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论人物.md

#《李敖论人物》目录

• 一、我最佩服的一个国民党
• 二、五四以后的陈独秀
• 三、我最难忘的五四人物
• 四、梁实秋逝世周年感忆
• 五、梁实秋的两篇重要佚文
• 六、方神父的惊人秘密
• 七、方神父的另一惊人秘密
• 八、海隅光销二十年
• 九、为殷海光先生出书经过
• 十、《雷震研究》前言
• 十一、至今犹忆孙将军
• 十二、《孙立人研究》前言
• 十三、《孙案研究》前言
• 十四、立法院最后一位强梁
• 十五、哀胡赓年先生
• 十六、杂谈李焕
• 十七、与陈诚一席谈
• 十八、李翰祥回大陆的真正原因
• 十九、小胡白描
• 二十、哀江南
• 二一、江南论李敖“蒙难”
• 二二、对江南案李敖提出补充意见
• 二三、王企祥该打！
• 二四、黄三归来
• 二五、我最难忘的一位“上将”
• 二六、难友李世杰先生遗著序
• 二七、应把郑南榕高明光大
• 二八、刘辰旦——患难见真情的朋友
• 二九、我看许信良
• 三十、李庆华与生殖器政治
• 三一、李庆华何必自苦
• 三二、“苦苓之友”惜苦苓
• 三三、为李锡锟教授新书写序

我最佩服的一个国民党

我最佩服的一个国民党，是一个死掉的国民党，他叫蔡元培。

蔡元培生在1867年，就是淸朝同治六年。他在十七岁时当了秀才、二十三岁时当了举人、二十六岁时当了进士、二十八岁时当了翰林院编修。在旧社会里，这些纪录，是养尊处优功成名就的最好本钱，可是蔡元培却志不在此。他认为要救中国，必须抛弃旧的、迎接新的。三十五岁以后，他明显的转向革命，组织学社、编写报刊、制造炸弹……样样都来。以一个出身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抛弃他拥有的最好本钱，不去做文学侍从之臣而去干革命党，这种奇变，真是绝无仅有。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曾在日记里记述蔡元培“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谁想得到这样一个旧社会的“隽才”，居然子宫外孕，脱生怪胎，要去搞革命！

搞革命，反对家天下

蔡元培搞革命，远在革命成功十多年前就开始，他组织中国教育会，成为早期的革命团体，又组织爱国学社，有《苏报》等宣传活动，被官方搜捕、迫害。又组织光复会，作为东南各省革命志士的大本营，后来与兴中会、华兴会三合一，变为同盟会，担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主持国内革命业务。

辛亥革命成功后，蔡元培做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因为不满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决定辞职不干。蔡元培追忆这个中华民国大总统的罪恶，可盖棺论定三点，第一是“官僚”，“畏强抑弱，假公济私，口蜜腹剑，穷侈极欲，所以表官僚之黑暗也”；第二是“学究”，“天坛祀帝，小学读经，复冕之饰，行拜跪之仪，所以表学究之顽旧也”；第三是“方士”，“武庙宣誓，教院祈祷，相士贡谀，神方治疾，所以表方士之迂怪也”。袁世凯这种毛病，早在没称帝前就被蔡元培看透了。蔡元培在武昌起义后，就做过这样的预言：“袁世凯者，必不至复为曾国藩，然未必肯为华盛顿，故彼之出山，意在破坏革命军，而即藉此以自帝。”事实发展，果然不出所料。袁世凯在蔡元培眼中，既然这么不蔡又这么菜，蔡元培决心求去是必然的。1912年7月1号，袁世凯挽留蔡元培，说：“我代表四万万人，请先生打消辞意。”蔡元培回得妙：“我也代表四万万人，向大总统辞职。”蔡元培辞掉教育总长，是他对“北洋军阀”第一次表现“不合作主义”①。

1916年6月6号，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大总统，12月26号，“北洋军阀”重新拉蔡元培回北京，任命他为北京大学校长。据国民党黄季陆回忆：

蔡先生被任为北京大学的校长，他在考虑是否接受此一任命时，曾遭受同志间的反对，不赞成其前往北京。关于此事，民国八年五四运动以后，廖仲恺先生曾对人说过，当时反对最烈的是马君武先生，而总理却赞成蔡先生去。证明中山先生真有眼光和气度，使蔡先生把革命的精神传播到北方。（《蔡元培先生与国父的关系》）

可见蔡元培就任这一职务，是有党的背景的。这一背景，到了1924年1月30号，正式明显出来。这天蔡元培当选了国民党一全大会一届中央候补监委，据黄季陆回忆：

当中山先生念出蔡先生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时，会中立时有两种不同的议论：一是说蔡先生是在北京政府的势力下任北京大学的校长，他有依附军阀的嫌疑；一是批评蔡先生放纵青年学生思想左倾，仇孝非孔。一位思想偏激守旧的安徽代表张秋白并当场提出询问。中山先生报以微笑，并轻描淡写的说：“你对蔡孑民同志有误会，此事非片言所能尽，我知道他最清楚，故我有此处置。”大会对于张秋白的意见并未予以重视，因此亦未发生什么影响。

我对于提名蔡先生为候补监察委员，内心感到十分的不安和怀疑。我的不安和怀疑倒并不是因为蔡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误会他依附北方军阀和放纵青年左倾。我以为蔡先生在革命的历史和他在学术思想上的贡献，要嘛，不提他的名；要提他的名，就不应该提名他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中的邓泽如、谢持两先生，在学术界和青年人的眼光中都不及蔡先生出任监察委员恰当。我曾经以我的看法请教胡汉民、廖仲恺、戴传贤诸先生，他们的答复和我一样，对中山先生这一处置不甚明了。我和蔡先生并不熟识，他此时正在欧洲，并没有在广州出席大会，我之作如是看法，动机是于一个青年人纯真的好恶观念。有一次我很冒失的向中山先生提出我关于蔡先生出任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的意见。中山先生很委婉的说：“蔡孑民先生在北方的任务很重大，北方的政治环境与南方大不相同，他对革命的贡献是一般人不易了解的。本党此次改组不提他参加中央亦不好，使他在中央的地位太显著，对于他的工作反为不便，他不会计较这些的，我希望他由欧洲回国后仍能到北京去工作。”（同上）

黄季陆的结论是：

蔡元培先生好似是预置隐伏在北方的文化教育界的极其重要的革命棋子，亦是北方革命的播种和耕耘者，在转移风气启迪民智上发挥了重大的革命功效。他的基本是北京大学，他爆炸出来的火花是新文化运动与民国八年5月4日的学生爱国运动。这是一次真正的文化的首都革命，影响及于此后的中国历史，是无与伦比的深远。（同上）

“极其重要的革命棋子”

其实，从历史上看，蔡元培在北京作为“极其重要的革命棋子”的作用，并不是“隐伏”的，而是公开的，尤其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发表《洪水与猛兽》，主张疏导新思潮的洪水，驯伏“军阀的写照”——猛兽。这种公然的挑战，哪里还是“隐伏”的呢？

1919年的五四运动，蔡元培知道在学生方面，“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但是“在校言校，为国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所以他辞职了。“北洋军阀”大总统徐世昌慰留他，“北洋军阀”教育总长打电报给他，说“学府主持，非公莫属”，同时派人南下，接他回北京。“北洋军阀”明明知道蔡元培是来自南方的“极其重要的革命棋子”，但却如此对政敌优容，照今天的政治标准，这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大度量，“北洋军阀”如此对待政敌，真可教人比较、教人“往事只能回味”了！

这次辞职，形式上是学生肇事、校长引咎，骨子里却是蔡元培对“北洋军阀”第二次表现“不合作主义”，虽然当时在辞职启事里和文电里，他并没点破，直到三年以后，他才说出了真相：

《易经》说：“小人知进而不知退”，我国近年来有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而且退的举动，并不但是消极的免些纠纷，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势力，当民国七年南北和议将开的时候，北京有一个和平期成会，我也充作会员，会员里面有好几位任北方代表的，中有一位某君在会中发言道：“诸君知道辛亥革命，清室何以倒得这样快，唯一的原因，是清朝末年，大家知北京政府绝无希望，激烈点的固然到南方去做革命运动，就是和平点的也陆续去北京，那时的北京几乎没有一个有智识有能力的人，所以革命军一起，袁项城一进京，清室就（如）同‘摧枯拉朽’的倒了，现在的政府也快到末日了，且看它觉悟了没有，若是这一次它还不肯开诚布公与南方协议，那就没有希望了，我们至少应该相率离京，并家眷也同去。”我那时候听了这一番话，很为感动，当时的坏人，大抵是一无所能的居多，偶有所能，也是不适于时势的，他所以对付时局，全靠着一班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替他在衙署里面办财政、办外交等等，替他文化事业上装饰品，除了这几项外，他还有什么维持的能力呢？当所以这班胥吏式的学者，只（要）有饭吃、有钱拿，无论什么东西都替他做工具，如俗语说的“有奶便是娘”的样子，实在是“助纣为虐”，他们的罪，比当局的坏人还多一点儿。

八年的春季，华北欧美同学会在清华学校开会，有一部分会员提出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在会场上通过，我那时就问他们：“我们提出去了，万一政府竟置之不理，我们怎样，我个人的意思，要是我们但为发表意见，同新闻记者的社论一样，那就不必说了；若是求有点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我那时候就缕述某君的话告大家，并且申说现在政府哪一个机关能离掉留学生，若留学生相率辞职，政府当得起么？”此是我第一次宣传某君的名言……

一次又一次的不合作主义

蔡元培在五四运动后辞职，显然是在亲自实行“某君的名言”。关于蔡元培在欧美同学会上的谈话细节，胡适曾有记述：

当民国八年三四月间，欧美留学生在清华园开了三天的大会。那时正当安福部横行无忌的时候，一班西洋留学生稍有天良的，都还想有所努力，所以大会中推举了几个人，组织一个“政治主张起草委员会”，拟了一个很详细的政纲，一条一条的报告出来，都通过了，最后有一位先生——似乎是张伯苓先生——起来问道：“假如政府不睬我们的主张，仍旧这样腐败下去，我们又怎么办呢？”那时大家面面相覷，都没有话了。蔡先生起来说：“将来总有一日实在黑暗得太不像样了，一班稍有人心稍微自爱的人实在忍无可忍了，只好抛弃各人的官位差使，相率离开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也就要倒了。”这句话虽不是正式的议案，却可以表示蔡先生在安福时代的态度。后来过了一个多月，巴黎和会的恶消息传来，那班有官位差使的留学生们始终没有举动，——有几个大胆说话的，如华南圭等，都被安福部降调出去了，——然而少年的国内学生却大动了。于是有五四之举、有六三之祸，直到全国罢市，曹陆章免职，以后方才逐渐收束。（《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

林语堂也有记述：

讲到五四运动，蔡先生给我极深的印象。……那时我在清华教书。北京诸大学教职员在清华开会。会场当然有不少激昂慷慨是可忍孰不可忍的陈词论调。但是激昂演说便如何，不外发个通电罢了。那时蔡先生雍容静穆的起立，声音低微的说：“我们这样抗议，有什么用处？应该全体总辞职。”那天晚上，蔡校长实行主张，一人静悄悄的乘津浦铁路火车南下了。（《想念蔡元培先生》）

这些记述，使我们完整了解蔡元培对“北洋军阀”第二次表现“不合作主义”的真相。

第二次表现“不合作主义”以后，蔡元培对“某君的名言”，宣传得非常起劲，他在1922年回忆：

去年春假，教职员联席会议，因教育经费没有着落，请八校校长出席发表意见。我从前一年从欧美回来不久即进病院，这一回算是第一次出席联席会议，我那时声明我的意见：说是教育经费不发，教职员无论为教课上进行障碍，或个人生计困难，止须向校长辞职，若教员辞职多了，校长当然向政府辞职，我想这种辞职的效力，要比罢课包围教育当局还大得多，也缕述某君的一番话备他们参考，这是我第二次宣传某君的名言，但是我个人性质，是曾经吴君稚晖品评过，叫做“律己不苟而对人绝对放任”，我自己反省起来，觉得他的品评是很不错，我对于某君的名言，虽然是极端佩服，但是除前说两次宣传外，偶然于谈话时传述过几次，却从没有用这种主张向何等人作积极的运动，不过自己向这个方面准备，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说多少不愿说的话、看多少不愿看的信，想腾出一两点钟看看书，竟做不到了，实在苦痛极了。而这个职务，又适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机关所在的地方，止见他们一天一天的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的有无；阁员的位置，秉军阀的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只计利害；不要人格，只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我们的责任，在指导青年，在这种恶浊空气里面，要替这几千青年保险，教他们不致受外界的传染，我自忖实在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早早想脱离关系，让别个能力较大的人来担任这个保险的任务。

这些回忆，说明了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是蓄意已久了；他“以去就为抗议”的信念，早就储备了。这种蓄意与储备，终于在“罗文幹案”爆发出来。

“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

罗文幹是1922年9月19到11月29日的财政总长，也在北京大学教书，他的人格，为蔡元培所深信。在政治斗争中，他被冤枉、被捕。当年“北洋军阀”还没学会控制司法，所以司法方面，不买政府的账，把罗文幹放了。罗文幹在1923年1月15号出狱，四天以后，国务院居然开会，由教育总长彭允彝提案，做成决议，再把罗文幹逮起来。1月17号，蔡元培决定只身斗军阀，第三次表现“不合作主义”，他递了辞呈。义正辞严，全文如下：

为呈请辞职事：窃元培承乏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虽职有专司，然国家大政所关、人格所在，亦不敢放弃国民天职，漠然坐视。数月以来，报章所记、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中国。国人十年以来最希望之司法独立，乃行政中枢竟以威权干涉而推翻之。最可异者，钧座尊重司法独立之命令朝下，而身为教育最高行政长官之彭允彝，即于同日为干涉司法独立与蹂躏人权之提议，且已正式通过国务会议。似此行为，士林痛恨！佥谓彭允彝此次自告奋勇，侵越权限，无非为欲见好于一般政客，以为交换同意票之条件耳。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唯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谨此呈请辞职，迅予派员接替，立卸仔肩。此呈。

同时他在各报登了启事，当年“北洋军阀”还没学会控制报纸，所以报纸方面，允许他登出这样臭政府的文字：

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这件事的内情，蔡元培也有详细的说明：

五四风潮以后，我鉴于为一个校长去留的问题，生了许多的枝节，我虽然抱了必退的决心，终不愿为一人缘故牵动学校，所以近年来在校中设各种机关，完全以诸位教授为中坚，绝不致因为校长问题发生什么危险了。

到现在布置得如此妥当，我本来随时可以告退，不过为校中同人感情的牵率，预备到学期假中设法脱离，不意有彭允彝提出罗案再议的事件，教我忍无可忍，不得不立刻告退了，罗案初起，我深恶吴景濂、张伯烈的阴恶，因为他们为倒阁起见，尽可用弹劾质问的手续，何以重耍不法行为，对于未曾证明有罪的人剥夺他的自由，我且深怪黎总统办事的糊涂，受一两个人的胁迫，对于未曾证明有罪的人草草下令逮捕，与前年受张勋胁迫下令解散国会实在是同一糊涂，我那时候觉得北京住不得了，我的要退的意思已经很急迫了，但是，那时候，这个案已交法庭，只要法庭能依法办理，他们倒阁的目的已达，不再有干涉司法的举动，或者于法律保障人权主义，经一番顿挫，可以格外昭明一点，不妨看它一看，现在法庭果然依法办理，宣告不起诉理由了，而国务院乃竟提出再议的请求，又立刻剥夺未曾证明有罪的人的自由，重行逮捕，而提出者，又非司法当局，而为我的职务上天天有关系的教育当局，我不管他们打官话打得什么样圆滑，我总觉得提出者的人格是我不能再与为伍的，我所以不能再忍而立刻告退了。

愤然抗议

蔡元培的辞职举动，引起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对他的声援，胡适在《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里写道：

他这次单借彭允彝的事为去职的口实，似乎只是孔夫子“欲以微罪行”的传统观念；蔡先生虽不信孔教，但他受孔教的影响甚深，是不可讳的。但他的呈文也明明说出：

数月以来，报章所记、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国中，

他又说：

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

这是他愤然抗议的本意。我们赞成蔡先生此次的举动，也只是赞成这点大声主持正谊，“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的精神。

我这几天病中读了两部很刺激脑筋的书：一部是《学海类编》里的《东林始末》，一部是《艺海珠尘》里的《社事始末》。这两部书都可帮助我证明我的一个通则：“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和主持正谊的责任必定落在知识阶级的肩膊上。”东汉末年的太学生、两宋的太学生、明末的东林和复社几社，都是如此的。中年的智识阶级不肯出头，所以少年的学生来替他们出头了；中年的智识阶级不敢开口，所以少年的学生来替他们开口了。现在大家往往责备各省的学生干涉政治，酿成学潮；殊不知少年学生所以干政，正因为中年的智识阶级缩头袖手不肯干政。故安徽学生赶走李兆珍，包围省议会，酿成姜周流血之案，此正是安徽中年智识阶级的羞耻。故江苏学生包围省议会，赶跑议员，此正是江苏中年智识阶级的羞耻。故五四与六三之大牺牲，正是全国中年智识阶级的奇耻。北京的教育界，连年疲精力于经费问题；在多数国人的眼里，北京教育界久已和“金钱”“饭碗”等字结了不解之缘了。在这个时候，教育界的老将蔡先生忽然提出这种正义的抗议；对于“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作悲愤的抗议。我们猜想，他的抗议不过是履行他四年前“稍有人心、稍微自爱的人到了忍无可忍之时，只好抛弃各人的官位差使，相率离开北京政府”的决心。我们可以断定，他绝不愿青年学子因此废学辍业的。所以他毅然决然的一个人奉身而退，不愿意牵动学校，更不愿意牵动学生。但他这一次的抗议，确然可以促进全国国民的反省，确然可以电化我们久已麻木不仁的感觉力。明末倪元璐论东林之事，曾说：

天下之议论，宁涉假借，而必不可不归于名义。士人之行已，宁任矫激，而必不可不准诸廉隅。自以“假借”“矫激”深咎前人，而彪虎之徒公然毁裂廉隅，背叛名教矣。连篇颁德，匝地生祠。夫颂德不已，必将劝进；生祠不已，必且嵩呼。而人犹宽之曰，“无可奈何”！嗟夫，充一无可奈何之心，又将何所不至哉？

眼前也许有讥蔡先生此举为“矫激”的。我们要套倪元璐的话替他答辩道：

士人之行已，宁任矫激，而必不可不准诸廉隅。今日廉隅毁裂已净尽，故有光园之拜寿、有红罗厂之卖身，拜寿不已，必至于劝进；卖身尚为之，何有于卖国。宜乎蔡先生之奉身而退，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也。

在另一篇《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里，胡适有更详细的评述：

1月20日，蔡元培有一篇很明白痛切的宣言（见《努力》第三十九期附录）。《北京晨报》给它加上了一个很确当的标题，叫做《蔡元培之“不合作主义”》；并且加上了一条短评，说：

记者就此篇宣言观之，则蔡氏欲以不合作主义（Noncoorperation）打破今日之恶人政治。此与印度甘地（Gandhi）抵抗英国政府之方法，完全相同，但未审蔡氏之主张，能如甘地风靡印度否耳。

《晨报》的见解，我们觉得很不错。蔡先生这一次的举动，确可以称为“不合作主义”。因为他很明白的指出，当局的坏人所以对付时局，全靠着一班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助纣为虐”；正义的主张者，若求有点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这是很沉痛的控诉：控诉一切只认得“有奶便是娘”的学者、官吏、新闻家，指出他们“助纣为虐”的罪，“比当局的坏人还多一点儿”。

但是他究竟是一个“律己不苟而对人则绝对放任”的人；他不能像印度甘地那样的做积极的运动，他只能为自己向这个方向做准备。他现在不能再忍而走了，他只留下了一篇很沉痛的控诉文字。一方面控诉“不要人格，只要权利”的当局坏人，一方面控诉“有奶便是娘”的无数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他已起诉了！他提出的证据是眼前的现状，他指定的法庭是我们各人的良心。

印度是个宗教的国家，甘地已成了一个爱国的教主，故甘地的不合作主义可以“风靡印度”。在这个混浊黑暗无耻的国家里，在这个怯懦不爱自由的民族里，蔡先生的不合作主义是不会成功的。况且印度人对英国的反抗，目标很简单、旗帜很鲜明，正如中国前年的抵制日货，容易使人了解，所以能有暂时风靡印度的功效。中国今日的问题，却是内政的问题，远不如外交问题那样简单了。我们认为公敌的人，却有人赶着叫干爹、叫老板。我们认为应该毁灭的制度，却是许多人的财源和饭碗。所以我们可以预料蔡先生的不合作主义是绝不会风靡全国的。

然而正因为这个国家太混浊黑暗了、正因为这个民族太怯懦无耻不爱自由了，所以不可不有蔡先生这种正谊的呼声，时时起来、不断的起来，使我们反省、使我们“难为情”、使我们“不好过”。倘使这点“难为情”“不好过”的感觉都没有，那就真成了死症了！

是消极吗？

由于当时陈独秀在《向导》第十七期上，激烈批评蔡元培的辞职举动，说那是“消极的、非民众的观念”，要“如防鼠疫霍乱一样，日夜防御蔡校长之消极的不合作主义侵入思想界”，胡适又加写了一篇《蔡元培是消极吗？》支持蔡元培，胡适说：

独秀那篇文章里论“不合作主义”本身是消极的态度一层，已有渊泉在2月1日的《晨报》上答复了。渊泉引印度甘地的不合作主义的八种涵义，来说明“他们所谓不字，是含有积极的进取的精神，绝不止消极的否定的意味”。渊泉又指出“劳动阶级的罢工，也是一种不合作主义的表现”。这一层我们很以为然。

我以为我们对于蔡先生此次抗议的行为，应该分三方面观察：第一，须认明这是蔡先生个人的性情的表现；第二，然后批评这种态度错不错；第三，然后讨论他的宣言在中国社会上可发生的影响。

在他个人方面，我们平日知道他的，都该承认他确不是完全消极的人。他的行为，有时类似消极，然而总含有积极的意味。五六年前，他提倡进德会，会中有“三不主义”到“七不主义”，这是很像消极的。然而他所以提倡这个会的本意却只是“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一句话。他的宣言里说，“退的举动，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势力”；又说，“若求有点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这两句话都只是说，“有所不为，然后可以有为”。这是蔡先生平人一贯的精神。

其次，他这个态度究竟错不错呢？我们认为不错。“有所不为”一句话含有两层意义，两层都是积极的。第一，“有所不为”是尊重自己的人格。“不降志，不辱身”，不肯把人格拖下罪恶里去。这种狂狷的精神是一切人格修养的基础。第二，“有所不为”是一种牺牲的精神，为要做人而钱有所不取、为要做人而官有所不做、为要做人而兽性的欲望有所不得不制裁、为要做人而饭碗有所不得不摔破：这都是一种牺牲的精神。蔡先生举的例是“若求有点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其实这个公式可以扩大成“若求有X，至少要有牺牲g的决心”。这个g，是无定的：也许是金钱、也许是饭碗、也许是生命！所以我们说蔡先生这个态度是不错的。

最后，我们可以讨论这种抗议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好不好。独秀怕他“为恶浊政治延长寿命”，我们以为独秀未免太过虑了。蔡先生的抗议在积极方面能使一个病废的胡适出来努力，而在消极方面绝不会使一个奋斗的陈独秀退向怯懦的路上去！我在上期曾说：

然而正因为这个国家太混浊黑暗了，正因为这个民族太怯懦无耻不爱自由了，所以不可不有蔡先生这种正谊的呼声，时时起来、不断的起来，使我们反省、使我们“难为情”、使我们“不好过”。

这个意思，我始终认为不错。现在我们如果希望打倒恶浊的政治，组织固是要紧，民众固是要紧，然而蔡先生这种“有所不为”的正谊呼声更是要紧。为什么呢？我们不记得这二十年的政治运动史吗？当前清末年，政府用威权来杀戮志士，然而志士愈杀愈多、革命党愈杀愈多。自从袁世凯以来，政府专用金钱来收买政客，十年的工夫，遂使猪仔遍于国中，而“志士”一个名词竟久已不见经传了！新文化、学生运动、安那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一不可作猪仔之敲门砖！今天谈安那其，明天不妨捧小政客；今天谈共产主义，明天又不妨作教育次长！大家生在这个猪仔世界之中，久而不闻猪臊气味，也就以为“猪仔”是人生本分，而卖身拜寿真不足为奇了！

在这个猪仔世界里，民众固不用谈起，组织也不可靠，还应该先提倡蔡先生这种抗议的精神，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为要做人而有所不为的牺牲精神。先要人不肯做猪仔，然后可以打破这个猪仔的政治！

胡适一方面替蔡元培辩护，一方面主张大家不要再挽留蔡元培，“蔡先生是挽留不住了的；我们不如承认他的决心，体贴他抗议而去的精神；我们只能希望他能以自由个人的地位，继续作谋政治清明的奋斗。”

辞职的反响

另一方面，胡适主张“彭允彝是不能不去的。这一个无耻的政客本不值得教育界全体的攻击；但事到如今，可不同了。教育界攻击彭允彝，并不是攻击他本身，乃是攻击他所代表的东西。第一，彭允彝代表‘无耻’。第二，彭允彝代表政府与国会要用维持一个无耻的政客来‘整饬学风’的荒谬态度”。很快的，驱逐彭允彝运动便由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展开来。1月25号，国立北京高师、医专、美专、工专四校校长呈请辞职，北京国立八校学生联合会会议通电全国，公开不承认彭允彝是教育总长。被蔡元培批评“办事糊涂”的大总统黎元洪，在1月29号慰留彭允彝，彭允彝在1月30号也就遵命到职。2月1号，北京国立八校评议会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不接受彭允彝署名的公文。2月4号，北京学生街头演说抗议。2月9号，政府下令整顿学风，派出大量警察。3月3号，学生联合会会议通电全国，开始否认国会和反对政府；各团体联合会也开紧急会议，决议反对政府。8月15号，全国学生联合会评议会决议请孙中山组织政府执行总统职权并打倒军阀等案。……到了9月4号，彭允彝终于下台。“教育界攻击彭允彝，并不是攻击他本身，乃是攻击他所代表的东西”；彭允彝下台，并不是他下台，乃是他所代表的东西的下台。

蔡元培这次辞职，同样得到“北洋军阀”的慰留，大总统黎元洪请他“勉仰高怀，北来视事”。和上次一样的，“北洋军阀”明明知道蔡元培是来自南方的“极其重要的革命棋子”，但却如此对政敌优容，照今天的政治标准，这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大度量，“北洋军阀”如此对待政敌，真可教人比较、教人“往事只能回味”了！

由于蔡元培不肯“北来视事”，“北洋军阀”仍旧为他虚位以待，校长职务，遂由另一个国民党蒋梦麟代理。直到三年半后的7月8号，蔡元培的第四次表现“不合作主义”为止。

他们为什么这样大度优容国民党呢？

蔡元培第四次“不合作主义”的第二天，“北洋军阀”就听到南方的“北伐”号角。号角声里，蔡元培是浙江政治分会委员。“北洋军阀”再也没机会优容国民党了、“北洋军阀”再也没机会尊敬知识分子了、“北洋军阀”再也没机会呈现大度量给政敌了。——因为他们的政敌，已经不给他们机会了！

蔡元培当“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大学校长，自1916年12月26号，到1926年7月8号，前后十年之久，其间历经“北洋军阀”大总统五人、“北洋军阀”临时执政一人、“北洋军阀”摄政二人、“北洋军阀”内阁总理三十人。“北洋军阀”，照后来宣传家所描写的，既然都是“张大帅”型的坏蛋，他们为什么这样大度优容国民党呢？“北洋军阀”当年太笨，还没学会组党专政，所以他们没有党，自然没有党外人士，国民党当年是被迫害阶级，他们相当于党外人士，可是因为别人没有党，当时的党外人士该叫党内人士。“北洋军阀”自己十年间争权夺利、走马换将，可是不论怎么争夺、怎么走换，他们居然让党内人士负责他们的教育、负责他们的大学，这种“张大帅”，不是太不小气了吗？后来的宣传家，整天那样小气的丑化“北洋军阀”，这是不太不公道了吗？

在《蒋总统集》第二册的1798页下，可以看到一篇《教育与革命建国的关系》，其中说：“大家知道，自民国元年以来，我们国家的教育，就大半都是由本党同志负责的。尤其是蔡先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继之者蒋梦麟先生，一直到抗战胜利时民国三十四年为止，这个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都是由本党同志负责的。”可见在“国家的教育”和“中国最高学府”方面，要“北洋军阀”对历史负责，是绝对冤枉的、绝对不公道的。

《中央日报》开始攻击他

“不合作主义”一词，虽在中国是西化产品，但求之古人，也不乏轨迹可寻。后汉开国的光武帝，是中国水准最高的皇帝。他出身太学，知道民间疾苦，也知道气节与知识分子的重要。他推崇不合作的知识分子，不论生死，都不例外：卓茂、谯玄不跟王莽合作，他推崇他们；但严光不同他自己合作，他也照样推崇不误，仍让严光把脚放在皇帝的肚皮上、仍让严光咄咄逼人。蔡元培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以一个人、一介匹夫、一个国民党员，面对千千万万武人和武人卵翼的文人势力，先后四次表现“不合作主义”，一方面，固然全靠他地位、人格和大勇无畏条件；另一方面，“北洋军阀”的有古人风，自然也是相对条件。试问现在的政治人物、政治集团，有谁有度量把教育部长、大学校长开放给挖他墙脚的异己呢？有谁有气魄这样欣赏政敌、礼遇政敌呢？

蔡元培在国民党从反对党变成当权派以后，只做中央研究院院长，不肯干监察院院长。这表示他的“不合作主义”，已经开始适用到“北洋军阀”以外的对象。1931年起，国民党《中央日报》开始攻击他，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开始谴责他。1937年抗战开始，他只肯去香港，不肯去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在的地方。1940年3月5号，他以七十四岁年纪死在香港埋骨在荒坟一角，石板已裂，香台早歪，比起七星山上肯做监察院长的于右任豪华大墓，寒酸得不成样子。这一对比，也正是衡量国民党政治度量衡的最佳范例。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RobertFrost）说：“我年轻时不敢做急进派，因为怕年老时变成保守派（Ineverdaredberadicalwhenyoung/Forfearitwouldmakemeconservativewhenold.）。”法国文学家弗朗斯（AnatoleFrance），描写过一个革命党：年轻时意气昂扬，是急进派；年老后却暮气沉沉，变成保守派。有一天，一群学生在街上游行，他竟看不惯了，竟大叫：“秩序，秩序！警察在哪儿？”在芸芸众生中，这种愈老愈浑蛋的现象太多了、太多了，但蔡元培是一个例外。蔡元培年轻时是一个保守派，年纪大了，却愈来愈急进，急进得使他的衮衮同年和赫赫同志都跟不上。这样的风范人物，不但是清朝遗老所无，也是国民党大员所仅有。在他死后四十多年写这篇文字，真教人愈写愈悲愤。

1981年4月12日

①蔡元培辞教育总长原呈如下：

为呈请辞职事。元培迂愚无状。猥承任命。承乏国务院。两月于兹矣。以大总统之英明。唐总理之同志。谬谓追随其间。尚能竭千虑之一得。以贡献于民国。不图理想与事实。积不相容。受事以来。旅进旅退。毫不能有所裨益。始信国务重大。诚非迂愚如元培者。所能胜任。屡欲提议辞职。而国务院为有机体。国务院中之一员。不得有单独行动之自由。牵率因循。负戾滋重。今值总理辞职。国务院当然解散。元培窃愿还我初服。自审所能。在社会一方面。尽国民一分子之责任。以赎二月来负职之罪。为此呈请辞职伏乞照准谨呈。

袁世凯“批教育总长蔡元培辞职呈”原文如下：

来呈阅悉。该总长道德高尚。学问湛深。夙所敬佩。当此时局艰难。该总长素以爱国为前提。则此外之得失是非。皆可勿计。前经面请辞职。当已再三慰留。至唐总理因病去职。于政治上本无关系。万望念国民付托之重。与士类企望之殷。勉抑高怀。同扶大局。安危所系。披沥言之。

五四以后的陈独秀

陈独秀是《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他是总司令。当时提倡“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陈独秀不但喊出这种口号，并且主张“应当拿英美做榜样”。1919年11月2日，他在“实行民治的基础”中就这样倡议过。说“军人、官僚、政客，是中国的三害。……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中国一线光明的希望，就是许多明白有良心的人，想冲出这三害的重围，另造一种新世界；这新世界的指南针，就是唤醒老百姓，都提起脚来同走‘实行民治’这一条路。”而“民治主义”的意义，就是民主（Democracy）。

但是，如何实行民主，他摸索的结果，在1920年9月1日写《谈政治》一文中，却有这样的答案：“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于是，在这种宣示下，陈独秀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他认为这是走向民主的不二法门。这时他四十一岁。

