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研究四集.md

#《蒋介石研究四集》目录

• 《蒋介石研究四集》自序
• 一、蒋介石比祖宗
• 二、蒋介石是“郑三发子”吗？
• 三、蒋介石的教育程度
• 四、蒋介石并非原定黄埔校长
• 五、蒋介石与红色黄埔
• 六、蒋介石是共产党？
• 七、蒋介石怎样谋杀杨虎城
• 八、蒋介石与地下代表
• 九、蒋介石、王世杰卖国
• 十、蒋介石“公民投票”卖国学
• 十一、蒋介石与康泽
• 十二、蒋介石与陈布雷之一
• 十三、蒋介石与陈布雷之二
• 十四、蒋介石与陈布雷之三
• 十五、蒋介石自承亡国

《蒋介石研究四集》自序

在《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续集》、《蒋介石研究三集》分别被查禁的今日，我锲而不舍，又出版这本《蒋介石研究四集》，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再上舌头。

最近我的朋友许以祺先生过台，跟我说，现在中国大陆共产党都不骂蒋介石了，你在台湾还在骂。我说，我对蒋介石，绝不因为一时的政治目的骂或不骂，为了一时的政治目的骂或不骂蒋介石，是不对的、不客观的、是非不明的，也是令人看不起的，我绝不如此。我骂蒋介石，是全天候的，是天行有常的。天行有常的特色是自己在常道上前进，这一前进，“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不以一时的存亡以定常道的行止，如此一以贯之，才算英雄好汉。

至于所谓骂，也有高下的不同。为了一时的政治目的骂蒋介石，就难免非愚即诬，这也是不对的、不客观的、是非不明的，也是令人看不起的。我也绝不如此。我的所谓骂，只是随俗用骂字而已，事实上，我的骂乃是严格批评的别名。我写的骂蒋介石的文章，都是以严格批评做基础的，一切全凭证据来说话，教人心服口服，甚至起蒋介石于地下，也能要他哑口无言。

大独裁者克伦威尔（OliverCromwell）对画师利雷（PeterLely）有一段话，被人改写成"PaintmeasIam.Ifyouleaveoutthescarsandwrinkles,Iwillnotpayyouashilling."意思是画我须像我。如果疤痕和皱纹都漏而不画，我就一先令都不给你。——对蒋介石说来，我给他的强迫画像，其实也完全中规中矩行之。我笔下的蒋介石，完全像他蒋介石，从疤痕到皱纹，无一不像。对一张丑脸说来，你照样画去，它就是张丑脸了，谁还要动手脚呀！

1987年10月10日夜

蒋介石比祖宗

4月2日，军方的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了《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书中第一篇就是《庐江何氏世系考》，其中说：

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将军，字敬之，贵州兴义人。何氏系出庐江，而其源本系于韩。周武王支子，成王时以侯爵封于韩，平王东迁之后，为晋所并，至曲沃武公时，韩侯之裔，有名万者，捍卫有功，复受封邑于韩原，号韩武子，犹系姬姓。四传至韩厥，为晋卿，乃请从初封，以韩为氏。

这就是说，姓何的本来是姓姬的（周武王姓“姬”名“发”），后来改姓“韩”了。再看下文：

再八传至宣惠侯，其时周室益微，乃称王，与赵、魏、燕、秦、齐、楚，并为七国，凡四世，至王安为秦所灭。由是韩之国族，奔窜隐伏，以避秦虐。有厘王之子名瑊者，遁至庐江，寓于津要，买舟送济，取资以自给。后秦始皇出游至博浪沙，为人所击，大索不获，疑是六国公子阴谋所使，乃下令潜访六国之后，尽屠害之。秦吏循令密诘居民姓氏，时瑊方掌济，胥吏发舟而诘曰：“公何姓？”瑊当时未知为秦吏，适天寒泊河，因戏指水以应曰：“此为吾姓。”意以水寒喻韩也。然胥吏不悟，复问曰：“若是殆‘河’姓耶？”瑊复曰：“姓氏必人，岂从水耶？”胥吏乃籍“何”而去。瑊后闻为秦令，大骇而窃叹曰：“吾家获免刀锯者，‘何’一字也，岂非天启后耶？”遂以何为姓。

这就是说，由姓“韩”再改为姓“何”，是经过“天启”的杰作。

及汉灭秦，瑊乃构室营田，以立世业，子孙承之，而启庐江世系。其后氏族繁衍，兼以唐、宋之末，屡经播迁，何氏遂遍迁宇内各地，为望族而代有显宦焉。

“显宦”宦到中华民国，乃有“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将军”出焉！

据毛思诚主编陈布雷校订《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明说蒋介石“其先出自周公第三子伯龄”，是周公之后，周公是周武王之弟，在周朝系统上，自非嫡系。如今何应钦将军认亲，直认至周武王之后，显然在祖宗上，有我比你大之意，何应钦将军挟祖宗以“犯上作乱”，其心司马昭矣！

反看以继承文武周公为道统的孙中山，他家世的“显赫度”，就不足语此了。据吴稚晖《总理与中国革命》记录：

总理直系的老祖宗，是北宋时候南京一位名士做过宋朝枢密使的孙固，总理就是孙固的三十三代孙。在元朝末年，又有一个杭州的孙常德，曾做元末的刺史，他是孙固的十五代孙。这位孙常德，为人最重气节，元朝亡后，到了明朝，他因为不愿身事二主，所以就从杭州远远的迁到广东东莞县隐居起来了。他的子孙，也就在这里一直住下来。后来到了他的八代孙，就是孙固的二十三代孙，又从东莞搬到香山县，再移到翠亨村，这就是后来总理的诞生地了。

罗香林在《国父家世源流考》中翻案，说孙中山的祖宗非系出东莞孙族，而是出于紫金孙族，紫金孙族的祖宗是“唐末之孙琍”，孙琍是唐朝中书舍人孙拙的儿子，在“黄巢之乱”时做过“承宣使”的官，打过游击，封到“东平侯”。罗香林的结论是：

要之国父之家世源流，自其入粤始祖友松公于明永乐年间自闽迁粵紫金后，至国父适传十八代，世以耕读为业，各代之名讳世次，皆甚明确。自友松公至十一世祖鼎标公，俱住紫金忠坝，以鼎标公一支，尝开基于忠坝公馆背，故国父尝称其家庙在东江上公馆村（KungKun）。自其十二世祖连昌公于清康熙年间由紫金迁居增城，未几复迁中山县涌口门村，越二传，至十四世祖殿朝公，又自涌口门村迁居翠亨，至国父本身，适传五代，故国父尝谓其几代近祖皆住翠亨。至其远世源流，则唐以前倶住陈留，为中原世族，自唐僖宗时黄巢变乱，其远祖俐公，始以领兵堵御之故，迁居江西宁都，历五代至宋，子孙浸多，散布于贛南闽南等地，元明之际，始多自赣闽迁粵，国父之入粵始祖友松公，即自福建长汀河田迁粵之一支也。

罗香林的考证，虽然被人怀疑（如孙甄陶《国父家族历史尚待考证》，《传记文学》第226、227期），但是不论系出东莞孙族还是紫金孙族，谈到孙中山的祖宗，都不过是宋朝唐朝的官吏而已，既无周武王之显，又无周公之赫，比起祖宗来，孙中山可真瞠乎其后了！

孙中山《三民主义》里说：

中国人的姓，普通都说是百家姓，不过经过年代太久，每姓的祖宗，或者有不同，由此所成的宗族，或者不止一百族，但至多不过四百族。各族中总有连带的关系，譬如各姓修家谱，常由祖宗几十代推到从前几百代，追求到几千年以前，先祖的姓氏，多半是由别姓改成的，考求最古的姓是很少的。像这样宗族中穷源极流的旧习惯，在中国有了几千年，牢不可破。……

孙中山自己是革命家，他对“穷源极流的旧习惯”，显然有革它一命的气魄，因此他就不以祖宗显了。孙中山的“信徒”，虽然大力捏造过他的话，但是总算客气，没给他捏造出显赫的祖宗，这真要感谢祖上有德了！

1984年4月24日

蒋介石是“郑三发子”吗？

《金陵春梦》是一部几百万字的大书，挂唐人的名字，出版了前后八册，第八册出版时候，唐人自己已不及见，以六十二岁之年，病死在北京。唐人的真名是严庆澍。

《金陵春梦》原在香港《新晚报》连载，后来订正结集，海外版自1980年起由香港致诚出版社出版，第一册到第七册根据唐人的修订，照原稿排印，第八册根据北京出版社的整理，照北京版排印。

在揭发蒋介石真面目的里程上，无疑的，《金陵春梦》是一部生动详细的大书。唐人写这部大书，用力至勤。唐人的子女在《怀念我们的父亲——代后记》中说：“充实、丰富和补充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以提高《金陵春梦》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是父亲这几年来的奋斗目标。父亲也为此耗尽了心血。他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地搜集各方面的资料。他的资料之多也是惊人的，两米高的文件柜，足足装了三大柜。《金陵春梦》一至七集，就是在大量搜集资料以后，重新整理完成的。”——这部大书的能够成为一代名作，和唐人的始终“不间断地搜集各方面的资料”，自然有关。

蒋介石本来不姓蒋，也不是浙江人

《金陵春梦》一开始，一连六回详写蒋介石的身世，其中最令人感到兴趣的，是说蒋介石本来不姓蒋，而姓郑；不是浙江人，而是河南人。《金陵春梦》第一回“逃荒年郑家拆骨肉，找奶妈蒋府迎新人”中说：

在下说这本书，要从一个小小的顽童说起。此人姓郑，乳名三发子，河南省许州（今许昌市）繁城镇后郑庄人氏。清光绪十三年（民元前二十五年，1887年）10月31日他诞生时，堂上双亲健在，还有两个兄长。大哥名叫郑绍发，比他大七岁；二哥乳名二发子，比他大四岁。他父亲克勤克俭，积得十几亩薄田，还附带开了一个磨坊；他母亲长得面目姣好，一手女红干净利落，全家五口种种地、磨磨面粉、缝缝衣裳、扎扎花鞋花兜儿，日子倒也过得去。三发子是最小的一个，格外得到双亲疼爱，郑绍发打从五岁起就替人放牛，二发子五六岁时也已赶着大犍牛满山转，独独三发子到七八岁还干些轻活。原来后郑庄三里地外就是前郑庄，郑庄一分前后，情形也就不同。前郑庄高墙大院，住的大都是地主乡绅；后郑庄却是些贫农贫雇农，有一顿没一顿，显得非常寒伧。像三发子一家的生活，在后郑庄已经算是尖儿顶儿了。三发子他妈老是跟她丈夫嘀咕道：“咱三发子也去上个学，将来弄个功名，省得咱几辈子做牛做马。人向高处爬，水往低处流，瞧前郑庄哪一家不是体体面面的，养一条狗，都比咱后郑庄的人强。”

三发子他爹是个老实庄稼汉，含含糊糊也就对付过去：“嘿嘿，这该怨咱没长好命，上学堂？咱一年有多少收成？拋去完粮纳税，束紧裤带也不够他花销的，年头儿荒乱，咱就认命，凑合凑合算啦！”

这么着，三发子便娇养成性。三兄弟吵架，无论如何占便宜的只有他，偏偏他的恶作剧也特别多，寒冬腊月，冷不防淋人家一头冷水，把邻童冻得脸青唇白，直打哆嗦；黎明薄暮，冷不防装一个白头妖怪，把兄长吓得惊叫晕厥，直说胡话。又如酬神演戏，河南乡下当时只有穷艺人的草台戏，刀刀枪枪、打打唱唱，事后三发子便纠集群童，要他们尊他为王，摘叶做帽、折枝为枪，你得听任他大叫大骂、挨杀挨打。前面表过他家在后郑庄是尖儿顶儿的，左邻右舍不免有求于他，所以明明是三发子欺侮人，也只得把自己痛哭流涕的孩子，悄悄地拉回家吃个哑巴亏。但是这些孩子们包括三发子的两个哥哥在内，有时一瞅他妈不在跟前，便一声吆喝，向三发子展开总攻击。那当儿三发子总是双手抱紧脑袋，杀猪般的哭叫求饶，孩子们也不敢伤他，一个个抓起泥沙没头没脑往他身上撒。三发子的头发旋涡在正中间，深深地陷下去一个坑，孩子们也常常按住他的头撒把泥沙抹抹平，可是还留着大量泥沙在那个坑里，边擦边笑作为报复。但一待母亲回来，哭诉一阵，挨顿毒打的，便是绍发两个了。

三发子在他母亲溺爱下瞧不起起早摸黑、下地上山、一身汗臭、两脚泥巴的哥哥，又羨慕着前郑庄养尊处优、白白胖胖、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地主乡绅家的儿童。反正他闲着，便忍受欺侮找他们一起玩。农忙时他也上田塍送送饭、烧烧水，碰到这时候有富家儿童在纵横阡陌上玩耍，他就宁可下田在泥浆里绕道而过，不愿给他们看见讥笑他“没出息”。可是他妈却认为三发子志气高，老是跟她丈夫吵着要把他送上学，无奈当时上学不是件简单事情，他父亲给逼得又气又恼。直到三发子六岁时光（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许州一带闹了大灾荒，赤地千里，寸草不生，老百姓逃命要紧，天大的事情也得压下来。三发子全家眼看前郑庄有钱人家早已搬个光，牲口细软一连串；后郑庄一部分也已逃荒，剩下一些眼巴巴盼望衙门发赈粮。三发子他爹主张逃洛阳，劝他妻子道：“别舍不下这个家啦，待下去一命见阎王！盼赈粮要盼到哪一辈子？树皮草根都快吃光，大家在把观音土抢。早上咱出门看见十来个死尸，俺刚才回家数一数，死尸又加了好几个，瘸子他媳妇长得多结实！两天观音土下肚，现在满地打滚，眼看又是活不成！走吧，趁咱还有点气力……”

“三发子跑不动路，你说咋办？”

“跑不动俺背着，要活一起活、要死一块儿死。”

“不行哪！”她还反对，“咱们带点穿的盖的，还有些零零碎碎舍不得，你同绍发、二发子扛不完，再要背上三发子，咱咋上路？难道啥都不带吗？再说在路上还是没吃的，没吃的你就背不动三发子，三发子也饿得走不动，天哪！”她哭着：“还是死在家里吧，俺同三发子不逃啦，要逃，你爷儿三个逃吧！”

“球！”三发子他爹咒骂着，饿得瘫软在床上，头昏眼花一个劲儿干呕。第二天再也熬不住了，跪在他妻子面前干号：“走吧，走吧，再不走，咱全家都完啦！”但是她不肯走，边哭边嘟囔着道：“要是像前郑庄多好哪，金子银子一大把，东边闹灾荒，西边躲一躲，咱穷人家就没路！……”

听见妻子这样埋怨，三发子他爹也就横了心，从地上爬起来号哭着道：“绍发、二发子、三发子，你爹可要走啦，谁跟俺，就走；谁跟妈，听她的话……谁跟我走啊？”结果老大郑绍发哭哭啼啼跟他爹走了。二发子也想跟他爹上路，可是一扭头又躺回床上去，用被子蒙住脸直哭。第二天，有人到灾区里买女孩子当丫头、妓女；买壮丁去做苦工、当兵，二发子再也忍不住就去当了兵，换到一块大饼两个蒸馍，往家里一放便向天津出发，郑家于是就剩下三发子和他妈。

“饥饿”本身在吃人，它吞噬了千千万万的生命，草根树皮荡然无存，观音土被视为珍品。衙门里的赈粮用来收买黄花闺女当丫头娼妓，收买精壮汉子做工当兵，广大的灾民绝少可能分到一块饼、一碗粥。两个多月后，易子而食，惨绝人寰的故事也在郑庄重演了，三发子他妈开始绝望，软弱地牵着他：“怨你爹不等等咱，他倒先逃啦，咱娘儿俩也走吧，天可怜别在路上喂了老狼。”这当儿同村的人差不多全已逃光，也有三三两两跑得晚一点，三发子娘儿俩便同他们一起上路。寒风刺骨，灰沙漫天。这一带逃荒的行列如百川汇海，晓行夜宿，自许州出五女店，经鄢陵，过柴庄，到尉氏，入朱仙镇，越杏花营，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地下灾民就像滚雪球似的愈滚愈多、愈滾愈大，群向开封逃生。

且说在一路逃荒的灾民之中，只剩下一个姜二拐是后郑庄人氏，他给地主打瘸了腿，也给苛捐重税和灾荒压毁了家，是个单身汉。三发子娘儿俩亏得他一路照料，没有在途中倒毙。到得开封，那时光既没有“难民集中营”又没有“收容所”那些花招。衙门找几条街口施施粥，灾民到店铺住户要要饭，入晚找个破庙、马厩睡一觉，生命的威胁暂时解除，可是长此以往终非久策。有一晚他们在破庙里烤火，三发子不知从哪里偷来只老母鸡，姜二拐便把鸡开膛剖肚涂上泥，正好那天庙里有人拜神，破桌上还供着一碗黄酒，三个人边吃叫化鸡边喝酒，紧挨着火瞪住院子里白茫茫大雪一片，禁不住悲从中来。二拐拉开嗓门凄凉地唱道：“嘉庆无道登了基，老百姓逃荒乱唧唧，逃来大车并小辆，逃来驴驮担担的……”

“小心！”三发子他妈抹抹眼泪警告道，“给捕快听见要砍头的！”

“捕快有这样大本事？”三发子大感兴趣，“俺长大以后要做捕快，不让人欺侮咱！”

“俺入他捕快八辈儿的！”姜二拐长长地叹口气道，“郑大娘，俺说实话，三发子他爹一去无音讯，咱们这几天到处要饭打听都扑了空。你还年轻，今年不过二十出头，三发子又太小，没法养活你，咋说你都该找个人，要不你将来日子咋打发？”三发子他妈闻言垂下头来道：“二拐，如今咋谈得上这个。”二拐道：“你人品长得好，一手女红干净利落，怕没人要？”她瞅一眼三发子，见他已经躺在稻草上呼呼大睡，就给他盖上一条破棉絮，凄然说道：“二拐，你不懂。”

“郑大娘，”二拐也叹气道，“今天俺在相国寺后边那条街上要饭，听说有一家姓蒋的老爷要找个奶妈什么的，要是还没有找妥人，你干不干？”三发子他妈怦然心动道：“二拐，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俺咋不干？”这么着，第二天一早，姜二拐便带着三发子娘儿俩，找到那家乌黑黑的门堂。只见门口挂着素灯笼，有一个上面贴着几个青莲色的扁仿宋：“候补道蒋”，一望而知那家人家有了丧事。三发子他妈鼓足勇气，示意二拐带着三发子避开一边，整一整棉袄摸一摸头髻，好在她到得开封，半个多月的休息已把几个月挨饿的憔悴脸色稍微改变，衣服也没补丁，倒不像一个逃荒的。一敲门就听得里面狗儿乱吠，再敲门“啊”的一声跑出来一个老妈子，三发子他妈说明来意，那老妈子朝她打量半响，嘟囔道：“咱老爷找奶妈，也不知道哪个烂舌头的传了出去，害得俺一天到晚尽开门，好好，瞧你样子比她们强，跟俺进来试试吧。”那老妈子边说边挪动圆规脚，一扭一扭，穿房越屋走向书斋。

且说蒋肇聪正为找不到合适的奶妈发愁。老婆双腿一挺，两眼一瞪，遗下来儿子蒋锡侯、瑞春等大大小小几个孩子，简直教他没有办法。他自己是个盐商，捐了个候补道官儿光光门楣，闲来也替人写写状子、打打官司，酬酢一忙，家务也就更没法管理。那天他正在打算从浙江奉化故乡介绍个女人来管管孩子，做个续弦。一想年头荒乱交通不便，此事不易，正为难间，只见门帘起处，老妈子带来一个面目姣好、身体结实的女人进来。蒋肇聪心里一紧张，禁不住捻住几根老鼠须，捧住一个水烟筒，一伛腰把狐嵌皮袍一摆，往枣木太师椅上一屁股坐下，刚刚抽出纸捻，三发子他妈一迈步便拿起茶几上的火石，替他擦擦两声点燃。这一手，可把立在门口的老妈子看呆了，蒋肇聪咕噜咕噜一个劲儿吸水烟，他的嘴是有名的能言善辩，可是一时也说不出话来。“你姓啥？”他学着一口河南话。三发子他妈垂着头答头：“俺娘家姓王。”

“就叫你王妈吧。”蒋肇聪打从心底儿中意她，“你比她们强得多了，这么着，你今天就搬过来。”接着问了问王妈逃荒的大概情形，知道她还有一个小儿子要带来，蒋肇聪不觉一怔，咕噜噜又吸了筒水烟，这才立起来拍拍马褂：“好吧，不过我家孩子多，吵吵闹闹你可要多费点精神。”

三发子他妈恭恭敬敬欠欠身道：“老爷您放心。俺就剩下这个命根，只要老爷肯收容，俺来生做牛做马，也忘不了您的大恩。”这么着，娘儿俩就进了蒋家，姜二拐头先常常到蒋家要饭，三发子他妈起初也让三发子偷偷地塞几个馍、夹几块肉。可是二拐为人爽直，脾气又别扭，同时灾民众多，人浮于事，始终没有找到工作，要得多了，牢骚又多，三发子娘儿俩就讨厌起二拐来。加上怕他心直口快揭露她的身世，便不想再帮助他。那一日二拐淋了一身雨，饥寒交迫，抖抖索索地前来求助。三发子打开后门，悄悄地说：“二拐，以后你别来了，给人撞见，连俺妈脸上无光，俺也不能和蒋家的孩子混在一块儿，你别来了，这里有几个馍，拿去。”姜二拐闻言，端的是寒冬腊月喝冰水，问：“谁说的？”三发子道：“俺妈教俺说的。”二拐一言不发，放下馍馍，掉头便走，再不见来。正是：过河就抽板，气走姜二拐。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奶妈上床

在《金陵春梦》第二回“随后爷三发改姓蒋，归奉化奶妈做夫人”中，唐人续写道：

书接上回。在下要补叙一番“蒋老爷”这个人物，此人名肇聪，字肃庵，浙江省奉化县禽孝乡溪口缜人氏。世代务农，到肃庵的父亲蒋玉表时才开始经营盐和茶的批发生意，此外还兼做郎中，肃庵是个独生子。蒋玉表一辈子并没有丝毫功名，因此在世时受尽欺凌，肃庵看在眼里，记在心头，终于用钱捐班，买了个假功名：候补道。带着他妻子徐氏寄居开封，一方面克绍箕裘，经营盐业，同时在一家银楼里投资当股东；一方面以候补道的身份出任讼师，套句时髦话，他这个刀笔吏是属于“业余性质”的。当时盐商是一种特殊行当，没有衙门撑腰休想经营，获利丰厚无比。肃庵在河南卖盐，而豫西北一带老百姓因为吃不起盐，缺乏碘质，在头颈间长个大肉瘤，搁在肩上好似搁着个西瓜，这种苦人儿到处可见，毫不稀奇。盐价之昂、乡民之穷，也就可见一斑了。

且说肃庵年将半百，做客他乡，功名利禄都有了，却碰上中年丧偶，尤以几个孩子乏人照料，心中闷闷不乐。在那个年代，一般想法都是叶落归根，狐死首丘，他也想回到溪口故里；而且是衣锦还乡，荣宗耀祖，因此归去之志也就更切，可是这个续弦问题却不简单，娶一个同乡吧？将来两腿一蹬之后，一笔遗产难免落在新夫人手中，在他的记忆里，元配亲生的孩子总得吃尽后娘的苦头，肃庵不放心。在当地讨一个填房吧？他死后那个新夫人把家当一股脑儿带回河南，那他三个孩子还不是空手一双？想来想去一无是处，于是生意让伙计打理，银楼也懒得走动，讼案暂时不去兜揽，一天到晚闷在书斋里吸水烟，想先雇一个奶妈把孩子安顿妥当，再进行续弦问题。这真是无巧不成书，王妈正在这个时候出现，王妈长得不错、王妈眉精目企、王妈身体结实、王妈孑然一身！——这是最重要的条件，她夫家婆家都已家破人亡，不怕她在他死后离开浙江。同时又是逃荒之中收容她的，他有权利要她感恩报答。至于三发子的问题也不难解决，要他也姓蒋就是。

且说王妈自进蒋家以后，小小心心伺候肃庵、谨谨慎慎照料孩子；她怕三发子打架肇事，干脆把他锁在下房里。那一天也该有事，肃庵在外面应酬回来，醉醺醺一进房便倒在床上嚷着口渴；寒冬腊月，原来那个老妈子早已陪着孩子睡觉，王妈便把泡好的普洱茶端将上去，不料豁琅琅一声响，茶杯给肃庵打翻地下，一腾身便把她连扯带拉倒在床上。

从此以后，王妈就不再把三发子锁在下房，让他同肃庵的孩子在一起玩。暗中再三警告他道：“三发子，咱娘儿俩在伺候人家，处处得低声下气，别闹事、别打架，你替俺争口气，俺想办法把你送上学堂。要是你再惹是生非，那啥都完啦，到时候别怪娘狠心揍你！”三发子起先还听话，到后来难免毛手毛脚，把蒋家的孩子跌个四脚朝天、鼻青脸肿的，王妈便把三发子一把按在腿上，使劲打他的屁股，让蒋家的孩子们平平气；一面打，自己一面流眼泪。倒是那个老妈子过来劝道：“孩子们在一起难免哭哭啼啼的，你又何必怪三发子？三发子脾气野，你照老样子把他锁起来，省得鸡犬不宁，不就得啦！”

王妈心疼着自己的孩子，又不愿开罪人家的孩子。她虽然生长在农家，可是因为有一手女红，经常在前郑庄大户人家穿来穿去，接接活、啦啦呱，有钱人家的婆媳矛盾、姑嫂纠纷、妻妾闹架、兄弟争财，诸如此类这一套她全明白；因此对蒋家的孩子她采取了“怀柔政策”，希望肃庵一家对她母子俩有个好印象。她非常清楚：她将做肃庵的续弦，这是她生命史上异常重要的转捩点，她要使蒋家对她有一个新的认识：她不是恶毒的后母，而是一个温柔的贤妻。

“都是为了你啊！”逢到娘儿俩在一起的时候，她便抚摸着三发子痩弱的胸背，“娘愿意瞧你吃亏吗？娘愿意打你吗？不这样做他们会说俺偏心，三发子，你要替娘争口气哪！蒋老爷那个身体，看来不会久长，他家几个孩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惯啦，男的都是窝囊废，女的迟早是人家的，蒋家在这里有财产、在浙江有田地，这份家当是谁的，你难道还看不出吗？……”

直到第二年冬尽春回，肃庵决定回到奉化，王妈也正式做了他的填房，可是并没有铺张。肃庵口头上说是省几个钱、省点精神，事实上他是怕人家笑话他：蒋某人竟然讨一个逃荒的做续弦！回到奉化以后，随便说一声王妈是哪一个名门之女，反正路远迢迢，也没有人给你调查。可是他给了她一百两银子做私房，王妈有生以来没见过这么多白花花的银子，结婚仪式这一套也就无意坚持。三发子当然也改姓了蒋，肃庵替他取名周泰，字瑞元，学名志清。肃庵说：“蒋家是周公的后裔，周公第三子伯龄封于蒋，你今后不再姓郑，随着你妈到家祠里向列祖列宗磕个头吧！”三发子从此便姓了蒋，同肃庵的孩子出去玩时，恶作剧特别多，把附近的孩子们气哭了，大家给他起了个代名词，叫做“拖油瓶”。列位看官，其实拖油瓶并不可羞，当年中国民生疾苦，多少老百姓骨肉分离、家破人亡哪！

且说肃庵娶了续弦，收了儿子，兴冲冲决定开春后便举家迁回溪口，盐号与银楼的股权转让他人，手中的讼案一件件料理完毕，加上朋友欢送，应酬繁忙，这个小老头子累得腰酸背痛。好在王妈体贴入微，她一来为了腾出身子照料肃庵，二来怕三发子闹乱子，得找人看管，但那个老妈子年迈力衰不顶事，同时迁移在即，捆扎行李收拾家具需人帮忙，她急于要找几个人上家里来打打杂。可是她立定主意不找灾民，那时光也没有“荐人馆”任凭挑选，在开封只有“老婆行”，专门介绍老妈子、短工，竟没有合适的。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要求肃庵把他盐号里的伙计找来帮忙，“肥水不落外人田，将来谢他们几个茶钱，还是你当老板的赏伙计，让他们也常常记得你的好处。”

肃庵眼看新夫人精明能干，把家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尤其是非常疼爱前妻所生的孩子，心中大为得意。成天忙应酬，黑夜拥着温柔体贴的夫人，难免如此这般一番，这个小老头到行将启程的个把月，已经累得痰中带血，喘病突发，满身瘦得像一把柴了。

且说肃庵选定黄道吉日，诸事倶备，只等出发。新夫人不让他再出外应酬，秦楼楚馆到处胡跑，端了把太师椅放在院子里要他晒晒太阳，在家休息，监督伙计们打点箱笼什物，肃庵闷得慌，找一个机会跟三发子娘儿俩说道：“到了奉化之后，你俩得学学江浙话，不论在家出外，应酬买物，就不至于受人欺生，说你们是北方侉子。”他捻捻几根老鼠须笑道：“想当年我到开封来，听你们河南人说‘俺’，心里又好笑又不懂，原来河南的‘俺’就是北方话‘我’，在我们浙江叫做‘阿拉’。河南的‘咱们’就是‘我们’，在我们浙江叫做‘唔尼’。河南的‘咋着’就是‘怎么的’，在浙江叫做‘柴啦’。可是，”肃庵叹口气道，“我到河南来没有受到多大的欺侮，小小不言的误会是有的，你们河南人厚道得多，在奉化我家里，放一个屁都得小心，你们可得小心啊！”

肃庵一番劝告，到后来果然兑现，这是后话，按下再表。且说三发子自从被人叫做“拖油瓶”以后，既恨且恼，可也没有法子。蒋家几个孩子到后来连同邻童嘲笑他、欺侮他，他只有跟他妈哭诉，他妈也只得要他忍耐，除了忍耐，毫无办法！因此三发子从小就有一种深厚的自卑感，“一朝得势”，这种自卑感便变成了无端的猜忌与仇恨。因此他虽姓了蒋，自己起个名却叫做“宗郑”——“中正”他牢记着蒋家对他的鄙视哩！但母子俩跟肃庵去奉化之前，未尝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这次走后，就永远别想回故乡了。回不了故乡，三发子他爹和两个孩子当然也永世不再相见了。王妈再一想，后郑庄那二十几年生活，比不上肃庵家里一天的享福，而且她已做了一个相当富有的主妇；再说她丈夫和两个大孩子，会不会尚在人间？如果见了面，一个是穷途潦倒，一个是锦衣肉食，但最糟糕的是她已经变成蒋家的续弦。……王妈不能再往下想，再想下去却埋怨她的丈夫道：“三发子，你想想，你爹好狠心，没吃没喝，拋开咱娘儿俩带着绍发去逃荒，二发子呢？也是个孬种，丟开咱俩去吃粮！”

“鹅吃砻糠鸭吃谷，各人自有各人福。”三发子饱受邻童讥笑，恨不得早点离开河南，“咱走咱的、他们走他们的，娘别多想啦，走得愈快愈好！”三发子从心底里厌恶他的父亲，因为绍发和二发子肯帮着他父亲下地扎活，他却在母亲溺爱下渴望着进学堂弄个功名，因此他父亲当着妻子虽然不便发作，背着妻子可对三发子没有好面孔，“你投错了胎啦！高楼大院你不去，偏要到咱穷人家来……”绍发和二发子对他并无好感，三发子对他的老家毫无好感；改姓蒋后又给开封的孩子们讥笑，因此听说要搬个新地方，管他浙江也罢、云南也罢，天南地北，只要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他都干。

开春之后，蒋家终于回到奉化溪口。王妈给他生下一个女儿，取名瑞莲。为了实践诺言，肃庵把三发子送进家塾，让他跟一个叫做任介眉的老夫子读书，可是三发子实在太野，把那位老夫子气得没办法，一再表示不堪造就，没几个月三发子只得转到族人蒋谨藩开设的私塾去。三发子他妈只要她儿子有书读，也顾不得他读得地道不地道，因为她正处于一个新的、非常难以应付的环境里，她要力谋对策。何况一年后又生了个女儿，取名瑞菊，她实在忙不过来了。

原来肃庵的父亲蒋玉表以盐商起家，在溪口也算得是大户人家。可是蒋家人丁稀少，对内对外乏人照料，肃庵这个独养儿子又去了开封，蒋玉表以八十高龄，渴望他儿子回来主持，不料知道媳妇的出身和三发子的身份以后，蒋玉表便非常反对，可是三发子他妈已成肃庵的有力助手，蒋玉表也奈何她不得，最后年迈力衰，便在光绪二十年十月间死了。但王妈又给蒋家添了一个儿子，取名瑞青。第二年七月间，三发子九岁那年，肃庵也跟着去世，三发子他妈光顾得哭着肃庵，他只活了五十四岁；殊不知在她河南许州后郑庄故乡，她的结发丈夫、三发子他爹，也在那年春天因为悲伤过度而忧郁死去了。正是：夫君穷途潦倒死，妾在深闺哪得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盐商与讼师

《金陵春梦》的最大缺点是它在行文之间，掺进了太多的“想当然耳”的描述，“想当然耳”纵然有时也是必要的补足，但它的功能，应该只是不得已的补足，不宜太滥，但唐人的描述，却屡屡犯了这一毛病，因而反倒有时影响了《金陵春梦》的可信性，至少给人过分夸张的印象，这是很不妥的。幸亏唐人在描述之中，也兼营考证，这在《金陵春梦》第三回“盐商世家长袖善舞，讼师行业足智多谋”中，就可看到了：

却说肃庵自回乡以迄于死，短短一两年间又干开了“业余讼师”。他所以要这样做，首先当然是为了钱，其次是想利用他同官厅的关系，来保障自己一部分财产，从而增加他财产的数字，显赫乡里，使乡人和地方政府，对他人丁稀少的户口不敢欺侮。

就在这一段期间，光绪十三年中法订约开龙州蒙自为通商口岸；十四年康有为上书论政；十五年慈禧太后还政，德宗亲政；十六年中英订哲孟雄条约；十七年初设北洋海军；十九年孙中山先生上书李鸿章论国政；二十年中山先生赴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是年甲午之战，清军大败；翌年订马关条约，清廷承认朝鲜自主，割让台湾澎湖，赔款两万万两。康梁上书请求变法维新；中山先生第一次革命失败，陆皓东等遇害。

在这一连串巨大的演变之中，小小的溪口也不免受到波动，肃庵能言善辩，见多识广，乡人不免把这些丧权辱国的事情向他请教。肃庵老是叹一口气，认为清廷气数已衰，但孙中山这批人秀才造反，也不可能有所成就；洋人有洋炮洋枪大洋船，中国人只得认命听任宰割。他这套理论深深地影响了三发子，致使他以后连洋人放个屁都是香的。不过肃庵凭他如簧之舌和一个假功名“候补道”，回乡之后倒也发了一点小财，乡里有纠纷，肃庵总是釆用“两面战术”，把甲乙双方的费用逐步提高，彼此“竞争”，而最后的结果他却早已同官府暗中说妥，不是各打五十大板，就是输赢之间相差无几，胜诉人固无所得，败诉人也平了这口气，在《蒋介石先生传》中记载肃庵说：“仕于清……晚（年）……挂冠去，遂终焉。”邵元冲说他“好排乡里纷争”；朱大符给他作的墓志铭说：“锦溪人喜讼，讼辄不休，先生遇有讼者，悉力弥之，使必胜……自先生之殁，乡人有讼者兴，父老往往相与叹息曰：肃庵先在，不至是也。”蒋介石特准编印的《中国最高领袖蒋介石》一书中也说：“当乡民要打官司的时候，他们便喜欢到肃庵公那里去；肃庵公简直是一个法庭以外的法官，他的判决是被完全接受的。”

肃庵是个盐商也有可靠的证明：“重振盐业”（《蒋介石先生的家庭》），“以货殖起家，兼居积盐鹾”（蒋介石自撰《蒋玉表行状》），“经营盐和茶的批发交易，积蓄了相当的财产”（《伟大的蒋介石》等书）在盐商与讼师的家庭中，三发子受了多大的影响，是不言而喻了。

肃奄在世时凭着他同官厅的关系，接揽了不少诉讼生意。天高皇帝远，穷乡僻壤根本谈不上什么法律不法律、公道不公道，何况清朝的皇帝一塌糊涂！于是一些地主豪绅、帮会人物，便变成了老百姓的“父母官”，直接掌握了乡民的生死之权，而肃庵就变成了统治者的代表，他是“一个法庭以外的法官”。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往来，是完全建立在利害关系上的。肃庵一死，人丁稀少的家庭里没有人替代他的“职务”、没有人承继他的位置，这种特殊的权力也就跟着肃庵带进了棺材，——因为三发子年纪太小，他只有九岁。

