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书序集》目录
- 一、写在居浩然《十论》的前面
- 二、介绍《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 三、《恶法录及其他》新版前言
- 四、介绍《紫禁城的黄昏》
- 五、推荐《海国男儿》
- 六、介绍《满宫残照记》
- 七、《调查局研究》序
- 八、推荐《李宗仁回忆录》
- 九、我看《汪精卫传》
- 十、新版《军统内幕》缘起
- 十一、新印《厚黑教主传》述源
- 十二、新版《政海秘辛》缘起
- 十三、《新官场现形记》序
- 十四、介绍《国共斗争的见闻》
- 十五、《鹰犬将军》新版书后
- 十六、《侍卫官谈蒋介石》题记
- 十七、梁漱溟和他的《忆往谈旧录》
- 十八、汪荣祖《章太炎研究》序
- 十九、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序
##写在居浩然《十论》的前面
居浩然的《十论》新排版版样今早送到，看着这部老友的遗稿即将成书，回首前尘，倍增感怀。
《十论》是我平生喜欢读的书之一。我最早读它，在台大文学院。有一天好友马宏祥跟我说：“居浩然的《十论》大可一看。我原以为这个淡江英专校长是个普通党国元老的纨绔子弟，其实不然。此公为文，极有创见，并且文笔清新可读。”经过这一介绍，我把《十论》读了一遍，深觉马宏祥的判断不错，从此对居浩然另眼相看。
虽然我在台大文学院读的居浩然的书，但我知道居浩然这个人，却远在台大法学院时候。我在1954年以同等学力参加大专联招，误入台大法学院法律系司法组（当时叫法律专修科），念了一年，不想再念，要重考台大，但我当时已是台大学生，本校学生要重考本校，得先自动退学才行，我很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就自动退学了；不过我还是很心虚，怕考不取台大历史系，就暗中在淡江大学（当时叫淡江英专）报了名，以防万一。后来两个学校都考取了，我当然念了台大，但我在淡江的告示牌上，看到我的名字，看到校长居浩然收尾的榜文，未尝不心存感念，觉得居浩然真够“朋友”，他毕竟让我有了退路，虽然这一感念，居浩然直到多年以后才知道。
淡江大学的前身淡江英专的全名是私立淡江英语专科学校，这个学校的创办背后有一段动人的悲欢离合故事，我先由居浩然的父亲居正说起。
居正是湖北广济人，生于1876年，那正是清朝光绪二年，民国成立前三十二年。居正先在中国受旧教育，后来到日本留学，念的是法政大学，并且从事革命运动。当时中国的革命，有两大家：一类是边缘革命家、一类是中原革命家。边缘革命家只会在海外或沿海省份旁敲侧击，结果作秀有余，动摇清廷根本不足；中原革命家则主张打硬仗，他们深入民间、腹地和内陆，冒真险、犯大难，进行革命。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就是中原革命家判断正确的明证。中原革命家之一、因痛恨蒋介石而唾弃政治的大儒熊十力，在居正《辛亥札记》序中就说：“武汉为南北关键，一旦动摇，则四方瓦解。”武昌起义的终使清廷四方瓦解，原因正是在此。而武昌起义的大功臣，就是居正。
革命成功以后，居正的地位正因为是革命元勋，所以遭到“新生代”的嫉妒，他的处境也就颇为艰难。他曾被他的手下蒋介石关起来，甚至像对付江洋大盗一般的，给戴上手铐脚镣。他尽量委曲求全，最后还当上有名无实的司法院院长。1949年蒋介石下野，李宗仁继任总统，行政院长何应钦辞职后，李宗仁想请居正继任，一架飞机带来了蒋介石的意见——一位要员出示了蒋介石的公开指示，要大家支持居正；但是同机中另一位要员传达了蒋介石的秘密指示，要大家反对居正，于是，居正以一票之差，在立法院未获通过。
居正到台湾后，虽然是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但是出门代步，坐的是公共汽车。他在1951年死去，活了77岁。死前的头衔，有一个最含义深长的，就是——私立淡江英语专科学校董事长。
居正做淡江英专董事长，有着源远流长的原因。原来居正共有子女十人，三个生于日本，起名瀛初、瀛玖、瀛棣，取三瀛之意。因为都是女的，又值二次革命时期，所以两个从小由他人抱养。瀛初归上海朱家，取名朱觉方；瀛玖归东京日本人萱野家，取名萱野华惠。这种把亲生子女由他人抱养的情形，是革命者必然遭到的骨肉悲剧，居正自不例外。
居瀛玖自从给日本人做养女后，一连二十一年，没能回到自己的祖国。但她心怀祖国、心怀祖国的亲人。她瞒了养父母，偷着写信给弟弟居浩然。居浩然刚进清华大学不久，忽然收到一封日本寄来的英文信，起先摸不着头脑，后来才知道是“玖姐”写来的。信中说她家常有中国客人上门拜访，从客人口中，得知她原来是居家的女儿，遂想尽办法，想跟亲人联络。因为她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除日文中的汉字外，也不识中文。而且就是那些汉字，读音和意义也和中文不同。所以希望回信用英文，寄到她英语学院老师田中女士家收转，这当然是背着养父母通信的缘故。
这样秘密通信将近一年，居瀛玖结婚了。养父母本来是希望她嫁给日本人的，但她想嫁给中国人，正巧台湾人张惊声（鸣）出现了，张惊声当时的身份，既算日本人也算中国人，正好满足了各方面的愿望，于是，居瀛玖嫁给了他。
居瀛玖结婚的时候，居家并没获得请帖，当然事前也没征取过居家的同意，居家既然把女儿送给了萱野家，自然也无权过问。所以，这一嫁给中国人而不嫁给日本人的努力，完全是居瀛玖本人暗中较劲的结果，居瀛玖生为中国人而陷身日本，最后终能嫁给台湾的中国人，总算聊补人生之憾了。
居瀛玖结婚后，在1935年第一次来到祖国，她在上海和居浩然等见了面，大家很高兴。但是高兴归高兴，语言不通却是麻烦。双方英文都能写不能说，虽然可用笔谈，但是总嫌隔了一层。于是居瀛玖发愤学中国话，几年以后，她不但能说国语、上海话，还会说台湾话，她真回归做中国人了。
可是，好景不长，当抗战开始的时候，姐弟的音讯断了，一断就是八年。抗战胜利后，亲人们又重拾旧欢。很快的，国民党垮了，从大陆垮到了台湾，居家也不例外。1950年，居家到了台湾。台湾因为是居瀛玖丈夫张惊声的故乡，所以居家因人和得了地利，居瀛玖把后草山的房子让出来，给娘家亲人住，自己搬到武昌街。居浩然回忆：“她这种克己为人的美德真是饶有古风，也可以说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教育尚保存了中国的传统道德，我们自己则道德沦丧久矣。”
大家挤在台湾，总得做点事，于是，办个学校，群谋佥同。就这样的，私立淡江英语专科学校办起来，丈人居正做了董事长，女婿张惊声做了校长。
张惊声早在结婚前，已是居家的常客。他出生台湾罗东，肄业淡水加拿大基督长老教会办的淡江中学，十八岁渡海到厦门，进集美学校，再北上到北京，进外国语专门学校。一度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信徒，生平志趣则在革命，读书为革命，吃饭睡觉也为革命，这种革命狂，很投合老革命居正的口味。1933年他东渡，进东京帝大深造，间或仍回上海，有时也到南京，每次居浩然都是他唯一的忠实听众，听他讲革命的大道理。他当然对居家的情形很熟悉，也熟悉居瀛玖不是真正萱野家的女儿。但为了避免触犯禁忌，他从不向居浩然提到居瀛玖。直到他结婚后，居浩然才大吃一惊，原来那个革命狂张先生竟成了他的姐夫！
淡江英专创办不到一学期，张惊声就病了，1951年年初，他死了；这年年尾，居正也死了。居瀛玖、居浩然姐弟联手，把学校撑了下来。
正在姐弟联手，校务蒸蒸日上的时候，一个人从美国赶回来了，这人就是张惊声的儿子张建邦，那时他27岁，以副教授身份出任教务主任，策划夺权。最后终于拉到妈妈，打倒舅舅，把舅舅居浩然扫地出门。
居浩然在被扫地出门后二十七年死去，他死后，居太太——张建邦的舅妈——徐萱女士，在海外看到王小痴和我纪念居浩然的文章，“非常感动”，乃在前年3月，写了一封信给王小痴和我，另附相关文件。相关这些文件，透露了居瀛玖、居浩然惨淡经营学校的许多辛苦，也透露了张建邦的许多不为人知的行径。相关文件第一件是“居浩然与淡江英专”，居太太写道：
一、淡江英专自从张惊声校长逝世（1951年1月29日）后，由居瀛玖当校长（1951年2月），居浩然当教务主任，一直是浩然辅助校长的职务，1953年6月董事长聘请浩然为校长，居瀛玖仍为董事长，姐弟二人合作无间。
浩然与地方士绅联络，他们捐赠淡水土地十甲作为英专的永久校址，于1953年行赠受礼，由居瀛玖主持接受。
二、工程开始先修从火车站通到学校的道路和桥梁，浩然定名为“英专路”。十甲土地是在高坡上，要到学校上课必须爬高坡，他乃定名为“克难坡”，又聘请清华大学学长马惕乾建筑师设计各建筑物的图样。因地势高，远眺风景极佳，他决定不筑围墙，四周密植树木，事隔三十年，四周已浓绿成荫了。在《淡江二十年》一书中，第298页，好像“英专路”“克难坡”都是他们起的名字，马惕乾是浩然的朋友，也是他请来的，其实他们根本不认识马先生。
浩然被逼迫下台后，校史立刻改编，没有居浩然这一回事。以后所编《淡江十年》和《淡江二十年》二书中，仅有相片两三张，和“聘请居浩然继任校长”一句带过。他在五年多期间辛苦成就的事情，都写在别人的功劳上，妤像他在任时什么事也没有做。创业维艰，建校五年比继承事业五十年还要艰苦。前人种树，后人夺树而纳凉；后人不但不惭愧，反而蒙蔽事实，自鸣得意，这还有什么理可讲呢。
三、他顾念到清寒学生，设立工读制度。学生半工半读为学校做点文书的工作，直到他们毕业。
四、淡江英专从淡水真理街，搬到台北博爱路城区部。那是向司法院租用的土地，右侧盖了二层楼房作为教室，对面是办公室，办公室后面是一幢幢的教职员宿舍。张建邦夫妇住在其中的一幢，而校长办公室就在前面的一幢房子里。起初相安无事，有一天居浩然正在办公，天热，窗户是开着的，忽然由后面房子里传出女人尖锐的咒骂声：
“淡江英专是我们张家的财产，他不能霸占我们的财产，居浩然不过是我们雇来叫他当校长的，我们叫他滚，他就得滚。居浩然滚出去！”
“……”男人的声音。
“我就是要他听见，怎么样？你怕吗？我不怕。”声音更大了。
原来她把一个作育英才的“财团法人”学校，当做是张家的私人财产。
浩然为了安心办公，不再听这种吵闹声，就对居瀛玖董事长讲，要他们搬到另外一幢宿舍去住。此后吵闹声是听不见了，中间有什么酝酿，浩然无法知道。为了这种家务事就把校长无理由的免了职。浩然不愿意因争校长而毁了名声，更不愿因此而伤了姐弟之情，他乃答应离校。
其实，浩然早已有意迟早把学校交给建邦的，他曾表示过：“开始办英专困难重重，许多事情非要我来担当不可，等到一切上了轨道，稳固后我就把学校交给他办下去。因为他是台湾人，我们在反攻大陆以后，总是要回大陆去的。现在时机还没有到，因为他连批公文都不会，只会批一个‘阅’字，这怎么行？我要慢慢地教他。”言犹在耳，没想到他竟然已经等不及了。
居太太把居浩然跟淡江英专的事，只写了这么四点，当然只是简述。事实上，可补充的真相还有很多。例如所谓“淡江英专是我们张家的财产”之说，就大有问题。第一，淡江英专成立于1950年9月，当时所谓财产，只是借用淡江中学的两间教室而已，实际一无所有。张惊声素怀大志，“造反有一手，建设非所长”，他当时因为是淡江中学校长，遂得以淡江中学的英语补习班为基础，扩充升级为淡江英专。张惊声死后，居正派居浩然去淡水实地勘察，并指示如果学生人数不多，不如停办算了。居浩然实地勘察后，向爸爸报告说：“学生人数确是不多，但无法停办。当初申请立案时报部验明银行存有基金新台币二十五万元，现若停办，依法基金应缴存国库。新台币二十五万元时值一万二千五百元美金，董事长连五百元美金都没有，拿什么缴给国库？那么，原来的基金呢？原来的基金乃是假的！我姐夫付给银行二十五万元借款一天的利息，就在这一天教育厅督学到学校及银行验明属实！”事实既然是张惊声并没有真的出资，欲罢不能，只好硬着头皮办下去。
第二，居太太说：“浩然与地方士绅联络，他们捐赠淡水土地十甲作为英专的永久校址。”这是真的。因为当时台湾只有一所大学和三所学院，别无大专，居浩然用生花妙舌，说动淡水地方人士，使他们乐见淡水地方有大专出现，因而捐出了五虎岗的十甲土地，这种功劳，是谁家的财产乎？
至于居太太说今天张建邦把淡江校史改编，“没有居浩然这一回事”，“他在五年多期间辛苦成就的事情”，都被抹杀，“都写在别人的功劳上”，这是真的。“创业维艰，建校五年比继承事业五十年还要艰苦。前人种树，后人夺树而纳凉；后人不但不惭愧，反而蒙蔽事实，自鸣得意”，这都是真的，这些都是张建邦的颠倒真相、忘恩负义，都是令我们不得不口诛笔伐的可耻行径！
居浩然自己回忆，在张惊声死后，学校——
停办既不可能，拖延下去更不简单，借用淡江中学两间教室，怎能办专科学校？现在有人说张建邦接办，真是睁开眼睛说瞎话，张建邦当时远在美国，怎么能接办？他有信给我想回国奔丧，玖姐反而晓以学业为重，一切有舅舅担当，你安心读书就是格尽孝道。只此一点，已可见玖姐对张家真是呕心沥血，绞尽脑汁，脑汁既尽，继之以死！
现在台湾有的是淡江英专一、二、三届的毕业生，他们都知道谁将这块空招牌从借来的两间教室搬到淡水火车站对面山坡上辉煌的新校舍。我从1951年2月到1956年9月交卸校长职务止，五年又七个月，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每星期七天，无所谓寒假暑假春假年假，天天都在学校里找得到我。我这样夙夜匪懈，完全是为了玖姐，因此虽然张家一直传说舅舅霸占校产，我从不替自己辩护。就是玖姐为了她那不孝不悌的姜姓媳妇，宁可得罪居家，姐弟失和，我也仍然以求仁得仁的心情泰然处之。1964年我来澳洲前曾笑对玖姐说：“我绝不做杜聪明。”玖姐也笑着说：“我知道你不会做杜聪明！”
居浩然1964年去澳洲，我到飞机场送他，合照纪念。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也是他们姐弟最后一次见面。居浩然黯然离台后，淡江英专尽入张建邦手中，逼走舅舅，反过头来逼妈妈，居瀛玖外失“居家”，内不见容于“张家”，备受欺凌，乃生厌世之念，最后出之以自杀。居太太写来的相关文件第二件是《居瀛玖之去世》，全文如下：
一、她性情谦卑温顺，沉默寡言，一生舍己为人，上孝下慈。对于两个儿子，非常爱护并无偏袒。自己生活俭朴，不慕虚荣。
二、建邦结婚后，居瀛玫拿了一串大的珍珠送给大媳妇，但是他们不满足，建邦向妈妈还要另外一串。他妈妈说“另外一串是小的，留着给建国结婚时用”，居瀛玖为此事很困扰。建国结婚后没有马上给建国小媳妇，而在居瀛玖遗书中说她的东西都给建国夫妇，那时候在遗物中发现另外一串小珍珠。
三、大媳妇怕建国结婚后，小媳妇分家产，所以不喜欢他们二人结婚。而居瀛玖觉得小媳妇不错，赞成他们结婚，乃订于1969年2月2日在台北结婚，请谢冠生院长证婚。瀛玖姐不愿铺张，只请学校内各部门主管。但是张建邦夫妇既不到场亦不送礼，反而在淡江职员沈女士家宴请各部门主管，以致结婚那天该到场的人都去了沈家而未参加婚礼。瀛玖姐心中很受刺激。
四、建国小媳妇在婚前本来是在淡江学院做事，而瀛玖姐可能受到压力，告诉小媳妇婚后不要去学校上班，小媳妇感到困惑。据她本人猜想恐怕是他们怕小媳妇把学校中的事告诉居瀛玖董事长。
五、1968年居瀛玖赴欧洲考察教育，先去法国看伯齐弟，然后去美国和瀛初四姐、载春八妹、叔宁么妹相处数月之久。考察是次要的，主要是拜访瀛初四姐，无论如何，设法把建国弄到美国，使他能在美国自立生活下去，四姐当面答应了，后来也办到了。现在回想起来，她远赴欧美一行，是想和亲人们见最后的一面。她必然早已忍受不了建邦夫妇对她的不孝和校内各方面对她的压力，而萌厌世之念。同时更领悟到建国如果在国内生活，不但兄嫂不会照顾他，反而会欺侮他，所以叫他易地为良，把建国夫妇安顿好以后，也别无挂虑，可谓用心良苦。
六、瀛玖姐本来是和建邦夫妇住在仁爱路，她出国考察回来以后，据说仁爱路的房子不能住了（据说房子顶掉），她只好住到丽水街一幢房子的四楼，那时小媳妇尚未结婚，未来的婆媳住在一起，建国则住在台中，在那边做事。
七、建国是1969年2月2日结婚，瀛玖姐是同年3月15日弃世，在《淡江二十年》一书第270页中写的是“宿疾复发，溘然逝世”。这句话不是事实。第274页中“9月16日居校长浩然请辞校长职务”也不是事实。
八、朋友那封信写的都是事实，无关的人名都可以略去。信中的事实，给了玖姐弃世的勇气，所以在开董事会的前夕，乃走上了绝路。信中所述林添福就是张建邦的表兄、张惊声的外甥。现在好像是继郭顶顺以后的董事长。
九、瀛玖姐给建国的遗书上说她没有办法，斗不过人家，只有自尽。
居太太把居瀛玖自杀的事，只写了这么九点，当然也只是简述。事实上，可补充的真相还有很多。居太太自己就补充了一件，她附了一封朋友的信，说：“信中的事实，给了玖姐弃世的勇气，所以在开董事会的前夕，乃走上了绝路。”朋友的信中说，1969年2月2日居瀛玖为小儿子张建国主婚，请了司法院长谢冠生证婚，张建邦那边“曾向谢氏加以阻挠，幸未得逞”。居瀛玖为了面子好看，请了学校各部门主管，可是张建邦那边却来搅局，为了防止各部门主管去会宾楼吃喜酒，特在“金华街沈文利之住所，由沈出名宴请各部门之主管，计所知参加者有邓静华、芮宝公、王久烈、钮抚铭、曹文超、高长明、陈树人、戚长诚、章锡绶已故、宋希尚等，唐启焜未参加，罗万斯参加与否已记不清，其他尚有多人，已不复记忆。以上各人，有的派太太参加喜宴，如戚某夫妇，则均参加沈宴”，以使居瀛玖难堪。“董事长之自缢，校各方传说，在将开董事会之前日，董事长在林添福办公室内（与建邦办公室仅一墙之隔），并有邓静华戚长诚参加，林等皆说你董事长已做了很久，可以让别人来做做了，详细情形，不得而知，故于开会之前夕，而董事长走上了绝路。”
张建国结婚日子是1969年2月2日，居瀛玖在饱受“张建邦夫妇既不到场亦不送礼”的羞辱后，刚过了一个多月，3月13日，就再饱受张建邦办公室隔壁的围剿，这一围剿，当然是张建邦指使的又一次羞辱。“谦卑温顺、沉默寡言”的居瀛玖，在连番被自己儿子的羞辱下，她终于认清了一切、终于不想再活了。她写下三封遗书，一封给张惊声的外甥林添福，拜托他照顾张建国；一封给张建国，叮嘱他要奋发上进；最后一封给张建邦，说学校的担子现在交给你了。
居瀛玖辛苦一生，最后只有十万元财产，她留给了小儿子，她把这十万元，很细心的放在给张建国的遗书旁边，并说只有这点财产留给你，言下不胜悲凉。最后，她上吊死了，她死在淡江董事长的任上。从这一点上看，居瀛玖不愧是个殉道者——她愿用一死来维护她生死以之的事业，她不要接受被“逼宫”的屈辱，她用一死，成全了一切。
居浩然回忆：
我的才智得自母亲，我的韧性得自父亲；玖姐和我同胞，我做得到的她当然也能做到。1956年姐弟失和，她自行出面主持校务，初接手时经验不足，显得有点凌乱。但很快就理出头绪，驾驭随心。她请陈维纶博士出任校长，是一大手笔。可惜始终未将校务家务分清，以致贤者不能安于位，而不肖者喧宾夺主。到头来连一名小职员的去留都作不了主，还谈什么大权旁落？但我可断言的是：那欺人太甚的必得恶报！
玖姐之死，出于自求解脱。其生前含冤，非世间法律所能申。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玖姐死而有冤，必求直于天帝。浩然远在澳洲，祭奠无由。唯有抆泪遥拜，稽首叩祷：玖姐！玖姐！魂兮归来！萱野居姓，功过俱泯；张姜有亏，愚昧无知。欺凌弱息，上天殛诸！