十年过去了，又十年过去了，为了坚持理想，陈独秀被共产党开除、被国民党下狱、被“托派”、“自己人”排挤。另外，他的两个儿子，二十九岁的陈延年和二十六岁的陈乔年，也因革命被蒋介石枪决了。虽然众叛亲离，但是，陈独秀却说他“绝对不怕孤立”。虽困处四川江津，一直受国民党特务监视，但是他气概不衰，他说他只注意“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最石破天惊的，是在他死前一年，1941年，以六十二岁的老头子，表示要“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他列了一张对照表，在英美民主制栏下：“（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内）……发布竞选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的要求，因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等的讨论争辩。（二）无法院命令不得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但在俄德意的法西斯制栏下，却是：“（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三）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五）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他结论说：“每个康民尼斯特（指共产党）看了这张表，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的民主吗？”陈独秀的最后结论是：“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

在这些“最后见解”中，我们清楚看到陈独秀又回归他五四时代“应当拿英美做榜样”的老路。彭述之《悼陈独秀》一文中骂他“有始无终”，其实陈独秀的可贵，正在他有始有终，他始于英美式民主、终于英美式民主，他在中间一段流水二十年，最后行云深处，却停云文就，为中国指出最后的方向，看山水又是山水了，陈独秀的可贵啊，正在这里！

1989年5月3日

我最难忘的五四人物

五四距今七十年。固一世之雄也的五四人物，多已作古，我们已经见不到了。而我个人，却因在做中学生时代就认识了胡适，得以亲承。每每难忘，颇值一述。

胡适和我有多次通信和见面，据姚从吾说，胡适是以待罗尔纲的态度来待李敖的，对李敖期许之深，可以想见。虽然如此，我并不因私谊而影响我对胡适的肯定与否定。胡适晚年，很喜欢引用清朝学者李塨（恕谷）的一段话：“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意思是说，交朋友的目的在造成自己生前的势力；但是寻找知己与接班人的目的却在造成自己身后的势力。胡适引用这段话的心意，我想和他个人的遭遇不无关系。胡适名满天下，又喜欢交朋友，所以一直活在热闹的气氛里，但是这种车水马龙的热闹，是虚荣的、虚幻的，聪明如胡适，不会不知道。所以他在热闹之余，未尝不存“求士”之心。我想，在这种心意里，我是胡适特别另眼看待的一位，我想我也是唯一不负他期许的一位，虽然我对他的论断，他不一定服气。照杨树人的回忆，胡适当年看了我写的《播种者胡适》，还甚为不悦呢。

在五四人物中，我认为胡适是头脑比较清楚的，在肯定个人价值与英美式民主方面，他更显得头脑出众。胡适忧虑五四以后思想自由被国民党与共产党左右双杀，他苦口婆心又小心翼翼的特别强调他一贯的个人主义的重要，他在五四以后十一年写道：“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托克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少年的朋友们，不要笑这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腐思想！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在五四以后十六年，他又写道：“近几年来，五四运动颇受一班论者的批评，也正是为了这种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平心说来，这种批评是不公道的，是根据于一种误解的。他们说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生观。这是滥用名词的大笑话。难道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就可以不用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了吗？难道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就用不着有独立思想的个人了吗？难道当时辛苦奋斗创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志士仁人，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奴才吗？”“还有一些人嘲笑这种个人主义，笑它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过时思想。这种人根本就不懂得维多利亚时代是多么光华灿烂的一个伟大时代。马克思、恩格尔（恩格斯），都生死在这个时代里，都是这个时代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产儿，他们都是终身为自由奋斗的人。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我们如何配嘲笑维多利亚时代呢！”“中山先生相信‘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转变’，所以他能承认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的事’。思想的转变是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条件之下，个人不断的努力的产儿。个人没有自由，思想又何从转变，社会又何从进步，革命又何从成功呢？”

从上面这些文字中，我们看到胡适深信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如果个人没有自由、思想无从转变，他们的革命，永远不会成功。他们想用一群奴才建造起来自由平等的国家，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可惜的是，胡适一生中，精力花在此类“思想作战”上太少太少，结果在左右澎湃的浪潮下，他的声音，已经沦为浪花余沫，被夹击得没有多少还手之力。而他本人，也变得老惫而世故，与五四时代的胡适，不能伦比。这是胡适的悲剧，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在“思想作战”上，形成如此败绩，胡适不能辞其咎，而我们又深为胡适惜也。

1989年5月5日

梁实秋逝世周年感忆

1961年11月1日，我在《文星》杂志发表《老年人和棒子》，其中提到：老朽昏聩卖身投靠的一辈我们不必说，即以最开明一代的老先生而论，从写《人权与约法》时代的胡适之到写《容忍与自由》时代的胡适之；从《人权论集》时代的梁实秋到《远东英汉字典》时代的梁实秋，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他们转变的痕迹。弗罗斯特在他那首《预防》（Precution）里说他年轻时不敢做一个急进派，因为怕他年老时变成一个保守派，我并非说胡适之与梁实秋已变成保守派，我是说，他们今日的“稳健”比起当年那种生龙活虎意气纵横的气概是不大相称的！

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还不认识梁实秋，后来认识了，聊过许多次天，证实我那篇文章的论断，完全无误。

梁实秋在台湾，虽然“安分守己”，却也被国民党猜忌过。他告诉我：他家被搜查过一次。还有一次他被告到蒋介石那儿，幸亏他提出毛泽东在延安抨击他的文艺谈话，才得过关。他还告诉我：他译的那本《沉思录》（Meditations），作者是2世纪的罗马皇帝MarcusAurelius，由于中文译名是马库斯，竟被国民党官方认为是19世纪的马克思（KarlMarx）而惹过一点小麻烦。

他还告诉我一些秘闻，例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Chatterley'sLover）的一个中译本，擅挂他的名字，事实上根本不是他翻的；溥儒家里养了一对夫妻，事实上全和这位大艺术家有关系。……他还谈到他很欣赏当时的柳腰歌星华怡保，事后我请萧孟能买了入场券送他，他欣然而往。这些琐事，都可看到另一面的梁先生。

1963年5月26日，余光中向我说：“梁实秋先生听说你失了业，想替你找事。”后来我才知道，梁先生不让我知道，直接写信给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济，大意说李敖如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该请李敖去他们那边。此事虽然格于王世杰、李济的私心，未成事实，但我对梁先生的高谊隆情，一直感念。

1965年12月28日，《文星》杂志被罚停刊一年，《纽约时报》请我写新闻稿，乃与萧孟能一同拜访梁先生，请代为英译，梁先生表示为难。谈了两小时，告辞出来，萧孟能和我，都觉得梁先生连这点小忙都不帮，真与《文星》对他的尊敬不太相称了。

《文星》风雨飘摇之日，我被警备总部捕去约谈，最后由特务陪同，放出找保。我走在马路上，心想这种政治性的案子，谁敢保我？看样子只好找一位德高望重的有名气大人物保一保，方不致连累他。想来想去，以为人既放出找保，事情不大，因此路过梁府，登门为请。不期梁先生在特务面前，婉为拒绝。他对我说：“你还是找别人保吧，实在找不到别人，我再保你。”当天晚上，他打电话给余光中，表示未能保我，至感难过。

从此以后，我恍然大悟：决定自己处逆境时，绝对不要妄想正人君子会援之以手。此后二十年间，我再也不敢“连累”他了。直到去年5月间，为了《文星》版权的事，我们才通过信。五个多月以后，他就死了。

十年来，梁先生与我比邻而居，古人“天涯若比邻”，我却“比邻若天涯”，梁先生说他自己在台湾过的是“苟且偷安、逃避”的生活，我却不屑如此。双方有这么大的差距，多么“天涯”呀！

1988年11月5日夜

梁实秋的两篇重要佚文

梁实秋先生去世一周年，一年来，报章上炒他的遗作，解数毕出，从少不更事之文，到老犹多情之作，无不遍搜靡遗。但我奇怪，梁实秋先生生前的两篇重要佚文，却为什么被忽略了？

重要佚文中，一篇是1929年5月10日发表的《论思想统一》，刊出在《新月》第二卷第三号，又收入他和胡适、罗隆基合著的《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里。据梁实秋《忆<新月>》中所述：《新月》杂志在文化思想以及争取民主自由方面也出了一点力。最初是胡适之先生写了一篇《知难行亦不易》，一篇《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这两篇文章，我们现在看来，大致是平实的，至少在态度方面是“善意的批评”，在文字方面也是温和的，可是那时候有一股凌厉的政风，不知什么人撰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口号，只许信仰，不许批评。胡先生说：“上帝都可以批评，为什么不可以批评一个人？”所以虽然他的许多朋友如丁彀音熊克武但懋辛都力劝他不可发表这些文章，并且进一步要当时做编辑的我来临时把稿径行抽出，胡先生还是坚决要发表。发表之后果然有了反响。我们感到切肤之痛的是《新月》被邮局扣留不得外寄，这一措施延长到相当久的时候才撤销。胡先生写信给胡展堂先生抗议，所得的回答是：“奉胡委员谕：拟请台端于〇月〇日来京到……一谈。特此奉陈，即希查照，此致胡适之先生。胡委员秘书处谨启。”这一封信，我们都看到了，都觉得这封信气派很大，相当吓人。胡先生没有去，可是此后也没有再继续发表这一类的文字，这两篇文章也不见于现行远东版《胡适文存》中。我写了一篇《论思想统一》，也是主张思想自由的。这时节罗隆基自海外归来，一连串写了好几篇论人权的文章，鼓吹自由思想与个人主义，使得《新月》有了更浓厚的政治色彩，引起了更大的风波。先是以胡先生为校长的中国公学，平静的校园里起了涟漪，由本校学生组成的党的区分部行文给本校校长指责他应在礼堂里悬挂总理遗像，应在纪念周宣读总理遗嘱。后来中央通令全国大专学校设党义研究室，大学教职员必须研究党义。各大学都遵命成立党义研究室，里面陈列着应该陈列的书刊，有多少人进去研究虽不可考，我们几个人确是受益不少，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更进一步研读了一些不应该不读的书刊。胡先生对于人权的观念是很简单的，他的出发点只是法治精神与人道主义，并没有任何党派主张或政治意味。我记得最初触起他的有关人权问题的注意者，乃是报载华北唐山某一老百姓被地方官吏殴辱的故事，他认为这不是偶发事件，这是全国到处皆然的，他认为这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态度是要不得的。我又记得，胡先生编了一本《宋人话本八种》由亚东出版，里面有一篇《海陵王无道荒淫》，巡捕房认为有伤风化，径予没收，胡先生很不谓然，特去请教在英国学过法律的郑天锡先生，知道“没收”是附带处分，如果被告没有罪刑，便不应该发生附带处分的可能，可见胡先生是非常注意法律程序的。有关人权问题的文字一共有十几篇，后来印成了一个小册子，名为《人权论集》由新月书店出版，现已绝版。

梁实秋在《人权论集》中，只有一篇文字，就是《论思想统一》。这篇文字比起同书胡适、罗隆基的文章来，都温和得多，但在当时，已是犯禁的了；终梁实秋一生，也是不敢再收入自选集的了。

另一篇重要佚文是1964年5月1日发表的《读〈胡适评传〉第一册》，刊出在《文星》第七十九期。这篇文章，是对李敖所写《胡适评传》的一篇书评。其中提到胡适告诉他：台湾有一位年轻的朋友李敖先生，他所知道的有关胡适的事比胡适自己还更清楚。而梁实秋自己也认为：李敖先生搜集资料处理资料的本领很大，看看他的每章之后的注解与附录就可以知道。像这样旁征博引的句句有来历的传记，可以说是空前的创作。像胡先生这样的一个人，才值得用这么大的气力去写这样的传。

梁实秋写这篇书评，对李敖是很捧场的。那时李敖在《文星》威风八面，《文星》势力如日中天，文坛中人，做“敖之颂”者，自余光中以下，颇不乏人；而余光中以上，梁实秋等亦与焉。后来《文星》被封，最早对《文星》不够意思的，却又是梁实秋、余光中等正人君子。萧孟能当时在日记中曾痛感于此。梁实秋在《文星》盛世，与我们交情，大有王婆口中之“小”，那时胡秋原骂萧孟能“一书贾耳”，梁实秋乃写篆文“一书贾耳”一方，以赠孟能。那时我尚未戒酒，梁实秋乃以金门名酒两瓶，以赠敖之。后来《文星》被封，梁实秋与李敖划清界线，日见其严。从此这篇《读〈胡适评传〉第一册》之文，即不见收于他的文集矣！

唐朝末年，韦庄去长安应考，赶上黄巢之乱，身陷重围，他把苦难流离情形，写成一千六百字的《秦妇吟》，足与《孔雀东南飞》媲美。后来他因帮助王建开国（五代的前蜀），做了大官，但是身经丧乱，目极兴衰，以致忧谗畏讥，乃遗命在他文集里，不要收进《秦妇吟》，从此《秦妇吟》就失传了。直到一千年后，在敦煌石室中，被伯希和发现抄本，才得重现于世。梁实秋大概不会遗命在他的文集中，不要收入他这两篇重要佚文，但是此二文的埋没，究竟不无启人疑窦也。因此我特予重刊，以邀世之知梁先生者。

1988年11月7日

附录一

《论思想统一》（梁实秋）

一

有许多事能够统一应当统一的，有许多事不能统一不必统一的。例如，我们的军队是应当统一的，但是偏偏有什么“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的名目；政府是应该统一的，但是中央政府的命令能否达到全国各地还是疑问；财政应该统一的，但是各地方的把持国税，各军队之就地筹饷，财政系统紊乱到了极点；诸如此类应统一而未统一的事真不知有多少，假如我们真想把中国统一起来，应该从这种地方着手做去。然而近年来在一般的宣言、演说、报章里，时常的看见“思想统一”的字样，好像要求中国的统一必须先要思想统一的样子，这实在是我们所大惑不解的一件事。思想这件东西，我以为是不能统一的，也是不必统一的。

各人有各人的遗传环境教育，所以没有两个人的思想是相同的。中国有一句老话：“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这话不错。一个有思想的人，是有理智力有判断力的人，他的思想是根据他的学识经验而来的，思想是独立的；随着潮流摇旗呐喊，那不是有思想的人，那是盲从的愚人。思想只对自己的理智负责，换言之，就是只对真理负责；所以武力可以杀害，刑法可以惩罚，金钱可以诱惑，但是却不能掠夺一个人的思想。别种自由可以被恶势力所剥夺净尽，唯有思想自由是永远光芒万丈的。一个暴君可以用武力和金钱使得有思想的人不能发表他的思想，封书铺、封报馆、检查信件，甚而至于加以“反动”的罪名，枪毙、杀头、夷九族！但是他的思想本身是无法可以扑灭，并且愈遭阻碍将来流传得愈快愈远。即以孙中山先生说吧，他四十年前即抱革命思想，在如今看来他的革命思想简直和天经地义差不多了，但是在当初“满清”的时代他的革命思想就是反动的吧？“满清”政府对于中山先生的迫害，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中山先生的思想四十年如一日，不为威屈利诱，这是我们所最佩服的。假如中山先生在四十年前也为“思想统一”的学说所误，早该抛弃他的革命思想去做“满清”的顺民了。所以我说，思想是不能统一的。

天下就没有固定的绝对的真理。真理不像许多国的政府似的，可以被一人一家一族所把持霸占。人类文明所以能渐渐的进化，把迷信铲除，把人生的难题逐渐的解决，正因为是有许多有独立思想的人敢于怀疑，敢于尝试，能公开的研究辩难。思想若是统一，那岜不是成为一个固定的呆滞的东西？当然，自己总以为自己的思想是对的，但是谁敢说“我的思想是一定正确的，全国的人都要和我一样的思想”？再说，“思想”两字包括的范围很广，近代的学术注重专门，不像从前的什么“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等的名词比较可以概括所有的人之所有的思想。在如今这样学术日趋繁复的时候而欲思想统一，我真不知道是哪一个人哪一派人的思想可以当得起一切思想的中心。在俄国，他们是厉行专制主张思想统一的，据罗素告诉我们说：有一位美学教授在讲述美学的时候也要从马克思的观察点来讲！美学而可以统一在马克思主义之下，物理化学数学音乐诗歌哪一样不可以请马克思来统一？这样的统一，实在是无益的。在政治经济方面，也许争端多一点，然而在思想上有争端并无大碍，凡是公开的负责的发表思想，都不妨容忍一点。我们要国家的统一，是要基于民意的真正的统一，不是慑于威力暂时容忍的结合。所以我们正该欢迎所有的不同的思想都有令我们认识的机会。从前专制皇帝的权力据说是上天授予的，绝对不准人民怀疑，否则即为叛逆。现在，政治经济都是专门的科学了，哪一种思想能在学理上事实上证明于国家最有利益，哪一种思想便是最合适的。我们若从国家的立场来看，思想是不必统一的。

二

思想之不能统一与不必统一，我已说过。假如一定勉强要求统一，势必至于采用下列的方法（都是罗素在他的《思想自由与官方宣传》一篇演讲里说过的，我现在借来申说一下）：

第一，是从教育机关入手。

一个人的思想成熟之后，是不容易轻易变更的，除非被学理或经验所折服而自动的变更。但是一个人在幼稚的时候，他的脑筋是一块白板，把某一套的主张和偏见灌输进去便会有先入为主的效力。除了少数思索力强的青年以外，大多数的人很容易渐渐被熏陶成为机械式的没有单独思想力的庸众。这样的学生长成之后，会喊口号、会贴标语、会不求甚解的说一大串时髦的名词，但不会思想、不会怀疑、不会创作；这样的人容易指挥，适宜于做安分守己的老百姓，但是没有判断是非的批评力，绝不能做共和国的国民。这样武断的教育的结果，我们能认为是“思想统一”吗？这不是“思想统一”，这是愚民政策！这是强奸！教育的目的是在启发人的智慧，使他有灵活的思想力，适应环境的本领。灌输式的教育已经成为过去的了，现在似乎也不必复活吧。罗素对于欧洲国家把狭义的爱国观念仇外观念混在历史学里面讲授给学生听，他还认为流弊很大足以养成人民错误的眼光，比爱国观念更狭隘的东西，岂不是更不应该硬填在教育里去？所以我们以为，为求思想统一而利用教育机关，虽然可以产生很显著的效力，然而结果是不健全的。

第二，是从宣传方法着手。

发表思想不算是宣传，以空空洞洞的名词不断的映现在民众眼前，使民众感受一种催眠的力量，不知不觉的形成了支配舆论的势力，这便是宣传。对于没有多少知识的人，宣传是有功效的，可以使得他精神上受麻醉，不知不觉的受了宣传的支配。例如，你到处都看见“吸白锡包香烟！”的标语，如果你是一个没有把握的人，日久自然会不知不觉的吸白锡包香烟了。在思想方面也是如此。但是我们要知道，用宣传来诱惑人，虽然可以产生很显近的效果，但结果并不能造成“思想统一”，只能造成群众的“盲从”。宣传这件东西，根本的就是不要你加以思索，只要造成一种紧张的空气，使你糊里糊涂的跟着走，所以宣传并不能造成思想统一，思想就不能统一。

第三，利用政治的或经济的力量来排除异己。

这是消极的办法，消极的排除“思想统一”的障碍。凡是有独自的不同调的思想的人，分别的加以杀戮、放逐、囚禁，这不过是比较浅显的迫害，还有比这个更为刻毒的方法呢。例如，对于思想不同的人，设法使其不能得到相当职业，使其非在思想上投降便不能维持生活。这样一来，一般人为了生活问题只得在外表上做出思想统一的样子。再例如，从前的考试制度（即科举）从原理方面讲，未尝不是光明正大的公开取士，然而从方法方面讲，便有不妥的地方。从前科举所考的只是八股，只是四书五经一套老东西，你若是有新思想，不考你的新思想，你若是有新议论，不准你抒发新议论。所以科举的结果只是产生一帮迂腐书生，斗方名士，戕贼了无数青年的思想！所以贵乎考试制度者，是在于其能公开，不以一系一派的学说做标准，而以真正的学识作为考试的科目。

上面举的三项方法，都不能造成真正的思想统一，只能在外表上勉强做出清一色的样子，并且这样的强横高压的手段只能维持暂时的局面，压制久了之后，不免发生许多极端的激烈的反动的势力，足以酿成社会上的大混乱。

三

假如用了上述的方法而求思想统一，一方面固然不能达到真正思想统一的目的，另一方面却能产生极大的缺点。凡是要统一思想，结果必定是把全国的人民驱到三个种类里面去：第一类是真有思想的人，绝对不附和思想统一的学说，这种人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只得退隐韬晦著书立说，或竟激愤而提倡革命。第二类是受过教育而没有勇气的人，口是心非的趋炎附势，这一类人是投机分子，是小人。第三类是根本没有思想的人，头脑简单，只知道盲从。

这三类人，第一类的是被淘汰了，剩下的只是投机分子和盲从的群众。试问一个人群由这样的人来做中坚，可多么危险？

在思想统一的局面之下，不容易有“忠实同志”出现。因为所谓“同志”者，是先有“志”然后才“同”，并不是为了要“同”然后再有“志”。所以要号召忠实同志来从事国政，必须令人民有思想信仰的自由，令其自由的确定其思想信仰，然后才可以看出同志与非同志的分别，假如用威吓利诱的手段来求思想统一，除了受排斥的有思想的人以外，只有投机分子和盲从群众了，如何称得起“忠实同志”？

我并不知道在思想上人们的思想绝对的没有相同的地方，人是可以在志同道合的情形下协力合作的，但是这其间容不得丝毫的勉强。要思想统一便不能不出于勉强之一途，所以思想统一不但是徒劳无功，而且是有害无利。

四

外国人常常称赞我们中国是顶自由的国邦，政体虽然几千年来是专制的，思想却自由到万分。这种看法在从前是对的，到现在恐怕有点改变了吧。从中国历史上看，儒家思想虽然是正统，可是别家的思想依然可以自由的传布，当然历史上也有卫道异教的人，可是各种派别的思想究竟不曾遭遇严厉毒狠的压迫。文字狱是有过不只一回，但是当局者完全是以暴力执行，并不曾借口什么思想统一的美名。外国人最诧异的是在中国有好几种宗教同时并存，而从来没有像在欧洲一般大规模的闹过乱子。在五四运动前后，思想方面更是自由，在日本不能讲的共产主义，在中国可以讲，在美国不能讲的生育节制，在中国可以讲。这也许是完全因为历年来中国执政者太昏聩无识，疏于防范吧？然而也不尽然。英国的政治家有的是学者、天才，在英国并不曾有过“思想统一”的事实。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一向是喜欢容忍的，所以一向有思想的自由，可惜这个被全世界所崇仰的优美传统，于今中断了！

从历史上看，人类的活动总是在大致上向着光明开通的路上走，把迷信逐渐的铲除，也许无意中创出新的迷信来，然而在大致上对于思想总是力求其解放，断断没有处心积虑向后退的。尤其是革命，革命运动永远是解放的运动，应该是同情于自由的。也许革命成功之后，又有新的专制的局面发生，但是断断没有革命运动的本身对于民众竟采用束缚的高压的政策的。

我们现在要求的是：容忍！我们要思想自由，发表思想的自由，我们要法律给我们以自由的保障。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传授给民众，也没有什么计划要打破现状，只是见着问题就要思索，思索就要用自己的脑子，思索出一点道理来，就要说出来、写出来，我们愿意人人都有思想的自由，所以不能不主张自由的教育。

我们反对思想统一！

我们要求思想自由！

我们主张自由教育！

上文已排好之后，在报纸上看到全国宣传会议第三次会议的记录，内有：

“确定本党之文艺政策案，议决：（一）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学（如发扬民族精神，阐发民治思想，促进民生建设等文艺作品）；（二）取缔违反三民主义之一切文艺作品（如丧民族生命，反映封建思想，鼓吹阶级斗争等文艺作品）。”

很明显的，现在当局是要用“三民主义”来统一文艺作品。然而我就不知道“三民主义”与文艺作品有什么关系；我更不解宣传会议决议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学，如何就真能产出三民主义的文学来，我们愿意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请任何忠实同志来创造一部“三民主义的文学”给我们读读。

以任何文学批评上的主义来统一文艺，都是不可能的，何况是政治上的一种主义？由统一中国统一思想到统一文艺了，文艺这件东西恐怕不大容易统一吧？鼓吹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我也是不赞成的。实在讲，凡是宣传任何主义的作品，我都不以为有多少文艺价值的。文艺的价值，不在做某项的工具，文艺本身就是目的。也许有人能创作三民主义的文学，我也不想拦阻人家去创作，不过我可以预先告诉你，你创作出来未必能成为文艺。所谓“反映封建思想的文艺”都在取缔之列，我也不能明白。“反映”二字，是客观表现的意思，不一定是赞成，也不一定是反对，如何可以笼统的取缔？《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等等的小说，都不免“反映封建思想”，是否应该一律焚毁？“斲丧民族生命”也是一个笼统的名词，没有什么意义。

据我看，文学这样东西，如其真是有价值的文学，不一定是三民主义的，也不一定是反三民主义的，我看还是让它自由的发展去吧！

实秋6月6日

附录二

读《胡适评传》第一册（梁实秋）

胡适先生一生提倡传记文学，自称有“传记热”，但是他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一部完整的自传，他在《四十自述》自由中国版自记里说：

“《四十自述》的前六篇，叙述到我十九岁考取官费出洋留学时，就没有写下去了。当时我曾对朋友说四十岁写儿童时代，五十岁写留学时代到壮年时代，六十岁写中年时代。”

“但我五十岁生日（民国三十年12月17日）正是日本的空军海军偷袭珍珠港的后十天，我正在华盛顿做驻美大使，当然没有闲工夫写自传。我的六十岁生日（民国四十年12月17人），正当大陆沦陷的第三年，正当韩战（朝鲜战争——编者）的第二年，我当然没有写个人自传的情绪。”

话虽如此，胡先生在《四十自述》里只述到十九岁为止，真正的原因，据胡先生亲自对《新月》的几个朋友们所说，乃是在十九岁以后到四十岁为止，这一段生活不可避免的要涉及许多尚在世上活着的人，而胡先生感觉到下笔为难。所以写到十九岁便戛然而止了。

胡先生在这篇自记里又说：

“在抗战之前，亚东图书馆曾把我留学美国的七年曰记排印出来，依我原题的书名，叫做《藏晖室札记》。这四册日记，在抗战胜利之后，改归商务印书馆出版，改题作《胡适留学日记》。这是我留学时代的自传原料。”

是的，胡先生的“自传原料”确是给我们留下不少。胡先生有写日记的习惯。于《留学日记》之后，胡先生一直没有间断他的日记。在上海的时候，我有一次和徐志摩访胡先生于其极斯菲尔路寓所，胡先生没在家，楼下客厅里另有客人，我们被招呼到楼上胡先生的书斋里暂坐。徐志摩是个淘气的人，进得屋来就东翻西翻，一下子就翻到一个小书架上堆着好几堆高可盈尺的稿件，他惊奇的叫着：“快来看，这是我们胡大哥的日记！”我一看，果然是。工工整整的写在《新月》的稿纸上，是用毛笔写的。内容是每天生活的详细记载，和什么人谈话、和什么人一起吃饭都一笔不苟的记下来了，尤其可惊的是社会的动态、政治的事件也用剪报的方法逐日的在日记里留下了痕迹。我当时想，这部日记是一部很好的史料。我看出，胡先生真是有心人，这部日记将不仅是“自传原料”，而将是很有价值的近代史料。后来胡先生知道了我们偷看了他的日记，他也没有愠意，他对我们说：“这日记将要等死后，才能发表，这是我留下的唯一的遗产。”

胡先生回到台湾以后，有一次我到南港去和他商量重印《胡适文存》的事，顺便我又提起他的日记，据他说他的日记近年来还是没有间断，只是记得没有以前那样详细，也不是写在稿纸上的，而是每一年写在一个本子上。我又提议他继续他的《四十自述》往下写，如果自己没有工夫动笔，可以口述，令人代他撰写。胡先生唯唯否否，笑着对我说，台湾有一位年轻的朋友李敖先生，他所知道的有关胡适的事比胡适自己还更清楚。我听了很惊讶。我当时心想，胡适先生的传记难道要等李敖先生来写？如今李敖先生真的动笔写《胡适评传》了，第一册已出版，以后源源出书，听说一共要有十册之多。可惜胡先生不得看到了。

给胡先生写传，有难处也有容易处。胡先生一生活跃，写作多，讲演多，谈话多，交游也多，所以他的生活所涉及的方面既多，范围亦广。要把胡先生各个阶段的活动都认识清楚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过胡先生给我们留下的资料特多，他去世未久，这些资料尚不太难搜集。胡先生留下的书翰就不在少数。我有一位朋友，他手里保存着三百多封信件，内容都很丰富。胡先生还特别嘱咐他的这一位朋友，平时写信要注明年月日，尤其是不可漏写“年”。胡先生本人有这良好习惯，年月日随时标写清楚，给后人考证引述以莫大的便利。假如为胡先生写传，于一般资料之外更能充分利用胡先生的日记及书翰，其传记的内容之丰富与翔实是可以想见的。

包斯威尔为约翰逊博士写传，成为英国传记文学里的一部最杰出的作品。其优点是在细腻亲切，包斯威尔不惜一切代价的去撩拨约翰逊的情绪与思潮，从而获取可资记录的言谈资料。在当时，包斯威尔也只能做到这一个地步。约翰逊比包斯威尔大三十一岁，包斯威尔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初次晤到约翰逊，此后不久包斯威尔便起意要为约翰逊写传。两个人在伦敦常相过从的时间并不太长，总共不过两年多一点，然而包斯威尔竟能收储了那么多资料，用具体的琐细的方法活画出一个约翰逊来，这不能不算是他的天才独到以及致力之勤。包斯威尔的夫人嘲笑她的丈夫说：“我曾看见过人领着熊，从没有看见过人被熊领着。”身躯魁梧的约翰逊博士在前面走，细瘦的包斯威尔在后面亦步亦趋，那情形是很有趣。

李敖先生写《胡适评传》，与包斯威尔写约翰逊不同。这其间也不发生人领熊或熊领人的问题。李敖先生与胡先生私人往来很少，李敖对胡先生的认识绝大部分（也可说几乎完全）是从文件资料中获得的。所以李敖的《胡适评传》不是属于亲切细腻的一类，而是属于证件充足（highlydocumented）的一类。李敖先生自己说：“我是搞历史的人，搞历史的人只晓得追求历史的真相，不计其他。”（台湾版《胡适研究》第9页）《胡适评传》的目的是要勾画出胡先生的“真面目”。胡先生在一篇《传记文学》演讲里说：

“传记文学写得好，必须能够没有忌讳；忌讳太多，顾虑太多，就没有法子写可靠的生动的传记了。”（台湾版《胡适研究》第275页）

胡先生的《四十自述》只写到十九岁，便是因为“忌讳太多，顾虑太多”之故，如今由李敖先生来又大胆又小心的撰写一部“可靠的生动的”传记，该是胡先生所乐许的，虽然其中主观的批评的部分未必完全是胡先生所同意的。

资料少，传记不好写；资料多，传记也不好写。资料多，不一定都聚集在一处，要勤加搜讨。搜集到手之后，要看，要核，要分辨抉择，这都需要功力。李敖先生搜集资料处理资料的本领很大，看看他的每章之后的注解与附录就可以知道。像这样旁征博引的句句有来历的传记，可以说是空前的创作。像胡先生这样的一个人，才值得用这么大的气力去写这样的传。

方神父的惊人秘密

这是我很早就想写的一篇文章，但在方神父生前，为了他不受世俗的非议，我将这段超乎世俗的惊人秘密压下来了。虽然我在他生前写出来，可以显出他的伟大，但他一定吃不消这种伟大，他宁肯不要伟大，也怕世俗的非议。他毕竟是小人物，他没有勇气去承认他做的一件好事。所以，为了他的血压，我把这秘密压了十八年。现在他入土了，这段秘密，我决定出土了。

方神父就是方豪，几十年来他是相当活跃的一个教棍。他虽是神父，但却是“政治和尚”，他为国民党办《中央日报》，不小心马屁拍在马脚上，以涉嫌“《中央日报》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被拉下马；到台湾后，马屁依旧，最后当上政治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我这里说马屁，并没有独责方豪的意思，到台湾来的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不肯拍国民党马屁的，其实只有李敖等几个人而已，其他人都是两眼势利一身媚骨。这岛上知识分子已马屁成风，在这一点上，不是方豪独有的毛病）。至于他当上中央研究院院士，固然有学术基础，但也不乏马屁之功。他显然是在中央研究院有意减少北大势力的政风下当选的，至于投票前他奔走于学阀李济、沈刚伯之门，自然也就不足论了。

我在台大历史系的时候，一天在研究室里和姚从吾聊天，方豪走进来，同姚从吾谈一件事情。他走后，姚从吾忽然冒出来一句，说：“有些人在这里做教授，若在当年我们北大，连助教他都不及格！”显然是指方豪说的。姚从吾做过北大历史系主任，北大性极强，自然不把又不北又不大的方豪看在眼里（方豪在南方，只念过四年小学）。其实这是不公道的。在学问上，我认为方豪远在姚从吾之上。这一点，姚从吾的老师胡适大概也心里有数，所以胡适特别帮了方豪的忙。在大陆时候，胡适为《方豪文录》题签；大陆逃难时候，胡适为方豪写介绍信给台大校长傅斯年。傅斯年看在老师胡适面上，也不得不收容方豪，虽然也照样歧视。流传最久的一个例子是说方豪与女人有神父不该有的关系，被傅斯年查出，经方豪写悔过书才算过关。方豪平时喜欢说别人绯闻，若说他自己走私，我却认为他不敢。至于悔过书等等，该全是造谣。