肃庵的新夫人早已看在眼里，可是她没有办法，她没有受过教育，只在婚后短短一个时间中由肃庵教她念了几本《孝女经》之类，派不上用处。她怨恨自己是个女流之辈，叹息三发子年纪太小，又抱怨肃庵话不到他父亲蒋玉表的年龄。要是肃庵也能到八十一岁才死，三发子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儿子三十多岁，她就不再有所畏惧。

可是事实无情，三发子娘儿俩终得要“节哀应变”，马上与蒋锡侯分家，由他住报本堂东厢，娘儿俩和瑞青住西厢旧宅。肃庵在世时结交官厅，鄙视乡民，兜揽诉讼，无事生非。肃庵一死，有钱有势的人们不再同孤儿寡妇往来了，相反的一切苛捐杂税同样分派到了肃庵遗属的头上；肃庵一死，无钱无势的乡民不再畏惧他的孤儿寡妇了，但他们是善良的老百姓，虽无害于蒋家，可是同蒋家来一个“不合作主义”，用沉默来作为报复，“肃庵这家伙在世时你们神气活现，现在他死了，看你们神气个屁！”

后来蒋介石陈述这段日子道：“中正九岁丧父，一门孤寡，茕孑无依。其时清政不纲，吏胥势豪，夤缘为虐，吾家门祚既单，遂为觊觎之的。欺凌胁迫，靡日而宁。尝以田赋征收，强令供役，产业被夺，先畴不保，甚至构陷门庭，迫辱备至。乡里既无正论，戚族也多旁观。吾母子含愤茹痛，荼蘖之苦，不足以膂。”在这一段记载中，可以看到三发子娘儿俩自豫入浙，在肃庵死后的日子是如何狼狈了：官厅和“地方势力”欺侮她，作劳役、夺产业，迫辱备至！可是乡里们不愿出面打抱不平，戚族也都冷眼旁观。肃庵的同乡们仇恨他到这个地步，肃庵生前为人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但三发子她妈却想到了一个求助的地方：雪窦寺里的老和尚。原来雪窦寺和尚当时也在溪口大户人家化缘捐钱，每逢出动，背后总有孩子们一窝蜂跟着瞧热闹。某次有一个孤寒财主不肯“随缘乐助”，同和尚言语不通，大声说话，孩子们以为不肯捐钱吵了架，大家在旁呐喊助威，三发子便顺口唱着他的河南曲调道：

“家里粮食吃不尽，手内广有银子钱。若有邻居向他借，如同揭他盖一般。放账俱是十分利，他争人家永不还……”凑巧那个和尚正是河南人，乍一听大吃一惊，也忘记了化缘这回事，找着这个小同乡啦起呱来，变成朋友，有了往来。蒋玉表死后，少不了做做法事；第二年肃庵跟着逝世，免不了又请雪窦寺和尚吹打一番，三发子他妈也就认识了方丈。肃庵既死，戚族绝迹、乡里反感、官吏压迫，在这情形之下三发子他妈几乎要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但一想到三发子的前途，她就软了下来，幸亏有个雪窦寺可以去拜拜菩萨念念经，诉诉遭遇散散心。和尚们当肃庵在世时便认识她，希望通过这个外省信女，在本地讼师之前说几句好话，少惹一些是非，多弄一点香油钱；肃庵死后和尚照样欢迎她，但出发点可就有点不同。其中主要是肃庵还剩点钱，希望这个外省信女送进庙里，而这个年轻的外省信女更有着悲惨的遭遇，她一门孤寡，举目无亲；她饱受欺凌，需人援手。当时的和尚在社会上具有特殊地位，雪窦寺方丈在可能范围以内便替她在权门中求求情，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三发子娘儿俩就拿雪窦寺作为孤儿寡妇的慰藉，而庙里也从她那里得到了不少捐助。

因此有人说，蒋介石是雪窦寺方丈和他母亲的私生子，根据是蒋介石每当军国大计不能解决的时候，经常不带宋美龄独个儿和侍卫住在雪窦寺，思索解决的办法。据说他在庙里，夜间幽灵似的跪在老和尚骨灰塔前虔诚祈祷。他是个基督徒，这种行动委实可疑，而且如果与宋美龄同行，便绝不到雪窦寺去云云。其实这种行为，就是肃庵死后她娘儿俩同和尚往来密切，蒋本人受他母亲和方丈的影响太深之故，如要说他是和尚所生，那倒是冤哉枉也，阿弥陀佛！

关于雪窦寺方丈同蒋母的微妙关系，以往在大陆上传说不一。所以有这些传奇性的故事，主要在于时常听说“蒋委员长返奉化扫母墓”，而从未听说蒋去扫“父”墓。同时蒋介石经常夸耀他的成就系由于“家教”、“母教”，却很少甚至没有听见过蒋介石对于父亲的怀念和颂扬。蛛丝马迹，就因为“蒋母”被渲染得过分“伟大”，因而显出了“蒋父”的渺小——甚至不存在，此其一。

父母死后合葬，以往在民间视为当然之事，而这个风气在江浙尤甚。“贫穷夫妻百事哀，大难来时各自飞”，连骨头烂在何处都无从揣测，遑论合葬？但蒋介石是中国的首富，又是当年的“中国第一人”，他为什么不把父母合葬在一起呢？你说他不重视“死后哀荣”，那么关于“蒋母墓”的极力渲染又当何解？见不得人、甚至死后不见坟墓的“蒋父”其中必有奥妙，此其二。

浙东风俗，不但父母死后合葬，而且如果子女早殇，做父母的也得给死者找个“对象”，把生前从未见面的一对年轻“死鬼”合葬在一起，使他俩在九泉之下结为夫妻，而两家不幸的父母也就成了亲家，彼此了却一段心愿。蒋介石既自称为奉化人，岂有不知这个风俗之理？而“蒋父蒋母”并非阴间姻缘，使之葬在一起更是顺理成章，但事实上并不如此，蒋使他的父母“死后离婚”，显然并非“顾此失彼”，内中必有道理，此其三。

香港上演过一部国语电影，里面有一幕新嫁娘同雄鸡拜堂成亲的镜头。有钱人家的儿子死了，找一个贫穷的女孩子做“象征结婚”，那个女孩子当然得守一辈子活寡。生前不能睡在“丈夫”的怀里，死后却要葬在她“丈夫”的“棺”旁。这种惨无人道的悲剧也正是浙东当年的风俗，它说明一件事情：在可能范围以内，不论手段如何残酷，绝不能让—个大地主的儿子做孤魂野鬼。蒋介石满口忠孝仁爱，却让他父母死后分葬两地，对这一件在他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都不能“尽孝”，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此其四。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声望”不可一世，他的一个老师为了炫耀他与蒋家的关系，编印了一部《民国十五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宣纸仿宋，装订华丽，共二十余本，分装三函。里面提到蒋母与肃庵结婚的年龄，说是二十二岁。女孩子二十二岁出嫁，在新社会已经嫌早，在香港算不了什么，但在当年的溪口却不寻常。有钱人家抱孙心切，“爷十三、娘十四”，早婚风气甚盛，蒋介石与毛氏结婚那年，只有十五岁。贫穷如庄稼汉者，因为需要劳动力，结婚年龄也非常低。女孩子逾十五六没人说亲，她父母就开始担心；到十七八还找不到婆家，她父母要急得拜托三姑六婆，代为作伐；女孩子逾二十岁还在待字闺中，那这个姑娘一定有了问题。所以，当时逾二十岁才出嫁的女孩子，如非长得太丑，就因为私奔潜回、寡妇再醮那些原因。肃庵的续弦并不丑，而到二十多岁才结婚，证明了她的嫁给肃庵，是有其不平常的经历，因此也使人不能不怀疑，此其五。

后来这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被蒋介石禁止出售，有人认为，把她母亲出嫁的年龄“公之于世”，把当时当地的风俗戳了个大漏洞，是禁止这部书销行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这部书对蒋是如此歌功颂德、拼命赞扬。

上列五点，以及所有种种传说，证明了肃庵的续弦绝非普普通通的奉化女孩子，而蒋介石家谱中“肃庵”其人者，也绝非蒋介石的生父。列位看官，寡妇再醮，是值得人们同情的，寡妇带着她儿子改嫁，也绝无半点可笑之理。吃人的“礼教”应该摧毁、吃人的封建社会应该推翻，在下垂垂老矣！丝毫没有揭人阴私的念头。所以要把蒋介石的那段家史公之于世，目的无非如此：蒋介石幼时颠沛流离，逃荒讨乞维生，总该了解民间疾苦了吧！其母遭遇如此不幸，总该了解中国妇女的痛苦了吧！但当他登台以后，又怎样去统治中国呢？正是：欲言语又止，搔首问苍天！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唐人在这一章里，引证文献，展开考证，但他的考证，却不够周延。例如说蒋介石不把父母合葬，真正的原因，唐人不应该忽略蒋介石在《慈庵记》和《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中的一些话。蒋介石在《慈庵记》中说他妈妈生前，曾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嘱咐过，死后“不必因袭俗礼同穴”，这是公然违反礼俗的。而违反的原因，只不过是同穴要重新启墓，这样会“重惊尔父之灵”（重新惊动你的死老爸）。细想起来，这种说法，未免太牵强了。事实上，自古至今，夫妻除非同时死的，否则后死的下葬，总未免要把先死的“重惊”一下，好在纵“惊”也不过只此一次，以后是万年相伴，要“惊”一下也值得。怎可以怕“重惊”为理由，严嘱不得夫妻合葬呢？这个真相，在我们读《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中，首先得到了脉络。在这篇文字中，蒋介石第一次道出，在他妈妈嫁他爸爸以前，他爸爸有过太太徐夫人与孙夫人。现在，一个画面出现了。他爸爸既有亡妻徐夫人、孙夫人，则在“同穴”的排名规矩下，丈夫埋在正中，左右自为徐夫人与孙夫人，蒋介石的生母王夫人若埋在一起，也得靠边站了。不论埋在丈夫左边还是右边，中间都隔了一个女人。我想，这才是王太夫人不愿意合葬的真正原因吧？当然，后来史料证明了王太夫人在嫁蒋肃庵之前，确是寡妇。王太夫人的思想本来封建，因再嫁而不愿或无颜与第二任丈夫合葬，也是事理之常也！

“蒋委员长就是三发子”

在《金陵春梦》第四回“逃洛阳父子闹分手，归故乡二拐诉别情”中，唐人又写道：

话分两头。三发子娘儿俩跟随肃庵去了奉化溪口，郑家逃荒又有什么遭遇呢？说也凄惨，二发子当了兵向天津出发，之后一直便没有下文，郑绍发跟他爸爸凄凄凉凉逃荒到洛阳，这两个直心直肚肠的庄稼汉，眼看着人家都有一个家，一个就思念他的妻子、一个就怀念他的母亲，两个人甚至彼此埋怨起来了，“为什么要逃？就是逃，也得全家一起上路！”做父亲的又恨又悔又伤心，日子一久，竟疯疯癫癫起来，经常打骂他的儿子，绍发忍不住，有一次竟闹翻了，于是爷儿俩在洛阳分了手，各讨各的饭，各奔前程。第二年秋天，灾情缓和了一些，郑绍发打散工积得一些干粮、一点盘缠，怀着一肚子疙瘩，从洛阳回到了许州故乡，抵达后只见田园荒芜，房屋倾塌，前郑庄有钱大户都搬了家，后郑庄也稀稀落落剩下来没有几户。鸡犬声无，秋风呜咽，田野岑寂，夕阳如血，绍发既乏且悲，欲哭无泪，一头栽了下去，他昏倒了。

等到苏醒，绍发这才大嘴一咧，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忽闻得耳边有人在说话，“好啦！好啦！醒过来啦！”绍发一惊，猛地把眼睛睁开，原来他已经躺在床上，茅屋低矮，一灯如豆。迷迷糊糊有两个人影在晃动，肩上有一只手在推他说：“绍发！绍发！你醒啦！天可怜！”绍发支着肘子坐起来一瞧，瞧了半响，一头扑在这个人的怀里呜咽着道：“二拐，你没有死，你熬到现在……”姜二拐禁不住也流下眼泪，两个人抱头大哭，立在他们旁边的二拐他女人把热开水往桌上一放，也伏在破桌上痛哭起来。三个人哭了一阵，绍发用袖子抹抹眼睛问道二拐，俺爹你见过么？俺妈咋啦？俺二弟三弟又咋啦？”

“绍发，”二拐也抹抹眼睛，“你还活着哩！听俺给你说。俺下地回来经过你家里，看见草丛中倒卧着一个汉子，胳膊上还背着个干粮袋。俺心里一慌：天可怜是哪一个回来啦？就拋下锄头，把你的身子翻过来，辨认了半晌，这才认出是你，绍发。”二拐长长地叹口气道：“你回过家啦，知道家里啥都没有啦，你可别难过，让俺一件件跟你说。今年春天，你爹一个人回来啦……跟你一样，他啥也没看见，只看见房子，坍了；田地，荒了；磨坊长了青苔；野兔子从你家里钻出来，你爹伤心透顶，咕咚一声倒在地上，再也没有爬起来。”二拐边说边垂下脑袋，让绍发捶床拍胸哭个够。听他止哭了，这才透口气，低声说道：“你爹就葬在你家屋后，没有人、没有钱，有钱也买不到棺材，俺同屋里（妻子）草草把他埋上。你爹在路上就有病，总算硬撑着死在家里。他咽气之前神志倒很清醒，还问俺屋里什么时候过的门？俺说逃荒嘛，她一家人都死光啦，碰到俺这个光棍，两个人也就马马虎虎凑合在一起。你爹听了眼角里迸出黄豆大两颗眼泪，断断续续说：‘二拐，你有个家啦，俺可啥都完啦！’之后便叫着你娘的名字、叫着你的名字、叫着二发子、叫着三发子——一直叫到死！”

山风呼啸着，绿幽幽的灯火晃动着，毕毕卜卜冒出个灯花。半晌，绍发呜咽问道：“俺妈呢？”二拐长叹道：“那可说来话长啦。”于是像河水决了堤似的，把他如何同三发子娘儿俩逃荒到开封，如何在破庙栖身，如何指点她到蒋家做奶妈，蒋家老爷如何喜欢他妈的能干利落……绍发急问：“俺妈现在开封？”

“早走啦，”二拐道，“俺后来也就不去蒋家要饭，丧气嘛！你妈同三发子也不常出外，后来听人说，蒋老爷的太太死啦，遗下好几个孩子，看见你妈很能干，便把她收了房，做了蒋家的填房，连三发子都改姓了蒋，搬回蒋老爷的老家浙江奉化去了。”

绍发抽抽噎噎又哭了一阵，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上下唇滲出血来。二拐长叹一声道：“俺同三发子娘儿俩那天上开封相国寺后面那条街上找到蒋家，你妈要俺带着三发子躲开点，她就去敲门，里头还养了条狗，汪汪汪直叫唤，俺牵着三发子就在附近乱转，又不敢跑远啦，一顿饭工夫你妈兴冲冲走了出来，嘿，事儿成啦！说蒋老爷为人和气，还答应把三发子带进去。当天咱三个回到破庙，你妈就向三发子千叮万嘱，说道：明天就要上蒋老爷扎活去啦，蒋家有三个孩子，蒋家太太死后没人照呼，有一个老妈子又不顶事。娘带你进去之后，你可别闹事哪，人家是做官的，又开着盐号，有钱有势咱可惹不起哪！蒋家孩子打你骂你也别还手，忍着点……”二拐喝了口水，“绍发，俺记得很清楚，你妈唠唠叨叨要三发子别在蒋家撒野，三发子的德性咱都知道，好的不学，光学孬的，后来听说被你妈锁在蒋家下房，不准他到外面惹是生非。”

“浙江，奉化，”绍发喃喃地念着，“蒋家，做官的，又开着盐号。”绍发一骨碌坐起来，“明天俺就上路，到浙江找妈去！”二拐两口使劲劝他道：“别做梦啦，浙江在什么地方？奉化又在什么地方？你知道么？就是你找到了，找到了又咋着？你妈已经姓了蒋，三发子也姓了蒋，你有什么办法？强龙不斗地头蛇，何况你啥都没有？再说你妈做了蒋家的媳妇，蒋家并没有抢亲，是她自己送上门去的，好多乡亲还说她造化哩！算了吧，就是你找到蒋家，人家瞧你破破烂烂像个叫化，不一把抓住你送衙门才怪！”二拐说着说着就有了气，“绍发，自从你妈同三发子进了蒋家，嘿，眼睛就长到额角上去啦。头先，俺去要饭，敲敲后门，你妈或者三发子就悄悄给俺几个馍，夹点肉。到后来就不中啦，理都不理。倒是那个老妈子瞧俺在外面干等不过意，有一次劝俺道：老乡，你又来啦？现在人家做了咱老爷的填房，那个小龟孙也姓了蒋啦，你成天来噜嗦，要她把脸孔往哪儿放？算啦，年头儿荒乱，还是各奔前程吧！……”二拐吐了口唾沫骂道：“俺入他八辈儿的，大家逃难，没有俺，她娘儿俩早在路上喂了老狼，如今抖起来啦。”二拐子叹口气道：“绍发，你还是死了心吧，有钱人靠不住，咱穷人该穷得硬朗。你既然来了，干脆就住下吧，荒年过去啦，饿不死咱们，过些时让俺屋里给你说个媳妇。……”这么着，绍发便在故乡住了下来，但对他的母亲和弟弟三发子，仍然不能忘怀。第二年由二拐两口子做媒成了亲。年成稍微好转，小伙子身体又结实，慢慢地恢复了祖业，在庄稼之外还开了个小磨坊；两口子生下了两个儿子，省吃俭用，日子勉强打发。

桃花谢了又开，燕子飞去又飞来，在落后、贫穷、灾难的煎熬中，郑绍发屈指一算，离开他那一年家破人亡大逃荒，已经有四十四个年头，他已经五十七岁了。四十四个年头中，世界上有些什么变化？中国有些什么变化？在绍发是完全陌生的，他和他的乡亲只知道一个事：种田、缴粮、忍饥、逃荒、认命！但他们知道世道变了，许州已经改名许昌，满清也已变成什么民囯，但这个民国同清末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只换了个“朝代”和旗号。绍发他们依旧在贫困、落后、灾难之中挣扎，侥幸过得一冬，便算两个半年。

五十七岁的郑绍发（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两个儿子都长大了，大儿子在洛阳当警察，小儿子在家种地。那年夏天完粮时，绍发同姜二拐他们进得城去，县衙门挤满了人上不去，二拐便拉拉他上大堂歇歇。乡下人进城又到了衙门，少不了东瞧瞧、西望望；五六个老庄稼汉各人在腰里插了根旱烟管，让烟袋吊在一端摇摇晃晃，嘻嘻哈哈倒像一群小孩子。大堂正中挂着个蒋介石肖像，这玩意儿后郑庄没有，大家免不了评上几句，有的说这就是孙中山，有的说光绪皇穿洋装，有的说这龟孙胸口挂的啥？密密麻麻一个个小圆饼发亮光。有的说这龟孙顶上光秃秃，尖头尖脑瞪眼一脸贼相，蓦地有人大叫一声道：“绍发，这龟孙倒有点像你哩！”绍发当然不依，老哥儿们便在大堂上拉拉扯扯闹开了，声音惊动了衙门里的当差，到客厅喝问道：“你们吵什么？”有一个老汉就指指那张挂像再指一指绍发，“咱在说郑老大同那张相片上的人好像！”

“胡说！”那当差的皱皱眉头，指指那张像道：“也不撒泡尿照照面孔，这是蒋委员长！别乱说！再嚷嚷可不成啦！”说罢便往里走。绍发听说“蒋”委员长，心头不觉一动，赶上去问道大爷，蒋委员长是哪儿人？”

“问他干什么？”那当差把袖子一甩，“神经病，你问这干吗？他是浙江奉化人！”绍发几乎不相信自己耳朵，迷迷糊糊跟着大家完过粮回到家里，茶饭无心，一脑门子心事，“他姓蒋！浙江奉化！像我！他姓蒋！……”可是他又不敢同人讲，只有二拐还可以聊聊，但那年秋天二拐病逝，绍发连商量的人都没有了。哪知到了冬天，绍发又到许昌城里买东西，只见大街上家家门前洒水，户户挂旗，尘土不扬，气象一新；墙上横七竖八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路中一队一队走着大大小小的行列。“今天有喜事，”绍发纳闷，“咋着家家人家都做喜事呢？”他没有牲口，人走乏了，就拣了一家小饭铺坐下，掏出干粮，要了一碗包谷丝儿汤（玉蜀黍汤），就打起尖来，边吃边问道掌柜的，今天咋啦？好家伙，真热闹！”

“蒋委员长五十大庆你不知道？”掌柜的把手巾往肩上一搁，走过来叹口气道：“头三天衡门里就传过话啦，保长甲长钉住屁股催得好紧，不挂旗？不中（“不行”的意思）！不洒水？不中！不捐庆祝贺？不中！不捐钱搭彩楼？不中！不捐钱唱大戏？不中！不捐钱买飞机祝寿？不中！”那掌柜眼睛盯住门口，嘴上骂道老乡哪，俺入他姐的，龟孙过生日，可要咱老命啦！”

掌柜满以为这个老实的庄稼人一定会叹口气，说几句话安慰安慰他，或者也跟着他骂一阵，大家出出气。没料到只见那客人双眼直瞪，咧着大嘴，上唇一撮浓浓的小胡须上，挂着一条条包谷丝，左手拿着个碗，右手捏住半个杂面窝窝头（一种贫农吃的食品，其中三分之二是高粱，三分之一是豆子和麦子）直发怔。掌柜的大吃一惊，拍了绍发一下肩膀说：“你中了邪啦！”绍发这才醒了过来。匆匆忙忙道个歉，会过账，出得门来一路思量：“蒋委员长？五十大庆？‘蒋’！浙江奉化！又做官，又是盐商……今年夏天上县里完粮，人们都指着这个人的像说俺郑老大像委员长。”绍发东西也顾不得买了，迷迷糊糊回到家里。院中一棵石榴树又使他想起了往事，“俺妈说过，当年养三发子的时候，她在田里扎活，肚子一阵痛一阵，她就丢掉镰刀便往家里跑，刚踏进院子还没来得及进房，痛得忍不住就蹲在这棵石榴树下，三发子便出世啦，算算日子，三发子的生日也一点不错！”绍发被一种莫名的情绪所笼罩，说欢喜不是欢喜、说悲痛不是悲痛、说恐怖又不像恐怖。他只觉得茶饭无心，神志恍惚，直到黄昏他妻子从田里回来，见绍发躺在床上神色不对，可急坏了，忙问：“你咋啦？老大，老大……”

“没什么。”绍发揉揉眼坐了起来，再也忍不住，便将“蒋委员长就是三发子”的怀疑说了出来。原来绍发为人老实，他夏天进城在许昌县大堂里看见了蒋介石的照相之后，一直没有把这件事跟家里说，虽然他妻子都知道在他们家庭里，四十多年之前曾经有过一幕家破人亡的惨剧。于是绍发同妻子商量，找人写两封信，一封要他在洛阳当警察的大儿子回来，一封呢？他想写给“蒋委员长”。而就在蒋“五十大庆”那一年，他的一个哥哥郑绍发想见他可办不到；另外一个哥哥蒋锡侯，可再也不想见到那同父异母的弟弟，死了。正是：岂是同根生？何必去打听。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这老家伙真的有点像委员长哩！”

在《金陵春梦》第五回“郑老大函询无回讯，侍卫官出现有下文”中，唐人又写道：

且说绍发阖家为这件事紧张着，他大儿子因为是个警察，懂得的事情也比较多，一听他爸爸是“蒋委员长”的大哥，可就慌了，“爹，这可不能拿脑袋来开玩笑的，蒋委员长是当今皇上，明明是姓蒋，如今半腰里杀出个程咬金，说他本姓郑，你想这怎么行？不管委员长是不是咱们家三爷，但你要他也跟着姓郑，你说他把脸孔往哪里放？”绍发的妻子附和，“是呀，宁可穷一点，可不要去惹这些亲戚，再说咱们也没有见过面。”绍发坚持道：“你们想想，哪有这样凑巧的？他姓蒋，姓就可疑，他是浙江奉化人，籍贯又可疑，同俺面貌相像，同三发子的年龄相同、生日相同，你们说，他不是俺三弟又是谁呢？写封信问问他，并不是要他返姓归宗，俺只要问问俺妈的生存死亡，还得告诉他，咱们庄稼汉很苦，跟他六岁那年逃荒时光差不多，他做了当今皇上，也得……”

“你趁早别写信了！”绍发大儿子蹦起来说，“你是问他国家大事哩！他以为是哪一个穷汉想出个穷主意，跟他诉苦要他给钱……”绍发让步道：“好好，那就不提这个。”但坚决要写信去问，郑重其事找着三家村老学究，关起房门足足写了一个上午，这才把信发出。信皮上写得分明：“南京国民政府转交蒋委员长。许昌繁城镇郑绍发寄——双挂号。”那张收条郑绍发保存得很好。可是三四个月一晃就过去了，老是没有回信。绍发由盼望而失望、由失望而担忧、由担忧而松懈、由松懈而淡忘，他再也不提起那回事了，虽然他并没有忘却。有一次绍发从漯河贩麦子回家，听到人们在纷纷议论，说前几天有一个蒋委员长的马弁（其实是侍卫官）到前郑庄找郑绍发，可是前郑庄就没有“郑绍发”这个人，后郑庄呢？姓郑的很多且不说，郑绍发的名字大家很生疏，人们都管他叫“郑老大”，于是那个侍卫官找不到郑绍发其人，也就离开复命去了。

绍发一听也就无心追问，把麦子往家里一放，连夜赶到许昌打听，还是到那家小饭铺里去打尖。那掌柜的果然告诉他蒋介石曾经在前几天到过许昌，那个小地方为这个人的来临，街头巷尾都在当作谈话的资料，什么他坐的火车上有冷水热水啦、他吃的又是什么东西啦、县太爷去迎接他连头都不敢抬啦，等等。绍发软了半截，又悔又气又惊喜，因为他至少证实了一件事：那个“蒋委员长”看来的的确确是他的弟弟三发子。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绍发自从在那年同三发子失之交臂，没有晤面以后，直到1941年（民三十年）实在熬不住了。水、旱、蝗、汤使老百姓没法活下去，他只剩下一个弟弟可以投奔，虽然这个弟弟是“当今皇上”，绍发去找他得担点风险，可是他也顾不得了。关于绍发在抗战期间上重庆找蒋介石的那一段故事，当时有着不同的传说。有的说，绍发是凭了一张“阖家欢”（全家照片）去找三发子的，乡人拿照相当作一件大事，对照片的宝贵收藏是很可能的。然而别忘记那张“阖家欢”该摄于全家大逃荒之前，按照情理来说，这张相片在逃亡时应该由绍发的父亲或母亲保管。就是由绍发保管，但他历经苦难，这帧照片不大可能保存得住，何况几十年之后，这张照片也该褪色模糊不清了，因此绍发凭“阖家欢”去找三发子之说，事实上不大可能。

另有一说是：据说蒋在对阎（锡山）冯（玉祥）作战时，蒋到河南，曾在许昌繁城镇找到他的老家：那时他的大哥已死，只会到他的二哥，两人还合照了一张照片。他（指蒋）说他因为地位的关系，“归宗复姓”实在没有办法，给他二哥留下一笔钱。并对他说：以后如果有困难，可以拿照片去找他，但只可以说是朋友，绝不能说是兄弟。他二哥是个老实的乡下人，一直遵守诺言，从来没有到南京找过他。

这个传说比较接近，或系绍发写信以后，由那个三家村学究传出风声，附会而成。但事实上是有出入的，因为绍发并没有会到他的弟弟，而他去重庆的时候，唯一的凭据是他这个“人”，还有一张寄双挂号信的收据。基于这个传说，当时还流传蒋介石曾亲自烧掉那张照片云云，这个戏剧化的镜头是很“辣”的，因为它尖锐地衬托了三发子的个性，说明了人们对于他是如何愤愤不平。传说虽然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事实：绍发的确去找过他的胞弟；同时在各种传说中都没有写出绍发的名字。使绍发冒险去找三发子的动机是生活，在“水、旱、蝗、汤”的灾难中无法挣扎，他活不下去了。水、旱、蝗容易了解，水是水灾，旱是旱灾，蝗是蝗灾，但“汤”是什么灾呢？说来可笑，原来指的是蒋介石手下一员大将“汤恩伯”，当时汤的部队在河南驻扎，竟使河南人民大声疾呼惨痛的口号：“宁愿日本兵烧杀，不让汤恩伯驻扎！”——在天灾人祸煎熬之中，绍发便在1941年夏天自豫入川，投奔他的弟弟三发子去了。

绍发的妻子虽然反对，到头来没奈何只好同意绍发上路。列位看官，当时当地，一个农民长途旅行可不是件简单事情，何况成功失败都难料！如果绍发投奔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亲戚倒也罢了，偏偏是一个“当今皇上”。而且世道不宁、交通不便，火车经常出事，日机经常空袭，盗贼遍地，关卡重叠，古老中国有句老话：“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抗战时期的旅行，替它做了最好的注解。绍发的妻子为他杀了只鸡供祭祖宗，绍发的小儿子就吆喝着毛驴送了父亲一阵，他母亲在后边哭哭啼啼送她丈夫上路。绍发到了洛阳，就把毛驴卖了做盘缠，还向他在洛阳当警察的大儿子要点使用。他大儿子原先是反对的，说：“蒋委员长不一定就是三爷，是三爷他会不会承认？一个不对劲，脑袋搬家有你的份！”绍发气愤愤答道：“蒋委员长是三爷，准没错！他发达了，祖宗不能不要！俺找他见见面，问问你奶奶（祖母）在哪里，也不能说俺犯法！”绍发大儿子拗他不过，到火车站上替他弄了张三等半票，但上了车愈想愈不对劲，要他父亲下来，一个在车上反抗，一个在车下死拉，结果把绍发那件半新不旧的蓝布大褂扯了一条缝，火车还是把绍发载走了。

当时的铁路糟透，过黄河铁桥时摇摇欲坠，而且车卡得分成两截，火车在桥上犹似蜗牛，爬得旅客又急又怕，爬过桥头一身大汗。过风陵渡怕日本兵在对岸开炮，又要冒着危险冲锋，总而言之，当时的铁路是肝肠寸断、当时的旅客是愁肠百结。到达宝鸡绍发这才透过一口气来，火车到了终点，可是绍发又担上心事：他买不起西北公路局长途汽车的客票，又没有钱做“黄鱼”（当时货车司机沿途拉客，谓之装黄鱼），宝鸡到重庆不折不扣一千一百五十公里，绍发咬咬牙决定步行！他晓行夜宿抄小路，爬秦岭，越褒水，穿明月峡，入川北大门广元，抵绵阳，到成都，经内江，过青木关，整整二十天，终算到了“陪都”（重庆）。可怜他双脚起泡，老眼昏花，满身泥土，一脸风尘。摸摸腰袋，只剩下了十八块大洋，找到萧家沟一家“鸡鸣早看天，未晚先投宿”的小客栈里住下。当时重庆的旅馆检查得好严，“军宪警联合巡逻队”查到这个怪客，不由分说几乎连头发里都查遍，只见他带着三张证明：一张是许昌县繁城镇镇公所的路条，一张是洛阳骡马行卖毛驴的证明，一张是当年双挂号寄“南京国民政府蒋委员长”的收据。巡逻不由分说便要把绍发捉将官去。理由是此人委实可疑，有一个宪兵就劈头说：“他你是个汉奸！”绍发虽然不大懂得时事，但“汉奸”这个名词儿他知道，那是要砍头的。他一慌，便老老实实告诉他们，宪兵听了哈哈大笑，“老家伙穷疯啦！”“老家伙神经病！”“走，也没有什么油水，让他去吧！”可是有一个警察忽地大叫道：“瞧，这老家伙真的有点像委员长哩！”众人再仔细一看，只见绍发身穿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大褂，年约六十左右，白布袜、黑布鞋，头剃得精光发亮，下颚瘦削，唇上留了一撮浓浓的胡须，果然同蒋介石有几分相像，但骨骼比蒋介石粗大一些。有个宪兵边走边说道：“妖言惑众！谁不知道委员长是奉化人，这老家伙却是一口河南话！别信他。”最后警告他道：“瞧你上了年纪，我们也不抓你，可是你如果到处乱说，那就不客气啦！”绍发又气又急又害怕，吓得浑身是汗，听巡逻队的皮靴声走向别的房间，心想明天又要闹一场，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巡逻队走后，这小旅馆的账房便来看绍发，问他蒋介石真的是不是他的弟弟，“看你是个老老实实的乡下人，大概不会惹是生非，然而那怎么可能呢？你是河南人，他是浙江人，弄不好要枪毙，我劝你还是留着条老命回去吧！”绍发便在昏暗的电灯下，把前前后后的经过叙说一遍，那账房愈听愈害怕，劝他死了这条心，可不能开玩笑。后来看他意志坚决，也只得叹口气道：“好吧，不过你不能再拋头露面，搬到后面没有号码的房间里去吧，省得巡逻队查一次旅馆，你就多担一次风险。”绍发千恩万谢，当晚便搬过一个房间，并且拜托账房代为打听，三发子到底住在什么地方。那账房一来看他老实，二来也觉得好奇，也就答应下来。这家小客栈开在重庆两路口箫家沟，是两路口到山下菜园坝的一条狭窄的斜坡小道。地方小，又是个贫民窟，郑绍发的出现，便立刻变成了街坊“摆龙门阵”（谈天）的好资料。绍发等了三天，居然等出了一个名堂来了。正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名为兄弟，视若不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把哥哥关进集中营

在《金陵春梦》第六回“三发子闻讯伤脑筋，郑老大关进集中营”中，唐人又写道：

且说小客栈账房告诉绍发道：“听说委员长住在复兴关李家花园，你哥子还去不去找他呢？我看算了吧。委员长给东洋鬼子赶到了重庆，心情坏得没法说，你又偏偏在这个时候找他，我看也搞不出啥子名堂，你哥子想想嘛！”绍发连忙表示：万一出岔子，绝不连累他。同时央求这个账房用他的名义写了一封信，预备找不到三发子时留在那边。收拾妥当，一路打听，炎阳下总算找到了李家花园。只见警卫森严，门口静悄悄，除了卫兵不见行人，只有一条野狗在坡上热得吐舌喘气。绍发千里迢迢到达目的地，忽又踌躇不前，心里十七八个水桶在七上八下，进既不能，退又不得，卫兵看他探头探脑，大喝一声道：“你这老头儿干嘛！”绍发一听是北方口音，连忙走上前去说明来意，把那卫兵听得目瞪口呆。说绍发是疯子吧？明明说话有条理，显然精神正常，毋须送到精神病院检验。说他是真的吧？那卫兵没法思考太多的问题，搜过身后便带他到侍卫室去找侍卫官。侍卫官房间里恰巧挂着幅“蒋委员长肖像”；他一面打量绍发、一面瞧着那张像，谁说不是兄弟呢？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才好。于是应付道：“委员长不在家，你把事情交给我吧。我等委员长有空的时候替你报告上去，你把住址留下，一有消息我会来通知你，你再也不能上这里来，在外面也千万不要乱讲，明白吗？”绍发忙不迭答应，再三道谢，把准备好的那封信也交给了他。问过尊姓大名，知道这个官儿姓程，是个侍卫官，绍发便一路抹汗回萧家沟，静候回讯。

却说蒋介石那天傍晚同陈布雷到达李家花园，原想让“文胆”拟好一个什么稿子之后便去找他的陈小姐，不料侍卫长递上绍发的信来，口头又报告一遍会见的情形，他没有听完巳经凉了半截，半响说不出一句话来。陈布雷看他脸色大变，躺在沙发里犹似中了风，不由大吃一惊，连忙要侍卫官把电风扇关住，免得他受了凉，然后要侍卫长重说一遍同绍发见面的情形，再匆匆忙忙看过绍发留下的那封信。这个不露声色的陈布雷，原先以为是一件什么国际大事；要不就是宋美龄为了陈小姐，又向她丈夫吃醋，他万万想不到是这么回事，倒也把他难住了，一时也无从插嘴献计。官邸的空气既闷且热，此刻静得怕人。五分钟之后，蒋介石才站起来踱开方步，蓦地止步抬一抬下巴屏退左右，同陈布雷促膝商量道：“你有什么办法？这事情闹出去成何体统！这这这……”说不上两句又立起来焦急踱步，一把扯开衬衫纽扣，大伤脑筋。