如今居瀛玖死了、居浩然死了，他们在天堂之上，会不会“求直于天帝”，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人间岛上，我们要替天行道，对“欺凌弱息”的张建邦，予以声讨。看了上面张建邦拉到妈妈，打倒舅舅；舅舅倒了，又逼死妈妈的全部行径，我们还能沉默、还能不予声讨吗？
国民党对张建邦这样一种人，居然还捧为宝贝，推而出之，1957年把他推出任知识青年总党部委员兼第七党部主任委员、1968年推出任党务顾问、1969年推出任台北市议会副议长、1970年推出任台北市党部副主任委员、1976年推出任中央委员以至今天的台北市议会议长。……国民党把这种“孝义楷模”抬出来给青年做样板，它能把中国伦理道德复兴到哪种规格，也就可想而知了！中国的“孝义”标准，真被他们给羞辱尽矣！
我在《千秋评论》第三十六期《叛国-亡国-洗》里发表《乱世居家泪》，收入王小痴《读李敖文章书后》。王小痴说：
在张惊声和居瀛玖夫妇名下，尚有一个户籍上的“儿子”——张建国。他在血液上，既不是张惊声的儿子，也不是居瀛玖的儿子；自然更不是张建邦的手足。说起来，可是居家最伤痛的“纪念品”。据说是居正另一女儿（是瀛初？还是瀛棣？我没问子弋，所以不知道）所生的。总之，居觉老这个女儿和女婿，在抗战结束时期，被当司法院院长的自己的父亲、岳父，大义灭亲，判处了死刑——因为，抗战末期，居正亲自颁布了惩治匪谍叛乱条例，不久就发生了自己女儿和女婿是匪谍叛乱犯的案件。这就给居正这位司法院长以严重的考验了。结果，居正是亲自批示了自己女儿和女婿判处死刑，而且很迅速的被执行了（据说：是为恐家属环请、亲友关说、自己游移，致使威法不行，所以痛下决心）。而这个女儿身后遗有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就交给居瀛玖去带养，变成张惊声和居瀛玖的“次子”、张建邦的“弟弟”——张建国。
我在《读王小痴文章书后》里说：
小痴说居正做司法院长的时候，曾经“大义灭亲”，判了自己共产党女儿和女婿的死刑，这一内幕，才是我真正要小痴写的。居正在1931年12月出任司法院副院长，次年1月代理院长，3月正式任院长，前后在职十六年半，他是1947年7月去职的，惩治叛乱条例是1949年6月公布的，那时他已不在司法院院长任上，小痴记忆容有错误。虽然当时惩治叛乱条例尚未出笼，但是要杀共产党，还愁没法律吗？所以这不是问题。
居正共有子女十人。元配夏夫人生男居伯强、女居叔康、居季复；继配钟夫人生男居浩然、居伯齐、女居瀛初、居瀛玖、居叔乐（瀛棣）、居载春（叔和）、居叔宁。这些子女中，到台湾的只有居浩然、居瀛玖、居叔宁（还有侄儿居伯均），其他居伯强早在1942年死于西安；居伯齐在比利时鲁汶大学。没到台湾的只是居叔康、居季复、居瀛初、居载春。这四位千金中，居瀛初随婿在美国，自不在被枪毙之列，但居浩然“先君行述”中只说“长姐叔康、二姐季复、六姐叔乐沦陷大陆”，语气上并没先先君而死，所以说被枪毙云云，是可疑的。居叔康的丈夫是朱干青，曾任最高法院书记官长、司法院会计长；居季复的丈夫是“王某”；居叔乐的丈夫是祁乐陶，曾任中央银行专员。似乎只有“王某”最可疑，也许他是共产党，但我很怀疑居正会如此“大义灭亲”。
我又在“附记”里提到我与李子弋通电话，李子弋说好像是居正的女儿与女婿只是因共产党坐牢，至少女儿并没被枪毙，女婿可能就是“王某”。当时有人劝居正援之以手，但居正不肯关说。“王某”的太太是居季复，居季复是夏夫人生的，不是居浩然亲母钟夫人生的，居浩然也许对这位同父异母的姐姐的身世不甚清楚，但他对他同父同母的姐姐，理应清楚。于是我细查钟夫人的遗作——《我的回忆》（《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三一五期），在居浩然的脚注中，果然发现这一段：
瀛棣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毕业后去延安。在延安与原籍山西之祁式潜结婚，改名朱慎，参加新四军苏北支队（支队长陈毅，副支队长张云逸）抗日游击活动。抗战胜利后在上海邮政储汇局工作。大陆变色后情形不详。生子女四，次子交玖姐抚育成人，改名张建国。
这段话语焉不详，似有所隐讳。不过居浩然所说的姐夫“祁式潜”，当然就是我在“读王小痴文章书后”中所提的“祁乐陶”。祁乐陶后来既然是“中央银行专员”，居赢棣后来既然“胜利后在上海邮政储汇局工作”，可见都是做过共产党以后的事。并且做过共产党尚有此种职位，自是国民党看居正的面子。他们夫妇在做共产党期间或被国民党逮捕期间。才有“次子交玖姐抚育成人，改名张建国”的事。
钟夫人《我的回忆》中提到她的女儿居瀛棣，有这样一段：
瀛棣参加苏北游击支队，与敌人周旋；浩然毕业军校，历任排连营长，参加昆仑关洞庭湖长衡诸战役，身先士卒，颇著战功。我儿女对抗战，可谓已尽国民天职。
“苏北游击支队”是中共新四军部队，钟夫人已明白承认她的女儿是共产党，并且有功于抗战。她又说：
抗战胜利时瀛玖原在上海，住西爱咸斯路四一一号，浩然萱媳到上海就住瀛玖家。民国三十五年秋瀛初偕婿马祖圣博士自美回沪，瀛棣也随婿祁式潜从重庆迁至上海，一时西爱咸斯路瀛玫家成为居姓中心。
可见在抗战胜利后，居瀛棣和她丈夫已不是现役共产党的身份，虽然在国民党逃到台湾时候，他们还是不肯一起跟来——他们仍旧“归队”了。
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最令我注意的是这种斗争，不但在一家之外，并且在一家之内，在一家之内形成国共的对立、形成亲人的分野、形成你顽固我前进的你东我西，从宋美龄对宋庆龄、从陈布雷对陈琏、从居正对居瀛棣……我们可以看到太多太多的例子。这种对立的尖锐、惨烈与普遍，求诸中外的历史，可谓世罕其匹；求诸古今的伦变，可说前所未有，但在乱世的中国里，却“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生为一国之人，却如隔世之鬼，走笔至此，真要怪国民党始作俑者了。
居浩然生于1917年，生在上海，浩然的名字是孙中山为他起的。他是一个早慧的少年，高中一年级时候，就在《中学生》杂志发表《上鲁迅书》。不久一二八事变发生，他逃难一日夜，到了南京。1934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化学系，后转社会学系。毕业后，再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再毕业后，历任排长至副团长，参加昆仑关会战、长沙会战。1949年来台湾，创办淡江英语专科学校，任校长五年七个月，1956年被扫地出门。后任师范大学教授。1961年去英国牛津大学、伦敦大学进修，归任中兴大学教授。1964年浮海去澳大利亚，任墨尔本大学教授十九年。晚年信奉基督，患有精神分裂症。1983年66岁时死去。居浩然最像古人徐文长，他的允文允武，一似徐文长；他的才气、霸气、精神病，也一如徐文长。他是找一生中罕见的一位最率真、最有才华的朋友，他的衰病与离去，令人惋惜不已。
我在文星文化论战时，居浩然最初写文章攻击我，1964年11月14日，吴申叔邀宴于第一大饭店喜临门，我和居浩然都在座，大家聊得很开心。自此时有文酒之会，交往渐多。居浩然因为人最率真，跟他做朋友也就十分有趣，他表面上总是嘻嘻哈哈没大没小的，内心深处，却有志不得酬的索寞。居浩然的困境，是他身居国民党大员之子，却要众醉独醒，试图打破那个黄圈圈（明武宗戏李凤姐，说他身在北京城大圈圈里的小圈圈、小圈圈里的黄圈圈，这种圈圈症，实在是国民党意识形态的重要特色）。居浩然不明白这种正义之声是不被国民党允许的。我手上有一封1972年8月28日居浩然写给白崇禧公子的信，其中说：
……这只证明你的少爷脾气，而实际上你还不够资格发少爷脾气！就拿我和你比，你尚差我一级。先父（字觉生）文官地位高高在上，令尊大人不能比，就算武官地位，令尊大人最高只是国民革命军副参谋总长（蒋为总司令），先父则在民国五年已经是中华革命军总司令，下辖两师，第一师师长许崇智（蒋为师参谋长），第二师师长吕子人，那时候（民国五年）令尊大人恐怕只是营长而已。
这是比谁的老子大。再看：
你是没落的少爷，我则现仍当令！蒋纬国的养母是我生母的结拜姐妹，纬国和我像亲兄弟一样（可问纬国）。徐培根上将是我连襟（徐太大和内人乃亲姐妹），赖名汤的女儿是我儿子居文的未婚妻。而你竟把你自己看得跟我一样或以为我跟你一样没落，你真是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这是比谁的贵戚多。再看：
至于我的体态，不但望之如三十许人，而且原是田径选手出身（四百米中栏），就在今天，我跑四百米加跳十个栏，你只跑四百米，我一定比你先到终点！我现在身高五尺七寸半，体重一百四十五磅，不轻不重，满身肌肉而无一斤肥肉。照片下次寄给你。
这是比谁的身体棒。
我引这位望六之年的居浩然教授的这些小孩吵架的天真话，目的就在证明：居浩然身为居正之子，在国民党生殖器关系集团中，充满了骄傲、自负与不服气，他这种八面威风与八斗高才，不是小鼻子小眼的国民党容得下的，所以，他最后以当令少爷之尊，被出局了事。他老死他乡，临死似乎还没觉醒及此，国民党少爷们的不可救药，就于此可见了！
居浩然老死他乡前，我们在一起吃饭，他感慨地对我说：“台湾的学阀们不让我活，我只好‘乘桴浮于海’了，你的朋友、我的朋友，我们一个个都走了，留下了你一个人去做‘姜维’吧！”饭后居浩然去了澳大利亚，我们从此没再见过面。最初几年，还常通信，也打笔仗，后来文星被封，音信也就断绝。
居浩然死后，他的女儿居蜜有信给我，说在遗物中发现了一首《天涯怀李敖》的诗，“大概是写于1972年美国加州旅行期间”，那时我正在狱中。原诗是：
傲骨本天生
非能口舌争
有才君佯狂
无势我真怜
击鼓敢骂曹
任性终误萧
浮云遮白日
狱中作长啸
居浩然人奇于文、文奇于诗，他的诗写得并不好，但是真情仍见于笔下，所谓情见乎辞，应该就是这些吧！
两三年前，我为居浩然写过几篇文章，居太太在澳大利亚看到，写信给我说：“甚为欣慰，感谢万分！你替浩然一次次的申冤，他在九泉之下一定感激你这位朋友。”她同时有信给王小痴，说李敖先生“替浩然出了一口气，非常感谢”！今年我和萧孟能夫人朱婉坚合作文星复业，我想到绝版多年的居浩然著作，决定尽量把它们出版，以使居浩然一生的心血不要湮没不彰。我这一提议，先后得到王小痴和居太太的支持，于是我就开始整理了。这本《十论》就是这一出版计划的第一册。
我的一位朋友，现在加拿大定居的李士振，最会从一个奇怪的角度来“观察李敖”。他常常向人说：“你们别以为李敖是个‘新家伙’，从他身上，你可以看到比我们还多的‘旧道德’！”
我觉得李士振的观察角度，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角度。
我曾帮助死友王尚义印行他的遗著，这件事，曾被李士振列为李敖的“旧道德”表现之一。我认为为死去的朋友做点事，乃是古今中外所共有的人类情谊，并不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道德传统。硬把这种情谊说成中国固有的“专利品”，并不适当，显然是爱国情热所致。但我承认，在乱世中国，为死友做这种赔钱生意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从这一角度看，我为居浩然印行他的遗集，也算是难能可贵之举，说它是中国的“旧道德”，也就笑而受之吧！
1987年11月23夜
##介绍《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汪政权就是抗战时期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政权。与在重庆的蒋介石蒋政权遥遥相对。它创建在1940年3月20日，结束在1945年8月10日，前后有五年四个月零十二天的寿命。在这政权创建前两年（1938年），汪精卫还是执政的国民党的副总裁、还是领导过抗战的行政首长、还是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还是最高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的议长，在这些重要头衔以前，他还是国民党总理孙中山的左右手和遗嘱执笔人，且在革命时代，还是深入虎穴行刺摄政王被判无期徒刑的革命英雄……以这样显赫的身份与历史，“他竟毅然脱离了中枢，由重庆，而昆明，而河内，而上海，而南京。在东南的一片废墟上，在敌人枪刺下的占领地区，树起了与国民政府同一的旗帜、奉行同一的主义、采取了同一的政治制度，更叫着同一的名称；但建立起基本政策绝对相反的另一政权！”这真是一件大怪事！
汪政权随着抗战胜利而结束，这时候，蒋介石下令炸毁了汪精卫的坟，这个政权的一切，就好像“‘发’棺论定”了。政权中的要角们，自杀的自杀、枪毙的枪毙、逃亡的逃亡、坐牢的坐牢……就在他们岌岌不可终日的时候，有趣的是，胜利者蒋政权居然也风水轮流转，变成了失败者，逃离了中国大陆。在一阵子尘埃落定之后，汪政权中的一个有心人金雄白，居然在流浪飘零之中，以“朱子家”笔名，从1957年起，到1971年止，十五年间，陆陆续续完成了一部大书——《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把“积非早已成是”的历史，做了一番详尽的回忆。这部书因为写得很动人，颇能轰动中外，当然台湾是轰动不起来的，因为蒋政权不让它进口。金雄白在书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表白：
在成王败寇的原则下，一般人对之盖棺论定：“汪政权的创建，是丑恶的活剧，其性质是被敌人驱策的傀儡。”但是仍然也有人发生了疑问，像汪氏这样的人，真会为了利禄或者为了意气，甘心于出卖国家民族，以自毁其半生光荣的历史吗？这一群被指为国家的叛逆者们，当时做了些什么？与想了些什么？……
又说：
我自信应该有资格写这一段沉痛的回忆，因为在这一个政权中，在党，我是中委；在政，我的官阶是特任，而最重要的一点，我又参加了汪政权台柱周佛海的最机密部分。而在政权没落以后，我又能躬与其盛，被籍没了所有的财产，以汉奸罪判处了十年徒刑。唯一可以引为安慰与认为侥幸的，是法院庄严的判决书中，竟然确认我有“协助抗战，有利人民”的事实和证据，“法外施仁”，竟遨末减，以徒刑两年半的一纸判决书，代替了一枚胜利勋章。因此，让我能终始其役，目睹了这一幕不平凡悲剧中许多重要角色，当初怎样忍泪登台，最后又怎样从容赴死。从锣鼓登场，直至曲终人香。
从这种表白里，我们可以看出金雄白写这部书，是别有一番幽愁暗恨的，他显然在所有汪政权“余孽”的沉默中，不服这口气，争是非、张公道、酬死友、吐平生，而要把话说个明白的。在这一精神上，这个作者，倒真不愧是一个收尸型的义士人物。这部书在人情冷暖上面，写得尤其鲜活，是它最成功的地方，读后可以警世醒世，值得特别介绍。
金雄白，江苏青浦人，1904年生，1985年死，享年82岁。
1987年11月25日
##《恶法录及其他》新版前言
我在1954年以同等学力参加大专联招，误入台大法律专修科。法律专修科在报名简章中明列台大各科系之一，我不明就里，在圈选的一大堆科系中，也顺便填了它，不料放榜之日，吾名在焉。入校以后，才知道全班有的是成绩足以分发到法律系却被误分到此班的（如陆啸钊等人），有的是因入学成绩少考了三到五分而被名列此班的，并且知道我们这班是第二届，头一年还有一班第一届（苏秋镇那班），两届一共有一百五十人，当时考大学是四校院联招，四校院是国立台湾大学、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师范大学前身）、台湾省立农学院（中兴大学前身）、台湾省立工学院（成功大学前身），我们这一百五十人考试成绩都在后面三个学院学生之上，却不能如他们那样念四年、戴方帽子，当然群情愤激，认为无异上当。
法律专修科的主任是台大法律系主任梅仲协，他在1953年7月9日《新生报》上发表《台湾大学增设法律专修科的经过》，明说此科之设在“储训法官人才”，“司法前途，实利赖焉。”又说本科的增设，则专着重于司法官的训练，故修业期限，虽缩短为三年，但课程的配备，反较法律学系为繁重。例如诉讼实务、强制执行法、破产法、土地法等，在法律学系可以不开，而在本科则均为必修课目，而且关于民刑法及民刑诉讼法的学分，都酌量予以增加。所以名为三年制的专修科，其实就应用学科而言，不但不亚于法律学系，而反有过之。”可见法律专修科的学生负担不轻。在这种负担下，再加上不能戴方帽子，自然念得很怄气。班上同学谢世闻以“陋闻”为笔名，在1955年6月15日香港《自由人》上投稿《谈台大的法律专科》，就指出“该科设立原由司法行政部提议……经常费由司法行政部拨给”、“司法行政部也管起大学来了”、“适见自乱体制，破坏教育之行政系统耳”。以上种种，经同学一再反映，再加上教我们“刑法总则”的林彬本是司法行政部部长、教我们“中国司法组织”的徐世贤（李元簇的丈人）又是司法行政部次长，他们也从善如流，赞成改制，于是，法律专修科决定改为法律系司法组，原有的法律系改为法学组，一百五十位同学闻讯欢喜，一两年的怄气，顿时一扫而空。
我个人本来志在学文、不在弄法，只因几分之差，没考入台大文学院，心有未甘。误入法律专修科后，决定重考。但台大学生不能重考本校，得先自动退学才成。我很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就在改制前夜，自动退学了。一百五十人中，我是唯一一位因兴趣不合，敢于退学的。台大法学院法律系司法组在1955年暑假后正式成立，我同时考入台大文学院历史系，从此我告别了法学院，但是并未告别法学院的许多朋友，朋友中陆啸钊者，此中之尤也。
我初与陆啸钊长谈，在念法律专修科的一天清早，我在教室看书，他走过来聊天，并拿他写的一篇署名“青鸟”的文章给我看，我不客气的提出意见，他颇为折服，从此成为好朋友。陆啸钊又精明又聪明，对我了解最深。1955年4月27日，我父亲死了，我赶回台中，全班同学捐了一大笔钱送我，捐钱时人人都捐，唯独陆啸钊不肯，理由是：“李敖个性耿介，他绝不会收你们的钱，不信你们送送看！”不出所料，当史静波、邵显章携款赶到台中时，果然钱被我拒收。
我重考入台大文学院后，因抽签住校不中，又没钱在外租房，只好在温州街台大第一宿舍与陆啸钊同挤一张床。虽然有时斗嘴气得不讲话，但在不讲话中，陆啸钊还是送水果给老朋友吃。
我念法律，是逃兵；陆啸钊念法律，却是大将。陆啸钊在法律专修科改制后转入法学组，他的同班，人才辈出，从法学教授到法务部长，一应俱全，但是出道最早又在法律上最有奇见的，迄今陆啸钊仍为第一人。陆啸钊这一成绩的最好展现，就是他写的《恶法录》。
我主持《文星》，逼陆啸钊写《恶法录》，那时他正在国民党党营企业台湾裕丰纱厂做高干，他在1963年4月5日写信给我，有这样两段：
答应给你写的稿寄上，文字由你修改，写白话文，我自知不脱“解放脚”的味道，够糟。《恶法录》，我想把它变成一个连载性的东西，这是第一篇，因有切身之痛，写得有欠厚道，这几年来，读法的结果，对这类问题、这类法律汇集不少，如果你不反对，我想连续寄给你做个总结亦好，至于用不用“恶法录”这个题目，免得将来挖空心思，欲罢不能，一切听你决定。
可见陆啸钊写《恶法录》，本来就有连载性的计划的。他对国民党的恶法有着全套的批判作业，这一作业，由他首义发难于先，并且及身而绝于后，成为《文星》重要功德的一环，是至今犹为人称道的。
陆啸钊的姑姑是陆寒波，陆寒波是国民党财经头子徐柏园的夫人，陆啸钊得身为“内侄”方便，本来可以长保富贵，但他却被我煽动，下海进《文星》，且继我为主编，这种勇于赴义、取舍之间富贵靠边站的精神，实在值得大笔一提。据1966年2月15日张群上蒋介石的秘密呈文，有这样四段：