另一个歧视他的例子是说方豪从小家里穷，他父亲在教堂打杂，就把方豪给许愿许进了教堂准备做神职人员。所以方豪做神父，并非自愿。因非自愿，所以酒席上一喝醉了酒就大哭大闹，说：“我不要做神父呀！是我爸爸叫我干的！”我认为这也该全是造谣。

不过这些谣言，跟方豪自己的人性太多神性太少也有关系。他有一次同我和萧启庆等逛阳明山，在台大招待所里，大谈他和侯榕生的事。说他在故都辅仁大学教书，没穿神父服装，第一天就被女学生侯格生看中。侯榕生回家告诉母亲，有所计议。不料有一天，方豪穿神父服装上课，侯榕生乃狂奔回家，向母亲大哭说：“妈呀，他是神父呀！”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后来在台湾，侯榕生告诉他的，侯榕生在台湾和他重逢，余情不断，还写过一篇《破碎的圣母像》，就是写他的。言下不胜得意。

因为方豪人性太多神性太少，所以我干脆劝他还俗。我在《於梨华和她的小说》（《李敖全集》第三册）里，有这么一段：

第一次见到梨华是在何凡的太太家，何凡的太太就是林海音，谈笑风生之作家也，强迫我叫“林阿姨”者也。我们一伙儿去看方豪神父。方神父是梨华和我的老师，我常常劝他学马相伯，不要做什么劳什子神父，干脆还俗算了，惜乎他义正辞严，我虽频频晓以大义，然终不能夺其志，这是我平生“十大失败”之一。

如果方豪不是一个人性太多神性太少的人，我想我也不会（也不敢）这样劝他。《於梨华和她的小说》发表后，方豪看了很高兴，说：“你说我‘义正辞严’，使我在教会方面很风光，多谢了。”

我又有信同他讨论人性太多神性太少的问题，这封信，我把它标题《上帝与手淫——给方豪神父信》（《李敖全集》第六册《“非法出精”的讨论》第一篇），方豪收到这封信，吓得要死，跟我说：“信我撕了，千万别写这种信来！”

我认识方豪是我大二选他开的“宋史”时候，那时我正在搞“大学生同居”，所以上课都是成双成对。有一次我没上课，我的女朋友去了，方豪竟不先讲课，笑嘻嘻的问我女朋友：“你的那一位呢？”方豪的声带嗄哑，人长得矮胖，课讲得平平。他同我熟了以后，告诉了我不少他的身世。他是浙江杭州人，1910年生。1920年全家从基督教圣公会转信天主教。他只念过私塾改组的小学四年级，1921年进小修道院（杭州神学院预备学校），这时只十一岁。1935年二十五岁时候，正式当了神父。那时候我刚四个月零二十一天，他大我二十五岁。这十一岁到二十五岁的十四年中，他刻苦进修，成了神职人员，也自修学会了法文英文，神学院那时不准学英文，他的英文是在厕所中偷着学的。此外，他对文史也下了不少功夫，奠下了他日后成为史学家的基础。

方豪从十一岁就进修道院，他这一辈子，总受了不少天主教的窝囊气。他在台大，办天主教大专同学会，最后被耶稣会抢去，他气得要死。被逼离开了古亭教堂，他在沟子口又经营了一座，我去沟子口看他新居，发现颇为豪华，我说你可真有钱，他说：“你不知道教会里多残忍！神父不自己设法，老了病了也没人理，教会是不管我们的！所以一定得有点准备。”我说你在教堂里整天证婚、办丧事，大概存了不少“奉献”的钱，教堂又免税，你们神职人员弄钱可能更有办法。他说他没有钱，因为他在天主教里受排挤。我说你学术地位这么高，在天主教里却不过一神父耳，未免太不公平。他说他是土神父，当然吃不开。我听了，会心而笑。天主教是洋教，想在天主教里走红，必须走国际路线。国际路线走得通，虽然学问“不修边幅”（这是于斌自己说的），也照样尸居高位，于斌、罗光等等皆是也。

在这种处境下，方豪当然难免有一股怨气。表达怨气的方法中，口诛他是不敢的，但是笔伐——匿名的笔伐——听说他就伺机干过：他匿名写过攻击于斌的文章被查到，写悔过书了事，（又是悔过书！）不过不能证实。有一件事，倒是怪怪的，那就是《新闻天地》登出的一篇匿名的《台湾挤挤挤挤》，里面骂到吴相湘，也骂到我。吴相湘阅后大怒，间接质问国民党文化特务卜少夫（《新闻天地》负责人）是谁写的，卜少夫说是方豪，吴相湘跑去大骂方豪一顿，然后告诉我，叫我也去骂他。我说：“方先生是我老师，让他骂骂算了。”吴相湘说：“这些洋和尚太可恶！”我说：“你吴老师信了洋和尚的天主教，不看洋和尚面也看玛利亚面吧！”

那时我在《文星》推动现代化，其中项目之一是扒粪运动——扒高等教育的粪。1963年11月1日，我在《文星》第七十三期发表《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李敖全集》第四册）首开先河，先攻击台大；1964年5月1日，转向辅大。第七十九期刊出孟祥柯（孟绝子）的《从一巴掌看辅仁大学》，高潮迭起。刊出后，我同方豪吃饭，兜他写点辅大的文章，因为我相信他近水楼台，一定有内幕文件。方豪听了，义正辞严的正告我：“我是神父，我怎么可以这么做？”我说：“台湾好挤——啊！”我故意拉长了“挤”字的声音，方豪顿时面色大变。我说：“一、我保证这件事只有你和我知道；二、我和你一起写，文章也有我写的部分；三、不论出了什么事，我自己一个人挡，绝对与你无关。”我又说：“老师想想看：田耕莘他们从大陆到台湾，‘乞丐赶庙公’，把台湾的地方教会都给夺了权，你们怎么忍得了这口气？教会这样黑暗，这种黑暗，又侵蚀到高等教育里，老师怎可以不说话？天下坏事的造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坏人做坏事，一个是好人容忍、坐视，甚至默许坏人做坏事。做好人是不够的，得做奋斗的好人才成。所谓奋斗的好人，就是要挺身出来向坏人作战、向恶势力作战、向腐败和愚昧作战、向老朽和开倒车作战、向头脑不清的浑蛋作战。奋斗的好人不会背后袖手叹气、不会关着门埋怨、不会闷着头给坏人欺负或看坏人欺负人，奋斗的好人总该发挥打击力出来。今天我劝老师写点东西，目的也无非在此。”方豪听了我的话，终于心动，他同意写一篇，不过要附加一个条件，就是文章底稿最后要还他，我笑了一下，同意了。

文章果然来了，标题是《从三文件看辅仁大学文学院》，我把它加进我写的部分后，以“沈沉”的名字，发表在1964年6月1日的《文星》第八十三期上。在该期的《编辑室报告》里我提到辅仁大学目前

是由一群不识大体、不懂教育与学术的人来把持的怪现状。从它的校长于斌开始，就没有资格做“太学祭酒”，就开始制造笑料。于斌只不过是个浅薄的政治洋和尚，只会写些“万里凌云飞飞飞，今曰返国归归归”一类的烂诗，只会言而无信的带走阴盛阳衰的“朝圣团”，一去不“归归归”。……所以，这个辅仁大学的校长自己根本就没有做校长的资格。自他以降，名器之乱，自然更不用说了。

于斌当大学校长而自己却无学问，这本已可笑了；而他自己竟说他“平生做学问有点儿‘不修边幅’”。这更可笑了。于斌如此，自然其他辅仁大学的洋和尚们也得追随“于”尾，在学问上一纸空白了。这种怪事，在这期文章里说得很明白：

……辅仁文学院的国籍司铎学历表，没有一个人有专门性的学术著作，或有价值的著作；只有杜而未名下写了“著作甚多”四字（按杜而未就是“一巴掌”打学生的祸首）。

请看这是何等大笑话！他们简直人人都是没有著作的沈刚伯！

这些不学之徒，怎么配教书呢？怎么配继承当年辅仁大学的衣钵，而想延续这个教会学校的香火呢？

这篇《从三文件看辅仁大学文学院》的长文，把辅仁大学内部的人事上的明争暗斗，和盘托出了。它用原始的文件、严谨的推论，证实他们如何在儿戏高等教育、如何在玛利亚的私生子面前聚党营私、如何在用派系的倾轧断送一个有名大学的历史与前途。……

最后我说：

醒醒吧，主事的人儿！愿你们不要在地狱做了神父，也不要在人间变成了罪人！

后面“沈沉”的文章共分十大段，包括：一、前言；二、第一文件；三、第二文件；四、谁是文件的起草人；五、反叛加上愚昧；六、为王华隆先生叫屈；七、文学院国籍司铎学历的剖析；八、挑拨、捣乱；九、目无主教目无校长；十、周幼伟的背景是谁？文章结尾在辅大的神父教授，除牛若望外，“其他不是硕士，便是博士。但从著作上说，差不多都是白纸！”最后说：

周幼伟以一位去年刚回国的神父，何以能如此胆大妄为，兴风作浪，把一个辅仁文学院搞得天翻地覆？如没有强有力的支持，这是不可思议的。

就在我接到四文件差不多同时，我也在7月23日《教友生活》上看到了周幼伟晋升蒙席荣衔的消息，说是田枢机向教廷提出申请的。其中一段说是“周蒙席为上海世家老教友，其父在世时，为教会出钱出力不少。田枢机当年在阳谷传教时，常得助于周蒙席之父”。这是我初次听到，天主教神职界的荣衔也可由父亲出钱而荫得的。这就未免太势利了！其实，他的父亲捐助教会，如若已死，天主早就赏报了，何必锦上添花？

可以预见的，这篇文章一出，无异把一颗原子弹丢在天主教头上。田耕莘等立刻开紧急会议，追究教会内部文件怎么泄露的，并追究作者是谁。与会人士不假思索，一致断定非方豪莫属，于是立刻把方豪找来，由田耕莘亲自审问。方豪死不肯招。田耕莘要他在圣母面前跪下发誓，方豪扑身便倒、脱誓而出，仍旧矢口否认。田耕莘大骂他发假誓，方豪被逼无法，心生一计，说请到《文星》去査，如能证明是我写的，我就甘服。田耕莘认为有理，就决定派人去查。但《文星》有李敖在，李敖是何等剽悍的人，岂是易与之辈？于是商量一阵，决定派一位H神父来“挂铜铃”。H神父透过一位认识我的朋友先打招呼，然后就单独到我家里来。

写到这里，先要插播方豪。方豪自从在田耕莘那边虎口余生后，落荒而走，气急败坏找到我。我安慰他说：“我不是有过保证给你吗？我保证这件事只有你和我知道，不论出了什么事，我自己一个人挡，绝对与你无关，你还怕什么？”他说：“我当然相信李敖最够朋友，只是这回我给吓坏了，特别来看看你，通知你他们会找你，你有个准备。此外，我还有个要求，希望你帮忙。我想请你在报上登个启事，声明一下这篇文章是你写的，与某神父无关，不知可不可以？”我说：“凡是对你有利的，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要我怎么做就怎么做。登启事可以，你说怎么写，你拟稿，我照发就是。”方豪大喜，立刻拟了稿子，并要求由他亲送《联合报》，我给他登报费，他不肯收，就这样的，《李敖启事》便上了《联合报》。

H神父出现了，宾主坐定以后，他说：“李先生是干脆的人，我们打开天窗说话：教会方面，断定是方豪干的，方豪品行不端，我们不会错怪了他。不过，为了证据齐全，我们还是找到《文星》，请李先生开一证明，证明作者是谁。”我说：“不管作者是谁，《文星》没有义务答复你们。”他说：“当然没说义务不义务，只是来请你们答复。”我说：“请也不行。”他说：“教会方面表示，这篇文章已构成严重的诽谤，很多人主张要告《文星》，一告的话，作者是谁，就可以告出来了。”我说：“是可以告出来了，不过作者的名字叫李敖。”他说：“李先生说笑话，这篇文章不是你写的，是方豪写的。”我说：“是我写的，方豪写不了这么好。”他说：“我们相信是李先生改过的，增补过的，不过起草的一定是方豪，李先生不会知道这么多教会的内幕。”我说：“只要你们告告看，你们就会惊讶我知道教会的内幕，远超过你们的想象！你可以转告田耕莘，我保证在你们告我的第二天，就公布闹同性恋的神父名单——包括你H神父在内！”H神父一听脸色大变，赶忙说：“哪里的话，哪里的话，李先生对我们全误会了。田枢机派我来，绝不是通知要告《文星》的，哪里会这样伤和气……相反的，教会方面还准备送二十万元现金给《文星》资料室，不要收据。教会方面决意要清除神父的败类，所以无论如何要李先生帮忙。”我说：“二十万是大数目，可是你们看错了人。你请回去吧，告诉田耕莘，留着二十万，去买别人吧，李敖不卖，也不帮忙！并且顺便带一句：文章是我写的，可别罚到方豪、别冤枉了好人。方豪如受到教会的惩罚，我可不能沉默！”

就这样的，方豪安然过了关。辅仁大学大改组，周幼伟下台。周幼伟气得要死，印了一本小册子——《不得已而辩》大骂方豪，被田耕莘立刻下令收回，不许散发。周幼伟离开台湾，不久就气死了。

方豪惊魂甫定，同我秘密聚了一餐，夸奖我真够朋友，真是男子汉，说话算话。我笑着说：“你何必这样怕他们？让他们给你excommunication（破门律）算了，别做什么神父了，讨个老婆好过年吧！”方豪苦笑着说：“不行啦！我太老了！我若给逐出教会，就身败名裂，一切都要从头做起。我太老了！我没有时间和勇气去挣扎了！”我说：“无论如何，你总算做了一次奋斗的好人，而不是什么也不做的好人。”他说：“我再也不要做奋斗的好人了！我还是做什么也不做的好人吧！跟你一起奋斗，吓死人了！”我大笑。

那天我喝了不少酒，有点醉了。方豪的脸型在我眼里有了变化，好像忽短忽长，像一条橡皮筋。酒醒后我想起：物理学上，橡皮筋在拉长时候，实际是受到了压挤，受到了挤挤挤挤，温度就升高了。所谓好人，又何尝不这样呢？好人其实是最胆小的、懦种的、偷懒的、伪君子的、逃避现实的、害怕坏人的、什么也不做的、只会独善其身不会兼善天下的。好人只会消极做好人，不会积极做好事。所以，好人其实是很不发热的。如果把好人当成橡皮筋，把它压挤、把它挤挤挤挤，它的温度，便会升高。可见我们这些“善霸”、这些李敖之流，有一个大用处，是可以使好人做好事、可以诱好人做好事、可以逼好人做好事。由于我们的深藏，他们才可以显露；由于我们的布施，他们才成就了功德。

方豪在这一事件没爆发以后，开始扶摇直上，1969年做政大文理学院院长、1974年当中央研究院院士、1975年当“名誉主教”加“蒙席”衔、1978年率团去香港参加圣文生慈善年会并在海外讲学……成为德高望重的好人；我则开始江河日下，被国民党斗倒斗臭，第一次以叛乱罪判十年；第二次以侵占罪判六月，冤狱与麻烦，至今未了，成为刻意丑化的坏蛋。如今方豪日远，我回首前尘，觉得有些鸿爪遗痕，倒也不无可记。我觉得真的方豪有两个，一个是世俗的、神职的、公开的；一个是超凡的、人性的、秘密的。做了他多年的学生，我自信我能深入他超凡、人性而秘密的一面——那连他自己都不敢承认的一面。我不愿让这一面的方豪死后埋没，我若不写，方豪就真死得太渺小了。

1981年狱中作

方神父的另一惊人秘密

1981年，我在牢里写了一篇回忆性的文章——《方神父的惊人秘密》，先刊登在《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六册《神仙-老虎-狗》，后收进《李敖全集》第八册里。这篇文章透露了我的老师方豪神父的许多惊人秘密，最后我说：“如今方豪日远，我回首前尘，觉得有些鸿爪遗痕，倒也不无可记。我觉得真的方豪有两个，一个是世俗的、神职的、公开的；一个是超凡的、人性的、秘密的。做了他多年的学生，我自信我能深入他超凡、人性而秘密的一面——那连他自己都不敢承认的一面。我不愿让这一面的方豪死后埋没，我若不写，方豪就真死得太渺小了。”

文章发表后，美国宾州爱丁堡大学李绍昆教授写了一封信给我，并附寄他的《哲学-心理-教育》一书。书中有《悼方豪神父》一文，提到读了我的《方神父的惊人秘密》后，“感慨殊多”。乃“匆草此文，非但痛吊老友，亦所以为我们本家‘续貂’也”。

李教授“续貂”的文字中，一再提到方豪有一位同居的“表妹”和“外甥”。他写道：“精神心理学告诉我们，人性是普遍的。我们的三字经也说得很清楚：‘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方神父的人性表现也很广很深；只是它被双重的外在压力逼得太多太久，以至于他的人性表现就显得很勉强、很脆弱。他所感受的外在压力是什么呢？第一是中国的传统礼教，第二是西方的天主教。方神父一生受到了这两座大山的压抑，他好像孙行者一样，再有本事，却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然而他也和孙悟空一样，在人生的舞台上翻了许多筋斗。”“中国的旧礼教和天主教的老传统，不但把方神父的手脚捆绑住了，同时也把他的心灵麻痹透了，在不知不觉中他变成了个表里不一的人物。再请举两件事作为说明。”“在《马相伯先生文集新编》下册第9页，方神父有一段自谴的表白。他写道：‘余前编撰先生文集，末附家书节录，说明原函藏已故徐子球先生处，而称皆先生致侄甥辈书札，间有致其门人者，实则子球乃先生门人兼女婿，所谓侄甥辈即指先生亲生女马宗文，字哲谛，民国三十七年余离北平时，尚健在，已六十岁。以当时教中尚在，讳言先生还俗事，故不得不作此饰词。当余寓北平时，徐子球先生已早卒，家书皆先生女公子宗文所供给。谨在此补正，以昭史实。’”“1956年某日，我在方神父沟子口家中作客，并替他校订所著三版《天主教教义问答》。当天中午他留我吃便饭，同桌的另有一位女士和小孩。据方神父的介绍，女的是他的‘表妹’，也是他的厨师和管家；孩子是他的‘外甥’。十多年后，前辅大文学院教务长已故周幼伟神父写了本专门攻击方豪的小册《不得已而辩》，把方神父的私生活都翻了出来。真不懂，方神父既有勇气为马先生‘补正’，他为什么不敢替自己‘纠正’呢？”

照李教授的透露，显然方豪虽为神父，但是家有“表妹”和“外甥”同居，不无蹊跷。其实，从天主教历史来看，这一溪晓,又有何难解？英文中有nephew一字，梁实秋《远东英汉大辞典》解做“侄儿；外甥”。这是偷懒的、不够的。《韦氏字典》（Webster’sThirdNewInternationalDictionary）对这字有另一解释是anillegitimatesonofanecclesiastic，中文意思，正是“神职中人的私生子”。可见神父家有“表妹”与“外甥”，实在由来已久，且有英文专字彰其德，神父固多兼任表哥、舅舅耳，李教授何必大惊小怪哉！

1989年2月1日

海隅光销二十年

今天是1989年9月16日，正是殷海光死了二十年的忌日。早上孟绝子电话问我看到今天《中国时报》上殷太太和殷文丽的文章没有，我说我正忙，晚上再看。晚饭后，我看了这两篇文章。

两篇文章最后，妻女二人，都把殷海光给“神化”了，殷太太说殷海光跟她们“全家三人曾面向窗前，一起祷告”；殷文丽说殷海光“接受了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为救主”，并预言“如果造物主再给他一些年日，他一定乐意去研究神学”，我看了一直皱眉头，心想真所谓“有其母必有其女”也，把殷海光钉上基督教，这位教棍女儿比她教棍妈妈还前进！

殷太太二十三天前到我家来看我。为了她趁病打劫，“神化”殷海光，并阻烧遗著的出版，我曾对她不谅，写信劝过她、写文章批评过她。如今二十年下来，她想通了，殷海光遗著被她开禁了，虽然闻道太迟，总比胡适那种至死不悟的浑太太好，我还是要夸奖她。

由于我是当年冰河期黑暗期挺身声援殷海光、冒险为他印书、出钱为他看病的人，殷太太此番来看我，自有不忘故人的情义。一个星期后，另一位被遗忘的殷海光的小朋友黄三（三三）来电话，我笑着告诉他：“殷师母终于想起我对殷海光做的好事了，她说：‘李先生，你的为人，上帝最知道。你并不孤单，上帝是和你在一起的。’三三你看，二十年后，她终于把殷海光从上帝手里放出来啦！可是又把我给拖进上帝手里啦！”黄三听了，哈哈大笑。

殷海光生前尊罗素而反迷信，说他信了上帝，是对殷海光的最大羞辱，我是绝对要谴责的！

殷太太文章中又透露，她想在殷海光死后远走高飞，可是当局不准，经过雷震的点化，“才点出了其中的症结”。雷震说：“殷太太，现在，你要出国，你一定要亲自写一封信给蒋经国。国民党的做法就是这样，希望你求他，你求他，他再放你，这样他就很有面子。”在这一点化下，“雷震就帮我起草稿子，内容大意是说：因为我先生去世了，我想出去换换环境、调整心情。口气要尽量表现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对政治没有任何兴趣，出国主要是要让心情好起来，希望“院长”（那时候，蒋经国是“行政院长”）能让我有一个机会，换个环境。”“雷震还教我一定要用毛笔写，并且用中国信纸、中国信封——我十几年没写毛笔字，在我们家里，更找不到中国信纸、信封等东西，殷海光的西化程度，并不只是思想上的。”“我听了雷震的话，觉得他深识中国官场的酬酢方式——于是勤练了一些时候的毛笔，工整的写在中国信纸上，并亲自送到行政院收发室……一个月后，即1971年11月1日，我的美国之行，竟然成真……”“一年后，我在美国取得居留权，文丽开始要申请到美国与我会合，也是提出申请后，音讯全无，耽误了一年的功课。最后，终于在‘给蒋经国写一封信’的如法炮制下，1973年成行。”

殷太太这一回忆，是很令人同情的，尤其她在白描中写出国民党“希望你求他”的心态、写出蒋经国“你求他，他再放你”的丑态，令人觉得又可恨、又滑稽。虽然，殷太太终于离开了台湾，但是，殷海光死而有知，又作何感想？殷海光是一身傲骨的人，蒋经国请他吃饭，他都不屑出席，他若想到他的妻女这样为了“出国”而卑躬屈膝，他恐怕不会以为然吧？

虽然殷太太殷文丽的行文如此，但我们仍旧承认，她们是这一阵子纪念殷海光的文章中，仅有的两篇有真情的，虽然真情不过如此。

殷海光走了二十年了，如今我追念他，固以群小攀附他为恨，但是想到毕竟还有真知他者尚存人寰，也未尝不有吾道不孤之庆。有这种人延续殷海光的真精神，殷海光虽死犹生，倒是可以断言的。

1989年9月16日

为殷海光先生出书经过

桂冠图书公司赖阿胜先生是有心人，他努力使殷海光先生《中国文化的展望》能够重版，这是很令人感佩的。重版前夜，他要我写几句话，我反问他：“殷海光死后，他已被他的门生故旧窄化、神化、小化得一片愁云惨雾，把真的殷海光，早给扭曲成另一副模样，你要我写几句话，对你的出版社好吗？”阿胜先生说：“我不怕有什么不好，没有你李先生这个人，就没有殷先生这部书，这是内行人都知道的。这部书今天重版，只有你李先生有资格写出它当年的出书经过了，你还是写吧！”我感于赖阿胜先生的好意，就决定写几句话。

殷海光先生在《自由中国》时代，风光八面，如日中天，1960年《自由中国》被迫停刊，海光先生顿失地盘、渐形索寞。1960年以后，到1969年死去，这九年间，他“一年老一年，一日衰一日”，却正好赶上我在《文星》时代，由于我的帮助，他虽在迫害频仍、衰病侵寻之中，却得以在出书上、生活上、医疗上和精神上，获得不少支援和安慰，这些经过，我在远流出版公司王荣文先生印的《我的殷海光》中，都有追述，这里只就出书的经过，另写一点。

海光先生在1964年到1966年间，在文星书店共出了四本书，都经由我主持的。四本书是：

一、《思想与方法》（1964年10月1日初版、1965年11月1日三版）

二、《到奴役之路》（1965年9月25日初版、10月25日再版）

三、《海耶克和他的思想》（1965年12月25日初版）

四、《中国文化的展望》（1966年1月1日初版）

在为海光先生出这四本书的过程中，我遭遇了三个方面的困难，第一方面是海光先生本人的，海光先生是《自由中国》的首席余孽，他要出书，“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自不消说；第二方面是我本人的，我在文星兴风作浪，给文星带来极大的压力与麻烦，自己作孽之不足，还要勾结余孽，双料出书，“廿目所视、廿手所指”，也不消说；第三方面是文星内部的，文星虽然是进步的书店，但是还没进步到要甘愿赔钱的程度。“杀头生意有人做，赔钱生意没人做”，给殷海光出书，出到后来，简直已是又杀头又赔钱的玩意，劝说文星主人出版指日可禁之书，是需要费些力气的，虽然文星主人礼贤下士，但冥冥中老板老板娘“四目所视、四手所指”的画面，却也不可不知、也不可不稍为人家设想。海光先生是不怎么通人情的书生，我调济其中，希望作品得以顺利出版，不要为枝枝节节因小失大，这种苦心，我想海光先生和文星主人都不尽知道。例如出版《中国文化的展望》，我为了给海光先生较高的稿费，就在文星主人肯出的稿费之上，暗中自己贴了不少钱；又如文星主人肯出殷海光的书，原因之一是可用“文星丛刊”形式出版，不料海光先生却“极不喜印刷小气”、“反对以‘文星丛刊’形式出版”（1963年12月4日致萧孟能信），这显然对出版者困境和读者的购买力有欠理解。最后经我好说歹说，并出示罗素也有袖珍本著作，物美价廉，他才同意酌出“文星丛刊”，但《思想与方法》是“专门学术性的一文集”，“只能供大专之用，绝对不适于‘文星丛刊’”（1963年12月15日致萧孟能信）。为了显示当年我调济其中的部分大特写，我发表一封1964年的信为例：

孟能先生：

你前些时拿来准备出版的文章，我另外加了九篇，共约十万字。连前六篇十二万字（其实也许还要多一点），共计当在二十二万字。

这本书并不单纯是一部文集，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重建工作：（一）从头到尾改动一遍；（二）删除了少许；（三）增写了一些。所以，它几乎可说是一部新作；花了我将近一个月的时光。

书分两部。编制的原则是循由浅入深的顺序：“导论部”，较通俗；“专论部”，较专门（请见附来目录）。它适合大专程度知识分子及哲学系参考之用。就我的估计，一年以内销售二千册也许不难。

这书前收你稿酬四千元。现在，我重新工作了一番，分量也几乎加了一倍。但是，我不再多要你一元，只要它印成拙作《逻辑新引》那样的大小，并且印美一点就好了，贵店出版物向以精美著称的。

此时，我这方面一切都准备就绪，我希望它尽早能和读者见面。只等待先生的考虑，决定，和同意的表式。

未尽之意，由李敖先生代达，与或（and/or）先生便中移玉亦所欢迎。

即祝

俪安

殷海光6月11日

《中国文化问题》一书，可在暑假前完成。又及

表面上是一封信，事实上“由李敖先生代达”却是神来之笔，因为无此“代达”的本领，双方就你书生我书商，一切事就碍难办通。文星主人对我，是言听计从的，早在1964年4月21日，萧孟能先生就有信给我，表示“听您指示一切”，但话虽这么说，我对带人走杀头与赔钱之路，却不能不稍存忠厚，尤其在涉及赔钱方面，我更不便太拂人性。我再发表1964年的一封信，以见一斑：

李敖学弟：

一

上次来舍，适值外出，可说不巧。因除非约会，我甚少外出的事。

二

所赠《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一书已收到，谢谢。其中为《自立晚报》写的那篇文章所提出的大方向是不错的。近六十年来中国之乱的基本原因之一，无疑是传统文化腐溃而失去适应力。病象已这样显著，再要提倡中国文化，真是“非愚即诬”。钱穆之流抱着已死骸尸唱戏，不是为了名就是为了利。彼辈若真心诚意服膺传统中国文化价值核心的孔制礼教，何致未结婚先跟女人性交？我从头至尾就不信这些伪君子。假若上帝只给人类两个可能项来选择：做伪君子而不做真小人；或者做真小人而不做伪君子。我看做真小人而不做伪君子可爱得多。宋明理学恰好为做伪君子提供一套堂皇的“哲学基础”。自醒觉以来，从谭浏阳以至吴稚晖，无不视这类行头为朽不可近的腐物，主张“冲决”，主张“扔进茅坑”。他们实在是巨眼观透，堪作时代的前锋。

但是，要怎样创建新文化，这就得请教文化科学。时人所谓对西方文化“好的就吸收，不好的就不要”之说，完完全全是不懂文化科学并且不用大脑之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近来读到的刊物《思与言》上李亦园写的一篇文章颇可参考。如果你没有该刊而且又有兴趣一看，那么我也愿意赠你一本，因我可巧也有两本。

三

我的书《思想与方法》，张白帆寄来排印的样子。这书合同载明稿费七千元，尚欠我三千。上次萧先生来舍说此数在7月付清。现7月过了一半，书已付印，且我又逢枯水期——当然我常闹枯水期的，但以暑假青黄不接时最甚。可否请你提起他注意？

四

郭澄波的《中国近五十年思想史》是否继续需用？所云Taylor、Payne、Creel诸先生之说我亟须知道。可否介绍参考书，并讨论一下？诸种事需得一良晤。如能移玉，甚为欢迎。我于本月17、18、19、20这四天以内下午4时后都可以有空。

余再叙即祝

快乐！

海光7月16日

前几天在巷子里碰到姚老，见面就对我提起你，作了一些remarks，颇有趣。

从这封信中，可看到一点玄机：书生方面，喜大言“除赠我五十册以外，不要你分文”（1963年12月15日至萧孟能信）。书商方面，说付的七千元，其中三千就拖拖拉拉了。结果还是我“代达”，由我“提醒”萧孟能先生“注意”了事。

《中国文化的展望》在1965年完工，海光先生有信给我如下：

敖之学弟：

一

未见久，近况可好？

二

《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算是完稿了。

剩下几个小问题要请你帮忙一下：

1.第六章，259页，注3，我弄不清是“陈之昂”还是“陈子昂”，请你确定一下。

2.第八章，355页，我弄不清楚是“罢黜百家，一尊孔孟”，还是“独尊孔孟”，请你确定一下。

3.第五章，250页，注21，《老年人和棒子》一文，未知刊于《文星》何期。请你代添上去。

也许还有别的错误，说不定。

总之我们已成许多人的眼中钉，不能稍有错误。稍有错误，便是诈欺，甚至共同诈欺。哎！知识分子相残若此，怎怪得别的人？

三

关于稿酬，前已支二万五千元。共四十六万字。我意再拿七万五千算了，未知你意以为怎样？

最要紧的是快来。因我又到枯水期也。

即祝

秋佳

海光7月27日

印刷事项备忘：

一、尽可能在形式上印成与《思想与方法》为姐妹书（这是一原则）。

二、书面请考虑用粉浅咖啡色。

三、注号请考虑用〔，〕。

四、稿中常有空一行之事，此与段落意义有关，故须照排。

这封信中又可看到玄机：所谓“前已支二万五千元。共四十六万字。我意再拿七万五千算了，未知你意以为怎样”等话，是什么意思呢？原来稿费的议定，最后书生与书商之间又起了说词，书生方面认为拿十万元都太少，书商方面认为给八万元都会赔钱。书在1966年1月1日问世，1月17日，书商方面拖拖拉拉，全部稿酬犹未付足。萧孟能先生哭丧着脸给我看几年来与殷海光的清账，计开：1963年11月20日，4000元；1964年4月15日，12000元；1964年12月4日，5000元；1965年3月9日，3000元；1965年4月20日，5000元；1965年8月17日，10000元；1965年10月5日，4000元；1965年11月14日，15000元；1966年1月17日，10500元。总额已达68500元。萧孟能先生说几年来，支援殷先生已仁至义尽，如今只能再付80000元。最后，萧孟能先生亲送80000元到殷家，了结了此一私案。

