特刊发表过。

⑩蒋廷黻：《欧洲的几个档案库》（讲稿），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文献特刊》（1935年双十节北平出版）。

(11)1934年3月11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蒋廷黻在大公报所写的文字，除同时发表于《独立评论》上的以外，尚有：（1）《新名词，旧事情》（1934年1月21日）（2）《平教会的实在贡献》（1934年5月13日）（3）《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1934年7月8日）（4）《民族主义不够》（1935年9月15日）按：关于民族问题，蒋廷黻另译有《族国主义论丛》，新月版原名EssaysonNationalismbyC.J.H.Hayes（5）《非常时期之青年》（讲稿，1935年12月3日）

(12)胡适：《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81期，1933年12月17日北平出版）。

(13)蒋廷黻对狄克维多式的全能主义危险性的认识，在民国36年的一篇文章里有明显的表示，那篇文章是《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世纪评论》第1卷第17期，1947年4月26日南京出版），文中承认“不能循全能主义找到天堂”，承认“假使人生一切由政府统制，纵使政府是最贤明的，我们会发现为人不过是做牛马。”

(14)蒋廷黻：《漫谈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世纪评论》第1卷第24期，1947年6月14日南京出版）。

(15)关于蒋廷黻在38年以后的文字和讲稿，以容易在台湾出版的报章杂志中找到，一概不录。

##工作最多的老头子——胡佛

袁世凯笔下的“胡华”

19世纪最后一年的6月里，中国境内正被义和团闹得鸡犬不宁。这些满口符咒的暴民们，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全力攻打北京的洋鬼子使馆、天津的洋鬼子租界。

那时候，在流弹满天飞的天津租界里，住着一家中国人，流弹打进了他们的屋里，女主人被打死了，一个小娃娃也被打死了，剩下的小孩们有的也受了伤。正在这生死线上，对街住的一个洋人突然冲了进来，帮着神志已经不太清的男主人抢救这些小孩子，搬到这洋人家里去住。

18年后，这个洋人当了美国掌管战时粮食的首长，他忽然收到一张来自华盛顿中国公使的请帖。当他赴宴的时候，漂亮的中国公使夫人迎面走来，朝他说：“我以前见过你。你当年在天津被围的时候，穿过大街救出来的就是我——唐绍仪的女儿！”

这个洋人恍然火悟，他万万没想到，这位18年前，他在枪林弹雨中救出来的小丫头，竟在18年后，摇身一变成为顾维钧夫人——“一个最有魅力的女人”（amostattractivewoman）！

这个洋人，在10年后（1928年），做了美国第31任的总统，他的全名是赫尔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ClarkHoover）。

胡佛在竞选总统的前夜，他的政敌们翻了他一次旧账，说他当年在中国的时候，以不很合法的手段发了大财，说他这个百万富翁的第一个100万的大财是在中国发的（Mr.HoovermadehisfirstmillioninChina）。这种传说，当然对这位总统候选人很不利，这时有一个中国名人来了一封电报，为他洗刷，证明他的清白——这个打电报的中国名人，不是别人，就是顾维钧的老丈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

胡佛在中国的这笔旧账，真是说来话长。如果长话短说，我们可以这样认定：如果胡佛88年来，有什么不太光彩的瑕疵的话，那么很可能就是他年轻时代的这段故事了。

这段故事开始在中国河北省的唐山，在胡佛两岁的时候（1876），中国政府为了抵制外国煤，发展中国实业，在这里成立了用新机器开采的第一个大煤矿——开平煤矿。这项眼光远大的德政筹划人是李鸿章，执行人是唐廷枢，16年后唐廷枢死了，由张翼来接他的手。张翼为了要扩充煤矿的事务，请来了一个英国商人墨林（C.AlgernonMoreing），和美国工程师胡华——就是胡佛。正好碰到义和团闹乱子，张翼为了保护矿产，糊里糊涂的又找个德国代理人德璀琳（GustavDetring），德璀琳趁张翼逃难到上海，居然使胡佛和他订了一纸卖约，把开平煤矿卖给墨林了！莫名其妙的张翼居然也就被诱，最先是蒙蔽朝廷，后来东窗事发，被袁世凯捉住小辫，在皇帝面前告了一状，说：