一、文星书店应即彻底改组由箫同兹同志完全负责主持。
二、据报该书店正在高雄筹设分店，而其主要编著人员李敖陆啸钊等，亦尚未脱离关系，应即责成萧同兹同志一并负责处理，予以停办并开除李陆两人。
三、应切实防止港台两地纷歧分子，企图利用该书店进行渗透活动，萧同兹同志应对其子萧孟能严加督导管束。
四、至于《文星》杂志停刊一年期满后应否复刊问题，拟到时再行核办。
蒋介石对这一呈文的批示是“可如拟试办”五个字，可见“李陆两人”在蒋介石、张群眼中，已是多么大逆不道，陆啸钊不做乖乖的浙江人，却与东北人勾结，最后弄得人失业、书被禁，正所谓求仁得仁矣！他这种以法贾祸的可敬，比起他同班同学施启扬、丘宏达之流以法谋干禄、媚当道的可鄙，真有天渊之别了！
从1964年起，陆啸钊与我比邻而居，到我1971年被捕为止。我在狱后期，他对我母亲颇多照顾，以他的处境实在令人感念。
去年《文星》在被封杀十九年后，由朱婉坚（萧孟能夫人）和我复业，我“重拾旧欢”，决定把《恶法录及其他》新版问世，商之陆啸钊，他欣然同意，并要我写一新序。今早4时醒来，拉杂聊述相交始末如上，实在不算序也。
1988年2月2日晨
##介绍《紫禁城的黄昏》
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BernardoBertolucci）《末代皇帝》（TheLastEmperor）电影中，溥仪在监狱里被调查当年真相，共产党高干拿出一本厚书，按书索骥，追问不舍，这本厚书，就是溥仪外国老师庄士敦（ReginaldFlemingJohnston）所写的五百页名著——《紫禁城的黄昏》（TwilightintheForbiddenCity）。
庄士敦是一个怪杰，他是英国人，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就专门研究东方，后来到山东威海卫做殖民地行政长官，变成“中国通”。此公性格孤僻，终身不婚，好学不倦，住宅中五间大厅，摆的全是由地板到顶棚的大书架，他乐在其中，做他大不列颠版的中国书呆子。
既是书呆子，就一定有些呆观念。据溥仪堂兄弟溥佳回忆：庄士敦对中国封建官僚的派头极为欣赏。他在家里或是拜访王公旧臣时，总愿意人家称他“庄大人”。他的名片上用中文印着“庄士敦”，下面还印上“志道”。这是他的别号，非常喜欢人家称他“志道先生”。他每次和溥仪的两位汉文师傅陈宝琛、朱益藩以及王公旧臣见面，也总爱学中国官场的样子，拱手为礼。由此可见，庄士敦不但是大不列颠版的中国书呆子，还兼有对中国“满大人”的学样。这样一个怪杰，被选为帝王师，戏中有戏，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历来的帝王师，都是自己中国人，绝无找个洋鬼子来执教之理。只是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本来在北京紫禁城中还可以做做小皇帝的，无奈张勋复辟失败后，情势日恶，通洋务的李经迈于是建议小皇帝应该学学英文和新知，以防日后有变，可在国外求安。经过一番曲折，保守派总算同意了这个主意。于是，庄士敦进宫执教，汉唐以来所未有的许多局面，也就开场。
庄士敦虽然书呆，但毕竟自己是“洋”，比起开洋荤的“华”来，还是新派得多、不顽固得多。于是，在旧派、顽固派的眼中，皇上在洋师傅的影响下，变得愈发令人不安了。例如：
皇上戴上了祖宗不曾戴过的眼镜；
皇上把祖宗都不敢变的辫子剪掉了；
皇上骑上自行车，把几百年没动过的门槛锯掉了；
皇上玩上了照相，让人把皇上照得不像皇上了；
皇上接见了新派人物胡适；
皇上寝宫换上洋式家具、皇上不爱龙袍爱洋装、皇上不要銮驾要汽车、皇上不断见洋人、皇上装了电话随便跟外界通话……
更糟的是，皇上听了庄士敦的话，对内务府押卖古物起了疑心，查问财务，要清查几百年没查问过的财产来……更可怕的是，皇上要跟庄土敦出洋去，连优待条件都不想要了……
显然的，由于庄士敦前后十三年的欧化东渐，溥仪的境界与眼界，的确因而大开。1922年，当31岁的胡适进宫见过16岁的溥仪后，他写下《有感》一诗，其中是：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的确，百尺宫墙和千年礼教，都在庄士敦的触媒下开了心锁。溥仪3岁即位、6岁亡国，在亡国以后几十年间，由于风云际会，也由于阴错阳差，他以末代皇帝之尊，却又备历人间无可如何之遇，其间陆离光怪，极具醒世之资。庄士敦看在眼里，垂老归国，在1934年出版《紫禁城的黄昏》，其中记录自有极大的价值。他这本书前面，有溥仪1931年写的一篇序，其中说：
甲子十月，予自北府入日本使馆，庄士敦师傅首翼予出于险地，且先见日使芳泽言之。芳泽乃礼予，假馆以避乱军。乙丑二月，予复移居天津，距今七年，而庄士敦前后从予于北京天津之间者约十三年，中更患难仓皇颠沛之际，唯庄士敦知之最详。今乃能秉笔记其所历，多他人所不及知者。嗟夫！丧乱之余，得此目击身经之实录，信乎其可贵也！庄士敦雄文高行，为中国儒者所不及，此书既出，予知其为当世所重，必矣！
溥仪这些肯定他师傅的话，说的都是很平实的。庄士敦这本“目击身经之实录”，的确是“知之最详”“多他人所不及知”的作品，的确是一部极难得的时代记录。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剖面，令我们从惊叹中认识中国。
例如书中写溥仪老师梁鼎芬进宫去教课，路上正值两方军队开火，
他坐上骡车，开往神武门，沿途所经的道路，满布毫无纪律的军队。但梁鼎芬绝不骇怕，不肯躲在家里以保安全，置死生于度外，直驱入宫，尽其责任。当他到达神武门前，发现他平日所坐的轿子如常放在地上等候着他，但那几个轿夫请他最好还是不要进宫里，因为军队在屋顶上和民国的军队开火，枪弹横飞，很是危险呢。梁鼎芬跑下骡车，坐上轿子，叫轿夫抬他进去。轿夫无可奈何，勉强从命，抬着他进宫，他们心里总是有点骇怕，认为前途危险，抬轿和坐轿的人生命就危在目前了。走不多远，忽然有一颗子弹击中围墙，砖头四射，刚好他们打从这儿经过，砖瓦击中师傅所坐的轿子。轿夫大惊，求梁师傅准许将轿子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避一避流弹，等战火停下了才进去。梁鼎芬高声答道：“我的责任要紧，我的责任要紧。”轿夫听了大受感动，勇气骤增，把他一直抬到里面。
像这种写敬业专注的伟大老师故事，多么令人感动！岂不正是绝好的时代记录吗？
又如书中写溥仪召见明朝的后裔“延恩侯”朱煜勋后，朱煜勋来拜访庄士敦：
我对他说不日就要亲往侯府回拜，他听说后，很诚恳地求我不可如此，因为他所住的小屋没有客厅。接着他又说：“您别以为我穿戴的冠服是我的东西，其实不是。为了我要陛见，才向人家借用的。”他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掀开他的长袍给我看，里面穿的是破旧的衣服。他这样做是出于至诚，无非是想阻止我不要去回拜罢了，因为他辞出后，对我的仆人暗中说，请他们帮忙，劝我不要去回拜。他还说，借来的冠服今天就要送还给人家哩！
过了不久，我派人送一件小礼物给他，附以那一天为他所拍好几张相片；来人回来对我说，侯府果然是一所破旧不堪的简陋小屋，当他进门的时候，看见朱侯衣衫褴褛坐在一张破凳上。不消说，在这样的地方接待我，他必然会觉得大为“丢脸”的，因此我只好不去回拜了。但他又来看我一次，谢我所送的礼物。我对朱侯的一般印象，觉得他仍不失为一个君子人，他借祖宗的余荫实在无愧“延恩”二字之封了。
像这种写诚恳可怜的末路王孙故事，又多么令人感动！岂不正是绝好的时代记录吗？
庄士敦笔下这类故事，记录很多，一一值得我们细读，用来认识中国。
古今中外亡国之君很多，但是亡国以后几十年间，饱更忧患，忽而御苑称孤、忽而出宫道寡、忽而以王被尊、忽而因夷就攘，最后满洲为帝、赤塔成囚、东京受审、抚顺观天，垂老又以一介平民，重回故宫，重游他当年做皇帝的所在，为难友做义务导游……这几十年的荣枯对比与浮沉奇遇，不但是古今中外帝王所绝无，也是人类有史以来平民所仅有。溥仪这一生太动人了。他是一个死掉的皇帝，却是一部活的现代史，在这部现代史中，庄士敦云龙契合于先、奋笔疾书于后，为时代留下他所目击身经的一段，“雄文高行，为中国儒者所不及。”斯人也而有斯书也，岂不怪哉！
《紫禁城的黄昏》中译本，是秦仲和先生译的，就全书“戏肉”，夹叙夹译，精彩非凡。虽然议论之中，不无党见；然查证引据，颇具功夫，令人佩服。如今二十年后台湾重版，我特就原译的一些失误，稍作订正。如庄士敦名字Reginald误为Reginold；“傅泾波”误为“傅清坡”，我都代为改过来了。所引胡适给王正廷信，我也根据原信改过来了。
1988年庄士敦死后五十年写于台湾
##推荐《海国男儿》
赫克脱马洛（HectorMalot）是法国作家，生于1830年，死于1907年。他年轻时学法律，后来弃法律就文学，遂成大家。他在文学史中，地位不高；但在外国，却被另眼看待。1893年1月18日，对法国文学的态度一向不大好的英国《泰晤士报》（TheTimes）这样说：“赫克脱马洛是一个例外，他在英国比在本国获得更多的桂冠。”他在中国处遇，也正如此。他的名作《苦儿努力记》（SansFamille有章衣萍等译本，儿童版；又有徐蔚南译本，世界版，名《孤零少年》）；《苦女奋斗记》（AdventuresofPerrine有赵余勋译本，少年版）、《海国男儿》（RomoinKolbpis有适夷译本，建文版）等，都在中国风行。我1947年在北京念小学时，就是这些书的读者，其中最喜欢的，就是《海国男儿》。
1949年我来台湾，在台中一家租书店再见这本书，后来弄到钱去“买下”，却不知去向；十多年后，1966年8月31日，我在台北牯岭街书摊又见到它，乃立刻买下，保存到今天。马洛的著作，情节感人，画中有照，I.H.B.S.在《苦儿努力记》序中曾一再称道之（Nowhereelsearemoreclearlyshownthedirectnessofnarrative，thesimplicityofstyle,theclearnessofsightofawriterwhoisratheranobserverthanapoet,andwhosepictures“areratherphotographsthanpaintings”.）。这本《海国男儿》尤其如此。马洛自谓在这本书中：
为了使我留下永远恶感的一个过去的回忆，我努力的要使跟我同样烦恼的人得到欢乐；我要使他们发生读书的兴趣，要使他们的兴趣不受到挫折而受到磨炼。我要刺激他们的兴趣，诉诸他们的心情，引动他们、把握他们，要他们到书本中去找求喜悦、找求安慰。
这种抱负，他完全达到了。
四十年来，在北京得读《海国男儿》，使我如梦如幻；在台湾发现《海国男儿》，使我如见故人；在四十年后重印《海国男儿》，使我如愿以偿。人生的快乐之一是重温旧梦却不破坏它，当我自己“漂泊东南天际间”，也变成了海国男儿，我更能欣于所遇于彼岸了。
1988年5月11日在台湾
##介绍《满宫残照记》
中国最后一任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一生的遭际，是帝王史上最有特色的。溥仪不是历史上当皇帝时间最久的，最久的是古埃及第六朝法老佩比二世（PepiII），此公6岁登基，在位九十一年方死。而溥仪呢，在庇比二世登基之年，已经第一次从帝位上下了台。溥仪虽不是当皇帝时间最久的，却是次数最多的，他一生当了三次皇帝，第一次是3岁到6岁，当了三年（1909-1912）；第二次是12岁，当了十二天（1917）；第三次是29岁到40岁，当了十一年（1934-1945）。这三次当皇帝，头两次溥仪年纪小，自己没有责任可言，最后一次当满洲国皇帝却不无责任。溥仪三次当皇帝，只有这一次假戏真做，虽然做到头来，还是一名傀儡。
这本《满宫残照记》，是一位有心人秦翰才先生的著作。秦翰才先生在满洲国覆灭之日进入长春、进入满洲国宫廷，得见溥仪的收藏与家信，再经实地调查、人物访问、记录征取等工作，终于完成了这本最权威的书。尤其他是满廷方记、文物犹新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打铁趁热之作，更具有把握时机的特色，所以书中所收所记的一切，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乍看起来，这书为了文献足征，颇多刻板的史料，其实正在这些史料中，我们得以发现大量有趣的文字。如溥仪的三妹——三格格韫颖，又名莉莉、琍琍，在写给皇上哥哥的家书里，就有这样君臣与亲情之间的流露：
莉莉现将午餐，今日吃酱汤，破鱼，烂虾。（大同二年——1933——9月9日函尾）
数星期前，购一犬，名ヶノリ。
丁哆嗉到医院看病，耳聋眼花。
闻丁言：侊与琴（坤伶）同桌用功。
莉日前偕英摄一影，大糟特糟。
莉病时，栗山（莉所用之老头）大哭。
退院时，看护妇恋恋不舍。（大同二年——1933——九月十九日函末另注“琐事栏”）
现在琍一个人坐日本式的室子里写信。下女在旁用熨斗熨衣服。老头在院种花扫地。ヶノリ（小狗）瞪着小圆眼睛，看着一匣糖果。请皇上闭上眼睛想想现在琍的情形。现在没词了，谨此恭请圣安。（大同二年——1933——？月？日函尾）
现在正是下午6时，晚餐已预备好。今天吃一个熬白菜，菜虽不多，但适口，颇合卫生也。肚子已饿得咕咕乱响，不能再往下写了。（大同二年——1933——？月？日函尾）
1现在报告一样最要紧的事，务请
2注意：香蒸和白黍（按当是白薯）合在一起，有毒，切请勿一起吃。如不信，莉敢起重誓。（前函后）
现颖刚吃完饭。今天晚上，吃多了。坐在椅上，湾（弯）不下腰，有些出不来气。改日再禀，谨此跪请圣安。（康德三年——1936——一月十八日函尾）
三格格媪颖很受溥仪宠爱，她写起信来，一派天真，没有顾忌，有时还闹小孩脾气、大撒其娇，所以就这样没大没小了：
第七八号手谕，亦奉到。哎呀！皇上说话太肉麻了！什么小孩别撤（撒）刁了！太频……也不〔知〕谁是小孩！（大同二年——1933——十月二十二日）
从这些有趣的断简中，我们可以看到三格格的可爱，和他们的思想。
又如溥仪的大弟——溥杰，讨了日本老婆嵯峨浩子，在写给皇上哥哥的家书中，也有这样君臣与亲情之间的妙事：
……我君谕示云云，对杰实可谓对症下药，谨当铭心识之，绝不愿再踏太阿倒持之覆辙也。幸浩（嵯峨浩子）之为人，较诸前者，显明大义。当言及我君时，辄肃然正襟。当瞻拜御容，辄立起瞻仰。即对莉莉，亦有礼有情。如莉莉穿鞋时，立将鞋把子递过。诸事皆怡声请教，总自惧有失我国之礼等。杰睹之，殊觉痛快也。现时常向杰通信，有时亦常见，然绝不似时下摩登轻佻之流，作肉麻态，如电影然。总是情礼并重，如规杰少饮酒，保身体，及勿吸最贱之烟等，皆使杰得一种精神上强有力之安慰。且常识绝不似奎垣之妻之流，卑俗俚野，如老妈子然也。每事必请示于杰，得允许，始行之。又如上次见时，谈笑颇畅。次日，即来函告罪言：昨夕因过于愉快，致骚笑过度，务请勿怪，此后当做淑静态度，再不敢如此轻浮也。云云，似此等事甚多，皆前者所绝无之处也……（康德四年——1937——二月十日）
信中说这日本女人头一晚聊天时“谈笑颇畅”，第二天就写信来道歉说昨天因为太高兴了，以致“骚笑过度”，请求原谅，“此后当做淑静态度，再不敢如此轻浮也。”从这种有趣的断简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女人的伪善，和他们的思想。
又如书中记溥仪祭祀时，从孔子到狐仙（黄鼠狼），无一不祭；荣源（溥仪老丈人）和儿子润麒打交道，称儿子为足下……种种宫中秘闻，都令人感到有趣之至。所以这本书，看似刻板，其实妙在其中，实在值得一读再读。
这书原在1947年5月，由上海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流传极稀，我现在予以新配图片、重排订正，自觉是一件文化功德。秦翰才先生说：
我五游满宫，都在下午三时左右。其地在市廛之外，积雪笼罩了一切，车马之迹几绝、鸡犬之声无闻，固已寂寥如墟墓。其时又值冬天晷短，西边黯淡的斜日，格外映出一片凄凉景色。这些都正是象征了满洲国的末日，所以这书也就叫做《满宫残照记》了。
可见作者写这本书，其心境笔触，都不无哀伤人世的情怀。这种情怀，与一千四百年前杨衒之写《洛阳伽蓝记》，目睹“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的伤感并无二致。从《满宫残照》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世兴亡的新剖面，其兴也凄楚，其亡也离奇。一本书，能使人有这样丰富的收获，真是成功之作了。
1988年6月29日
##《调査局研究》序
1938年，国民党成立了它庞大的特务机构——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这个局，就是调查局的前身。
中统局成立的第二年（1939），—个青年人加入了国民党，并且立即参加了中统局福建省调查统计室做义工（当时叫做通讯员）。这个人，就是李世杰。
1940年，李世杰任福建省立龙岩师范教员，受党部指定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当小组长，算是优秀党员。
1942年，李世杰任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干事。同年11月，“跳槽”到永安《中央日报》当资料室主任兼评论委员。
1944年，李世杰任永安《中央日报》驻漳州办事处主任兼特派员。负责筹设漳州《中央日报》。
1945年日本投降前，李世杰任漳州《中央日报》总编辑兼主笔。9月，日本投降，厦门光复，改任厦门《中央日报》总编辑兼主笔。发动厦门市各报社发表联合社论，为国民党谴责中共“扩大叛乱”，为全国十六家《中央日报》唯一创举。早在同年6月，中统局福建省调统室已以李世杰在文化界有“立功”表现，由通讯员升为调查员，仍为义务职。
1947年，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委派李世杰为“厦门国民通讯社”发行人兼社长（《中央日报》职务仍旧），以发布“党务消息”为主要任务。
1948年，李世杰受国民党福建省党部聘为“省文化运动委员会专门委员”。
1949年5月，香港《文汇报》有一篇《厦门通讯》，其中有一大段，介绍“李世杰为国民党文化特务、文化流氓……”同年8月，李世杰到了台湾。9月开始，为国民党《自由世纪》半月刊撰文鼓吹反共，直至1951年2月该刊关门为止（《自由世纪》总编辑为黄绍祖，执行编辑宋文明）。
1950年3月，李世杰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民生周报》社主编，直至该社停刊为止。
1951年2月，李世杰在军统人物林顶立的《全民日报》发表《略论三民主义文化运动诸问题》专文，7月，蒋介石为这篇文章，以总统身份召见奖勉，时间是7月13日星期五，洋人的黑道日子。蒋介石召见之后十天（7月23日），调查局发表人事命令，任李世杰到该局研究委员会工作。同年8月，蒋介石指定李世杰参加“革命实践研究院”第十四期受训。10月，又指定为第十五期留院研究员。他批改过叶翔之等三百受训人员的作业，并加评语，打分数。
1956年，李世杰参加“石牌训练班”高级班五期受训半年，参与主编《领袖思想体系》一书约六十万言，并为该书“经济”篇的执笔人。同年6月，该高级班（约一百人）到马祖参观旅行，李世杰被推为“马祖参观旅行总报告”执笔人。该报告列为“极机密”件存档，不发表。