且说绍发在萧家沟，眼巴巴又望了三天，第四天那个程姓侍卫官，果然穿了便衣，一步三摇的来到小客栈。账房一看他那派头，心里有数，也不敢出面打招呼，是祸是福可没把握，只得坐在角落里暗中注意动静，二十分钟后他看见绍发开门送客，只听见那客人操着一口浙江口音的官话，一再叮嘱绍发：“就照我的办法做，就照我的办法做。……”

绍发送客回来，账房便截住他探问经过，绍发哭丧着脸，把桌上一叠簇新钞票小心包起，边包边说道：“他给我五百块钱，要我回河南去，说委员长很忙，他老是没有机会把我的信递给他，不过他说：不管你同委员长什么关系，现在抗战时期，委员长没有工夫管这些事，而且你自己明白，你姓郑来他姓蒋，你家在河南他家在浙江，不管真假，这事情传出去可不成话。好啦，你千里迢迢找他也不过是为了几个钱，现在我可怜你，送你五百块做路费，回去算啦！就照我的办法做吧！”账房一听大惊道：“人家是先礼而后兵，送你一笔钱，算是够交情，你再要找他，以后的情形可不对头哩！”账房也劝他回去，可是绍发不死心，“俺受尽了苦来找他，杀头也顾不得，并不想沾他兄弟的光，做官发财都不想，只想见他一面，知道娘的死活。俺兄弟三个。二发子打从逃荒那年分散就没有了消息，如今只剩一个，见见面有啥关系，‘皇帝也有草鞋亲’哩，再说咱俩是亲兄弟。……”账房见他老实得可怜，也不便同他争论。可是万一绍发在他客栈里住下，把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传了开去，那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小客栈难保不封门，账房愈想愈怕，劝他：“你还是搬到河南会馆住吧，那边不必花钱，在这里待下去，巡逻队天天要查夜，难保不出毛病。……”绍发虽然老实，可是他正处于一个微妙的环境中，他知道这个账房是怕他连累了客栈，下起逐客令来，但他一想住同乡会可以省点开支，也就满口答应。重庆的河南同乡会在南纪门，账房把他送到那边以后总算了却一件心事，可是绍发心事更重；自从那个侍卫官送来一笔钱以后，再也没有音讯。

在官邸里，三发子的心事可也不轻。绍发的出现，那是绝对不能公开，一来他怕人家讥笑“蒋母王太夫人”的“不贞”，使自己蒙“油瓶”之羞；二来他周围尽是浙江人，党政军帮特务系统，无一不是以浙江小同乡为核心，万一闹开了，他们在心理上不就很难形容么？于是要绍发赶快离境。因此不断有人去找他，谈吐之间弦外有音，意想是警告他回河南去，不宜在重庆多逗留。绍发心里明白，告诉他们好不容易来到重庆，非找他兄弟见个面不可，但他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事，他保证守口如瓶，绝不泄露风声，同时希望他们向蒋介石转达：如果不能见面，他就不动身。可是同乡会的情形愈来愈不对头，原来住在那边的人本来同他有说有笑，忽然对他敬而远之，不再找他了。新搬进来两个非河南籍人却日夕陪着绍发，连上厕所都同进同出，郑绍发受不住了，他一生气搬回了萧家沟小客栈，那账房欢迎也不是、拒绝也不是，正为难间，第二天中午出门回来却不见了绍发的影子，问伙计，伙计说有两个便衣把他请走了。原来绍发已给送到了贵州息烽集中营。

那真是个赫赫有名的地狱，里面有“中美合作训练所”，也有庞大无比的监狱，多少青年、学者、商人、军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直着进去了，横着也出不来，就埋在集中营里。可是绍发不知道，起先他以为是个大宿舍或者是个什么学校。当然，在那种地方，真所谓铁石人也要落泪，绍发是个血肉之躯，没几天也就明白了，上天无门，入地无路，整天在指定的屋里吃喝拉撒，不准胡跑，也不准跟任何人说起他是某某人的哥哥，因此集中营里那些官儿和兵士们，也不知道这个老老实实的庄稼汉，同样有着一肚子的愤懑。

田野如画，乡关万里，绍发软禁在集中营里虽然毋须苦役，也不要他清晨去跑步、整天上缭铐，但他闲得无聊，在自己住的地方居然也种了些白菜萝卜。直到当年冬天，营里换季发衣服，绍发领到了一套破棉祆，比夹衣厚些，可抵御不了贵州山地的寒冷，老头子压在心头的愤懑与牢骚，这下子可忍不住了。他痛骂起来，而且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这下子把眼睛长在额角上的集中营一干人等怔住了，马上给他换了套新的棉祆，一方面呈报上去：郑绍发泄露了秘密。于是又被转移到其他的地方软禁，但是个什么地方，倒无从打听了。据说抗战结束后，戴笠曾派人送绍发回到许昌，河南省政府并在绍发故乡为他盖了一所楼房。当时河南省政府主席是刘茂恩。据有些大商人说，当年他们到河南办货的时候，在省府老是流传着一种说法：刘茂恩有一次宴客，首席却坐着一个乡巴佬，刘茂恩给人介绍时说：“这位郑先生是委员长的表兄”云云。香港《周末报》曾刊载过一位河南籍作者寄凡先生的一篇通讯，叙述民国三十七年（1948）碰到绍发的经过，说那年暑假，他从上海返里经过南京，住在水西门附近的糯米巷十八号河南同乡会馆。……进来了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头子，穿着土布的短褂裤，手里拿着一块大饼，从他满面皱纹上看来，就可以知道他过去的岁月是挣扎在艰难困苦之中，一位姓张的为他介绍说“这是郑老先生”。老头子显得非常慈祥，两只明亮的眼睛、一撮小胡子、骨架、轮廓都非常像蒋介石，唯一不同的就是他的脸上的皱纹、油黑的肤色、臃肿的身态和已经成了弓字形的背脊。他在重庆没有和蒋介石见过面，蒋介石是清楚自己的来历的，所以叫戴笠“招待”他。作者记述“郑老先生”的谈话说：“……我去重庆找他，没有见他，那个姓戴的派了四个人陪着我，不准我这、不准我那，我受不了，三十五年间便回家了，这些年间的家乡情形你是知道的，天灾人祸生活困难，来南京也没有见到他，唉！”他呷了一点酒、吃了一些菜接着说：“我要是年景平安，不管姓郑姓蒋，我不愿找他，现在年纪大啦，家里三十亩地，七八口吃饭，年景好还可以勉强过活，今年荒旱，眼看又要死多少人！”老头子又道出一般农民的痛苦，他是那样忠厚地并不责备这是他变了姓的“总统”弟弟统治的结果。……

列位看官，在下表过，叙述蒋介石真实事历的目的，在于他幼年既然如此不幸，但上台以后却未能减轻老百姓的不幸，相反地增加了民间的疾苦。至于母亲改嫁，随母更姓，那毫无讥讽可言，相反，对于每一个有这样悲惨遭遇的妇女与儿童，人们都寄予同情，连当时的王妈和三发子也包括在内。

但不管三发子、蒋介石，或者张三、李四、阿猫阿狗，他不过是一个“代表”而已。当时中国社会的双重性质产生了一种双重的主权：即本囯地主以及受到外国资本束缚的资产阶级的统治，蒋介石便变成了这两个统治集团的象征。换言之，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用巨大的力量塑成了独裁政权，而这个独裁政权又塑成了蒋介石其人，如果张三、李四个别的条件比三发子还“适合”，那么在下这部书的主角，也该是张三或李四，而非“蒋介石”其人了。

有人感到可疑

《金陵春梦》所说蒋介石是“郑三发子”等事，根据后出的史料，有人感到可疑。张明镐《蒋介石在溪口》中，考订王太夫人“先嫁给本地人某某为妻，夫亡，在娘家茹素念佛，度其寡居生活。那时王氏只有二十二岁，她的哥哥王贤钜、王贤裕都劝她改嫁，庶能终身有靠。”于是嫁给了新丧妻的蒋肃庵。石友三《关于蒋氏宗族》中，考订王太夫人“早适下跸趾曹家田竺某为妻，青年丧夫，再醮归溪口蒋肇聪为填房，她便是蒋介石的生母。可见王采玉虽先适竺家，但绝不是河南的郑家。”何国铸《关于蒋介石的母亲及其他》中，考订更详，何国铸说：

关于蒋母王釆玉及蒋介石的身世，有各种传说，众说纷纭，离奇曲折。尤其是《金陵春梦》中的传说最广。

《金陵春梦》虽是一部小说，但据作者自述：“这部书既不是小说，也不是历史，只是把蒋介石其人其事，像说书先生那样描绘而已。”

说蒋介石是河南省许州（今许昌）繁城镇前郑庄人，叫郑三发子，其母亲嫁给一个叫蒋肇聪的奉化人，将三发子带到蒋家，改名为蒋中正。——这便是《金陵春梦》第一集“郑三发子”的惊人发现。唐人在《关于〈金陵春梦〉及其他》一文自述其创作此书经过时说：“是1949年冬天，有一位真正的蒋介石侍从室侍卫官退休后来港，寻亲访友，希望‘叶落归根’，并且很快获得批准。他在回乡之前用‘八行笺’写下了一些有关蒋的情况，内中有五页是记载抗战时他奉蒋之命，在重庆监视蒋的长兄郑绍发的经过，由于事隔三十年，已记不起这五页‘八行笺’由友人送给我的经过了。”唐人就是根据这五页“八行笺”写成了《金陵春梦》第一集。

我于1965年春，与前武岭学校第一任校长张明镐协作撰述《蒋介石在溪口》一文（已发表于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三辑），当时《金陵春梦》已出版，蒋介石出身于河南许昌前郑村的传说已风靡全国。我们撰述此稿时，曾向毛懋卿、孙表卿、汪日章、唐瑞福、蒋小品诸人谈论过许昌传说的真伪，他们一致认为：此说全无根据，纯属子虚乌有的海外奇谈。

又说：

溪口镇南临锦溪，北聚村落，风景优美。全镇只有一条市街，东自武岭门起，西至武岭公园止，全长约五华里。蒋姓是该镇的一个大族，镇上远近人家，鸡犬相闻，一有风吹草动，瞒不过众人的耳目。蒋介石世代居于此镇，镇上父老有不少人深知蒋宅的底细。如果蒋介石是他母亲带到蒋宅的，怎能一手遮住全镇人的耳目？蒋介石后来发迹了，对于他的出身，镇上人也没有为他隐瞒，例如其生母王采玉，是个年轻的寡妇，二十三岁时由其堂兄王贤东作伐，再醮为蒋肃庵继室。此事溪口人均知底细。可见水落必见石出，要瞒是瞒不住的。我遍访溪口与蒋氏有关的老年人，莫不对河南郑姓的传说，付诸一笑。

蒋介石一直瞒得很紧的

上面张明镐、石友三、何国铸等人的考订，虽然不为无据，但是，仍然有些疑团，值得我们寻求解答：

第一，在蒋介石钦定的文字中，对他妈妈的再嫁事实，一直是瞒得很紧的。据杨庶堪《蒋母王太夫人五十晋五寿序》，蒋介石告诉他：“吾母浙江嵊县葛竹村有则公次女也，以淑慧为外王父母钟爱。年二十三来归吾先父肃庵公，外内雍穆，家以日振。”蒋介石只透露他妈妈是二十三岁嫁过来的，但按诸当时浙东一带的习惯，女孩子一般是十六岁到十八岁出嫁，王太夫人拖到二十三岁才嫁人，其中就有隐情。这种隐情，蒋介石一笔带过，这是很可疑的。何况王太夫人是嵊县人，不是奉化人。奉化镇上父老知道蒋家底细，未必清楚王家来源也。

第二，在蒋介石钦定的文字中，对她妈妈守寡后的处境，写得颇为离奇。蒋介石在《哭母文》中说：“迨后先考中殂，家难频作。于此二十六寒暑间，内弭阋墙之祸、外御横逆之侮。……”又在《报国与思亲》中说：“中正九岁丧父，一门孤寡，茕孑无依。其时清政不纲，吏胥势豪，夤缘为虐。吾家门祚既单，遂为觊觎之的，欺凌胁逼，靡日而宁；尝以田赋征收，强令供役，产业被夺，先畴不保，甚至构陷公庭，迫辱备至。乡里既无正论，戚族亦多旁观。吾母子含愤茹痛，荼蘖之苦，不足以喻。……”这些描述，在在都显示了王太夫人和她的宝贝儿子恐怕先有了离奇的身份，然后才遭遇到这种离奇的内外之侮。

第三，吴尚鹰（广东开平人，曾任财政部次长、内政部次长、立法院秘书长）在《谈蒋介石这个人》中说：“本人认识蒋介石五十多年，他是浙江宁波溪口乡人，来历不十分清楚。我到过溪口，据乡人称，蒋介石的母亲出身贫寒，曾在距离溪口数里之雪窦寺门口，替和尚们补缝，借博升斗。与该寺主持有染，养一婴孩即蒋介石，不可公开，乃认一姓蒋的卖猪肉佬为丈夫。老蒋不够伟大，隐不敢言，所以世人对他来历诸多谣传。蒋发达后，在雪窦寺筑一室，每到该处，与其生父认识之太虚和尚密谈。……”可见“众说纷紜，离奇曲折”，尚有越《金陵春梦》之上者。

第四，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说：“当时在重庆曾经闹得满城风雨，许多人都听到过的一件新闻：蒋介石的亲哥哥郑绍发从河南家乡到重庆找蒋介石，而蒋介石不认亲兄的丑事，便是由戴笠一手来替他处理的。蒋介石随母下堂到蒋家当‘拖油瓶’之前，他母亲所生的大儿子仍然留在河南郑家。几十年后，他的大哥弄清了这一底细，想到重庆见见这位当了委员长的同胞弟弟，叙一下骨肉之情，蒋介石哪肯承认有一个异姓的乡下土老儿是自己的亲哥哥，不但不接见，并立刻叫戴笠来替他处理这一件大不韪的‘冒充领袖亲兄案’。当戴笠派特务把这位老头抓去亲自进行了一番询问之后，不用说，一看面孔身材，完全像是一母所生，而所答的一切都是确确实实有根有据。这样，当然不敢公开严办，而一向标榜奉母至孝的蒋介石，也不便无端地叫部下杀害亲骨肉。最后只好听从戴笠贡献的两全之策，将这位哥哥交戴笠软禁在军统局望龙门两湖会馆的看守所里，不久又移住在磁器口缫丝厂，不准人和他接近，免得被外国记者知道了宣扬出去。我多次去看过这个老头，他一谈起这件事，便滔滔不绝地叫冤，希望蒋介石不承认就算了，快点让他回家去。以后戴笠便禁止军统特务去和这人谈话，怕不留心传开出来，便把他送往息烽软禁了几年。抗战胜利后，还是把他送回去了。”——沈醉是国民党大特务，他亲自见过“郑三发子”之兄，这种回忆，不由得我们不信。

第五，在蒋经国《守父灵一月记》中，有一段“父亲曾谈及，少时上山砍柴背回家中以充燃料”的话，这是极为可怪的。照钦定蒋介石传记，他的家境，是以“玉泰盐铺”为基础的“世家”，玉泰盐铺且“在溪口是唯一的一家盐铺，生意很好”。在这种基础上，若说蒋介石少时要穷得“上山砍柴背回家中以充燃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蒋介石这段回忆，倒很像内有文章的。

我的结论

总结以上的正反文证，我觉得，从社会学的方法来做番解析，也许别有答案在焉。据前北京政府司法部修订法律馆及各省区司法机关搜罗所得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中《浙江省关于亲属继承习惯之报告》奉化县部分，规定“典妻所生之子取得亲子身份，并得承受全份遗产”。同时有说明如下：

（一）该项习惯之实例及沿革：奉邑习俗：妇人夫亡，遗有子女，并无财产，难以度活者，得将其身典与他人为妻妾，年老或家贫乏嗣之人，艰于婚娶，即典此项寡妇为妻妾。典期以十年或八年为限（并无一定期限，系当事人于立典书时双方合意所定。）限内所生子女，认为所典人之子女，限满将典约解除，此等子女大抵仍居前夫家者居多。所典人给与典妻财物，亦于约内载明每年银若干元、谷若干斤，其数极微，仿佛与津貼相似，并不负担全份之家用，其沿革已不可考矣。

（二）该项习惯之通行地域及效力：典妻习惯浙省台金衢温处各属皆有，唯他处典妻之原因，率以无力顾养者为多，奉化则十九以夫死而有子女（如无子女即完全再醮）难以自存者，始典与人为妻妾，其效力如典妻。于典期内生子有同一分析财产权，如所典人无子，该子即取得嫡庶子身份权入嗣登谱，并取得全份遗产，族中无反对之者。……

根据奉化县这一习惯，我怀疑王太夫人之于蒋肃庵，根本就是“典妻”的身份；而蒋介石本人，则是“夫死而有子女难以自存”下的“拖油瓶”。似乎只有这样解析，才能与他们母子的离奇处境若合符节，也跟“众说纷纭”的那些“离奇曲折”若合符节。

“拖油瓶”不是耻辱，并且是一种令人同情的遭遇。耻辱的毋宁是油瓶拖得不好而带来的那种情结。孟绝子在《蒋介石的爹》中说得妙：“蒋介石小时候逃荒讨饭的贫贱境况，像朱元璋，‘拖油瓶’的境况，像秦始皇。贫贱而又兼‘拖油瓶’在蒋介石内心中所织成的情结，远比朱元璋秦始皇严重，因此反弹出来的力量也比较大。蒋介石一生，紧抓绝对权力的心理比秦始皇朱元璋强烈，杀人的毅力比二人坚强，爱好‘神圣’‘伟大’‘民族救星’等尊号的心情比二人热烈，把政权交给儿子的意志比二人坚定。”——正因为“蒋介石内心中所织成的情结”如此热烈而坚定，所以，他祸害中国起来，也就非秦皇明祖所能企及——中国不幸，竟祸起王太夫人之床上，哀哉，哀哉！治史者不可不知也！

1987年3月1日夜一时一刻

蒋介石的教育程度

国民党钦定的蒋介石教育程度，强调他是留日学生，“初入日本振武学堂，继入陆军士官学校。”（1937年贝华主编、文化编译馆出版《蒋介石全集》卷首《蒋介石先生传略》）关于蒋介石“继入陆军士官学校”部分，我已经拆穿它了，我用一大堆铁证证明这是蒋介石冒充的（《蒋介石研究》二《蒋介石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吗？》）；关于“振武学堂”是什么样的学校，现在再拆穿拆穿看：

自从庚子义和团大乱后，中国统治者脑袋开了点窍，乐见“游学”（留学）了。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0），到三十三年（1907），几年之间，中国留日学生数目就冒出了一万多。这种数目，后来一直增加，但增加归增加，素质却大有问题，因为跟不上日本的正式学校课程。于是，专为中国人设立的补习班式学校，便益形必要。这种学校很多，在法政方面，有法政大学；在普通补习与师范方面，有宏文学院；在陆军方面，有成城学校、振武学校。

在振武学校之前，中国留学生学陆军的，都先入成城学校。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成城停收中国学生，改由振武学校接手。振武学校成立于这年7月，地点在东京牛込区河田町（现在是东京女子医科大学所在）。《蒋总统秘录》有文如下：

到了日本，进的是“振武学校”。这个学校可以说是清廷为派遣留日军事学生而专门设立的“陆军预备学校”。蒋总统是第十一期学生。在这里大约受训三年，毕业之后，以见习军官身份，分发日本国内各联队（团）实习。

振武学校，是在1903年由日本方面将坐落于东京牛込区河田町、原为日本士官学校的临时校舍，提供“满清”政府所设立的。除了给予激增的军事留学生以方便之外，也兼有便于当局对留学生管理、约束的目的。这是因为自义和团事件之后，革命运动开始在留学生群中流行起来，这种情况，在清廷方面乃至在日本政府方面都不以为然，所以有必要把留学生集中在一起加以管理。

促成设立振武学校的契机，是发生了所谓“吴孙事件”（1902年6月）和“拒俄义勇队事件”（1903年4月）。

在此之前，日本政府于1898年设立了接受委托管理留学生的制度。在当时最为军事留学生向往的是成城学校（私立中学），这个学校重视军事训练，已有定评；在该校毕业的学生，如果志愿学习陆军，一切都会无条件通过，故而被认为是造就候补军官学生的捷径。只是留学生要想进入这个学校，则必须清廷官方的身份保证。

1902年6月，清廷驻日本公使蔡钧对于希望进入成城学校的私费留学生钮瑗等九人，以“私费留学不能作保”的理由拒绝保证，因这样不公平的对待而激愤起来的留学生们，乃由素孚众望的吴敬恒（稚晖）、孙揆均二人领导包括被拒绝保证的九人在内共计二十六人，跑到公使馆坐着不走，强迫蔡钧作保；于是蔡钧便请求日本警视厅派来警察将吴孙两人逮捕，以妨害治安罪名驱逐出境——这是“吴孙事件”。

至于“拒俄义勇队事件”，是因为俄国趁义和团之乱进军东三省拒不撤退；于是在1903年4月，约有留学生五百人集会抗议俄国暴行，并组成“学生军”，以在陆军士官学校肄业的蓝天蔚为队长，甚至具备有由女留学生十二人组成的“看护队”。在这个时候，蔡钧又要求日本政府取缔，乃由神田警察署发出警告，促使“学生军”解散（改称“军国民教育会”）。在清廷而言：为了建军，有必要尽可能地造就大量的留学生，故而采取奖励政策；可是另一方面，却又对于参加革命运动的留学生不断出现，极为头痛。因此，清廷陆军部丞参良弼便和日本参谋本部福岛安正中将、青木宣纯少将等人成立了一个“清国留日陆军学生委员会”，协商结果决定成立“振武学校”。学校规模以及教育内容大致都和成城学校差不多；日本文部省（教育部）也都承认其为志愿学习陆军的预备学校。

蒋介石在振武学校，时间是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到1909年（宣统元年），所受教育，还不到三年①。

根据1904年（光绪三十年）阴历四月的练兵处《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当时所选学生要“年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二岁以下者”，蒋介石进振武学校已二十一岁，年纪不算小了。

据振武学校编《振武学校沿革志》，改三年制后，上课总时数如下：

一、军事课程：学科265小时，术科615小时，共880小时

二、普通学课程：日本语言1734小时，史地246小时，数学（包括算术代数几何三角解析几何）912小时，理化300小时，博物（包括动物植物人体生理矿物）104小时，图画（偏重于军事绘图）189小时，共3485小时

二者合计：4365小时

对照起振武学校创办时期的《课程概要》（1983年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三年制的课程，日本语文方面多了一千二百一十二小时，比起没改成三年制以前，改了半天，重点不外在加强日本语文训练而已。综合观察起来，三年期间，除了军事课程外②，蒋介石所学的，远在今天高中生的课目以下，甚至是初中生以下（注意课目中有算术，就是初中生的程度！〕，蒋介石既然此后根本没念过日本士官学校，又没再有过任何受教育的机会，足见终其一生，他的教育程度，只是蹩脚初高中程度而已。

1987年8月15日晨

①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说振武学校“修业期限最初为十五个月以上，明治三十八年八月改为十八个月以上，三十九年五月改为三年”。明治三十九年是1906，蒋介石入校在1907，按说已是三年制，但从钦定年表核算，他的修业年限，至为可疑，因为明明不足三年，据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说“中国武备学生接受预备教育的期限，因学校、时期而有所不同。成城学校时代概为十六个月，而振武学校则有数次变更。创立之初为十五个月，1905年10月，改为十八个月，次年，再改为两年，旋改为三年，直至该校废止，未再有更动。”蒋介石似是“旋改为三年”时期的三年制，故虽说三年，实成分不足也。

②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说振武学校“课程分普通学与军事学两种：普通学为日本语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图画八科，军事学为徒手教练、枪械教练、部队教练、测量及战术等”。可见在军事课程方面所学也极有限，不过是今天的最低军事教育，程度如此，难怪蒋介石亦非将才也！

蒋介石并非原定黄埔校长

——有关黄埔的一笔黑账

6月16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推出了《庆祝黄埔建军六十周年特刊》，在《黄埔建军六十年光辉的历史》一文中，有这样的话：

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革命，历经无数艰难险阻，至辛亥武昌起义成功，推翻君主专制政体，缔造民国，成为亚洲地区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正待积极建设，参与世界事务，跻身强国之林，却以重重障碍，在往后十余年间，内遭军阀割据，全国陷入分崩离析之境；外受帝国主义之干扰、觊觎，随时有被列强瓜分之祸。

当时，以军阀割据为革命之大害，首先有袁世凯称帝，继之以张勋复辟，又经冯国璋、徐世昌、段祺瑞等之专横毁法，引起军阀混乱，北方一片纷争，南方的四川、广西，各派军人也各据一方：如在广东，以陈炯明为首的东江集团，以邓铿为中心的粵东集团，以许崇智为中心的福建集团，大家勾心斗角，图逗私利，以致兵连祸结，民生凋敝。

这些妙文，是与“昭彰”的“史实”不合的！国民党《中央日报》骂北洋“军阀”，骂走了火，竟骂到自己人头上来了。试问这里骂“以邓铿为中心的粤东集团”，邓铿又如何可以这样骂？邓铿是1922年以前，最拥护孙文的信徒，他被刺后，孙文且追赠他陆军上将（见胡汉民《陆军上将邓仲元墓表》、邹鲁《邓铿传》、王宇高《邓铿传》）。如今国民党《中央日报》骂邓铿“勾心斗角，图逞私利，以致兵连祸结，民生凋敝”，这公道吗？国民党《中央日报》又骂“许崇智为中心的福建集团”，许崇智又如何可以这样骂？许崇智是1917年孙文南下护法后的陆军部长、粤军第二军军长、军事部长、广东省主席。刘峙《我的回忆》明说：

民国十三年，我三十三岁。是年1月国民党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孙中山先生鉴于自辛亥革命以来，军阀专横，非以武力扫除一切革命的障碍不可，而当时的粤军、滇军、桂军，不是理想的革命军，又多不听命，所以计划成立一个军官学校，造就革命军干部人才，以完成国民革命大业，起初孙中山先生想要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兼军官学校校长，负责筹备，但许崇智力不从心，一切委之于上校参谋陈翰誉，陈是我们保定的同期同学，目空一切，骄纵自私，处事多失公平，致为各方不满。

蒋公介石原为粤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被调到大本营代理李烈钧的参谋长职务，后奉派到苏联考察军事，回国后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

足见黄埔军校的首任校长人选，孙文原定是许崇智。如今国民党《中央日报》骂许崇智“勾心斗角，图逞私利，以致兵连祸结，民生凋敝”，这公道吗？

国民党《中央日报》要捧蒋中正，捧到了要把其他同志予以丑化，这未免太无耻了。但是，在国民党中常委曹圣芬的主持下，他们就是要这样无耻。国民党的所谓公道，可真不入流矣！

1984年6月21日

蒋介石与红色黄埔

——有关黄埔的一笔红账

1911年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选出孙文做中华民国总统。孙文在1912年1月1日就职，三个月后解职，让位与袁世凯，中华民国的法统所系，自然也就在北洋政府了。这是全中国和全世界所承认的，也是国民党所不得不承认的。但是，国民党虽然明知法统在彼，却于中华民国成立十年以后，在南方开了非常国会，选出了总统，叫非常大总统。虽然这时候，为中国人民所承认的政府、为各国所承认的政府，仍是北洋政府，没有一个承认南方的。那时的北洋政府，如果采取国民党的度量标准，一定宣布：南方的国民党是叛乱团体。但是，北洋政府显然没有这样小气。他们居然对国民党这种叛乱团体，大而化之。国民党成立了叛乱团体后，意犹未足，要兜世界各国支持它，可是谁也不理它。国民党一气之下，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就开始“勾结”苏联，于是，在苏联的“人”、“财”、“枪”三援之下，国民党“以俄为师”（孙文语），成立了黄埔军校。

谁窜改了黄埔史实？

黄埔军校自成立后，已是六十年了。今年6月15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军校同学告校友书》消息，报道如下：

鉴于近来中共匪帮假借“黄埔旅美校友”名义，利用投匪分子曲解国父遗训，窜改黄埔史实，窃夺黄埔师生当年浴血牺牲之革命勋业，黄埔建校六十周年军校同学，昨天发表告全体校友书，以揭穿共匪统战阴谋伎俩。

《告校友书》中最精彩的，是下面这几段：

然则，黄埔史实昭彰，绝非共匪统战阴谋所能污蔑与曲解，但为揭穿共匪阴谋，端正世人视听，我黄埔同学郑重宣告如次：

第一：国父创造黄埔军校之目的，是为建立革命武力，扫除革命障碍，实现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

第二：黄埔军校是中国国民党培养国民革命军之发祥地，为中国国民党所创办，共产党除曾渗透破坏外，绝无任何参与。

第三：历届黄埔师生，在国民革命军之父蒋公领导下流血牺牲，为北伐、抗战所创造之光荣历史，绝不容任何宵小篡夺。

第四：我黄埔校友以及与黄埔精神一脉相承之国民革命军，基于汉贼不两立、敌我不并存之坚定立场，绝不与共匪妥协。

第五：共匪之所谓“和平统一”，乃是断绝中国人民重获民主自由之阴谋，中国之统一，必须统一于三民主义旗帜之下，才是全民一致之愿望。

国民党《中央日报》这种“黄埔史实昭彰”、“共产党除曾渗透破坏外，绝无任何参与”的宣传，在我们这些稍明“昭彰”的“史实”的历史家眼里，实在怎么也看不懂。因为“史实”上，黄埔的成立，明明是国民党“勾结”苏联的直接结果；“勾结”苏联，就引进了共产党；引进了共产党，就不能说历史上没有这码子事。但是，国民党《中央日报》显然在洗洗洗，想洗掉这码子事，这样子“窜改黄埔史实”，又何能服众呢？

“绝无任何参与”吗？

第二天（6月16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在《庆祝黄埔建军六十周年特刊》中，又刊出《黄埔建军六十年光辉的历史》，有这样一段：

民国十三年五月三日，国父以总理名义特任蒋公为黄埔军校校长，又派廖仲恺为党代表，戴传贤为政治部主任，何应钦为战术总教官，王柏龄为教授部主任，李济深为教练部主任，周骏彦为军需部主任，宋荣昌为军医部主任，张家瑞、梁广谦为中文秘书，胡汉民、邵元冲为政治教官，一般重要教官有：钱大钧、胡树森、顾祝同、张元佑等，人才极一时之盛。

令我们历史家不懂的是，国民党《中央日报》既然列举教官级的“人才”，为什么更上级的人名不列举呢？在“戴传贤为政治部主任”之后，是不是漏了“周恩来为政治部副主任”呢？在“王柏龄为教授部主任”之后，是不是漏了“叶剑英为教授部副主任”呢？试问像周恩来、叶剑英这些共产党，是不是也是“国父以总理名义”任命的呢？他们在黄埔军校，“除曾渗透破坏外”，说他们“绝无任何参与”，与黄埔编制符合吗？照钱大钧1944年10月18日《黄埔军校开创时期之组织》的回忆，当时叶剑英所辖教官有梁广谦、张元佑、邹竞、钱大钧、沈应时、顾祝同、刘峙、胡树森、陈继承、文素松、陆福廷、严重、王俊、黄香蕃、黄思基，可见“绝无任何参与”，自与“昭彰”之“史实”不合；国民党《中央日报》又提到“第一次东征”，但照钱大钧的回忆，“第一次东征时期”，他做参谋长的时候，政治部主任已不是戴传贤而是周恩来了。钱大钧回忆以外，在早年出版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同学录》中《第一期教职员名录》内，也明列周恩来是政治部主任。根据1927年5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法规全部》中《政治部服务细则》，政治部主任的权责是：

第五条：主任承校长党代表或副校长之命，教育长之指导，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之指挥、监督，依照其各种工作计划、条例，遵照本党最近之政治意旨，掌理全校政治教育及政治工作，并督促党务之进行。

第六条：主任有督率本部各官佐、教职员，分司一切工作及对于全校官佐、员生、士兵、工夫施行政治训练之责。

第七条：主任对于执行政治工作人员负指导之全责，并须采用种种方法训练，使为健全的政治工作人员。

第八条：主任对于所属官佐、教职员有考核勤惰呈请赏罚任免之权。

第九条：主任如遇有特别情形，有临时支配本部人员任务之权。

第十条：主任对于所属官佐、士兵有惩罚或呈请惩处之权。

第十一条：主任对于政治工作事宜，有定期召集各有关系人员、各部、处、队主管官，开政治工作会议或扩大政治工作会议，并请校长、党代表、副校长、教育长出席指导之权，及容纳各列席人员陈述意见，以图改良进步之。

可见政治部主任是权倾上下的，说有这种职位的人“绝无任何参与”，就如同说现在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对军国大事“绝无任何参与”一样，能使人相信吗？国民党《中央日报》口口声声吹“东征”，军方最近出版的《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也口口声声吹“东征”，但据1925年11月12日《广州共和报》中《何应钦周恩来电告战情》文件，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各委员诸公”的去电，全是“应钦、恩来奉命东征”字样、全是“应钦、恩来率同幕僚”字样、全是“应钦、恩来乃率第一师”字样、全是“应钦、恩来留第一团在河婆防守”字样。……可见“绝无任何参与”之说，是我们历史家所不能懂的。

拜王八蛋苏联之赐

前面说黄埔军校是苏联“人”、“财”、“枪”三援之下的产物。经调查所得，在“人”的方面，最初有军事教官四人，后来增到三十人。在第一次“东征”时，军中有苏联的布鲁辙即嘉伦将军（GeneralBlucher,Galens）所率领的二十名俄国军官参加，第二次“东征”时，有更多的俄国军官参加；在“财”的方面，苏联援助二百七十万元（三百万卢布），援助建立中央银行一千万元；在“枪”的方面，1924年10月7日第一次运抵黄埔的武器有大炮、机枪和八千余支（或一万二千支）步枪。同年12月，又运来飞机九架、步枪弹药五百万匣、机枪十二挺、大炮五十八门以及机枪弹及炮弹等。

回想黄埔建校之初，只有粤造七九毛瑟枪三十支，后来全靠苏联援助，才有了革命的“家伙”、“本钱”。王柏龄在《黄埔军校创始之回忆》中说：

在一天的下午，总理来了电谕，说苏俄补充我们的枪械船快到了，叫我们预备收。哈！哈！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尤以一般要革命的学生，喜得无地自容，拍手打掌，说今后革命有家伙了，不愁了。眼望远航船之到来，日如望岁。然而不久就知道，明日下午可到，于是大家忙起来了，收拾储藏的地方，保管点收的人员，俄国兵船官兵的招待、绳子、杠子，真是忙得不亦乐乎。夕阳将向西了，炮台上的瞭望，报告快到了。我与多数人都跑到校门外，码头上迎候。远远见白色三烟囱的兵船出现了，满船挂起旗饰，船尾上悬的一面红旗，角上有白的，是斧头镰刀。咦！这是我们与国的国旗。炮台礼炮响了，兵船的礼炮，一替一声的在答了，于礼炮一致一答的声中，渐渐靠近了学校江中。抛了锚。在这时将停未停之际，斜刺里尾巴上插着一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的小汽艇飞跃而出，浪花四溅。噗！噗！噗！飞向大船而去。却原来校长、校党代表及顾问先去慰访。这远途秘航到来的珍客，自有一番接应酬答的礼，慰劳致谢的词。我未去，无从知道，想起来大概不错。〔未〕几辞返，跟着船主及二三位军官（海军）上岸来答拜。经过一番来往之后，船主下令靠黄埔码头，我们大码头上顿时现出活气。……如是过了夜。天明了，全体动员，学生做了码头小工，队上官长做了工头。……如是抬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告清楚。好像那时军械保管员是杨志春，我检查了一箱一箱，叫他们登记了。长枪八千支，还有小手枪十支，这小手枪，小得好玩，可以装在洋服上边小口袋里。当时就少了一支，并没有追出。是管理方面的疏忽，是与学生无干的。八千支全有剌刀，俄国式的步枪，每枪有五百发子弹，是一个很大的数量，无不欢天喜地。说道：“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我们不能不感谢我们革命的朋友苏联。也唯有革命的朋友，才有这样的帮助，然而这时的帝国主义者，却不能使他知道，不然要来个拦路抢劫。

这篇文字，正是国民党“天不助苏联助”的大特写。国民党后来祸国殃民那么多年，究其“家伙”来源、“本钱”伊始，真要拜苏联之赐呢！

你黄埔，我也黄埔

国民党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引狼入室后、狼狈为奸后，又说狼“绝无任何参与”，这种窜改历史，未免太目中无人了。其实，国民党、共产党当年的哥俩好情形，即使在国民党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后，也不无蛛丝马迹可寻。我引1950年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日报》的一篇《亚洲红祸记》译文为证：

由于世界上一切处于正常状态下的国家，绝不容许在其军队中进行革命的宣传与煽动或由一革命党组织一支武力军，因此，当孙中山先生（一革命党的领袖，且曾多次领导一独立的地方政府）于1923年至1924年请求第三国际派遣政治及军事专家到中国时，真是第三国际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这些专家，不仅是协助他来重新组织他的政党，而且实际上则为了一个新的革命而组织一新的军队。