开平矿局，系经前直督李鸿章筹集官商股本，奏准开办，远近中外靡不共知。而胡华私约并未奏明，我政府断不承认，亦断不能作为英国公司。

就这样的，开平煤矿纠纷便开始了，这个纠纷扯得真长，从民国前10年直扯到民国后23年。32年的交涉，最后还是落到功亏一篑的局面，这个恶果，真可说是源远流长了！

脚上的烙印

胡佛在中国的这段生涯，只是他当采矿工程师生涯的一部分，工程师的阶段在他生命里有20年之久，除中国外，他还到过澳大利亚、俄国、韩国、缅甸，为了采矿探矿，常常到处奔走，吃些苦头。

但是，吃苦的生活就胡佛说来，却是有“传统”的。胡佛在1874年生于美国艾奥瓦州的乡下，11岁时候就死了父母。留下来的，不是钱财、不是回忆，而是自己脚掌上的伤痕。这块伤痕是因他光脚踩在一块烧红的铁块上，那时候，他的父亲正是一个穷苦的铁匠。

双亲死后，这小孤儿开始做小工，养牛、挤奶、种田，总算在苦难中，完成了他半工半读的中学。这时候，他碰到一位采矿工程师，听到一些发现新矿的故事，非常歆羡。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带着他历年仅有的财产——衣服两套、脚踏车一辆、钱160元——进了斯坦福大学的矿科。

在斯坦福，他仍旧是半工半读，做工役、卖报纸、包办收送衣服。尤其是后者，在大学当时还是创举。由于包办的成绩很好，胡佛胆子大起来了，居然跟一位同学合股，把波兰的大音乐家帕德雷夫斯基（IgnacePaderewski）请到学校来演奏，讲明致送两千美金。结果门票收入，只有四百元，胡佛大惊，最后只得硬着头皮，向帕德雷夫斯基摊开真相。帕德雷夫斯基宽宏大量，居然一个钱也不要，反倒使这两个年轻人赚了一点钱。人间的事，许多都是巧得令人出奇，帕德雷夫斯基万万没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自己竟做了波兰的国务总理，而当时协助波兰粮食救济工作最卖力的美国大官人，竟是30年前请他弹琴的“债务人”——胡佛先生。

这个感人的厚德报恩的故事，也许是因为太有味儿了，虽然胡佛在自传里把它一笔带开，可是一直还是流传着。

胡佛毕业后，身上只有40块钱。他做矿工，投奔一位著名工程师贾宁（LouisJanin）。贾宁说他要一个会用打字机的书记，胡佛一口答应下来，然后赶回家里，找来打字机，拼命苦练，居然速成通过。贾宁很欣赏他，把他介绍给英国毕威克墨林公司（Bewick,MoreingandCompany），当时他只有23岁，怕别人嫌他少不更事，撒个谎，号称33岁，并且还留了两撇八字胡。以示老成。见到英国老板后，英国老板大大称赞了一番美国人，说美国人看来真年轻，他们一定有秘决！于是，胡佛立刻被重用，派往澳洲。

澳洲矿区那时正是蛮荒之地，瘴疠甚多，又苦又热，可是胡佛却努力工作，成绩极佳。两年后，他被派往中国。

在中国，他正好上庚子之役。那时候，他是直隶热河矿务局总工程师，兼秦皇岛建港工程监工，常在东北、山东、山西等地奔走，人事很熟。拳乱时候，他营救不少的人，所以跟中国的缘分，实在不浅。何况旅华3年，他还发了大财呢！

救灾大师

中国的古话说：“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胡佛此后独自营业，集资开矿，矿区遍及国内外（在上海也有他的分公司），事业蒸蒸日上，最后不但得了美国矿务公会的金牌，还做了全国工程师会的会长。他这种成功，得力于他太太的帮助很大。他太太跟他是斯坦福的同学，比他晚三班，在实验室中，由于老师布兰纳（JohnBranner）博士的介绍，情投意合起来，终于结婚。后来夫妻两人，合译了一本16世纪拉丁文的矿学名著——DeReMetallica，联名献给他们的老师兼介绍人。胡佛夫人除了精于拉丁文外，还会说中国话，这在美国总统夫人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的（她在1944年去世，胡佛从此鳏居，她生了两个儿子，小赫尔伯特胡佛HerbertHooverJr.和艾伦胡佛AllanHoover。前者后来做了美国副国务卿，1955年双十节到过台湾）。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对胡佛说来，是一个大转折。这个大转捩是他弃商从政，把自己带上另一个起点。