1957年，李世杰被调为“石牌训练班”联训班第三期辅导员，为期半年。受他“辅导”的都是国民党高级特务，如颜世锡等（石牌训练班主任为蒋经国）。
1955年4月，李世杰调任调查局第一处专门委员兼科长，负责主持境内外政治经济财金文教社会等情报分析。1956年起，兼负责对日本“台独”情报战工作，连续策反廖文毅“台独集团”高干“副大统领”以下十九名反正归降国民党，造成在日本各“台独”组织纷纷瓦解或停止活动。而廖文毅之归顺及其“台独政府、议会、党”的总崩溃，实完全出于李世杰一人运筹帷幄之功。
1959年，李世杰升任调查局第一处副处长。
从1955到65年起，李世杰运用智谋，指导调查局驻香港秘密组织，以“内线”活动，使第三势力的“中国民主政团战斗同盟”土崩瓦解。那个“战斗同盟”，是国民党大员张发奎、黄旭初、韦贽唐、王同荣，民社党的张君劢、伍宪子，青年党的李璜、左舜生和一批无党派人士联合组成的“反共反蒋”政团，其所出版的《联合评论》周报，被讥为“只反蒋而不反共”。“战斗同盟”瓦解后，张君劢远遁美洲，张发奎、李璜、左舜生都回到台湾，受蒋经国的欢迎款宴，并都成为国民党蒋家的国策顾问。国民党并且出钱让左舜生在荣民总医院治病，直到死去。
李世杰当时也负责处理国内“政治暗流”情报，研判“反党反政府分子”“分歧分子”的政治主张动向等。他常说当年“奉命”把高玉树等人当“敌人”看待。在处理政治和文教情报当中，李世杰也“奉命”要视雷震、李敖等为“敌人”。
1963、1964、1965、1966等四年的1月份，李世杰都是蒋经国代表他老子蒋介石宴请有功人员盛筵的座上客，最后一次是1966年1月31日。九天后（2月9日）在蒋经国批准下，李世杰以“匪谍嫌疑”下狱。
自1951至1965年，李世杰先后获得陆海空军褒状、国民党中央党部奖状、数度年终考绩“特优”，记大功、蒋介石特别召见（与1951年因写文章获召见是两回事）、赠给“玉照”（1965年1月）等等。蒋介石赠“玉照”、称“同志”后一年，“李世杰同志”突然变成蒋家钦定的“匪谍”！——蒋经国一连四载宴请“有功”的“匪谍”。他从云端一头栽下，从此挣扎生死线上，展开了悲惨的人生。
李世杰下狱后，先在调查局留质室“家法处分”三百四十五天，饱受刑求。1967年1月20日，他得幸转入台湾警备总部军法看守所，静候审判。1970年2月13日星期五，又是洋人的黑道日子，正值农历正月初八，他五十三岁初度，一副脚镣钉上身来——他被判了死刑。脚镣戴到同年5月22日，国防部军法局发回更审了，脚镣暂时取下。这时他被关在景美军法看守所第四房。1971年2月28日，我自警总保安处移到看守所，住在第二房。3月1日放封时，第四房窗口有头发花白一老囚从中偷窥，他就是李世杰。
由于同为难友又互为邻居，我与李世杰日渐熟识，但是因未同组放封，无从长谈。后来我搬到第十一房，正好同第四房对面，慢慢对他的囚情多所观察。他那时健康情形很糟，虽然不过五十五岁的年纪，却因饱受折磨，已老态毕露，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张画面是：1972年9月12日，他第二次被判死刑，再度戴上脚僚，彳亍而归。放封时他戴着脚镣，不良于行，面色死灰，但却劲气内敛，令人又同情又佩服。他那时是死刑犯，死刑犯除了例假日外，每天清早五点钟，都可能被提出去枪决。所以每天晚上人睡之时，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第二天太阳出来。这种夜夜惊魂的日子，真教人难过。那时第十一房有死刑犯黄中国，正好与李世杰遥遥相对。1972年11月1日的清早5点钟，第十一房的房门突然间被打开，黄中国正睡在门边，他一边哀呼，坐起来，向牢房另一角冲过去。可是，七八个禁子牢头冲进来，反铐他的两手、抓住他的头发、用布条缠住他的嘴巴，再用熟练的技巧，把他架出房门。黄中国的声音，在布条缠嘴的时候，立刻就转变成另一种嘶裂，我一生中，从没听到人类能够发出那种声音。我坐在那里，披上小棉袄，目击全部快速动作的完成与离去，神色夷然。远远的，又一两声黄中国的惨叫，在冬夜中，声音凄厉可闻。他显然是被拖到安坑刑场去了。黄中国被提走后，我立刻想到的便是对面房中李世杰的感觉，我想到第十一房房门突然被打开的时候，午夜梦回，对李世杰说来，那种逼真的走向死亡感觉，岂不如同身受？事实上，李世杰那时系狱已久，所历场面，已不止第十一房这一次，只是这一次更逼近而已。
这种夜夜惊魂的折磨，终于在三十二个月以后，告一段落。1975年5月12日，李世杰改判无期徒刑定谳，脚镣再度离开了他，这时他五十八岁。同年9月22日，我从初判十年改为八年六个月，这时我四十岁。我早已搬到第八房，李世杰也搬到第九房，放封时与我在一起，谈话渐多，交情也渐深。同年12月6日晚饭后，监狱官开了他的房门，通知他立刻收拾行李，准备移监绿岛（火烧岛）。李世杰在班长监视下，无法向我道别，只好在提着行李，路过我窗下时，冒出“good-by……good-by”以为暗讯。第二天清早，他便被解送外岛了。李世杰走后十六天（12月22日），我也突被通知收拾行李，解送土城仁爱教育实验所。景美军法看守所时代，便就此告一结束。
1976年11月19日我出狱，我出狱后十年（1986年2月4日），李世杰也出狱了，他坐了二十年牢。出狱之日，太太已死了，家散人亡，他也老态龙钟，这时他行年七十，已经是白发老人了。
我深知李世杰博闻强记，笔下又行，听说他出狱，亟思鼓动他写出几十年来的种种见闻，以存信史。1986年6月25日，我透过陈菊，打听出李世杰的电话，跟他取得联络。五天后（6月30日）我亲赴他家，约他午饭，说动他展开大写作计划。同年9月30日，他的大作开始出现在《万岁评论》《千秋评论》，两年来一直不断，直到今天。如今他把部分发表过的作品和大量新写的作品，编成《调査局研究》一册，要我写序，我感于老友旧情，自然一口答应。
1953年1月3日，蒋经国在第三次情报大会讲《贯彻领袖的精神意志与干部政策》，其中有一段大言壮语曰：
领袖的精神意志最重要的是大公无私，领袖的干部政策是尽可能培养干部，干部有缺点要纠正他、有错误要劝勉他，但总是在培养干部使他成功的一面着想，绝不是在推举一个干部打倒一个干部方面着想。这两年多来，我总是本着领袖这一个意志去做，我对大家没有什么贡献，但这一点我是做到的，总是培养干部、劝勉干部，而不是毁灭干部、打击干部。
蒋经国这段大言壮语，全是冠冕堂皇的谎话，事实上，在他领导之下，上承他老子内斗内行的“干部政策”，下施他自己“毁灭干部、打击干部”的毒手，多少国民党员最后都坐穿牢底、沦为“匪”类矣！
在这些坐穿牢底、沦为“匪”类的冤魂中，李世杰是最特殊的一位，他得赵孟所贵于先，又遭赵孟所贱于后，生不如死，复死里逃生，出狱后再转其余勇，重达生平死事。这样传奇的人生经历，真是太珍贵了。看了他的作品，在某些过门上，使我想起司马迁。司马迁中年时代就被汉武帝下了冤狱，但他为了完成最后的人生所寄，“就极刑而无愠色”，熬到《史记》的终于“藏之名山”。在这部大书里，他虽身为刘家王朝的干部，却技巧的清算了当今圣上的刘家王朝:他写出汉高祖的无情猜忌、写出汉文帝的伪善荒淫、写出汉景帝的刻薄寡恩，也写出汉武帝的愚蠢自大、横征暴敛……司马迁是史官，但他若没有那样不寻常的牢狱之灾，他的《史记》必然是另一种写法。李世杰也是一样。他若没有那样不寻常的牢狱之灾，一生成就恐怕只能以文学侍从显，而不能成就“万岁千秋”“刑余”之作——今日他这些作品，其真实感人、其深刻高致，远非当年少作可比，而可人于不朽之林，他一生成就，不期因祸得福，全然在此，真是歪打正着者也！人生际遇不可逆料者如此，不可逆料中又奋笔不屈者如此，我于李世杰见之。今晚不寐，漫述相交成书始末，以慰宗兄、以告来者。
1988年9月8日夜
##推荐《李宗仁回忆录》
李宗仁是现代中国的传奇人物，他生在清朝光绪十七年（1891），是广西桂林人。他小时候在家乡半耕半读，后来进入陆军小学堂，加入同盟会。再入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从下级军官干起，从护国战争到护法战争，无役不与，骁勇善战。1923年加入国民党，统一广西后，参加北伐，任第七军军长，有大功于北伐。此后与蒋介石分分合合，到抗战时，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台儿庄一役，名扬中外。在他指挥下，中国抗战的能打肯打，给世人深刻的印象，而其中牺牲的精神，如张自忠死事之勇，尤属英烈千秋。但这些杂牌军的战绩，却因此更遭黄埔系之忌。抗战胜利后，李宗仁出任北平行辕主任，后来竞选副总统，打败蒋介石支持的孙科，自此与蒋介石的关系更为尖锐。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依法实为总统。在国民党被打出大陆时，远赴美国。十六年后，回归大陆。1969年死在北京，活了79岁。
李宗仁一生的最大特色，就是他以杂牌军的军头地位，与黄埔系一路分分合合二十多年，而始终没被“吃”掉。他与蒋介石一路纠缠，但在翻云覆雨之中，蒋介石始终未能完全斗垮他，他们最后在“国破山河在”时劳燕分飞。他在生命晚年。还以两件“武器”发挥了“恨别鸟惊心”的作用：一件是回归大陆，把他的“剩余价值”别有所赠；一件是藏诸名山，把他的《李宗仁回忆录》完成出版。这两件“武器”，是他一生最好的收尾，真令人拍案叫绝。
《李宗仁回忆录》的得以完成，除李宗仁本人外，有一位关键性人物，就是唐德刚先生。唐德刚先生是现代中国最活泼最优秀的历史家，他说动李宗仁，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之请，开始口述回忆录。但是李宗仁记忆有限、见解未周，回忆的内容与结构，必有待于高明之士的指引与协助，才能问世；而高明之士，天生一位唐德刚先生正在身旁。就在这样的绝配下，最后由唐德刚先生撰写完成这一名著。
这一名著的版本颇多，有英文本、有大陆不公开发行本、有1980年广西人民出版社本、有1986年香港南粤出版社本，和其他多种盗印本。今年6月6日，唐德刚先生从美国来，由陈宏正先生陪同来到我家。我向他说：“你的《李宗仁回忆录》，台湾市面上有好多种盗印本，删得七零八落、印得乱七八糟，实在太对不起这部好书了。我看还是由我的出版社重排，出一部最完全的新版本吧！”唐德刚先生气宇宏大、对我信任，想都不想，就跟我签起约来，授权由我出版，并要我贡献出我收藏的图片，以期使这一新版本比任何其他的版本都丰富。我感于唐德刚先生的好意，也就不敢自珍，决定把独藏之秘，用铜版纸印出，以为锦上之添也。
唐德刚先生生于1920年，安徽合肥人。毕业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28岁赴美留学，进哥伦比亚大学治西洋史，得欧洲史硕士学位、美国史博士学位。后来留在母校，一留二十五年。1972年转到纽约市立大学，任亚洲学系主任。他除精通中西历史外，还兼及写小说、写剧本、写诗，才气之高，举国罕匹。承他不弃，在我冤狱之时，远道前来探监；在我出狱之后，一再莅舍把晤。今得以新印《李宗仁回忆录》修此因缘，成笔墨之幸会，亦可喜哉！
1988年12月13日
附录
《李宗仁回忆录》序（唐德刚）
这本书是李宗仁先生不平凡的一生事业底最完备的记录，又是李氏一生各阶段心路历程底最忠实的报道。
这本书也是我个人已出版的著作中，用功最深、费力最大、遭遇困难最多的一部有原始性的史书。
李宗仁先生用了七十多年的岁月，始制造出本书中许多惊人的故事。我则用了将近六年的光阴——我平生治学生产力最旺盛的六年光阴——才把它用中、英双语记录下来。
本书原只是一部中文“草稿”，借助翻译之用。按照李氏与原资助机关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所订的合约和撰述计划，是在本书“英文版”发行之后，始能加以整理、润色，然后以“中文版”面世的。不意本书“英文版”尚有待杀青之时，李氏忽于1965年夏，秘密离美，以致本书“中文版”的整理工作，便无法着手——盖格于学术界的规律，李氏这位“口述者”一去，我这位“执笔者”，纵在词句上亦不应易其一字，所以本书就只能以原“草稿”付梓了。“草稿”毕竟是“草稿”，其不完备之处，就毋待多赘了，只析读者知而谅之。
这本书的作者，虽只限于李公和我二人，但它毕竟是一部长逾五十万言的“巨著”。“口述者”和“执笔者”之外，其他有关各项杂务，牵涉的范围之大，实是一言难尽；正因其如此，则“执笔人”之协调多方，呕心沥血之情，也是说不尽的。其中一部分辛酸历程，我曾另有文字记录，聊备鸿爪；至于撰写期间所遭遇的学术性的困难，我在本书“英文版”序言中，也略有交代。总之，本书自动议磋商到付梓发行历时逾二十年的一系列过程中，它嵌在我个人生命史上的痕迹，是苦是甜，也是终生不灭的。它今日之终能以现在形式出版，也可说是“执笔人”的一部“发愤之作”吧。
可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不管它曾给予我多少困扰，今日回思，我仍觉得我当年不顾一切，坚持把这份中文稿——这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学部所完成的唯一底一份汉、英双语稿——写下去、留下来的决定，是正确的；其正确性则反映在当代史籍上所发生的效果——它保存了李宗仁在中国历史上的真面目。
李宗仁先生毕竟是在中国历史上做过“一朝天子”的人物；他也是“近代中国”这座高楼大厦中的一根主要支柱。没有这根柱子，则今日这座大厦，可能又是另外一栋不同底建筑了。
李宗仁是怎样地在“近代中国”发生其支柱作用呢？我们试翻史策，就不难一目了然了。
中国之所以形成当今这个局面——不管是好是坏——国民党当年的“北伐”（1926-1928），实是当代中国一切发展的根源，而北伐的基础则又建立在“两广统一”这个历史事实之上。但是撑起“两广统一”（1924-1925）这半边天的，则是广西的统一（广西统一较广东为早）。
广西于1925年秋季统一之后，在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这三位青年将领领导之下，竟一反当时各省割据自雄的时势，而投入蜗居广东的国民党之怀抱来“共同革命”。在那个人行为足以影响一个国家政治发展方向的时代，他们这三位青年将领——所谓“广西三杰”——的胸襟和气度，是十分不平凡的。他们这一决定，才能使“北伐”从构想成为事实。而在他们这三人之中，李宗仁实是决定性的人物。他们可以无“黄”，也可以无“白”，却不可无“李”。
广西的统一和两广的合作，实系于李宗仁的一念之间。李氏如一念及邪，则那个风雨飘摇的广东地方势力，所谓“大元帅府”，是禁不起吴佩孚、唐继尧、陈炯明三面夹攻的。
再谈谈“北伐”的本身吧。
北伐中最大的暗潮是国共之争。共乎？国乎？汪乎？蒋乎？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李宗仁那支“第七军”，实是势足扭转乾坤的中间力量。他袒汪则无蒋，袒蒋则无汪；容共则共存，反共则共灭。
这支中间力量的如何使用，实凭其指挥者的个人意志之用藏取舍，而李宗仁所做的拥蒋的个人决定。也支配了当时中国历史所走的方向。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时代如日中天之时，实是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之日。斯时党内各派系如精诚团结，则今日中共在大陆上的局面，也正是当年国民党的形势。不论治绩如何，维持东亚大陆之统一，毕竟是任何形式的中国中央政府，推行各项设施的先决条件。
孰知舍此路而不由，国民党于1928年统一大陆之后，竟于同一幅“青天白日”旗帜之下，来个“同党操戈”，打了三整年前所未有的血腥内战，终于在东北边陲打出个“伪满洲国”；在长江沃壤的核心，打出个“苏维埃”政权。从此国民党的统一大业，便成为泡影，永不再来。
这桩历时三载（1929-1931）的蒋、李、冯、阎“同党操戈”的孰是孰非，历史家言人人殊。这个“言人人殊”的争辩，今后恐将延续一千年，而终无结论。
但是历史家如姑置是非于不论，只谈事实，则这桩国民党党军自相砍杀的内战，实导源于1929年初之“武汉事变”。其后接踵而来的“中原大战”和“扩大会议”（1930），实是“武汉事变”所触发的连锁作用，而李宗仁正是这“事变”的两造之一——也可说他是始作俑者，甚至可说是罪魁祸首。中华民国十八年（1929），如果没有这一役“讨桂”之战，则后半世纪的中国，该又是另外一个局面了。
李宗仁个人的态度，对1933年的“闽变”，1934年的红军“长征”，1936年夏季的“六一事变”，和是年冬的“双十二事变”，都有其决定性的影响。
其原因便是抗战前与南京中央抗衡的地方势力，如盘踞闽、粵的旧“四军”诸将领，以及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湖南的何键，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西北的诸马，他们对南京的态度，多半是以广西的李、白马首是瞻的，而他们二人毕竟是这家挂着“青天白日”商标的老店中，最早、最有功勋、最有声望，也最有实力的股东嘛。
桂系在当年的地方势力之中，是有其“带头作用”的。它与南京“中央”，不但渊源最深，它在地方建设上的成绩，也足为各省模范。李、白二人如拥护中央、服从政令，则举国大小诸侯，多会闻风景从。他二人如背叛中央、带头造反，则各地地方势力，也会做或明或暗的响应。“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和平解决，李、白二人态度之审慎，不能说对张学良最后之“忏悔”，没有其一定的影响。
“抗战”开始之后，桂系之尽释前嫌，无条件地“共赴国难”，实是抗战初期举国军民最大的兴奋剂和定心丸。当时名学者傅斯年便曾说，广西的全省动员，该打“一百分”。老实说，没有这个一百分，则抗战开始之后，可能就难以为继。
但是我们亦不能否认，所谓“桂系”，在抗战后期与重庆中央貌合神离，在地方政权中，贪污腐化、拥兵自重，也是国民党政杈军令政令始终不能如臂使指、绝对统一的最大障碍。相反的，当时“桂系”与“中央”，如能精诚团结，整饬贪污，提高效能，则国民政府治下的一切内部问题——如政治经济的改革，半独立性底地方政治和军事体制（所谓“杂牌”问题）的整顿等等，均可迎刃而解。
“一党专政”不是当时中国政治问题的核心；专政而无能，才是政治问题的症结所在。左丘明记臧哀伯之言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左传》，桓公二年）国民党当年的问题，便是“官邪”的问题。“官邪”之所以不能解决，实是派系倾轧的结果。
国民党当年的“派系倾轧”，原不限于“桂系”与“中央”。“中央”系统之内的派系，亦倾轧无已时。是非虽不易谈，而事实则至明显。李宗仁所领导的这个“桂系”，实是当年国民党“派系斗争”中，仅次于“中央”的实力派。在整个国民党崩溃的体系之中，相与争权攘利、贪污腐化，结果覆巢之下，终无完卵，也是他罪有应得的。
国民党在抗战之后，把辛辛苦苦自倭寇手中夺回的大好河山，拱手让贤，乃派系自残之结果。国军在东北“反共抗俄”不成，本可（如马歇尔之建议）退保华北；“华北”不守，亦可划江而治。1949年以前，全国精华所在的“长江以南”，原无共军的一兵一卒，而当时对世界共产革命，有“一言九鼎”之力的斯大林，亦尝有力阻中共渡江之令。据当年美军名将魏德迈之观察，国民党如尚余“一把扫帚”，便足以阻止中共越江南侵，而况当时国民党尚有百万哀兵、艨艟巨舰、铁翼连云！有本钱若此，竟至天堑弃守，任共军席卷华南，如秋风之扫落叶，读史者今日回顾，固知国民党当年之溃败，经济、军事皆非主因；症结所在，仍系于派系自残之间也。