蒋介石将军后来统率国民革命军。其组织系模仿苏联的红军由党代表灌输以政治教育以及主义的训练。许多党代表都是受过训练的共产党员。在此种情形下，共产党及共产主义始能对国民革命的军官及士兵，发挥其影响力。未来的重要共产党领袖，如毛泽东、周恩来、林祖涵（林伯渠）等在当时的政府及军队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共产党员，协助组织群众，负责宣传，并对军官及士兵灌输主义。莫斯科的训练中心——列宁大学、东方劳工大学及以后的中山大学，则以训练有素的青年派回担任党内及军中的工作。

正因为当时国民党、共产党黄埔一家，所以，不但日后国民党方面，代有黄埔名将，共产党方面，也师兄师弟不绝，故你有黄埔一期的黄杰，我就有黄埔一期的徐象谦（向前）；你有黄埔四期的高魁元，我就有黄埔四期的林彪。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引有1942年林彪对蒋中正的陈述，还用“学生”的口气向校长说话，这种来龙去脉，当然要稍知黄埔历史的人才能清楚。正因为海峡两岸都有黄埔，所以当年的口号“黄埔精神不死”的确属实，一如赌徒所有的宝全押，自然永远有胜算的一面。6月20日国民党《中国时报》载“中共方面最近破天荒地庆祝黄埔军校建军六十周年，并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中共领导人倾囊而出，为之助阵”。对照起台湾的国民党“庆祝黄埔建军六十周年”的活动，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能不眼花缭乱吗？能不做会心的微笑吗？能不为之齿冷吗？

今早3点起来，花了五个小时写这篇《有关黄埔的一笔红账》，目的无非是告诉国民党：有李敖在台湾，你的谎话就会拆穿、你的牛屄就会吹破，——“勿谓秦无人也”，台湾总有人不怕你，总有人要把你的臭史给抖出来看！

1984年6月21日

蒋介石是共产党？

今天钦定的蒋介石传记与论述，无一不把这独裁者描写成反共抗俄的先知先觉；钦定的蒋介石言论与全集，也无一不展示这独裁者反共抗俄的先知先觉面。其实，这种伎俩，只能欺骗外行人而已，对内行人说来，就知道满不是这么回事。我现在以一篇文献为例，来拆穿这种伎俩。

1984年10月31日，国民党由秦孝仪“主编”、由党史委员会“恭印”，出版了全四十卷的蒋介石定本全集——《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书中收有《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同学录序》（民国十四年十二月五日），表面上看来，这序并没什么奇异之处，但是挖出原文一对照，就破绽百出——原来它被偷偷删改了，删改得面目全非了

下面就是对照。（为了便于查明，我用数字予以分段）

“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同学录序”同异表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中偷偷删改本

一、阋墙之祸，基于外侮之内侵；革命之成，全凭同志之相爱与相亲。传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革命之道，仁爱之道，亦亲亲之道也。大学之道，在于明德亲民，而止于至善，革命之学，始于格致诚正，而终于修齐治平。大矣哉！革命之学也！革命之学，大学也；革命之道，大学之道也。不止于至善，不能穷革命之学；不明德亲民，不能明革命之道。止于至善者何？格致诚正也；明德亲民者何？修齐治平也。未有不格致诚正，而能修齐治平者也；亦未有不亲亲而能仁爱，不仁爱而能革命者也。中正奉总理命，创办本校者，乃欲穷革命之理，而行革命之大道也。深知欲革命之成，必使革命同志以维精之理、至诚之意、团结精神、以学校为家庭、以同志为手足，以亲亲之道而亲同志、以爱物之理而爱同志，则主义实行，其有豸乎。夫同志之共死生，同患难，其关系之密切，有甚于父子兄弟之亲也，而团体之存亡成败，乃有重于其家庭间骨肉手足之生命也。一年以来，集合五百同志，成立斯校；于全国弥漫反革命空气之中，招募三千子弟，组织本军。于四周假革命环境之内，回顾经过历史，晦蒙否塞，未有甚于此者也。今春孤军挺进于潮梅，同志死伤者六百余人，桂军袖手旁观于东江，滇军且通敌以谋袭我后；孟夏回师广州，讨伐叛逆之杨、刘，死者、伤者以百数计；而沙基之役，帝国主义之英、法，残暴袭击，竟使我同志死者至二十人之多，而伤者不计也；9月廖公被狙，反革命派之阴谋毕露，先平梁、杨，后灭郑、莫，各方怀疑丛生，中正几成为众矢之的，而本校、本军之危殆，亦成为飓风中之孤舟，其能支而不覆者几希矣。10月奉命重征东江，进攻惠州，世皆视为天险之老巢，人人以为难攻莫敌者，而本军将士目无全牛，视若坦途，自刘团长尧宸以下，如耿泽生、谭鹿呜、徐廷魁、但德芳、张忠熙、彭继儒、金呜章、刘铭、陈作云、叶振南、王嵩、周德保诸子等，死者百三十余人；伤者如詹忠言、曾扩情、蒋先云、杜从戎、冷欣诸子，且四百余人。此其前仆后继，视死如归者何哉？主义之所感，敌忾之所兴，亲爱之忱，油然勃发而不能自己耳！海丰之役，以三百之众，而战四千之暴逆，唐子同德、张子志超等死焉。河婆之役，以一团之众，而敌三师之强寇。横江之战，林逆主力悉数来犯，谋以三面包围我军者，反为我所各个击破。惜乎陈子厚、王步忠、侯吉文、范涛诸子皆亡于是役。华阳一战，以三千初集之卒，而攻一万五千背城借一困守死斗之顽敌，殉难死者，自周团长保生、党代表姚世昌、周玉冠、车鸣骧诸子以下，一百二十五员名，卒能转败为胜，扶危为安。呜呼！可谓荣而哀矣！自二次东征，以至克复潮、梅，全军阵亡者五百九十七人。嗟呼！死固壮矣！而生者悲惨，易其有极？以师弟之亲、部属之爱，每得其死音噩耗，心酸肠割，不知其所止，虽百譬而终难自解。既知死者之不能复生、废者之不能复全，乃必欲驱此至亲至爱，情逾骨肉手足者，而使之死焉、伤焉。以我今日恸悼之哀，而推之于其死者、废者之父母、之妻子、之兄弟，其孤苦凄怆，更为何如乎？呜呼！何其忍心乃尔？中正之罪，诚万死而莫赎焉矣！甚矣，处动心忍性之逆境，当风雨飘摇、残破零落之危局，极恶战苦斗之全力，而其所得之结果，徒丧失我宝贵而难得之信徒。不期庄严灿烂之黄埔，竟成为白骨之狱、赤血之渊，而为民生之痛苦、民权之斲丧、民族之衰弱，皆无补益于万一。至今军阀作恶如故也，列强横行且有加而无已也，五三惨杀之仇未报也，不平等条约之耻未雪也。而我总理赍志以殁，一生之抱负，及其遗我之明训，其果有见诸实行乎？杀我同志者敌人也，而驱我同志就死殉难者中正也；丧失如许之同志，尚不能行其主义于万一，上何以见总理在天之灵，下何以慰殉难将士之魂？纵人不我责，我之神明，乃能泰然自安而无疚乎？此恨绵绵，虽倾珠江之水，而不足以净洗黄埔之血恨与泪迹矣！嗟乎！总理逝矢，先烈亡矢，而其神其灵，不昧不爽者，唯在其所遗本校后死而未亡同志一线之命脉耳；吾人之聊足告慰先烈者，亦唯此而已。

二、（偷偷删去）

三、吾愿与党内死者诸同志，同穴安眠于地下，吾愿本党后死诸同志，不分畛域、不生裂痕，终始生死，本我亲爱精诚之校训，团结精神，继续我先死者之事业，以完成我国民革命之责任，直接以实行我总理之三民主义也

四、（上加一也字后以下偷偷删去）

五、吾并不望后死者

六、（偷偷删去）

七、较长争胜，冰炭水火，以斩断我辈已死者之命脉；不然生者之是否安心，姑置不问，而我辈死者诚为枉死之冤鬼，而不能暝目于地下矣。然则如之何而可？曰：知止于至善，行乎生者心之所安者而行之，止乎生者心之所安者而止之，不止不行，不行不止，革命之道，一以贯之。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未有本末倒置，终始不一，而能成其事者也。阐明革命之理，实行革命之道，不为外物所诱，不为感情所累，以至诚之义，力求三民主义之发展；以至精之理，实行国民革命之成功。未有中国之国民革命，而可不实行三民主义者也。

八、（偷偷删去）

九、吾愿未亡诸同志，由定静安虑以臻于格致诚正，而求得革命之真理，如负少年一时之意气，斗争角蛮，徒赍盗粮而受口实，以忘修齐治平之重任，是则帝国主义与军阀所欢笑，而总理与廖党代表一般殉难同志之所痛哭也。生者有心，其当牢记校训，团结精神，以实行革命亲亲仁爱之道，则阋墙不生，外侮难侵，不忧瓦解，其必玉成。以本校今日之精神，则三民主义虽百世其可传也，合国际帝国主义者之全力而莫能御也。吾辈死矣，吾党不绝如弦一线之命脉，全凭诸同相亲相爱团结之固以求存。

十、（偷偷删去）

十一、语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中正虽未届垂死之年，而革命工作实使吾早具决死之志，兹敢以至哀之言，为同志告，而复益之以。

十二、（改为）总理之遗训，先烈之遗言。

十三、同志乎！中正之言，或不尽善，而不足哀，倘一念及总理与诸先烈之死事，其能无动于衷乎？一念之是可以兴邦，一念之非足以杀身。同志乎！荆棘丛错，此吾党今日之前途也；楚歌四面，此本校今日之环境也；艰窘危迫，疑惧震撼，未有如今日本党、本校之甚也。列强日伺吾侧，军阀图袭我后，

十四、（偷偷删去）

十五、吾党同志可不警惕戒惧，反省自悟？刎颈求欢，犹恐不足，奈之何反以分裂为能事，不使党校与家国同归于尽而不止？以艰难产生遗腹之孤儿，意匍匐以坠于井中，途人见之，犹且急切赴援唯恐其不及，而其寡母、师傅当之，则焦灼之心，果为何如乎？本校诸子，如能以寡母、师傅保子之赤忱以自救而救党，以骨肉手足家庭之亲爱以自爱而爱党，则推而至于仁民、至于爱物，无所往而不利，何所事而不成，革命又岂难事哉！甚矣，亲爱精诚之校训，不可须臾离者也。子思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则亲、诚则爱、诚则精，而诚则成矣。未有不诚而能实行三民主义者也。……

十六、（偷偷删去）

十七、然则今日本校与本军何为而然者？曰：不诚而已矣。吹毛求疵者不诚也，勾心斗角亦不诚也。未有不诚而能避免冲突与分裂者，亦未有冲突与分裂，而其革命能成者。是故不成者不诚也，本校诸子盍反其本乎？

十八、（偷偷删去）

十九、歧视者不诚也，逆亿者亦不诚也。己先不诚，而徒责人以诚，难矣。是故诚者无所往而不诚，不诚者无所往而诚者也。

二十、（偷偷删去）

二一、第三期同学行将毕业，丐余以同学录之序言，余因今日追悼阵亡将士之有感，故录此以慰其乞序之殷，并以此勖我第三期之同志，使其知革命之学之大、革命之理之精，尚不外乎亲爱精诚之校训。不亲则离，不爱则妒，不精则杂，而不诚且无以致亲、致爱与致精也。诚则明、诚则强、诚则金石且为之开，而况于人乎？况于同志乎？吾同志其勉旃！十四年12月5日蒋中正序于潮安行营。

原本

一、阋墙之祸，基于外侮之内侵；革命之成，全凭同志之相爱与相亲。传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革命之道，仁爱之道，亦能亲之道也。大学之道，在于明德，亲民，而止于至善；革命之学，始于格、致、诚、正，而终于修、齐、治、平。大矣哉革命之学也！革命之学，大学也；革命之道，大学之道也。不止于至善，不能穷革命之学；不明德，亲民不能明革命之道。止于至善者何？格、致、诚、正也。明德，亲明者何？修、齐、治、平也。未有不格、致、诚、正而能修、齐、治、平者也；亦未有不亲亲而能仁爱，不仁爱而能革命者也。中正奉总理命创办本校者，乃欲穷革命之理，而行革命之大道也。深知欲革命之成，必使革命同志以维精之理、至诚之意，团结精神，以学校为家庭、以同志为手足，以亲亲之道而亲同志、以爱物之理而爱同志，则主义实行，其有豸乎！夫同志之共死生、同患难，其关系之密切，有甚于父子、兄弟之亲也；而团体之存亡，成败乃有重于其家庭间骨肉、手足之生命也。一年以来，集合五百同志，成立斯校于全国弥漫反革命空气之中，招募三千子弟，组织本军于四周假革命环境之内。回顾经过历史，晦蒙否塞，未有甚于此者也。今春孤军挺进于潮、梅，同志死伤者六百余人，桂军袖手旁观于东江，滇军且通敌以谋袭我后。孟夏，回师广州，讨伐叛逆之杨、刘，死者、伤者以百数计；而沙基之役，帝国主义之英、法残暴袭击，竟使我同志死者至二十人之多，而伤者不计也。9月廖公被狙。反革命派之阴谋毕露，先平梁、杨，后灭郑、莫，各方怀疑丛生，中正几成为众矢之的，且将伦比为冒天下之大不韪之罪犯；而本校本军之危殆，亦成为飓风中之孤舟，其能支而不覆者几希矣。10月奉命重征东江，进攻惠州，世皆视为天险之老巢，人人以为难攻莫敌者，而本军将士目无全牛，视若坦途，自刘团长尧宸以下，如耿泽生、谭鹿鸣、徐廷魁、但德芳、张忠熙、彭继儒、金鸣章、刘铭、陈作云、叶振南、王嵩、周德保诸子等死者百三十佘人；伤者如詹忠言、曾扩情、蒋先云、杜从戎、冷欣诸子且四百余人。此其前仆后继，视死如归者何哉？主义之所感，敌忾之所兴，亲爱之忱油然勃发而不能自己耳！海丰之役，以三百之众，而战四千之暴逆，唐子同德、张子志超等死焉。河婆之役，以一团之众，而敌三师之强寇。横江之战，林逆主力悉数来犯，谋以三面包围我军者，反为我所各个击破，惜乎陈子厚、王步忠、侯吉文、范涛诸子皆亡于是役，华阳一战，以三千初集之卒，而攻一万五千背城借一、困守死斗之顽敌，殉难死者自周团长保生，党代表姚世昌、周玉冠、车鸣骧诸子以下一百二十五员名，卒能转败为胜、扶危为安，呜呼！可谓荣而哀矣！自二次东征以至克复潮梅，全军阵亡者五百九十七人。嗟乎！死固壮矣，而生者悲惨，盍其有极！以师弟之亲、部属之爱，每得其死音噩耗，心酸肠割，不知其所止，虽百譬而终难自解。既知死者之不能复生、废者之不能复全，乃必欲驱此至亲、至爱，情逾骨肉、手足者而使之死焉、伤焉。以我今日恸悼之哀而推之于其死者、废者之父母、之妻子、之兄弟，其孤苦凄怆更为何如乎？呜呼！何其忍心乃尔！中正之罪诚万死而莫赎焉矣！甚矣！处动心忍性之逆境，当风雨飘摇、残破零落之危局，极恶战苦斗之全力，而其所得之结果，徒丧失我宝贵而难得之信徒！不期庄严灿烂之黄埔，竟成为白骨之狱、赤血之渊；而于民生之痛苦、民权之斲丧、民族之衰弱，皆无补益于万一。至今军阀作恶如故也，列强横行且有加而无已也，五卅惨杀之仇未报也、不平等条约之耻未雪也，而我总理赍志以殁，一生之抱负及其遗我之明训，其果有见诸实行乎？杀我同志者敌人也；而驱我同志就死殉难者，中正也！丧失如许之同志，尚不能实行其主义于万一，上何以见总理在天之灵，下何以慰殉难将士之魂，纵人不我责，我之神明乃能泰然自安而无疚乎？此恨绵绵，虽倾珠江之水，而不足以净洗黄埔之血痕与泪迹矣！嗟乎，总理逝矣；先烈亡矣，而其神、其灵，不昧、不爽者，唯在其所遗本校后死而未亡同志一线之命脉耳，吾人之聊足慰先烈者亦唯此而已。

二、此一线未绝之命脉所遗者何？是乃总理一线相传之国民党内，共产与非共产二者凝集而成之血统也。吾人至今悔不问明当时先烈之死者“为共产乎，抑为非共产而三民乎？”中正兹将预言以答后吾死者之问曰：“吾敢率国民党内共产与非共产诸同志集合于国民党青天白日之旗下，以实行吾总理革命主义而死也。吾愿死于青天白日之旗下，吾为国民革命而死、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也。”

三、吾愿与党内死者诸同志同穴安眠于地下，吾愿本党后死诸同志不分畛域、不生裂痕，终始生死，本我亲爱精诚之校训，团结精神，继续我先死者之事业，以完成我国民革命之责任，直接以实行我总理之三民主义，

四、即间接以实行国际之共产主义也。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者也。

五、吾并不望后死者

六、入彼出此，尤不愿其

七、较长争胜，冰炭水火，以斩断我辈已死之命脉。不然，生者之是否安心，姑置不问，而我辈死者诚为枉死之冤鬼，而不能瞑目于地下矣。然则如之何而可？曰：“知止于至善，行乎生者心之所安者而行之，止乎生者心之所安者而止之，不止不行，不行不止，革命之道，一以贯之。”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未有本末倒置，终始不一，而能成其事者也。阐明革命之理，实行革命之道，不为外物所诱，不为感情所累，以至诚之义，力求三民主义之发展；以至精之理，实行国民革命之成功。未有中国之国民革命而可不实行三民主义者也。

八、亦未有今日之国际革命，而能遗忘共产主义者也。中国革命不能不承认为世界革命中之一部；而实行三民主义，则共产主义即在其中矣。吾辈死者但知中国革命与国际革命不能分而为二，则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岂有纷争之必要，而徒使吾辈死者痛哭于九泉乎？

九、吾愿未亡诸同志，由定、静、安、虑以臻于格、致、诚、正；而求得革命之真理。如负少年一时之意气，斗争蜗角，徒赍盗粮，而受人口实，以忘修、齐、治、平之重任，是则帝国主义与军阀所欢笑，而总理与廖党代表一般殉难同志之所痛哭也。生者有心，其当牢记校训，团结精神，以实行革命、亲亲、仁爱之道，则阋墙不生，外侮难侵，不忧瓦解，其必玉成。以本校今日之精神，如不发生内部之分裂，则三民主义维百世其志可传也；合国际帝国主义者之全力而莫能御也。吾辈死矣，吾党不绝如弦一线之命脉，全凭诸同志相亲、相爱、团结之固以求存，

十、本校之存亡、主义之成败，不在外敌之强弱，而在内部之分与合也。此做中正代我已死同志所答之言焉可，即为中正预留生前之言，以备死后答我未亡诸同志之言亦可也。呜呼！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吾泪已涸、吾声已嘶，精卫犹能填海，而顽石无法补天。分乎，合乎？败乎，成乎？唯在吾后死者之一转念，生死存亡之迫切，已不容毫发犹豫于其间矣！

十一、语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中正虽未届垂死之年，而革命工作，实使吾早具决死之志，兹敢以至哀之言，为同志告，而复益之以。

十二、先烈之遗言、总理之遗训。

十三、同志乎！中正之言，或不尽善而不足哀，倘一念及总理与诸先烈之死事，其能无动于衷乎！一念之是，可以兴邦；一念之非，足以杀身。同志乎，荆棘丛错，此吾党今日之前途也；楚歌四面，此本校今日之环境也；艰窘危迫，疑惧震撼，未有如今日本党，本校之甚也！列强日伺吾侧，军阀图袭吾后，

十四、彼且掀髯张目而听言曰，“国民党中共产与非共产之争已启内讧，不久其将瓦解，不须吾辈亡矢遗镞之劳，而彼已陷于自杀之境矢！”呜呼！是言也，何言耶？是岂好设危辞以耸同志之听耶？抑果有其事而不能幸免者耶？

十五、吾党同志可不警惕戒惧，反省自悟？刎颈求欢，犹恐不足，奈之何反以分裂为能事，不使党、校与家国同归于尽而不止？以艰难产生遗腹之孤儿，竟匍匐以坠于井中，途人见之，犹且急切赴援，唯恐其不及，而其寡母、师傅当之，则焦灼之心，果为何如乎？本校诸子如能以寡母、师傅保子之赤忱，以自救而救党，以骨肉手足、家庭之亲爱，以自爱而爱党，则推而至于仁民，至于爱物，无所往而不利，何所事而不成！革命又岂难事哉！甚矣“亲爱精诚”之校训，不可须臾离者也。子思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则亲、诚则爱、诚则精，而诚则成矣。未有不诚而能实行三民主义者也……

十六、亦未有不诚而能实行共产主义者也。未有不以诚对三民主义者，而能以诚对共产主义者也；亦未有对共产主义以诚，而对三民主义不诚者也。

十七、然则今日本校与本军，何为而然者？曰：“不诚而已矣。”吹毛求疵者不诚也；勾心斗角者，亦不诚也。未有不诚而能避免冲突与分裂者；亦未有冲突与分裂，而其革命能成者。是故不成者，不诚也。本校诸子盍不反其本乎！

十八、此非特言在党之共产主义者应诚于三民主义，即三民主义者之对共产主义，亦应以诚意相孚也。

十九、歧视者，不诚也；逆亿者，亦不诚也！己先不诚，而徒责人以诚，难矣！是故诚者无所往而不诚，不诚者无所往而能诚者也。

二十、中正为三民主义之信徒；然而对于共产主义者之同志，敢自信为最诚实同志之一人，尤望诸同志开诚相见，本我校训，不负我总理之所期则幸矣。

二一、第三期同学行将毕业，丐余以同学录之序言，余因今日追悼阵亡将士之有感，故录此以慰其乞序之殷；并以此勖我第三期之同志，使其知革命之学之大，革命之理之精，尚不外乎吾“亲爱精诚”之校训，不亲则离、不爱则妒、不精则杂，而不诚且无以致亲、致爱、与致精也。诚则明、诚则强、诚则金石且为之开，而况于人乎？于同志乎？吾同志其勉旃！十四年12月5日蒋中正序于潮安行营。

从上面的对照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蒋介石当年的言论中，他曾公然表示这些重点：

一、共产党是总理“一线相传”在“国民党内”的“命脉”与“血统”。

二、我蒋介石愿为“国民革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而死。

三、“直接”实行三民主义就是“间接”实行“国际之共产主义”。

四、“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

五、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一部”，世界革命不能无共产主义。

六、“实行三民主义，则共产主义即在其中”。

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无纷争的必要。

八、国民党共产党不可分，而应合。

九、“未有对共产主义以诚，而对三民主义不诚者也”。

十、信仰三民主义者对共产主义，“应以诚意相孚”。

十一、对“共产主义之同志”，“自信”我蒋介石“为最诚实同志之一人”。

由此可见，在蒋介石当年的言论中，他无异自承是共产党的同志。虽然在共产党的内部标准里，却判定他是自私自利的军阀料子，还不配做共产党！这种判定，在张作霖搜查北京苏联大使馆后出版的《苏俄阴谋文证汇编》中，早有铁证。虽然如此，蒋介石无异自承是共产党的言行与造形，却十足给人他是共产党的印象，难怪老国民党谢彬写《民国政党史》，就干脆振笔直书，把蒋介石列为共产党“中国支部”的“干部人物”，而与陈独秀、李大钊、廖仲恺、谭平山、邵力子诸人并列矣！

蒋介石是共产党？

1987年8月24日下午

蒋介石怎样谋杀杨虎城

——“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角

1936年12月12日（双十二）的“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一事件使蒋中正有了半个月的失掉自由，影响所及，至为深远。发动事变的，是两位上将——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关于张学良部分，他自三十八岁给关到八十三岁、八十四岁、八十五岁，如今垂垂老去，我已有《别赖张学良了！》专文为他抱不平，收在“千秋评论”第十五期《旧案新党兔》里；关于杨虎城部分，他在大陆撤退前被国民党给秘密灭门，从本人到次子、从次子到小女儿、到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他们的小孩子（两个小孩子都不到十岁）、到副官阎继明、到警卫员张醒民，都被乱刀扎死。关于杨虎城的“前事”，我们不可忘记，以为“后事之师”，下面就是我的“不忘”的报告。

杨虎城的身世

杨虎城生于1893年11月20日，生在陕西省蒲城县孙镇甘北村的一个穷苦农家里，他的父亲杨怀福是农民，也兼做木工，四十四岁那年（1908），因受仇家陷害，被黑暗政府绞死在西安。这时杨虎城只有十五岁，上有寡母，下有幼弟，不但要养家，并且还要替父亲还生前欠的债，处境艰苦异常。他本在十岁起念书，十三岁辍学，在镇上小饭店当童工，父亲死后，更苦不堪言。为了埋葬父亲，他加入了“孝义会”，“孝义会”是谁家死了人大家就帮谁的一个互助会，是农民的合作组织，这个组织慢慢发展，成为规模较大的“中秋会”，到了辛亥革命前夜，它已经发展为几百人的组织。因为规模变大了，它就变得有抗富济贫、抑强扶弱的性质。1911年10月22日，在武昌起义后，陕西也爆发了革命，杨虎城率领“中秋会”的同志，参加了秦陇复汉军，与清军作战。革命成功后，他退伍还乡。这时蒲城东南乡有一个土豪劣绅，叫李桢，此人出入官署、包揽词讼、强占民女、设赌抽头、无恶不作，同时还兼任地主们的“讨债公司”负责人，到处欺压百姓。杨虎城这时二十一岁，血气方刚，实在看不过去，就把李桢给干掉了。干掉李桢后，杨虎城亡命在外，参加1915年的讨伐袁世凯活动。1916年，陕西省整编军队，担任营长。1918年，升任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1921年，阎相文奉吴佩孚命到陕西收编靖国军，别的人都同意收编了，可是杨虎城忠肝义胆，不为所动，率领五千人，与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同进退。向陕北转进。沿途一千几百里，备极艰辛。他后来回忆：

当时走在前边的部队，有时还可以找到一些山芋之类烧着吃，官兵的嘴都变成黑的。我到了宿营地，大家正吃烧山芋，却没有一个人对我表示礼让，只有一个老炊事员向我做了礼貌性的表示，但结果他手中那半截山芋还是塞进他口里去了。

虽然杨虎城饱受困苦，但为了革命、为了支持孙文，他一切都甘心愿意。1922年，他派姚丹峰到上海，与孙文取得联系。1924年，他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要姚丹峰参加。1925年3月，孙文死了，杨虎城是陕西省唯一表示哀悼的。这时他三十二岁。

1926年，吴佩孚派刘镇华围西安，杨虎城时为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赶到西安去支援，从4月16日起，到11月28日，孤城死守，前后八个月，吴佩孚悬赏十万元买他脑袋，城中饿死军民近五万人，但是他苦战不屈，拖住了十万之众的敌人部队，为国民党北伐的成功，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①。

1927年，杨虎城出任西北军国民联军第十路（后改为第十军）总司令，参加北伐。1926年4月前往日本，11月回国，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1929年，任新编第十四师师长。1930年3月，中原大战开始；4月任讨逆军第三军团中央军司令官；7月任讨逆军左翼军总指挥兼第七军军长；8月任左翼军第五队指挥官；9月任第十七路总指挥；10月克复潼关，进驻西安；同月任陕西省政府主席。1932年，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免除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由邵力子继任，专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935年，升为陆军上将，叙第二级。

国民党逼着杂牌部队送死

就在杨虎城升为陆军上将这一年，东北军移驻到陕西来了。把东北军移驻到陕西，是国民党一石“三”鸟的一着狠棋。因为东北军在国民党眼里，是非黄埔嫡系的杂牌部队；西北军在国民党眼里，也是非黄埔嫡系的杂牌部队，在一块地方，凑上两种部队，其有矛盾与冲突也，必矣！国民党把东北军、西北军凑在一起，叫他们去“剿共”，表面上是“安内攘外”，真正目的却是“消灭杂牌”——用自相残杀的方法，消灭非国民党的嫡系军队。国民党御用史家李云汉，在《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里，有这样的话：

民国二十五年1月25日，中共对东北军展开了一项新的心理攻势；以红军总部名义，发表了一封《给东北军全体官兵的公开信》，极尽分化离间的能事。《公开信》诬指蒋委员长调派东北军赴陕剿共，其用意在使“两支自愿并绝对反日的军队——东北军与共军，相互杀伐，两败倶伤”，“蒋派他自己的亲信到东北军内部去刺探、监视，并进行分化”，因此，“东北军除了‘抗日反蒋’以外，别无选择”，“红军愿与东北军联合组织国防政府与联军，联合抗日”。

终于，张学良本人和他东北军的干部们完全动摇了。他们决定要与共党联络并同杨虎城合作，做“停止剿匪”与“共同抗日”的“努力”。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反省录》里回忆：

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良不能委罪于他人，虽然策出于他人，实有动于我心。

在“消灭杂牌”的计划下，国民党自己的嫡系部队，在后面按兵不动，只是逼着杂牌部队送死而已。

东北军“决定要与共党联络并与杨虎城合作”、“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心理因素，是他们离乡背井，在东北不能“攘外”，却跑到西北来“安内”，“安内”还不说，还要替国民党背黑锅，他们是心有未甘的。原来国民党对日本，行的根本是不抵抗政策，这一真相，梁敬錞在《九一八事变史述》里，有这样不自觉的透露：

综观各种措施，除声诉国联，属于积极动作外，其他多含有消极性。盖即不妥协、不作战，亦不直接交涉，自不能为当时学生民众舆论所满意。大公报社评，对于不抵抗政策，指摘尤烈，其辞曰：

张学良在九一八之前，已知事态严重，他总以为日本不敢打，……不抵抗主义，不创自张学良，而创自XXX。济南之役，X以不抵抗，制福田于无形，一面吁请国联，且不得国际之承认！今之办法，与济南无殊。囯府文告中，对日“避免冲突”之指示，即是国府对于张学良不抵抗主义之承认！X本人“逆来顺受”之演讲，亦是承认不抵抗主义之证据。

吾人今自日本外务省情报档案中，检得民国二十年7月，万宝山事件发生时，X、张之间，确曾交换过对日避免冲突之意见，X在7月12日、于右任在7月13，均曾密戒学良，勿生事端，X电文中，有“此非对日作战之时”之辞句，于院长电文中，有“中央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之论调。……

梁敬錞毕竟是国民党的御用史家，他引“X在7月12日”的电文，却不引8月16日的“铣电”，因为在“铣电”中，X以明告张学良说：“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接“铣电”后，不得已，只好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长官一体遵照执行，并于9月6日电令臧式毅代主席、荣臻参谋长说：“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由此可见，把不抵抗主义，一股脑儿记在东北军张学良的账上，是不公道的。“西安事变”的发生原因之一，是张学良想用行动表明他不是“不抵抗将军”。据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近代中国》季刊，1977年6月30日），明说张学良“并期以‘不抵抗将军’之头衔，转加诸中央领袖，终致造成西安事变”。显然“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背了五年的黑锅，已经不愿再背了，所以弄出“西安事变”。（不料事变后，他更没澄清的机会了，不但没机会卸下以前的黑锅；反倒又加上许多新黑锅！）

达到了目的

弄出“西安事变”的理由，刘振东《孔庸之先生演讲集》曾收有张学良致孔祥熙的电文，说得最为扼要，他说：

弟对国事主张，曾经商讨，区区苦衷，谅蒙鉴及。不意介公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吾兄职掌财政，当能洞悉。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乃介公莅临西北，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弟陈辞再三，置若罔闻！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绝不妄加危害。我兄遇弟至厚，当能谅其无他，披沥奉闻，并乞明示。

张学良“暂请介公留住西安”这一行动，据蒋中正《苏俄在中国》所说：“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

西安事变“劫持”蒋中正成功后，张学良、杨虎城向蒋中正提出八项主张：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证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切实遵守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八项主张是“西北军民”的“一致主张”，不答应，就不放人。至于蒋中正有没有答应，我只好引台湾能够通行的出版品，请聪明人自己去判断。据国民党《中央日报》译印的《亚洲红祸记》，有这些“漏网”之言：

要想确切叙述委员长在西安被困两周中的经过情形，还有两种文件须得参考，一件是斯诺所报道的毛泽东的意见，另一件是委员长和蒋夫人合著的西安半月记一书，这两种文件在若干点都互有抵触，故须分别加以考量。

斯诺在声明的开端便说，叛逆者起初的行动是提出若干要求，其主要之点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赴国难，停止内战，释放全囯政治犯，保证人民集会结社之自由。

斯诺称：叛逆者提出上述要求后，立即派机赴延安，接周恩来及其他共产党二领袖来，斯诺接着又说：

据说蒋氏经此番经历后，已心力交瘁，当他看见周恩来——他过去在政治上的僚属，他曾以八万元的悬赏要取他的头颅——走进来，对他做友谊的招呼时，蒋氏面色转白……！

但是因为周恩来和张少帅仍然尊称他做委员长，并且坐下来解释共产党对国家危机所持的态度时，委员长的疑虑立释，起初，空气异常沉默，但他在倾听共产党的意见时，面色渐趋缓和，这是他剿共以来的第一次。

斯诺接着说，结果在原则上获得一个一般的协议，包括蒋氏的释放。但是，在这时，“在下级激进的青年军官中，就发生了严重的纠纷……他们声称，委员长须扣留至南京开始实行八条款时。”事实上，大多数的都坚持主张将蒋氏交付他们正筹备中的群众大会，做“人民公审”，斯氏继称：

但是，至此，共产党代表团却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在他们和蒋氏会谈后，他们已获得了充分的保证（撇开从当时整个情势显然可推知的保证不谈），相信蒋氏获释后，将被迫停止内战，大体上可以实行整个“联合战线”计划，但是，要想这样做，必须保持蒋氏的地位，一定要保持着他原来的威望转回南京才行。

以上是斯诺对西安事变的报道，但是差不多在每一个重要之点，都与委员长及夫人的合著发生歧异，譬如，委员长及夫人合著中就一点没有提及和周恩来及其他共党领袖会谈这回事。……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是1937年6月南京正中书局出版的，是《西安半月记》《西安事变回忆录》的合刊本，著作者是“蒋中正蒋宋美龄”，《西安半月记》中只字不提周恩来，《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提到见过一个“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四十五年后，国民党御用史家李云汉公开证实了这个“有力分子”是周恩来，可见斯诺的报道是可信的。又在《蒋廷黻口述回忆录》中，明说“西安事变促成中日之战提早爆发。不论南京官方如何解释，日方认为委员长如果不答应实施张学良的统一抗日主张，张是不会释放他的。”此外，在当事人张学良的回忆（《西安事变反省录》）和杨虎城的文件（1937年元旦《告民众书》）里，也都一一证实了“我等目的可达”、“对于我们的主张完全采纳了”。

纯正动机，不容曲解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理由，至今留下的最详细的公开文件，是1936年12月19日——西安事变一周后——两人联名的《为双十二救国运动告东北军、〔西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

双十二抗日救国运动，酝酿了许久，现在已经揭开七八天了。我们为什么要发动这样的运动？为争地盘吗？不是。为泄愤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辱外交，国家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自相残杀。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八项主张。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

也许有人在那里怀疑绥远军队已经在那里抗日了，听说也有些中央军队在那里参加，很是胜利。可见中央已在那里抗日，为什么还要我们这样发动？不！不！事实绝不是这样简单。中央军是摆在晋军与绥军中间，而且只有两师。阎副委员长所要求的二十万大军援绥，中央答复无法抽调。然而到西北打红军的内战却源源而来的几十万大军。由这样的事实，他们所说抗日，不过是欺骗民众的一种办法，绝对没有真正抗日的决心，还不是很清楚吗？

双十二运动发生的一天，中央飞机数十架一起发动到西安来侦察，而在绥远的抗日血战中，中国飞机却半架也没有。据他们说是因为天气太冷，飞机发动不容易，但敌人的飞机怎么能发动呢？也许我们的飞机不好，那我们为什么必要买那样不好的飞机呢？而且到寒冷和绥远差不多的西北的飞机怎么就能发动使用呢？这种欺骗情形，凡是有知识有眼睛的人，谁看不清楚。我们全是中国人，谁不知飞机献寿为的是抗日。因为有抗日做目标，群众才那样的热烈。而现在我们有飞机却不去对外，使我们的抗日战士无可奈何地受着敌人飞机的时时轰炸。这是抗日吗？这是真心抗日吗？如果这样就算抗日，试问我们的东北四省、我们的察北六县、我们的冀东二十二县，什么时候才能收复回来？这是敷衍欺骗的抗日，绝对不是我们要求的彻底抗日。