原来大战开始后，比利时被德国突击，全国闹起大饥荒来。当时英国法国正自顾不暇，美国总统威尔逊遂挺身出来，委托胡佛主持救济工作。在胡佛的主持下，5万个职员，70条运粮船，往来于枪击炮火和交战国之间，他不批评英法，也不指责德国，他只在战火里跑来跑去，专心救灾，好像看不到战争一样。当然他的处境也是很危险的，有一次就差点被流弹送了命。自古以来，在敌国鏖战之时，以一介匹夫而有此声势的，除他以外，再也没有第二个人了。

大战结束后，德国又闹起饥荒来了。胡佛又要出马。可是法国总理克里蒙梭（GeorgeClemencean）等反对，胡佛坚持要救济，最后得到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LloydGeorge）的赞助，胡佛又做了一次“一人帡幪，万人受惠”的大功德。

胡佛对欧洲的救济工作，使他的声誉日隆，一开始，他不知道进民主党好还是进共和党好——因为两党都拉他做总统的候选人。他犹豫未决之际，哈定已经当选了总统，并邀胡佛入阁，胡佛就做了商务部长。

在部长任内，胡佛最大的政绩是打垮了英国在美国的橡胶业，使利权不外溢，收入增加。但是胡佛自己的收入却正相反，因为他常常自己掏腰包，替公家请人办事。这种自己掏腰包的作风，一直延续着，直到现在。他自豪的说他从来没有在为公众服务的工作上，拿过一分钱，他当总统的薪水也全部转赠慈善事业，这一点，肯尼迪总统今天也同他一样了。

“不景气总统”

1928年，胡佛被共和党提名，当了总统。可以这么说，这四年总统，对他不算好运气。因为他碰上了美国的经济不景气（GreatDepression）。不景气本非一朝一夕之故，尤其在柯立芝总统时代，就已种下伏机。胡佛当总统，正好赶上毛病发作，自然一笔倒账被记在头上。1932年他虽让贤于罗斯福。可是每到党争激烈时——尤其是竞选时，民主党人总是爱把胡佛挖出来。奚落这个“顽固的老人”，骂他是“美国经济的保皇党”，并咬定经济的不景气，是共和党的先天遗传！

可是胡佛度量很大，他不在乎别人怎么打击他。他个人的声望与年龄，已经逐渐在党派的争斗里褪了色。他保存有一件礼物，是各党派的代表签名送他的，为“调整”了1946至1947年的世界饥荒。那次“调整”，是应民主党的总统杜鲁门之请，以70高龄，跑了5万英里路，去了38个国家。但是因为欧洲缺煤，胡佛大都在冷飕飕的房间里设计，使身体受到不良的影响，并且因为坐的是没有恒压设备的飞机，在38个国家起起落落，结果影响了他的听觉。所以现在得戴助听器，前面放个收音器。他开玩笑地说，这是杜鲁门给他的“勋章”。

其实，88年来，胡佛所享有的真正的“勋章”真是太多了！他得过468个勋章。另外还得到85个名誉学位，33个公立学校用他的名字命名。全世界各国，除了南北极外，他几乎全去过，并且大都不止一次。各国人民受惠于他的，也实在不可胜数。即使铁幕中的苏联，也承认他在1921至1924年间，救活了1700万至2000万老毛子。并且由全体高级布尔什维克党人签名，送了他一张大奖状，上面写着“永不忘美国人民的一伟大服务”（虽然布尔什维克们后来又反复无常，又骂他了）。

胡佛另一荣誉的焦点，可说是他母校的“胡佛图书馆”。这图书馆是1919年建立的，设在14层楼、250英尺高的胡佛纪念塔内。这图书馆收藏了极多的有关战争、革命与和平的文献。胡佛自己形容它说：“从这些‘档案’中，世界可知所警惕，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Outofthesefilestheworldcangetgreatwarningofwhattodoandwhatnottodo.）

喜欢跟小孩子写信

胡佛最有名的状语是：“没有人有权利退休。”他自己，不但不退休，并且大量工作，工作量惊人。他认为“忙着做些有益处的事”（keepingbusyatsomekindofproductivework）是他长寿的基本原因。所以他每天工作15个小时，没有周末、没有假期，所有的，是8位忙个不停的女秘书，以及许许多多的客人。他利用每天三餐的时间来会客，边吃边谈，听听音乐，看看电视，打一会儿桥牌。