李宗仁事后向笔者力辩，渠当年绝无“逼宫”之事。白崇禧斯时密劝黄埔将领促蒋公下野，亦可能出诸“善意”。无奈“中央”与“桂系”积隙已深，神离而貌亦不合。蒋氏引退，则李氏岂能无“彼可取而代也”之心。蒋公擅权谋，怀德报怨，自有其“宁赠朋友，不与家奴”之愤。由于他二人不顾大局的私斗，终使国民党在反共内战中，太阿倒持，蹈“南明”覆辙，几至使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国民党，全党为之殉葬。
读史者如暂时撇开历史制造者的事功不谈，而从其个人之品德出发，做诛心之论，则李宗仁亦颇有足述者。
司马光曰：“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通鉴-周纪一》）
专就李宗仁个人治国用兵的能力来说，他应该说是位不世之“才”。他于青壮年时期，便能雄踞八桂，军而不阀。全省励精图治，举国有口皆碑。其才足以牧民，其德亦足以服众。所以他才能稳坐“桂系”第一把交椅数十年而不倾。最后还要做一任“假皇帝”始收场，凡此皆足以表示李氏有不羁之“才”，有可歌之“德”，他的成就，不是一位“普通人”可以幸致的。
李宗仁当然基本上是个军人。其将兵之才，自应超过他搞行政的本领。早在青年期中，他已是位披坚执锐的猛将。成熟之后，更是一位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主帅。论谋略，论险诈——走偏锋，则李不如白；然御百万之众、进退有度、师克在和、将士归心，则白不如李。
写历史的人，如把国民党政权中数十员翎顶辉煌的“上将”，以传统所谓“将才”标准来排排队，则桂系这两位首领，实应分居第一、二位。“小诸葛”白崇禧，在海外享有盛名已数十年。不过纵是真诸葛当年亦不过是羽扇纶巾的戎幕之才。若论威镇三军之“主帅”的风范，则李宗仁还应居首位，非白参谋长所能企望也。
抑有进者。论将兵、将将，则李氏的本领亦非他底上级的蒋中正所能及。蒋公熟读《孙子》，细玩《国策》。驭人每重权谋：将兵时轻喜怒。在疆场之上率数万之众，亲冒矢石，冲锋陷阵，于攻惠州、打棉湖等小战役中，亦不失为一员猛将；然统大军百十万，转战千里，进攻退守，如在棋局之上，则蒋氏便不逮李、白远矣。
但是，尽管李宗仁在军政两行，皆有其超人之处，可惜的是他生非其时。他如生于农业社会的传统帝王时代，则做主帅，做贤相，甚至做明君，他均可勉为其难。
不幸的是，他却生在这个传统东方社会，逐渐向西式——着重“西式”二字——工商业社会发展的转移时代。东方的旧传统与“西式”的新社会是凿枘不投的。如何调和鼎鼐，兼取中西之长，使古老的中国文明，和传统的政治、社会制度，通过此“二千年未有之变局”（梁启超语），逐渐走向“超西方”（PostWestern）的新时代和新文明，则李宗仁（亦如蒋介石和毛泽东）在其泯然不自觉的传统文化和习俗的熏染之中，他所受的有限的“现代知识”的训练，就不足以承担这项雷霆万钧的“天降大任”了。身“在其位”，而识见不能“谋其政”，那就注定李宗仁（乃至蒋氏、毛氏）一生事业的悲剧收场了。
当然，李宗仁在中国历史上，不论为善或作恶，都不能和蒋、毛二氏并驾齐驱的。
李宗仁是赤足牧童出身，为人浑厚——有着中国传统农村中，村夫老农淳朴的美德。为人处世，他不是反反复复、纵横捭阖、见利忘义的党棍官僚或市侩小人，等到他时来运转、风云际会，享荣华、受富贵之时，得意而未忘形，当官而未流于无赖。遇僚属不易其宽厚平易之本色；主国政亦不忘相与为善之大体。以此与一般出将入相的官僚相比较，都是难能可贵的。诛心以论之，则李宗仁在中国历史上，也该算个德胜于才的君子。
可是话说回头，吃他那行饭的人，是不能做太多的“正人君子”和“好好先生”的。他在“君子”和“好人”之外，也还有其“政客”的一面，否则他在国民党那种风云诡谲的政海之中，也早已灭顶了。
昔司马迁评与他同时的汉朝第一位“布衣宰相”公孙弘，说他“为人意忌，外宽内深”（《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传》），公孙弘以“牧豕”之童出身，终至拜相封侯。一生经历除才遇双全之外，他那“外宽内深”的习性，也是他功成名就的主要条件之一。
民国初年，胡汉民随孙中山游武汉，见当时武汉的当权派首领黎元洪“浑浑而有机心”（见《胡汉民自传》。）黎元洪以一个小小的清军协统（旅长），为革命党人所挟持而赴义，不期年便备位“储贰”（饶汉祥语），未几竟两任民国“大总统”（1916-1917，1922-1923）。对他这项功业上的成就。他外表的“浑浑”和内蕴的“机心”，二者都是缺一不可的。
笔者为李宗仁先生耗时六年，著书五十五万言，全篇立说主旨，一切均以李氏意志为依归，未掺杂我个人半句褒贬之辞。如果一位治史者，在推敲五十万言之后，必须对他笔下的英雄，略申月旦之评的话，那我也可说：李德公于“名将”之外，也是一位容貌宽厚，而心志精明的政坛高手。论人品、论事功，他和“外宽内深”的公孙弘，与“浑浑而有机心”的黎元洪，大致是同一流的历史人物吧。
国族不幸，于新旧交递时代，历史进化失调。一部中国近代史，直是一部民国“相斫书”。时贤中名将太多，名相太少。民国史上的英雄，因亦以相斫人为第一。德邻李宗仁先生当然是相斫英雄中之佼佼者。
笔者有幸，竟能参与执笔，钧沉探隐，略叙近百年来，国人自我相斫与联合御寇之实情，合李公“传记”与“自传”于一书。本篇虽为民国信史中不可分割之一章。势必永传后世，然回顾我国近百年来，天灾人祸，更迭相寻。尸填沟壑、生民涂炭之惨痛历史，吾人著书海外，掷笔沉思，叹息流涕之外，他何足言？
但愿我华族自此以后，重睹太平盛世，国人不再以相斫为荣，则幸甚矣。
贤明读者，细阅我书，想或有同感焉。
是为序。
唐德刚
1985年1月22日，于美国新泽西州北林镇寓庐
##我看《汪精卫传》
今年2月，我的老家吉林省的吉林文史出版社出了一部不错的书——《汪精卫传》，由闻少华先生执笔、丁守和先生序言，全书共分十七章、六十一节，从汪精卫“清贫身世”写起，直写到“汪坟被毁”，涵盖了汪精卫的一生。后附“汪精卫年表”，便于检查。总体看来，不失为一部简明活泼的传记。
《汪精卫传》的成功之处，在于闻少华先生的旁征博引，把有关汪精卫的重要史料都一一搜集，纵迹大纲、情怀小样，多能恰到好处，正文之外，又附以脚注，有论断、有考证、有出处，可以看出闻少华先生的功力。他花了三年的时间来写这部书，他的辛苦，是很令人佩服的。
《汪精卫传》的失败之处，在于掺进了太多的不太必要的谴责语句，这不是说汪精卫不该谴责，而是字里行间，过度滥用谴责语句，会失之轻率与主观，作为历史家与传记家，这就是败笔了。也许以闻少华先生的处境，写这样一个受争议的主角，不得不随时挥鞭，以纾公愤与孤愤。但就一本成功的著作言，这就失之美中不足了。除了过度滥用谴责语句外，在因果论断方面，也有不少武断之处，对汪精卫的心迹，探索得显然不够深入。
丁守和先生在“序言”里说：“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政治人物如何研究，如何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对他在各个时期的表现如何评价，确实难度比较大。过去对汪精卫的评价，一般倾向于全盘否定。因为盖棺论定，他最后叛国投敌，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卖国贼。因而，不但对他的反共和投敌叛国应彻底否定，并且由此出发，对他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的行动也予以否定，说他那时不过是假革命、假左派……然而，义愤毕竟不能推进科学。对复杂的历史现象做简单的结论或进行简单处理，也不尽妥当。面对复杂的历史，在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我们只能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具体地进行分析。”丁守和先生这段话，前面都说得不错，但他最后落墨在“只能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则显然也并不科学。大陆学者写书，总是要在序跋之中，嵌入受马克思与唯物论乃至毛思想指导的话头，以为避邪，看来非常刺眼，这本书也未敢例外。不过，丁守和先生说闻少华先生“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对汪精卫的一生做出比较系统的研究和论述”，我看却正好相反。闻少华先生全书的精髓，其实都和“历史唯物主义”无干，全书有成功之处、有失败之处，但其成败别有所属。不过，在“力‘避’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一点上，倒是另一种成功呢！
总之，对汪精卫的研究，正如丁守和先生所说，“确实难度比较大”。汪精卫一生既革命又妥协、既左倾又右派、既抗日又投敌、既爱国又“卖国”，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人，他的真正心迹如何，实在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好题目。终局的结论，自然还有待追寻。现在人们骂冯道，但历史却有异说。唐质肃问王安石，说冯道“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为纯臣乎？”王安石说：“伊尹五就汤、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诸佛菩萨之行。”汪精卫究竟是哪一种人，这部书为这一答案，提出了基料和起点，让我们就此追寻吧！
1988年12月15日
##新版《军统内幕》缘起
国民党丢掉大陆后，绝大多数的党员依然故我，但是偶有一二个人的反省与觉悟，也堪一述。在台湾，雷震的反省与觉悟是最鲜明的，国民党在大陆作恶，雷震有份，但人到台湾，他却洗面革心，用文字以赎前愆；在大陆，沈醉的反省与觉悟是最鲜明的，国民党在大陆作恶，沈醉有份，但“身陷”大陆，他却洗面革心，用文字知过能改。沈醉写了许多书，揭发国民党的内幕、表白他自己的内心。由于他曾是国民党的将军；由于他两度被共产党下狱，前后达十六年之久；由于他的儿女犹在台湾，种种迹象，按照常理，如此觉悟，未免令人起疑。例如台湾的乔家才将军就公开写文章说沈醉“身陷”大陆，身不由己，作品乃“共干捉刀，沈醉署名”。但是，1980年沈醉曾有香港之行，到了自由地区，身已由己了，他可以留在香港、也可以办理去台湾的手续，亲友劝他：“‘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何不趁机远走高飞呢？”可是，沈醉毅然表示，没错，回头是岸，可是岸不在别处，“岸在北京”！他终于又回大陆了。由此可见，沈醉的觉悟是出自内心的——他真的从内心深处，抛弃了国民党；从内心深处，忏悔他的过去，沈醉真的变了。
沈醉去年在香港《镜报月刊》6月号上发表《不是答辩只作说明》，公开表示：“可能乔先生还是用四十年前的眼光来度我……最近台湾李敖先生写的关于‘蒋家父子……’一文中提到‘沈醉以前是蒋手下……写了几本回忆录，台湾的地下出版商已经出版了四本。’乔先生如果想再找材料骂我，这四本书大可翻一翻。”（按：沈醉所引我的文字，不是我的原文，乃是香港盗印商冒我的名代我写的，不过意思出入不大。）可见沈醉知过能改，著书多种，的确是洗面革心的，用四十年前的眼光来度他，是不能了解他“经过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的。”乔家才将军被国民党自己人关了九年，没经过正式审判、没见过起诉书、没见过判决书，不知身犯何罪，“害得妻离子散，惨绝人寰，经历了一次最大的劫难”。但他出狱后，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虽著作千言万语，并屡蒙他见赠给我，内容对军统内幕，却处处有“直在其中”之隐；沈醉将军被共产党敌人关了十六年，“老母终堂，生妻去帷”。但他出狱后，却“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对自己从十八岁起就献身的国民党，有以检讨、有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三纲实系命”的旧道德而言，山西的乔家才将军自有其立身本末，虽然愚忠得令人太息；但就“道义为之根”的新道德而言，道义深处，毕竟要“当仁不让”，“当仁不让”，才能“内省不疚”。“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乃是圣人之忧，湖南的沈醉将军纵是乔家才将军笔下的“反复小人”，但他在妻离子散，惨绝人寰，经历了一次最大的劫难以后，闻义能徙、知善能改，并曝过去不义于天下，如此内省不让之功，圣人复生，亦恐将为之解忧矣！于此可见，此公纵“小人”而有圣人行。历劫知变，鄙夷愚忠，沈醉不复沉醉，沈醉醒矣！
我与沈醉将军，素不相识。五年前，他从北京秘密托许以祺老友送书给我，并题诗一首，中有“天生此怪杰，可惜在台湾”之句。同时写信给许以祺，说李敖“这位朋友除了他的学识渊博使我敬佩外，而他一身傲骨，更使人无限崇拜，在此世风日下之时，有这样敢顶逆流而上的人实不多见，台湾有统一之日，我首先要见的不是我几十个亲人，而是这位使我最崇拜的人。”这些好意，我都深为感动。年来李敖出版社成立，我决心不惧麻烦与亏累，亲加配图，为沈醉将军隔海出书，以张正义而昭来者。这本《军统内幕》，就是首选。书成之日，特写缘起，并遥祝沈醉将军的笔健！
1989年4月21日
〔附记〕《军统内幕》在大陆，第一版是1984年2月出版的；第二版是1985年2月出版的。第二版多了一篇《我所知道的郑介民》，李敖出版社根据的是第二版。大陆版没有图片，图片都是我亲自配加的，想为作者所乐许，也为读者所乐见。大陆版中不无错落之处，如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英文名称印为SINO-AMERICANCO-OPERATIONOFFICE，实际应为SINO-AMERICANCOOPERATIVEORGANIZATION；梅乐斯中校的英文名称印为MARYMILES，实际应为MILTONE.MILES；该所“有过去在美国很享声誉的漫画家”、“姓名已记不清楚”，实际为SAULSTEINBERG等是。另在大陆版中，也不无隐讳之处，如唐XX即唐生明等是。为了存真，不便僭改，读者开卷如多，触类旁通，自能明辨。此类小疵，不足为异也。本书的权威性与历史地位，自不以小疵而有影响也。
##新印《厚黑教主传》述源
俞大维讲过一段故事，他说：“我发现读了几十年的书，却往往有许多地方未能看懂。真是可笑又可悲，人愈老愈有奇想，年轻时看书看不懂，我认为脑筋有毛病。现在看书看不懂，我认为书有毛病。陈寅恪先生1912年第一次由欧洲回国，往见他父亲（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先生。曾佑先生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寅恪告别出来，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了。寅恪七十岁左右，我又见到他。他说：‘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
为什么夏曾佑、陈寅恪等史学大家有把中国书“都看完了”之叹呢？因为中国书中极少有奇见，极少有独立的、有个性的见解，结果中国书虽然汗牛充栋，但是内容却“翻来覆去，东抄西抄”，看到头来，汗牛以后再汗人、充栋以后再充图书馆，中国人忙了半天，头脑却一个个满盆糨糊，反为群书所误。险哉，读中国书之不可不慎也！
虽然如此，苟读对了中国书、读到了中国奇人怪杰之书，却又另当别论。中国的奇人怪杰，首推丁颍所说的“李门四杰”。丁颍说所谓李门四杰，最古的当然是那位骑青牛过函谷关的老子李耳；近古则要算有大智能、抱大原则，以七十六高龄被逼死于狱中的李卓吾；近代当然是……‘厚黑教主’李宗吾了。从李宗吾凋谢……数十年中，李氏少壮派又崛起一李敖，此君颇有李家‘传统’，是以上三人同一类型而混合的‘精怪’，思想‘由自’，佯狂骂世，光芒四射……”对丁颍这些话，我认为说得不错。李门四杰中，李敖得其精、李耳得其灵、李卓吾得其鬼、李宗吾得其怪。李宗吾之怪，曰厚黑之学。他是李门四杰中，最喜欢走“其正若反”笔锋的，看他的文章，无一不是“反面教材”，但在那滑稽突梯却又一针见血的议论中，我们却发现它是中国书中的异数，因为那些议论，都是发中国人所未发的，求之于中国书中，可谓绝无仅有。孔丘说：“谏有五，吾从其讽。”其实比起李宗吾来，孔老夫子完全不知“讽”为何物。李宗吾的讽世，寓沉痛于诙诡之中，烛破权奸私隐、识破人海混沌、凿破大块造化，在这些大破方面，他的成就是空前的，大破即所以大立，所以在大立方面，也是一样。看他把大破大立之妙句，滚瓜烂熟于正经八百的古代经典之中，跳踉笑傲、鹊巢鸠占，光就文字而言，即属汉唐以来所未有；至于见识之高超奇远，更是春秋以来所全无的了。
李宗吾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死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活了六十四岁。他是四川富顺人，是同盟会会员、是推翻清朝的革命党。但是，在政治革命的中风疾走过后，他进一步从事思想革命。由于特立独行、也由于曲高和寡，他的为人，并不为人所知，他只是独行其道而已。出人意外的，一位出身北京高师的作家张默生，偶以因缘，写信给李宗吾，半年以后，突得“从不与生人通信”的这位李家怪杰的复信，进而结交，被许为“生平第一知己”。1943年春天，李宗吾去看他，健康已不如前，临分手时，张默生说：“我将站在志不同道不合的立场上，为你这位不厚不黑的厚黑教主作一部十万余言的大传，来报答教主不远千里而来的枉顾！”李宗吾听了，很是感动，他说：“这样，我可以死矣！”这年秋天，李宗吾死了。
三年以后，张默生不负死友，完成了三百三十多页的《厚黑教主传》，1947年由上海东方书社出版。这部书一直被国民党列为禁书。现在我在四十年后予以新刊问世，既伤逝者，行自念也。世之对中国书“无书可看”者，请啼笑之间，快看此书。
1989年4月25日
##新版《政海秘辛》缘起
1957年毛泽东写《蝶恋花》一词答李淑一，全文是：“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这首词是毛泽东怀念他的太太杨开慧和其他殉难同志的。大意说，太太杨开慧被国民党捕去枪毙，她在死后，上了九重天了、上了月亮了。月亮上吴刚伐桂，以桂花酒招待他们。寂寞的嫦娥在万里长空之中，也为他们这些为理想而死的忠魂跳舞。忽然间，消息传来，地球上老虎给伏了（蒋介石给打败了），他们自己虽然牺牲了，但是听到这个好消息，也忍不住要泪洒长空了。