也许还有人相信抗日的“准备论”，这更是大错。我们不要把日本当傻瓜，认为我们会准备人家不会准备。老实说，我们准备得还不到五分，人家已经准备到十分了，试问这样准备有什么用？这岂不是等人家准备好了来整个吞并我们中国吗？再说，人家也绝对不许可我们准备，在我们准备过程中，人家巳经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各种各样的枷锁把我们束缚得死紧，教我们动不得身、抬不得头。试问我们又如何能够准备起来？这不是梦想吗？

我们因为不信任变相汉奸的，至少也是犯恐日病的抗日准备论，我们因为看破了南京抗日是欺骗，至少也是敷衍民众的一种手段，所以才以极大的热诚劝蒋委员长变更他的错误政策。但我们大胆的赤诚劝谏，都一次一次的失败了。我们为服从全国潜在大多数民意，我们为贯彻我们的也是全民的抗日救国主张，所以才有这一次双十二事件的发动。

我们的希望，只是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凡是同情我们主张的，不管他是哪党哪派，我们均愿意竭诚欢迎。我们的目的在对外，绝对不造成内战，并且极力避免内战。但是如果有违反民意的汉奸，用武力压迫我们，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我们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这不是我们造成内战，而是实行抗日救囯的清道工作。

亲爱的将士们！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国家已到了生死关头，真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我们必须巩固我们抗日救国的战线，去与一切破坏我们的恶势力相拼，方能实现我们的主张，才能收复我们的失地，才能湔雪我们的一切国耻。这是我们由理论而实行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团结、我们需要奋斗，我们必须不辞一切光荣胜利的牺牲。我们的基础是民众，必须用尽我们的智虑爱护他们。我们所要贯彻的是我们的主张，所以必须确信我们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以不顾一切的精神来冲破我们的一切困难，这才是我们抗日救国战线上忠实同志所必要的精神和勇气。

亲爱的将士们！我们具有坚强民族意识的亲爱的将士们，这是我们起来的时候了！白山蛾蛾、黑水汤汤，我们光荣的胜利，就在目前，我们一定要到黄龙痛饮的。

亲爱的将士们！我们热血沸腾的将士们，我们一定要不辞一切艰险牺牲，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去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

在这封《为双十二救国运动告东北军、〔西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里，张学良、杨虎城把他们的纯正动机和国民党的“变相汉奸”性格，写得很生动。他们的动机纯正，即使宋美龄，也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不能不有所承认。国民党御用史家李云汉在《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里说：

这天下午5时，张学良召集西北剿匪总部的全体人员讲话。目的在说明发动这次“兵谏”的原因，对蒋公的主张和做法，亦有所批评，但不敢损及蔣公人格的尊严。他说他这样做，不是反对蒋公个人，而是反对蒋公的主张和办法；只要蒋公放弃过去的主张，毅然抗日，他仍然是要拥护蒋公，服从蒋公。他说：“我们对蒋委员长绝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这个人，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认为是叛逆而处置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

可见张学良、杨虎城的光明正大，是绝对不容曲解的。

军法大审张学良

正因为这一光明正大，所以，在蒋中正被允许离开西安的时候，一件最有气概的事发生了，那就是张学良决定亲自送蒋中正回去。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写这一幕道：

张告委员长，彼已决心随委员长赴京；委员长反对甚力，称无伴行之必要，彼应留其军队所在地，并以长官资格命其留此。张对余解释：为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分之责任；同时彼更欲证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

张学良的态度，是光明磊落的、是不失英雄本色的，他显然已经置个人危险于度外，他把这决定告诉了他的手下，手下全体反对，但他还是表示要亲送。他这一决定，没有告诉中共。所以，等到周恩来得知，急忙赶到机场阻止时，飞机已经起飞了。

令人奇怪的是，若照宋美龄所说，张学良“无伴行之必要”，蒋中正“并以长官资格命其留此”，在他送蒋中正回去后，理应回到西安，绝没有一送就被强留住的道理，但事实上，张学良显然被强留住了一他竟失掉了自由！还要被移付军法审判！

1936年12月31日，当张学良最后被移付军法审判的时候，据审判长李烈钧《李烈钧自传原稿》的回忆，竟出现这种局面：

开庭之日（31日），命副官先行布置。及竣事，余遂偕朱培德、鹿钟麟二审判官至法庭。坐定，见布置周密、戒备森严。

乃命将张学良带上，俄顷，至门外。逡巡不敢入。余招之入。学良含笑，趋立案前，余因其为陆军上将，所犯系未遂罪，乃赐之座。学良仍鹊立。复呼其前，曰：尔知尔所犯何罪乎？答曰：不知所犯何条。余以陆军刑法示之，且曰：前数条皆尔所犯，何竟敢出此？学良颜色扬扬如平常，答词直率无忌。吾自忖曰：宜其为张作霖之子也。

乃复问曰：君应供之事已备记录，逐条询问，愿先睹否？学良曰：请先示之。读已，余问曰：尔胁迫统帅，有人指示乎？抑尔自策划耶？学良对曰：吾自欲出此耳；我所做事，我自当之，我非任何人所能指使者。言语爽直，侃侃而道。已而复曰：有一言，欲问审判长，可得乎？余曰：可。学良曰：当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曾起义讨伐袁世凯，有是事乎？曰：然。学良曰：为讨其施行专制乎？曰：然。学良乃曰：我在西安之举，亦对中央之独断，欲有所谏正之耳。学良语甫已，余乃叱之曰：胡说！委员长人格高尚，事业伟大，岂袁世凯所能望其项背！尔不自省，冒昧演西安事变，自寻末路，夫复谁尤！审判官见余语词益趋激烈，乃语余曰：请审判长稍事休息，遂偕朱、鹿二人至休息室谈话。

最后，张学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国民政府在1937年1月1日核准。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同时要求请予特赦，理由是：“当今国事多艰，扶危定倾，需才孔亟，该员年力富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彻悟，尚复加以衔勒，犹冀能有补裨，似又未可遽令废弃。……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1月4日，特赦获准：

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主席林森、司法院院长居正。

张学良虽被特赦，但是，国民党的宽大是很可怕的，因为“加以衔勒”、“严加管束”，最后淹没了“需才孔亟”、“戴罪图功”，张学良还是“遽令废弃”了。

近半个世纪来，国民党“拿着培养一个团部队的经费（右军：《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看住张学良，说着要起用他，但是，起用、起用、起用，没有人看得到起用，看到的，反倒是一直失掉自由，从浙江溪口关到安徽黄山，从安徽黄山关到江西萍乡，从江西萍乡关到湖南郴州、沅陵，从湖南郴州、沅陵关到贵州修文，从贵州修文关到台湾新竹、北投，在国民党逃到台湾来以前，谁也见不到他，连东北耆宿兼国民党同路人莫德惠，也不过在十二年中，只见到他三次，——好个“需才孔亟”、“戴罪图功”啊！

如此“宽大”

莫德惠《民国莫柳忱先生德惠自订年谱》1937年条下记：“余于二十六年初，偕同刘尚清、王树翰、刘哲、王树常诸兄前赴溪口，谒慰蒋公及探访汉卿。”1946年条下记：“是年夏，余曾赴贵州，访张汉卿先生于桐梓天门洞。”1947年条下记：“是年5月余由南京抵台北。……16日访张汉卿于新竹井上温泉。”这是国民党逃到台湾前仅有的允许张学良会见故人的记录。莫德惠在1947年的访问以后，提供照片，由攻玉写《张学良在台湾》一文，发表在《艺文画报》第一卷第十二期（1947年6月上海艺文书局发行）里，那是张学良被囚十年后，第一次有照片传出。再过了十七年，1964年7月21日《联合报》上，登出张学良与同他一起囚居的赵四小姐结婚的消息。再过了十五年，1979年10月6日的各报上，登出中央社的消息，说蒋经国中秋茶会，中有张学良，是为国民党第一次正式透露张学良又为座上客。当天《自立晚报》上，以《张学良、柏杨和李敖》为题，认为“他们三人先后重现大众眼前”，是一种“宽容形象”。1979年10月10日，张学良被邀参加国庆阅兵。1980年10月21日，各报登出他访问金门的消息，有他“在金门前线以高倍望远镜眺望大陆河山”的照片，这是距上次传出照片后三十三年，又一次有照片传出，照片上的张学良已经垂垂老矣！

于衡《现代史的关键人物张学良》（1982年7月1日《联合月刊》第十二期）记有他和看管张学良的人员的对话如下：

“少帅去过金门，蒋总统经国先生邀他赏月，他不是自由了吗？”

“他当然早就自由了。但是张先生的父亲在东北有些恩恩怨怨，共产党也可能要对付他，还有……为了万一，我们有责任保护他。我们得特别防范。”

“他既然自由了，我应该有访问他的权利。”

“但张先生有拒绝访问的权利。同时我们认为：凡事未经允准的，一律视为不可以访问。”

两年前我写《别赖张学良了！》指出：

张学良从三十八岁被关到八十三岁，一切毛病，都出在国民党太“宽大”，并且强迫张学良接受这种“宽大”。设想当时无此“宽大”，张学良判十年，坐十年牢，早在三十六年前就恢复自由了，又何必受无形中变为无期徒刑的德政？张学良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个教训，就是：国民党的“宽大”是很可怕的，我们要对国民党的“宽大”，敬而远之才好！

但是，国民党是“宽大”成性的，他们还是要把人按住脖子以行“宽大”、以行没完没了的“宽大”，于是，张学良成为高级囚犯，就至今未已了！

端纳的歉疚

毫无可疑的，从军法大审到终生监禁，是一幕幕骗局，因为至少宋子文、宋美龄，对张学良有过不咎既往的担保（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所以张学良没想到他会永远回不去了，他对“他送蒋先生回到南京后，结果中央却拿他当‘犯人’看待这一点，似乎表露过十分的不满”（高山流：《张学良幽居生活实录》），而“宋子文觉无以对朋友，一怒而走上海，直至抗战未担任政府正式工作。”（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显然也不无内疚与抗议的双重意味。因为张学良“亲送蒋先生回南京这件事上，当时或是有点什么附带条件的，但这一真实的内容如何，只有蒋先生、蒋夫人、张先生、宋子文和戴先生几个人知道。”（高山流：《张学良幽居生活实录》）

另一个“觉得无以对朋友”的关键人物是双方的友人端纳（WilliamHenryDonald），据林天行《中国内幕》：

端纳与张学良发生交谊，大约在民国十二三年之间，为了安置这位外国朋友，张曾在北平设立一个“经济研究所”。十六年奉军撤退出关，他也随军东撤，正式做了张的顾问。从民十七到民二十一年，这是民国史上的大时代，张学良不顾日本的威胁，易帜统一。宋子文、张群、吴铁城的奔走京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守军奉命不抵抗，这些外边迄今尚未完全明了其中内幕的大事，端纳适逢其盛，谁是谁非，在他正直的心上，都已有了确切的分量。

“一二八”之后，全国民气益为愤慨，汪逆利用这一武器，打击政敌，借谋党政上的领导权，张学良做了代罪的羔羊，被迫出国考察，他给蒋主席留下两样礼物，一是他自用的道格拉斯大飞机，一是顾问端纳。

在这个时间，他与宋子文的交往也很密切，因为宋先生一方面是张的好友，一方面也极善于与洋人往来。西安事变之时（12日）他正在上海，消息隔绝，真相莫明，政府其他领袖人物都十分慎重，有的忙于通电以资应付，有的调兵遣将加紧军事，汪逆也由国外匆匆赶回，希望分点东西，只有他很了解这个局势，通电救不了蒋主席，攻打更救不了，他同蒋夫人匆匆商量了一下以后，尚未得到西安方面的保证（因电报已断），即单枪匹马径飞洛阳转西安。在未去之前，他对张这个举动还不十分了解，去陕之后他十分同情张的立场。

14日午后5时，他同张见了蒋主席②，呈上蒋夫人的函件，时西安局势甚劣，有些军队未必都受张的指挥（绥署的警卫即不受张的指挥），张与端纳商请主席移住高宅，做秘密离陕的准备。

在端纳的周旋奔走下，

22日宋子文到西安，张学良端纳陪同晋谒主席。21日宋、端返京，22日蒋夫人、宋子文、端纳、戴笠、蒋鼎文同机飞陕。22至25日这几天，究竟在西安谈些什么？不便去揣测。但有一点可以说明，蒋夫人的和平主张，端纳用他私人对各方的情谊，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并且奠定了八年抗战的基础。

事后他很得到主席与夫人的敬重，在他最后离华之前，他始终同他们住在一起。

抗战开始后，政府由京而汉，他在国际宣传上很尽了些力量，到这时候，许多外国报纸通讯社，逐渐注意中国，他是做过新闻记者的，他很知道怎样报道给他们。抗战初期中国在国际宣传上虽然没有花过多少钱，但确有相当的成功。

听说他与主席共处的时间中，后来颇为消极。据说消极的原因有二：一、他究竟是一个比较民主的环境训练出来的，所以抗战初期他常有些议论，令人不愉快。二、他说张学良的自由是在西安交谈中得过确切保障的，他很天真，又因为他是一个重要当事人，所以他对张的自由念念不忘，每逢有机会便坚决建议应予释放，以参加抗战工作，这一点更使人不高兴。

他不能不引退了，旋即回国休养。听说主席斥资给他买一个游艇，常在南太平洋的暖流中荡漾，但是他还不忘苦难中的中国，除常在各地替中国宣传外，并屡次呈请允予返华服务，都没有得到答应，据说到马尼拉后还有电呈请，说在那儿待命，不幸遇到珍珠港事变。

马尼拉收复，他以重病之身，坚欲死在中国，这种动人的要求，自无拒绝之理。他的病并无起色，在病中听说他在写一本书，而没有写完，如果他能写完一本回忆录之类，必有许多珍贵的材料。

他不是一个顶出色的新闻记者，为人正直勇敢，留华四十年而不会说中国话，虽声势显赫而并无私产，病榻上他还念念不忘他的最好朋友张学良将军，每当提起张，他感到非常歉疚。

非常明显的，张学良最后中了国民党的“连环套”，他以坦荡荡的君子之腹待人，结果换得的，却是自己一生的报废与殉葬！

杨虎城《告民众书》

张学良1936年12月31日被军法大审后第二天（1937年元旦），西安人民游行向国民党抗议。杨虎城发表《告民众书》，全文如下：

今天是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元旦，当我们热烈庆祝中，假如我们检查一下过去二十五年的历史，不免就使入发生许多感慨，中华民国自肇造到现在已经有二十五年了，但在这二十五年过程中所昭示于我们是什么，那恐怕只是一部内战史的延续、帝国主义者侵略史的演进，天灾人祸，连年交迫，国难危机不断地日益扩大，举目山河，真有日蹙百里之感，尤其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辽、吉、黑、热，首先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建立了所谓“满洲国”。长城各口战役之后，冀、察两省也是名存实亡了，上海之役更糜烂了我国东南的经济中心，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野心，并不以此为满足，一定要进一步把全中国数千万方里的土地都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都做了他们的奴隶，尔后才甘心，于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侵占我东北、控制了我华北、破坏了我东南之后，现在又嗾使汉奸伪匪大举进攻我绥远了，同时又利用亲日派分子，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暴力压迫我们签订了种种不平等条约，如上海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直到最后日德、日意的所谓“防共协定”，种种样样都证明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为侵略中国而发的，于是民族灭亡的危机更是间不容发，到了呼吸存亡的危境了，同胞们我们不要忘记，中华民族有五千余年的历史、数千万方里的领土、四万万五千万男女同胞，只要我们不是绵羊的话，我们是不甘心受日本帝国主义者残酷宰割的，我们应该起来反抗，在万钧沉重的压榨之下，我们更应该有个悲壮热烈的回声，这回声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那就是去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崛发，为我们揭开了中华民族解放独立自由的头一幕，伟大的光明与正义，正期待在我们的前面，于是民国二十六年的来临，显然就在中华民族的生存史上划分两个不同时代，前者是结束了帝国主义者向我们的进攻，而后者更是展开了中华民族解放的坦途，双十二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及亲日派分子对我们做了极端的攻击与污蔑威吓与利诱，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但我们为贯彻我们救亡图存的主张，我们并无所畏惧，同时我们的唯一领袖蒋委员长以宽宏博大的胸怀，在完全明了了张副司令和我的纯洁真诚以后，对于我们的主张完全釆纳了，自今以往，我们在领袖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中华民族在二十六年的开始踏上了一条独立更生的大路，双十二事变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与健全，并不像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侮蔑我们懦弱、卑劣，双十二的要求也很单纯，只是一个中华民族为反抗帝国主义者侵略的独立自由的战争而已，是要把中国从此引上一条永久生存的大道，希望集中全国各党派的力量，共同站在民族解放的立场，大家拋弃一切成见与党派关系，精诚团结起来，整齐我们抗日救国的阵容。同胞们，双十二事件所昭示与我们的是什么，即是中华民族更生的开始了。抗日救亡的艰巨工作，是需要我们全民族的总动员的，蒋委员长是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的领袖，我们要发挥我们民族的抗日救亡的威力，更需要伟大的领袖来领导我们，双十二的最大收获是证明了中华民族自今以往将更加团结起来为抗日救亡而奋斗，继续双十二后二十六年元旦的来临即说明了我们的责任的开始，同胞们，在这样伟大的时代当中，我们更应以组织的力量、纪律的行动，共同在政府与领袖领导之下，来调整我们抗日救国的步伐，现在我们高呼我们的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中华民国万岁！

在这篇《告民众书》里，显然的，在张学良被军法大审的气氛下、在西安人民的群情愤激下，杨虎城竭力在自制、在力持大体，他肯定了“西安事变”的正确导向、肯定了蒋中正“对于我们的主张完全采纳了”，他对国民党自食不咎既往的诺言而军法大审张学良的事，避开不提，这样做，显然是留有余地，以便善后。

中央军队大量西进

但是，在这种公开的《告民众书》以外，杨虎城对张学良的处境，并非避开不提，而是据理力争，他在致电表示“汉公亲送委座入都，蹈刑辟而若甘，示大义于天下，果有人心，能不感动！乃竟扣留汉公，纵兵西进”后，又在1月5日致电蒋中正，明说：

张副司令以仇耻百倍之身，爱国家、爱领袖、爱纪纲、爱信义，证以其毅然归罪之举，益见其舍身为国之诚，钧座矜其苦心，呈请特赦，并请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仰见为国惜才，仁言利溥，曷胜感戴！今张副司令虽已躬邀特典，尚未恢复公权，虽欲图功，安由自效！此殆法令尚有所拘牵，非钧座爱才之本意。拟恳钧座始终爱护，续请政府即将张副司令之公权恢复。此间情形，张副司令一日不归，即西北军民一日不安。

两天以后（1月7日），蒋中正回电③说：

中请国府特赦呈文，谅荷察阅，赦令中未提复权字样，当以主刑已赦，此节将来不难补救，现国府明令有交军委会管束之语，闻开会时多数意见，均以此时暂留汉卿在京，即所以保全汉卿，而原谅与爱护之意，则绝无二致，中此时正在休假，不便于明令甫颁之际，向中央频频陈述，但对汉卿务从优待，勿使略感不便，稍缓即为续请，务望兄等放心！国事至此，唯有使救国主旨，贯彻于提高国家纪律之中，而地方元气与袍泽力量使整个保全，各无遗憾。故解决之道，必须公私兼顾、情理两安，愿兄等以信中正者信中央，更望陕中各将领均能体汉兄爱国家、爱纪纲之苦心以爱汉兄也。

虽然蒋中正保证说稍缓即为张学良“复权”，可是事实上，张学良的公权却一连近五十年都没被恢复。杨虎城等人当年的疑虑，自非无因。这种疑虑的细节，在他们1月5日的“歌电”中，说得比较详细：

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钧鉴：各院部会、各省市政府、各总司令、各总指挥、各绥靖公署、各军师部勋鉴：各机关、各法团、各学校、各救国团体，各报馆钧鉴：客岁底十二之举，纯出于爱国赤诚，毫无私意，迭经电达，计邀洞察。当蒋委员长在陕时，虎城等追随张副司令之后，以“文电”所举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反复陈请，业蒙虚怀采听，允于返京后分别实行，张副司令暨虎城等，深以为非全国一致抗日，绝不足以救亡，而备具领导全国抗日之才德威望者，实唯我蒋委员长。何幸我委员长熟审国势，详查舆情，对于张副司令暨虎城等所陈，不唯恐其冒渎，且更釆及荃荛，此诚蒋委员长人格空前伟大之具体表征，亦即我国民族复兴之最大关键，凡我国人，均应公认张副司令只知爱国，纯洁无他，苟可救亡，粉身何惜，爰于蒋委员长面允所请之后，躬送入京，束身待罪，此种前史所无、世界仅有之伟举，自足以表示其心迹之光明，凡有血气，能无感动？虎城等及所属二十余万兵士，无不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但求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效死抗日，为国家民族确尽一分对外之力量，则其他一切，均非所计。谓予不信，尽可求事实之证明。蒋委员长到京以后，曾令中央军队向东撤出潼关，而离陕以前，更有“有我在，绝不任再起内战”之语，我国苦内战久矣！今得负责领袖出此一言，不独张副司令及虎城等亲聆之下，钦幸万分，即我四亿五千万同胞闻之，亦当无不额手称庆，凡我袍泽，尤应仰体领袖之意旨，而为一致对外之要求。乃正当蒋委员长休沐还乡、张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际，中央军队，匪唯未遵令东还，而反大量西进，计有第六、第十、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七十九、第九十五、第六十、第十四、第一〇三、第八十三各师及教导总队等集结，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带，筑垒布阵，积极做挑战之形势；更复时时截断电话，始终阻碍道车，以致群情愤激，万众忧疑，是殆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内战，而以封锁做慢性之迫胁。虎城等之愚诚，不知其具何用意，做何理由，国危至此，绝不应再有萁豆之举，固尽人皆知，苟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命，若不问土地主权之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为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知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战争，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犹煎迫不已，使不免于兵争，则谁肇内乱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自有公评、青史自有直笔也。血泣陈词，非敢悚听，举国上下，幸鉴愚衷，远赐教言，尤所企盼。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澄流、刘多莶同叩。歌。

拆穿国民党的无信

就在1月5日同一天，国民党发表黄埔嫡系的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同一天西安各救亡团体举行联合大会，要求释放张学良。到了2月5日，杨虎城等人发表《和平宣言》，再度拆穿国民党的无信与不识大体：

自九一八以来，瞬逾五年。此五年中，强敌侵陵，得寸进尺，淞沪、滦东、长城各役，屡经抗战，究以限于局部，未足以戢其吞噬之野心。策动犯绥，又已数月，曩虽未逞，势将再举。张副司令暨虎城、学忠等，鉴于时势所需、舆情所向，非集合国力积极抗敌，无以挽救危亡。而具有举国共仰之才力威望，足为领导抗敌之唯一领袖者，厥为我蒋委员长。爰以对内和平对敌抗战之救国意见，于近数月中，反复陈述，期获听从。幸经双十二后，我委员长俯鉴赤诚，明察现势，表示容纳所献各项救国意见。张副司令遂于12月25日，躬送入都，束身归罪，试一回溯当时情况，应知我委员长之虚怀纳谏，与夫张副司令之为国忘身，洵为前史所无、旷世仅有。只此一事，已足使国际观听为之一新，而憬然于中华民族之不可侮矣。凡此经过，前已迭电宣陈，第恐道途遥阻，或有未达，故复简述一二。自委员长返京后，此间军民，唯冀救国政策立即实施，并盼张副司令早日承命返陕，躬自领导，为援绥复土之前驱。不图于委员长休假返里之际，中央军复西进入陕甘境者几达四十师。张副司令虽邀赦典，而公权未复，无行动之自由。陕甘人事命令与军队部署，同时颁发；而关于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之措置，尚无所闻。遂致西北人心，忧惶郁愤，莫测中央用意之所在。虎城、学忠等对于我委员长备极信仰，矢志靡它，然处此情形，亦殊无词以解一般人之疑虑。为安定人心计，不得不于渭南一带，酌布队伍，藉示保障，但仍严加约束，力避冲突。盖双十二之举，原期永息内战，一致对外，岂复愿以对外之力量，供对内之牺牲！此区区相忍为国、酷嗜和平之苦衷，当为海内所共见。至积极抗敌主张，则基于一致爱国之热诚，始终未敢放弃，业经呈蒙委员长复示，以国策攸关，必于三中全会提请公议，绝不抹杀。此外关于陕甘善后重要各事，尚有向委员长请准，及与顾主任祝同商定者四端：甲、在三中全会前，由委员长呈请国府，恢复张副司令公权，并发表职务，俾得自效。乙、陕甘军队部署原案，酌为变更，容纳此间切合实际之意见。丙、军队移防，除一部略变现时位置外，均俟张副司令返陕训话后再行开始。丁、陕甘民众爱国团体，均仍旧维持，并对流亡人员，尽力妥为安置，以定人心，以备国用。上述四端，连同其他细目，商定实施后，兹事遂告一段落。此双十二以来经过大略及决定办法，愿向全国人士郑重宣告者也。虎城、学忠等，追随张副司令，参与双十二之举，自信心地光明，绝无权利思想，只以不甘国土之日蹙，不忍国力之自摧，感于张副司令之至诚，因而不辞鲁莽，附骥其后。中央鉴其愚悃，或予留任，或免置议，感奋之次，图报益殷。但求抗敌救国之策，得以早日实现，对内固不惜最大之隐忍，对外更不计一切之牺牲，而拥护统一，拥护领袖之素志，尤必始终不易。事实俱在，讵待烦言。际此民族存亡之紧要关头，适开决定大计之三中全会，所冀举国上下，共矢团结之诚，速做抗御之计，并力和衷，共信共谅，虎城、学忠等誓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竭尽全力，为国效死，苟有一毫之私伪，必为天地所不容，谨此宣言。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董英斌、缪澄流、刘多莶。

杨虎城被逼出洋

在杨虎城等人“谨此宣言”之后十天（2月15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开会了，杨虎城、于学忠也做了“提议实行改组政府、收容各党各派人才、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办法，以求全国一致积极抗敌”的提案，但是三中全会却决议说：“不问其内容如何，唯既出以叛逆之行为及威胁之方式，显系托词造乱，实国法军纪所不容，应不予置理，以绝效尤。”——国民党显然蛮不讲理了，“不问其内容如何”，一律要蛮干到底了。

国民党蛮干的方式是彻底消灭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十七路军。东北军方面，它告诉东北军说：你们不要在陕西了，你们到江苏、安徽北边去，并把安徽省主席给你们挑。结果东北军开到了苏北皖北，除了以于学忠为江苏绥靖主任外，安徽省主席又食言而肥了。至于西北军方面，它告诉西北军说：你们也不要在陕西了，你们到甘肃去，并把甘肃省主席给你们挑。虽然如此，把杨虎城赶出国门，却在所必行。4月16日，蒋中正电告顾祝同说：

……总之虎城如磊落态度，听命辞职，则照中在杭所谈者，毅然行之，不应提出任何要求条件，示以至诚。则中央不能不体其善意，自能优遇。否则，一提条件，则无复可言矣。如其决然辞职出洋，并望其能在本月内来沪，中当派员为之筹划一切也。

4月27日，杨虎城被迫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准备离开西安。6月16日，国民党发布了这样的命令：

兹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此令。

就这样的，在东北军“擒贼擒王”之后，西北军十七路军也“群龙失首”。杨虎城预定5月27日上午离开西安，消息传出，西安人民、十七路军部队、西安各救国团体、各学校师生，都涌到机场，去送别他，很多人流下眼泪。他到上海后，一些学生们还到终南山麓，采集了许多故乡花草，分别贴在几本纪念册上，写上热情的句子，远道送了给他，表示人民对他的怀念，他们似乎预感到：杨将军是很难再回来了！

杨虎城是6月29日出国的，出国后第八天，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他在11日电宋子文，说：“日寇进迫，国将不国，噩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以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祈转陈委座。”14日抵旧金山，接宋子文回电说：“以目前情况观之，请稍缓返国。”不让他回来。这天他在旧金山发表书面谈话，说：

我是一个革命军人、一个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强烈的信徒。参加革命已逾二十五年。我完全看透日本帝国主义一贯侵华的来历和动向。保卫国土是军人的职责，我一直要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这次卢沟桥事变，是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怎能置身事外、流连忘返？即拟兼程回国，请求任务，执行战斗，为国效死！

杨虎城在国外，前后三次电蒋中正，请求让他共赴国难，但是蒋中正没有复电。杨虎城不得已，再电宋子文，宋子文回电说：“兹值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回国。”于是杨虎城不疑有他，就从欧洲转到香港。

周养浩说话了

11月26日，杨虎城的船刚刚靠到码头，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就派特务蒋国光、谢瀛洲、杨彬、戴德“欢迎”，从此他就身边总有了带家伙的。四天以后（11月30日），他离港飞汉口，在汉口拜访老上司于右任，正准备吃饭，带家伙的过来说，蒋中正要在南昌见他，请他立刻成行。他饭也没吃，就赶到南昌，可是南昌不是南昌，而是虎穴，从此以后，他就被非法关起来了，一关就是十二年！这位国民党中首先倡导抗日的名将，一天抗日也不让他参与，而是“坐穿牢底”了！不但“坐穿牢底”，并且在国民党自大陆撤退前，还把他非法加以残杀，残杀的经过情形，根据香港报刊登出的《访周养浩谈杨虎城之死》，是这样的：

周养浩先生是浙江江山县人，同国民党的特务首领戴笠、毛人凤分属同乡。也是由于戴笠的介绍，周养浩在1932年在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后，于1933年加入了国民党早年的特务组织——复兴社特务处。当时监督周养浩宣誓加入这特务组织的，就是现在还在台湾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唐纵。从那时起，到1949年被俘，周养浩为国民党干了十六年的特务工作。特别是在1949年。

1949年是国民党在大陆大撤退这一年，在大撤退时候，在各地都有大破坏与大屠杀，尤以在重庆、成都、昆明等西南地区为最。周养浩就在这时候“临危受命”，担任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职，执行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命令，其中包括了谋害杨虎城的案件。

周养浩先生回忆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他当时也正好在西安，担任陕西省会公安局第三科科长。他承认，当时他对张学良、杨虎城拘捕蒋介石实行兵谏的行动，既不同情也不理解，因为在当时他的思想观念里面，下级对于上级应该唯命是从，至多只能苦谏，“犯上作乱”是不对的。至于抗日战争、民族命运以至朋友的感情，在他当时看来，同上下级关系来比是较次要的。这种观念一直支配了他十多年。

就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他在1949年，当

毛人凤对他说这是“临危受命”，他的回答也仍然是“唯命是从”。当年为国民党如此效忠的一个人，今天被摒诸台湾门外，他的心境是可以想见的。

如此“临危受命”

关于怎样在“临危受命”时害了杨虎城的命，《访周养浩谈杨虎城之死》有这样的报道：

“西安事变”翌年，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到过欧美各地，游踪所至，必对当地华侨和进步的留学生宣传抗日。后来国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杨虎城非常焦急，希望能早日回国投入抗战。他先后几次打电报向蒋介石请示，但是蒋氏始终没有答复，后来据说还是宋子文复电给他，同意他回来。当时张学良已经被蒋介石公开软禁，所以也有些好心的朋友劝杨虎城还是暂时不要回国为宜，但杨虎城认为外侮当前，岂可逍遥国外，终于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从马赛启程回国。

1937年11月，杨虎城偕同夫人谢葆真、幼子拯中一行到达香港。上岸之后，旋即被军统特务暗中监视。接着，蒋介石从南昌来了电话，要他到南昌相见，并说已吩咐戴笠欢迎他。在香港住了几天之后，杨虎城一家便搭飞机往长沙，后来在武昌见到了戴笠。戴笠把他带回南昌软禁在自己的办公处，所谓蒋介石要在南昌接见他，完全是一种骗人的圈套。当时，杨夫人谢葆真偕同幼子拯中已去西安，后来听到这个消息，赶忙折返南昌，自此之后，就一直陪在杨将军身边，过着被囚禁的生活。

1938年春，南京沦陷，蒋介石亲自命令戴笠，把杨虎城转押往后方较为偏僻的地方，以便于看管。于是，杨将军就先后被转押到长沙、益阳等地，但始终都是由军统的特务看管。直到这一年的冬天，武汉撒退时，他又被解往贵州。

在贵州，杨虎城最初被监禁的地方是息烽阳明坝的看守所。这地方后来成为军统的一个重要监狱，也就是息烽监狱，可容纳三四百人。1939年，戴笠到息烽视察，认为杨虎城被监禁的地方不够安全，离公路太近，于是在息烽县城东十二华里的一个极为偏僻的山顶上，找到一个名叫“玄天洞”的山洞，这个山洞只有一个出入口，易于警戒。戴笠就把洞中的一个道士赶跑，把杨虎城全家转押在这个山洞里，玄天洞终年不见天日，洞里异常潮湿。在这恶劣的环境中，再加上精神方面所受的重重折磨，杨虎城的身体一天天衰弱，常常闹病。后来不得已自己出钱在警戒圈里盖了一个简陋房子。1941年，杨夫人生下了一个女儿。孩子的出世，更为他们带来无限的忧伤。就在这一年的春天，周养浩来到了息烽，直到1946年，他担任息烽监狱长兼军统息烽办事处主任。由于职权所在，他经常和杨虎城见面，后来见面的次数愈多，彼此之间也就熟悉起来。周养浩常到杨的住处，陪他喝酒打麻将消磨日子。后来，杨虎城曾对他的一个朋友说，他对军统的特务非常厌恶，但是周养浩却是一个好心肠的人。周养浩先生谈到这里，一再重复杨虎城的这番话，他脸上的神情则流露出内心的负疚。过了一会，他终于说出了心里话，“后来，我把他骗到重庆，这是很不应该的。”

1945年，杨虎城在狱中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非常高兴。除了为抗战胜利而高兴之外，他还以为自己很快就可以得到自由。当时，周养浩也是这么想。但是，事实很快就把他们的幻想粉碎。1946年，军统把息烽集中营结束，释放了一些人，但把杨虎城一家押到重庆，加以更严密的看管。

到了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共产党方面，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等政治犯的要求，国民党

表面上是同意了，但暗地里，却加紧想办法对付这些政治犯，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政治犯都被化名秘密转解到一些易于警戒的监狱里。杨虎城将军这时也被移到重庆特区的另一个秘密处所——杨家山。在这段日子里，杨夫人由于长期受到精神折磨，不幸染上了精神病，1947年在狱中逝世。杨虎城悲痛万分，他日夜以杨夫人的骨灰箱子为伴，连睡觉的时候也要放在枕边。当时知道这种情形的人无不受到感动。

息烽集中营于1946年7月结束后，周养浩先被调到贵阳，1948年再被调重庆，负责前中美合作所地区内包括白公馆、渣滓洞等特务监狱的监督工作，1948年11月还兼任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副区长，区长是徐远举。西南特区在当时的权力是很大的，因为毛人凤的国防部保密局已移到台湾，而华东一带也纷告易手，所以西南特区就等于是保密局在大陆的唯一分局了。

这里所说“白公馆”和“渣滓洞”，是很有来头的。原来抗战时候，国民党迁都到重庆，戴笠就把磁器口缫丝厂（后改名造时场）④和它附近一大片土地霸占下来，设了“白公馆”和“渣滓洞”两个集中营，于1939年开始启用。后来与美国特务合组“中美合作所”，扩大这一地带，成为直十三里、横二十里的大特区，也是全世界特大号的特务机关兼集中营。

你放，我不放

《访周养浩谈杨虎城之死》里又说，1949年，蒋中正下野，李宗仁继任后，李宗仁

曾接受中共的和谈条件，下令释放政治犯。他一方面给重庆市市长杨森一道释放杨虎城的命令，另一方面更派出一架专机来重庆要把杨将军接走。当时重庆《中央日报》也登出了这消息。杨虎城看到报上登载的消息之后，他非常高兴。

且说杨森接到李宗仁的电话，就设法通知毛人凤。毛人凤是戴笠的继承人，当时他的权力之大是无法形容的，如果他不点头，一百道李宗仁的命令也无济于事。由于毛人凤住在上海，杨森拿不定主意，就只好一边给李宗仁复电推搪说，毛人凤不在，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没有人清楚，而一边却叫周养浩打一个长途电话给毛人凤。毛人凤和周养浩是世交，又是同乡。周养浩用家乡话同毛人凤商量有关释放杨虎城的事。毛人凤也拿不定主意，就去请示告退在溪口的大老板蒋介石。蒋介石断然反对释放。