赖阿胜先生接手出版的《殷海光先生文集》（二）中，有海光先生给何友晖先生的信，其中说：

李敖从前托人告诉我，说我“为人应世笨拙不堪”。我想他的话是有相当道理的。第一，他为人应世比我灵巧得太多；第二，他跟人接触，最根本的着眼点就是自卫，因此他总先假定人是坏的。我的自卫意识远落在求真精神之后。我跟人接触时，尤其是跟青年接触时，常不假定他别有用意；除非确有明证来证明他是别有用意的，我不轻易下这样的判断。可是，等到有了明证时，我已经吃亏了。然而，我无悔，我并不因此对人类绝望。一个理想主义者常常不免要为他的理想付出这类吃亏的代价的。我们没有决定性的理由（decisivereason）来断言这个地球上没有真诚的人。我们可以碰，也可以寻找，与我们共心通灵的人。我想你们在香港可能交接到不少朋友。当然，时至今日，仅靠言词不足以知人，我们还得在共同的工作里交友。

在时过境迁以后多年，回想大家“在共同的工作里交友”，萧孟能先生并没使海光先生吃亏，萧孟能先生是真诚帮助他的出版家，因为以海光先生当时的处境，这样年复一年的支援，确属难能可贵。萧孟能先生虽然目前被我反击下狱，但他做的好事，不应埋没，这也是我在《中国文化的展望》重版前夜，要特为表出的。——李敖为人侠骨柔情、恩怨分明，也由此可见一斑吧？

至于海光先生说的“仅靠言词不足以知人”，这倒真正有感我心。海光先生“为人应世笨拙不堪”，但是真正笨拙之尤的，乃在于他专门被他“仅靠言词”的学生所欺所卖。殷门弟子与海光先生的关系，多是“单向会”、多是靠他提拔而不能有像样反馈的。他们在海光先生生前死后，投奔彼党者有之、投奔宿敌者有之、冒充传人者有之、拿他做演讲会纪念品者有之……但他们除了“仅靠言词”之外，从未对海光先生援之以手。海光先生一生寻与他“共心通灵”的人，结果找到的，多是“仅靠言词”的学生骗子耳！这真是海光先生的悲哀！

如今，赖阿胜先生继萧孟能先生之后，不靠言词，见诸行事，为海光先生重印《中国文化的展望》了，我在感佩之余，特备述始末、辨别真伪，以昭来者。——人间的公道正义总要有人来记录，这篇文字，就是示范例子。

1987年7月31日

《雷震研究》前言

雷震，字儆寰，浙江长兴人，生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他在1916年到日本留学，加入国民党，1923年，进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政治科，主修行政法学。1926年，再进大学院专攻宪法，冬天归国。1927年，任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校长，再改任法制局编审（局长王世杰）。1928年，法制局并入立法院，转任考试院编译局编撰兼中央军校教官。1929年，铨叙部成立，任秘书兼调查统计科科长。1930年，兼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1931年，当选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委员，继任书记长及常务委员。1932年，任国民党南京市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此后并主持抗日会工作，至1935年底止；1933年，任教育部总务司司长（部长王世杰），在职五年；1935年，国民党五全大会召开，当选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同年，兼中央政治会议财政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1938年1月，随王世杰离开教育部，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7月，任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秘书兼议事组主任（秘书长王世杰）。1939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财政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至1949年政府改组后国府委员会成立之日止。1941年，补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3年，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1946年1月，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任秘书长，同月闭幕；3月，任制宪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邵力子）；5月，政协重开；11月，制宪国民大会开幕，任制宪国大代表兼副秘书长。1947年4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院长张群）；11月，当选国民大会代表兼国民大会副秘书长；1948年，任行政院政务委员（院长翁文灏）。1949年2月，任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政委会顾问兼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4月，上海撤守，赴厦门参加保卫工作；8月，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在台北草山成立，任设计委员会委员；《香港时报》在香港创刊，兼“《香港时报》管理委员会”委员（兼主任委员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兼秘书；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陈诚）在台北成立，任公署政委兼台湾省防卫材料委员会主任委员；11月20日，由胡适、王世杰、傅斯年、杭立武等创办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台北创刊，由胡适任发行人，雷震实际负责编务。1950年3月，任总统府国策顾问；5月，中央银行改组，聘为监事；同月，任“台湾省杂志协会”会长；8月，任国民党改造委员会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1953年，任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会长张群）干事长；同年，免去总统府国策顾问职务。1953年2月，任《自由中国》发行人兼主编。1954年5月，王世杰总统府秘书长等职务垮台，雷震也辞去《香港时报管理委员会》委员兼秘书；12月，被国民党开除党籍。

1960年，与李万居、高玉树、齐世英筹组反对党“中国民主党”，任新党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发言人，准备于9月底正式成立；5月，为组织新党，至台中、嘉义、高雄、新竹分别举行座谈会；9月4日，以涉嫌叛乱及《自由中国》的违法言论有助共产党宣传，为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拘捕，同时被捕者有刘子英、马之骑、傅正三人；10月8日，判处有期徒刑十年；11月24日，复判定谳，囚于台北县新店安坑军人监狱。自此足足坐了十年大牢，在1970年9月4日，由李敖、魏廷朝等接他出狱。出狱后九年，1979年3月7日，因脑毒瘤病并发，死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活了八十三岁。

雷震生前，自题墓碑是“《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雷震之墓”，可见他一生劳碌，临死却只愿以此两种名义显。事实上，雷震一生，跟国民党三十年，下场正是“三十功名尘与土”，他一生中的光辉事业，乃是办《自由中国》。这刊物前后办了十一年，办得真是光芒万丈。至于搞新党，则不足道，因为这只是雷震政治野心的最后发作而已，比起《自由中国》在思想上的功德无量，实在小焉者也。雷震的伟大，光在《自由中国》一事上已足，其他殊不足论矣！

国民党自从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的进步的反省才行。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因为这种反省的成功，有两个条件：第一要有知识、第二要无政治野心。有知识，才知道大江东流挡不住，非得自由民主不可；无政治野心，才能维护理想主义的标准，不把自由民主当做争取政治地位的手段，而当做一种目的。我认为殷海光最有这两个条件，所以反省得最成功，在《自由中国》的表现上最出色。雷震是深受殷海光影响下的勇者，他们合作无间，给中国人做了划时代的贡献、为人类争取言论自由做了最精彩的榜样。殷海光在这十一年的表现里，在使人头脑清楚方面，做了中国有史以来没人做得到的大成绩。他以简明的分析、高明的远见、清明的文笔，为历来糊涂的中国人指点了迷津。在思想指向以外，他在政论方面的文章，出色得使敌人和朋友都为之失色。而殷海光这些表现，没有雷震的主持，也就全不可能。至于雷震后来搞新党，对办《自由中国》而言，则是一种舍本逐末。以雷震对国民党的了解，国民党会动手抓人。一动手抓人，《自由中国》就完了。《自由中国》一完，就表示大家几年来所争取到的言论自由，会被国民党收回去，何年何月才能恢复到《自由中国》的尺度，就不知道了。所以新党运动对传播思想而言，是一种连累，就像五四运动连累了新文化运动一样（我这一点看法，印证《八十年代》在《自由中国》停刊后二十二年，重印《自由中国选集》都要被查禁，可见言论自由的大逆退）。结论是：雷震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的反省中，在知识上能脱胎换骨，在政治野心上却藕断丝连，最后《自由中国》为政治目的殉了葬，这是很划不来的事。

我是《自由中国》的作者之一，也是雷震的小朋友之一。在他生前死后，也做了一些帮助他的小事。自1984年办《万岁评论》以来，由于胡虚一先生的义举，四年来，在发掘真相和发扬雷震的幽光潜德方面，我们不断的做着善事。相对的，雷震的家属们，却只是不做任何事。如今胡虚一先生正在大陆行脚，雷震家属们忽然见风转舵、心血来潮，要争“迟来的正义”，我决定编著这本《雷震研究》，给大家反省反省。这本书的完成，胡虚一先生要居首功，我真特别感念他。胡虚一先生是《自由中国》老作者，他在雷震“寂寞身后事”中辛苦代传“千秋万岁名”，这种对死友的厚谊，真令傅正、聂华苓之流愧死，更令宋英之流愧死。在酬死友方面，胡虚一先生是伟大中国人的样板、是中国人的光荣，我在此遥祝他的脚健！

1988年4月26日

至今犹忆孙将军

1988年11月25日是孙立人将军九十大寿，我编了两本书——《孙立人研究》、《孙案研究》，在11月3日出版。11月5日，由曾心仪带到台中，送给孙将军，同行的有汪荣祖教授和孙将军旧属潘德辉先生。当天傍晚，曾心仪和汪荣祖返回台北，到我家面告经过，说孙将军和美娘都很高兴，请转达谢意给李先生。孙将军并感动地说：“公道自在人心啊！”

孙将军说公道自在人心，以我这种整天以影响人心为职志的人说来，却不觉得那么简单。其实人心是很浮动的，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匹夫匹妇也、愚夫愚妇也，他们经年累月在国民党的宣传与教育下，其公道标准，早就不无可议。这时候我们站出来，向他们矫正、为他们导向，使他们认清什么才是真的公道，再形成人心，这一过程，是很艰苦的。即以不以“立言”为职志的孙将军为例，他一生功业，在国民党丑化、小化、矮化、淡化之下，其为匹夫匹妇、愚夫愚妇所知者，自也大受限制。试看圆山的太原五百完人纪念碑，碑上刻石依旧，但是最后孙立人之名，却给凿去。人心、人心，又何所凭依哉？

虽然如此，以孙将军学历之深、练兵之精、战功之高、国际性声誉之隆，以及“莫须有”冤案三十三年之动人心魄，虽在国民党多年泯绝公道下，某种程度的公道，还是拦截不住、还是要突围而出。如今孙立人功业，我们可以宣扬；孙案真相，我们可以追査；孙将军九十大寿，我们可以庆祝，甚至庆祝广告可以登在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上，可见这一突围而出，已经演变到何种程度了。

庆祝广告由孙将军旧日僚属袍泽发起，成立孙上将立人将军九秩嵩寿庆祝活动筹备委员会，由退役上将舒适存担任主任委员、铨叙部长陈桂华等担任副主任委员，其余二十四位发起委员都是已退役将领。名单中最突出的是陈桂华，在1949年，孙立人担任台湾防卫司令时，陈桂华是作战部副处长；后来孙立人担任总统府参军长，陈桂华是参谋。陈桂华是孙立人的旧属，如今还在台上，却肯为老长官不避嫌、不敬而远之，胆敢参加祝寿，同意挂名，这在人情凉薄的官场中，是蛮不容易的。君不见，同是在台上的孙将军旧属，从国防部长郑为元、到联勤总司令温哈熊……岂不个个噤若寒蝉，连名都不敢挂。比起这些无勇的军头来，陈桂华的敢于有人情味，岂不令我们夸奖吗？

更令我们夸奖的是，同遭孙立人“连累”的那些旧日僚属袍泽，他们三十多年来，或魂归天上、或命丧法场、或坐穿牢底、或潦倒穷途，但他们却忠心耿耿，之死靡它，对孙将军心向往之不绝，这种故旧情深，真是孙将军的大成功。孙将军的旧部之一彭克立将军，在被关二十五年以后，栖身老人院中，他想见孙将军一面，因孙将军被软禁，没有机会。乃从孙夫人那儿打听出孙将军北上的车次，然后买票上车，故意车中巧遇，得以小聊数语。彭将军回大陆探亲，不再归来，临行到我家拜访，亲告我这一故事，我听了十分感动。孙将军解甲多年，又隔世州卅载，犹令人怀念一至于此，孙将军真不朽矣！

1988年11月10日

《孙立人研究》前言

孙立人将军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将领，他学历之深，无人可及；练兵之精，无人可及；战功之高，无人可及；国际性声誉之隆，也无人可及。他为抵御外侮，投笔从戎，南征北讨，脱颖而出，终因身隶蒋介石政权之中，毕竟有他发展的上限，忌才多疑的蒋介石，最后以冤案软禁了他，于今三十三年了。

我在大学时代，住台北市温州街73号台大第一宿舍第四室，同房有陈良榘，是好朋友，他经常要去新店安坑监狱探监，因为他哥哥陈良埙正因孙立人案服刑，对孙立人案株连之广，我很早便有动于心。近年陈良埙与我时相过从，每看到他那索寞的神情，我便鼓动他重翻旧案，并且自告奋勇，决心为孙立人案整理出一本文献，如今出书在即，特写一点前言，以做导读。

孙立人案的伏机极早，早到孙立人的出身。孙立人非黄埔系又比黄埔系杰出，基本上，就注定了他被排挤、被嫉妒的“原罪”。再加上他有国际性的地位，极得美国名将史迪威、艾森豪威尔、巴顿、麦克阿瑟等的支持，更引起蒋介石和黄埔系军头的猜忌，蒋介石在情况紧急时，拉拢老美，不得不用孙立人，一旦情况稍稳，就要把孙拉下马矣；拉下马要靠罪名，于是冤案出矣。

从历史定位上看，孙立人出奇兵、打硬仗，是第一流的名将，一如韩信；他有“反”的大好机会而不“反”，忠于上级，也如韩信；他“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令上级不安，也如韩信；他“时至不行，反受其狭”，弄得“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人告公反”，也如韩信。至于看不起其他将军，韩信“生乃与〔樊〕哙等为伍”，孙立人“生乃与黄埔系军头等为伍”，更是一如韩信了。所不同的是，韩信的下场是身首异处、家夷三族；孙立人只是身囚台中、家属奉陪而已。

再从历史定位看，孙立人案的种种冤情，又正如岳飞案。岳飞案的成立关键是凭“众证结案，而武穆竟无服辞云”。这就是说，全凭别人的旁证咬岳飞，并没有岳飞自己承认的证据，孙立人也是“无服辞”，真是古今同调；岳飞案的罪名是“措置别作擘画”，孙立人案的罪名是“明告叛乱计划”，也是古今同调；岳飞案中的罪名是“指斥乘舆”，孙立人案中的罪名是“辱骂元首”，也是古今同调。最妙的，岳飞本人并没“依军法施行”，而是以“诏狱”、“特赐死”；孙立人本人也没“依军法施行”，而是“另案办理”，以手令特赐在家软禁，也是古今同调。岳飞手下的张宪、岳云等都“依军法施行”；孙立人手下的郭廷亮、江云锦等也都受军法审判，也是古今同调。所不同的是，岳飞案中有罪犯“送二千里外州军编管”；台湾太小了，只好送几百里外绿岛编管了，比起古人来，蒋介石真没面子也！

孙立人案的关键人物郭廷亮少校，他的遭遇，恰如19世纪的法国“德雷夫斯事件”（TheDreyfusAffair）。德雷夫斯上尉于1894年被诬叛国，判无期徒刑，流放恶魔岛（Devil'sIsland）；郭廷亮也改为无期徒刑，流放绿岛（恶魔岛面积三十九平方公里，比绿岛大得有限）。但是德雷夫斯冤狱，在十二年后便得免罪；可是郭廷亮呢，如今三十三年下来，在“越战猎鹿人”都过了气的进候，还不明不白的做“绿岛养鹿人”呢！

这本《孙立人研究》，就是在这种历史定位下完成的时代记录。其中历史部分，大都由我处理；新闻部分，大都由曾心仪处理，最后由我总其成。曾心仪是最勤勉、最优秀的工作者，她的成绩令人赞叹。

由于这本记录，我们可以把孙立人案完成基本的轮廓。在这一轮廓下，我们不难发现；真正制造这一冤案的，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自己。世人骂秦桧而不骂宋高宗，是错误的。——没有宋高宗的“意旨”和“苦心”，秦桧扳得倒岳飞吗？真正制造风波亭冤狱的，乃是“领袖”父子自己！可悲的是，岳飞案也、德雷夫斯案也，它们都是多少年前历史的陈迹，可是孙立人案呢，却是活生生的现代版，并且还是增订版。蒋氏父子的卑鄙，实在超乎宋高宗之上多多。因为宋高宗晚年，在让位给儿子宋孝宗后一个月，就由儿子承旨下诏，把岳飞“追复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予录用”，表示对岳飞的抱歉。可是蒋氏父子呢？在他们有生之年，不但使孙立人一冤到底；甚至在他们死后之日，他们的鹰犬们也照本宣科，不把人放过。这是什么政权！这是什么政权！古今中外政权中，像这样整人之久、伪善之深、花样之多、无耻之甚者，真是只此一家丨我们要揭发、要声讨、要谴责，唯有这样，才是人间的正义。

1988年4月6日晨

《孙案研究》前言

四百多年前，明朝一位关心世道人心的儒者就指出，替人辨冤白谤，是人间第一天理。四百多年过去了，时代变得更复杂了，我觉得这一真理也得补充一下了，那就是：替人辨冤白谤，并把这种辨白印成历史文献，是人间第一天理。我这样补充，为的就是我深信人间的冤谤，不是一时一地一人或一群人的事，它们每一个事例，都有警世作用、连锁作用，恰像那英国诗人笔下的人我关系：别人的丧钟，其实也在为你而敲。人间的不义，有它的均衡性、扩散性，对不义的漠视与容忍、对不义的不予拆穿、不予打击，在道德上，是对恶人的姑息，自己就无异是变相的从犯，这是应该谴责的。

多少年来，我替人辨冤白谤，人无分古今、事不分大小，都力行“个案详追”的处理原则，就每一个个案，深入研究，耐心去查访、细心去比对，正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一一详追之下，成绩也颇足警世。在这些个案中，孙立人将军的功业和冤案，是我一直关心的两个题目。这两个题目都极有特色，就功业来说，孙将军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并有国际性声誉的名将，他扬威域外，黄埔以来所未有；就冤案来说，正因他非黄埔系又比黄埔系杰出，基本上，就注定了他被排挤、被嫉妒的“原罪”。令我惊异的是，古来名将被整肃，从韩信到岳飞，在延续上和株连上，都有它一段的时间和有限的人数，但是“孙案”却不然。我发现早在孙将军被软禁前，就不断有前案在铸造，像黄珏、黄正姐妹冤狱案，像周芝雨冤死案，像段沄冤死案，像李鸿、马真一夫妇冤案……都是项庄舞剑式的大案，用来给“孙案”做伏笔。而这些前案株连之广，也是“瓜蔓抄”式的。例如李鸿案中，就有李鸿、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集体下狱；马真一案中，就有钟山、刘益福、孙蔚民、胡道生、黎俊杰、陈高扬、朱宗城、潘东初、吴颂扬、潘德辉、马真一、余汝干集体下狱，可见“场面浩大，阵容坚强”，早已磨刀霍霍矣！最后“孙案”应运而生，因为是压轴戏，所以旗开之处，无异放榜：郭廷亮、江云锦、王善从、刘凯英、田祥鸿、王学斌、孙光炎、赖卓先、邓光忠、李仲瑛、杨永年、冉隆伟、张茂群、王其美、陈良埙、于新民、郭立人、金朝虎、范俊勋、杨万良、陈江年、赵玉基、田雨、朱日新、白崇金、王霖、李太远、许达明、高培宾、陈业成、陈世全、窦子卿、张熊飞、沈承基、傅德泽，一干人等，都身陷大狱，而狱外一人看似优待，却专人软禁至今未已，此人非他，孙立人也！

只有从纵深角度追踪“孙案”，我们才能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才知道它的内涵是多么不简单！

在整个“孙案”研究的过程中，最困难的，是原件的搜求和当事人的欲说还休。以彭克立将军为例，他坐牢二十五年后，栖身老人院中。他到我家来拜访我，问他细节，无不乐答；但是向他索阅判决书，却含糊拒绝。他回大陆探亲前，我送他一些钱，他先收下了，可是被老人院的辅导员警告，最后退还给我。他是李鸿案四人中唯一能活着说话的人，可是在折磨之下，却有他翻案动作的上限。“个案详追”的过程虽然困难重重，可是，神通广大的曾心仪却仍能一一完成她的使命。这本书得以问世，她的功劳是最大的。

1988年10月27日

立法院最后一位强梁

国民党立法院长梁肃戎，这几天照样又是焦点人物，他强硬主持院会，数度与台下立委发生口舌之争，而引起各界訾议；作秀学者批评他态度恶劣。不少幕僚人员、国民党立委都劝他：“少说话。”但梁肃戎说：“你们给我一个标准答案嘛！”他还是照说不误。

3月21日，他找来记者，更大说特说了。记者问：“外界对您最近主持会议强势的态度有各种看法与批评，你则再三强调依法而行；对于这些批评你有何看法？”他答：“我是被逼的呀，他们（指民进党）把老委员、侨选委员斗臭斗垮，我再不说，等于宣布死亡。你们认为怎么样，给我一个标准答案嘛！民进党很恶毒，他们的政治诉求已经争取新闻界的同情，要把老贼、海贼（侨选《中央民代》）都逼走！”记者问：“你在院会上指不合法的政党协商你不接受，但是仍然引起纷争，为什么？”他答：“我是协调起家的，怎么会不尊重两党协商？以前有人称我是‘沟通大臣’，大家都还记得；但我协调是有原则的，不是你骂我，我怕了，就协调。在台湾，没有人比我更会协调，但我协调于正轨，我认为于法不合的，绝不接受，新闻界说我‘挂免战牌’，我可没投降，我不傻，这是外界有意说我偏差，说我是乱源；他们喷水枪、放火不是乱源吗？”记者问：“对于侨选立委不宜担任国防、外交委员会主席一事……”他答：“现在他们把老委员整死了，就来整侨选委员；你能说宪法不要了吗？不能因为技术不好，原则也不要了！（激动地）这样过分本土化，中华民国要完了！饶颖奇这是什么心态？他本身就有前科，排斥老委员、侨选委员；我也问过宋（楚瑜）秘书长，你党中央是不是这种心态？现在是台独第一，台独言论者都释放了，现在宪改小组我也不去开会了。那些学者，张忠栋、吕亚力都乱说，主席怎么能对此妥协？预算分十组，大家都赞成，民进党就反对，又不表决，怎么办呢？什么杨国枢、澄社，根本就是民进党嘛！完全不公正；这些话你写出来我负责。强行表决是不得已，不表决就什么都瘫痪掉，学者不问理由就骂我，新闻界也批评，我这种为原则而奋斗的却不鼓励，这是什么新闻界？”记者问：“在前次院会还差三分才十点钟，您为何不愿让民进党说话？”他答：“剩三分钟郝院长就要报告，还有四个人要讲，到十点半也讲不完；我主席依议事规则第二十六条斯酌情形宣布休息，也是依法行事，大家都不说这段。现在很多人心都黑了，没有天理，我就有这种勇气，潮流对抗不了，但历史会留纪录，我没有白吃台湾人，这是康宁祥也承认的；私底下黄信介对我也很称赞；尽管有人威胁我，但也有台湾人认为我对；我在台湾是有资源的，有人叫我出来选，我不选；什么权力？我鄙视这种东西。”记者问：“大家都批评立法院议事效率，身为议长，你认为问题出在哪里？”他答：“我敢说，今天没有我，立法院就瘫痪掉了！大家都说过渡时期，这时候更需依法行事。”

从上面这些侃侃而答里，从音调看，我们不得不赞美他快人快语，他有话直说，虎虎有生气，个性毕露、东北人“大帅性格”毕露，使我们一听之下，立刻可判断出那是梁肃戎说的。为什么？因为在国民党政坛上，大家肉肉的，做人肉肉的、讲话肉肉的、讲演肉肉的，听他们发音，众口一声，“鸡巴打鼓——一个点。”全无个性与脾气。正像古书所说的：“此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我也！”但是，北方之强、东北人之强的梁肃戎就不一样，梁肃戎是强梁、是性格巨星，就性格来说，是政坛上的异数，我们对他另眼看待。

不过，性格归性格，还得配上别的，才能组合成功一个政治人物，否则空有性格，只是有戏看的怪胎而已。不幸的是，梁肃戎却正是这种怪胎。试看他指责：“什么杨国枢、澄社，根本就是民进党嘛！完全不公正；这些话你写出来我负责。”这是一针见血的痛快言论；但是，另一方面，他要靠“康宁祥也承认”他“没有白吃台湾人”，这就太错误了。他的根本错误在他不明白固然“什么杨国枢、澄社”等是伪君子、固然民进党是乱党，但他自己所隶属、所断后的国民党，又何尝不是大污烂？他不自责国民党自己是王八蛋，却强辩别人是龟儿子，这叫什么是非呢？他感叹“很多人心都黑了，没有天理”，但是天理靠康宁祥之流来背书，其为天理也，也就可想而知矣！

新下台立委康宁祥《首都日报》办垮，倒台之日，梁肃戎亲访康宁祥于双园区老宅，但康宁祥已搬往新住处，梁肃戎留名片后返回立法皖。不久，康宁祥即来电交谈。梁肃戎说，他与康宁祥“过去是老朋友了，这个人很不错的，我有什么事，他都会看我或打电话给我，表示关心，所以我也在《首都早报》停刊后，慰问他一下”。——当代康梁情结，纵当年康有为梁启超，恐怕都望尘莫及呢！

奇怪的是，梁肃戎是东北人选出来的立法委员，四十年来，在他的表现中，我们却看不到他对在家乡的东北同胞推之以恩，或对在台湾的东北同胞援之以手，或对在台湾被他们国民党非法迫害的东北同胞慰之以问。相反的，他的表现中，却总是“胳膊肘朝外弯”，这种东北人，未免太菜了吧？这种人也来谈康宁祥背书的天理，未免太妙了吧？

中国人论人品，有所谓“圣”、“贤”、“才”、“智”、“平”、“庸”、“劣”的等级，东北人人品众多，也有坏蛋，但坏蛋也为人稍重情义，有胜于湖北人、福建人、浙江人、台湾人。故东北人虽有“圣”、“贤”、“才”、“智”、“平”、“庸”之分，独少“劣”等。而梁肃戎者，在国民党天下中谋髙官，是东北人中第一高，为东北人所不及；但论及情义，却是第一“劣”，亦为东北人所不及。

梁肃戎在抗战中，有功国家；但四十年来与国民党一起误国祸国，有害国家，并为桑梓之耻。我们对他功过分明，我们赞扬他的当年，但却谴责他的今日，他对不起东北同胞，我们为他惋惜；他只会认同康宁祥那种台湾同胞，我们因他大笑。

虽然梁肃戎有种种不是与笑料，但是，我们仍旧欣赏他那种不鞠躬却尽瘁的那点硬汉作风，那点硬汉在东北早就不算什么，但在“更无一个是男儿”的台湾政海里，他却是一个阳具毛多的怪物。阳具毛多虽并不表示一定是“男儿”，但比起周围的白虎成群来，至少还够看看样子。

结论是，梁肃戎是第一“劣”等东北人，但逾淮为枳，为枳也在南方烂蕉之上。美国老罗斯福总统（TheodoreRoosevelt）怒斥大法官说：“我拿根香蕉削出一个法官来，也比那家伙有脊梁！”（Icouldcarveoutofabananaajudgewithmorebackbonethanthat!）梁肃戎正是如此。他在台湾即使变成了烂蕉，也是有脊梁的。只是那种脊梁，仍是烂蕉而已！

1991年3月22日

哀胡赓年先生

今早运动完毕，翻开报纸一看，看到《自由时报》赫然有标题如下：“老父胡赓年要办自愿退职，胡茵梦：早该走路了！”标题下内容是胡茵梦的父亲——资深立委胡赓年要办理自愿退职了，这位知名影星说：‘占了四十多年的位子白拿钱，早该走路了！’她认为，朱高正在立法院高骂‘老贼’等激烈做法，对国家民主开放，确有正面影响。胡茵梦的母亲也指出，在政府迁台之前，国大代表是采‘无薪制’，迁台后，资深国代却以每年仅开一次会的工作量，要求与立委相同的待遇，开会期间还有额外津贴，真是没道理。”看了这一报道，觉得有些话，我似乎有义务替胡赓年先生——长期瘫痪在床的胡赓年先生——说出来。

胡赓年先生是我父亲的朋友和同事，我父亲毕业国立北京大学，胡赓年先生先进南京金陵大学、再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二十三岁去日本，先进早稻田大学、再人东京帝国大学，追随日本学者神彦松研究国际政治，前后五年。他是一位爱国者，在日本留学期间，正赶上九一八事变，国际联盟派出利顿调查团（TheLyttonCommission）调查真相，该团路过东京时，胡赓年先生曾递上英文报告书，并在帝国饭店向该团先行阐述真相。这种爱国绝不后人的精神，使他在归国后，毅然跟上国民党，先后任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陕西韩城县长、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法处长、旅顺市长、辽宁青年团干事长、沈阳《中央日报》社长、沈阳市立法委员。

1949年胡赓年先生到台湾的时候，只有四十五岁，他是以国破家亡的心情，流亡岛上的，所谓国破，因为“中央政府”已经偏安；所谓家亡，因为他抛弃了发妻而与另一抛弃“发夫”的女子私奔抵台，这位女子，就是人称胡星妈者。胡赓年先生到台湾后，对政治已万念俱灰。1980年5月6日我与胡茵梦结婚的当天晚上，他请我和胡茵梦吃饭，谈到立法委员生涯，突然得意地说：“三十一年来，我在立法院，没有说过一句话！”我听了，感到很难过。难过的不是胡赓年先生放弃了他的言责，因为他们其实都放弃了；难过的是，他放弃了言责以后，居然还那么得意！这未免太不得体了。我忍不住，回他说：“立法委员的职务就是要‘为民喉舌’，东北同乡选您出来，您不替东北同乡讲话，——一连三十一年都不讲话，这可不对吧？一个警察如果三十一年都不抓小偷，他是好警察吗？这种警察能以不抓小偷自豪吗？”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一连三十一年都讲的是恶心话、马屁话，那倒真不如不讲话为佳。也许胡赓年先生之得意处，正在他能看破政海而别人看不破吧？胡赓年先生到台湾后，看破政海，又继之以看破红尘。他原以为可以偕红颜以终老的，不料这位胡星妈，却是好生厉害，使胡赓年先生痛心疾首。终于在他花甲前夜，在他发现生日礼物竟是一瓶盐酸的时候，只好出走。——人家是十六岁小男生才跷家的，可是胡赓年先生却六十岁跷了家！跷家以后，他跟三六九小吃店老板娘窝居于陋巷，老板娘和她的子女们对他不错，从此才得乱世苟活，保住了一张没被毁容的老脸。

胡星妈在胡赓年先生跷家后，同意放他一马，但是立法委员的每月薪水和福利，她要全部拿去，胡赓年先生为了自由，全部同意了。从此每月胡星妈进出立法院，代夫出征了。后来胡赓年先生住进荣总，我去看他，送钱给他，老境堪怜，但是立委薪水，未闻胡星妈有以酌赏一二也。

如今胡赓年先生身背“老贼”之名，却是真正的“无薪制”，亲人花了他的薪水几十年，最后还奚落他“占了四十多年的位子白拿钱，早该走路了”，人间道理，岂可如此颠倒？胡赓年先生八二衰翁，身心俱灰，他不会为亲人对他的伤害而置辩，但是我却忍不住要为这种亲人的无情有以抗议：吃了人家几十年还说风凉话，这种秀，作得太伪善了吧？

1989年4月23日

杂谈李焕

李焕即将取代俞国华出任国民党行政院长，国民党新闻媒体上也涌出一片叫好之声。对老辈国民党，我全无好感，所以王昇李换也好、李换俞走也罢，我对之全无兴趣，下笔论列，也毫不留情。不过二十六年前他请我吃过一次饭，对他了解，较为具体，信笔杂谈一下，或有警世之助。

李焕请我吃饭是在1964年10月3日中午，地点在台北新台北饭店。先由调查局的杨雪峰接我，吃饭时，杨雪峰也一直在场作陪。据我侧面了解，这次吃饭，原因和安排蒋经国要见我有关。那时李焕是在朝的炙手可热的人物；李敖是在野的令人侧目的人物，蒋经国拉拢人才，自在意中。不过蒋经国和李焕的大脑中，是不能理解知识分子中是有傲骨存在的，我的对国民党不合作主义，使聪明的李焕立刻觉察出来了，所以，他不再安排我和蒋经国见面。

李焕请我吃饭的另一原因，是想了解一下我与“台独”的关系。在吃饭前十三天，正好发生了彭明敏案。据彭明敏今年4月4日写的《彭明敏回忆录〈自由的滋味〉李敖定本序》，曾有这样的回忆：“我坐牢十三个月而被押回家看管之后，状况并不好转。‘亲友’们恐慌未息，不但不敢接触，有的还要‘落井下石’。狭路相遇，有的装得看不见，有的干脆落荒而逃（猜想其回家后，必求神拜佛保庇其不会因遇见我而被牵连）。最难能可贵的，仍然有些例外的朋友。李敖就是这种极少数例外朋友之一。李敖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无关。可是，谢聪敏、魏廷朝和我被捕后，警总人员觉得该《宣言》文章写得太好（这应归功于请聪、敏和魏廷朝），不可能出于台湾人之手。他们猜来猜去竟然想到李敖，一口咬定是李敖代笔的。审问期间，他们对此一再追问不舍，使得我哭笑不得。李敖也因此更成为特务人员怀疑和注意的对象。这是李敖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唯一的‘牵连’。”正因为特务人员怀疑宣言是我代笔的，所以李焕请吃饭时，就旁敲侧击的问我：“听说这份宣言文章写得极好，是经过你李先生指点或润饰过的？”我笑了起来，我说：“若是我写的或经我润饰过的，一定更好！”李焕听了，哈哈一笑，就不再问下去了。