这个身体强壮、蓝眼睛、宽肩膀的老头子，性情极其谦和。写信大都亲自起草，最近一年的写信统计是——87岁一年间，他写了47209封信！由此可见他的勤快的一斑。另外在著作方面，他已经写了25种书，最近的一种是《威尔逊的苦炼》（TheOrdealofWoodrowWilson）。另外一本《在成长中》（OnGrowingUp），是一极别致有趣的通信集，全部是他跟小孩子们的通信，试译两封如下：

亲爱的胡佛老爹：

我爸爸认为您是活着的总统里头最精明的，所以我想请您就下列问题表示高见：女人做美国总统的机会如何？

祝您好凯丝

我亲爱的凯丝：

一般说来，在过去47年中，男人玩政治玩得并不高明，因此女人的机会为之增加。祝你30年后出马竞选，并且胜任愉快。

胡佛

亲爱的胡佛老爹：

我10岁。报上说您常钓鱼，我也钓。您钓什么鱼？我喜欢钓鲶鱼。您用什么饵？我用蚯蚓。

玛丽

我亲爱的玛丽：

我一有机会就钓鱼，已77年了。当我像你那样大的时候，我住在一个鳟鱼区，我也用蚯蚓。可是一位好心人给了我三支假苍蝇，我就用起来，很顺利，直用到翅膀上的毛掉光了才罢手。

现在我多用活虾来钓骨鱼。骨鱼不好吃。我把它们放生，让他们长大。在佛罗里达那些岛边，特别适合老公公们钓骨鱼。因为他们老胳膊老腿，不能再在树林里跑，活在岩石上爬来爬去。你87岁的时候，务请记得这一点。

胡佛

这类灵光的闪烁，正是胡佛本人智慧和人情味的交流。88年来，胡佛从孤儿到美国总统，从美国总统到“国之大老“，走尽了艰苦荣华的道路，他的人格是进取的，历史是丰富的。这种人格与历史，不但感动了大众的心，并且也刻画了人们的时代。

《文星》第69期1963年7月1月

##於梨华和她的小说

我现在做一件要被於梨华骂一顿的事——不得她的同意，就写这篇文章，公布一点秘史、公布一封信。

今年3月27号，梨华写信给我说：

李教小弟：

今年收到你两本书，特别谢谢。最近时时惦着要给你写信，一直拖着，因为你也许会不高兴我太坦白。正好你寄了书来，我乘机会说你一顿，你要生气了，可以来骂我一顿，反正你知道在这一方面，我是远不及你的。

当然是讲你批评台大的几个人，尤其是沈的事。我先说明，并不是因他替我写了序，我要袒护他，你说的许多话如：他的懒、他看武侠小说等等我完全与你同意，可是你说得太粗糙、太表面化，像两人打仗，你身上毫无遮蔽的上战场，不是先弄得遍体伤痕吗？17世纪末英国的大文人Swift、Pope，都是骂人的能手，他们也指明的骂Donne他们的前辈，而且说得十分刻薄，可是他们用的技巧十分subtle，所以对方无法攻他，尤其是Swift，他的笔犹如蛇舌，教人生恨，可是别人一点也捉不到它。你的才华如此强烈，记忆力又特别超人，做一个satiricwriter已有了最好的条件，所需要的就是一点①技巧，②锋芒绝不能太露，年轻人像你这样特别易受伤，就是你锋芒太露咄咄逼人，③字句用法千万不能流气俗气。

我的才华绝不如你，书更没有你看得多，应该是没有资格给你忠告的。但我年龄较你大，而且又最爱惜你才华，所以希望你能接受一些我的意见，更不要生气才好。匆祝好

梨华3月27日

梨华这封信中一再提到我“会不高兴”，“要生气”，真是她的小心眼儿。不过她也许猜对了，我生了气，可是外表上幸未“悻悻然小丈夫”，所以故做大度，并且作此文示众，以示雅量。

梨华说我若不高兴可以回信骂她，其实我才不那样傻，用信来骂，至多让她和她丈夫和她三个小把戏看到耳，加起来不过六人耳，这怎么行？梨华信中两次提到Swift，她该知道Swift怎么骂人法，罗素说Swift有一种“英雄式的反动”（aheroicreaction），我李敖也差不多，所以我决定不回她信了，干脆——“送他上《文星》！”

“送他上《文星》！”是一句恫吓式的口号，意思是说：“怎么？你不讲理吗？我要把你的一切都写出来，发表在堂堂的《文星》杂志，留下历史纪录，教大家评评理看！”