毛泽东和蒋介石曾为革命“战友”，在国民党“联俄容共”时，毛泽东加入国民党。有趣的是，他的党阶，且在蒋介石之上，这由孙中山亲笔开的名单上可以证明。当时大家联手打天下，形式上是国共合作，实质上国民党派系亦多，其中广西帮的桂系人物，也是逐鹿英雄之一。桂系的头儿是李宗仁，在北伐中，实际功劳，且在蒋介石之上。不料天下方定，地球上“‘蒋’刚伐桂”开始。自此逐鹿者亦被以鹿相待，同志苦矣！
国民党同志之一，最后被蒋介石派人用刀扎死的杨虎城将军，曾有一段感慨之言。他说：我们国民党的人，是斗不过蒋介石的，蒋介石只有共产党斗得过他。历数国民党各路英雄好汉，最后无不被蒋介石斗得鼻青眼肿，可证杨虎城所言不虚。
不过，在各路英雄好汉中，桂系的李宗仁却是一个异数。李宗仁一生的最大特色，就是他以杂牌军的军头地位，与黄埔系一路分分合合了二十多年，而始终没被“吃”掉。他与蒋介石一路纠缠，但在翻云覆雨之中，蒋介石始终未能完全斗垮他，他们最后在“国破山河在”时劳燕分飞。他在生命晚年，还以两件“武器”发挥了“恨别鸟惊心”的作用：一件是回归大陆，把他的“剩余价值”别有所赠；一件是藏诸名山，把他的《李宗仁回忆录》完成出版。这两件“武器”，是他一生最好的收尾，真令人拍案叫绝。
综看李宗仁的一生，虽然赶不上共产党的伏虎功，但是与虎谋皮不绝，还得雄才自保于青年壮年、落叶归根于老去死去，足见他的高杆。
为什么李宗仁这么高杆？因为他知人善任，能够礼遇到诸葛亮式的智多星人才。小他十七岁的程思远博士，就是他的诸葛亮。程思远在1930年22岁时就见知于李宗仁，出任秘书等要职。1939年任广西绥靖主任公署政治部主任兼三民主义青年团广西支团书记、乐群社理事长及桂林欧美同学会会长。1942年起赴重庆，先后任三青团督导室主任、中央干事、社会服务处处长、广西省政府主席驻渝代表、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1947年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48年当选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文革”结束后，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及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1986年起，任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我由李敖出版社出版《李宗仁回忆录》后，深知须得程思远先生大作连璧，方更完美。今年2月23日，我托三三带信给思远先生，大意说，不甘蒋介石独霸，挺身与之周旋，终得伏虎于人间，此先生一代之事功也，令人称快；我生也晚，困居台湾四十年，为虎所噬，二度入狱，九死无悔，现在拟出先生之书，惠请同意。4月17日，思远先生回信给我，说“愚在海外，常得拜读大著，时深景佩，今获结交，固三生有幸也。”除授权我处理他的全部著作外，并愿为李敖出版社的版本增补资料。我感于思远先生的信任与好意，特先将《政海秘辛》刊出。并志缘起，以告天下之虎口余生者。
1989年5月8日
##《新官场现形记》序
在中国小说史上，清朝晚期的小说，形成了一大特色。特色之一是它的数量惊人。据阿英《晚清小说史》的统计，当时成册的小说，至少在一千种以上；特色之二是它的揭发黑暗。这些数量惊人的小说中，“谴责小说”成为它的主力。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观察，八国联军以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这些“谴责小说”中，1903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是揭发官场黑暗最有名的一部。
《官场现形记》在李伯元的计划里，本来要写成十编一百二十回。可是书写了不到一半，他就死了，他的朋友替他续完第五编，就是今天的只有六十回的《官场现形记》。李伯元书虽没写完，可是序倒先出来了。在序中他自道写书缘起，说他有东方朔的谐谑、有淳于髡的滑稽，“又熟知夫官之龌龊卑鄙之要凡、昏聩糊涂之大旨”，乃“以含蓄蕴酿，存其忠厚；以酣畅淋漓，阐其隐微”，写出这样一部书。
《官场现形记》谴责的对象，是清朝的官吏，八十年后的我们看它，虽于嘴脸上面，今昔无殊，但在事件上面，却杳乎远矣！要想以国民党的官吏为对象，有以谴责，必须有赖新一代的李伯元出现，写出《新官场现形记》行世，才能与时俱进，达到这一使命与要求。
不幸的是，在中国小说史上，自国民党横行以来，以“谴责小说”跟它干上的，却一纸空白。写小说的人多以媚世、逃世显。其中唯一的例外，乃是大风其人和他《新官场现形记》其书。
大风出身台大外文系，在文学院比我高两届。他是浙江人，成长在台湾，“在台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并长期担任蒋党的公务人员。对蒋党认识深，所以也恨之切。”他自述这种“恨”是有范围的，他说“我的痛恨只限于对那些属于特权分子的败类；对那些痛苦无告的广大人民群众；那些妻离子散、流落孤岛的中下级公教人员，退伍老兵，被特权分子剥削的善良平民，被特务伤害的自由斗士，以及许许多多不能像我一样而摆脱控制的我的同学、同事、朋友和亲人，我是怀持无限同情和爱心的。”正因为大风有这种善恶分明的强烈爱憎，他在“摆脱控制”而旅居美国以后、在李伯元《官场现形记》问世八十年以后，他不以孤帆远引为已足，还要赤手斩鲸，回头跟“蒋党”算账。他在《北美日报》连载《新官场现形记》，引起极大的震撼，包括被恐吓威胁在内——写小说却遭到“蒋党”恐吓威胁，其内容之“令人切齿”，可以知矣！
事实上，虽然《新官场现形记》形式上是小说，骨子里却实在是“蒋党外交圈内幕”。大风从台大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开始，就陆续从见闻所及，得知了“蒋党”的许多真相；在把这些真相发愤连载之时，又陆续得到在职或离职的“蒋党外交部共事的朋友们的协助”，使他在处理小说中“不甚清楚的情节时，有了更踏实、更细致的陈述”。正因为这部小说是以招朋引类、集思广益的认真求真态度处理的，所以，它的真实性，也就非比寻常。在我这台大历史系出身的行家眼中看大风的书，看的既是小说，也是历史。
小说也好，历史也罢，一口气读来，发觉大风下笔行文，真是虎虎有奇气，有东方朔的谐谑、有淳于髡的滑稽，而在“熟知夫官之龌龊卑鄙之要凡、昏聩糊涂之大旨”上面，又越李伯元而过之。这种成功，固归因于国民党之丑史，纵晚清官场，亦望丑莫及；但大风“以含蓄蕴酿，存其忠厚；以酣畅淋漓，阐其隐微”，最后以生花妙笔，呈文之美，亦功力使然。我在受命写序、拜读原稿之时，多次哈哈大笑，恍然泱泱大风，站我面前，以一本正经之义愤，道谐谵滑稽之新词，精彩极了！
1989年6月11日
##介绍《国共斗争的见闻》
我过去看香港《九十年代》月刊，看到其中“孟真”写的《国共小识》，一看就知道这是行家写的，但不知道这位行家的真名字。
去年小老弟黄三过台，提到万大鋐先生写了一部《国共斗争的见闻》，想由李敖出版社出版，因为万先生是旧识，二十七八年前，我在开国文献会帮忙编《开国文献》，曾跟他一块儿到外面访查过资料，又读过他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等书，对他的作品，极有信心，因此一口就答应了。等到黄三把稿本拿来，我才发现，原来《九十年代》月刊中的“孟真”，就是万先生本人。我庆幸我的眼力不差，并且也感佩万先生的功力之深，行家的作品，毕竟与众不同。
今年1月5日，许以祺过台，带来黄三转托的万先生资料，中有万先生给我的信，说：“敖兄有道：开国文献会识荆，嗣后无缘再接淸晖，然大作固每篇必读也。尔在门外，我在门内，惟于国民党之观感，所见略同。盖是非曲直泾渭分明，自易共识。拙作承付梓发行，甚感甚感。若蒙撰序介绍，则更增光彩矣。书不尽意，专此顺颂年禧。万公潜再拜。乙巳岁暮于休斯敦。”万先生的信，用毛笔写在宣纸上，文字洒脱，足见前辈风范。所命写序之事，我不敢当，聊写介绍，刊于书前。
万先生名大鋐，字公潜，笔名亚刚、孟真、醉客。1909年生于浙江嘉兴。小时候，家贫失学，赖自修苦读，力争上游。他14岁时还在杭州铁工厂做学徒，19岁就进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助理干事，从此身隶中统之门，直到59岁退休，凡四十年。四十年间，他从中统第四科科长、晋陕豫边区专员，做到调查局主任秘书，对国民党内斗与跟共产党的外斗，亲见亲闻者极多，躬与其役者也不少。他在国共斗争中，曾身入延安，并派员到抗大潜伏。除“立功”外，在“立言”上，又一路编集中共资料，亲手建立调査局闻名中外的资料室——“荟庐”。他为开国文献会编有《共匪祸国史料汇编》三册，《续编》二册，功力之深，一时无两。
最令我注意的，是万先生“立德”部分。万先生59岁退休后，64岁移民加拿大、69岁再移民美国。77岁时，他在大陆发表了一篇《中统与我》，重述生平。最后写道：“笔者参加中统历数十年，回首前尘，虽于中统略有贡献，然于国家、人民，却一无是处，深觉愧对此生，有生之年，将永远为此而感内疚。”对这些自白，我认为不全属谦词，而是万先生的确从内心里有了一番大觉悟。他把一生奉献给党国，但是垂老浪迹，却以祖国统一为大愿。他回归大陆，重游当年他们特务大本营——“瞻园”，写下这样动人的文字：“我在这里前后生活过十几年，度过了青年和中年时期，三十多年后，崔护重来，已是行将就木的老人，抚今追昔，怎不感慨万端？犹忆当年离开这里的时候，惶惶如丧家之犬，前途茫茫，心情是无比的凄苦和彷徨。如今结（老）伴还乡，重履故土，心情是无比的轻松和愉快。我在感慨之余，更为瞻园庆幸。它自被中统占用后，住在里面的都是俗客，只知‘办公’，不仅欣赏园林，对园中景物，不加维护，任其荒芜，以致水池干涸，花木萎谢，野草蔓生，触目一片破败萧瑟景象，而大家也熟视无睹，坐令这座具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名园蒙尘多年。解放以后，经过南京市府几番整修，才使它恢复青春。如今是池水清澈，可数游鱼，四季花开不断，每天接待成千上万的游客，为古老的石头城重添一景。花木有知，亦当庆幸重获新生。”——正因为万先生大觉悟以后，能够有恩仇倶泯、自我新生的胸怀，所以他能够凄然而去、飘然而回，把他余生的最后信念，投向给祖国。一件有人情味的象征，使我们看到万先生的动人一面。溥儒先生是他的旧好，他藏了大量的溥儒书画，妥存多年。去年9月里，他80岁时候，把全部珍藏，捐给了北京恭王府。恭亲王是溥儒的祖父、恭王府是溥儒的旧居。万先生万里归来，珠还合浦，使故人翰墨，世代重光。这种雅人高致、这种挂剑奇情，在在都显示了万先生的“立德”风范，真令我们感佩不置。
与万先生一别二十七八年后，以黄三因缘，得为一代秘闻，存此信史，深觉快慰。特写此文，呈万先生，兼告读者。
1990年1月8日深夜
##《鹰犬将军》新版书后
宋希濂将军的自述——《鹰犬将军》—书，是1986年1月在大陆出版的，出书后，承他签题一册送我。1988年7月，我写信给他，建议在台湾出一新版，承他同意。不料好事多磨，一些误解和不如意的其他因素耽搁了出书的速度，拖了一年九个月，才得完成。在我建议出台湾新版时，我的目标就是要在内容上胜过大陆版，“非敢以骄大陆版也，求小异以成大同，复结书缘于两岸耳！”如今台湾新版问世在即，我特写几点，略作表明：
一、台湾新版的铜版彩色配图，都是我配的，部分图片是请宋希濂将军提供的，可惜由于战乱，他自己手边所有的，也极欠缺，例如青天白日最高勋章，他就得过，可是在1949年战场中遗失了。他在抗战中的照片，他自己也没有了，都是由我的收藏制版的。以上配图并没给宋希濂将军过目，如有任何不妥，由我负完全责任。
二、台湾新版的附录十篇：一、对“我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回忆”的补充订正（余立奎）；二、关于“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的一些补充（宋希濂）；三、新的生活（江东林）；四、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华裔学者专家（宋希濂）；五、宋希濂的反战函（宋希濂）；六、八十之望（宋希濂）；七、永记“七七”，恕而不忘（宋希濂）；八、万里风尘故地游（李汉础/李晓江）；九、抗日老将重临旧战场（吕德润）；十、忆往昔-喜新逢（王秉文）。都是我基于可补充《鹰犬将军》正文而选定的。以上附录，并没给宋希濂将军过目，如有任何不妥，也由我负完全责任。
三、大陆版有一些错字，台湾新版都改正了。在编校过程中，李敖出版社的吕佳真别具慧眼，提出了一些疑义，由我写信给大风转宋希濂将军，请他答复。3月24日宋希濂将军写来快信，除称赞“吕小姐认真校阅”的成绩外，都逐条答复，现把两人的问答并列于下：
（一）原书第8页，招考学生名额三百二十四名，但计算一下各省人数总额，不能配合。
招考学生名额……不能配合的问题：在这段的后一节已加说明。第一期原是四个队共四百多人，以后由于第一次东征开始，需要干部，将程潜所办的讲武堂一百多人改称第六队，因训练时间相同，所以称做第一期，合起来共为六百三十五人，在第19页中已有叙述。例如陈明仁、李默庵、萧赞育等，都是第六队的（那时招生是秘密进行的）。
（二）原书第76页（第24行），提及“横沥桥”；而在第116页（第23行），提及“横浜桥”，不知是否同为一地，因地图上查不出，且大致位置相似，故有此一问。
“横沥桥”与“横浜桥”的问题：原书没有错。“横沥桥”是在上海北约一百华里的浏河县附近。“横浜桥”是在上海租界北边的虹口附近，与闸北邻近。
（三）原书第208页（第5行），记者法拉克（WaldoDiake），中英文译名不太相符。
记者法拉克的译音问题：这是当时担任国民党政府驻新疆外交特派员公署提供的。这个公署主是对苏，英文程度好的不多，可能翻译有误。
（四）原书第217页（第8行），提及“阿布都克日木买合苏木”，另外第226页（第4行），提及“阿不都艾海提马合苏木”，此二人是否有什么关系？
“阿布都克日木买合苏木”“阿不都艾海提马合苏木”的问题：原书没有错，这是两个人。
（五）原书第274页（第26行），提及“第二十八军军长刘秉义”；第34页（第28行），提及“刘秉哲的第二十八军”，不知何者为真。
二十八军军长是刘秉义还是刘秉哲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说明这位吕小姐对工作的细致和认真。刘军长我素不认识，从未见过面，二十八军原驻在鄂北，拨归我指挥，正拟开往鄂西时，因徐蚌紧张，国防部又将其调到武汉，乘船东下到浦口转往蚌埠。当时担任我司令部的副参谋长罗开甲，现在台北乐利路五巷二十九号，我估计他记得清楚，即去信要他写明立即告诉你们。
（六）原书第316页（第15行），提及“给辰溪张玉琳匪部以暂编第二军的名义”；第297页（最后一行），提及“收编了辰溪的张玉琳匪部，畀以新编第一军的名义”，前后说法不同，不知是否因前后时间不同，而有改编制之举？
关于收编张玉琳部的问题：原书无误，因为当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似无详细说明的必要。
（七）原书第387页（第26行），提及一人物为中央党部秘书长XXX，不知是否为谢然之，或另有他人？
（李敖按：这问题宋希濂将军曾有明确答复，但注明“仍用XXX为宜”，为尊重作者意愿，此处不便公布真名。）
关于宋希濂将军托罗开甲将军代为答复一事，我在4月5日收到快信当天即亲访罗开甲将军，并转交原信，罗开甲将军就原信所询有一个问题我想只有您能帮助解决，1948年下半年，我们到沙市成立第十四兵团司令部时，二十八军拨归指挥，随即调到武汉乘船东下开往蚌埠，军长姓名在一处写刘秉义，另一处写刘秉哲，我未和他见过面，记不明确，我相信您是记得清楚的，请你就近告知”一节，当时反复思量，说他不记得有此人或此番号；我告辞后，复得罗开甲将军来信，说：“本人经再三回忆，系于三十七年10月初或中旬直抵荆门防次。此时以前在沙市之事并不知悉。”所以这一问题，暂难解决。但据1987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从战犯到公民》一书第221页中，提到“有两个被俘军长，一叫刘秉哲，一叫罗贤达，二人买通了一个挑粪的向外通信，约定接应时间地点，在一个晚上，二人爬上房子，企图逃跑，被哨兵发现，当即逮捕，受到了应得的惩处”的话，似应以“刘秉哲”为正确。
1990年4月9日夜
##《侍卫官谈蒋介石》题记
一个月前印《卫士长谈毛泽东》，一个月后再印《侍卫官谈蒋介石》，无独有偶，善莫大焉。
16世纪法儒蒙田（Montaigne）尝言：“人为其彳卜从所敬者，鲜矣。”（Peud’-hommesontesteadmirezparleursdomestiques.——Fewmenhavebeenadmiredbytheirservants.）意谓为仆从者，朝夕窥伺主人，主人纵善于伪装，无奈狐尾终难深藏，久而久之，主人赫赫，不过乃尔。
蒋介石是一代奸雄，早年得志，仆从众多，故其装腔作势，蓄志亦早。为其左右者，谈及他的故事，可分两派。一派是“台湾派”，一派是“大陆派”。前者只是一捧再捧，后者方能据实而道。所以在台湾印的，多不能看；而在大陆印的，反得其真。这本《侍卫官谈蒋介石》，就是从大陆印的多篇文字中辑刊的，想从直接的侍卫官眼中间接看到蒋介石，这一辑刊，是最理想的选本。
蒋介石的侍卫长俞济时将军有一次想约我一谈，正因为我相信他是典型的“台湾派”，从他口中，恐怕难以听到蒋介石的丑史，因此我谢绝了。前些日子俞济时死了，我近来益感“大陆派”的迫切，特花一些时间，就大陆印的文字中，编成此书，用来搭配《卫士长谈毛泽东》，以快读者。
1990年5月27日
##梁漱溟和他的《忆往谈旧录》
粱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广西桂林人，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生于北京。他在19岁就加入了同盟会，并任《民国报》编辑兼记者。23岁发表《究元决疑论》，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看中，邀他到北大致“印度哲学”，前后七年。36岁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并接办北平《村治月刊》。38岁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院长，倡导乡村建设运动。抗战爆发后，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48岁与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等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并赴香港创办民盟机关报《光明报》，任社长。53岁任民盟代表参加政协会议，并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参与调停国共活动。57岁应邀赴北京，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87岁后相继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化书院发展基金会主席等职。1988年死去，活了95岁。