那次饭局，大家谈了两个多小时的话，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李焕谈他亲历的西北人民的苦况。李焕说他在西北行军，见到西北农民硬是全家穿一条裤子，裤子挂在门口，谁出门谁穿。听了以后，我真的不得不相信唐诗《石壕吏》中“室中更无人，唯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的描述，并且感慨于千百年来，中国的贫穷，竟如此“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

李焕又谈到西北人民与糖的关系。搞到钱来买糖，只能买到一小包。而此种小包，不是吃的，而是给病人来开胃的。又谈到西北人民对熊的迷信，尽管熊群有害农作物，西北人民仍迷信，视之为天神等物，跪求驻军不可杀他们。

饭局终了后，李焕送我出门，临别他紧紧握手，诚恳地说：“我会到府上去拜访你。”我姑妄听之。因为我不相信国民党政客的话，后来他果然言而无信。多年后，我在一条龙饺子馆碰到文化局长王洪钧，他也紧紧握手，诚恳的说要到我家来拜访，我想到李焕那一幕，几乎笑起来，王洪钧是等而下之的国民党政客，其言更不可信。后来我碰到尤清，也表演这一套了，可见什么国民党、什么民进党，都是一样的。

李焕住我家附近，同受一位管区警察刘德华的照顾。三年前一天晚上，我同某少女在附近一家小店买东西，在门口碰到李焕，他主动向我打招呼，伸手来握，二十多年不见，此公的记忆力实在惊人。他说他很久没看到我写文章了，其实那时我天天著书立说，只是国民党大员不读书耳！几个月后，某少女晚上从外面吃面回来，她那天穿的是短裤，她说一路上发现有位男士在盯着她大腿看，后来才想起，那就是李焕啊！我听了一笑，说：“国民党大员也有他们真情毕露的一面啊！孔夫子活着，都要好色胜过好德呢，何况李焕！”

1989年5月23日

与陈诚一席谈

1964年5月14日，居浩然写来一信，说：“至友吴锡泽君仰慕大名，亟愿识荆，不知能否赐彼电话23163约时一晤……”吴锡泽曾任台湾省新闻处处长，我想他找找我一定有某种公干，就跟他约见了。见面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陈诚想见见我，托他先做安排。

我和他约好在5月22日去陈诚家。可是5月21日晚上，我接到五次电话；22日早上，又接到两次。全部电话，不是副总统官邸打来的，就是吴锡泽打来的，一再敲定见面时间。到了22日10点10分，见到陈诚，吴锡泽首先解释为什么晚了十分钟，我心里想，他们的官儿，可真做得小心翼翼！

我坐在大客厅的长沙发上，陈诚坐在侧面的单人沙发上，面目清癯而友善。他穿了一件黑色的旧西装，左袖有四个扣子、右袖只剩三个。黑裤黑袜，衣着非常寒酸，跟他豪华的大客厅不能相配。他首先解释他不喜欢住这么气派的房子，并非矫情，可是总统下令盖了这房子，他只好从命。陈诚敬我烟后，一直喝沙士汽水，喝到杯底皆空。我心里想，此公的胃已一开刀再开刀，居然还喝这种东西！

陈诚说他读了我写的《胡适评传》，非常佩服。接着谈胡适家世。他说他在民国二十四年，在北平蒋梦麟请客的席上，认识胡适的。胡适曾详询他江西剿匪的事，从此结为好友。他说他极佩服胡适。胡适绝不在背后说人话，对他知无不言。他收藏有不少资料，可是有一船资料出事沉了。胡适每次见他都劝他写回忆录。他说“适之先生思想和三民主义相去不远”。

由胡适谈到蒋梦麟的婚事。他告诉蒋梦麟，如果与徐贤乐结婚，他们夫妇，将不再去蒋家。胡适劝阻结婚的信，也有副本给他。可是大家无论怎么劝，蒋梦麟都不听。后来结婚结出了麻烦，蒋梦麟有信给他，信到他手上，他至今未拆。陈诚怕我写出来，特别说：“此事不能写啊！”

陈诚又谈到他发迹。他当十七师副师长，被带去看兵，建议颇得曹师长赏识。武汉事，蒋介石以陈诚威望不够，本拟使何应钦、白崇禧兼，后来才勉强全给了他。又谈到裁军的故事。说陈调元说今天的兵好像叫化子拿棒子，没有棒子，狗就要咬他了。吴稚老说出门总有狗咬，不能因怕狗咬就不出门。

他说他去过我的家乡吉林，知道我只有二十八岁。他问我生年。我说我就是你同蒋梦麟、胡适吃饭那年生的。他大笑，说：“那时你还没生呢？”他问到我结婚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三十而立’才好。”又说：“今天台湾三十岁以下的男士，只有你李先生和蒋孝文是名人。”我说：“今天台湾的年轻人很难出人头地，老一辈的高高在上，内阁年龄平均六十六岁。八十开外的于院长、莫院长实在都该表现表现风气，该下台了。”陈诚说：“你说的全对，我也该下台了。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定是悲剧。”不过他最后说：“你李先生还不到三十岁，你前途远大。”我说：“我在部队里看到老兵的一段自我描写，内文是：‘我们像什么？我们像玻璃窗户上的苍蝇。——前途光明，可是没有出路。’我的前途，我看也是如此。你陈辞公二十六岁2月间还是中尉，可是9月就升少校了。四年后三十岁就当少将师长了。如今一个青年军官，想从中尉升到少将，别说四年，十四年也没机会啊！”陈诚听了，为之默然。

他说他跟肯尼迪总统谈话，事先美国朋友提供他两点谈话基础。其中之一是基于美国利益来谈。他自己又加上两点。第一，“不要什么东西。”第二，“不谈理论，理论有见仁见智的不同。只谈个人经验，谈自己打仗四十年的经验。”他说肯尼迪死得很可惜，“我跟他谈，他很听得进”。

他问到我的意见，我说：一、军队苦闷，训练不彻底。二、内阁年龄太大，青年人出不了头。

谈话谈了两个小时零二十分钟，我告辞了。陈诚一再说谈的事太小了，是否耽误了李先生写文章的时间。他劝我多做研究，说李先生前途远大。他送我出门，我上车，车开了，他还在招手。他给我一种不久人世的感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仿佛要对一个年轻人说些心头话，他找到了我。

整个的聊天中，最令我印象深的，是他说：“共产党的失败，并不就是国民党的胜利。”我想，这是一种动人的觉悟。可是，已经时不他与了。

谈话后九个月，陈诚撒手人寰。

1989年5月31日

李翰祥回大陆的真正原因

三十年前，李翰祥为了逃避共产党，离开了大陆；三十年后，李翰祥不再逃避共产党，回到了大陆。1982年9月28日的《联合报》上登出香港专电，说中共官方机构第一次透露：李翰祥正在承德导演两部电影——《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由中共六十多个官方文艺单位支援，“据说，在李翰祥‘合作’之后，‘廖承志办公室’将会扩大对香港电影界的‘统战’工作。”

这消息对国民党说来，当然是痛苦的。国民党立刻动员全体新闻媒体，骂李翰祥不智、李翰祥鲁莽、李翰祥上贼船、李翰祥利欲熏心、李翰祥晚节不保……所有骂他的话，理由千篇一律，都数说“李黑”的不是，并把他的回大陆，理由都简化为名利原因。事实上，据我所知，李翰祥的“不是”并非这么简单的；“名利原因”也并非这么简单，其中有一个深远的因素——与李敖有关的因素。这因素说来话长，我就“二十年细说从头”了。

使我大骂他妈的

对李翰祥，我本无好感，原因是他的作品，间接使我大骂他妈的。我做预官八期排长的时候，正是他《江山美人》流行的日子。部队整天播的、老兵整天哼的，都是梅龙镇那一套，播呀哼的，烦人烦得要命；后来我总算退了伍，跑到台北，又碰到《梁山伯与祝英台》流行，我躲开现代梅龙镇，却又碰到台北狂人城，和萨孟武、徐复观之流对凌波的意淫风，（徐复观写肉麻的诗，说要对凌波“诗以张之”！）乌烟瘴气，也烦人烦得要命。

上面说李翰祥的作品间接使我大骂他妈的，因为直接永不可能，理由是：我从没看过这种他妈的国片。李翰祥后来听说我没看过他的《梁祝》，大吃一惊，开玩笑说：“李敖你这种朋友怎么能交！你不看朋友拍的电影！”我说：“现在你知道如何维持友谊了吧？最好你也别看我的书！”

我认识李翰祥是在他来台湾成立国联影业公司以后，时间是1966年4月16日，是康白介绍的。一个月后（5月17日），他约我在他的明星讲习班上讲一次演，然后请我在他家晚饭。他说他看出来李敖是最厉害的东北人，并且像绍兴师爷。那时《文星》已近尾声。国民党封杀《文星》后，我陷入谋生的困境，困境是多方面的，因为我不但要解决自己的困境，也要解决朋友的困境，其中最使我仗义疏财的，就是殷海光。年7月号的香港《大学生活》里，曾有这样的报道：

关于殷先生住院的事，早在个多月前便从一位现在联合书院历史系执教的朋友口中知道了。据那位朋友说：“殷先生的药费正由李敖全力张罗，殷先生在台北的友人更希望这边（香港）的朋友能捐点钱。”

李敖与殷先生私谊甚笃，为了殷先生的病去奔走药费，是很合乎“李敖的作风”的，因为他本人正是那种热心肠的人。批评李敖者爱从两方面攻击他：一、说他私生活过于放浪；二、说他笔下过于刻薄，爱揭发别人的阴私。我无意在此为李敖辩护，只想说批评李敖者本身更不知有多少见不得人的缺点，至少绝不止于李敖所犯的两点。而李敖之为李敖，李敖之不失可爱，却是因为他比那些受他攻击的人更多正义感、更多人性。出面为殷先生奔走药费，即是最好的证明。

自己吃饱了饭，享受着安适的生活，在友人有困难时肯挺身而出的，今日知识分子中已百不得一。李敖的表现之难能可贵，是因他为友人出力时自己也正在困境之中——近十八个月来，他不仅没有报纸或杂志的地盘表达他的思想，甚至连生活都很成问题。在今年4月14日的一封来信中，他说：“我现在极窘困，……老子在此地，偷偷摸摸帮了不少出版社和杂志社的忙（大部分在资料供应方面，不能公开，公开了别人吃不住；也不能专给一两家，专给一两家我不够活），整天出卖青春糊口。……过去是‘文化太保’，现在是‘文化野鸡’，惨矣哉！”在5月16日的另一封信中，他更发出哀鸣：“洒家近日困窘不堪，屁股后面的债务像是一颗彗星的屁股。”

根据黄展骥先生的报道，殷先生进医院留医是4月22日，也即是李敖开始其贩卖资料糊口度日以后的事。李敖在5月16日的来信中只道其自身处境的窘困，只字不提为殷先生奔走之事。因殷先生的入院，李敖一定用去不少时间和精力，这对他自己的“小本生意”当然是有影响的。只说自已窘困，不提殷先生的病影响生意，表现了李敖的“硬骨头”和中国读书人特有的可爱。（唐侠：《李敖的近况》）

我被下放

我当时谋生，光靠偷偷摸摸帮出版社和杂志社的忙是不能维持的，因为这些文化商人抵抗不了官方的压力，所以所谓偷偷摸摸帮忙，只是一时的、按件计酬的、并且很呕气的。例如我编了《罗素选集》，水牛出版社却不敢挂我的名字，而是由他们的股东刘福增坐享其成的。所以我不得不另想其他生路，其中一个，就是卖洋人旧电器。那时候美军顾问团在台北，市面上冰箱冷气等电器，都靠顾问团用过的二手货。我和李世君合作，化名“0K李”（0KLEE），整天登英文报究来旧电器，然后转卖。偶尔也有新电器流到我手里，那要靠朋友帮忙，美军军眷费太太毕丽娜（费翔的妈妈）就是其中之一。有的外国朋友离台后，也愿把旧电器卖给我，包特菲尔德（FoxButterfield）也是其中之一。现在为了《苦海余生》一书，国民党大捧特捧包特菲尔德，国民党完全忘了：当年为了包特菲尔德支持李敖抵抗极权与迫害人权，曾被国民党“留置”、“找麻烦”、“飞机场洗澡”，国民党对自己，可真既往不咎啊！

我出钱为殷海光看病的那回事，王晓波在《悼念我的老师殷海光先生》中说：“宏恩医院的费用是李敖付的，因为当时殷先生的学生中只有李敖有钱。”王晓波最后一句说的不对，当时殷海光的学生中绝非“只有李敖有钱”，最有钱的是陈鼓应。陈鼓应继承了他父亲留下的财产和落地的房产，没分给他妹妹陈桃桃，一个人独吃了，他是第一有钱的，可是一毛不拔。张灏、林毓生家境很好，又在美国多年，也都有钱，至少都比我这多年失业的有钱，只是他们光说漂亮的话，不做漂亮的事。这些伪君子、伪殷门弟子，我是最看不起的！

我为了出售旧电器，倒也结交不少电影圈里的人物。成交以后，每次搬运，我都亲自动手，与苦力无异。有一次卖了一台冰箱给李翰祥，我在参加搬运的时候，被李太太看到，她说：“怎么大作家做起苦力来？”我说：“大作家被下放了，正在劳动改造啊！”为了坚守原则，不同国民党合作，我在谋生上的辛苦与心血，一般人是完全不清楚的，我也无须让他们清楚。从外表上看，我满有钱的，因为我知道在现实社会中，“充阔”比“装穷”更容易混，“充阔”至少可以贷得到款、贴得了现、借得到钱，“装穷”则全无用处。大家都说我有钱，可是谁知道我做苦力呢？

唐伯虎先生代付医药费

除了卖旧电器、做苦力以外，我也不失掉靠学问一时谋生的路了。1968年12月8日，李翰祥打电话给我，说他要拍唐伯虎的戏，他知道古代有一部《唐伯虎千金花舫缘》的剧本，问我知不知道这剧本收在哪部书里？我说这剧本收在董康辑的《盛明杂剧》里。他对我的渊博大吃一惊，问我哪里有《盛明杂剧》。我说《盛明杂剧》是武进董氏诵芬室刊本，台湾很难找，我试试看。事实上，这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就有，我故意不说。第二天，我告诉李翰祥，可以找到《唐伯虎千金花妨缘》的影印本，要一百美金。李翰祥说，只有几页，太贵了吧？我说翰祥啊！知识很值钱啊！你拿这知识，可以编剧本卖大钱；别人提供知识，怎可以卖小钱啊？李翰祥认为有理，就付了我一百美金。

12月10日晚上，李翰祥和康白来我家，他说要请我在欣欣餐厅吃晚饭，他的国联公司陷入困境，现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六组总干事陈绥民负责，晚饭时候陈级民也会来。在吃饭时候，我对陈绥民说：你们国民党的统战手法，可得改一改了，这样子统战，不是争取朋友，而是制造敌人，这样会逼人逼出事来的。陈绥民说：我们逼了谁了？你说说看。我说你们日夜派特务在彭明敏家看管，不是逼人是什么？他说哪有这种事！我说我们现在就去查看如何？陈绥民无奈，就说好。于是四个人坐我的“计程车”（我的汽车虽是自用，但和计程车同型同价，所以无异计程车），到了温州街彭家，彭明敏出来证实，陈绥民也就哑口无言。陈缓民走后，李翰祥很佩服我对朋友的照顾和对国民党的抗衡。那天晚上我发烧，我提议早点回家。12月12日，就住进了宏恩医院。全部医药费四千元，折合美金，正是一百。我笑着对小情人鲁肇岚说：“傥来之财，来得容易去得快，不是好来也不是好走。等于唐伯虎先生代付了医药费！”

12月13日下午，李翰祥到宏恩医院来看我，同来的有宋项如、郭韧各位。李翰祥进房就找电插座，我说干什么？他说：“我带来幻灯机，放一些幻灯片给你解闷。”于是就放映起来。内容全部是洋汉子和金发美人的春宫，有近景，也有大特写。最后他把机器等全部留给了我，让我看个够。——这就是李翰祥的体贴和风趣。

我替李翰祥捉刀

我与李翰祥来往最多是在1969年，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打牌（我打牌十打九赢，那时候也变成了我谋生收入的一部分）。那一年刘家昌自费拍《四男五女》，要找一位有汽车的大亨形式上支持他，做制片人。可是找不到，1969年有私人汽车的人还很少。他看见我有汽车，就找我去冒充，我开出条件，他同意了，我就做了制片人（后来新闻局认为李敖介入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一定有问题，乃予查禁）。那年5月11日，我看刘家昌拍片回来，在刘维斌家晚饭，李翰祥、高阳等在座。李翰祥拿了高阳代拟的一篇启事给我看，是说联邦公司怎样欺负他的，害得他事业做垮。他请我表示意见。我说高阳有他文字上的功力，但这篇启事写得不好，没力量。李翰祥当场请我重写一篇，刘维斌、高阳等也赞成，我就答应了。第二天，我就写好了。李翰祥看了大喜，立刻送到各报。5月13日的报上，就登了全文：

请听李翰祥说几句话

这几天来联邦公司在报上一再宣传所谓国联公司李翰祥违约的事，翰祥以联邦公司跟国联公司谊如兄弟，联邦公司主事诸兄又与翰祥情同手足。本想忍耐到底，不做解释。不料联邦公司竟宣传之不足，还要诉之于法。翰祥无奈，只好准备对薄公庭。到目前为止联邦与国联兄弟公司合作了五年八个月，五年八个月中翰祥方面若如联邦宣传事事无理，联邦事事吃亏，并且吃了一年亏还不停，竟一连吃了五年八个月的亏。果真如此，则反证联邦公司主事诸公商业才能颇有问题。但联邦公司的业务，事实是蒸蒸日上；联邦主事诸公，事实是以商场高手为行家所推服，反吃了李翰祥的亏之说，并且吃了一年还不够连吃了五年八个月之说，显然不近情理。翰祥以艺术工作为专业，对商场捭阖，本极外行，如今饱受合作恶果之余，却又横被恶名，令人再难沉默。兹就部分合作内情，试向公道人士及联邦主事诸兄，略做说明：

一、《七仙女》联邦违约——

联邦与国联订约早在1963年9月16日，约定代理发行国联出品影片，每年结账。《七仙女》为翰祥回国执导第一部影片，极受欢迎，卖座台北头轮246万，自1964年1月到9月15日，全省轮映完毕，按影业通则，至少需加6成，总计应为390万。根据合约，联邦扣除15%代理发行费及一切开支110万及预付金119万外，尚应给付国联160万。可是联邦违约，不肯结账。

二、《状元及第》联邦违约——

《状元及第》为第二部出品，又受欢迎，台北头轮卖座360万，至1965年9月15日，总计应为570万，根据合约，联邦扣除开支约130万及预付金120万外，尚应给付国联320万。可是联邦违约，不肯结账。

三、《菟丝花》与《天之骄女》联邦违约——

以上两片盈余共达480万。联邦拖延不给，虽经国联一催再催，仍无效果。联邦此种行为，显已违背合约约定。联邦复趁国联急迫，用本该给国联的钱，转买国联出品版权，《菟丝花》与《天之骄女》二片，即在1964年9月24日，以每部70万显失公平之低价，在经济胁迫下，卖断给联邦。这一卖断虽有形式上的合约，但其产生，乃由联邦不履行前约引起，显已违背民法第72条、第74条的明确规定，理应无效。且前后约同一标的“影片”，同一标的怎能有两个契约？《菟丝花》一片，光在台北首轮，收入即达160万。二片扣除开支，估计联邦违约所欠，当在300万以上。

四、《几度夕阳红》上下集及《辛十四娘》联邦违约——

同样因联邦不给片款，《几度夕阳红》上下集及《辛十四娘》三部影片相继使国联进退维谷，不得不沦为卖断。《几度夕阳红》上下集光在台北首轮，收入即达300万。三片扣除开支，估计联邦违约所欠，当在350万以上。

五、《西施》联邦违约——

《西施》由联邦代理，结果也如同前车。联邦这次来律师信，竟说“联邦”代理国联发行之影片，仅《七仙女》、《状元及第》两部，其他影片均为卖断者。但奇怪的是，就在联邦寄来这段谎话的同一天，国联收到以联邦名义寄来的所谓《西施》代理发行收支表，前后矛盾，明目张胆，于此可见！

六、日片配额联邦违约——

日片配额是政府为奖助拍片而来，拍片即算“点”，依“点”分“配额”。“点”由“片”而来，“片”由“履行合约”而来，联邦既不“履行合约”，何来配额？联邦向法院申请所谓假扣押，是舍本逐末，解决违约问题，则配额问题随之解决。国联处理日片配额，乃依民法第246条权利行使，且获文化局通过，试看联邦假扣押不成，就可明白。

七、账目不清联邦违约——

国联初与联邦订约，原期互惠互利，最后得以盈余自求发展。不料联邦方面以商场高手，巧设圈套，以经济胁迫手法，迫人于危又趁人于危，使国联以债养债、利上加利，最后事业荡然。联邦主事诸兄，得知翰祥个性，不会理财也不会告人，所以一开始就采取不结账手段，连行数年；最后迫于公议，以片纸列账，聊做搪塞；试问自1963年9月16日以来，千万账目，岂能片纸可尽？联邦方面非但以不结账待翰祥，而且以不结账待港台艺术工作者；非但以不结账自处，而且以不结账责人。这次以律师信前来，竟说“请国联在十日内会同有关单位审查账目”。试问国联方面，究有何账可结？国联如有收款，必有收据在联邦，联邦不交出影片上映等详细报表，国联又向谁结账？

综合上列联邦七大违约事项，翰祥从未采取任何报章宣传或法律行动，于情于理，想可上邀联邦手足公司及联邦主事诸兄明察。如今联邦所有的是财富、是荣誉、是业务日隆、是囊括国联旧日优秀的编、导、演、技工人才、是永不示人的秘密账目……而国联所有的，却是退票、是举债、是业务停顿、是人员星散、是永远说不清的是非、是法院应联邦控告而送来的传票……五年八个月的“合作”，下场如此。谁是谁非、谁荣谁枯，难道还不明白？《圣经》上说：“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如今我还等什么呢？我所指望，在乎你。”寄语联邦主事诸兄：想想莫为已甚的老话，实在可以歇歇了！

“戏子无义”

这篇启事发表后，李翰祥得到许多人的谅解与同情，他对我的交情也自然加深，但我对和中国影剧圈的人做朋友，从不高估。因为中国影剧圈的人，出身的传统背景是戏子。俗话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戏子是很人情凉薄的，这种凉薄，也不能苛责他们，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权贵的弄臣，他们虽然被人喜欢，可是社会地位很畸形，在清朝时候，戏子见了婊子是要请安的，这些人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后来的影剧圈的人，虽然力争上游，但是传统背景的惯性还是不自觉的，他们的心态还是可怜而畸形的，他们在自炫与竞争上，有职业性的敏感，这种敏感，使他们变得极度现实而虚诈，所谓“戏子无义”，也就因此而生。不过以前的戏子，比今天影剧圈的人来，还规矩得多，知道天高地厚的人多，至少他们绝对不敢在记者会上或法院里演出“大义灭亲”等恶心人的假戏，现在的这行人，可比以前的卑鄙得太多了！

当然李翰祥是导演，并且比起台湾国民党导演来，私生活也严肃得多。但他究竟是这种影剧圈的人，所以职业性的敏感也就自然难免，自然也就难免现实而虚诈了。正因为我深刻了解影剧圈的人，所以我对他们的交情，从不高估，他们同我的悲欢离合，我也不以为异。偶尔时候，我也满喜欢同这圈里的人扯着玩，至少这些人都口蜜会说、善解人意，也善于表演虚情假意，同他们一起扯着玩，你会常常大笑，并对人性有会心的实验。因此，如果我是皇帝，我想我恐怕无法不养他们作弄臣，让他们“文化美容”，让我美容文化。

就凭这些认识，我同影剧圈的人交朋友，总是欢笑中保持着精明，一点都不含糊的。

“辱骂政府勾结文星李敖”

1968年到1969年间，李翰祥的国联公司已经走下坡，靠他吃饭的一些国民党，为了政治原因和经济利益，开始用斗倒斗臭的方法，同他反目。这些国民党给他的罪名，根据他们1970年8月31日出版的《大盗演李翰祥专辑》，包括：

一、辱骂政府勾结文星李敖

二、翻版共匪影片隔海对唱

三、让渡轿车买电检处劣官

四、港台走私兼营春宫电影

五、不贴印花逃漏税金千万

六、负债千万依然挥霍无度

七、香港购买二栋豪华公寓

八、却向政府求援巨款养债

九、有关机关包庇不法特权

等等。最精彩的，是他们在1970年7月公布了“党证组征字第111488号”者在“五十八年8月3日”致治安机关的检举信，里头说：

窃员原为退役海军军官，于民国五十六年7月1日在国联公司经济周转失灵，濒临倒闭之际，受聘担任该公司会计主任旋兼经理职务，到职一月即发觉该公司一切收支均未依照公司法、会计法及一切税法之规定处理，故于到职之当月底签请该公司主持人李翰祥改善，签条积压六月，未获同意，后虽勉强同意，但仍未实施，员为中国国民党员进入该公司服务，其最大目的有二：即一、协助李翰祥君办理公司登记正式纳税，使国联公司成为一合法之公司。二、说服李翰祥君入党，期使其在组织领导下配合国家政策，竭尽所能，贡献党国，不再有走私漏税之非法勾当，唯两年来亲见李翰祥君之所作所为，令人大失所望，不仅联络《文星》人物，安插《文星》干部，推行《文星》思想；且发现李君思想不纯、行为不正、人格卑鄙、品德低下；专以香港侨民特殊身份，诈骗政府、诈骗同业，将资金转入香港，将债台筑于台湾，本人五度请辞并于本年7月31日辞去一切职务，仅以一个国民身份、党员身份，列举五大项正式出面检举李翰祥，恳请明察秋毫，以凭不法，而免任其危害党国、危害社会。

李翰祥“接受李敖忠告”

所谓检举五大项，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项“政治思想部分”，全文是：

李翰祥在思想上滲有共匪毒素，由来已久，过去所导《七仙女》、《状元及第》，目前所导《四季花开》（《花为媒》），均为共匪极力提倡之地方戏曲，其原声带系由香港匪公司购回台湾，翻版重拍，与共匪隔海对唱，无异直接推行共匪文宣政策；近一年来，更变本加厉，联络反政府反党国之东北同乡李敖，企图在电影宣传上配合其平日言行，达到反政府反党国之阴谋。李翰祥与李敖每晚见面餐叙，均以骂社会、骂党国、骂领袖为话题，并推崇李敖说“老头（指总统）过去不用张学良，所以大陆失守；现在不用李敖，台湾一定垮台”等话，李敖写李翰祥宣传稿，写李翰祥启事，写李翰祥传，李翰祥则介绍北平女同学费太太（美驻台情报武官之华籍夫人）与李敖过从甚密，有替李敖设法偷渡出境之可能。李敖曾有豪语：要在留台期间尽力协助李翰祥发展国联公司，比美文星书店，故推荐其在文星书店写恶法录之得力助手陆啸钊为李翰祥主任秘书兼法律顾问，李敖自陆啸钊于本年6月1日起进入国联后，虽未常到国联坐镇，但经常与李翰祥陆啸钊电话联络。

这检举信里的许多话都是造谣的，比如说李翰祥介绍费太太给李敖等，其实我认识费太太是刘家昌太太江青介绍的，这些国民党为了用李敖做罪名打击李翰祥，也就不断的造谣生事，无所不用其极。

这些国民党又“微妙取得”李翰祥的亲笔字迹，公布于下：

一、艺术有价，政治无情。

二、“一”片禁映，冷眼看媚日奴颜。

三、接受李敖忠告，把国联向新的路线发展。

四、黎明之前，需要忍耐、等待、坚持。

五、在蒋家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

用为罗织的张本。最后，他们又造谣说李翰祥为李敖走私了秘密文件到海外，于是，这回生了效，警备总司令部保安处终于动手，把李翰祥“约谈”到那个陈文成去过的地方了！

李翰祥对国民党心怀不满则有之，但说他想怎么样、敢怎么样、能怎么样，却是冤枉他。李翰祥是中国影剧圈内的人，这些人的政治立场可足道的实在凤毛麟角。李翰祥来台湾之初，当选十大杰出青年，领奖时候，突然自动朗诵起“蒋院长的新诗”，这种动作，又怎么解释呢？

李翰祥因我受累

1970年的1月里，台湾发生了一件大事：彭明敏在国民党特务的日夜看管中，居然神秘的偷渡出境。彭明敏偷渡后，我立刻变成了日夜看管的对象，前后十四个月之久，直到我被捕。在这漫长的十四个月中，我的朋友没有什么人敢来同我有正常来往了，也不便同我有正常来往了，李翰祥自然是其中之一。

我在1971年3月19日夜里被捕，在漫长的侦讯过程里，从办案人员口中，得知他们约谈过李翰祥，并在李翰祥家中装过秘密窃听器，后来调査结果，证实李翰祥并没为我走私秘密文件到海外，所以就同意李翰祥离境了。

李翰祥对这件事，曾在《三十年细说从头》里有一段回忆，他说：

我一生最恨的是“无名信”，也就所谓的黑信，无名信和做善事的“无名信”迥然不同，所谓善欲人知不是真善，恶恐人知方是大恶，“无名氏”是行善而不欲人知，无名信是作恶唯恐人知，属于“无胆匪类”之类。在台湾组国联公司的时候，为了催一家公司结账，而使他们怀恨在心，一方面支使他们的御用文人在报章杂志大写“李翰祥有才无德”的文章（可惜他们非但无德，而且无才，有的只是巧取豪夺不义之财而已），一方面向有关当局写无名信，还告发我是“匪谍”，并且在《明报》、《晚报》刊载李翰祥为李敖带信的消息，再把报纸剪下寄到台湾警总，作为他无名信里的“铁证”，真他妈的妈拉个巴子，李敖的办法多多，何必用我带信。不过警总还真请我去问了几次话，这一块钱台币的邮票，还的确给我惹来天大的麻烦，等以后一定要细细的说上一说。

这件事引发出来的后果，倒非常严重，李翰祥因我被国民党诬陷，以至一再进出警备总司令部，使他在精神上，产生极大的反感、愤懑与恐惧，使他自台湾一脱身而出，就再也不要回来了。

“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

愚笨的国民党再也没有想到：他们为了整李敖而诬陷李翰祥、约谈李翰祥，竟造成这么深远的损失——他们失掉了这么一位得力的艺术工作者。在台湾的李翰祥，替官方拍《扬子江风云》、替军方拍《缇萦》，他是相当投合国民党的趣味的。他走了以后，国民党“闻鼓鼙而思良将”，也千方百计拉他回来。党方拍《英烈千秋》的时候，中影的梅长龄保证李翰祥在台湾的安全，李翰祥回梅大人的话说：“可是，梅先生，谁保证你的安全呢？”

就这样的，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四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李翰祥在香港、李翰祥在澳门、李翰祥在日本、李翰祥在美国……李翰祥无所不在，就是不在台湾了。

国民党再拉李翰祥，可是李翰祥怕警总，他要国民党军方的最高层人士给他保证安全的信，国民党是从来不会对人认错的、抱歉的，并且还不知自己是老几的向它势力所不及的地方摆高姿态、摆大架子。最后，李翰祥终于用行动表示了他的反感、愤懑与恐惧——他回到了大陆，那使他逃离又回归的大陆，从遥远的承德——没有警备总部的承德——向长程的台北做了抗议：“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投八路。”这样一个才华照人的艺术工作者，就这样变到与共产党合作了。

今天，在国民党发动的对李翰祥众口一声的恶骂里，国民党何不想想：把李翰祥化友为敌，究竟是谁的责任？古话说：“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李翰祥和国民党，双方眼中，都互托了明月，也都互照了沟渠。明月与沟渠之间，我躬逢其盛，并且成为口实，想来不胜荣幸之至。所以，我决定写出这些内幕，聊做警世通言。翰祥翰祥，知我心哉？国民党国民党，知人心哉？

1982年10月6日夜深

小胡白描

金铨的把兄弟，叫金铨“小胡”。

大陆没变色前，小胡在京华学艺术；大陆变色后，小胡流落殖民地，靠着多年的苦干和不断的霉运，投影香江，造成风云。

小胡学识渊博，才华绝代，他足可当学者、当教授、当专家，但他偏爱电影，不能自拔，结果当了明星和导演。他当明星，人人喜欢明星；他当导演，人人喜欢导演。小胡把中国电影和观众提到新境界，大家俯瞰河水，齐登龙门。

小胡情有独钟，喜欢挟内人以自重。她有了他，他有了家，有了不再流落，有了空山灵雨般的钟玲。

1979年

〔附记〕此文是为胡金铨、钟玲合著《山客集》所写

哀江南

台湾话有一句“鸡嘴变鸭嘴”，意思是理屈词穷闭嘴答不出话来，我写文章批老K，老K的处境，正是如此；老友江南写文章批老K，老K的处境，也是如此。

崔音颉《〈蒋经国传〉万古留芳》（《前进周刊》第三十二期）一文中，记陈鼓应10月22日在北京招待中外记者：

陈鼓应说，江南是他所遇到的朋友中，对国民党了解最透彻的，江南说他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当有人提醒他要小心时，他说李敖在台湾批评国民党都不怕，他还怕什么。何况他又是美国籍，相信美国政府会保护他的安全，因此他丝毫没有防心。没想到，竟然会发生这种事。