蒋介石既反对释放，而代总统李宗仁派出的接载杨虎城的飞机又要来了，重庆的特务们怎么办呢？毛人凤、徐远举等人决定把杨虎城先转移到贵阳。当徐远举去找杨虎城劝他转移时，杨曾向徐远举大发脾气说：“李代总统要释放我，你们为什么还要把我转移地方？我不是小孩，今天转这里、明天转那里，我不走！我要死就死在这里。”徐远举知道杨虎城对周养浩比较信任，就请周养浩去劝杨虎城转移。周养浩这样对杨虎城说：“蒋总裁认为如果现在由李宗仁把你释放，你更加恨他了。所以他想把你暂时移往贵阳，不久将会把你送往台湾，然后和张学良一起释放。”一则杨虎城对周养浩信任，二则周亦言之成理，于是杨虎城就同意在周养浩的陪伴下专机转往贵阳。同去的还有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和夫人徐丽芳、幼子宋振中和杨虎城的两位副官阎继明和张醒民。

杨虎城一行到贵阳后，住在黔灵山麒麟阁，这是1949年2月的事。到了这年8月，共产党攻下长沙，整个西南都动摇了，国民党安排大撤退，项目众多，其中之一，就是向杨虎城下毒手，展开“我倒霉，你也休想活”的大作业。毛人凤

在重庆召开了秘密会议，商讨怎样处决杨虎城的问题。周养浩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在会上，有人主张在贵阳就地处决，但是徐远举却极力反对，他认为就地处决，难免会露出风声，还是把他们骗回重庆后再行事。徐远举当时是西南特区的区长，所以也就听了他的话。但是要怎样把杨虎城一行再骗到重庆呢？这可是个难题。终于，毛人凤、徐远举认为还是由周养浩出面最合适。

周养浩先生回忆道，当时明知把杨虎城骗回重庆是要杀害他，但接到这个命令时，自己脑子里所想到的，仍然只是“唯命是从”这四个字。

这次秘密会议还决定，处决杨虎城等人的地点在“中美合作所”内松林坡“戴公祠”。这所“戴公祠”是戴笠生前的别墅，四周有松林围绕，非常僻静，1946年戴笠死后，军统的特务便把它改名为“戴公祠”。

“戴公祠”顾名思义，是纪念戴笠的祠堂，祠堂是封建的玩意儿，为什么整天喊革命的国民党这样封建？其实它就是这么封建！“戴公祠”原是“中美合作所”中的豪华建筑，原是戴笠专为蒋中正修建的，戴笠死后，就在里面设了灵牌，改叫“戴公祠”。这座“戴公祠”随着大陆丢掉而丢掉以后，国民党又在台北近郊观音山建了另一座“戴公祠”，另在芝山岩建了“雨农图书馆”、“雨声小学”、“戴雨农先生纪念馆”，据情报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他们还对戴笠“塑像设祀”呢！还以继承戴笠事业的“郑介民及毛人凤两故局长陪祀”呢！还以“军统局保密局情报局之革命先烈曾澈、吴赓恕、麻克敌、江志强、冯运修、王春晖、朱山猿、徐松坚、萧崇辉、罗丙乾、叶吉粦、林炳招、洪岫、陈实曾、郭汉、赵锡光、马荣、邓宝、李秉铭、陈复新、翟家宝、陈介民配享”呢！“塑像设祀”也、“陪祀”也、“配享”也，这是全套孔庙的体制呢！国民党真未免太“僭越”了吧？但是，想到明朝东厂人物为魏忠贤盖祠堂，也拟制于孔庙，我倒真也见怪不怪了呢！

连八岁的小女儿也给扎死了

下手地点决定在“戴公祠”以后，周养浩奉命去贵阳骗杨虎城来重庆：

当周养浩离开了重庆之后，毛人凤和徐远举召集六个刽子手开了一个极秘密的会议，在会议上，刽子手集体宣誓，表示坚决完成这次任务，绝对保守秘密，为蒋总裁效忠。毛人凤还在会上宣布，事情完毕后，蒋总裁将会论功行赏。会议同时还讨论了一些具体的行动和步骤，例如决定匕首行刺，以避免发生惊动。这六个刽子手包括白公馆的看守长杨进兴，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行动组长熊祥等人。其中除了杨进兴一人外，其佘五人后来都由毛人凤派专机逃往台湾去。而这次行动的主要策划人之一的徐远举，却和周养浩一样，来不及逃走，就被中共俘虏，在北京战犯管理所关了二十多年，终于在1973年病逝，这是周养浩先生这次被释到北京时才知道的消息。

再说周养浩于9月1日到了贵阳，见到杨虎城。当时杨很警惕地带周到他的房内问究竟，周佯称蒋总裁在重庆可能要见他，把他送去台湾。杨虎城信以为真，但要求周养浩在贵阳住几天再走。于是，周养浩在贵阳住了几天，每天都陪着杨虎城上街、逛公园、找朋友，令杨心情开朗。

9月6日，杨虎城终于答应周养浩，和他一起回重庆。于是周养浩按照毛人凤预先约好的做法，立刻秘密打了一个紧急电报，通知毛人凤什么时候他们的汽车就会到达重庆，好让重庆的特务们准备轮渡及安排行刺的工作。

就这样，杨虎城一行在周养浩及看管杨的军统特务队长张鹄等的押送下，分乘三部汽车，驶向重庆。

第一辆小汽车上坐的是周养浩；第二辆汽车是救护车，坐的是杨虎城及其儿子拯中，还有看守杨虎城的特务队长张鹄；第三辆汽车所乘坐的人最多，是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及夫人徐丽芳、儿子振中、杨虎城夫人在狱中诞生的小女儿以及杨虎城的两个副官阎继明和张醒民。

周养浩所乘的第一部车子开得特别快，黄昏过后已抵海棠溪。这时候由毛人凤派专人拦路转交一封亲笔信，嘱周养浩先回家休息，一切后事由来人接洽。毛人凤并已准备好渡轮，于是他们很快就过了江。周养浩立即回到了“中美合作所”杨家山他自己的家里，等待消息。周先生说，至于后来杨将军等人怎样遭遇行刺的情况，都是从临场的特务队长张鹤口中得知的。

10点钟过后，第二部汽车也过了江，向“戴公祠”急驶而去。到达戴公祠的时间是午夜11点多钟。杨虎城走下汽车，张鹄即告诉他说，准备在这里住两天，一方面等蒋介石接见，另一方面等待到台湾的飞机。接着，在张鹄的带引下，他们走进了“戴公祠”。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拯中，双手捧着盛满他母亲杨夫人的骨灰箱子紧跟在后面。这一年，他才十七八岁，但是头发已经花白。这时早已监视着他们的刽子手杨进兴、熊祥等人，怕杨拯中有所反抗，所以决定分别在不同房间同时向他们下手。当杨拯中走上石级、步入正房的一间卧室时，杨进兴从后迅速以匕首刺入他的腰间，他惨叫了一声：“爸！”还来不及挣扎就倒了下来。这时走在前面的杨虎城已知有异，正想转回头来看一看，但是说时迟，那时快，经验丰富的刽子手已把刺刀刺进了他的腹部。杨虎城将军挣扎了几下，也倒了下来。

杨将军倒下后不久，从贵阳来的第三辆汽车也到了“戴公祠”。这时除了杨将军的两位副官在过江后已被带往“戴公祠”坡下汽车间，宋绮云夫妇及两个无知小孩都先后下了车。周先生补充道，本来毛人凤也想把阎继明和张醒民两位副官一起杀掉的，但是周先生极力反对，他认为阎、张两人是无辜的，如果说他们对上司尽忠，那也是应该的，不是他们的过错。毛人凤勉强同意了他的意见，所以车子过江以后秘密把他们押往渣滓洞监狱。特务们哄骗他们说，毛人凤想要了解杨将军的生活情况，好向蒋介石汇报，所以要先见见他们两位。但是他们始终逃不了死亡的厄运，在后来的重庆大屠杀中，他们也都先后遇难，不能幸免。

再说宋绮云夫妇和两个不足十岁的小孩子下车之后，跟着就被刽子手带往一间警卫室。一进门口，两把早已等待在那里的匕首，先把宋氏夫妇逼向墙角，在他们刚明白这是怎样一回事时，利刃巳刺进他们的躯体。这时候，两个本来正玩得开心的小孩，突然被这种可怕的局面吓住，他们不约而同的哭着跪在地上求饶，但是年幼无知的他们，又怎知道眼前是一批军统的刽子手呢？这时候，一名刽子手一个箭步向前，拿着利刃往小孩的背上插入，小孩哇的惨叫一声，往前扑倒在地上。

第二个小孩马上扑前去，正准备抱着自己的小伙伴，但是刽子手从后又是一刀。血，从孩子们的身上淌着，染红了地面。就这样，两个小孩也终于在血泊中结束了他们短促的生命。

两个小孩是杨虎城的八岁小女儿，和秘书宋绮云夫妇的儿子（一说是女儿）不到十岁的宋振中，他们小小年纪，无辜慘死，最令人心恸。令人想到台北林宅血案的一对小女儿。

杨虎城和杨拯中的尸体被特务们埋入花园的一座花台里。刽子手们为了保守秘密，还用镪水淋了他们的面部。而宋绮云夫妇和两个小孩的尸体被埋在附近。这一天，是1949年9月6日午夜12时半。杨虎城将军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讲起来真是令人难过万分！”周养浩先生用这句话来结束他所讲述的杨虎城将军的遇害经过。

最后，周养浩少将说：

当年我临危受命，为国民党在大陆做了最后的破坏工作，甚至参与谋害杨虎城将军这样的使我一生痛悔的行动，并把家小托付给国民党。但是经过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被释放出来了，有机会同自己的家人见面，囯民党却把台湾的大门紧闭着，既不让我进去，又不让我的儿女来香港同我会面，这怎样说得过去呢！

有良知的中华儿女，必将永远不忘！

杨虎城是9月6日（一说是17日）被非法残杀的，他被残杀后两个多月（11月30日），国民党丢掉了重庆，当然也丢掉了他们的“戴公祠”。重庆丢掉后的第二天（12月1日），从被俘的“戴公祠”附近十一名警卫口里，得到了一点线索，于是，杨虎城的遗体就给挖掘了出来。因为脸上已被镪水烧烂了，无法辨认，乃找来旧西北军十七路军的一些干部来验尸，最后证明没错，于是，这一血案的真相，也就曝白于世。——世界真的知道了：“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角，就这样惨死了！

杨虎城一代豪杰，因反对政治黑暗而参加革命；因参加革命而守死不变；因守死不变而为国民党稳住西北江山；因要求国民党抗日救国而家破人亡、长年坐牢后又惨死刀下。他在青年时代，有一首诗自誓：

西北山高水又长，

男儿岂能老故乡？

黄河后浪推前浪，

跳上浪头干一场！

最后，他一世男儿，凶死他乡，在大干一场后，付出了永远偿还不完的血债。——国民党在兵败山倒之时，仍不忘把他杀掉、把他十七岁小儿子杀掉、把他八岁小女儿杀掉，然后逃到台湾。如今，国民党在浪花尽处，已经离黄河日远，但是，“戴公祠”的刀光血影、“戴公祠”的烛照香熏，却是人们愈来愈近的血祭。有良知的中华儿女，必将永远不忘国民党和国民党干的下流事。有良知的中华儿女，必将永远不忘⑤！

1984年6月30日

①当然，杨虎城对革命的功勋，国民党是全盘抹杀了。台湾出版的《陕西革命先烈事略》、《革命先烈先进传》等书，都把杨虎城给出局了。

②据孙碧奇《端纳的故事》（《传记文学》第二十六卷第五期），说张学良陪端纳见蒋中正，“张走之后，委员长忽然用英语对端纳说：IFinished!Itisfinished!端纳第一次听见委员长说英语，颇为诧异。他没有回话，只是料理了一下委员长的随身物件，并吩咐仆人小心伺候。”这一记载，极为有趣。故事出自沙利（EarlAlbertSelle）的《中国的端纳》（China'sDonald）。

③第二天，8日，西安又有东北军西北军一百二十六名高级军官发出通电，支持杨虎城5日的通电。9日，西安又有西北地区十万军民在“革命公园”举行“群众大会”，并举行大游行。

④“造时厂”是由大特务刘启瑞主持开辟的，详见刘启瑞《先室事略》（《刘母高夫人东平哀思录》）。

⑤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中，有这样的话：

至是，国民政府对张学良之惩处，遂告确定。然刑不及杨虎城。此盖由于张学良为西北地区最高军事长官，杨虎城则仅为西安绥靖主任兼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其职位、兵力均在张学良之下，居于张之下属地位。故中央仅课最高负责官员之责任，而不友其属下，盖属下有错误，其上级主官理应负其全责也。事变过后，政府之仅止惩处张学良一人者，职此之故。讵杨虎城昧于事理，于张学良在京受审之后，竟加强与共军勾结，悍然对中央做诬蔑诋斥之谰言，政府遂不得不予以惩处，然亦止于“撤职留任”而已，仍冀其悬崖勒马，“戴罪立功”。

国民党御用史家瞪着眼睛说“刑不及杨虎城”，并冀杨虎城“戴罪立功”，却置杨虎城被囚十二年以至被害于不问，其曲笔可鄙，全可知矣！

蒋介石与地下代表

——从王世杰呈汪精卫密件说起

我曾在“千秋评论”第十期《文星围剿卖》里，写《谁是卖国者？》公布了王世杰的一封密件。密件中他对张九如说，他很想到张九如家“长谈”国共关系、中苏谈判以及“大陆沦陷原因”等真相，“唯为国家利益，世杰守口如瓶已二十年于兹，即令会聚，弟我亦病不能自由发表耳。”可见王世杰在蒋介石的高压下，已经噤若寒蝉到何种程度，——他已经成为蒋介石的精神俘虏，一点真话也不敢说了。

但是，细查王世杰从政以来的案底，发现他在成为蒋介石精神俘虏以前，倒有过精神上投诚汪精卫的过渡。我收集到一件半世纪前由王世杰亲笔改过，并写上“谨请汪先生核定”的密件底本，全文如下：

谨请汪先生核定

节略（极密）

一、今后对日外交似可立以下方针：

甲、对日不为激怒之举动或言论。

乙、对于无关重要之事项虽不妨为权宜之措置，但对于一切含有直接或间接承认满洲国之危险以及他种关系主权之事项，绝不让步。

丙、对乙项方针宜常有坚决表示，以杜日方侥幸觊觎之心。

丁、必须假想敌方于最近期内对于华北或华中，将为再度之武力压迫；因此，汪先生应与蒋宋诸公，切实会商，迅速对于政府安全、军事布置以及财政外交等事，极力准备，以免临事陷于屈服或崩溃之穷境。

戊、凡任敷衍日本工作之人，不宜在国防或外交机关居负责地位，以防因敷衍而轻为许诺，铸成大错，或因不能满足对方要求而失其机能；并防引起国民或国际之猜疑，减损政府之权威。

二、政整会之设立，本为应付特殊外交。特殊外交告一段落，该会即应力避对外活动。且华北全局现在日人极端威胁之下，任何华北机关或华北当局，均不便另对外活动；否则徒为日本开方便之门。故在汪先生方面，对于政委（整）会，宜取逐渐缩小权限之方针，对于黄膺白氏，似宜嘱其力避对外活动。

三、日本对中国之压迫，必将继续不断；此种压迫，无论出以何种方式，均将使吾国外交当局感受重大困难。倘政府领袖直当其冲，尤易陷于穷境。故汪先生绝不宜继续兼署外长，而须速觅外交部长之继任人选。外部宜交与无亲日色彩亦不受日本嫉视之人如颜惠庆等维持，根本方针自仍须秉命于政府领袖。

四、内政为根本问题，年来汪先生努力虽未著实效，然求治之诚亦为国人所深谅，今后似仍须在实效上着力。主要问题第一在求各省省政府之健全，以后各省改组必须辟举贤能，但不注重党内之关系，如此方能昭示大公而得各方之谅解，其不胜任者不论出于何方之荐举宜予拒绝；第二建设事业，务择其最要最急者，以全力援助到底，以期有显著之成就。

密件用毛笔写在毛边十行纸上，最后署名被涂去。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段。原稿说“政整会之设立，本为应付特殊外交。非真为整理政务。故特殊外交告一段落，即以取消为宜。且黄氏若继续下去，一则整理政务决办不通；二则韩于等与黄氏反目必愈甚，甚或内部先起纠纷；三则日方将常对黄氏要挟而使对日外交集中黄氏，为日本开方便之门。故在汪先生方面，对于政委会，宜取逐渐缩小权限之方针，对于黄氏，似不需预为之所，不必强予支持，至黄氏感相当困难时，即予转换工作。”经修改后，浓缩如上文。密件中一再提到的“黄氏”是黄郛（膺白），他是蒋介石的把兄，蒋介石透过他，直接取代政府中正式衙门——行政院外交部——的权力，等于是蒋介石私人的亲日代表兼卖国代办。黄郛在1933年5月出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就是密件中的“政整会”）委员长，跋扈独行，眼里只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根本目无行政院长汪精卫。试以1934年12月巧日高宗武的一封密电为例，以见当外交部反对亲日黄郛卖国时，黄郛的凶焊态度：

今日下午因对方〔日本代表〕仪我、柴山晋渴黄委员长，〔宗〕武恐黄公被其包围，故请求在接见二人以前，与武、麟一谈，5时半前往晋渴，至则黄公即大发其牢骚，谓中政会议讨论此事，对彼竟不通知，武设词解释。嗣谈及本题，宗武谓现在问题仅在第六行第一条，但此条关系甚巨，不能不争。黄公谓：柴山、仪我因此事迟迟不决，将于明日下午3时离平，若此案明日上午不能解决，必致决裂。宗武答以柴山赴申，别有所事，我已知之，仪我似无离平之意。黄公变色，谓不论如何，此事明日上午必须求一解决。今我以为对方所要求之“通邮由双方邮政机关行之”十二字，可以载入记录，并欲将东方民信局改为邮政代办所，有事我来担当，你肯否答应？两月以来，汝二人对我一切指示，概不接纳，今日之事，由汝自决，并请汝于一分钟内答复。宗武答以根本第一条关系全部，不能让可，名义问题，尚在其次。时〔殷〕桐声在旁亦变色，谓若连此点而不负责，何必天天来此多吵，经此一言提醒宗武，翔麟兄亦以面色相示，宗武始终不肯答应，黄公勃然大怒，起立高举右手，指宗武痛骂曰，汝真不够朋友！士可杀不可辱，宗武本欲与之理论，第以宗武此刻之一举一动，在在影响钧座与院座，考虑之余，最后只得将一切忍下，反强颜劝其不必动气。总而言之，宗武年轻识浅，不能当此重任，仰乞钧座即日另简贤能，来负斯职，宗武当即归受辱命之罪。此间当局对于中央训令，视若无物。国防会议之议决案，黄公骂为狗屁，〔李〕择一骂为不三不四的东西，桐声则谓所谓第三者云云，乃朱家骅等做官之办法，我人何必追随，且满口谓蒋先生主张如何如何。武对此事受命之初，完全本牺牲之精神，且抱定宗旨，对外努力折冲，对内排解误会，不图受此奇辱，力竭心尽。……

由此可见，黄郛这种地下代表代办不去，“徒为日本开方便之门”，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密件中强调：“对于政委（整）会，宜取逐渐缩小权限之方针，对于黄膺白氏，似宜嘱其力避对外活动。”密件中并劝汪精卫绝不宜继续兼任外交部长，因为这样子太没缓冲了，“尤易陷于穷境”。……综看密件全文，都是站在“亲汪抑蒋”立场上进言的，当时王世杰的身份是教育部长，他肯捞过界，“谨请汪先生核定”他的秘密建议，其用心之深，真不愧是九头老吏了！

1986年11月7日午

蒋介石、王世杰卖国

——谁是卖国者？从王世杰密件写起

1966年的二月里，张九如把一封王世杰给他的密件，影印了给我。原文如下：

九如兄惠鉴：

来示诵悉。尊稿亦已大致读过。

兄以七十高年撰此长文，且能作如此清晰之小字，精力之强，可以概见。世杰自付殊非适当作序人，故拙见与岳军先生同。世杰在毛泽东抵渝（卅四年八月廿八日）后虽曾与毛周晤谈一二次，但国共和谈期间，则因出席伦敦五外长会议，未克预谈，于当时经过，故亦未能深知。（九月四日世杰启程赴伦敦，十月八日始返重庆。）唯于当时气氛与环境则尚记忆犹新耳。对于国共关系、中苏谈判、以及大陆沦陷原因，世杰所知事实与拙见，或尚有足供吾兄以及政治史者参与之值，迟日彼此得便，当屈尊处长谈。唯为国家利益，世杰守口如瓶已二十年于兹，即令会聚，弟我亦病不能自由发表耳。手此

顺颂传祺

弟王世杰彦敬启五五、二、廿二。

这封信中所说为国家利益、守口如瓶二十年、不能自由发表等话，引起我很大的兴趣，我决定写这篇文字。

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王世杰信中所说”中苏谈判“，指的就是他以外交部长身分，在1945年8月14日签的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是从1945年2月11日雅尔塔协定来的。亲国民党的美国人乔治克里尔（GeorgeCreel）写道：

雅尔塔协定后，一直隐瞒着不让中国知道，也不征求中国同意，由此可以证明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对於这个协定的不光荣，并不是感觉不到。一直到了该年6月，蒋介石才知道已被当初曾经共申誓言的同盟国所出卖了。同时杜鲁门对于雅尔塔协定这件事，也一直到罗斯福总统去世后，方才知晓。

克里尔再写道：

杜鲁门总统未曾考虑的，也可以说是出于坦率的，在6月里送到重庆国民政府一个照会，告诉了中国关于雅尔塔公约的事情。在呻吟与绝望之声停止之后，任何人都知道事已无可挽回，除非向苏联讨取较好可能的条件，中国是被美国遗弃了，中国的悲哀是可想而知的，因比，宋子文不久便被派往莫斯科。

斯大林有如一只呑到金丝雀的猫，他不食变得很仁慈的。……

克里尔又写道：

中苏条约明显的承认蒋介石政府的合法，而且又明显的否认了中国共产党。不过苏联在条约里所提的担保都是空洞的，而中国所作的让步则都是具体而实在的。（《亚洲红祸记》，中央日报出版）

宋子文不肯签字

克里尔所说“宋子文不久便被派往莫斯科”的事，内中有一段插曲。当时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是宋子文，宋子文虽然是个误国者，但他知道这种条约是卖国条约。因为要：

一、承认外蒙古独立自治；

二、东北长春铁路的共同经营；

三、宣布大连为目由港，对于长春铁路直运苏俄及由苏俄直运出口的货物，免除关税；

四、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为海军根据地。

雅尔塔协定既然中华民国没有参加，在法律上自不受其拘束，不受拘束却签字，他无法向国人和历史交卷。最后，宋子文宁肯辞掉外交部长的兼职——他实在签不下这个字！

但是，这有什么用？你不做外交部长，有人来做，来做的就是王世杰。王世杰一上台，就签下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用牺牲外蒙右等方法，希图换取苏联四大承诺：

一、苏俄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二、苏俄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份，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份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三、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俄政府重申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四、在日本役降以后，苏俄军队当于三星期内开始撤退，最多三个月足为完全撤退之时期。

可是，事实上换得的却是苏联全盘的违约背信，换得的却是苏联军队在东北强奸、轮奸中国女人，换得的却是八十亿美金的劫掠与损失！……

在苏联违约背信的同时，中华民国的外交部，竟然还不知采取行动，还在“仍一向恪守其由此约产生之一切义务”呢①？1949年11月7日，外交部在《宣布与苏联断绝邦交之声明》里，透露了这一颟顸行径：

中国政府于1945年不惜重大牺牲而缔结中苏条约，原冀远东和平及安全得藉比奠一基础，因之虽苏联屡次违反该约，但中国政府仍一向恪守其由此约产生之一切义务。……

这种作风，岂不太贱了吗？事实上，明明是苏联从签约起就违约背信，外交部却从来不肯昭吿世界，直到被苏联耍得七荤八素之后，才在1949年在联合国提出控苏案。其实控苏的理由，早在4年前——1945年——就已成立；绝交的理由，也早在7年前——1945年——就已成立，但是为什么要那么晚、那么迟才表态呢？这种颟顸，古往今来的执政党中又有谁干得出来呢？除了蒋介石，王世杰又有谁干得出来呢？

孙科大喊上当

王世杰从苏联卖国回来，说这个条约可保中苏三十年的和平，要求顺利通过。1945年8月24日，99位国民党训政时期的立法委员，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集会，由院长孙科宣布：赞成的立委请起立的时候，95位站了起来，只有4个人反对。于是，国民党总裁、国民党外交部长卖国以后，国民党立法委员也卖国了。第二年，孙科在留美同学会讲《亲美乎？亲苏乎？》有这样的说话：

订此条约我们的损失已很大了，但能以30年友好条约的代价，在30年中让我们埋头苦干建设起来，则失之东隅，收之桑楡，也还值得。待30年后，中国强大了，收回损失，尚未为晚，用远大眼光研讨这个条约，所以终于批准了。（《中央周刊》，中央日报出版）

好个“30年”的“远大眼光”！何必30年呢？老毛子第一年就给了国民党好看。据孙科说：

照理日本投降后3个月苏联应践约撤退东北苏军，可是苏联借口交通困难，要求展期到1946年5月初撤退。撤退时日本在东北苦心孤诣的工业设备，全为苏联搬走。据《世界报导》杂志称：德境苏军占领区苏方搬走的东西价值20亿美金，在我东北搬走的价值达80亿美金，超过德境3倍。中国只得像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中苏友好条约商谈时，口头上曾谈到东北设备而未明文写下，现凭什么交涉？苏联却振振有辞，他们说这是我们的战利品啊？

去年我们派兵接收东北，照理苏联应予襄助，但竟阻我军在大连登陆。苏方认为大连系商港，军队不得登陆，今请看香港，香港亦为商港，为何可以军队登陆，而独大连不能，令人大惑不解。东北有日本关东军50余万，复有100多万伪武装储藏，都已交苏联，苏联都将此武装设备双手奉给中共。友好条约是要与国民政府友好，不是与中共友好，要帮助中国国民政府，如今却帮助中共了。

孙科又说：

为了免起纠纷，中国在国际坛坫上往往不说话，但到紧要关头还懦懦不言，岂非吃了大亏，人家还不知道，俗谓“有理不怕太太公”，我们有充份的理由，为什么做哑巴？譬如国军不准在大连登陆，理曲在人，理直在我，我们为何不说，友好条约“友好”在哪里？我们为何不说？

既无知又无能又无胆又死爱面子

为何不说？因为蒋介石、王世杰即无知又无能又无胆又死爱面子。这一心态，《自由中国》一篇社论——《乘中苏条约废约的机会论我国外交的心理基础》曾经点出了一部分：

当时政府签订这样一个条约而竟在国内未尝遭逢丝毫阻力，却是一个比签约这件事本身都更大的一个不幸，这显示得中国是甘愿出此；这把对订约有关的其它国家的道义责任，轻轻的给解除了。

我国政府的错误，不在签约，而是在签约之时没有设法取得与签约有关国家的保证。谁都知道，苏军进入东北，是由美国罗斯福总统邀请来的。而中长路与旅大的特殊权益，正是苏联所要求的出兵代价。罗邱斯三巨头在雅尔塔会议时，不征得我国同意，就把这些条件都讲好了，他们是拿既成事实来强迫我国政府接受，……美国英国希望我们承认这个既成事实，我们自有权提出要求，使美国英国保证苏联所取得的权益，应以条约所规定者为限，一经轶出范围，美国英国应负予以阻止的义务。

但我国政府当时竟没有这样作。为什么不？理由是难解的：一定要找寻理由，似乎仅仅是由于一种古怪的心理因素在那里作祟。我国当时在国际上已成为五强之一，而我们正充分陶醉于一种自我满足之中，一个强国而要另外几个强国来予以安全保证，那是在面子上看不过去的。中苏条约之订立，明明是被动，我们偏要把它说成主动；它明明与雅尔塔密约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我们又偏要把这种关系隐瞒。于是，对订约以后的一切发展，美国英国就显得丝毫没有贵任了。

从条约订立起以至大陆整个沦陷为止的那几年间，我们的对苏政策，是非常奇怪的。中共的军事力量，是因为获得了苏联的支援而长大，我们却偏要把对共党的斗争称为“戡乱”，坚持此为一纯粹的内部问题，并且尽量掩饰其国际背景。苏联不遵守条约的事实，我们从来不愿向外国发表，我们与中共为敌，却还要把苏联认作“友邦”。……

《自由中国》的结论是：

我们感觉危险的是：这一种“打肿了脸充胖子”的心理错综，可能至今仍有残存。过分的自大与过分的自卑，均无是处，这都会使我们的心理反常，行动反常，因而难以在政策上把握正确的路线。我们过去坚不承认我们的问题为国际问题的一环，因而吃了大亏。今天，在吃了大亏之后，总应该认识得更加淸楚了。

但是，事实上上当学乖了吗？那可不见得！《自由中国》以为提出废约是表示了什么，其实表示的，还是老套，还是“过分的自大与过分的自卑”。这种情形，从废约的时间上看，就可以了解了！1953年2月20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向国会要求通过废止二次大战的秘密协定，三天以后，台湾这边就废了约。1953年2月24日《新生报》载：

我废止中苏条约具充份法律根据

根本无需与他国商琰，沈昌焕答复记者询列

〔本报讯〕政府发言人沈昌焕昨（廿三）晚答复记者询问时，断然否认我国废弃中苏友好条约之决定，系与美总统艾森豪元月3日向美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有任何关联。沉氏强调这是我国的主权行为，“这是我国自己的事，纯粹是中国政府自己的决定”，根本不需与美国商谈。

这样会配合又这样会说话，除了证明「“过分的自大与过分的自卑”以外，还能证明些什么呢②？

不懂近代外交史

在上面这种即无知又无能又无胆又死爱面子的心态里，最叫人惊讶的，是蒋介石、王世杰的无知。蒋介石、王世杰认为同苏联签约，可对苏联有个约束，这是完全不懂近代外交史的。因为在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前，苏联至少已有过这么多违约背信的记录：

一、1925年土苏互不侵犯条约，在1945年宣布废止该条约。

二、1926年阿富汗苏联互不侵犯条约，在1940年逼阿富汗割让领境边土。

三、1926年立陶宛苏联互不侵犯条约，在1940年兼并立陶宛。

四、1927年伊朗苏联中立条约，大战后拒绝自伊朗撤军。

五、1928年非战公约，在1929年侵入中国东北，重占中东铁路。

六、1929年苏联郑重宣布反对战争，并与爱沙尼亚、立陶宛、波兰及罗马尼亚就此事签订草约，在1939年攻击波兰，1940年占据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

七、1932年芬苏互不侵犯条约，在1939年侵入芬兰。

八、1932年爱苏互不侵犯条约，在1940年并吞爱沙尼亚。

九、1932年拉苏互不侵犯条约，在1940年并吞拉脱维亚。

十、1932年波苏互不侵犯条约，在1939年占领波兰。

十一、1933年苏联签署反对侵略芬兰、南斯拉夫和土耳其公约，在1939年侵入芬兰，1941年与南斯拉夫断绝邦交，1945年废止土苏互不侵犯条约。

十二、1935年法捷苏同盟，在1939年未援助捷克抵抗希特勒。

十三、1936年与外蒙古联盟，假借联盟渗透外蒙古，到了1945年，外蒙完全丧失自主。

十四、1936年不干涉西班牙内战委员会会员，在同年以武器及军用物资运交西共。

十五、1937年中苏互不侵犯协定，在1945年劫掠中国东北工业设备，并不撤军。

十六、1939年立陶宛苏联联盟，在1940年并吞立陶宛。

十七、1941年南苏互不侵犯条约，签约后一月即断绝与南斯拉夫外交关系。

十八、1941年苏日中立协定，在1945年攻打日本。

十九、1942年与伦敦的波兰政府联盟，在1943年支持卢布林傀儡政府而破坏该盟约。

二十、1942年英苏二十年互助条约，在1955年毁约。

二一、1942年英国伊朗苏联三国联盟，在战后拒绝自伊朗撤军而破坏该盟约。

二二、1943年捷苏同盟，在1948年支持政变使捷克成为傀儡。

二三、1944年法苏互助同盟，在1955年毁约。

这么多违约背信的记录，除几次有待1945年以后正式证实者外，至少有十八次以上，都在签订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前违约背信在案。有这么多次前科的国家，居然还同他“友好同盟”，这岂不太无知了吗？

何况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已同苏联订过一个《中苏互不侵犯协定》，第二条中明说：

惝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

但在1941年3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访问德国之后，访问苏联。苏联外交部次长在3月27日对国民党驻俄大使说：“斯大林接见松冈，是纯礼貌问题。”4月11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对国民党政府说：“苏联不为自己而牺牲友邦的利益，苏联政府对松冈是照例招待。”但是《苏日中立协定》竟在第3天——4月13日公布了。1941年违约背信如彼，居然1945年还同它签约如此，还要相信它如此，蒋介石、王世杰这种人的智商、大脑与骨气，可真太有问题了③！

不知人间羞耻

王世杰1945年拆下的这个烂污，害得蒋廷黻在1949年替他擦屁股——绞尽脑筋，去进行控苏案。这就恰像1879年（清光绪五年）崇厚跟俄国人订的误国条约一样，害得1881年（清光绪七年）由曾纪泽替他擦屁股。中国人真倒霉，在对付老毛子的问题上，老是碰到庸吏误国，并且王世杰这一次，又不知比崇厚要混帐多少！就误国观点上而言，北方人到底比不上南方人也！

蒋廷黻在《三年控苏的奋斗》一文里，有这样的评论：

关于民国34年（1945年）8月14日中苏签订的条约和换文，我一认真研究，就感觉诧异。这个条约与五十年前大淸帝俄同盟条约太相同了。

条约及换文，就全体看起来，是极有利于苏俄的，简直可说是片面的、不平等的。苏俄如严格遵守这条约及换文，于苏俄只有利而无害。任何公平的研究员，不能避免这个结论。

所以，结论是，王世杰罪浮于崇厚之上。但是即使在腐败的满淸政府，当崇厚拆了烂污，都要拔去花翎、革职锁拿、下狱论罪；但是国民党政府的王世杰呢？却一路官运亨通！他不但一身同肩党（中宣部、青年团、监事会、中训团）政（参政会、中央设计局）军（参事室）七机构之首长或幕僚长重任；并且自外交部长而总统府秘书长、而中央研究院院长、而“世仰高贤”（这是国民党《中央日报》所登郑彦棻的肉麻话）而死！卖国者有此恩宠，真不知人间是非何在、公道何在了！至于蒋介石卖国后活得更神气、死得更风光，当然更不消说了！

整天朝国民党送秋波的“海外学人”许倬云，在《追念王雪艇先生》中说：

中国在无可奈何的情势下，不得不签订中苏间的新约。明知这是丧权辱国的条约，没有人愿意挂任签约的任务。但是国家在那种情势下，此约又非签不可。雪公忍辱负重，毅然出使，不仅任劳，而是为国任怨。天下事，任劳易而任怨难，也只有仗这份问心无愧的书生本色，他才能吞下这口难忍的内心伤痛。这番国之大臣的苦心不是一般血气愤张的虚矫之辈能了解的。（《传记文学》第39卷第4期）

这种肉麻的谀词，还说是“书生本色”，真使我们感慨：他们不但不知人间是非、不知人间公道，甚至不知人间羞耻为何物了！

不知“军阀”爱国

许倬云谈“国之大臣的苦心”，他可愿想想一个故事吗？那个故事，就是“军阀”收回外蒙古的故事。1919年，外蒙古闹独立，“军阀”徐树铮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决定派兵入蒙，于是以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资格，亲自摆平，前后花22天，不费一兵一弹，完成了收复外蒙的工作。他的功业，引出了一段公论。据他的儿子徐道邻在《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里说：

先生到京之后，除了向政府报告，还有电报报告在上海的中山先生（11月24日），中山先生也有回电庆贺他的成就（26日），内中有下面这几句：“比得来电，讫知外蒙迴心内向。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淸季世，四裔携贰，几于日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归，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忻鼓舞者也。”

徐树铮因为不是国民党，国民党中有些持“非我族类”观点的人，就感到这个贺电太肯定别人了，不高兴。据《国父年谱》：“中山先生这个贺电，还引起了党人（凌钺）的抗议。中山先生批覆：‘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④

“公论自不可没！”这表示出真正爱国者的与国同休戚、真正爱党者的与人为善，这种公道与胸襟，实在值得学习、值得反省、值得做为榜样。但是，事实上，国民党不但整天骂“军阀”，还骂“军阀”卖国，这真未免血口喷人了！因为远在1912年，国民党就知道外蒙古的重要，戴传贤主持上海《民权报》，就在“蒙古去了”一中，警告“若犹梦梦也，则蒙古非我有矣！蒙古去，而中华民国亦随之去矣！”可见国民党深知外蒙古绝不能丢。外蒙古由“军阀”手中收回，国民党却不知“军阀”爱国；外蒙古由国民党手中失去，国民党却反骂“军阀”卖国，天下还有比这更滑稽的“公论”吗？