梁漱溟的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论文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我的自学小史》《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我的努力和反省》《梁漱溟教育论文集》等。
梁漱溟一直被看做哲学家，其实，此公的头脑并不高明得够做哲学家。梁漱溟26岁就结识了熊十力，并介绍熊十力进北大教书。殷海光告诉我说，熊十力曾击梁漱溟之脑骂：“你这个笨蛋！”我同意熊十力这一棒喝。
梁漱溟只是一位教育家、一位热心奔走国是的人物、一位有骨气的伟大知识分子。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的经历与见闻，倒是最好的、现身说法的活教科书，值得我们特别重视。这本《忆往谈旧录》，是他死前的一本精彩结集，寓人物于自传之中，读来使人受益匪浅。李敖出版社新版成书之日，我特别为它配图多幅，以快读者。
1990年11月15日
##汪荣祖《章太炎研究》序
台大历史系老同学汪荣祖是我最佩服的历史学者。在我眼中，成为历史学者除了历史在行外，还得有伟大的正义感。环顾中国，两者兼具的，荣祖要列前茅。证据不必远求，光看这本《章太炎研究》，便可了然。
章太炎（炳麟）是中国最了不起的学者。近七十年前，胡适在章太炎生前就论定说：
这五十年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做这个大结束的人物，很不容易得。恰好有一个章炳麟，真可算是古文学很光荣的结局了。
章炳麟是清代学术史的压阵大将，但他又是一个文学家。他的《国故论衡》《检论》，都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不但这五十年，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做“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要算是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他的古文学功夫很深，他又是很富于思想与组织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言”。
上面这些论定，仅限于章太炎学者那一面，是不足以尽章太炎的。章太炎的伟大，是他一生中，一直把学问与正义感结合在一起。为了他那伟大的正义感，从叛师到责友、从革命到坐牢、从拥孙到贬孙、从扶弱到抑强……他都表现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他是“中华民国”四个字的订名者，但是，当他眼见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坐穿牢底换来的“中华民国”，竟被“群盗鼠窃狗偷”以后，他毫不掩饰的痛斥他的同志。从孙中山以下，皆不足数矣！
“群盗鼠窃狗偷”，当然包括整这位革命元勋在内：他给孙中山的挽联，挂不出来了；他为孙中山写的序，暗中删除了；国民党把他当“学阀”第一名通缉，但在出版厚达一千多页的《革命先烈先进传》中，却连最后一名都没他的名字了。
但是，又怎样呢？章太炎还是章太炎、还是所有正义之士眼中的章太炎！国民党可以忘恩负义埋没他，但是，正义之士就是要抬他出来，把他研究个够！
当然，抬出章太炎，这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是绝对不合时宜的。不过，从苏东坡以来，“一肚皮不合时宜”却也正是伟大知识分子的风范。在举国诬蔑陈炯明的当口，章太炎写墓志铭说：“君自覆两假政府（岑春煊和孙中山各搞一个伪政府，都被陈炯明给推翻了），有骁名，人莫敢近，卒落魄以死。余独伤其不幸，以恶名见蔑，故平其议而为之铭。”和陈炯明一样，章太炎也是革命元勋、也是最后被国民党“以恶名见蔑”的“不幸”人物，他在国民党迫害之中、在国民党众口练金里，仍挺身为陈炯明说公道话，伟大的知识分子，不当如是乎？
如今，章太炎一代的皆化为尘土，但是，新一代的正义之士，仍要继起挺身，研究往史，以昭来兹。荣祖的著作，就是我们的范本。书成之日，荣祖要我写序，我不敢辞，特志其大者，以归老友。
1991年6月2日，在“中华民国”已亡之台湾，李敖
##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序
我在《蒋宋美龄通奸》（“李敖新刊”②）一书里，收有一篇《共产党李登辉出卖同志的官方证据》，文中提到：共产党李登辉绝非退党近二十年后才“自新”的，事实乃是，他早在做共产党的当时，就“自新”了，他出卖了共产党同志，作为晋身之阶，这在官方秘密出版品中，可以印证。根据国家安全局印“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第186页到190页，我们可以看到“匪台湾省工委会台大法学院支部叶城松等叛乱案”，这个案子，共有叶城松（31岁）、张璧坤（30岁）、胡沧霖（31岁）、赖正亮（31岁）、吴玉成（26岁）五人判死刑，在1955年4月29日被枪决。而在“案情摘要”中，第一段赫然就是“叶城松于三十六年10月间，由奸匪李登辉介绍参加匪帮，受杨匪领导，担任台大法学院支部书记”。可见“奸匪李登辉”逍遥法外，事出有因。因为同案中，除五人死刑外，蔡耀景（35岁）判无期，李显章（38岁）、钟茂春（34岁）、池仁致（33岁）、李显玉（28岁）、王新德（21岁）、黄其德（60岁）六人判十年，黄顶（41岁）判七年，黄青松（27岁）判五年，吴长流（64岁）判二年。但原始介绍人“奸匪李登辉”，却未闻有法办之事。由此可见，所有杂志关于李登辉做过共产党的报道，都是捕风捉影的，都提不出来文证。我现在提供官方的文证如上，以证明所谓基督徒、大好人李登辉，其实是个特级犹大和坏蛋！同样是共产党叛徒的蒋经国看中了他，选他为继承人，真是别具“红”眼也！好汉惜好汉、坏蛋惜坏蛋，我们在这些丑史上，终于见识了他们是些什么东西！
我在文中提到的国家安全局印“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在这一真相探讨上，显示出决定性的作用。这部汇编，共分两辑，每辑一册，在第一册《编辑概要》中，曾述其缘起与体例如下：“一、自三十八年政府迁台以来，我各情报及治安单位，破获肃防案件，为数不少。对于每一案件之进行侦破，均为我工作同志沥尽心血之结晶，亦为我各情报治安单位，对匪斗争工作过程中之最宝贵史料，惜因卷帙浩繁，分散保管，成为尘封之档卷，未做科学方法之整理，殊不能显示其可用之价值。”“二、过去各情报治安单位，办理肃防案件，在布线培养、侦查逮捕、审讯说服方面，各有瑕瑜。为谋发掘得失，俾利教育干部，策进工作，必须逐案分析研讨，始可获得结论。”“三、由于目前各单位已结案卷，大都疏存郊区。调阅费时，不仅单位与单位间，深感不便；即本单位内，亦难随时获取。能予逐案整理，循序汇编成册，则对于今后案件之查办参考，亦不无裨助。”
《编辑概要》在道出这三项原委后，进而写道：“基于前列三项需要，爰于四十七年9月，临调各有关情报及治安单位，指派专人，成立小组，专事我各情报治安单位肃防旧案之整理研析，计第一辑八十案，业经整理完竣。均为三十八年至四十三年所侦破者。辑编重点，以逐案分别检讨为主。故内容方面，如阴谋策略、活动方式及优劣检讨等，在叙述上难免重复繁琐，惟吾人似正可由此八十案性质不同、时间各异之实际资料中，认识匪党在此时期，对台阴谋渗透，活动方式之一贯做法。各案侦破进行中，由于各同志之辛勤努力，合于教育取法者固多。而因培养不够，收获未如预期理想，及因求功心切、执行偏差者，亦偶有发现。均可做今后工作改进之参考。”
《编辑概要》最后的申明是：“本辑工作，系属尝试，且因时间仓促，未臻妥善之处必多。我各情报治安单位及工作同志，如能多多提供意见，甚为欢迎。”
《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一辑封底里，有这些文字：“出版者：国家安全局”、“整研者：‘九一’专案小组”、“印刷者：上海印刷厂电话：26437、地址：台北市临沂街五号”、“中华民国四十八年4月出版”。“上海印刷厂”是情报局开的印刷厂，这书在该厂排印，显然是为守密。
《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一辑共收八十件案子，“均为三十八年至四十三年所侦破者，”全书二百一十六页；第二辑共收八十二件案子，从三十八年到四十七年，全书五百三十六页，第二辑并没有《编辑概要》述其凡例（封底里也没有任何文字），但书中包含的年份也从三十八年开始，并越过四十三年（1954）而延伸之，可见它是一辑增补的续编，是《编辑概要》所谓“逐案整理”后新“整理完竣”的记录，且可见第一辑中，所收八十件案子，只不过是当年千百“匪案”的一角而已。试看第二辑第十六案收入“匪华中军区社会部策动李玉堂等叛乱案”，李玉堂是黄埔一期的名将，他被蒋介石冤死，这是何等大案，但在第一辑中却失收，足证第一辑汇编得何等不完全！再看第二辑第四案收入“苏俄国家政治保安部潜台间谍汪声和李朋等外患叛乱案”，李朋案是何等大案，但在第一辑中却失收，又足证第一辑汇编得何等不完全！
《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一辑所汇编的案子，既然疏漏不足如此，同理在第二辑中，犯同样的毛病，也就可想而知。第一辑加上第二辑，一共不过一百六十二件案子，时间从1949年到1958年，十年之间，匪案若只有一百六十二件，平均一年则不过只有十六件，每月不过只有一件多，其谁能信！国民党如有此仁政，又何至于逃到台湾才抓匪谍营生哟！
我从秘密管道取得的《历年办理匪案汇编》，只是第一辑第二辑，至于1958年以后三十多年间，有多少“匪案”、有没有第三辑及其他续辑的出版，则就文献难征了。
事实上，按照《立法院公报》第七十八卷第四十九期委员会记录中法务部代表陈守煌检察官的透露：“非现役军人的刑事案件，根据统计，在戒严三十八年中共有29407件之多！”可见这部《历年办理匪案汇编》中的区区一百六十二件案子，连零头都达不到！
《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的编辑方法是：每案自成单元列表。第二辑中除列表外，每案且在表前先加提要。这种体例，大体说来，尚属简明。对每一案子的脉络，一查便知梗概。缺点是每一案子都语焉不详，并且都洋溢着官方套语，欲明较完整真相，还得有赖于其他文献或研究。
我试举几例。
第一辑第十三案“匪中央社会部潜台间谍组织苏艺林等叛乱案”，“侦破时间”是“三十九年6月”，其中判死刑者有陆效文（28岁）、陈道东（28岁）、陈昌献（29岁）、粟岁丰（29岁）、周芝雨（38岁）、毛鸿章（38岁）。表中“阴谋策略与活动方式”栏内，有“关于关系之建立，先择陆总军法处长、防卫部档案科长、联勤粮秣组长、第六军政工科长等军事单位中级主管，进行运用吸收，搜集军事情报”等伏笔，旋在“通讯方法”栏内，就来了“与周匪芝雨在台晤面联络暗号为‘蔡冲要大群酒馆账’”的所谓事实，但至少周芝雨部分，已铁定是冤狱。
据周固猷《一双马靴》所述：“先父在1938年北平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投笔从戎，一直在军法界服务，经历抗日、戡乱、剿匪各战役，有案可查。大陆撤退以前在范汉杰先生军团任少将军法处长，来台以后又在台湾防卫司令部（后来改为陆军总司令部）孙立人先生麾下，担任相同职位，相同阶级。”“1950（民国三十九年）6月底，先父突然遭到台湾保安司令部，在没有任何罪名的情况下逮捕，所服务之陆军总部，稍后也只是说因案待讯停职，不知何罪。先父被拘押在台北市青岛东路军人看守所（就是现表的‘来来大饭店’）。由先父传递出来的一些小纸条和几句话，知道所有酷刑都完善伺候。最令人痛心的是砍手指头、老虎凳以及用电刑。当时的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包启黄，因为开会时与先父有一面之缘，且系同行，家母乃情托可以在他的家里（看守所紧邻）得见到先父三次。关在牢里几个月，变成满头白发，双腿残障，佝偻不能行。保安司令部所要取得的，就是要先父凭一个姓陈的，从香港来的青年，所拿的求职介绍信，承认与‘共匪’有勾结、有联络、供给‘共匪’情报，想颠覆政府。哪知先父以‘拿证据来’据法、据理力争，而使特务们束手无策。待动刑后，先父怒斥违法，并说：‘出狱后当揭发你们，跟你们算账，你们要想整孙先生而先拿我开刀。’这就是使特务们老羞成怒而致后果不堪设想……”
周固猷继续写道：“当时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原判先父十年徒刑，送上去以后被打下来重签（当时保安司令部的代司令是省主席吴国桢先生，副司令是彭孟缉先生），如此上下数次，由十五年、二十年、直到无期徒刑。”“消息传到家母耳中，乃急病乱投医，去请孙立人先生向老‘总统’说明周某人之背景、经历，绝非共党或者为匪工作。孙先生再三问家母：‘一定要我去说吗？若是我去说了，结果可能更坏。’家母是一个妇道人家，岂能了解当时上阶层的政治斗争，以为孙先生系推托之词，所以坚持己见，要求孙先生去说。”结果，去说的下场是老‘总统’红笔一挥，明令枪决。”“先父同乡好友曹圣芬先生（李敖按：此处有误，经我面询周芝雨遗孀韩镜良教授，她说不是曹圣芬，而是余纪忠夫人得知后通知她的），那时任总统府秘书，看到卷宗后，火速通知家母营救，家母乃立即求见蒋夫人，可是当时蒋夫人陪美国众议员诺兰夫妇到淡水参观，失之交臂。第二天（11月23日），早上还没出门，《中央日报》及《新生报》已经公布执行了。天人永诀，台湾又多了一个冤鬼，加上一门孤儿寡妇。”“1950年11月23日（星期四），上午阴天，我正在台北大安区幸安国民学校（原名叫板桥国民学校），上级任老师陈有生先生的课，我叔父忽然来学校接我。从幸安国校经过新生南路，到极乐殡仪馆的路上，脚踏车在石子路上的颠簸，叔父的一脸悲戚，加上乌云及冷风，使十岁的我颇有不祥之感。直觉的想到失踪近半年的父亲，是否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在他的身上。到了殡仪馆以后，看到哭倒的妈妈，不要想也知道躺在纱罩里的就是爸爸了。顿时我的腿有如水一般的软，栽倒在地。大人们把我拖到灵前，趴在地上不知磕了多少个头，才被拉起来看看爸爸。我当时不是在哭，简直是在嚎，心中一直在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个样子？几个月不见我心里面髙大英俊的爸爸，我每天要帮他脱马靴的爸爸，竟然会变成一个满头白发，面目恐怖，一动也不动的死尸。家母说：‘你爸爸让政府枪毙了。’我全身就像从前打摆子一样不停地抖，一直抖，一直在抖，大约有二三天不能停。”
三十多年后，周固猷自美转赴大陆。“在1981、1982，两次去天津找他们的统战部（专管对台地下工作），向他们查询有没有关于先父之资料。根据姓滕、姓李两位负责人的查证，证实我的猜测不错。先父和中共素昧平生，毫无瓜葛。”
由此可见，周芝雨虽然在《历年办理匪案汇编》中名登黑榜并伏尸法场，但是，一经“个案详追”，纯粹是一大冤狱！（有朝一日，如海峡两岸双方档案开放，一一核对之下，可查证出来的无头冤案，正不知有多少了！）
第一辑第四十八案“李友邦叛乱案”，“侦破时间”是“四十年11月18日”，李友邦（47岁）被判死刑。表中“案情摘要”栏内，有“三十年聘匪干潘华充义勇队秘书。至三十四年潘因匪嫌为福建当局逮捕，李匪竟修函为之保释。李于三十五年来台后仍以潘匪充任青年团台湾区团秘书。李妻严秀峰即由潘匪吸收参加匪帮组织。嗣潘匪离台赴沪，另介匪干季沄与之联络。严秀峰由李匪处得来军政重要情报，均交季匪沄转报，案经宪兵司令部侦破，解送保安司令法办”的所谓事实。也铁定是冤狱。
据曾心仪“党政军特联手杀李友邦”所述：“江南在《蒋经国传》里，对1951年左右台湾党政军特的情形，也理出了相当明晰的脉络。他写出蒋经国如何得到蒋介石授权，成为台湾的秘密警察头目。他写出蒋经国如何靠父亲做后盾，用政工掌握军队，继而党政军特一把抓。李友邦即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为被宰的羔羊。”李友邦黄埔二期毕业，有功党国，政治上属三民主义青年团系统。曾心仪写道三青团于1947年9月解散。李友邦于四年后被捕下狱，情治单位指控的罪嫌之一是‘……迨三十五年（1946）来台后，李又借三民主义青年团主任之地位包庇匪谍’。‘军闻社’所说的匪谍名叫潘华，‘军闻社讯’写道：‘李友邦于抗战胜利之后，复将羁押闽省之重要匪谍潘华，保释来台。潘华于二十九年（1940）在金华时，即充李之秘书，保释来台后，续任李之秘书职务，并由李派充三民主义青年团视导。’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潘华在抗战时期当李友邦的秘书，以及来台后续任李友邦的秘书职务，并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视导；李友邦均有正当职务，是国民党高阶层人物。本来都没有问题的职务，为什么在其组织经政府解散多年后，倒过来说有问题？情治单位这种指控显然不能服人。”
曾心仪在另一文《李友邦遗体绑了许多纱布——李友邦之子李元群访问记》中记录李元群六岁，“父亲被逮捕时，母亲已去坐牢两年。母亲坐满十五年牢回来时，他已是高中毕业生，正在准备考大学。父母的遭遇，使得家人都不再碰政治。母亲深感政治险恶，对孩子们特别呵护，独自承担冤案苦难，不太想让孩子知道冤案详情。只简单地说：‘你父亲是被冤枉的。’关于她自己，也只是简单地说，她是被栽赃。”
三十多年后，李元群回忆：“我父亲是民族意识很强的人，他不愿受日本人统治，不愿做奴隶，千辛万苦到大陆去，接受国父孙中山先生号召，进入黄埔军校。他参加抗日战争，出生人死。回到台湾以后，也是安分守己，没有做出对不起国家的事。但却死在自己同胞的枪下。这使我感到很不满。一个人可以将功赎罪，但是他牺牲那么大，却被‘包庇匪谍’这个不确定的罪逮捕，又判那么重的刑，连上诉、接见子女的机会都没有。这样做，我觉得政府做得太过残忍了。政治犯是思想上的问题，如果是有功绩的，他思想上若有问题，应该引导、改善。一下就判他死刑，这样变成一种夺权，根本不是在建设国家。”
由此可见，李友邦虽然在《历年办理匪案汇编》中名登黑榜并伏尸法场，但是，一经“个案详追”，也纯粹是一大冤狱！
第一辑第五十七案“段沄等叛乱案”，“侦破时间”是“四十一年（1952）8月5日”，其中判死刑者有段沄（46岁）、段复（54岁）、段徽楷（49岁）、谢小球（52岁）。表中“案情摘要”栏内与“阴谋策略与活动方式”栏内，有所谓“阵前起义”的所谓事实。也铁定是冤狱。