这句口号，人见人怕，因为它的句型同“送他上疯人院！”“送他上第×分局！”“进他上外岛！”是一样的。流风所及，没有一个老不长进的家伙，不怕“送他上《文星》！”也没有一个昏天黑地的学校，不怕“送他上《文星》！”

换句话说：假若“第×分局”代表“修理”、“摆平”、“除暴安良”的最高境界；《文星》则代表“口诛”、“笔伐”、“明辨是非”的理想颠峰，萧郎办杂志能办到如此地步，纵“侯门如海”，又有何难哉！

第一次见到梨华是在何凡的太太家，何凡的太太就是林海音，谈笑风生之作家也，强迫我叫“林阿姨”者也。我们一伙儿去看方豪神父。方神父是梨华和我的老师，我常常劝他学马相伯，不要做什么劳什了神父，干脆还俗算了，惜乎他义正辞严，我虽频频晓以大义，然终不能夺其志，这是我平生“十大失败”之一。

梨华笑嘻嘻的，跟“林阿姨”一样的抢着说话，方豪也爱说，我也爱说，只有萧孟能可怜，几次想用声音证明他不是哑巴，惜乎插不进嘴来，至多只能在我们四个人的舌战中，挤进一两个标点符号。

梨华一回台，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切都觉得新鲜、纳闷，老是问东问西。她爱马路、爱看人、爱挤公共汽车、爱看车掌小姐的晚娘脸、爱抽烟、爱在咖啡馆中写作、爱给我介绍女朋友、爱到观光饭店吃消夜、爱蹦蹦跳舞、爱看别的女人跳脱衣舞。以上十项，梨华十项全能，我也全奉陪过，其中只有女朋友失败，跳舞不及格。（脱衣舞没脱得光溜溜的，亦一憾事，这一点不如梅贻琦，梅贻琦看过四次，都脱光了；黄胖哥在当教育部长前，似乎看了至少一次，不知脱光也未？）

反正梨花丈夫不在身边，她乐得自在，我也乐得招待海外归侨，何况是台大历史系同学，又是大作家呢！

谈到他妈的历史系，我的话又多了。梨花在历史系毕业的时候，我还正在中学诅咒中等教育，所以我最早知道的於梨华，是写历史著作的於梨华，她的的专书如《廷寄》、写的论文如《林爽文革命之研究》，她自己都忘得光光的了。这次她回来，我送她一册《廷寄》，她好像看到老情人一般。

很显然的，搞历史不适合於梨华，也不适合一切女人和有天才的人。我常说，历史都是笨蛋搞的，搞历史而不笨蛋者，中国只有两人，其一，蒋廷黻，结婚多次；其二，李敖，尚未结婚。

所以，我极羡慕梨华，羡慕她能逃脱历史的监牢，自由自在的写《扬子江头几多愁》，这部短篇使她得到了米高梅举办的第一名文学奖金。而我呢，至多只能写“扬子江头淹死几多人考”，但却得不到什么中华学术奖，杀死他们也不会给我，他们只会给于大胡——坐了33年监察院长还要“死而后已”的于大胡。

梨华的天才是天生的，不像我的天才是妈妈生的。她的福气也是上帝特制的，她的丈夫是洋博士，物理博士，家庭幸福，不在话下。梨华在幸福的家庭中，居然能多愁善感，从事文学写作，实在不容易。这意思是说，她如果“遇人不淑”、“身世坎坷”或“佳人薄命”之类，也许会写得更好、更动人、更使聂华苓喜欢。可惜她生活环境太好、八字太好，好得有背我们“文穷而后工”的伟大传统，所以孔夫子一天阴魂不散，梨华休想在中国成文学家。

中国的文学家都是穷兮兮的，非右手写诗，左手为文，两手推车不能活。如此艰辛，真的文学家早都饿死了。故台湾今日之文学家，并非真文学家，只是政治文学家、教书文学家、武侠文学家、农复会文学家，真正政治圈外、教书圈外、武侠圈外、农复会圈外，而能“惊鸿一笔震江湖”者，唯我李敖一人耳，可是我李敖又不会做文学家，我不会像梨华，写《梦回青河》，我没有青河可梦，也没有梦可回。这个世界除了酒杯和欠的账，一切都非我所有，所以，我才不要做什么文学家。