江南这一表示，有两种心境：第一，他觉得李敖身陷虎穴，在台湾批评国民党都不怕，他在美国，不能再怕了，再怕就未免太惭愧了，他有感于李敖的精神感召，因而也挺身而出，大写特写起来；第二，他相信他身在美国，国民党不敢到美国胡来，因此他的处境，比李敖安全得多，自然也就无可怕了。

江南的“错误”是他不了解国民党的暗杀习惯。国民党暗杀人，为了卸责，常常在本土以外优为之。国民党暗杀汪精卫等人，地点都在本土以外。国民党在本土内暗杀，至少要负治安不良与破案困难的责任，但在本土以外干上一票，就可不负这种责任。所以有时候，国民党宁愿杀杀杀，杀到外国去。李敖在台湾至现在发稿之日犹能免于被暗杀，重要原因之一是国民党投鼠忌器。——陈文成案以后，国民党百口（当然是一百个“鸡嘴”）莫辩，因此对李敖，只好另觅他法，李敖能够“苟存性命于乱世”，也正因为早已“闻达于诸侯”的缘故。这一知名度，对我的安全，的确帮助不少。

老友江南伏尸去矣，他因我而死、他先我而死、他代我而死，追念这位在海外一再为我仗义执言的老友，我真有不少隐恸。“江南说他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古人发愿于先，有道是“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可惜江南最后所见，不是“花枝”而是“枪枝”。虽然不归之言，一语成谶，但是讨厌国民党、“不再回台湾”一点，却也有志已酬。江南江南，国民党一日在台湾，台湾即一日无可恋，老兄身死异域，亦是大好，魂兮魂兮，不必归来！

1984年11月8日晨5时

江南论李敖“蒙难”

1979年，我应高信疆老弟之邀，在《中国时报》写了一阵子专栏，后来国民党官方压力迭至，报社主人不堪其扰，虽未逐客，我这客人，却不得不自逐也。最后主客双方，乃分手焉。

在大大小小的官方压力中，一个有趣的压力是：我在文章中，自称自己坐牢那段岁月是“蒙难”，也构成大逆不道了。这一罪状，官方是由蒋孝武提出的，令人颇堪玩味。当时长住美国的江南听说了，写了一篇《“蒙难”也不能随意用吗？》在海外发表，全文如下：

原刊在《中国时报》上的《李敖自述》，台湾当权派看了很不舒服，早在意想之中。

党政机关的“后知”们，如李敖所说“鼠肚鸡肠”之辈，不免对此进行迫害打击。不过，愚昧诸公，做文章抓错了题目，硬说李敖太狂妄，孙中山伦敦蒙难，蒋介石西安蒙难，李敖何许人也，竟够资格滥用“蒙难”两个字，玷污国父、亵渎总统。

这些脑子里装满稻草的党棍文棍，未免生不逢时。他们的祖父或曾祖父辈，连姓蒋的都须避讳改姓，焉能“蒙难”乎？

而片面责备党官，未必公平。国民党的党魁，不也是由“总理”、“总裁”改到“主席”了吗？行文中涉及总统，尚须空格抬头；台北中正路，原分段编号，便于找寻；但四、八两路公共汽车，因与“死”和“八路”同音，奉命取消。思想再新，总无法违逆旨意。

政治环境如斯，乃成忌讳的温床。举例说，台北统一饭店的英文原名是PresidentHotel，中文名字理应称“总统酒店”，但不得不改为“统一酒店”。幸而那是十五年前的事，在今天，国内和平统一之声四起，“统一”之名恐怕也用不得。

再以英文President这个字为例，在外国，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公司总裁，一概可用这字。但入了中国，封建性、阶级性相继出现，幸亏我们的老祖宗留下丰富词汇，尚不致词穷。

不过，丰富的词汇，并无助于小民如李敖者，使用祖宗遗产的自由。

呜呼哀哉，自由中国，如此自由。

这篇文章简短有力，不知在蒋孝武指使谋杀江南时，是否构成催命符的一页也。

1988年11月9日

对江南案李敖提出补充意见

香港《九十年代》6月号独家专访陈启礼谈江南案。透露不少秘密，发人所未发。陈启礼说：“里面发生很多事，都不是每一个人单独可以了解的。要很多人坐在一起来讲，才会理出一个头绪来。”由于江南是李敖的老朋友，陈启礼也与李敖相识，董桂森逃亡前且留下文件请李敖代为主持正义，故由李敖在本报发表他所了解的一面，帮助查出“头绪”来。

李敖表示：

一、提到情报局长汪希苓，陈启礼说：“其实第一次他提到要教训江南的时候，我并没有答应他。当场，胡仪敏、帅岳峰、白景瑞，就一直在敲边鼓。他们都很想我答应他去做。于是我就说，那好，这件事就交给我。第二次，他跟我单独谈，说到这个人不能活，我就不讲话。那时的气氛很凝重。我说，汪局长，你第一次对我说要教训他，你为什么不单独跟我谈？现在改说要杀了他，那么这些人当然知道是我。像白景瑞，今天台北、明天香港、后天美国，到处跑的人，又是事不关己，他一定不会守口如瓶的。汪希苓就讲白景瑞跟他关系多深，绝对没有问题。这样我才答应他。”李敖表示：由这段透露，可以看出陈启礼的头脑细密为人机警，比情报局长更有资格做情报局长。李敖说有次白景瑞和他吃饭，就讲出汪希苓第一次表示要教训江南时，在座的还有蒋纬国（这一点陈启礼没有提）。白景瑞绝对守不住任何秘密，陈启礼的判断比汪希苓准确得多。

二、陈启礼说，根据警总退役中校董桂林（董桂森的哥哥）事后的说法，“意思似乎是说，当时的情治单位彼此在斗，故意叫董桂森跑掉，然后抓我们。故意让董桂森在海外叫，把事情爆开来。”对这种说法，李敖的看法是：第一、他不相信国民党情治单位有此智慧与必要；第二、从小董逃亡前留给李敖的文件，明说一清专案第一天抓陈启礼，第二天就去抓他。可见小董的逃亡，不像是“故意”放他逃的。

三、陈启礼说，江南案发生是“情治单位彼此内斗”，“目的就是要让汪希苓做阶下囚”。“因为汪希苓的顶头上司知道了这件事，就利用这件事，把它爆开整汪希苓，让他变阶下囚。以当年的架构，情报局是国防部的情报局，但事实上国防部长根本管不了情报局。情报局上面是国家安全局，安全局长汪敬煦是汪希苓的顶头上司。事实上情报局长当年来说是直属于总统的。真正命令他的，一切都是总统。汪敬煦也没有办法去命令他。”李敖表示：陈启礼所说，情报单位内斗与隶属关系，应属正确，但汪敬煦既知汪希茶所为，出自蒋经国，公开这一事件，固整了汪希苓，却也延及蒋经国。汪敬煦地位本已在汪希苓之上，他何苦冒祸延上级之险，去整下级？说“情治单位彼此内斗”是对的，但内斗到要扯出主子，则就无以解释了。何况爆发了江南案，情报局固然要整肃，形式上与编制上，上级单位安全局又岂能免责？汪敬煦整人而祸延自己代人受过，这通吗？

四、陈启礼说，江南案在美国爆开，“这是我们情治单位透给他们的。所有的一切，一点一滴，包括新闻界，都是我们情治单位透出去的。”李敖表示，这无以解释美国联邦调查局明明根据电话录音而破案的那一事实。当然情治单位有透露的动作，像《九十年代》不守正义原则登出江南七封信就是，但这些透露，都在美国方面破案以后，而非事前。像这样牵连到主子的大案，李敖说他不相信情治人员敢向美国人透露。

1991年6月1日

王企祥该打！

清华大学教授、徐露的老公王企祥，被学校给扫地出门了。这几天可闹得凶。王企祥方面说：“研究计划的批驳和清华停聘事件，都是‘公报私仇’的行为。”学校方面说，停聘他是“由于该校十二名资深教授联名，认为王企祥最近两三年内，在校内未开课，又未指导研究生，且与同事关系恶劣，复以在校外兴讼，对校方不利等理由，要求予以停聘”的。

王企祥是个纯度很高的书呆子，他不通人情是有名的，本来高级知识分子们就不通人情，王企祥比起他们来，段数更高，最后竟遭联名清场。纠纷发展到目前为止，还不出一些“傻科学家”们的是非层次，很像有博士衔的欧巴桑在吵架，我在这里，愿提升他们是非层次，给他们一点理，以资取闹。

王企祥案的真正关键，大家都没看出来。真正关键是“学术自由的被侵犯”。所谓大学，是维护学术自由的地方，大学要兼容并包，要容忍“异端邪说”、要容忍“牛鬼蛇神”，文明国家的大学通例，就是如此。中国最伟大的大学校长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就收容新派、旧派、白话派、文言派、革命派、保皇派，“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这才是大学的真义所在。所以，当时的北大，就形成五颜六色百花齐放的学风，给中国带来光芒。蔡元培的雍容大度，使人人佩服他，在他为抗议当政者辞职而去的时候，大家开会，决议请他回来，全体一致，即使与同事关系恶劣出名的辜鸿铭，也留着小辫，从妓院赶回参加。他说：“我挽留蔡先生，理由也不要同你们一样！我是保皇党，大学校长就是皇帝，所以我要拥护他！”

设想当时若有北大教授十二人或二十四人，联名赶辜老头儿，又成什么局面呢？辜鸿铭的学问是没问题的，问题全出在他的做人上，他骂光了校内校外的每一个人，他黑吃黑，他纵情青楼，整天唐吉诃德式的与人惹是生非。但蔡元培一直识大体的包容他，北大教授一直识大体的不曾“联名”告他，他们知道，包容的不是那可恶的老头儿，包容的是学术自由的一个象征、一个活证。民国容忍清朝遗老撒野，此所以为民国；北大容忍帝制余孽讲学，此所以为北大。

王企祥案是一个信号，告诉我们学风的没落，告诉我们知识分子们多糊涂：他们该做维护学术自由的尖兵而不做，反倒做了侵犯学术自由的线民！并且所持的理由是如此荒腔走板、如此不相干，使我们惊上加惊，感叹他们程度的低落。王企祥并非不能停聘，但宣布出来的理由，无一不荒唐可笑，令人感到知识分子不识大体，竟一至于此！

王企祥本人就是一个喜欢搞“联名”的“傻科学家”，他被赶走，实在解恨。但解恨之余，别忘了王企祥虽然破格，却有学格；虽没人缘，却有人权，他实在不该被这样“棒打薄情郎”。何况该打也该被徐露打，也不该被“傻科学家”们打。“傻科学家”们把持学术，不能容忍异己，愈收愈紧，最后连不异之己亦不能容，实在可恶。希望徐露纠合清华园“胭脂虎”，“刀劈三关”，“水淹七军”，把这些不通人情的科学怪人一律棒打一顿，美国的李卓皓也该由美国娘子军代打。全部打完以后，再把王企祥狠打一顿——王企祥陷群傻于不义，最该打。

1979年8月22日

《中国时报》1979年8月25日

黄三归来

10月29日《联合报》登：去国二十年，曾被政府情治单位列入“黑名单”的黄三，近日内可望获得赴台许可，他预定三十日启程返国。这位曾经被认为是头号“大左派”人士，早年经常发表反国民党言论而被列入黑名单，他持有的“中华民国”护照早于十七年前被吊销。北美事务协调会官员透露，该机构处理此案“所持的态度是肯定的”。据侧面了解，中共此间领事馆对于黄三最近动向颇为“关切”，但亦莫可奈何。黄三表示，他此行赴台，主要是为了父亲八十大寿。乃父黄雪邨现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曾在南京任总统府第二局兼第一局局长，职司发言人及国玺典玺官。他说，此行也将祭扫母墓，他的母亲是左宗棠孙女，五年前在台亡故。

这条新闻后，接着就是11月1日到3日的各报新闻。看了所有的新闻，都发现错误与看捕风捉影之处甚多。例如11月3日《联合报》说黄三名“黄胜堂”，事实上黄三的学名是“黄胜常”；《联合报》又说黄三“十七岁进入《文星》杂志工作，与李敖、陈鼓应、谢聪敏、张灏等人熟识”，事实上，在《文星》杂志的，只是我一人而已，黄三在我家帮我许多忙，也写文章，不过多是跟文星书店的出版品有关的。还有黄三根本不认识张灏。11月3日《自由日报》把黄三错成黄山，更是不负责任的草率报道。

至于说黄三是头号“大左派”全是胡说。黄三是殷海光的私淑弟子，是自由主义者，说中共对他的动向莫可奈何，字里行间，目的在彰显国民党的统战成果耳，揆诸事实，并不正确。这种消息，显然是北美事务协调会官员的邀功之作。黄三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好汉，把他左右移位、放大缩小，都不足以知其人也！

黄三所以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究其原始，是他在海外为李敖被捕讲了公道话，因而被国民党忌恨。黄三是我的小兄弟，比我小十一岁，我在《文星》时候，他透过萧孟能夫人朱婉坚，与我结交。他的父亲是桂系要人，母亲是左宗棠曾孙女（不是孙女）。这小朋友聪明过人，又多反骨，在成功中学，因与教官冲突，被开除。后来入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一天上课时偷着帮我校书，被老师抓到，把书抢走，他向老师交涉，说可任凭处罚，但是书要还他，老师不肯，致起冲突，事闻于校长成舍我，成舍我裁决黄三应公开自打手心十下，以示悔过。黄三的亲友都劝他委曲求全，以免在台湾无书可读。他来找我，我说岂有此理，这哪里是办教育，这样羞辱青年学生，成什么话！乃写一信由黄三持交成舍我，大意是说：你成舍我当年为了在军阀统治下争取做人的自由，一何英勇；如今却如此迫害你的学生，岂不值得反省。黄三翌日赴校，他的父母以为他同意去打手心去了，叮昨千万照校长意思做，不期他却手持李敖之信，给了成舍我一次“教育”。成舍我看信后面露狞笑，说：“我们世新是个小庙，容不下你这大和尚，你还是走吧！”就这样的，黄三为了向不良教育抗争，又给开除了。黄三在台湾，是抗争国民党黑暗教育的先烈，也是抗争比国民党还国民党的伪君子成舍我黑暗教育的先烈。他年纪那么小，就那么有志气、有牺牲的勇气，真令人佩服。

如今隔世二十年后，黄三归来，在台小住一月。昨天在段宏俊家，与陆啸钊、黄三，健饭健行健谈，往事历历，言之成趣，因志零墨，以为老友光宠也。

1988年11月7日

我最难忘的一位“上将”

他只是一名中校，但在我眼中，他却是一位“上将”。

中校，是官方的位阶；“上将”，是我这历史家的“任命”。

我住在台北敦化南路一大厦，隔壁的大厦里，有一家烟草代理商的董事长，经常在我门前走过。此公相貌不俗，雅好修饰，头上永远是刚理过发模样，身上穿着极为考究。冬天是土黄色呢大衣、夏天是半筒袜短裤，脚上皮鞋永远是亮亮的。他脊梁笔挺、缓步前进，嘴上还叼着烟斗。全体造型，活像是一位英国绅士。但在绅士之外，索寞的神情，却又显露出他有一段欲说还休的身世。

我对他很好奇，直到有一天经人指点，说他是“陈良埙”，我才恍然。

“陈良损”，这个名字立刻把我推回到三十年前，我那在台大第一宿舍同寝室的老同学陈良榘的哥哥，不就是他吗？在那白色恐怖的黑暗时代里，我的老同学经常辛苦赶赴新店安坑监狱探监的对象，不就是他吗？我对他神交已久，可是他不知道。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认识了。他说他早就知道我在隔壁，他说我太大了，大得就像我楼下停的那部凯迪拉克轿车。他对我神交已久，可是我不知道。

双方神交停止后，变成了好朋友。在川菜餐厅等场所，我们做过好多次的聊天，他说话极慢，点菜过奢却吃得极少，表情永远是眼睛笑成一条缝，开每一位餐厅小姐的玩笑。有一次我的好友江述凡一起来吃饭，江述凡说话本来就慢吞吞的，但看到陈良埙说得更慢，居然吃不消了，最后鼓着胖嘟嘟的脸，抗议道：“陈先生，你话说得太慢了，我等不及啦，该我说啦！”我在旁大笑，陈良埙也笑，丝毫不以为忤。——他从容待人、优游处世、伴同着玩世式的天真。

他的玩世，不但表现在待人处世上，甚至对他自己的冤狱也玩世出之。我为孙立人案做历史平反，编《孙立人研究》、《孙案研究》等书，由曾心仪访问到他，曾心仪回来说：“这个陈良埙，讲话不着边际，遮遮掩掩，使人弄不清楚真相。”这一作风，他的同案受难者也不乏同感，有人对他不无微词，我也当面打趣过他，我说：“是不是你被抓后受不了威胁利诱，出卖了孙立人？怎么大家都不谅解你？”他听了，只是笑。四年前，他心血来潮，写了一封信给“李敖（他故意写成“傲”）老弟”，盼“老弟有以教我”，附有他在1990年3月写给调查孙案的三个监察委员的信，信中说：

余俊贤陶百川王枕华知悉：有关孙立人将军事件，由于汝等不明五权宪法之精神，未能做适当之处理，致仍有数十人蒙冤入狱，且有屈死狱中者。观汝等之调查报告书，余等曾专函质疑，迄今经年，渺无音信。汝等居庙堂之上，乏大臣气节，可谓无耻；处重要案件，听命于权贵，是亦伤廉；任冤案形成，不依法纠正，诚属不义；对质疑信件而置不作答，乃不知礼。礼义廉耻俱丧，何以为人？厚颜偷生、贻羞万世子孙事尚小，对后世历史无法交代则罪大矣！监察院之形象被汝等败坏无余，汝等有以说明否？陈良埙字。

看了这种信，我感到此公玩世之态，跃然纸上。

陈良损1943年中央军校毕业后，到冤狱缠身前，其实只做了一件职务，就是孙立人将军的随从参谋。他是孙将军身边的人，孙将军坐火车去巡视，连早餐都由他亲手做出，可见两人关系之深。他送了一张照片给我看，照片中孙将军昂首在前，他老兄阔步在后，两人都足登马靴，而随后的其他将校无与焉。孙案受难者告诉我：“陈良埙当年只是少校，但外号‘副司令’。”可见他的“炙手可热”与“权倾一时”。孙将军是何等精明干练的人，陈良埙能够“伴虎如伴君”，得孙将军信任，一生以之、九死无悔，若非双方皆有过人的条件，安能如此开场与收场？

我“任命”陈良埙做“上将”，原因是他的后辈刘和谦都是上将了，刘和谦是陈诚的随从参谋，因为未遭冤狱，得以直上青云。反观陈良埙，能力过人、才气过人、资质过人、智勇过人，却因孙将军被嫉被诬，而陷身同一命运，最后止于中校而绝，岂是公平？我跟他开玩笑说：“看你一副将军模样、上将模样，为何只干到一名屌中校？”他笑着说：“中校还是坐牢后派令才到的呐！坐牢后还升一级，也要知足啊！”他的洒脱，由此可见。

陈良埙三十四岁坐牢，七十四岁死去。前半生英姿风发、飘然而来；后半生四十年如一日，索寞以去。他用玩世式的天真穿透了一切，他欲说还休。可是，他想休说的，也被我穿透得一清二楚。这个人一生本该是一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但时运不济，竟做了烟草商人，燃烧烟草，害了自己。——他日前死于肺癌，结束了忧患的一生。麦克阿瑟引美国军歌说：“老兵永远不死，他只是凋谢。”虽云凋谢，也应有像样的凋法谢法，可是陈良埙这样凋谢，纵含笑九泉，也死不瞑目。中国古诗写：“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从草泽四望，天苍野茫，这不仅是陈良埙的悲剧、孙立人的悲剧，也是孙案受难者和中国人民的共同悲剧。

1995年6月12日

难友李世杰先生遗著序

难友李世杰先生在1990年7月29日傍晚猝死。死后三小时，他的儿子李哲仲先生打电话告知，我说我对婚丧喜庆一向不参加，我一向照我自己的方式有意义的、非世俗性的纪念死去的老朋友，目前我要忙着为世杰先生赶印他的遗著。电话通过后，我立刻电告胡虚一先生，由热心的胡虚一先生前往协助，料理一切，并嘱李敖出版社同人配合。

李世杰先生在死前一天还写信给我，要我对《自立早报》的可耻报道“大笔写一篇”；他在死前两天写信谈到这篇报道，指出：

又：今日《自立早报》二版有一个《台湾历年“三合一”匪谍叛乱案概要表》，寥寥刊出十七案。所谓三合一，意指“共匪、反对党、台独”，其中，不但调查局案、军统案、湖南帮案、中正大学案、南靖师范案、钟表业案、叶家班案等，都付阙如，虽有李荆荪、崔小萍、柏杨、彭明敏等案，却不见“李敖”大名，看来阁下不但不是“作家”，也不是“叛乱犯”矣，恭喜恭喜，只是，如此概要表，未免太“概”了过头，无形中等于遮盖国民党许多残贼人权的大罪恶，看了实在恶心！不知是记者无知，还是故意呢？愿闻老兄高见，以开茅塞。

在我看来，对《自立早报》的记者而言，可能是无知；但对《自立早报》主事者吴丰山之流而言，却十足是故意，因为吴丰山之流不会无知如此。这种国民党的同路人，他们显然故意“遮盖国民党许多残贼人权的大罪恶”，因此尽量以多报少、以假乱真。（例如说柏杨是政治犯，其实柏杨是什么政治犯！他在被捕之日，1968年3月2日，还在《自立晚报》上发表马屁文章，响应“蒋夫人的号召”呢！他拍蒋氏父子马屁，拍在马脚上，又利用职权，在救国团涉及桃色事件，才阴错阳差的出了事，马屁未遂也叫政治犯吗？）

李世杰先生所以对吴丰山之流愤愤不平，原因是自1949年以来，军事审判的案件共有两万九千四百零七件，近三万件的案子，如今被《自立早报》“概”成了区区十七件，这叫什么自立报道！

为什么李世杰先生对这类报道深恶痛绝呢？因为这正如孔夫子所表现的：“恶紫之夺朱也！”正因为又像红又不红的紫色鱼目混珠了红的正色，所以，我们要厌恶这种报道。

相对的，李世杰先生自出狱以后四年来，他全神贯注、手不停挥所做的，就是做出正牌“朱”色的报道。这一过程与我息息相关，原因是我们在景美军法看守所同窗——铁窗，相识于患难之中。1976年11月19日我出狱，我出狱后十年（1986年2月4日），李世杰先生也出狱了，他坐了二十年牢。出狱之日，太太已死了，家散人亡，他也老态龙钟，这时他行年七十，已经是白发老人了。我深知此公博闻强记，笔下又行，听说他出狱，亟思鼓动他写出几十年来的种种见闻，以存信史。1986年6月25日，我透过陈菊，打听出他的电话，跟他取得联络。五天后（6月30日）我亲赴他家，约他午饭，说动他展开大写作计划。在我的支持下，他终于奋然下笔，把蒋氏父子主持的特工内幕与冤狱实情，都一一写得巨细不遗、痛快淋漓，真是大快人心之事。我在他《调查局研究》序里说：在这些坐穿牢底、沧为匪类的冤魂中，李世杰是最特出的一位，他得赵孟所贵于先，又遭赵孟所贱于后，生不如死，复死里逃生，出狱后再转其余勇，重述生平死事。这样传奇的人生经历，真是太珍贵了。看了他的作品，在某些过门上，使我想起司马迁。司马迁中年时代就被汉武帝下了冤狱，但他为了完成最后的人生所寄，“就极刑而无愠色”，熬到《史记》的终于“藏之名山”。在这部大书里，他虽身为刘家王朝的干部，却技巧的清算了当今圣上的刘家王朝：他写出汉高祖的无情猜忌、写出汉文帝的伪善荒淫、写出汉景帝的刻薄寡恩，也写出汉武帝的愚蠢自大、横征暴敛……司马迁是史官，但他若没有那样不寻常的牢狱之灾，他的《史记》，必然是另一种写法。李世杰也是一样。他若没有那样不寻常的牢狱之灾，一生成就，恐怕只能以文学侍从显，而不能成就万岁千秋“刑余”之作。——今日他这些作品，其真实感人、其深刻高致，当远非当年少作可比，而可人于不朽之林，他一生成就，不期因祸得福，全然在此，真是歪打正着者也！人生际遇不可逆料者如此，不可逆料中又奋笔不屈者如此，我于李世杰见之。我又在他的《调査局黑牢345天》序里说：《汉书-路温舒传》所做的两千年前的刑狱素描，只是一种简明的骨架，虽然句句真实不虚，但是骨架以外，益之以血肉之作的，则唯有李世杰这部《调查局黑牢345天》，方补足了两千年的空缺。就凭这一重大的意义与实例，这部书，就足称得上“汉唐以来所未有也”了！

今年3月22日，李世杰先生感于他年事渐高、积稿渐多，特与我订定“协议书”，亲笔写道：

本人在《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及《万岁评论》所写之文章，尚未结集成书者，均授权李敖代为编集永远出版，书名及册数悉由李敖决定，本人为赞助共同理想，概不受酬。

李世杰先生这一把著作书面“托孤”之后四个月，就突然死去。古人说：“西方圣人，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李世杰先生与我的“一大事因缘”，岂不正正其斯之谓欤？东方圣人被人“彊（强）为我著书”，因有《道德经》五千言的留世；千百年后，李世杰复为李敖所“彊”，因有批蒋书两百万言的流传。这种“一大事因缘”，求于古今中外，亦罕见其匹，独于难友之间见之，人间万事，于此尤奇。蒋氏父子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李敖李世杰关在一起，结杲祸延蒋家自身。李世杰先生生前与我约定，凡他的书，必由我写序以传。记得郑板桥尝谓：“板桥诗文最不喜求人作序：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为可耻；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讥带讪、遭其荼毒……”李世杰先生深知李敖非“王公大人”，湖海之下，被“荼毒”者，乃属蒋氏父子无疑，因此成“一大事因缘”，千言万语，留交难友李敖以去。如今故老渐远、文字方新，我感而成序，纵哀乐不人，却余恨犹存，特陆续快刊遗著，以张正义而批蒋家，人间生死交情，快意恩仇，尽在于是矣！

1990年8月8日午

应把郑南榕高明光大

4月7日是郑南榕自焚两周年的忌日，生前和他殊乏并肩作战纪录、死后却利用他大作“台独”秀的各界人士，少不了又来诠释他的死。我们自然也不会坐视。

我们认为，这些人都是窄化、小化郑南榕的糊涂人，他们是小市民，他们不能想象郑南榕高明光大的一面。

以郑南榕死事之烈为例。郑南榕明明是勇敢的自焚，但是，在死后第三天的报上，却出现了非自焚说。在立法院，由民进党的尤清、朱高正带头，展开政治秀，以是否有他杀的可能性，大作文章；吴淑贞也依据陈永兴、黄华的话，同此炒作。而台南地区，也有四十名民进党员借口“国民党活活烧死郑南榕”，大举游行。——台北方面是打死后焚尸灭迹的，台南方面却是进一步活活烧死了，可见这一被杀焚尸“罗生门”，还有南派北派的不同说词呢！

无独有偶的是，另一种谋杀说也冒了出来。《中央日报》登出“中华民国反共爱国阵线”提出的疑问，说“郑南榕究系自焚死亡，抑或被人预谋淋以燃烧物杀害，将其牺牲，制造‘台独烈士’，有关方面应就死亡时间，致死原因，详加调查勘验”。在这极右派团体的质疑前一天，《中央日报》也登出《郑南榕逃避不及命丧现场》的头条新闻，像民进党一样卑鄙的，为了政治目的，把郑南榕的自焚殉道加以窄化、小化。

事实上，郑南格决心自焚，早见于同年2月18日《自由时代总号》第二六四期里，他用书面表达出“他们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尸体”的宣示。4月7日的从容一死，只不过是实践这一宣示而已。他的牺牲精神，是不容歪曲的。在生死线上，他温柔的叫醒十岁小女儿，叫“你们大家先走”，然后反锁自己于办公室内，自行了结他四十二岁的生命。检察官验尸时发现，起火后郑南榕安坐在桌旁，没有逃走的迹象，双手扶在办公椅的把手上，上身笔直，如此端正的死法，尚属首见。在生死大节上，图难于易，从容如此，平生所学，真实不虚矣！

六十四年前，当中国伟大的知识分子王国维，投水自杀以后，对他的死因，一时众说纷纷。当时另一位伟大的知识分子陈寅恪，发表《王观堂先生挽词》，感慨的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辩，故亦不之及云。”他又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上说：“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他又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

陈寅恪这些话的主题是，王国维的自杀，表面是与一时一地的具体人事有关，或说有关一人之恩怨、或说有关一姓之兴亡，其实这都是“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而已，至多也只是“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的形式死因而已；骨子里，这位伟大知识分子的死，实在是把握了“抽象理想之通性”、“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

正因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之死，都在表面的死因以外别有怀抱、别有境界、别有甚至他自己也不尽知的超然意义，所以，从表面的死因论定他们，就会失之窄化与小化。

试看古往今来自杀的志士仁人，他们表面的死因，因一时一地一人一姓等的不同，死得可说五花八门，有许多且因时空丕变、观念修正，今之视昔，顿觉死得毫无意义。殊不知不从表面看，而从“抽象理想之通性”看，我们便会发现他们死得万古常新，别有超越时间地域者在。所以，两千两百一十九年前田光的伏剑而死，和八十六年前陈天华的蹈海而死，表面的死因，都已云散烟消，但骨子里的意义，却典型犹存。

郑南榕自焚后，冒出许多死后知己来肯定他，异党人士封他为“灵魂党员”、异教人士谥他为“主内弟兄”、“台独”人士奉他为“建国烈士”、搞“宋江阵”的乩童型人士手持铁叉誉他为“台湾第一勇”……我们冷眼旁观这些，总觉得他们在利用郑南榕、以窄化小化的方式利用郑南榕，视野狭窄，而不能深知郑南榕之死在时过境迁以后的真正意义。早在郑南榕坐牢时，他就有准备牺牲的精神。在鱼与熊掌之间，有明哲而不保身的选择。《孟子》书中对这种选择，曾有深入的讨论。孟子的结论是：生命虽然是我想保持的，但是如果有比生命更令我追求的，我就会舍生取义；死亡虽然是我想避免的，但是如果“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郑南榕是学通了哲学的，他“患有所不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真是伟大的斗士。如今，这伟大的斗士终于舍生取义了，法国思想家蒙田（Montaigne）说：“学习哲学即是学习如何去死。”南榕出身哲学系，他学到了如何去死。如能从这一死中，我们学到死的本身比死的表面理由更重要，而就更深一层的南榕有以肯定，这样才是一死带给我们的真正教训。

美国思想家门肯（H.LMencken）说得好：“为理念去死，无疑是高贵的。但为真实的理念去死，那就更高贵了！”（Todieforanidea：itisunquestionablynoble.Buthowmuchnoblerwoulditbeifmendiedforideasthatweretrue.）我们相信，郑南榕在为一种“真实的理念”而死，这种理念，既非政治的，也非宗教的，所以任何政治目的或宗教目的的解释，都窄化、小化了他。郑南榕其实为了更高贵的信仰而死，那种信仰，从政客到教棍是不理解的。

挪威文学家易卜生（Ibsen）笔下《人民公敌》（AnEnemyofthePeople）中的斯托克曼（Stockman）医生，他的见解比一般人超出十年。易卜生自况说：“但等他们跟到那一境界的时候，我早就不在那儿了，我又更进一步了。我希望我总是朝前走了。”跑五十公尺就心满意足等待奖品与掌声的人，不会理解跑马拉松的心胸与抱负。两者有共同的起点，但却有不同的终点。古希腊爱国者菲迪浦底斯（Pheidippides）在第一次马拉松跑死时，他生命的终点也正是他理想的终点。超人一等总是孤单的，孤单永不停止，但“他总是朝前走了”。

郑南榕以从容一死朝前走了。他一死所殉之道，绝非表面上“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他生命的终点，更高明光大于古希腊爱国者，不是理想的终点，而是理想的起点。我们诠释他的死，必须注目在这一高明光大。以“台独”什么局限他的死因，真未免太小看他了。

1991年4月5日

刘辰旦——患难见真情的朋友

我在1971年3月19日被国民党政府捕去，被捕以前，先遭到一年两个月的软禁。在软禁过程里，朋友都不敢上门了，只剩下几位相濡以沫的朋友，还来走动。

在我被捕前五个月，台南美国新闻处发生了爆炸案（1970年10月12日）；在我被捕前一个月（1971年2月5日），台北美国商业银行也发生了爆炸案。当时我在报上看到了消息，还以看好戏的心情看热闹的，做梦也没想到会扯到我头上。直到3月19日被捕后，警总保安处处长吴彰炯少将叫副处长张耀华上校向我说：“李先生，请告诉我们，谁是搞爆炸案的凶手，蒋副院长交代下来，说只要李敖说出是谁，就立刻释放李敖。蒋副院长人格保证。”我说：“你们办案这样办，太离谱了吧？连把这种案都怀疑到我头上，你们对我太缺乏判断力了吧？”他听了，没再说什么，就走了。