33年来，在这岛上，许许多多标准都被摧毁了，其中包括是非标准、公道标准、正义标准、历史标准、人格标准、学格标准。……蒋介石、王世杰卖国的例子，和他们卖国以后还在台湾这样风光、这样横行、这样若无其事、这样生荣死哀，在在都证明了这些标准被他们摧毁的彻底与严重。林肯说“你可以欺骗多数人于暂时，你可以欺骗少数人于永久，但你不能欺骗多数人于永久。”33年了，多数人已不再暂时，少数人也不再永久，让我们不再被骗，追求真相，把多数人带入永久！

1982年5月14日，在比外蒙古小44倍的台湾岛上写

1997年10月11日稍加订补。

①签订卖国条约后两年——1947年5月22日，王世杰在国民参政会报告，还说：“关于中苏关系，中国政府在过去一年中，系依照参政会之决议，努力求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严格履行。”还说这种傻话呢！

②邵毓麟在《奉派驻韩外交代表又无疾而终》里，透露了当时的真相，原来如此：

1953年2月25日，报载艾森豪总统曾对美国国会，正式否认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存在。我当日上午请见蒋总统，面陈：“我国在联合国大会所提‘控苏案’，大会仅决议苏俄并未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未予惩处。实则苏俄利用雅尔塔美俄英秘密协定，既逼我签订中苏条约，又凭此约，占领东北，协助中共，使我大陆沦陷。过去我为顾虑美国关系，迟未采取行动，如今美国总统既经公开否认雅尔塔密约，我实应立刻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昭告国内外人士。”蒋总统听了连说：“很对，很对，就请你立刻去告王秘书长办理。”我到王秘书长办公室，说明奉论经过，王秘书长听了，即时笑逐颜开，我似乎感觉到这是他第一次对我如此客气，受宠若惊。这也难怪，因为他是中苏条约的签约人，曾因朝野人士不谅，一再指责，深感无法交代，如今我这主意，至少可以代他洗刷一时。他一面说：“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一面电邀叶外长立刻前来会谈。就这样，在当天下午，由外交部发表声明，正式废弃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传记文学》第31卷第6期）

③当苏联与中共交恶，苏联公布了违约内情后，1967年11月4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居然还有王世杰置身事外似的谈话：

苏俄政府罔顾道义，绝不尊重国际条约，王世杰促自由国家当心受骗。

〔本报讯〕我国前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博士昨日指出：苏俄政府见利忘义，罔顾国际道义，随意撕毁国际条约，久已成性，因此自由国家必须提高警觉，不可受其欺骗。他是由于9月初莫斯科电台广播中透露，二次大战终了，苏俄不顾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支助共匪造反一节，而发表上述谈话。

今年9月3日和10月4日，莫斯科电台华语广播一再声称：苏俄为支持共匪，曾于中日战争刚结束的时候，在中国东北给予毛匪泽东以大量的式器，并列举武器的种类与数量；广播中并称：苏俄派兵前往东北，其目的是在阻止中华民国军队进入东北，与扶助毛匪泽东造反，而将日军缴交大批武器给予共匪，并与共匪合作，攫取政府军的重要据点。

据本报记者获悉：我前外交部长王世杰，日前曾与美国国务院哈里曼通讯讨论此一广播。由于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磋商时，哈氏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曾间接预问该条约商订之事，哈氏见该广播稿后，亦极愤慨。据外电报导，美国国会已于日前经议员提议，将此广播列入国会纪录。

本报记者於昨日访问王世杰博士，请其发表意见。他表示：第一、此事充分证实当时苏俄主持该条约谈判之斯大林、莫洛托夫等，绝对不顾国际信义，不尊重条约。因为俄方曾向我政府代表声明，决不以军器或其他物资援助给予中共，而只能以此种援助给予国民政府，中苏双方并曾将此项声明，作为换文，列入该条约。第二、此事证明毛匪泽东的中共伪政权，完全由苏俄一手造成。第三、现时苏俄当局自行宣布其违弃条约之事，而毫无惭疚，显示现时苏俄当局不顾信义，视条约为可自由唾弃之物，其与斯大林、莫洛托夫无异，自由国家应接受此一教训，毋轻易与莫斯科觅订任何新约。

其实，该受“此一教训”的，不是别人，而是贵党诸公啊！这种后见之明，这种对别人的提醒，岂不太滑稽了吗？

④凌钺原件如下：

中山先生鉴。不通音问，三月于玆。前阅上海香港各报，报载上月宥日先生与徐逆树铮电信。全文披赞未竟，毛发俱悚，始疑奸人伪造，淆乱听闻，继乃确切证明，实难缄默。查徐逆犯卖国大罪，久为天地所不容。先生居造国首功，正为海宇所同钦，人格比较，相差天渊。今日与之通讯，钺即认为失当。先生大度包容，以为彼能侮罪，当然予以自新。要知徐逆人面兽心，举北京之老妓官僚，尚难逃其术中。巧电蒙古情形，以钺察其用意，系施狐媚技俩，破坏吾党威信，掩盖彼等罪恶，藉此夸耀国人，曰汝等诬我卖国，试看国民党孙中山先生，犹比我为陈汤、班超、傅介子之流，汝等尚有反对之余地耶？果尔，汝等非爱国也，直乱党耳。执此心语，质诸徐逆，亦当不寒而慄。故钺敢断言曰：徐致先生巧电者，为诱先生覆电也。先生之宥电一到，徐逆之贼胆愈大，在先生认为可与为善，在徐逆恃为卖国奖证。钺洞烛徐逆之肺肝，特进先生以忠告，勿为群小所煽惑，直接通讯于敌人。钺素性刚直，论私交为先生之良友，论公益为国民之代表，不忍教先生节操无形丧失，民党旗帜中途变色，自此以后，凡遇贼徒来电，均宜置之不理。并请揭载报端后加按语，如是对待则奸计无由得逞，而吾党之铁壁铜墙不能乘隙而入矣。拙见及此，即希采纳。众议院议员凌钺叩，佳。

蒋介石的“公民投票”卖国学

——再论谁是卖国者？

我在《千秋评论》第十期发表《谁是卖国者？》揭发国民党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事。当时签这卖国条约的是外交部长王世杰，在签约之前，先经宋子文、傅秉常、蒋经国、胡世泽等在苏联洽谈细节。据国民党御用史家、并且看过国民党秘密档案的梁敬錞在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与其内幕真相》所述，宋子文告诉斯大林：

任何中国政府均不能割弃领土而存在，尤以国民政府自孙总理起，即向全国人民灌输领土完整之观念，更不能割弃外蒙古。且外蒙古如可割让，西藏问题，必立继起，英国如控西藏，对苏亦有不利。斯大林对此虽似同情，但谓不妨先立密约，俟日本投降后再行公表。又谓外蒙乃苏联西伯利亚之防卫线，如外蒙是中国领土，苏联势必不能在彼驻兵。宋子文以事逾训令范围，必须先向蒋委员长请示。

为什么要“请示”呢？

为什么要请示呢？因为宋子文他们抵苏之前，还不知道问题的关键在外蒙古，梁敬錞说：

对苏交涉方针，在子文离渝以前，中国政府本已议有宿案，当时众意所集，多谓谈判难关，将在租界Laees与优越利益Eminentinterest之两点，外蒙问题拟不置议，此与苏联“维持外蒙现状”之要求尚非正面枘鎜，或易就绪，遂未深筹对策，今僵局发生，乃在外蒙，故子文散会后，即将外蒙交涉提出三种意见电渝请示：(一)准苏联在同盟期内，驻兵外蒙。(二)予外蒙以高度自治，并准苏联驻兵。(三)授权外蒙军事内政外交自主，但不得脱离宗主国。

但是，外蒙古问题出现后：

宋子文久候训令不至，乃请蒋经国先生径谒斯大林，作会外接洽，在斯（大林）、蒋（经国）谈话中，斯大林虽承认中国实有不能割弃外蒙之理由，但仍持其保卫西伯利亚之观点，不肯让步。又谓：中国无力驱逐日本，既要苏联帮忙，自应接受苏联之要求。凡此强横之论，固皆不足重述，但下列数语，则美国今日，似应加警惕，斯大林说：

老实告诉你，（指经国先生）我要外蒙古，是基于军略上的观点……，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断，俄国就完了，……你说日本和中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

这第三个力量是谁？经国先生追问，是不是美国？斯大林朗然回答“当然”。

梁敬錞写道：

斯大林之真意，虽已探明，而重庆之新训令迟至四日仍未到达，宋子文似因无法再缓，乃即以其上述“高度自治”之办法，提出第三次会谈。

第三次会谈，为7月7日，时间自下午11时至11时45分，宋子文指出原协定只有“维持外蒙古现状”之文，并不承认独立之说，斯大林谓曰：外蒙今日，已是“人民共和国”，故其现状，即是独立。宋子文提出中国愿畀处蒙以高度自治之地位，使其军事外交方面，可以自主订约。则苏联尽可与外蒙订立驻兵之约，以达其防卫西伯利亚之目的。斯大林仍不可，且出示中苏同盟条约草案四种，一为友好同盟条约，一为中东路南满路协定，一为旅顺大连协定，一为外蒙独立宣言，宋子文以外蒙独立，尚未同意，不能讨论宣言，斯大林以外蒙独立宣言如不解决，中苏盟约，无从讨论。双方辩难，至为炽烈，如左：

宋：外蒙问题，吾人已有现实之建议。

斯：此建议并不现实。

宋：自我政府视之，则属现实。

斯：然则吾人未能同意。

宋：此为予所接到之训令。

斯：容吾人于此结束。

宋：阁下不能了解吾人之立场，至为遗憾……

斯：阁下不能了解吾人之立场，亦至遗憾，容吾人到此为止。

显然的，斯大林态度强硬，明着告诉老K，你不卖国，一切都免谈！

并没有要你卖这么多！

在这种情况下，老K终于示弱了：

蒋委员长于7月4日接获宋子文3日第二次谈话报告后，5日返渝，6日召集高级幕僚，盱衡全局，通筹审议，当晚发出训令，其电文要旨如次：

(一)外蒙独立问题，须待我国国内真正统一，领土主权真正无缺，行政真正完善，始能考虑。

(二)苏俄如能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支持中国之割据，不鼓励新疆之叛乱，则

(三)中国政府愿意自动提出外蒙独立议案经外蒙公民投票许其独立，但此宜俟抗日胜利后，始能办理。

(四)大连应为自由港，旅顺应作中苏共用军港，铁路干线，应有中苏共营，但管理权仍在中国。

电中谓“此系中国最低之期望，如无切实保障，则牺牲无益，即可相机中止交涉，先行回国，俟报告后，再复苏联”辞意坚决，嗣后又于7日续发两电，均同此旨，并有此是一劳永逸之指示。

照老K的自圆其说说法，外蒙古独立是因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私下答应了苏联，以致不得不屈从，但是，照梁敬錞所说：

外蒙独立所以成为问题，系由于“维持现伏”一语之解释。此解释罗斯福与斯大林便已不同。罗斯福面请魏道明大使转告蒋介石，谓在维持外蒙现状之下，中国仍有宗主权。

可见美国并没有要你卖国卖这么多！据王世杰、胡庆育《中国不平等条约之废除》。有这样一段：

雅尔塔协定规定：“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应予保持”。我方认为这只是申明当时的情势：即蒙古自称独立，中国中央政府没有承认，中国对蒙古的宗主权仍然存在。可是斯大林却坚说“现状应予保持”几个字放在括弧里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一名词之后，其意义乃系外蒙的“现状”即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保持“现状”即是保持外蒙的“独立”地位。谈判开始时，我方坚拒承认外蒙独立，斯大林则以外蒙问题如无法获致解决，则条约不能订立相要挟。嗣我方以外蒙问题既为中苏关系症结之所在，为中苏共同利害与永久和平计，我在原则上承认外蒙独立，但须：(一)由外蒙人民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其愿否独立；(二)俄国声明尊重外蒙独立；(三)应明白划分外蒙与中国之边界，以杜纷扰。关于疆界问题，我方最初主张以丁文江等所绘外蒙地图及1926年苏联旧图之边界为界线，斯大林表示不能接受，亦不愿于换文中作任何关于疆界之声明，我方坚持，苏方让步，并决定“以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可见老K当时明明也“认为”中国至少有宗主权。由此反证，老K卖国连宗主权都给卖了，显然是杠上开花式的卖法，如今怪老美，但老美并没要你卖那么多啊！

官样文章出笼

老K既然“愿自动提出外蒙独立议案经外蒙公民投票许其独立”，剩下的问题，就是官样文章了。官样文章可分两类，一类是国民党政府对苏联的，一类是国民党政府对中国人民（包括外蒙古人民）的。

在国民党政府对苏联方面，首先有所谓《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照会》，全文如下：

部长阁下：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8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本部长顺向

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西历1945年）8月14日

王世杰（签字）

官样文章去后，苏联有所谓《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照会》，全文如下：

部长阁下：

接准阁下照会内开：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独立，即以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8月14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上项照会，业经奉悉，表示满意，兹并声明苏联政府将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

本部长顺向

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世杰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8月14日

西历1945年8月14日

莫洛托夫（签字）

老K明明出卖了外蒙古，却说“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其谎言无耻，真是中外罕见。

如此参观

在国民党政府对中国人民（包括外蒙古人民）方面，另一类官样文章是如何完成“公民投票”假戏的，以便使国民党得以卸卖国之责。演出这幕假戏的国民党代表是雷法章。据1957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名人传之四》，雷法章“湖北汉川人，生于民国纪元前九年，民国十二年，毕业于华中大学文学院教育系，旋即应聘入天津南开学校服务；廿一年，转赴青岛教育局局长，在职六年，建树良多。廿六年，抗战军兴，先生开始随军转移，从事敌后工作，初任山东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继又调兼民政厅厅长。卅一年，改任农林部政务次长。卅三年，调任内务部常务次长。抗战胜利后，转任渐江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卅七年，又调任考试院秘书长。四十一年六月，复膺特命，出任铨叙部部长，以迄于今。”雷法章当年被派到外蒙古去“参观”时，他的身份，正是内政部常务次长。

1981年3月，雷法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奉派赴外蒙参观公民投票之经过》，有回忆如下：

抗战胜利以后，中苏签订条约。政府同意外蒙古完成法津手续之后，允许其独立。而所谓法律手续，即是举行外蒙公民投票。至于投票之筹备与执行，均由外蒙当局，自行主持，政府不予过问。仅在举行投票之际，遣派代表前往参观。法章为政府派往外蒙“参观”公民投票之代表。而非“监督”投票之代表。监督者，有指挥纠正投票工作之权，并有判定其是否合法之责。而参观者，仅有观察其实际情况，详实报告政府之使命。对于投票工作之进行，并不能主动干涉。法章之任务，属于后者，且奉派之后，迭次晋见先总统蒋公，即当时国民政府主席。奉谕，代表政府参观投票情形，兼可考察外蒙政治社会情况，而不与外蒙当局，进行任何交涉。关于投票一事，只宜细心观察，但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关于外蒙古独立问题，则应促请外蒙当局，派遣代表团至渝，与我外交当局商定之，在居留外蒙期间，一切言语行动，务须特别审慎，避免发生任何枝节。法章外蒙之行，即在奉行此项使命。归国后所提出之报告，亦在上述使命范围之内，并无逾越。参观与监督不同，任务范围亦大有差异也。

政府遣派参观外蒙公民投票之代表，虽为法章一人，而奉派与法章同行赴蒙者，尚有十一人。居留库仑六日，实地参观投票情形，并考察外蒙各种事业情况。归国之后，编制报告，赍呈中央。该报告共分四节，都六千言。一为在外蒙古工作概述，二为外蒙古公民投票情形，三为在外蒙古各种参观情形，四为参观后之感想。内中对外蒙当局甘受苏俄诱骗，而不自觉，以致背叛祖国，附庸苏俄，以及苏俄对于外蒙施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控制外蒙政权各节，叙述颇多。因苏俄侵蒙，人所共知，法章赴蒙参观，所得实际认识尤为深切，据实报告政府，乃责所应当，焉能有所忽漏。

关于公民投票情形，除详细报道其办理之程序、方法、与手续而外，并特别指陈“其办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且甚严密，乃显然之事实也。”及“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字方式表示赞成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故此项过程，纯系掩耳盗铃之举”等语，报告中央。至于当年政府公允许外蒙独立，系根据中苏条约之规定，事关政府适应当时国际情势之最高决策，初非依据法章之报告，而所作之决定，事理甚明。因原报告系属秘密文件，政府始终未予公布。是以除外交当局外，鲜有知悉其内容者。

苏俄侵略外蒙，而又欺骗世界，迫使我国承认其独立，本为一复杂万端之国际大事。政府当年抱定忍辱负重之宗旨，从权应变，实具有重大苦心，不容否认，法章奉命之后，深感责任艰巨，不敢稍有错误。在蒙时慎重将事，归国则忠实报道。唯除书面报告政府，并口头备供咨询外，对外未发表任何谈话，或书面声明，藉保机密，即如中央大学与中央政治大学，曾数次邀请，作公开讲演，均经婉谢。而奉最高当局面谕，预定在中央纪念周之报告，亦未果行。……

雷法章又说：

回忆法章从政，逾二十年。忠党爱国，笃实谨慎，为生平素志，从未曾取巧亏职，自背良心。先是，主持青岛市教育，当九一八前后，推行爱国教育，不遗余力，差幸卓著成效。当地日本官民，竟目为排日巨头，攻击甚力，必欲去之而甘心，此为青市同胞所周知之事实。抗战发生随沈主席鸿烈，任山东省政府秘书长兼民政厅长，继并代理主席职务。号召青年，争取民众，从事游击战争，树立敌后政权，破坏敌人统治，日军竟悬赏伪币百万元，求购法章首级。其衔恨之深，可以想见。凡此种种，当足以证明法章忠于国家之事实。抗战胜利之后，奉派赴外蒙参观公民投票，深入塞外不毛之地，代表政府办理此一忍辱负重之历史任务，体念国家付托之事，安肯违心论事，丧权辱国，自毁历史哉？

苏俄强暴，举世愤恨。政府今日从事反共抗俄，胜利在望。光复大陆之后，拯救名存实亡之外蒙古，当为急要之图，惟是已往史实，本有其时代背景，非可一笔抹杀。法章确信当年政府当局，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之自尊心，与保存民族光荣历史之自信心，远在任何爱国志士之上。然所以必采断然处置，允许外蒙独立者，当有其万不得已之理由与苦衷，非局外人所可了解者，吾人信仰领袖，拥护政府似已勿庸于再议。法章才识谫陋，谬膺政府派遣，曾为参与此重大国事有关事务之一员，鉴于当时情况，难以得人了解，易生误会，用为说明实际情况于上。

奉命谕，不吭气

雷法章这一回忆，令我们长了不少见识：

第一、在“公民投票”结果公布之前，外蒙古是中国领土，外蒙古人民是中国人民，在“完成法律手续”之前，自然当受中国政府管辖。中国政府派中央大员去，理该是“监票”，怎么可以是“参观”？“投票之筹备与执行，均由外蒙当局，自行主持，政府不予过问。仅在举行投票之际，遣派代表前往参观。”这叫什么话？

第二、雷法章说“奉派之后，迭次晋谒先总统蒋公，即当时国府主席。奉谕，代表政府参观投票情形，兼可考察外蒙政治社会情况，而不与外蒙当局，进行任何交涉。关于投票一事，只宜细心观察，但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这又是奉命放水了。

第三、雷法章报告中已指出“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字方式表示赞成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故此项过程，纯属掩耳盗铃之举”等语，则所谓“公民投票”之说，在老K大员的眼里，也是不足采信的假戏，这一点自为老K所深知。深知而要瞒天过海，就只好封锁真相。于是：“因原报告系属秘密文件，政府始终未予公布。是以除外交当局外，鲜有知悉其内容者。”而雷法章“在蒙时谨慎将事，归国则忠实报道。唯除书面报告政府，并口头备供咨询外，对外未发表任何谈话，或书面声明，藉保机密。即如中央大学与中央政治大学，曾数次邀请，作公开讲演，均经婉谢。而奉最高当局面谕，预定在中央纪念之报告，亦未果行。”为什么如此？原因无他，老K要卸责，要骗中国人民，说外蒙古不是我要它独立的，乃是“公民投票”结果独立的。如今“公民投票”既是假的，则外蒙古独立失其依据。外蒙古不独立，老K就不能完成卖国的壮举了，所以只好一切遮盖。雷法章当然不也不敢吭气了。

“公民投票”大特写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中说外蒙古“公民投票”，四十九万合格投票人，参加者有百分之九十八，一致赞成独立，这一真相，雷法章在《中外杂志》发表《故国河山话外蒙——民国三十四年库仑视察记》，有大特写如下：

外蒙古的公民投票，是一件法律的滑稽剧，不仅外蒙政府自己知道，我们知道，甚至于世界各国又哪有不知道的呢？我们的论断，决不是主观的偏见，是有具体的事实与理由为根据的。第一、投票是公开的记名签字方式，投票者要当着办理公民投票的事务人员的面签字，谁敢签名在反对栏之中？即令鼓起勇气这样做了，难道不怕事后遭受严重的清算？在这种只有一条路可走的情况之下，人民便失去了自由意志，这是“控制”了人民的真正愿望。假如改用了秘密的无记名方式，其结果一定要改观。第二、外蒙人民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文盲，即以投票的四十八万多人估计，就有将近廿九万人是不识字的，已是投票人数中的多数。他们之中纵有坚定的意志要在反对栏中捺指印，但是不认识哪里是反对栏，只有听从事务人员的指示，在指定的一栏中捺指印。这些事务人员绝对不会尊重他们的意见，也绝对不会指示他们捺印在反对栏之中，结果他们是被欺骗着捺了一个违心指印而不能自觉。这是“强奸”了人民的真正愿望。假如改用别种易于辩识的方式，如赞成者用红票，反对者用蓝票，随人民的志愿去领用，则结果的差别一定很大。第三、人民如果反对独立，不敢公然表示，他却可以采取消极抵抗办法，拒绝前往投票。如果实际投票的人数不及应投票人数的半数，这个投票的结果当然无效。但是投票人的姓名，早已书写居投票簿上，并且编定了号数，全部投票人数早已有统计。来投票的人只给你一条“赞同”的路走，如果不来投票的则由事务人员在代你有赞同栏签上一个名字，轻而易举，毫无稽考，等于来一个缺席裁判，又有何不可？观乎投票人数的比例之高，这样情形的可能性，是不容漠视的。这是“伪造”了人民的真正愿望。假如不采取这种空白的公开记名签字方式，则投票人数比例很可能减少，所谓“伟大的行动”也者，可能就不够有“光荣的成就”了。外蒙政府偏偏非常聪明，实在也是非常惧怕，有些做贼心虚，惟恐投票结果发生意外的情势，妨碍了他们做苏俄附庸的机会，所以采用也上公开的记名签字方式。这种方式既有“控制”的作用作为基础，又有“强奸”机会可补损失，更有“伪造”的便利作为保障，最后才能完成自我陶醉的得意之作，揆其用心，也就实在可怜而可笑了。

“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

回想有关外蒙古独立谈判之初，据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曾有这样的回忆：

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上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斯大林）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个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我遂以私人资格去见斯大林，斯大林问我：

“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

我说：

“你应当理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复，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

“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败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蒋经国这段话是很能道出国民党的立场的，国民党清楚知道中国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中国的“国民”一定会说国民党“出卖了国土”，正因为有这一清楚知道，所以国民党要一切遮盖，想用“先立密约”、“公民投票”种种的方式，来达到他们既卖国又脱罪的目的。但是，正如苏联独裁者所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国民党辛苦多年的侜张为幻，最后还是落得个欲盖弥彰。连雷法章自己，在蒋介石死后，在信基督教走火入魔以后，都要小心翼翼的把内幕抖了出来，使我们恍然当时的一些真相。这真是“主耶稣”的“奇迹重现”了！（雷法章曾写《奇迹重现》一文，发表在《基督教论坛》，特此借喻一下。）

代结论

所有的文章都该有结论，这篇文章的结论，不比我来写了，我抄一段《蒋总统秘录》做为“代结论”：

尽管这个条约的缔结，并非出于中华民国之乐意，但是中国政府对它还是寄托着一线希望，就是说如果斯大林还能够在“道义”上尊重这个条约的话，则至少在亚洲地区它还能有二十年左右的和平保障。

谁知道，斯大林就在签署条约的同时，却已表现出毫不顾惜地毁弃这个条约的背信行为。

在8月9日佛晓展开攻击行动的苏军，迅速将日军压制；仅仅在两个星期之内，差不多已经占领整个的东北地区。苏联凭借了他的实力，造成了正中下怀的“既成事实”。

在苏军出动进入东北地区作战的那一天，中华民国以蒋主席名义对斯大林发出佩慰的电报，电文如下：

“贵国对日本宣战，使全体中国人民奋起……贵国的英勇部队在阁下的领导之下，清除暴虐纳粹势力，攻下柏林，带给欧洲和平。这一次贵国趁战胜余威，基于促进世界全面和平的观点，对世界的侵略者宣战……本人相信由于贵国压倒性的力量加入，日本的抵抗必会迅速崩溃。”

当然，电文的内容，只不过是“外交辞令”；而在内心，则由于从《雅尔塔密约》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交涉原委，未来的不安，是难以拂拭掉的。

“中国的存亡，外蒙同胞的祸福，乃至于东方民族的盛衰强弱，都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不得不满怀戒惧！”

这是蒋主席在9日夜晚的日记中，预感到将来的危机，而留下的一段文字。

一如预感，“世界全面和平”并没有来临！

1985年3月6日

蒋介石与康泽

——康泽殉难了吗？

1948年7月22日，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在记者招待会上做了一个重要宣布，据第二天的《大公报》，内容如下：

襄阳之战中，康泽殉难

邓文仪在记者招待会宣布

〔中央社南京22日电〕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22日于记者招待会席上答复记者问时宣称：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于襄阳作战中业已殉难。邓氏并称：津浦路徐州、浦口段铁路交通，一二日内即可恢复。徐州至开封、郑州间陆路交通，刻畅通无阻。

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长口中的康泽，在襄阳之战中真的“业已殉难”了吗？事实上，这根本是国民党的一厢情愿，1948年7月下旬的《新闻天地》中，很快的就有了报道：

康泽的下落

7月20日的晚上，蒋总统召重要军事将领餐叙。出席的有何应钦、顾祝同、秦德纯、林蔚、刘斐、萧毅肃、郑介民、李及兰、卫立煌、宋希濂等。席间，谈到了康泽中将的下落。据总统说，他所了解的康泽，是不会被俘的，很可能像张灵甫样的壮烈成仁。不过到20日还没有接到任何方面关于康氏下落的报告。直到20日，参加保卫襄阳的行政专员李朗星负伤突围，带着一千多青年学生，脱险的电报到了汉口，大家对于康泽脱险的希望，更是渺茫了。

这位在抗战初期红极一时的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长，抗战期中只能把他的天才发挥在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工作上，虽然他因和二陈一样，由于小组织的影响，受到社会一般的责难；但领袖的信任，却是永远不变的。胜利后，以考察经济的名义，游历欧美。回国后，最初由于没有出路，挺身竞选立法委员，后来到底雄心不死，壮志得酬，被派担任十五绥靖区司令官，保卫鄂北豫南；不幸到任不久，老河口即告沦陷；直到7月初共匪大举进犯襄樊，在康是布局未定，而匪是兵已渡河了。保卫战从7月7日展开，到17日上午9时，康氏发出坚守最后堡垒的最后一电，但上级的指示，是要守到18日以待援军。所以17日的夜晚，共匪新华社就宣布他被俘了。康夫人住在南京康的一个部下家里，痛哭三日不歇，而康的一般好友也为之太息不已。（戚巨英）

照《新闻天地》的报道，证明康泽并没有殉难，康泽是会被俘的，并且中共的新华社也在17日晚上宣布他被俘了！——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长的烈士形象的牛屄，已赫然破矣！

康译的身世

关于康泽的身世，《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三期（1981年9月1日）有扼要小传如下：

康泽（1904—1973）

康泽，字兆民，四川省安岳县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农历五月二十五日出生于邑之来凤场（又名双龙铺）。先世自湖南邵阳播迀入川，务农为业。其父早逝，赖母抚养成人。康原名代宾，有同胞弟妹各一人，弟名代岑（一名康健），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被中共捕杀，妹不详。

康泽幼年于来凤场就读私塾及小学。稍长，就读于旧制四年毕业之安岳县立中学，以家境贫寒，学杂费及衣服鞋袜均虞不继，得全校老师与同学支援，始克完成学业。在校四年八学期中，均以第一名冠全班。于安岳中学毕业后，因鉴于四川军阀横行，乃毅然投笔从戎。十四年，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受训，旋被遴选入俄国莫斯科孙逸仙大学深造。

十六年10月，由俄国归，应聘为中央党务学校训育员。十七年5月，任北伐军总司令侍从参谋。同年冬，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师（师长顾祝同）政治部主任。十八年11月，军中政治部撤销，改任总司令部宣传大队大队长，在职两年，曾参加中原大战及湖南剿匪战役。二十一年，任南京《中国日报》社长，与黄埔同学贺衷寒、滕杰、萧赞育、邓文仪等，在兼校长蒋公领导之下，共同致力于中国革命复兴运动，而以“中华复兴社”（简称“复兴社”）名于世。二十二年，任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负责积极组训民众、侦查匪情、协助部队维持军风纪、推动社会善良风气、防止贪污不法等工作。同年，兼中央军校特训班主任。二十三年年底，随贺国光主持之行营参谋团入川，任参谋团政训处处长，并率领别动总队同行，致力于四川各县市基层工作，一面打破四川军阀割据局面，一面监视川中一切恶势力之蠢动；协同剿匪，加强宣传。二十四年，兼禁烟总监部武汉缉私室主任。二十五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参与营救工作。二十六年7月，抗战军兴，中共倡言和谈、团结御侮，康氏奉命密与周旋，并任由共军改编之第十八集团军联络事宜。同年，兼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复兴社总社书记。二十七年，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武汉支团部主任、战时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三十四年，奉派出国考察第二次大战各同盟国家战后复员工作。三十六年返国。翌年1月应选为行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三十七年，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7月17日，因弹尽援绝，自杀未遂，卒为中共所俘，备受折磨而死。（万子霖有长文，记其死事之惨烈，刊于《政治评论》第三十一卷第四期）中共于六十二年春，宣布其死亡，计被俘达二十五年之久。据悉，中共曾判康氏死刑三次（未执行）、劳改十一次，卒年究为何年？何月？何日？何地？均不得而知。如以中共宣布其死亡之年计，即民国六十二年（1973），则康泽之卒年，应为七十岁（陈敦正稿。依据撰写《康兆民之生平与志事》，向康氏有深交厚谊之亲友所搜集之各种资料，浓缩而成。）

这篇小传中说康泽“任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的经历，是康泽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原来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重要一支是“复兴社”。“复兴社”又分三支，一支是贺衷寒系的“政训”系统，一支是康泽系的“别动队”系统，一支是戴笠系的“特务处”系统。康泽的“别动队”系统起源在南昌开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赣暑期研究班”，这班召集军官再加训练后，编入“庐山训练团第四营”（团长蒋中正、副团长陈诚、第四营营长韩文煥）。1933年10月，在庐山成立“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别动队”是一种武装特务部队，在战地工作时候，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口号，担任“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的工作，包括：一、推行保甲与清查户口，二、编成“剿共义勇队”，三、收容逃亡的地主恶霸，四、监视部队，五、促进新生活运动等。权势之大，可以想见。

康泽的炙手可热，延续到抗战开始，更是风光。抗战期间，国民党决定朝延安共产党八路军总司令部派“联络参谋”，派出去的，按照惯例和业务性质，是由军统和军令系统选定的，但是康泽却可以越过这一程序，派出了他的手下大将徐复观（那时叫“徐佛观”）！徐复观的特务黑资料，只此一项，就教我们一身冷汗矣！今天还把徐复观当宝贝、当自由学人来捧的混蛋们，“错把颜标认鲁公”，他们的无知妄作，可真令人又好气又好笑了！

激战中的襄樊

康泽在抗战胜利后出国考察，回来后，蒋中正要他做热河省主席，他没做，改到襄阳去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正好赶上襄阳之战。在这战役期间，1948年7月11日的《民国日报》上，以《激战中的襄樊》为题，分析大势如下：

激战中的襄樊

“湖广之形势，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方舆纪要》中曾如此说过。

狡黠的共匪，在豫东遭遇惨败之后，为了掩饰十万兵员的损失，偷偷的在鄂北襄樊又发动一次大战，根据前天的战讯，刘伯承匪部第十第十二两个纵队，正凶猛的扑到樊城近郊，与我守军康泽将军所部激烈搏斗。虽然据10日电讯报道我军为战略上需要已自动撤至襄阳，但我们相信匪军这次又必挫败，但静静的汉水却被这些魔鬼搅浊了。

一、樊城形势

汉水自东而西穿过陕南平原和鄂西山地后，匝接着豫南流来的唐河白河两个支流，陡然一转而南，向汉口方面投入长江的怀抱里。正在这个转折处，矗立着历史上的名城，河的北岸叫做樊城，河的南岸就是襄阳。这两个城正如汉口和武昌一样，是一而二和二而一的都市，武昌和汉口被人们唤作武汉，樊城襄阳也自然的被称为“襄樊”。

襄樊依山带河，复为交通孔道，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图经所谓：“襄阳居楚蜀上游，东瞰吴越，西控川陕，南跨汉沔，北接京洛，水陆冲辏，转输无滞。”由这几句话，也可看到它的雄胜了。平汉路未修筑以前，南阳、江陵、武汉、商南之间交通，均取道于此，三国时代曹刘之争，元朝忽必烈之侧击武汉，都以襄樊为重镇。抗战时期，李宗仁将军坐镇此间，屏障川陕，更造成辉煌的鄂北大捷。今天，中枢以文武双全的康泽将军戍守，更是说明它对于安定中原屏卫江南的重要。

二、匪军阴谋

做着渡江美梦的匪军，早对襄樊南阳一带视如眼中钉，如果皖西团队健在，襄樊又雄立于匪军背后，匪军是不敢也不能渡江的。

去年底，匪军已经插足荆、当、随、枣一带，实行三山连锁（武当山、伏牛山、大洪山），今年5月更拖得皖西地方团队疲惫不堪，且一度进入老河口，现在，为了掩饰豫东大败和廓清渡江障碍，而进攻襄樊，实在是谋之已久。共匪在这方面，有三个江汉独立旅，和孔匪从周两旅，及刘伯承两个纵队，国军则有八十五师久经战阵的吴绍周兵团，这一次大战一定是相当激烈的。

三、康泽将军

坐镇名城的名将，是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将军，康将军以组织见长，毕业于黄埔三期及莫斯科中山大学，北伐时代为第二师政治部主任，以后办理军校特训班及在南昌组织别动队，共匪畏之如虎。二十七年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将军任组织处长，对武汉保卫战帮助极大，战时策动敌后游击战争，厥功甚伟，三十三年青年从军运动中，将军任指导委员会主任秘书，办理井井有条，极得委座信任。胜利后，出囯考察军事，去年奉召返国，授以现职，在襄樊一带实行总体战，民众组训与作战准备办理极佳，相信此次战役定卜全胜。（本报资料室）

这篇分析说由于“文武双全的康泽将军戍守”、由于“共匪畏之如虎”，“相信此次战役定卜全胜”。可是言犹在耳，短短六天以后，康泽便以被俘闻了。

“郭莽子”装聋子

投共的马璧主持的《政治评论》第三十一卷第四期（1973年10月25日）上，有一篇万子霖写的《悼康兆民将军》，里面写康泽被俘的经过，提到这样的内幕：

襄樊保卫战，从三十七年7月1日开始序战，在双方备战时期，康将军的副手、副司令官郭勋祺中将，经常轻车简从（大都时候是单独一个人）渡河到樊城去“视察阵地”。但颇为奇怪的是戍守阵地的官兵却不常见到他的面。他到樊城那边，究竟跟哪些人接触，做些什么？不得而知。郭是民国初年，四川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与李家钰、陈鼎勋这批人是同学，他们这批人号称军官系，在四川军阀派系中是保定系、速成系以外的一个第三势力。他的资格相当老倒是真的。四川内战时期，他十足的是一员猛将，绰号郭莽子，与共酋刘伯承同隶老一军熊克武部，同任团长，谊属同袍，有相当深厚的交情。现在双方处于敌对状况，共党统战渗透的手段是无孔不入的，刘瞎子（刘伯承绰号，因为他只有一只眼）是否曾经透过某种关系，与郭进行联络，不得而知，只好存疑；有一点值得一提的，郭之就任这个副司令的职务，是十分十分勉强的，他公开的发牢骚，以他的资格、经历、战功，不应该再去做黄埔学生的部下。不过康将军很推崇他，双方相处得极好，襄阳保卫战从城守，到逐屋争夺，郭是尽了他的力的，没有丝毫放水的迹象，最后把康将军举枪自杀的手打下来，使康将军未能壮烈成仁，不幸而落得受伤被俘的也就是他，他是同时被俘，受刘伯承礼遇而释放回来的职位最高人。其次才是参谋长易谦、政务处长燕德炎等。