梨华因为养尊处优，在安乐的环境里生活，所以缺乏其他阶层的生活经验，但是她很努力、很热情、很起劲的到外面捕捉人间万象，然后装进灵感匣子里，发酵，蒸。最后再折腾一阵，发为小说。这次这本《也是秋天》，就是梨华蒸出来的包子、馒头。其美味可口，不劳我多说，多说了也没用，并且可能反倒糟。例如她的《梦回青河》，竟找什么台大文学院院长写序，其不伦不类，也不劳我多说。该院长的序实在连累该书，该书我实在该看，可是该序一日不去，我绝对不看，并且敦劝我的干儿子，也不要看。废序只该给徐复观徐徐反复观看，总之，我们不要看。

故为梨华计，最好把《梦回青河》另出一种“洁本”，青河可梦，但不要夹着一只九头鸟同梦，也不要让另一只九头鸟同其梦。如果梨华虚心，不河汉吾言，则我愿介绍，把洁本《梦回青河》加入《文星丛刊》，与梨华的《归》、《也是秋天》并成三“绝”。这里用“绝”字，是一语双关，三部名作联壁，安得不“绝”？九头鸟不见，是所谓“千山鸟飞‘绝’”，柳宗元写了这句诗后，在棺材里等了1145年，现在他等到了。

华苓说梨华不大像“由她小说里所想像的样子，不够‘野’，也不够热，只是从她带笑的眼腈里，才看出一点儿她的慧黠”。

其实梨华才“野”呢！我希望她更“野”一点，把文章写得粗糙一点、表面化一点，不但梨华要朝这个方向走，一切女作家都该这样，否则不会骂坏人，不会深入社会，不知道贩夫走卒神医妓女怎么生活，怎么配叫女作家？那只是闺秀派而已，做闺秀派有啥意思？

三天前，在中国广播公司的录音访问里，我就向最使我着迷的美人儿刘秀嫚说：“假如我是女人，我才不要做什么女作家。我要去做中国小姐、环球小姐。”

三天过去了，现在我给梨华的《也是秋天》写介绍，我的看法又变了，我要做女作家了，我要做於梨华式的女作家。

可是，在做女作家以前，我必须先做女人；在做女人之前，我必须先不做男人，我恨透了男人，即使做不成女人我也不要做男人，那么，做什么呢？做个九头鸟吧！

1964年5月27日晚上花了三个小时—口气写完

（后记）一、这篇文章原登《文星》第80期（1964年6月1日台北出版）。登出后又惹了事。第81期（7月1日）的《文星》上，有钟梅音女士的《给李敖的一帖泻药》，我附在后面：

孟能先生：

电话辞不达意，趁寄收据之便，再说几句。

我曾喜欢李敖一部分文章而慕其文才——当他骂人骂得有有道理时。

但为於梨华作的序，只有八个字可以形容“胡言乱语，得意忘形”。且任意公布私人信件，即使法律上无责任（何况未必），亦有损私德。最后还要加署“三小时一口气写完”，活画出一副不可一世之姿态，其实从头到尾，无一处能引起读者共鸣，这种未经过大脑，像邻家小二子骂山门的文章，便三分钟一口气写完也无啥稀奇。

但李敖是可以原谅的，他年轻，忽然成了名，便沉不住气了，沉不住气时，就难怪其会不知所云了，我们都曾年轻过，假使我在25岁时系已有了他今日的表现和收获，我可能比他更糟，但您总比他见过更多世面，可以“旁观者清”吧？

於梨华给他的建议很对，可惜他不但未接受，连以前那点本领都扔了，对他失望的将不止于梨华一人。我生平做了件傻事，内容相似（也是一厢情愿的当真以“知己”自居而去劝人改文章）。第一件已使我后悔万分，第二件好在本来谈不上友谊，但我见过李敖，觉得他本人和他文章并不一样，而且能写下《胡适评传》这样的书，又还这样年轻，所有的长者都应爱护他，使他不只止于以前的成就，您不可宠坏了他。您好容易捧他起来，但这一篇序便可把他从半空里再抛下去。

接受不接受在您，我说了，表示我已为一位曾经心仪的青年作者尽力，可以问心无愧了。李敖不高兴没关系，不消三五年后，他会觉得我是对的，这篇文字使他脸红，《文星》不给我再印第二本书也没关系，没有比我睡不着觉更重要的事了。而我偏有这个毛病——憋住了想说不说的话就会失眠。