后来，军法处把我提起公诉，法律文书送来，我才知道同案除了我的老同学谢聪敏（彰化人）、魏廷朝（桃园人）外，还有李政一（台南人）、刘辰旦（台南人）、吴忠信（台南人）、郭荣文（台南人）、詹重雄（台北市人），他们都是我不认识的，原来都是所谓爆炸案的凶手，我竟与这些响当当的人物为伍，我真抖了！

到了1972年2月29日，第一次秘密审判开庭时候，我才第一次见到他们。那天我坐在法庭的最左面，坐下以后，发现同排最右面有一位戴黑边眼镜的壮汉，一直侧过身来看我，对我微笑，他就是刘辰旦。

按军法处看守所的规矩，凡是同案，都要隔离监禁。我们同案八个人，就分别在楼上楼下大房、小房、小黑房中拆散开来，我跟刘辰旦正巧自始至终分在楼下一房到十四房的同一走道（李政一也住过九房一段时间），我先住二房，后转十一房、再转八房；他先住十三房，后转十二房、再转六房。因为总是在同一走道，所以虽然隔离，也偶尔见面，谊属同案，自然就熟了。有时看病时在医务室碰到，我发现他真长得虎背熊腰，结实无比，羡慕他有这样好的身体来坐牢，真是本钱。

我从二房迁到十一房以后，刘辰旦迁到六房，跟吴锦江同房。六房是十一房的斜对面，从高窗中可以打照面，我因为有半截门板，用书物垫起，搭成桌子，所以一上了桌子，头就可伸到高窗上；而刘辰旦那边，因为身怀绝技，从门框上垫脚，纵身一蹿，也可攀住高窗。只要向下俯视，走道上没有班长，就可以用暗号联络对方，上高窗讲话。刘辰旦呼叫我的暗号是吹口哨电影《坦克大决战》一段，我呼叫他的暗号是唱英文歌一句。歌曰“Siter!Sister!DoyouHearme?”是我被捕前看的最后一场电影《火雷破山海》中对修女唱的歌。不过为防其他房旁听，有时也用“大字报”。“大字报”是把纸裁成长条，用毛笔写掌心大小的字，自左向右横写，呼叫以后，一张张再自左向右慢慢传送，虽然只是纸条走动，但是感觉与霓虹灯广告无异，真是妙法。传后撕碎，从马桶冲走，片纸不留。有一天中午，刘辰旦、吴锦江此起彼落，每次落下，地板砰砰作响。跟我传了一两个小时“大字报”，我想他们一定累坏了。我这边，因为有克难桌，两脚落实，不须用脚掌侧踩门框，所以传起来，倒一点也不累。

后来我迁到八号房，在八号房一住两年半，除了桃园的流氓许性德同住了几天外，都是独居；刘辰旦这时也迁到六号房，也大部分时间是独居。八号房和六号房是同一排，不能打“大字报”了。所以多靠呼叫。刘辰旦有时把许多消息，写在小纸条上，偷封在生力面袋里，佯做送面给我，请外役（主要是一位外号叫“阿财”的）转来。我那时很自私，也很谨慎，不回传字条，为了怕被査出，影响我的读书方便。——我独居一室，拼命看书，辅导官冯音汝在书本管制上，也对我优待，这种大牢能坐下来，有大量书看太重要了。我们那时年复一年不准看报纸，有一次李政一在楼上弄到几块报纸传给我，不久李政一就被抓到。我当时也弄不清他们的底细，不愿深交朋友，所以尽管礼尚往还，可是却不肯回传字条。

刘辰旦的字条有时用菜盆传给七房的吴荣元，再由吴荣元从外窗传给我（七、八房有外窗相连，下有细缝）。吴荣元和吴锦江都是成大共党案的头目，吴锦江判无期时吴荣元判死刑，后改无期。吴荣元与警总的陈鸿渐同房，我尤其小心，因我对警总的人极不信任。由于我在书本管制上被优待，刘辰旦、吴荣元他们也沾了不少光。吴荣元与同案的刁德善，我为他们买了当时几千块的书，让他们带到火烧岛（绿岛）。

由于我不肯回传字条，他们倒也习惯了。吴荣元临去火烧岛前，留字给我，感谢我对他的“不言之教”；刘辰旦一点也不怪我，他知道一定有我特殊的原因，仍旧对我关怀备至。我冬天畏寒，他极为担心，请他姐姐买药送我，又传字条来，提出各种御寒良方，其中之一是教我学日本学生，用干毛巾浑身干擦生热，他的好意，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因饱受深交朋友之累，所以在没弄清底细前，颇为矜持，但是刘辰旦对我，一本胸怀坦荡，日子久了，我发觉此人很够朋友。1975年4月25日，我在小房里独自看书，忽然班长送进一个生日蛋糕，原来是刘辰旦请他姐姐特地为我买了送来的，刘辰旦的体贴细心，照顾朋友，由此可见。他的姐姐在弟弟受难期间，本来打算把退休金买间小房子的，结果钱都花在救弟弟上面了，房子吹了，她真是一位伟大的姐姐。

刘辰旦他们虽然与我同案，但是罪状却你东我西。他们罪状是所谓爆炸案，其实这是冤枉的。在年复一年的囚居里，我慢慢得知：所谓爆炸案，根本就不是他们干的，而是吴彰炯少将主持下的一场冤狱。这场冤狱，如你光看判决书，你绝对不疑有他，判决书说：

五十九年3月，谢聪敏又于接受彭明敏函嘱后，转示李政一积极网罗偏激分子：吴忠信、郭荣文、刘辰旦，迨至五十九年9月，谢接获叛徒彭明敏来信指示，转促李政一、蔡金铿、吴松枝（另案判决确定）等探查政府军政高级首长行踪，将由日本雇用枪手谋刺，及爆炸美国在台机构，以扰乱治安，破坏中美友谊，李政一即于五十九年9月底，由台北到台南市复兴路131巷5号吴忠信住所内，邀集刘辰旦、郭荣文、吴忠信等人共同商讨爆炸事宜，决定以台南美国新闻处为目标，由刘辰旦觅取炸药，吴忠信负责装置定时炸弹，郭荣文因曾在美国新闻处补习过英文，环境较熟，由其担任放置定时炸弹工作。同年10月初，刘辰旦以朋友需用炸药炸鱼为借口，托乃妻刘秀绢向台南环球水泥公司职员陈源成，索得巨人牌百分之六十CC胶质炸药十条、雷管三个，不久李政一函告郭荣文照原定计划于国庆日前后执行，郭荣文即分别通知刘辰旦、吴忠信，于同月12日上午同至其台南县仁德乡二行村115号家中会晤，11日上午刘辰旦携带炸药四条、雷管一个，吴忠信携带精工舍金黄色闹钟一座，及电池、电线、焊接工具，至郭荣文住所，由吴忠信装置定时炸弹一枚，放于郭荣文所有之灰白色塑肢手提袋内，并约定翌日下午6时在台南市南门路府前路口克林食品店前会合，12日下午吴忠信、刘辰旦、郭荣文均依约而至，在附近忠义国校围墙内，由吴忠信定时三十分钟，交由郭荣文携进美国新闻处，放置于门内右侧楼梯口前书架倒数第二层右端，停留约五六分钟离去，该定时炸弹约于下午6时53分爆炸。

上面是写炸台南美国新闻处。下面再看炸台北美国商业银行：

六十年1月26日刘辰旦将所有剩余炸药六条、雷管二个，交由吴忠信保管，翌日李政一、刘辰旦、詹重雄、吴忠信借游南回公路之便，沿途在“宝莱”聚会，除商讨如何加强宣传等事宜外，复在“宝莱溪底”以‘炸药二条、雷管一个，由吴忠信装妥定时炸弹一枚，当场试爆，借以传授李政一、詹重雄装置技术及使用方法，同月28日由“宝莱”返回台南途中，李政一嘱吴忠信速装置定时炸弹一枚，交由詹重雄携返台北备用。同月30日，吴忠信将炸药四条、雷管一个、电池、电线、闹钟等在其住所装妥定时炸弹一枚，放入金龙饼干盒之内，用《中国时报》将该炸药等予以固定在盒内，盒外复以旧报纸包裹再用麻绳捆扎，翌（31）日下午交詹重雄带回台北，2月1日晚8时，詹重雄交李政一收藏于台北市牯岭街75号李之居所内，同月4日晚詹重雄应李政一之约，同往台北市馆前街一带观察美国商业银行附近设施，由李政一向其介绍内部状况，相约于同月5日上午9时在“女青年会”晤面，届时李政一携带定时炸弹与詹重雄会合，李即在“女青年会”右侧建筑施工中之篱笆内，将炸药与雷管、电线部分接合，定时四十分钟后交詹重雄携进美国商业银行，放置右侧墙壁与花盆间地上，9时45分爆炸。

一般对案情陌生的人，看这种判决书，有人名、有时间、有地点、有炸药、有细节，一切应有尽有，谁还会怀疑案子根本不是这五大元凶干的呢？谁还会怀疑治安机关在无中生有捏造刑案呢？谁还会怀疑爆炸案根本就没侦破呢？谁还会怀疑这是一件精心设计的栽赃呢？

可是，事实上，谁也想不到：这样言之凿凿的判决书，竟根本是一篇凭空编导出来的神话！事实上，在李政一部分：李政一当时只是刚刚认识了刘辰旦、郭荣文、詹重雄，刚认识的朋友，怎能密谋这种杀头生意？在刘辰旦部分：所谓炸药，早经证人赵清泉结证说：“巨人牌百分之六十CC只能算是爆药，不适放在铁柜，三个月后，即会融化流水，失去效用。”又何能用来干大事？而所谓10月12日下午6点刘辰旦在台南炸美国新闻处之说，那时候，他正在屏东国宾饭店请客（有公司营业主任陈再兴等证明），又何能一人同时在台南屏东两地出现？在吴忠信部分：所谓“宝莱试爆”，纯属编造之词，因为那地方是入山检查站，有驻军及派出所，如果试爆必有巨响，当地军、警、居民都不是聋子，安能不被发现？在郭荣文部分：郭荣文在1970年9月11日向吴忠信购买机车一部之后，就没再见过面，直至10月10日吴忠信来访，才第二次见面，再至12月中旬李政一请吃饭，才第三次见面，而刘辰旦于1970年9月初去外国，到9月下旬始返台湾，并于10月8日才到郭荣文家，如何可能于10月11、12日同在郭荣文家装置炸弹，再拿此神来之弹去炸老美？在詹重雄部分：2月5日早上，他正在板桥罗淳二家讨债，又何能同时在台北板桥两地出现？……诸如此类的牛头不对马嘴，当事人举证尚多，证人一一证明他们的清白，也颇有不少。可是，都没用，吴彰炯少将主持的专案小组，硬说这五大元凶到案时有自白，“在本部侦案中坦白承认”，而凭这些离奇的自白，入人于罪！但是，天知道这自白是怎么来的！

我们被捕后一年，才准与家属会见、才准与律师会见（我没请律师），换句话说，吴彰炯少将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刑求逼供，并且不虞人犯外伤。因为受伤后，有足够的时间去养得毫无痕迹。在这漫长的与外界隔离的日子里，我事后得知：我是八个人中，受刑受得最客气的一位，自李政一以下，他们都受到各种苦刑，这样子长年逼供的迫害他们，最后取得的自白，其真实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李政一出狱后，他发表过一篇《被季贵成刑求的经过》，对他们受到的各种苦刑，有详细的追忆。李政一说：

我和刘辰旦、吴忠信、郭荣文、詹重雄等五人是于1971年2月底，因台北美国银行爆炸案被捕入狱，由警总、调查局、警察局、情报局联合组成的“忠诚专案小组”负责侦办，经过五个月的刑求逼供之后，仍查不出所以然来。7月中旬开始，他们派了一批台北市刑警大队的干员六人来对我们施以灌水、灌汽油的惨刑，逼使我们承认爆炸。带头指挥灌水、灌汽油的正是最近台湾扫黑行动中被捕又释放、释放后获得模范警察表扬的季贵成，当时他五十出头，任职台北市刑警大队少年队长，他就是拿他在少年队修理少年太保的那一套非人手法来对付我们。

首先他逼令我们抄写一份由他们拟好要带去给我们家人看的“家书”，这份“家书”上面写道：“我来此后，办案人员对我们都很好，请家人放心。我很后悔过去的不是，愧对政府、愧对国家。上级长官一再强调，我们的案子只要坦白交代，交代清楚，政府将给予我们政治解决，也就是放我们回家。我已将我们的事情坦白地向办案人员报告了，请你也坦白的和他们合作，好让我们的案子及早结束，我也才能早日回家。”他们就拿着我们同案五人的这种“家书”，到南部找我们的家属盘问，还是问不出结果来。

7月15日开始，季贵成等对我们的同案吴忠信施展“美人计”，他们从高雄小港机场用专用的军机，把吴忠信的女友翁春霞与翁春霞的母亲一同接到台北保安处，诱使翁春霞劝告吴忠信坦白承认爆炸，以求政治解决，早日团圆。

季贵成骗吴忠信说：“你亲爱的翁小姐也抓来了，现在关在隔壁的房间，你假如不坦白承认爆炸，连翁小组都要被你拖下水，同你一样要受苦受难，你忍心吗？我现在给你最后的机会，让你先跟翁小组商量再做决定。”于是季贵成就叫吴忠信和翁小姐通纸条传话，当吴忠信还是不肯招认时，他就破口大骂：“干你娘！吴忠信！你真是狼心狗肺，再不招我们就叫流氓强奸你的女朋友。”我想任何人处此煎熬、美色、利诱、威吓之情状，都要任从魔鬼的摆布，吴忠信何能例外，当即坦白供承血腥的爆炸罪行。事后，吴忠信又反悔翻供，坚称我们和爆炸案无关。

7月20日开始，季贵成施展他的长技——灌水、灌汽油，这种刑求名叫“杀猪”，因为是将人像猪一样的绑缚后，用木棍扛起再灌水、灌汽油，活像杀猪模样，据说刑警大队在抓到凶悍的流氓后，都是以灌水、灌汽油的手法，逼使一向强硬的流氓屈服，并乱招罪行，这是最原始、最惨酷、也最快捷的问案方法，因灌水、灌汽油时，犯人呼吸困难，而做垂死挣扎，痛苦万状，超出常人的忍受范围，一般在此刑求底下，都会很快屈从办案人员的意思讲话。举个例吧，1972年在台北发生的所谓“珠宝大盗窃案”，为首主犯是竹联帮的大流氓徐启梁，他被刑警大队逮捕后，便在灌水、灌汽油的惨刑下，一口气承担下三十余案与他无关的窃案，堪称是台湾典型的破案笑话。

我们被关、被惨刑逼供的地方名叫保安处六张犁看宁所，位于台北市和平东路底与卧龙街交叉口处，即六张犁公墓山底下，那是日据时代日本人专门关政治犯的地方，国民党接收后一直作为政治犯监狱，我和同案刘辰旦、郭荣文、吴忠信、詹重雄等五人，在那地方分别关禁在密闭式的房间里。7月20日清早8点，郭荣文、詹重雄两人首先被提到刑房灌水，当然是首先乱供爆炸过程，在季贵成的鞭笞教导下，一边教一边打地画出了所谓“定时炸弹设计图”，也在季贵成的导演下，一边教一边拍地制作出“装置定时炸弹现场表演”（录影）。7月22日早上7点多钟，提调吴忠信到刑房灌水，一样制作出“定时炸弹设计图”与“装置定时炸弹现场表演”。

7月23日早上7点，轮到我和刘辰旦受刑，我们两人分别被调到两间密闭式的刑房里，由季贵成为首，指挥一群刑警大队人员，分别在两个刑房同时刑打逼供，并且灌水、灌汽油，我在挨刑时，同时也听到刘辰旦的哀号惨叫，以及办案人员的怒吼狂吠。

我被带到刑房后，季贵成用四角形的棍棒敲击我的头，叫我伸出手来让他打我的手心，挥打我的臂膀与脚腿，也用点着火的香烟屁股戳袭我的脸颊，令我阵阵疼痛、声声尖叫，目的在逼我承认爆炸，我强忍着痛苦不承认，于是他换个方式，拿出郭荣文、詹重雄、吴忠信三人的供承爆炸笔录（由办案人员笔记，犯人签名），叫我逐字逐句细看，我说：“根本无爆炸之事，我何必看。”说时迟，那时快，季贵成的拳头马上揍过来，再是“啪！啪！”两下巴掌，逼令我看，我只好忍痛看了詹、郭、吴三名同案人血泪织造的笔录，毫无疑问，通篇一派胡言乱语，显然是警方导演的爆炸故事。季贵成问我有什么话好讲，我说：“那是刑求逼供的笔录，毫无事实根据。”季贵成怒目盯视着我骂道：“他妈的！不见棺材不掉泪，现在就看我们找出事实、证据来给你看。”随即唆使他的助手刘刑警（彰化人）与郭刑警（台南人）动手脱去我的衣服，拿出麻绳来，郭刑警绑我的两只手腕，刘刑警绑我的两脚，命我蹲坐地上，郭刑警提起我那被绑的两只手，将之环抱膝盖，季贵成拿一支木棍从我的两只脚膝中间穿过，然后郭、刘两人一人一端将我扛起，我就像蝙蝠倒吊似的悬空吊着，活像待宰的猪只（杀猪之刑因此得名）。

刑警们将这抬到刑房里附有浴池的厕所，以铝梯子当支架，将我悬吊在厕所马桶上方，季贵成用一条打湿的毛巾蒙罩我的脸前，从此我再不能用鼻子呼吸，只得张开嘴巴，透过湿毛巾，辛苦用力地吸气、吐气，此时嘴巴为了呼吸，定时大张而不能闭合，正方便季贵成施展他的刑求。

此时季贵成正像是杀猪的屠夫，他打着赤脚、卷起衣袖、裤管（为了避免灌水、灌汽油时溅湿衣裤），提起一只一公升大的塑胶勺子，从马桶旁边的浴池里舀起一勺接一勺的水来，往我张开的嘴里猛灌，水进嘴巴，我不能呼吸，窒息难熬，痛苦挣扎着喝进水，发出阵阵“啯！啯！”的声响，我一边喝进水，一边也拼命地将接连灌口的水往外喷唾，此时此际的喷水每次都须使劲用力，喷时从喉咙深处发出阵阵“噢！噢！”的深沉号叫声（这是一种杀猪惨刑特有的叫声，尔后在六张犁监房里每闻这种声音就毛骨悚然），蜷缩的身体为了拒斥淋灌不停地左右震荡摇晃，漉湿的头也不时左右摆动拒斥灌水。季贵成一手提着水勺子，一手抓紧我的头发，不让我头部摇摆，以便拼命地往我嘴巴冲灌，一边也稍微住手问案，他问道：“李政一，我问你，台南美国新闻处是谁去爆炸的？”我答：“不知道。”他马上就灌下水，一边以不纯熟的台语骂道：“干你娘！水通海啦，不怕你不讲。”季贵成接二连三地舀水往我猛灌，我在痛苦挣扎中叫道：“是我跟郭荣文一起去炸的。”季责成住手问道：“炸弹是谁去放的，放在什么地方？”因为我看过郭荣文的笔录，因此凭印象说道：“炸弹是我去放的，放在美国新闻处图书馆进门处的书架倒数第二格。”季贵成装作斯文，慢条斯理地举起一满勺水，说道：“贺来！好！你还敢骗我，再让你尝尝滋味！”说时一勺勺的水再度灌下来，我又本能地挣扎，发出阵阵“噢！噢！”的深沉号叫，隔一会季贵成再度暂停，继之，是尖锐的骂声：“干你娘！你那一天根本没去台南，怎么胡扯和郭荣文去炸。”随又再灌水，然后又住手说道：“李政一，我问你话，你要老实讲，否则今天你要活活被灌死。”“我再问你，你们的炸药是哪里弄来的？”我回答：“你叫我老实讲，那么我老实告诉你，你们根本抓错人，我们和爆炸案无关。”季贵成勃然变色，厉声叫道：“他妈的！这家伙真想寻死，到这地步还敢嘴硬，再灌！不怕你不招。”于是他又高举魔手凌虐一个在他们手里的落水狗。当我喝饱了水，肚腹肿胀难熬之时，终于“噗哧！”一声倾吐出肚里所有的水液、酸液、黏液，然后是筋疲力竭，昏迷不省人事，季贵成这才甘心罢手，呼唤两个喽啰把我抬到刑讯房里，解去绳索，当我悠悠醒转过来时，我才发现身在刑房，俯卧地上，全身湿淋淋，且满沾地上的泥污，我背靠着墙蹲坐地上，两手交抱着臂膀，身体直打哆嗦，办案刑警在一旁优哉游哉抽烟聊天，视若无睹，置诸不顾，以上就是我遭受灌水刑求的大致写照，如此的折磨，还连续进行四次，到第五次灌水时，我疲弱的身体再也挡不住洪水猛兽的蹂躏，在几勺水浇灌之后，我有如瘫痪虚脱，连呻吟之声也难以发出了，季贵成的吼声还在叫：“要不要承认？”我有气无力地回答：“承认就承认算了！”于是他们从木棍上放我下来，解去捆绑手脚的绳索，帮我把衣服穿上，拉我坐到椅子上休息，隔一阵子之后才来问话制作笔录。

在十二个小时当中总共挨灌了五次，当中第三次是灌汽油，当时季贵成恐吓我说，假如灌汽油还不坦白招供的话，那么他们还要灌辣椒水，辣椒水还不行的话，就灌大便，他说：“我们有的是时间、有的是办法，不信你李政一有多大的能耐能逃过今天！”虽然我过去未曾尝过汽油，但是我知道汽油味道一定是辛涩难闻，同时，我也知道汽油含有剧毒成分——二硫化氢，绝对不是好玩的东西，现在面临强灌汽油，又抵拒不了，只有任由他们死活的摆布了，起初刚灌下汽油时，我竭力地排斥，喷哧出口，但最后还是一口一口地喝下，我只觉胃部炙热焚烧，像是烈酒烫胃，喉咙干燥，嘴里辛涩，油臭熏人，很快就金星直冒，脑筋淅淅吓吓地作响，灌汽油时季贵成的问话，我几乎都只能点头摆首答之，到最后只记得他是在声声臭骂，至于骂些什么我都不知道，直至神昏目迷，昏暈过去，等我醒来时，全身通湿，大概是他们用水向我浇喷，催我赶快觉醒，好继续他们蹂躏人的节目。

同案人当中刘辰旦在挨灌汽油之后发生中毒，他的眼珠突出，皮肤到处发痒作痛，在监房里半夜痛至凄厉地尖号哀号，此事曾经由刘辰旦的家人报告给国际特赦协会到台湾访问的人员，国际特赦协会在1972年的台湾人权报告中，曾经提及，执行这种非人的刑求手段的，正是台湾出名的“模范警官”、官阶“三线二星”、刚从台北市刑警大队长退休的季贵成。

在上面李政一的回忆外，再据刘辰旦回忆，他受“杀猪之刑”，共有两次。第一次连续八小时，从晚上8点钟直到凌晨4点钟；第二次连续五小时。刘辰旦说：“季贵成把我从棍子上放下来的时候，还特地脱下他的鞋子，用鞋子的硬后跟敲我双腿腿胫。那时我双脚已经发黑又发麻，一碰就痛得不得了，敲的话就更难忍受。可是季贵成就是他妈的这样修理我！”当时在同一地点被季贵成修理的还有吴忠信、郭荣文、詹重雄。李政一与刘辰旦被杀猪两次，其余三人名一次。

刘辰旦说：“季贵成要我们担下来台南美新处及台北美国商业银行爆炸案。他们说虽然明知这两件爆炸案不是李敖等八人干的，但是破不了案他们不能交差。所以季贵成出面刑求的目的，就是要求我们担下来，以免他们吃上‘破不了案’的责任。”

刘辰旦又说：“当时调査局、警总也都派人联合侦办此案。其中一位调查局的人员告诉我，根据他们的侦查，我们八人根本就与爆炸案无关，是无辜的。例如现场爆炸用的炸药，根本就与起诉书上所提到的炸药不同，足以证明我们无罪。但是这个调查员这样告诉我之后就不见了，没有再来审问我们。”

季贵成除了以“杀猪之刑”刑求刘辰旦他们外，还主持其他的刑求花样。刘辰旦说：“还有疲劳轰炸，我曾经被他们侦讯六天六夜，一秒钟也不让我合上眼睛。到了第六天，我的视觉都模糊了，坚硬的墙壁看起来像是流动的液体。皮肤发生严重脱水现象，微血管都破裂了。还有另外一招是‘背剑’，把我的两手一左一右往后摆再用手铐铐起来。然后再以套上塑胶管子的竹剑用力挥打我的身体。我第一天就被如此殴打，打得皮肉都烂掉了，季贵成还把我烂掉的皮肤撕掉，用高粱酒灌在伤口中，让我痛得叫爹叫娘。他还笑着对我说，这样子是消毒伤口。”

他们被刑求的地点在台北市六张犁附近，白崇禧墓园对面的警总保安处看守所。刘辰旦说：“那个地方恰好是公车的终点站，我们常常听到哔哔的倒车哨音。睡觉在名义上是睡弹簧床，实际上都是睡钉床。因为弹簧垫的面布已经没有了，弹簧露出来，这叫人如何睡？但是季贵成硬要我们不加垫被直接睡上去，睡在钢丝弹簧上面，满身被铁尖刺得苦不堪言。”

案子是由警总、调査局及刑警大队联合侦办。抓人是由警总出面，但是刑求却由季贵成主持。刘辰旦说：“警总抓了我们之后，季贵成等人才参与办案。季贵成把我们从博爱路的警总接到六张犁之后，就开始刑求我们。由季贵成主持刑求，大概是借重他的刑求本事！”

季贵成的刑求手段还有“阴柔”的一面呢，刘辰旦说：“季贵成的另一个绝招就是在他主持的侦查期间，只给我们吃面糊，用面粉煮成糊状加点盐巴。警总、调查局的人，侦讯我们的时候，都是大家一齐同桌吃饭，他们吃什么我们也跟着吃什么。只有季贵成侦讯我们的时候，用这个面糊绝招整我们。”“还有在天冷的时候，季贵成故意打开冷气机，他自己穿上大衣，我们只穿单薄的衣服，然后开始侦讯。一旦我们冷得发抖，他就说我们是说谎发抖、畏罪发抖。有一次我气不过对他说用测谎机来测我好了，他居然回答说，测谎机只是用来摆给人家看，不是办案的，他季贵成办案从来不用测谎机。”

在军法审判的时候,我是以耶稣姿态出现的，我对军法官不屑置—辞。我愿意坐牢，其他不必废话。判决书中说李敖“犯罪事证已甚明确，虽被告于本庭缄默，依刑事诉讼法第305条之规定，得不待其陈述，径行判决”。在我以外，李政一他们当庭陈述了被刑求的经过，判决下来是：

被告李政一等人主张之刑求逼供一节，经本部先后传讯保安处、警务处办案人员何洪才、季贵成等人到庭具结作证，均坚决否认有非法取供之情形，且据保安处六十年11月22日堡处字第5100号函复本部军法处亦称：经查并无刑求情事，按被告等均在军事检察官侦查中供认犯罪事实，历述如绘，经核属实，复无提出被刑求逼供具体事证，可资证明，所辩均不足采。

这种判决词，根本就是军法套语。因为这样子的传讯，谁会承认刑求别人呢？这样子的行文调査，哪个衙门会承认“经查‘有’刑求情事”呢？人犯被关在黑牢里、地下室里，一切隔离、一年不得见除了刑求他以外的任何人，又何来“可资证明”的“具体事证”的“提出”呢？刘辰旦回忆：“根本不是我们干的、根本没有证据、根本就是用刑求硬逼出来的‘自白’！我被转送景美军法处看守所等候军事检查官起诉时，要求所内军医为我检查身体并做记录。军医居然对我说：‘你不要开玩笑了，你怎么可以在警总内叫我做这个记录？这里是警备总部呢！’他也怕留下刑求的记录。”可见这种传讯与行文调查，不是演戏，又是什么呢？

说到演戏，还有细节呢！据李政一跟我说：他在被捕不久，吴彰炯少将他们煞有介事的，找来台南美国新闻处和台北美国商业银行的人来指认，因为事先传说有个黄衣人在现场，吴彰炯少将他们就找来一件旧黄上衣，硬要李政一穿上展示；并且，为了有更佳效果，一天清早，他们还被带到台北美国商业银行去“现场表演”！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干过爆炸案，所以事先由一“导演”一一指点细节，以应现场录影之需！这种整人整得无微不至，不是演戏，又是什么呢？

李政一他们这些受难者，在整个案子的多年发展里，除了被苦刑时有短暂的诬服外，他们在坐牢时、在出狱后、在一个个青春已逝的中年生涯中，他们都众口一声，不承认他们干过这种轰然一响的案子。说他们反对国民党，这是千古不易的；但说他们反国民党反到玩炸弹，这就是千古奇冤了。

若对他们的话有怀疑，这种怀疑，也是不通的。也许他们有必要不承认于案发之时，为了他们可以脱罪；也许他们有必要不承认于审判之时，为了他们可以免刑。但是，他们没有必要在定谳后还不承认、没有必要在服刑时还不承认、没有必要在出狱后还不承认、没有必要到外国后（脱离国民党蓝色恐怖后）还是继续不承认。

以李政一为例，他现在在外国，外国报刊就登出他继续不承认的消息。李政一在刑期尾声时，同我在土城生教所（所谓“仁教所”、“仁爱庄”）关在一起，朝夕相处近一年，最后在谢聪敏、魏廷朝移监、出狱后，他和我两个又朝夕相处了近一个月，他始终不承认是他干的。我出狱几年后，见到刘辰旦、见到詹重雄，他们都一样不承认，这时已是近十年后的事了、已是白头宫女谈天宝了，还有什么好否认的？但他们全不承认。他们跟我同患难、跟我有手足之情，他们如干了这件事，纵使会瞒别人，也不会瞒我，可是没干过就没干过，没干过，又承认什么呢？又何况事后承认了，在许多人眼里，玩炸弹也不失为英雄的事、光彩的事，可是他们是被冤枉的，又怎么冒充英雄呢？又怎么掠别人之光彩呢？

那么，台南美国新闻处、台北美国商业银行的爆炸案，又是谁干的呢？一个传说是：真正干它的人，是国民党自己。国民党为了报复美国当时对它的不友善，所以一方面炸弹开花，给老美好看；一方面一案两破，乘机清除反对分子，并把反对分子造成暴徒形象，给老美不再看好。我目前当然不能确知真相是不是这样，但我确知每有大案发生，下级人员为了希旨承风、邀功领奖，就常常毛手毛脚，刑求逼供，造成冤案。而我亲历的这件案子，十足是吴彰炯少将在警备总司令尹俊上将、副司令王洁中将等指挥下，主持破获的一件大假案。吴彰炯少将他们为了希旨承风、为了邀功领奖，做下了这样一件伤天害理的黑事，我认为纵使政治上他们可以被原谅、法律上可以被开脱，但在道德上和历史上，他们的恶行必须有以记录，这是人间起码的公道，想吴彰炯诸公自己，在安享余年、下台数钞票之余，也该有以首肯吧？

在李政一在军法处看守所秘书传给我的字条中，我费尽心机，用特种技巧，夹带出来几张，其中有两张谈到案情的，全文如下：

Mr.Pride：

另包一张国画是弟花一晚上的工夫画成，用祝吾兄大寿，笑纳！弟于1971年2月6日发现被跟踪，2月21日被绑架，谢魏是2月23日被逮，刘、吴等是3月2日分别搭红色专车北上。事前在2月20曰弟即叫人通知刘、吴等，彼等忙将收存的一大堆书烧却。我们的案子在2月底成立专案小组，由市警局、调查局及保安处三个单位组成，为首是保安处长吴彰炯，其次是歪头副处长张耀华、魏宜智（敖按：当是魏以之），负责侦办者，起初是尤元基（从彰化调来），尤见案子难办，炸案又是子虚事，乃装病辞去，改调王剑吟负责。除外从嘉义调来何鸿才（敖按：当是何洪才），加之调查局的林氏、市警局刑警队的高氏四人，从2月底办到4月底，炸案查不出，吴处长亲口对弟说：“我知道炸案不是你们干的。”讵知7月20日来了一批市刑大的土匪七人（为首是季责成），对我们施以残忍的灌水、灌汽油酷刑，逼我们承认，由他们教我们如何装置定时炸弹、如何实施，并做“现场表演”，七日惨刑，功德圆满始罢去。七日中有一事报告，有一姓刘的逼我承认一份台独传单是我做的，该传单上，曾载有“我们欢迎李敖参加我们的行列”一句（该传单于1971年农历年前后撒于台北火车站及台北至台中火车轨道两旁），但他们还是不敢在起诉书上载入。关于酷刑，弟在半天之内（从下午1点到晚上12点）被灌四次水、一次汽油，其他的刑当然很多，非片纸所可尽言。关于我们这几人，弟简略介绍之，吴忠信是我在台南一中时的同学，读台大畜牧系，在校时当剑击队教练，1964年他和刘等组中国统一党，党徽是反万字——卐，做了一面很大的卐旗帜放在他租于温州街房子的外边。他所乘的一部90ccMOTORCAR的前后护轮板上都漆上卐，党员都胸佩金制的卐字章。吴于台大第二年时由校方保送进陆军军官学校，读了一年就不去了，回台大续读第二年，当兵时由刘辰旦介绍入伞兵部队，后参加神龙队（高空跳伞的表演部队），他在神龙队很走红，报上常见他大名。郭荣文是吴在台南健身馆里结识的，郭是健身馆教练，郭在台南郊外的仁德乡当小学教员，是训导主任，他和弟是同乡人。詹重雄原是装甲部队的中尉排长，刘弟在服役中结识，他初中读的是建中，家贫所以入候补军官学校，他有一弟台大经济系毕业，现负责一家生活，詹是非常朴直的人。刘弟弟的名叫刘辰茂，是弟高中同学，案发时在马来西亚一家合板厂工作，现逃印尼。辰旦兄是高商毕业，有名的台南橄榄球队队员，在环球水泥公司当推销员。