据曾心仪“段沄将军之死”所述：“据曾与段沄同关在军法局监狱的难友透露，段沄在中国大陆期间曾担任青年军二〇八师师长、陆军八十七军军长，来台后受到蒋介石总统重用，任命他为台湾防卫副司令。这位难友说，段沄告诉他，蒋介石要他‘好好注意孙立人’。段沄不愿做违背良心的报告，还向蒋介石说孙立人如何如何好，蒋介石不悦，后来不但段沄自己被杀，同时被处死的还包括其兄段复、堂兄段徽楷。”“段沄曾经经过形式上的军法审判程序，起诉书中指控段沄‘明知其堂兄段徽楷为匪谍，不予检举’。段沄告诉这位难友，他堂兄从大陆来台后，当他得知有人要找他和段徽楷的麻烦时，段沄写报告给彭孟缉，请彭孟缉审查段徽楷，如果有问题就依法办理。段徽楷经过三周审查，并没有问题，安然回家。此事经过一年多后，却因为段沄讲孙立人好话，而被诬陷。”
三十多年后，曾心仪访问当年在狱难友后的结语是：“段沄担任台湾防卫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其所负的任务是每周要参加权力核心人士的会报，在会中报告孙立人的一言一行。当时包括彭孟缉、周至柔等人总是骂孙立人有美国人支持他，要取代蒋介石。段沄根据他对孙立人的观察，觉得孙立人忠于国家、忠于蒋介石，并没有卖身投靠美国人。段沄据实说出对孙立人的观察，竟为自己惹来杀身之祸，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事。在被处决以前，他觉得自己和两位兄长被逮捕下狱很冤枉，对起诉书的指控更是愤慨。但是，他认为仅以起诉书所指控的‘知匪不报’罪嫌，也不至于判刑，因此被囚期间，段沄一直自以为没事。”“没想到却在1954年农历春节的清晨，被前来押人的宪兵五花大绑，才得知被判死刑，当即就被押往刑场处决。”“照情治人员的说法，段沄是匪方要‘策反’的对象，结果却变成他犯了‘知匪不报’、‘叛乱’罪而遭极刑。与段坛同关在一起的难友说，军事审判根本就是骗人的。等要拖出去枪毙时，才知道被判了死刑，毫无求生的机会。”“段沄案是国民党集团残酷、无人性的又一个缩影。国民党集团对孙立人将军又嫉又恨，甚至安排段沄当副司令来监视、陷害孙立人总司令。段沄被捕下狱后，对难友说：‘我没有做违背良心的报告，这是我引以自豪的事。’国民党集团的残酷、无人性，不仅表现在它安排段沄陷害孙立人、不仅表现在段沄说实话而对他进行致命的报复，也表现在它抹杀亲情，用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互相往对方套上死亡的绳索。”
由此可见，段沄虽然在《历年办理匪案汇编》中名登黑榜并伏尸法场，但是，一经“个案详追”，也纯粹是一大冤狱！
第二辑第四案“苏俄国家政治保安部潜台间谍汪声和李朋等外患叛乱案”，“侦破时间”是“三十九年3月1日”，其中死刑者有李朋（32岁）、汪声和（31岁）、裴俊（28岁）、廖凤娥（27岁）。书中“案情摘要”节中，有关于黄氏姐妹部分说：“黄珏、黄正为同胞姐妹，湖南人，其父黄维国追随程逆潜甚久，并与陈逆明仁友善。其母吴家瑛，曾任湘省议员，民国初年与毛泽东等均为活跃人物。毛并曾遨其参加当时之‘新民学会’。政治关系至为复杂。三十八年（1949）战事逆转黄维国观望大局期中，吴家瑛偕女黄珏于8月中旬来台，在台北逗留半月复返广州与黄维国联络。至中秋前夕再来台湾，形迹诡秘。黄氏姐妹均为金陵女大学生，在校时至为活跃。其姐曾任同学会主席。三十五年9月，在京初识李朋，李追求黄珏甚力。三十八年（1949）黄女寄读广州中山大学时，李亦派粤工作，交往益密，并拜吴氏为义母。故其母女来台经过均与李朋保持联络，李于来台前，黄母曾嘱其购买大批日用品，李均照办。黄正系于三十八年（1949）7月1日来台，任台湾防卫部女生指导处上尉指导员。住屏东孙立人司令官舍，担任秘书工作。黄珏来台后，亦经其妹介绍，任该部女青年大队儿童福利组少校主任。李朋抵台之初，即携在港所购日用品及衣饰等，前往屏东赠送黄女，借机刺探军情。黄氏姐妹未经核准即携李某参观女青年大队，并告陆军训练情形。其后复介绍谒见孙立人，因而结识孙之随从副官陈良埙、炮兵团团长李威廉、卫生处长徐嗣兴暨其他军官多人。得以参观各有关机构，搜集军事情报，转报俄方。”
1989年后，黄氏姐妹中妹妹黄正写《六月雪》回忆：“那李朋是中央通讯社的资深记者，美国《时代周刊》的特派员，中央通讯社不知他是俄谍，我们两个小女子又何能知情，他当记者的人到处跑新闻是他的事，与我们有何相干。是的，他曾追求黄珏。南京金陵女大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子，而黄珏算是最漂亮中间的一个，追她的人很多，她从不得罪谁。”可是，就凭你漂亮被人追、就因为要整孙立人的人，十年牢狱之灾就临到她们头上。试看她们被诱供、陷害经过：
有天下午林处长却突然把我叫去他的办公室，他一向是位面善心和的好人，这天却铁青着脸，也不叫我坐，就对我吼道：
“你与孙总司令已经有了关系，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是不是？老老实实的说出来。”
我像突然被人掴了一记大耳光，只觉耳聋目眩，我听到我自己的心在啜泣，但我仍镇静的回说没有。因我的绝对否认，他很生气，硬说我有，还要送我去检查，我看得出他是奉命来这一绝招的，因他像在壮他自己胆似的，拍着茶几对我穷吼。我不禁痛哭起来，他吼够了就让我回房去了。
姐姐在房内只听到林处长在吼些什么，而我则在歇斯底里的痛哭，见我进来忙抱着我问道：“他们是不是打了你？有没有打你？”我哭泣道：“没有打我，幸亏没有打我，毛姐，你知道我最怕痛，若打我定会认了。”我把事情说给姐姐听，在旁的胡小姐叹口气道：“也不知他们怎么搞的，难怪李朋听说黄正也抓来了就哭了，他说你们怎么把个傻丫头也抓来了。”胡小姐她总算心中不平，漏了一点话出来。但我不相信李朋会哭，但后来我也相信了，因为他们曾用很多的辣椒水从他鼻孔内灌进去，给他上老虎凳更是常事，保安司令部对他们的刑求毫不觉得有掩盖保密的必要。
……
中门又打开了，叫我进去，仍是问一样的话：
第一，介绍李朋见高级长官。我说没有，听说他自己有中央通讯社社长的介绍信去见孙司令官的，因他告诉孙司令官我去女生大队上班未穿制服，孙司令官回来讲了我一顿，才知道他去见了司令官。第二，曾带李朋去察看了炮兵团。答：炮兵团在哪一方我都不知道。第三，带李朋去参观了女生大队。答：我去上班时，他已跟着大队长在参观。问：你上面所说全属实吗？答：是的。这就叫我上去签字。平日法官问过话，都要我们先把口供看过再签字，但这次法官并未如此做，只是给我看了最后的一张纸上写了两行字的；问：你上面所说全属实吗？答：是的。法官就指着旁边一点的地方，教我在那儿签字。当时我有点奇怪，但想想反正每次都差不多，当然不必看了，所以就签了字，出来问黄珏，她也不曾看口供，问的也都是一样。我们以为这样总是完事了，可以回家了，但我们仍是回到了保安司令部的那小房间里。这样折腾了半年，已是9月了，一日下午，突然有人来通知我们回家去，我们很高兴的带着我们的衣被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那车子转弯抹角的在一小巷里的小门前停下，司机带我们进到一小厅内，又把我们的东西都从车上搬了进来，他一言不发就要走了。我们忙跟在他后面问道：“你不是说送我们回家的吗？”
“他们会送的。”司机说完掉头就跑了。
我们呆坐在那一切都很陌生的小厅内，有几个人正在中间的桌上吃饭，后来有个人吃完了，站起来道：
“两位小姐进来一下。”他带我们去一门后的小房间内，要我们把头上的发夹，制服上的肩章都拆下来，还有手表戒指，他说他们会好好替我们保管的。这时我们有些感到不妙了，就问他为什么还不送我们回家，他说：“你们的公事还没有下来，委屈两位在这儿等几天。”我们掉头看见一张铁门，已有人开了铁门，那人领我们走到最后一间房门前，用大钥匙开了门要我们进去，那小房内已经有三个年轻的妇女坐在地，看守把我们推了进去就把门关了。我们就那样的落入了愁惨的五里雾里。整夜我和姐姐都紧紧的抱在一起，对我们自己的存在已深感怀疑，天刚蒙蒙亮，听到他们放人出去洗脸，我的心已粉碎。我们吃不下、睡不着，形容枯槁，心焦力瘁的，拖了个多月，才被一位法官叫出去。那法官告诉我们，现在我们是在保密局，总算很平安了，因为只被判了过失泄露军机罪，判刑十年有期徒刑，本来判十年只要坐一年，但现在总统已下令，判十年就要坐十年，那法官还安慰我们道：“不要紧，我们也都知道保安司令部在胡来，毛先生在想办法替你们翻案。”现在想来，他也只是哄我们的，也真谢谢他这么哄着我们，否则想到要十年之后才能出去，只怕也活不下去了。
那监牢是日本人在时盖的，不大，大概二十个房间的样子，很清洁，房内虽不是榻榻米，但仍要在门外脱鞋。后来我发觉门外放着的马靴，就是凤山陆军军官穿的那种靴子竟愈来愈多，有天那法官还开玩笑的说：“咱们这儿已快成陆军总部的招待所了。”到年底，保密局把我们送去桃园县长家的后院住着，那儿被称为“天牢”，因为坐天牢里的人都是不能被公开的，后来孙立人麾下的新一军军长李鸿、师长陈鸣人、团长彭克立，还有好几位校级军官，都来了，反正可以说新一军在此全军覆没。
1954年吧，《新生报》上登了一则新闻，说中央电影公司拍了一部电影名《歧路》，是描述国际间谍及黄氏姐妹的，我和姐姐看到这则新闻很感不安与沮丧，那些看守先生都赶到南崁镇上去看这影片，回来都告诉我们，那全是胡扯，与我们是不相干的，劝我们不要为此烦恼。但后来又有一阵子，看守长突然不给我们报纸看了，我和姐姐又紧张了起来，只怕又是拍了什么电影了，问看守长，他只是沉默不语，有天晚上站在园门外的卫士在为孙立人的事件大发议论，晚上很静，两个年轻的阿兵哥谈得忘记了那里面有孙将军的新一军在内，李鸿、陈鸣人听了当然深为关切，他们问看守，看守职责在身，只有支吾着，凑巧李鸿买了一包小鱼干，包小鱼干的报纸上竟有惊心怵目的孙立人的兵变事件，以后看守长也懒得禁报了。孙案结束后不久，李鸿的太太和他们的儿子倒释放了，那儿子还是在监牢中出生的。至于我和姐姐的事，仍是纹丝不动，只知道我母亲与那后来终成了我姐夫的徐嗣兴大夫不断的为我们奔走！每年都有希望获释，但结果都是一样，说公文到了总统府资料室就没了下文。这样也有好处，因为每年都有希望回家，就忘记了十年是悠悠的岁月。坏处就是因为没有定心坐下来，把时间浪费了，不曾借此好好研究学问。有位看守先生，他从张学良、汪精卫一家人看起，倒也成了世事洞明的人，常要向我和姐姐开玩笑的说：
“两位小姐唱个《六月雪》吧！”我们总是好笑，一则不会唱《六月雪》，二则6月下雪是不合科学的。我们只有眼巴巴的望着1960年3月25日到来就可回家去了，但快到3月25日了，仍不见动静，不像是会放我们的样子。但保密局深知若到期再不放我们，我姐妹俩不会疯也会傻，或者会死，这个责任他们实在负不起，而且从局长到伙夫真是上下一条心的同情我们。所以到了3月25日保密局的军法处长亲自来桃园监狱接我们去到延平南路看守所，但不再让我们住进监牢，他们刚盖了一座新的办公室，就让我们暂时在那儿住下，而且让我母亲由朋友陪着来看我们，十年不见母亲了，她苍老了很多，她不断的用手摸着我们，我们问父亲为何不来，母亲说，父亲怕伤心，宁可等我们回去了才见面，这也是说得过去的，为什么还不回家呢？因为怕总统府仍不放人，幸总统府也有江山县的朋友，就出了主意要湖南的三位长老出面来保，因为这次申请释放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三位保人指明要赵恒惕、曾宝荪、黄少谷。
赵恒惕老伯与曾宝荪阿姨总是在家，所以母亲很快就找到了他们，他们也很高兴我母亲的孩子快自由了，只是黄少谷伯伯那时是外交部长，又正有外宾来，母亲等了他一天也不得要领。幸外交部的庄景琦先生、周书楷先生他们的太太都是我们金陵女大很熟的同学，姐姐写了封信给他们，母亲找到了庄先生，庄先生找到了周先生，周先生在黄部长百忙之中找了他在保书上签了字。
我母亲高高兴兴的拿了那份救命书来看守所接我们，在她到达之前，保密局的谷正文先生告诉我们，我们的父亲已在九年前去世，要我们心理上有所准备，我们就这样昏昏沉沉的与母亲回到景美家中。那天是1960年4月9曰，我们失去自由比十年还多了两个星期。
到家后第二天，母亲即病倒在床，黄珏身心都已十分脆弱，我则脸上长了白斑，甲状腺机能亢进，两手颤抖不能自己。是六七月里吧，天气很热，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凝视着幽静的庭园，突然一阵风起就下雨了，雨点很大，声音很响，真像老天爷在泼珠子似的，再细看，那雨点竟是白色的冰雹，一下子一地全白了，大家都很惊讶，隔壁周姨妈家的下女红花，她也是三四十岁的人了，却叙小孩子似的跑来我家又叫又笑的说她一辈子也不曾见过雪，这下可看到了。台湾的气候是不可能飘雪花的，但雪雹也是雪，那《窦娥冤》中的“六月雪”一定也是冰雹，若果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的话。第二天报上也登了，说在景美、新店一带方圆多少里内，下了一场雪雹，也在6月里。
黄氏姐妹中，姐姐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坐冤狱时只有23岁；妹妹黄正金陵女子大学肄业，坐冤狱时只有21岁，两人都未婚，她们双双付出了十年青春。不过，京戏中的《六月雪》，主角窦娥最后是六月行刑、天降大雪、巡按得知、平反冤狱；可是，我们的黄氏姐妹呢？她们的十年前科，至今还正记录有案中！
黄正出狱后，辗转远赴外国；黄珏在台湾，最后执教大专，都有了归宿。年前黄珏和她儿子，还有陈良埙、谷正文诸位，到我家小坐，她应我之请，提供了她们姐妹出狱后的照片，照片背面姐姐题字——“相亲相爱一辈子”，姐妹共患难于乱世相依为命之情，传神图中、跃然纸上。
由上面四个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到：只要“个案详追”之下，就无不证实出这部《历年办理匪案汇编》，只是官样文章。虽然如此，它仍能帮助我们有查证的作用，因为它毕竟是一部“万宝囊”、一部“死”字典！有一次，我跟我的朋友蔡仲伯老大哥谈到他的案情，他大为惊讶我知道的那么多！我乃影印第二辑第二案“匪伪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郭明哲等叛乱案”四页资料给他看。他看了告诉我其中也有不实之处。我劝他写出来，但他对四十年前的往史已欲说还休。因此，他的英雄事迹，只能在这“万宝囊”、“死”字典中仅留鸿爪了。
又如第一辑第七十五案“匪闽省公安厅潜台匪谍严侨叛乱案”，我写《我最难忘的一位老师》时，尚没取得这部《历年办理匪案汇编》，所以无法查考严侨的案子，现在有了这部“万宝囊”、“死”字典，一查之下，案情便可恍然，用来补充个案的不足，十分有用。
乍看起来，这部书似乎是有点枯燥的流水账，其实就每个个案嵌进去，你不难发现惊心动魄之处，比比皆是。试看第一辑第六十一案“匪鹿窟武装基地许希宽等叛乱案”，一枪毙起人来，就浩浩荡荡二十人，这是何等场面！再看第二辑第六案“匪台中地区工委会张相哲等叛乱案”，一行人等自死刑以下，一判就是六十三人，像放榜式的，这是何等场面！
再看第二辑第六十二案“在训匪犯吴声达陈华杨慕荣等叛乱案”，32岁的杨慕荣在感化期间，“不断在看守所中，谩骂政府、诋毁元首、颂扬匪党，并于四十四年2月25日，在看守所墙壁上书写‘唯有共党才是救国救民救全世界的光’及‘共产党万岁’等反动标语两则。复经侦查起诉，并于四十四年（1955）3月28日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正呈核中，该杨某竟愍不畏法，大胆妄为，复于4月25日，在押房内书写‘誓杀仇敌血洗台湾’等反动标语，不断辱骂政府，大肆为匪宣传。乃由前保安司令部向国防部申请撤回前判，最后判处死刑。”试看这种逞口舌之快的案子，又如何违法能判人死刑？可是军法却可弹性上升，自三年而十五年、自十五年而死刑，极光怪陆离之能事，这是何等场面！
《历年办理匪案汇编》中所收的案子，都是军法审判的，从三十八年（1949）起十多年间，是鼎盛时期。1954年9月5日，《自由中国》第十一卷第五期上，曾以社论慨乎言之。《自由中国》说：
军法有两大特点。第一是秘密：秘密逮捕、秘密拘禁、秘密审讯、甚至也秘密处刑。这些秘密，并不都是于法有据，而有些秘密正是违法的。例如秘密逮捕、秘密拘禁，即违反“提审法”第二条之规定：“人民被逮捕拘禁时，其执行机关应即将逮捕拘禁之原因，以书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的亲友，至迟不得逾二十四小时。”秘密审讯，违反《军事机关审判刑事案件补充办法》第一条“凡依法应受军事审判之刑事案件，被告之配偶、直系或三亲等内旁系血亲、或家长、家属、或法定代理人，得申请为辅佐人，于审判期日到庭为法律上及事实上有利于被告之陈述”之规定。至于秘密处刑（死刑）而不宣告，更是违反法治精神的重大事件。
军法的第二个特点是不许上诉；申请复判亦以一次为限。但这个特点是有法律根据的（特种刑事诉讼条例第七条）。
以上两个特点，是军法方面一切黑幕的根源。由于秘密，就可不惧人言；由于不许上诉，就可保持生杀予夺之绝对权威。在这种情形下，军法当局如得其人，尚难保不因急事功而草菅人命；如不得人，则可为所欲为、演出滔天罪恶。也正因为如此，更使一般人对于军法界的罪恶，敢怒而不敢言，生怕触犯了像包启黄这样的军法当局而死得不明不白。不虞恐惧之自由，为现代公民应享的诸项自由之一。现状下的军法，不仅严重地威胁了这一自由，而且对于《宪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权，有时也被公然侵害！
……
秘密与黑暗，在某些方面，是有其不可分之关系的。在今天局面下，我们自不主张军法程序都要和普通司法一样公开。但我们却要郑重指出：现状下的军法程序，不必要的秘密太多了。由于这些不必要的秘密，所以像包启黄这类的人，才可以连续作恶而有所掩护。
哪些秘密是不必要的呢？大家可以想想，逮捕嫌疑犯时，不以逮捕的机关和原因告知其家属或其寄住处的户长，这是必要的吗？拘禁时，不以拘禁的地方通知其家属或其指定之亲友，这是必要的吗？这种秘密，我们实在想不出有任何理由来。有之，只是逮捕机关显示其权力之特殊而给人以恐怖而巳。秘密侦察以及审判不许旁听，这都或有必要。但审判时，上述《军事机关审判刑事案件补充办法》第1条之规定，总应该无例外地遵行。可是事实上，由于秘密逮捕、秘密拘禁，以致这一条的规定等于具文。因为被逮捕拘禁者的家属或法定代理人虽想依法申请为辅佐人到庭陈述，也不知道向哪里申请。
以上这些秘密，既不必要，而且于法无据；不仅于法无据，而且有的是违法。关于这一方面，我们郑重要求政府：切实督责军法机关严格遵守法律，不得以任何理由采取违法的秘密手段。如此，则军法机关纵有包启黄其人，也可减少其作恶的机会。
《自由中国》的立论，正确平实，但揆诸实际与实例，它就所知者少了。例如它口口声声指责国防部中将级军法局长包启黄，但包启黄一个人，在特务单位作恶移送案子过来后，又焉能接力作那么多的恶？帮他作恶的，军法处长李元簇等人，也都是罪魁祸首。如今“冤埋城阙暗，血染顶珠红”，李元簇以一代酷吏，顶珠红得发紫，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总统了，遮盖真相，更变本加厉。暗无天日的血海深仇，也只有靠我们来记取了。
为保持秘密文件原状，这部书，完全以原寸影印方式印制。读者翻阅，更有逼真之感。至于从秘密管道转来这部书的人，目前不能公布名字，书封面上的编号也要挖掉，以确保提供者的安全。虽然做了无名英雄，但仍长在我心，永存感念。
1991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