祝好！

钟梅音谨启6月2日

萧孟能的复信如下：

梅音女士：

1.谢谢你做的第二件“傻事”。

2.《文星》为提倡新知、提倡批评的刊物，一切作者都有他的独立人格与意见，自不发生“宠”、“捧”的问题。我不致“宠”、“捧”任何人，任何人也不接受我的“宠”、“捧”。

3.文星书店为作者印书出版，与作者在《文星》杂志发表批评文字，是两回事，自不发生牵连关系。

祝

旅途快乐

萧孟能敬复6月18日

二、一位在大学里读书的秋雄先生，在读到我这篇文章以后第二天，写信给我说：

除了为您自己的书做广告外，近来很少看到您为《文星》杂志写“杂文”，刚买来的80期《文星》上，您所写的《於梨华和她的小说》的确是篇像样的文章，我常把它称为“人”写的文章。……没有像您这种搞历史的“笨蛋”，我们哪里去寻这些史料？您曾为胡适之画像（虽然还没有画完成），但您的“杂文”也常常揭露大人先生们的“杨梅疮”，让我们这群受过“正统”“儒家”思想教育的大孩子，能从“墙高数仞”的孔家院子外，偷窥一下“宗庙之美”与“百官之富”，免得将来连我们自己都难免被拖进宗庙里去证道一番……去年学校一番热烈的争吵，使我们看清了许多假面具下的丑恶面孔，可惜我没有您的才华，画不出他们的真面目，虽然很想学您一样为历史作点记录，可是正如您所说的没有受过“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做出来不会“令人满意”，因为力不从心，所以只能看看像您所常写的那种杂文，来满足自己的快感，几个月来的闷气未消，但既无能为力，只好写这封信向您聊表醋意，但请您千万别误会有谁会甘心情愿地做您干儿子。

三、还有一位在中学的维菁先生，在6月6日写信给我说：

……《文星》80期《於梨华和她的小说》一文真是教人拍案叫“绝”，我很喜欢看您这种“太粗糙”、“太表面化”的文章，凡是在《文星》上登过您的文章，我大都看了，还有我父亲、姐夫也都喜欢，他们说：您真有办法！书的确看了不少……

我现在还在“诅咒”中等教育，许多的事理无法充分了解。就像您所说的九头鸟、黄胖哥、于大胡……诸公，我还当他们是“孔老二”，百般的敬之，被“惊鸿一笔震江湖”的您，掀起了不堪入目的“底牌”，使得我“惊奇”原来是这种“调调儿”，但还是了解得不够“透彻”，希望您能抽出一点时间告诉我解开“Why”的“？”好吗？

“蒸包子馒头的准文学家”看了这篇“火辣辣”的文章，势必与您不两立，她的“最后通牒”想早已从蒸笼发射了，会不会在“文星战场”“笔战”一番。还有那些“政治”、“武侠”、“教书”、“农复会”的文学家，怎么都不声不响呢？变成了“哑巴”或“乖乖”了！除《文星》以外，哪些杂志能有“眼福”见到您的文章，希望您能介绍给我好吗？

四、读者郑喜夫先生在6月7日来信指出我文中谈到《廷寄》一书的错误，我很感谢。《廷寄》是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出的书，内中收有於梨华的《林爽文革命研究》，我记混了。

五、台中的一位中学生怀民先生，也在6月7日写信给我说：

在感觉里您很有趣、很风趣，我是说，很可爱。即使狂“敖”也敖的教人开心，教人无从恼起，而一股脑儿地“原谅”了（？），那也许就是偏爱吧！只能这么解释。我特别喜欢您在这期《文星》上那张照片：率直中带着娇憨，热诚中带了点儿傻劲，又是那么一副“探求者”的姿势神态！

我喜欢您介绍於梨华的文字；说不出特特别别的原因，也许她，您，还有“林阿姨”全是我顶喜欢的作家。看完这篇东西，我忽然轻松起来，满足起来——在好容易从“升学！书本！”中探出头来松口气时。难得您不骂人——热辣辣的。难得您笔端带了这么浓郁的感情——至少在我的感觉里是如此的。至少。