Mars

又有四张也是谈案情的，其中第二张缺，全文如下：

DearPride：

弟经此大难个人祸殃倒不多介意，所痛心者，害了刘、吴、郭、詹同己坐牢，害他们家人同遭苦难。刘嫂一人孤零零在高雄，时常要北来探亲，刘之弟在外国走投无路，逃到印尼去，太太留台离了婚。郭嫂要苦苦照看三稚龄孩子。吴的同居人还在台南等他回去，吴的弟弟船员也干不成了。詹的女友嫁人了，其家境颇清寒。这都是小弟一人失策铸成的。罪孽深重。弟亟盼吾兄在此能予刘、吴、郭、詹等四人以精神安慰。楼上三人礼拜二到我们这儿散步时，盼兄能和他们打个招呼。詹住第四十九房和十五房上下可交谈（有大水管互通），弟常经黄筅生带话去。1969年夜彭宴别小弟，谈及你。彭师弟一向敬爱之，每常深夜长谈（晚上9点以后不软禁），弟审知其仅为一反政府者，至其标举（下缺一张）……弟于保安处六张犁看守所时，曾试作《长恨歌》一首兹向吾兄献丑，但请见弟之痛心寄骂耳。游云惨澹，天地苍茫，默默寒山，独对铁窗。羁危天畔，长日怅惘，身困愁城，神驰万方。过去未来，虚无飘荡，前途事业，尽付东洋。哀哉亲朋，池鱼为殃，滔天罪咎，忧心难忘。悠悠乡思，凄凄牵肠，自由福乐，枉自想望。苦海沉沦，痛深恨长，嘘唏频叹，幽囚神伤。另告刘、吴、郭三人曾于大間山温泉旅社劝我勿与谢交往，案发后彼三人都埋怨我不早和谢切断，致酿祸变。谢名为二进宫，可是经不起土匪软硬交施出乎寻常的坦白合作。尤其是把爆炸案直往弟身上推，他说一、假使爆案是台独干的或彭干的，那一定是李政一那一班人。二、李政一经常和我谈爆炸。三、X月X日我曾问李说：“你有没有勇气？”李答：“怎么会没有勇气呢？”我继问：“那么你敢不敢爆炸？”李答：“只要定时的，我一定敢。”（虽有其事，但谢把话说重了。）四、我曾把“颠覆工具制造法”交李研读，他可能努力去研制。五、我曾对李说要选择醒目的场所如火车站、税捐处……施行爆炸。六、高雄中学操场聚会时，刘曾向我谈及可拿到雷管的事。以上是弟亲见谢签名的口供，是以弟等五人挨受惨刑，彼尚以难中英雄自居，可叹！

从李政一这些珍贵的字条里，我可以感受到他们这五位难兄难弟的真诚与质朴，是很使我感动的。这种感动，使我在1975年复判前夜，写给军法处这样五段话：

第一点关于本案内容部分——我没有话可说，我用法律里面的缄默权。我想我也不必说明我为什么不说话，一千九百四十六年以前，耶稣在被审判的时候，也不说话。

第二点关于判决的部分——过去我不上诉，以后也不上诉。虽然我是无辜的、虽然我没有罪，但我仍愿引用印度独立的伟大领袖甘地在法庭上的两句话：“我不愿浪费法庭的时间，我承认有罪。”

第三点关于我的态度部分——我现在声明，我自被捕后，因被刑求而来的一切我写的和我签字的东西，全部无效。也许我信心不够，无法抵抗现代科学方法的刑求，但我知道五百四十四年以前，最有信心的圣女贞德，在被捕以后，也犯过跟我同样的、无可奈何的错误。

第四点关于所谓爆炸案部分——虽然跟我无关，但我愿为李政一、刘辰旦、吴忠信、郭荣文、詹重雄五个小朋友做他们“人品的证人”，这就是说，我相信他们不是做这种事的人，他们的诬服，是被刑求的结果。我请求审判长先生给他们做无罪的判决（附带声明一点，在进这军法处大门以前，我跟他们并不认识，所以我的请求，可以说是客观的，值得审判长先生参考的）。

第五点关于我个人的刑期部分——我不要求做减刑的判决，也不对加重不满。美国民间领袖尤金戴布兹（就是坐在牢里还有一百万人投票选他做总统的尤金戴布兹）1918年在法庭上的三段话就是我的话：

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流；

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俦；

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只要我在这岛上，不论我在牢里也好，在牢外也罢；不论我是“名不副实”的“大作家”也好，或是“名实相副”的“大坐牢家”也罢，我都不会有自由的感觉。因此关于我个人这部分，我不请求减轻。

李敖9月15日

我不相信日后他们的改判减刑，我的这一文件会发生任何作用，但这一文件，象征了我个人一种在心境上的认同，我真的把他们当成我的小兄弟，虽然在我近似冬阳的友善中，他们要费些劲儿，才能感受出那股温暖。

刘辰旦在押房，最大的兴趣是写字画画，他的字学张大千，惟妙惟肖，可以乱真，每次写来，我都激赏不已，我是很喜欢张大千的字的。刘辰旦过生日时候，我送了一本大画册给他，上面用毛笔题了：

生不逢辰，

坐以待旦，

日久天长。

河清人寿。

四句最后一字正好集成“辰旦长寿”字样，他收到了，非常喜欢。

1975年9月22日，我们的案子最后宣判：

谢聪敏、魏廷朝、李政一、吴忠信、刘辰旦、郭荣文、詹重雄，共同受叛徒之指使，扰乱治安，谢聪敏处有期徒刑九年九月，褫夺公权六年，减处有期徒刑六年六月，褫夺公权四年。李政一处有期徒刑九年，褫夺公权六年，减处有期徒刑六年，褫夺公权四年。魏廷朝、吴忠信、刘辰旦、郭荣文、詹重雄，各处有期徒刑八年六月，褫夺公权六年，各减处有期徒刑五年八月，褫夺公权四年。

李敖预备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处有期徒刑八年六月，褫夺公权六年，减处有期徒刑五年八月，褫夺公权四年。

在蒋介石死后、在最后宣判前三个月，刘辰旦、郭荣文、吴忠信、詹重雄四人就调到军法处看守所洗衣工厂做外役；宣判后不久，12月22日清早，我和谢聪敏、魏廷朝、李政一一起移送生教所，为了优待也为了隔离，国民党把我们四人放到该所的花园洋房里，开了专班。我对这种被洗脑的生活至感厌恶，后来只好对所方冷眼相向、对“同学”宣布绝交。其实骨子里偷偷与李政一有联系。李政一跟我朝夕相处，使我对他的真诚质朴，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出狱前夜，送了一本我标点的《唐诗宋词选》给他。他出狱后，同刘辰旦找我，没有见到，不久化名偷渡出境，现居美国。

出狱十多年来，刘辰旦与我来往，较同案他人为多，对我的关怀一直不断。今年5月9日，为查扣禁书事，我控告高雄市政府，南下亲征，刘辰旦接待我，在他家落脚，见到同他一起因案受难的大嫂，也见到他的两个儿子刘一剑、刘士豪。刘一剑是他坐牢前“自由时期的遗腹子”，当年探监时，监狱官同意把他由班长抱进来，跟刘辰旦见面，父子二人，在草坪上相与俯仰、游戏欢笑，历历如在目前。如今刘一剑已是高中学生了，岁月如驰，在这小男生身上，就是活证。

刘辰旦家的三楼，就是他的画室，这次我去参观，看到的作品真是琳琅满目。刘辰旦说7月25日到30日，他将在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台湾文物陈列馆举办一次“刘辰旦书画展”，我说我要写一篇文章赞助你。

今天下午开笔，以六个小时写完这篇文章，印寄辰旦老弟，我的台湾人朋友。

1987年7月14日夜12时，所谓解严之际在台北写

我看许信良

民进党主席黄信介依规章无法连任，他选继任人，选了许信良，可算明智之举。

台湾人玩政治，我只欣赏两个人，一个是施性忠，一个是许信良。这两个人智慧过人、手法灵活。而一般台湾人玩政治，却多笨蛋蠢蛋糊涂蛋，只是被政治玩的货色，何足语玩政治！

当年许信良要来看我，托邓维桢转话：“团结就是力量。”我拒绝了，我说：“回县太爷的话：不团结就是力量。”——团结会被国民党一网打尽，团结会失掉自立立场。何必呢？

后来许信良去美国了，办美丽岛刊物与我呼应，对我赞不绝口，但我始终没见过他本人。

为了不愿他的桃园帮势力埋没，我找来他的弟弟许国泰，要他出面竞选，并由我担保，从阿娇姐（黄玉娇）那边为他借来一百万元。1983年9月，我亲笔写《我们征召许国泰》宣传单，全文如下：

三十八年前，台湾投入“祖国”的怀抱；四年以后，“祖国”投入台湾的怀抱——国民党挟“祖国”以令台湾，台湾在国民党自私自利的统治下，三十四年来，已经面目全非，已经陷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悲惨世界。

国民党的统治特色有两个：第一、他们自己违反潮流，自己不前进；第二、他们拦阻别人，不准别人顺应潮流，也不准别人前进。虽然这样，三十年来党外人士的前仆后继，还是一层层突破了国民党的一层层拦阻。在这些前仆后继中，有英雄入狱、有志士服刑、有亲人望眼、有稚子含悲，从个人到家人、从家人到邻里、从邻里到乡镇、从乡镇到县市，大家都在受难中觉醒，在觉醒中茁壮，在茁壮中团结，在团结中向国民党讨回公道、一争短长。

在讨回公道、一争短长的记录里，桃园曾是台湾的焦点与希望，在桃园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的振臂里、欢呼里，曾为台湾民主、自由的前途，立下光荣的里程碑！

为了打破国民党垄断选举的迷梦、为了重建桃园的光荣与新路、为了开创自由民主的远景与坦途，我们群谋佥同：决定征召许国泰参加这次立委选举。许国泰是众望所归的战士，也是我们的代言人。我们相信，他的出马，就是我们的上马；他的参选，就是我们的参与；他的呐喊，就是我们的呼声。

在自由民主的天路历程里，桃园是我们的圣地，我们要光复这圣地、卫护这圣地，让我们征召许国泰、选举许国泰，许国泰是我们的使徒，他的当选，就是我们的当选；他的朝圣，就是我们的成功。——自由民主万岁！

这篇征召文字，由桃园帮集体签名，遂即展开活动。不料国民党恨许信良入骨，全力做票封杀，许国泰遂告落选。事后我写了一封信安慰他。

国泰弟：

这次由于国民党贿选出笼等手脚，部分党外人士不识大体等动作，使你高票落选，很令人不平。但你是强者，落选与不平都不足以使强者怀忧丧志，所以我对你不做世俗的安慰。今天报上说你已经到鞋厂上班，并说你“情绪相当良好”，这真是大将之风，我很高兴。

高兴之下，我写一点小资料给你，资料是林肯的：

1831年——经商失败。

1832年——竞选州议员失败。

1833年——经商再度失败。

1838年——竞选州议会议长失败。

1840年——竞选总统选举人失败。

1843年——竞选国会议员失败。

1855年——竞选参议员失败。

1856年——竞选副总统失败。

1856年——竞选参议员再度失败。

在一生九次重大失败后，1860年当上美国总统。

国泰弟，你只失败了一次，你还年轻，你的前程远大，先有一些失败的磨炼未尝不是好事，所以，我真的很高兴看到你失败。

《后汉书-吴汉传》有这样的话：

……诸将见战阵不利，或多惶惧，失其常度。汉意气自若，方整厉器械，激扬士吏。帝（汉光武）时遣人观大司马（吴汉）何为，还言方修战攻之具，乃叹曰：“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

在失败时候，别人垂头丧气，吴汉却磨刀擦枪，意气自若，不花一分钟时间去开追悼会，这种“差强人意”，真是大丈夫气概，我真的很高兴看到你失败中有此气概。

祝

你好、新娘子好。并代问候“桃园帮”兄弟们

李大哥

1983年12月5日

许国泰落选后，我家多了两位客人，一位是黄玉娇来讨债；一位是许国泰来聊天，这都是多年以前的事了。

许国泰大概受了不怕失败的鼓舞，后来他又竞选了，终告当选，做上立法委员了。但是，过河拆桥，他再也不来看李大哥了。

许信良返台后，坐了牢。我跟邓维桢说：“我们该帮帮许信良。要有意义的帮法。把他那本《风雨之声》重印出来吧！”维桢同意了，写了长序，交给我用文星书店名义出版。

许信良出狱后，重申前议，要来看我，我同意了。邓维桢陪他来，一起吃了晚饭，谈得很投机。只有一点，我不以为然。在我向他指出许国泰当选后没来看我一事后，许信良的理由竟是：“他太忙了吧？”我想许信良为了护弟弟之短，说了没水准、没诚意的话。

8月6日报上说：许国泰不赞成哥哥出马，认为许信良没必要当吃力不讨好的党魁，何况党内缺乏伦理、财务又有困难。……许国泰的看法也许正确，但他忘了，破坏党外伦理的、使政治变得无情无义的，他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

许国泰是浑人，我根本不会帮他。我当年所以帮他，纯是为了放逐中的许信良。许信良是我欣赏的台湾政客，他有变为政治家的可能。希望在他的纵横捭阖下，民进党有点水准以上的演出。如此则台湾幸甚、中国幸甚。——民进党再给浑人搞下去，真完蛋了。

1991年8月6日

李庆华与生殖器政治

去年8月25日，我写《新回避说》，就古今法律上的审判回避，有以论列。这几天为了李焕的儿子李庆华要竞选立法委员，众议纷纭，我想再论列一下政治上的回避。

跟李庆华同选区的政客们，纷纷发表谈话，有的说：“我相信他参选一定会对我构成很大的压力，因为终究会有不少人主动会去巴结他，和他攀关系，事实上我现在已经发现，在我的选区内已经有人开始主动示好，在为他未来参选布桩了。”有的说：“李庆华先生参选立委并不违法。但是以李焕院长的强势作为，在人情关系、组织动员上都比较方便，恐怕会成为反对党批评攻击的对象。”有的说：“李庆华的党籍是在去年第十三全大会后才迁入中山区，但是三个月后，立即当选区党部常委，稍后又以李焕之子身份表明参选意愿，显示一开始就有一只看不见的‘黑手’在主导，要把李庆华推上立委宝座。”……

在李庆华这方面，他也发表谈话，一会儿说：以他的家庭背景身世，大可不必如此抛头露面，参加辛苦的竞选活动，但为了肯定自己多年为国家所做的事，他以参选来肯定自己，也让选民做评价。社会已发展至民主时代，每个人都有抱负，他的参选为什么不能视为一段佳话呢？一会儿说：“在一个民主国家，参选是一个公民应享的权利。干涉别人的参选与否，是不民主的行为。我认为应让选民自己投票来反映他们的心声，在民主时代不应该就一个候选人的家庭背景来谈论他，而应该就其个人的能力、人品及其对国家社会的贡献来讨论。”一会儿说：他希望别人能以平常心来看待他的出身，他相信人生总是有些缺陷，“家世背景”是他一出生就跟随他的，他不求完美，只当这是“小毛病”。……

从正常的民主社会看，李庆华所谓的“参选是一个公民应享的权利。干涉别人的参选与否，是不民主的行为”，这话没错；他说“在民主时代不应该就一个候选人的家庭背景来谈论他”，纵有“家世背景”也该“视为一段佳话”，这话也姑可成立。不过，问题所以发生，就在他的“家世背景”并非无关于选举上。李庆华本人，固然有他本身的条件，但是他一出道，就从在大学执教、到团结自强协会秘书长、到“中华奥会”秘书长、到中山区党部常务委员，这种际遇，显然跟他老子的显赫有关。他老子刚由中央党部秘书长转任行政院长，又兼中央辅选小组召集人，纵李焕本人一本至公大义灭亲，明说不帮他儿子，但从龙附凤之徒，又岂能就此赴义，而把李焕的至亲灭掉？所以，李庆华出来参选，是形式上十足“民主的行为”，实质上却十足是“封建的余荫”，在国民党的封建结构没清除前，他的参选，是不识大体的。

也许李庆华说，封建结构又怎么样？封建时代，不是还有“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公正吗？我的答复是：不错，封建时代是有这种公正，岂止封建时代，即使民主时代，美国的肯尼迪总统，一方面用自己一家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做司法部长，一方面用素不相识的麦克纳马拉做国防部长呢。不过，这些做法，必须这样做的人，给人有天下为公的怀抱与公信力，但国民党本身，从其总理、总裁以下，却从来没有这些。所以中国人民看到的，只是孙中山“内举”自己儿子做广州市长、蒋介石“内举”自己儿子做总统接班人，“内举不避亲”者，比比皆是；“外举不避仇”者，一个没有。这样搞法，无怪国民党内越来越没人才。日本首相吉田茂任内，提拔了九十三位部长；佐藤荣作任内，提拔了一百三十位部长，而他们治国期间，一共不过十四年。而蒋氏父子呢，蒋介石君临海峡两岸四十七年、蒋经国御驾台湾小岛十三年，合计六十年于兹，可是人才寥落，行政院长除李焕外，竟不做第二人想；立法委员不过数名，李庆华还要分“狮子的一份”（thelion'sshare），岂不示天下以不广哉？所以，李庆华出来参选，是国民党人才寥落、示天下以不广的最好证明，在国民党的人才政策没开放前，他的参选，是不识大体的。

鉴于中国现代政治中，总是有人假天下为公之名来行“家天下”，我建议应该公布“政治回避法”，在审判回避以外，另增政治回避的法条。中国古代本是讲究政治回避的，例如有亲属关系的，不能同在一省做官，要以小避大，官小者调往他省；不能同在一处考试，要弊绝风清，主试者的亲属不准参与考试……如今应严订“一户一丁”的规矩，一家人中有人从政做到大员者，他家的人，一概不准从政。此一规矩看似矫枉过正，其实非如此不得消灭中国的生殖器政治。中国政治能够不再向“下”（下体）望，才有后望。《诗经》说：“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深愿李庆华“无以下体”，勿使乃父多此一“举”也！

1989年6月22日

李庆华何必自苦

汉朝的张良有官做而不肯做官，摒弃丰衣美食，刘邦的老婆看不懂，劝他人生一世，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

晋朝的陶渊明，有官做而不肯做官，摒弃荣华富贵，战功彪炳的檀道济看不懂，劝他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奈何自苦如此”。

张良也、陶渊明也，都因为有官做却不肯做官，被人以为他竟如此痛苦。显然的，张良和陶渊明这种人生观，是不合时宜的。这种不合时宜，到了20世纪的今天台湾，简直落伍得不成话了。今天台湾时髦的，不是为不肯做官而痛苦；而是为做不到官而痛苦。这种人生观，在李焕家老二李庆华发表大文以后，更有了细密的理论发展。

7月6日，李庆华发表《拥抱群众竟如此痛苦》大文，轻怨薄怒的指出：“自我决定参加年底立委选举以来，所遭遇过的攻击、诬蔑和诽镑，非外人所能体会于万一。”“对一个多年来兢兢业业做社会工作，且无任何‘不良记录’的首次参选者，我所受到的待遇大概是空前了。”“身为当今行政院长的儿子，我对内背负了不孝的自责，对外背负着家庭的原罪，参加这场凡中华民国公民皆有资格的竞赛，却自感处身于类似被‘褫夺公权’的状况。对我来说，它是更严酷于十年徒刑的。”“因此我常自省，为什么选择这条明知艰难万分的道路？为什么甘愿承受这样的刑罚？为什么拥抱群众竟是如此的痛苦？我难道真的错了吗？”

李庆华又指出：“权贵子弟应该如何呢？好像是应该凡事顺遂，无往不利，占尽天下便宜。我的经历却非如此。当我父亲担任省党部主委时，我却因在政治大学领导保钓学生运动而含愤辞职；当我父亲担任中山大学校长时，我却因有领导学运的‘不良记录’而几乎无法返回任教；当我父亲担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时，我却因主张设立大陆事务部的‘大胆言论’，被迫辞去团结自强协会秘书长的职务。”“……我最难挣脱莫须有‘权贵子弟’束缚的致命伤，正是我必须背负‘不孝’的罪名。许多人希望我‘孝顺’地做个名副其实的‘权贵子弟’，以满足世俗的偏见和嫉视。”“时至今日，当我累积多年辛酸血泪，决心一辈子做个自由人，以独立意志创造自己的天空，以赤心热血拥抱这块土地，我除了背负不孝罪名，还能有什么选择。”

李庆华的大作中，有一个重要的心态，就是他的自虐心态。他认为他因为是李焕之子，反倒凡事不顺遂，担任学生领袖也、出任大学教授也、乃至身为社会团体负责人也，种种横逆，都跟“权贵之子”有关。这种心态，是不公道的。因为李庆华如果不是李焕之子而纯悴是他自己，他的不顺遂，其实会更惨。多少跟他一样行的“非权贵之子”，欲为学生领袖，不可得也；欲为大学教授，没名额也；欲为社会团体负责人，门都没有也！李庆华少年得志，得之不以为喜，反以为怨；试问那些根本得不到的，又该怎么怨呢？李庆华把他因为是李焕之子所占的便宜一笔抹杀；反斤斤于不够“无往不利”，此非自虐而何？占了便宜还卖乖、还抱怨，这种青年人，未免太不懂事。他说他“因有领导学运的‘不良记录’而几乎无法返回任教”，但他可曾想想，多少有“不良记录”的人，如今记录不得销、人也不准任教，这又怎么说？李庆华能奇门遁甲解其束缚者，岂不正是“‘权贵子弟’束缚”使然？事事身在权贵之中得其荫庇，反倒叫苦连天，这是哪一门的公道啊？这种作风，倒很像新女性。新女性占尽做女人的便宜，反倒整天以被迫害者自居’如今李庆华又如此学步，何苦来啊？

李庆华以为他有权利、有资格、有条件去竞选立委，便不恤其他，出而争取，这是又一种不懂事。我曾有文指摘他不识大体，此不多说。如今李庆华以“拥抱群众竟如此痛苦”哀号于众，我想，他何必这么想不开啊？李庆华问：“为什么拥抱群众竟是如此的痛苦？我难道真的错了吗？”答案是，真的错了。错在你李庆华行年四十，却不懂事。明明不做官可以自乐，却官迷而自苦，以致越说越错、越描越黑。为今之道，应该摒弃政治，走学术路线，“决心一辈子做个自由人”。试看袁世凯家的“权贵子弟”袁家骝，最后以学术上地位，光宗耀祖，成其“大孝”，李庆华何不勉之？还是拥抱住老爸，好好想一想吧！

1989年7月8日

“苦苓之友”惜苦苓

去年《时报广场》约我和苦苓等做过一次对谈。在贴出海报前，主持人黄鼎翎小姐问我怎么写李敖的头衔，我说你写“苦苓之友”就好啦。大家听了，都笑起来，苦苓也在一边笑。因为苦苓最能知道我的确是他的朋友。在戒严时期，文网很密，苦苓化名“托斯基”，在郑南榕的杂志上写专栏，最后印出专书，还是找我替他写的序。——我用真名在明处写序，他用化名在暗处写书，而我为了他的“安全”，不把他即是苦苓的真相曝光，多么够朋友呀！除了给郑南榕的杂志化名写文章外，苦苓还用“吴也敖”（吾也敖）的化名，在我主持的《万岁评论》上写文章，如今安全期中，我也不必替他隐瞒了。

那时苦苓到我家来看我，我夸奖他为文构思之精、比喻之灵、布局之鬼、对答之怪，都是上选；我去台中，他到旅馆来看我，我也同此鼓励。记得我还告诉他，精灵鬼怪的体裁，只适合写游戏讽刺之文，若讨论正经八百的问题，还得厚植其他的基础才成。

解严以后，文网渐开。苦苓的写作范围，也既公且开了。看到我这小老弟终能毫无顾忌的勇敢站出来写文章，我一直为他高兴。

高兴之中，也有一点遗憾。就是苦苓文章写多了，难免有精灵鬼怪所不逮之处。并且为了投大众所好，难免有顺着大众赶时髦之处。而这种时髦的问题，不经过好的思想训练，是谈不得的，因为会谈出笑话。

这类问题中，台独问题，就是一项。

1月10日，苦苓在《民众日报》发表《台独一百问之⑦⑧》，他写道：“对于台湾独立问题，最常引起争议的就是‘中共会不会打台湾？’和‘台湾打不打得过中共？’这两个话题。”“有人善于‘为匪宣传’，口口声声中共海陆空军是如何强大，要打下台湾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当然他很可能因此早就办好绿卡买好机票，随时可以溜之大吉。”“然而中共兵力再强，应该不如美国吧？那么请问：一、台湾如果那么容易攻下，当年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对日作战，为何独独放弃对台进攻……”“二、中共如果封锁台湾，那么在航运上受到重大影响的苏俄、日本、美国、韩国、菲律宾、越南……，难道不会被触怒而出面干预吗？……”看了这些问话，我就忍不住要责备我的小朋友苦苓的无知乱盖。

一、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对日作战，为了不枉耗时力、为了擒贼擒王，用的是“跳岛战术”（IslandHopping）。当时日本在太平洋主要岛（如Gilbert，Marshall,Caroline,Marianaislands）上遍布重兵及基地，以为顽抗。美军乃以“跳岛战术”，搜其大者而略其小者（seizingreyislandsonlyandby-passinglessimportantones），使其孤悬，跳跃而直捣黄龙焉。台湾者，当时不值得一攻，绝不如苦苓所说，什么“美军对日作战，为何独独放弃对台进攻”，当时没进攻的岛，可多着哪！幸亏美军指挥作战者才不及苦苓，若是苦苓来指挥，二次大战，天晓得要打到何年何月。

二、所谓中共如果封锁台湾，在航运上受到重大影响的苏俄、日本、美国、韩国、菲律宾、越南……，要被触怒而出面干预之说，也是无知乱盖。按照国际法，国际干涉（InternationalIntervention）有一定的前提与条件，有基于权利的（InterventionbyRight），有事实所必需而为国际法所许可者，但是，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为海峡两岸及世界所公认，台湾问题为内政问题而非国际问题，也是常识。所谓“苏俄、日本、美国、韩国、菲律宾、越南……”等外国，又出面干涉个什么？实行国际法中“预防的干涉”（PreventiveIntervention）吗？于理无据；实行国际法中“应邀的干涉”（InvitationalIntervention）吗？师出无名，又何来干涉之有？照国际法大师奥本海姆（LawrenceF.Oppenheim）之定义，干涉乃一国强制干预他国的事情，借以达到维持或变更现状。（Dictatorialinterferencebyastateintheaffairsofanotherstateforthepur.Poseofmaintainingoralteringtheactualconditionofthings.）试问台湾海峡现状一旦有变，身为外国，谁又有资格干涉人家本国事情哉？

上面所举，都证明了苦苓既不肯在历史上抛心力，又不肯在国际法上下功夫，只是顺着大众赶时髦，胡乱鼓吹台独以取无识群众之宠而已。我真为他可惜。

1990年8月14日

为李锡锟教授新书写序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李锡锟的新著《首都症候群》前来，嘱我写序。锡锟与我素昧平生，但他有眼光和勇气去“找李敖”，足证其格局不凡。

锡锟书里说：

记得民国八十年5月有许多台大学生到中正纪念堂的广场静坐示威，号称“野百合事件”，某些学生甚至绝食抗议，引起社会各界相当关注。有一天我在台大下课后搭计程车回家，司机对我抱怨：“为何台大学生最喜欢闹事？是你们教的吗？”我委婉的解释说：“如果台湾社会是‘天气’，台大学生就像敏感的‘温度计’；天气热了，温度的水银上升，你去责备温度计，好像不公平呀！”司机先生了解我的解释，但不同意我的解释，对台大似乎误解很深。

锡锟的书整体上观察深入，论证浅出，但偶有失误的解释，对台大的解释，就是其中之一。台大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实应上继五四以后北大的传统，一校系“百世师”与“天下法”的。它的地位，不该是“温度计”，而该是呼风唤雨的“雷神”、“闪电神”。不幸的是，几十年来，由于校长与师生的不争气，台大显然有失呼风唤雨的职守。锡锟说“你去责备温度计，好像不公平”，其实人们不以“温度计”的尽度衡量台大，正表示了对台大的期许与器重，只是校长与师生不知自爱，所以沦落至今，屡生笑柄不止。

台大校长除傅斯年稍具风骨外，从他死后到今天，四十多年，没有一个像样的；师生之中，像殷海光那种老师、像李敖那种学生，在当时固为谷音，在其后亦为绝响。虽然如此，在殷海光带头下的《自由中国》杂志，和李敖挂帅下的《文星》杂志，毕竟给台大埋伏下“作乱”的基础，这由“彭案”（彭明敏等叛乱案）随之发生可以概见。彭明敏是台大政治系主任，他以现职的教授，揭竿而起，对台大的启迪，自可想见。锡锟书里说：

一股求新求变的大众情绪（publicmood）在急速扩散，一个反对现状的政治势力逐渐成形。这个反对势力不再是由脱离群众的地主阶级主控，而是由结合群众的知识分子领导，不但有效地累积了国内民众的同情与支持，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例如当时《自由中国》杂志的雷震、《文星》杂志的李敖、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台大政治系教授彭明敏等人，均属带动“求新求变”的理念与风气的先锋人物。

事实正是如此。锡锟书里进一步写到他自己：

民国五十四年，我很幸运以高分考取台大政治系，跻身“大学生”之列。

在东方社会，大学生不但是一种身份，更是一个文化上的观念，代表知识、责任与权力。其次，大学生一词更充满着某种浪漫的气氛，是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主角。

记得日本文豪夏目漱石的小说中曾提到，一位明治维新后的大学毕业生“失业”回乡，不知情的乡人闻讯后列队欢迎，很恭敬的询问：“何时置产？”令大学生无地自容。

因为传统社会对大学生有过度的期许，这代表着正负两面的意义：正面意义是，大学生容易塑造“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节操，使他对国家社会关心，并养成“见义勇为”的责任感。负面的影响是，可能因为过度热情而欠缺冷静，更可能因过度关怀国家社会而不克钻研专业知识，成为“不务正业”的学生，并且间接伤害了理性的判断能力。

比起80年代的大学生的务实取向（例如对辅系、双学位、通识教育等安排），我们60年代的大学生显然较为“腾云驾雾”，多数对于毕业后的出路问题不十分关心，反而对于文星书店出版的“思想论战”书籍具有高度兴趣。

锡锟是李敖影响下对思想产生“高度兴趣”的新一代大学生。三十年下来，他能由台大学生变成台大教授，但李敖的阴魂不散，显然笼罩了他，这由他至今不肯浑浑噩疆的做台大教授可以得知。台大教授可分两类，一类是浑浑噩噩的；一类是兢兢业业的，锡锟显然不属于前者。1989年，他想学以致用，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参选台北县长，得了六十二万两千多票，仅以四千票的小小差距，败给民进党光说不练的滑头政客尤清，使国民党自执政以来首度输掉“主席的家乡——台北县”，气得贪污分子李登辉破口大骂周围党工干部：“到底是谁主张提名李锡锟？”骂后摔掉手上资料，悻悻而去。

我想，像锡锟这样优秀的好人，如果根本脱离国民党，自己“千山我独行”，岂不更值得？如果他加入民进党，变成了台北县长，至少比尤清要称职得多，岂不更值得？我又进一步想，如果锡锟不加入任何政党，以他渊博的学问和用世的热情，从事思想启迪，岂不更值得？看了锡锟这本《首都症候群》，除了感于锡锟競競业业好学深思外，深感这种思想上的启迪之作，才是“台大人”的应有风范。“我思，故我在。”相对的，我搞政治，我垮了我就不存在，特将西哲真理加以转检，以报锡锟老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