今天看联副有华严的《杀人者》；她走出了《智慧的灯》，不再唱《生命的乐章》，而另求发展，表面化些，也粗糙些，您看到了没有？也许是第一个做回响的女作家吧？

还问您一声：要是您今年考大学，您选不选——第一志愿——“他妈的历史系”？

六、一位永延先生，也在6月7日写给我一信，在第二、三、四三节中，写道：

②您骂沈刚伯徐复观，何以连湖北人一齐骂，我是湖北佬，心里总不是滋味，我说您对湖北人有偏见，您不该这般抽样，要知九头鸟也有好的，您的朋友居浩然不也是那个区域的人吗？千山鸟飞绝不了的。我要请教一句，“九头鸟”出何典故？何以拿来刻薄湖北人？素以饱学著名的您，渴望能满足一些我的求知欲。您戳蜂窝的精神我很钦佩，但要值得。

③您的才华像三峡的水、钱塘的湖，汹涌澎湃；又像泛滥时的洞庭湖，浩瀚万项。您的文章堪称一绝，柏杨的文章刻薄有余辛辣不足，您则兼而有之，高声疾呼旨在振聋发聩，骂人也是被迫，不得已而为之，没什么不对，君不见被骂者脸似钢板，修养到家，根本毫不动于衷，更不知收敛，我实觉骂得还不够劲呢。只是我亦很同意於梨华女士的高见，她的苦口婆心值得参考。我知您已接受她的建议，否则不会将它“送上文星”的，只是虑您信念不坚，故再略而言之，喋喋一番。

④胡适一死，只您配接下他这一棒，我是这般地想，您的才华要用在最有价值的方面去，有些地方该爱惜羽毛，这不是为您个人而是为整个的社会人群，您也许气盛，悲愤人世的不平与愚昧，想一鞭子打尽天下的恶人，一铲子铲除社会的黑暗，一扫帚扫去人间的愚昧，我们不可只重理想而忽视了方法，毛子水於梨华都曾温婉的规劝过，要知道这都是出于爱心，都怕您被反动的力量所摧毁。请将您超人的智慧及才情做最佳的贡献，为中华民族放一异彩，切忌布屈原贾谊的后尘，俗云“上智下愚最难移”，明知我这番话像那肥皂泡沫，却全心全意地说了出来，最后引您的话：“是顺流而下，还是悍然自毁，固执的李敖呵，您该选择。”

七、7月3日，黄胜常先生写信给他的“李大哥”说：

刚接到这期的《文星》，一口气看完了两篇臭骂你的文章，以前这类东西也见过不少，不知怎地，大概是昨夜没睡好，今早火气特大，看完了忍不住自个儿骂了一早。

人打狗咬受多了，似乎你对这些早已“免疫”。我倒十分气不过！

X老婆子那篇狗屁玩意，气势汹汹，一派手持正义之剑来讨伐妖孽的姿态，令人可气可笑。一口咬定李敖之所以有今日，全是萧老板一手捧出，他妈的，萧老板和你非亲非故，又无同性恋爱的发生，为何专捧你不碰她？

她是一个标准的“女酸丁”，全身上下寻不出一丝一毫的幽默，唯一的特长就是板起脸孔，搬出“年龄”训年轻人以大道理，和胡XX那老怪物一模一样，以年龄自傲，竟不知年老就是“无能”、“将死”、“落伍”的代名词。话说回来，也难怪他们，年轻人的得意，使他们的“安全感”受到威胁，自然要施出“高压手段”来抵制。

文章是自己的好，写文章的人没有说自己文章差劲的，否则何必写呢？甚至人人对自己的文章都十分有信心，X老婆子也不会例外，只是为了表现传统的酸丁风度，瞒着不敢说，自己不敢说，又不许别人说，简直混账加三级！

有兴趣不妨把这段拿给X老婆子看，纵然她不屑于我这无名小卒相骂，能气她三五分钟也可大快人心。

八、8月9日，尚勤从美国写信给我，提到：

你寄来的书和文章都收到了，我也拿给老景他们看了，他们看了都很为你惋惜。他们说“李敖要把自己糟蹋了”，尤其是那篇写於梨华的文章。我们说你如此做下去，到后来会把所有的人都得罪光了，众叛亲离，只有你一个人为《文星》写文章了。我觉得也对。尤其你最近的文章愈写愈流气，简直是“柏杨”之流作家的笔法。也许是你精力消耗太多，不能面面俱到的缘故。以后还是少写，要写就要写些有分量的，不要再以骂人为儿戏了。

九、最后，按说我该提到於梨华的反应，可是我，我，我不写啦！我只能透露：她又来了一封信。

1964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