关于“康将军举枪自杀”，郭勋祺把康泽的手打下来的事，万子霖又写道：

康将军自杀的手被郭勋祺打下来，身负重伤，被敌人寻获后，是用担架抬出坑道的。因受重伤又中了毒气，人是昏迷的。这些碧血丹心的忠勇的事实，都是康将军身边的侍从人员，脱险归来，亲自告诉笔者，并经遍访有关是役的友朋查证实在的。民国五十六年4月在台北出版的湖北文献载有夏钦三先生忆襄阳一文，有云：“我们目击劫后城池，形同废墟。血流成渠，尸积如山，那一股强烈的血腥腐臭，真令人心软、鼻酸泪落！且城墙半倒、雉堞全塌，当我们到达杨家祠堂时，见康氏自杀的血迹犹在。……”足见此一战役的惨烈。郭勋祺被俘释放回来后，伪装耳聋，任何人问到襄阳战后的事情，他都用两手分指两耳，表示听不见，拒不作答。这位莽子，也是粗中有细的。

最令我们注意的，是郭勋祺被俘归来“伪装聋子”的事。这位将军为什么要装聋子？因为装了聋子，才可以做哑巴；做了哑巴，一切真相才可以按下不表，真相显然是不能说的！

“任太守”上吊

郭勋祺以外，另一使我们难明真相的，是另一内幕。据万子霖说：

襄阳是苦撑到三十七年7月17日弹尽粮竭，才陷落的。城郊保卫战的进行，十分悲惨壮烈。先是湖北第三行政区的行政督察专员李朗星，建议康将军突围转进。他的理由是：“你是第十五绥靖区的司令官，只要不离开十五绥靖区泛地，尽可选择任何有利的地方，利用任何城池、山岳、河川，保存战力，与敌周旋，不算是失职；对敌来说，你的目标太大，来自敌方情报，敌人对于你，志在必得，不惜下任何的赌注……牺牲十万人亦所不惜；你一突围撤离，襄阳城的压力马上减轻；我是地方官，守土有责，守城的任务，由我来负责。”李朗星是当地土著，地方情形熟悉，人缘极好，号召力也强，襄樊保卫战我地方团队先后奉征调或自动来参战的先是万余人，后来增加到两万两千多人，李朗星以及襄阳县长方殿甲的协助，不为无功。李朗星的建议，不是没有见地。可是，康将军基于对国家的忠诚以及自己的责任，断然拒绝了，城破之前，李朗星衣冠整齐的提了一只大皮包去见康将军，向将军表示“愿共存亡”，并慷慨大言：“从前史阁部（可法）在扬州殉国，扬州太守任民育是穿起整齐的官服，在知府衙门大堂上成仁的。今将军忠肝若铁石，朗星窃欲效任民育，俾他年与将军同传耳。”及至城破之日，李朗星把外面的“官服”一脱，里面穿的却是一套破旧的、前胸后背都绣有斗大的红十字的卫生队的标准制服，大皮包里面不是公文印信，却是一只救急药囊，纱布、药棉、红药水、阿司匹林，色色俱全，这位太守，就这样聪明的摇身一变杂在乱离的人群中，溜之乎也。大陆沧陷，李来台湾，住在台北县中和乡，见不得人，和他熟识的人间或开玩笑式的叫他“任太守”或“任民育”。外惭清议，内愧神明；加上家庭发生变故，结果几年前上吊自杀了！他这一吊，吊错了地方，如果不是中和乡而是襄阳专员公署的大堂上，其价值为何如？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古训，岂不信然。

万子霖这里说李朗星之死是“外惭清议，内愧神明”等，是有感于没在大陆殉难而上吊的。其实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又有谁殉难了？大哥莫话小弟，苟且偷生者，自封疆大吏到守土大员，人人皆是也、比比皆是也，又何能责人“吊错了地方”耶？

不死被俘，是不妥当的

正因为郭勋祺、李朗星诸公不是死守襄阳的烈士，所谓康泽“殉难”襄阳之说，也就最后证实是纯属子虚。

但是，事实既然如此，为什么国民党却要硬说康泽殉难了呢？这可说来话长了。因为这涉及国民党的基本意识形态。

国民党的基本意识形态是很复杂的。它包括了半吊子的中国传统经典思想，也包含了半透明的中国下层愚民思想，还包含了半瓶醋的西方和日本的近代思想。……它是这些思想的大拼盘，既半生不熟，又半新不旧。了解国民党，必须得就这些线索向上追踪，找出它的泉源，然后迎刃而解。不从这些线索下工夫，而想从皮相上豁然开朗的，是不可能的。为了证明我这种论断，我就以所谓“康泽殉难”为例，给大家说明一下。

国民党是一个打天下的党，它的天下从打斗中得来，得到后，为了保有天下，必然借助于一些“忠”的观念。对国民党不幸的是：在时代的巨变下，国民党还没建构好这种观念，它在大陆就面临了考验。“忠”在国民党的要求中，是临难死节。临难不死，是谓苟且偷生，不死被俘，是不妥当的。1949年，国民党逃到台湾，国民党总裁在阳明山庄讲《军人魂——一名革命军人成功成仁之要义》，有一段很沉痛的话：

我讲这一段话，我自己觉得非常惭愧，而且认为是平生最大的耻辱，想不到我们国民革命军的官长，尤其是高级将领，气节荡然，廉耻道丧，竟到了这种程度。大家知道：整个大陆这样广大的版图，就在去年不到八个月的时间，竟丧失净尽，这是何等可痛可耻的事！我们有三百万以上的大军，担任高级将领的不下数千人，在那种盗寇凭陵、大陆沉陷的大失败之中，而其能临难殉职、慷慨成仁的，竟只有杨幹才军长和廖定藩师长二人。其余不是临阵逃亡，就是被俘或投降，这可说是把本党五十年来的革命光荣，和中国五千年来的民族历史完全断送了。这不仅是一般将领的耻辱，而是整个党国的耻辱；而我个人因为领导无方，使一般部属寡廉鲜耻，到了这种地步，尤为惭愧万分！（国防研究院出版《蒋总统集》，第1680-1681页）

这段话，告诉了我们，国民党在“大陆沉陷的大失败之中”，真正临难死节的，只有“二人”①，国民党领导者对这种“寡廉鲜耻”的痛恨，情见乎辞。所以，国民党对“临阵逃亡”的或“被俘或投降”的，就一概不感兴趣了。

国民党感兴趣的，显然只在谁谁谁死了、谁谁谁临难死节了。这种兴趣过分膨胀的结果，就会在情况不明时，先一厢情愿、给他死了再说，甚至先给他进了忠烈祠再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罗列入祠”事件。

“罗列入祠”事件

国民党在逃到台湾后，痛感于临难死节的烈士缺货②，所以对临难死节的谣言，也不无从宽录取之处。例如在台湾做过陆军总司令的罗列将军，他在没逃到台湾前，就被从宽录取，进过圆山忠烈祠！1950年12月15日，国民党就发过这样的命令：

前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罗列，性行刚果，器宇深闳，久服戎行，夙彰劳勋。去年3月西昌陷匪，该员不避艰危，躬提孤军深入夷区，再图东指，时已追骑四合，粮断路阻，众寡悬殊，然犹手刃劝降代表，激励军心，卒致弹尽力竭，裹革疆场，所部官兵五百余人同时罹难。缅怀壮烈，轸悼弥深，特予明令褒扬，追赠陆军上将并准入祀忠烈祠，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用彰政府褒节旌忠之至意。此令。

不料罗列入祠忠烈祠后，忽然在1951年4月，以一名“死鬼”，逃到台湾，国民党大窘之下，只好把他在忠烈祠的牌位撤除，派他去做陆军总司令。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妙事，令我想起明朝末年的洪承畴降清，洪承畴降清后，明朝的皇帝还不知道，并断定洪承畴一定临难死节。于是皇帝大为震悼，为之辍朝三日、赐祭十六坛。又为洪承畴立专祠，并把所部官兵，并列祠内。皇帝又御制祭文，要亲自哭丧。不料最后消息传来，洪承畴竟在前线投降了。于是大窘之下，丧事也风光不起来了。

和“罗列入祠”事件相对的，康泽没死，幸亏证实得早，否则一定会闹大笑话③，因为康泽比起罗列来，分量重得太多了、太多了。这种分量，使国民党在康泽未能殉难以后，仍旧不肯死心，而要强调康泽“抗节不屈”的事迹。万子霖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有一副挽联，原文是：

襄阳当南北要冲，弹尽而莫之济；粮竭而莫之援。十七日阁部扬州，羸卒孤城，已分百死。

忠烈昭党国史乘，劳改而终不变；酷刑而终不屈。廿五载文山土室，丹心正气，独有千秋。

这一挽联所显示的心态，就是一个显例。挽联上“十七日阁部扬州”，是用史可法的典；“廿五载文山土室”，是用文天祥的典。但是，这种典岂可用得？史可法死守扬州，最后是殉难了的；文天祥土室坐牢，最后是死节了的，而国民党的康泽呢？他显然既不史可法，也不文天祥。文天祥土室坐牢是1279到1282，前后三年；康泽被共产党关是1948到1963，前后十五年。他在1963年被共产党释放后④，还在到处参观、留影纪念、游山玩水、好整以暇，又何来“廿五载文山土室”呢？用“廿五载文山土室”，未免太过分了吧？至于《传记文学》上说康泽“卒为中共所俘，备受折磨而死”，似乎也同样引起人对康泽死难生错觉吧？文笔也好、史笔也罢，措辞总不能这样瞒天过海吧？

在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发表康泽殉难后三十五年，同一位邓文仪先生，又发表了大手笔，他在《黄埔学生六十年（中）》（《中国人杂志》第一卷第二期，1983年7月15日）里，有这么一段：

杜聿明，在被俘之后誓不屈服，脚缭手铐，囚首垢面，种种非人的折磨，在炼狱度过数十年的悲惨生活，终致于死节，至于各级被俘的十数万军官与三万政工人员，其中十分之八均为黄埔学生，大部分均遭共匪集体屠杀，或监禁在集中营里做劳工，受尽非人的折磨迫害。襄阳之康泽、成都之曾扩情、太原之梁敦厚等，都是民族正气之显扬，万千黄埔学生随着大陆沦陷而壮烈牺牲的战迹，更缔造了中国无名英雄威武不屈的战史。

请看这又是何等引人入错啊！杜聿明早在1959年就被共产党释放了，照《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一期（1981年7月1日）的扼要小传，他被释放后，

……稍后任“政协”全国专员，补任“政协”全国委员。五十二年，妻曹秀清由美返平，与之重聚。五十三年12月，任三届“人大”代表、四届“政协”全国委员。六十一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共，应邀出席“国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京，二度在“国宴”上露面。六十四年1月，任四届“人大”代表。六十七年2月，任五届“政协”常务委员、五届“人大”代表。六十九年11月，因肾病复发住院。七十年5月7日晨7时27分，因并发心脏等病在北京去世，年七十七岁。

试问这是“在炼狱度过数十年的悲惨生活，终致于死节”吗？这样子给人国民党死节的错觉，真令我们不敢领教了，邓文仪之流的脂粉作业、涂金作业，可真该歇歇了吧⑤？

1984年5月3日上午，以四小时作

①在这篇沉痛的谈话前十四天，国民党总裁讲《国民革命军“第三任务”如何达成》，提到“在三十八年春季以前，还有几位高级将领因为作战阵亡慷慨成仁的……但这个数字在前方作战失败的将领中，已不过是十之一二。”（国防研究院出版《蒋总统集》第1672页）

②参看《李敖自传》中的一段话：“我到太原最高点玩过一次。后来这地方有争夺战，阎锡山的许多干部纷纷自杀于此。阎锡山到台湾后，写‘先我而死’四个字追念他们，这四个字，倒写得颇能传情。国民党把这些死难者当做‘太原五百完人’来纪念，但他们是阎锡山的人，不是国民党嫡系。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所以烈士缺货，很没面子。”（“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二十册《将军战犯腰》）

③国民党只闹“小”笑话而已，例如当时国民党中央社报道康泽“壮烈殉国”、例如许多地方为康泽开追悼会等是。

④共产党释放国民党的没殉难者的大员（含“满”“蒙”大员），前后共有七批：第一批是1959年12月4日，释放三十三人，包括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陈长捷、曾扩情、爱新觉罗溥仪等；第二批是1960年11月28日，释放五十人，包括李仙洲、范汉杰、沈醉、罗历戎、宋瑞珂、李以劻、庞镜塘、爱新觉罗溥杰等；第三批是1961年12月25日，释放六十八人，包括廖耀湘、林伟俦、黄淑、孙楚、杜建时等；第四批是1963年4月9日，释放三十五人，包括康泽、孙渡、德木楚克楝鲁布（即伪蒙疆自治政府主席、伪蒙古军总司令“德王”）；第五批是1964年12月12日，共五十三人，包括王陵基、吉兴（伪满尚书府大臣）、李守信（伪蒙疆自治政府副主席）等；第六批是1966年4月16日，共五十七人，包括方靖、徐锺瑞、牟中珩、甘珠尔扎布等；第七批是1975年3月19日，共二百九十三人，包括黄维、李九思、刘镇湘、文强、蔡省三、周养浩、段克文、张文等。一共释放五百八十九人。

⑤据中华书局《中华民国当代名人录》，邓文仪履历如下：字雪冰，湖南醴陵县人，民国前六年生。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国防研究院第一期，世界大学文学名誉博士。民国十三年任革命军排长，参加第一次东征受伤，十四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十六年1月回国，3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政治部主任，5月调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代主任，官阶少将。十七年任总司令部侍从参谋，二十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秘书先后八年，任内参加发起新生活运动，曾获宝鼎勋章。民国二十四年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二十五年任三民主义力行社书记，协助处理西安事变。二十七年调任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兼委员长成都行辕政治部主任，服务三年升任中将，训练军官学生达三万余人。三十年调任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三十三年任青年军政治部设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三十四年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两度赴新疆宣慰视察，三十五年任国防部新闻局局长，三十六年改任政工局局长，主持全国军事政治作战，常赴前线督战，备极辛劳，复兼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内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常务委员，三十九年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四十年任革命实践研究院副主任及代理主任，四十一年任“行政院内政部”政务次长，先后六年，负责台湾实施土地改革及地方自治，贡献良多。四十六年任“行政院”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四十八年任“国防研究院”讲座，先后十年。现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化学院教授。著有《游踪万里》《台湾游记》《农村访问记》《耕者有其田记实》《黄埔精神》《冒险犯难记》《从军报国记》《民族复兴记》《蒋总统的生活》等。

蒋介石与陈布雷之一

——陈布雷自杀写真

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在浙江高等学校读书时，同学看他脸蛋胖嘟嘟的，戏呼他是“面包孩儿”，由面包而英文Bread，再由译音改为布雷，于是他就干脆叫陈布雷了。

陈布雷生在1890年（清朝光绪十六年），十五岁（1904）中秀才。十七岁（1906）时候在宁波府中学堂念书，因为闹学潮，自动退学。二十二岁（1911）在浙江高等学校毕业。民国成立后，他的生平照传记文学社《民国名人小传》所记，简略如下：

民国元年，任教于郡城效实中学，兼任《申报》特约译述员半年。3月，加入同盟会为会员。三年，又任中学教职。6月，父亲病逝，乃辞去教职，返家掌生家事及宗族事。5月，继续任课。夏，继何旋卿主持效实校政，而以副校长负实际责任。9月，兼任四明日报社撰述。6月应商务印书馆之聘，赴沪任《韦氏大字典》编译之职。十年正月，任《上海商报》编辑主任。7月辞商务职，入中易信托公司，任筹备处文书主任。十一年3月，中易公司结束，改入商务印书馆交通科任第二股长。十二年6月，辞商务事，改就修能学社之聘为国文教员。十三年6月，辞修能教职，入通商银行任文书员。十六年初，偕潘公展赴南昌谒蒋总司令，2月，由蒋公介绍加入国民党。3月，返沪。4月，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5月，任中央党部书记长。8月，因蒋公辞职而返里。10月赴沪，为《时事新报》任特约撰述。十七年，任《时事新报》总主笔，主持社论。又在沪兼办戊辰通讯社，与戴季陶、陈果夫等筹办《新生命》月刊。8月，北伐成功，曾随蒋总司令由南京转武汉赴北平，撰拟文稿。十八年春，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7月，再随蒋总司令赴北平，起草讲稿等。8月，就任浙江教育厅长。12月，调任教育部常务次长。二十年6月，调为政务次长，复被推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九一八事变起，中枢设立特别外交委员会，布雷被指定为委员之一。12月出京返沪，辞教育部事。二十一年1月，重回任浙江教育厅长。军事委员会成立，发表布雷为秘书处处长（未到任）。二十三年4月，辞浙教育厅长职，赴南昌，任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为蒋公佐助笔札，并留心文化宣传与理论研究，且备咨询。二十四年1月，撰《敌乎友乎》一文，以徐道邻名义发表于《外交评论》杂志，暗示日本以中国绝不可屈服，冀稍缓其凌逼之气势。南昌行营结束，布雷设计委员会职务以该会撤销而解除。2月，就任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兼第五组组长。4月，飞重庆，旋随蒋公赴贵州、昆明、成都、蛾眉，8月回京。11月，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于南京，会后，以布雷为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二十五年，佐蒋公处理粤事。西安事变发生，在京昼夜奔走。二十六年2月，为蒋公撰《西安半月记》。辞中政会副秘书长职。7月赴牯岭，佐理庐山谈话会事。9月，军委会设秘书厅，张群任秘书长，布雷兼任副秘书长。二十七年，军委会改组，秘书厅撤销。5至7月，蒋公筹设三民主义青年团，布雷承命准备文字并参加讨论章则规制，并被指定为临时干事兼常务干事。二十八年春，国防最高会议改组为国防最高委员会，蒋公为委员长，张群任秘书长，布雷副之。抗战胜利，还都南京，侍从室撤销，布雷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并主持戡乱宣传小组，当选国民大会代表，参与制宪、行宪工作。三十七年，国事日非，布雷触目伤心，中心抑郁，不能自解，加以体力日衰，报囯无从，自悲情绪强化到顶点，乃于11月13日服下大量安眠药，遂与世长辞，欲以一死励大众，享年五十九岁。

国民党军机处的头头

从上面这一简略记录里，我们可以看到陈布雷的显赫履历。陈布雷的显赫，不在他身居高官和党中央要职，而在他是蒋中正的侍从头子①，他从三十八岁到五十九岁，前后二十一年间，一直是蒋中正贴身的文字侍卫官，一直是首席秘书、首席幕僚长，这样一个近水楼台的地位，它的显赫，自然就不是一般的高官和浮面上的党中央要职所能概括的了。蒋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风范》（《伤逝集》）里说“侍从室这一制度，在编制系统上是属于军事委员会的。但是真正的性质，历史上所罕见，勉强的做一比较，清代的军机处有一点仿佛相似。”②陈布雷身为国民党军机处的头头，他的显赫，自然也就非同小可了。

陈布雷除了成为国民党军机处的头头外，还一直是蒋中正的文胆。蒋中正的作品，从早期的《告黄埔同学书》、《祭告总理文》，到中期的《报国与思亲》、《西安半月记》，直到后期的文告讲稿，都是陈布雷的杰作。陈布雷一生没有文集留传，——他的文章，都跑到别人的文集里头了。

谁捏造谣言？

在陈布雷死后两周年，国民党内部刊物《改造》第七期上，登有《布雷先生的生平》，说他“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11月13日以心脏病突发逝世于南京”，这种“心脏病突发”的说辞，显然是瞒天过海的。但这一瞒天过海，是有所本的，所本就是1948年11月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这天《中央日报》上刊载：

陈布雷氏昨日心脏病逝世，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

〔中央社讯〕陈布雷氏于昨（十三）日上午8时，以心脏病突发逝世。陈氏前晚与友人谈话后，仍处理文稿，一切如恒，就寝为时甚晚。昨晨，随从因陈氏起床较晚，入室省视，见面色有异，急延医诊治，发现其脉搏已停，施以强心针无效。陈氏现年五十九岁，体力素弱，心脏病及失眠症由来已久，非服药不能安睡。最近数日，略感疲惫，仍照常从公，不以为意。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噩耗传来，各方人士对陈氏学问事功之成就、公忠体国之精神，无不同深景仰，当兹国步艰难之时，失此硕彦，尤可惋惜。陈氏遗体于昨日下午5时移入中国殡仪馆。蒋总统夫妇昨亲往吊唁。陈夫人已自沪赶返。中央党部已成立治丧委员会，筹办丧事，定明日大殓。

明明是自杀，却说“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为什么这样扯谎呢？这原来也是有所本的。陈布雷死前留有遗书给秘书蒋君章、金省吾，其中说：

君章省吾两兄：

我今将不起，与兄等长别矣。此事并非突然发生，实在从今年夏天以来，即觉我已无生存人世之必要，故请兄等千万勿再请医生医我，（医我我亦绝不能活，徒然加长我的痛苦，断不能回生也）善后诸事我不忍预想，亦无暇预言。第一件事，乃为如何发表消息，此事可请芷町、希圣诸兄商量，我意不如直说“△△从8月以后，患神经极度衰弱症，白天亦常服安眠药，卒因服药过量，不救而逝。”我生无补时艰，断不可因此举而使反动派捏造谣言，我实在是自责自谴，无法再生存下去，神经已反常，不能自制也。另纸各事，请两兄注意，深谢相随数年之厚意。

畏垒留言

陈布雷临死为了怕“反动派捏造谣言”，就先自己捏造谣言，把自杀造成病死了③。这一为了反宣传的宣传，深遭邵力子的反对，蒋君章《布雷先生的幽默》（《伤逝集》）里说：

布公逝世后，遇到如何发布消息的问题。此事，布公本有遗言，照例不生问题，但邵则大加反对，他埋怨地说：“宣传、宣传，一生从事宣传，到后来连老命都赔了进去，还要讲宣传！”在中常会中，邵更力言，不能照遗意发布新闻，应该把全部事实向社会公布，庶几使布公之轻生，警惕党人、警惕社会。……经过邵的反对，中央的赞成，再加先总统蒋公的指示，要总统府总务局协助我处理一切，实际上等于总务局来主办，我是处于协助的地位，也无法遵行布公的遗意了。坦白的说，这件大事情的处理，实在出于我的能力之外。我所能做的事情，只是接待宾客，千篇一律的为宾客讲述布公逝世前的生活状况而已。

国民党承认不是心脏病了

就这样的，四天以后（18日）的《中央日报》上，做了大转弯，承认陈布雷不是死于心脏病了：

陈天华先烈之后一人，陈布雷以死报国

治丧会搜集遗书发表

〔中央社讯〕陈布雷先生逝世经过，17日下午8时临时中常会举行会议时，陈委员治丧委员会提出报告。布雷先生素患神经衰弱，以致常苦于失眠，每夜必服安眠药三片，始能入睡，有时于夜半醒来，再服数片，始能略睡，晨起总在上午7时左右。本月13日自上午10时尚未见起床，秘书蒋君章推门入卧室，见布雷先生面色有异，急请总统府医官陈广煜、熊丸救治，两医官判断布雷先生系服安眠药过量，其心脏已于两小时前停止跳动。其时，蒋秘书于布雷先生卧榻枕旁，发现遗书一封，嘱不必召医救治；并嘱其慎重发表消息，不可因此举而使反动派捏造谣言。蒋秘书即遵守遗言，发表布雷先生因失眠症及心脏衰弱逝世。陈氏家属及秘书随从检点遗物，又于公夹中，发现上总裁书二纸，及分致张道藩、洪兰友、潘公展、程沧波、陈方、李惟果、陶希圣诸友人及留交陈夫人及公子之书信，均先后分别呈送，并由诸人陆续送交陈委员治丧委员会。复于15日发现陈氏11日手书杂记，亦呈总裁阅览。总裁对于布雷先生二十年来鞠躬尽瘁，而最后乃感激轻生以死报国，异常震悼，即将其遗书发交治丧委员会照相制版发表，并命将原件缴还亲存陈委员治丧委员会，汇集各项文件交本社发表，并提出中常会报告。中常会于听取报告时，对于布雷先生杂记中“油尽灯枯”等语，咸不胜其哀悼，而布雷先生期望本党同志团结一致加紧奋斗之遗言，更使一般同志为之感奋。其对总裁之爱戴、对友朋之诚挚、对夫人体念之深、对弟兄友爱之笃、对公子教诲之切，以及其对身后公私事务处理之周密，皆可于各项书信中见之。布雷先生之死，为陈天华先烈蹈海以后革命史上非常之事件，对于促成本党同志之团结与国民革命之复兴意义，至为重大。总裁及中常会认为陈氏遗书为革命史上宝贵之文献，决定送交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存，与《天华集》后先辉映，永垂不朽！

留给蒋中正的信

国民党虽然总算承认陈布雷是自杀了的，但是对自杀的原因，却有不同的解释，国民党只说他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这种说法太避重就轻了。事实上，陈布雷的自杀，来龙去脉却不简单，这一来龙去脉，不但国民党有所隐讳，即使陈布雷自己，也是欲说还休，看了他对自己自杀后发新闻的关切，不惜以说谎来掩饰真相，就可思过半矣！

陈布雷遗书中，最能引起来龙去脉的索隐的，是他留给蒋中正的信：

介公总裁钧鉴：

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害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况自问平生实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唯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

部属布雷负罪谨上

介公再鉴：

当此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之时，而布雷乃忽传狂疾，以至不起，不能分公忧劳，反贻公以刺激，实万万无词以自解。然布雷此意，早动于数年之前，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间，常诵“瓶之倾分惟垒之耻”之句，抑抑不可终日。党国艰危至此，贱体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无补危时，韩愈有一“中朝大官老于事，退知感激徒擒婀”，布雷自问良知，实觉此时不应无感激轻生之士，而此身已非有效危艰之身，长日回皇，惭愤无地。昔者公闻叶诋总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闻所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实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即此一端，又万万无可自恕自全之理。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巳。敢再为公陈之。

为何“失态”？

这封信写得哀婉无比，十足显示出一个忠心耿耿的大内高手的“其言也善”的心态。细看这封信的重点，可归纳出几个脉络：

一、他表示“追随二十年”中，因为“受知深切”，所以“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他表示他有不少痛苦。

二、他表示“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今春”是指1948年春天以来，正是国民党兵败山倒的时候。在这一“目睹耳闻”之下，虽然他一边胡扯“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一边又不得不承认“党国艰危至此”，他显然是婉转预言什么了。（陈布雷所谓“今春以来”的事，照徐咏平《陈布雷先生传》所列：“1月9日，沈阳沦陷，以后东北渐失，华北震动。3月，山东、河南激战。4月，陕北匪军南犯。5月，泰安失陷。6月，开封失陷。7月，襄阳失陷。8月，东北匪军进犯热河。9月，济南失陷。10月，长春失陷。11月，徐蚌会战开始。11月1日，物价管制解冻，金圆券崩溃，物价狂涨。失敗主义到处流行，和谈空气极为浓厚。北国冰天雪地，平津危殆；南京秋高气爽，京沪交通混乱。”事实与信中所说，正好相反！）

三、他表示他的健康不行了。“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不如一死了之，将最后一命，作为“感激轻生之士”，以报知己。

四、他表示他对“敌人之反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无力回天。

五、他表示他有“负国负公”之“负罪”。

以上所表示的，若印证起一些旁证，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来龙去脉，都不是空穴来风的。其中最重要的透露，是蒋君章《布雷先生二三事》（《伤逝集》）中这样一段：

三十七年秋，共匪猖獗正甚，最高当局决心推行总动员以剿匪，嘱先生起草方案，先生正与洪兰友先生等研拟，尚未做最后呈稿之决定，而最高当局催索甚急，数次以电话相促。先生在电话中高声答曰：我不会办，此为先生对最高当局之失态。即召我上楼，授以三案，要我整理合并，速成一案，语气间颇感失言之憾。越一日，而先生不起矣。当时传言：先生受最高当局切责，因而厌世，实为无稽之谈。时局急变，先生精神脆弱，因有“油尽灯枯”之叹，无力辅弼，此为先生厌世之基本因素。大家都知道，最高当局器重先生，尊礼有加，对人常称“布雷先生”为一特例，绝无责怪先生之事。

陈布雷在电话中跟蒋中正“失态”是1948年11月12日，“失态”后第二天，就自杀了。可见他的自杀，“传言”中“受最高当局切责”一事，至少有“胳驼背上最后一根草”的效果。蒋君章这里意在把真相描白，殊不知愈描愈黑矣！

“呐喊人声，时入先生耳中”

在给蒋中正的信以外，陈布雷给潘公展、程沧波的遗书，最含隐痛，他说：

公展沧波两兄大鉴：

弟以百无一用之书生而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疏脱怠惰，盗窃宁静之虚誉，十余年来，误国之罪，百身莫赎，而近三四月来，健康日损、脑力益坏，思虑日益纷难，自验身心，已无一丝一毫可为非常时期之贡献，累旬自谴自责，致陷极度严重之心疾，不能自己控制，兹病患已不治，将与兄等长别矣。二十余年旧交，谬承爱护，有如兄弟，尚祈于无可原宥之中，体念弟万不得已之心情，而有以垂谅之。拙荆衰年孤苦可悯，而居沪别无可托之人，并望兄等有以存恤而照拂之。临书愧甚痛甚。诸唯心鉴。

弟布雷谨上，11月11日

这信所说，显然是充满了自恨自悔的“自谴自责”，他说他“以百无一用之书生”想救国，“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结果“十余年来”，国没救成，结果竟是“误国”！“误国之罪，百身莫赎”。他在给洪兰友信中说他“忧心如焚，自责自讥”；给陈方、李惟果、陶希圣信中说他“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场……在公为不可谅恕之罪恶，但在私则有其无可奈何之苦衷。”……陈布雷在遗书时口口声声“自责自讥”、“无可奈何”④，这些将死之言，其实都是有深刻的环境背景的。这就是陈布雷给蒋中正遗书中所说的“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这种现象，从蒋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风范》（《伤逝集》）的追忆里，也可略见一二：

先生在逝世之前，情绪非常不宁，影响他的健康极大。当时最大的问题有二：一为军事情势的逐渐逆转；一为发行金圆券而实施后的限价政策，逐渐动摇。前者使各方面庞杂的意见，纷然而起，他们很多想经由先生而上达蒋主席。有的用书面陈述、有的当面请见，也有的直接以电话互谈。凡是要见先生的，除一二具备排闼直入的熟客之外，照例由我代见；书信也向来由我代拆、代复（必须先生核准）。承蒙先生看重我，一切对我信任，所以我有胆量接受各方意见或看到各方建议，把它压下来，以免刺激先生；但是先生也难免听到一些不乐闻的议论，所以居恒郁郁不乐。有的根本瞒不住的，例如当时食品已造成黑市，乡间至城市的粮食、用品等都至城外待售，不复进入城内，城内粮商也吝而不售，再加上不肖分子的捣乱，山西路一带发生抢米风波，先生办公室距山西路不远，呐喊人声，时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后窗遥望，表情凝重，无语而退。

当时国民党以戒严来对付抢米的老百姓、每天枪杀没饭可吃铤而走险的老百姓，朝夕不绝。这种现象，对陈布雷说来，不再是遥远迷濛的流民图了，而是近在咫尺的现实画了。

儿女都是共产党

更“目睹耳闻，饱受刺激”的，最引起陈布雷无奈之感的，其实还在他自家里。陈布雷共有六子二女。这八个孩子中，陈琏（怜儿）最早做了共产党。陈琏是1919年生的。她的母亲是杨夫人，生她以后二十多天就“以生育太频，气血亏竭”而死。陈琏长大后进入师范，读了一年就转入杭州高中，后来进了西南联大地质系。1939年，她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又转入中央大学历史系。抗战胜利后，她在北平贝满女中教书。1947年，国民党保密局破获了中共北京地下电台，又在保定、西安、兰州发现中共组织和地下电台，大肆搜捕，发现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竟是共产党，蒋中正为之大为惊讶、震怒。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大抓特抓之余，很感慨地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其实国民党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陈琏被捕时，我正在北平，真是动人听闻。

不但女儿做了共产党，小儿子陈远（积乐，后改名陈力）也过去了。陈远是1926年生的，他的母亲是王夫人。1946年，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陈远参加示威，被国民党“青年会”殴打。他在1952年正式加入共产党，后来做到天津人民出版社政治读物组负责人⑤。蒋君章《陈布雷先生在胜利还都后的工作与生活》（《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一期）里说：

布公在牯岭休养时，他的思想有问题的幼公子回南京来了。我问他：“要不要上牯岭去看看你父母亲？”他说：“不要。”我招待他在京三天，利用机会，和他长谈，把他所提的问题，逐一用事实解答，也说了一些劝他不可对政府，尤其是对他的父亲有误解，他口头同意，我察其神色，并非真话。不过他虽左倾，但是还没出什么纰漏。他离开南京后，不知去向。可知这次南下，可能负有相当任务，大陆沦陷十多年后，他忽然至香港，经由他的亲戚，想要和他六叔会晤一次。他的六叔，就是训悆先生，时任《香港时报》社长。训悆答复他：“如果他自知悔悟，与中共绝缘，同意见面，如愿赴台湾，愿意帮助他，否则无见面必要。”这个孩子，本来是布公最欢喜的，可是他对他的父亲不了解，中毒之深如此，可叹也已。

不但儿女发了红⑥，连弟弟也保不住，七弟陈训惠也出了问题⑦。陈布雷死后，除长子陈迟（积泉）学农，在台湾做农业专家外，夫人和子女们都“投共”了。三子陈适（积皓）同济大学毕业，学工，是铁路工程师，原被国民党派到奥地利工作，后来“回归”大陆了。长女陈琇也入了共产党。

哀呼

陈布雷死前写遗书，给儿子们的信中有所自辩，这种自辩，他不对国民党同志说，而只对儿子们说，事有蹊跷。他写道：

泉儿、皋儿、皓儿、皑儿、明儿、乐儿：

父素体荏弱，遭时艰危，知识暗陋，而许身国事，性情孤僻，而不合时宜，积是因缘，常患严重之脑病，夏秋以来，病体益复不支，今乃中道弃汝等而去，如此下场，可谓不仁不智之至，内心只有悲惭，汝等不必哀痛，当念祖父逝世时仅四十九岁，而父之年已过之矣。

国家遭难至斯，社会浮动已极，然我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此点汝等或不详知，为父则知之最稔，汝等务必尽忠于国族，自立于社会，勤俭正直，坚忍淡泊，以保我家优良之家风，汝等现在已长大，当无待我之嘱咐。

汝母今后之痛苦不忍预想，汝等宜体我遗意，善为侍养，曲体亲心，皑儿最好能转近地，依汝母以居，好好予以安慰护持，明乐仍修毕学业，汝兄弟务宜友爱互助。

彦及手书

这信中说“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显然是一种自辩，但这种自辩的结构是很勉强的，他已明白承认自己“知识暗陋”，对照起其他遗书中自觉“误国”与“自谴自责”的话，陈布雷对他子女“前进”反国民党，自己却“进退无措”做国民党，一定有他内心的矛盾、冲突与隐痛。这一现象，正因为发生在他一己的家庭之中，所以矛盾、冲突与隐痛就大为严重。他最后以一死来解脱，主要原因，是对自己“无可奈何之苦衷”、是对自己一个现实与理想对立的交代⑧。这种交代，不是对“反动派”的外人的，而是对“反动派”的家人的，对自己的“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场”，这是何等哀呼！陈布雷最后的以死自忏，正是在回应这一哀呼！

“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

半生随陈布雷共患难⑨的陶副官陶永标，在回忆（《“尸谏”——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自杀经过》，1983年4月《七十年代》）里说：

关于促使陈布雷自杀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外人知道的极少。那就是陈布雷曾经劝告蒋介石罢兵，同共产党举行谈判，两方早日结束内战，让百姓安养生息。但蒋介石不仅没有听从，而且事后表示不满。陈布雷感到彻底失望，百念倶灰，于是以身殉职，示己忠贞，免得蒋介石猜疑。从这一点来说，陈布雷的自杀也可谓尸谏。

仔细剖析陈布雷给蒋介石遗书中的一段话，也可隐约看出他生前表露过的这种想法：“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唯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在陈给蒋的两份遗书中，丝毫未见鼓励与共产党决一雌雄之言。

在辽沈战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际，大量难民随着涌入关内，风餐露宿，无家可归。陈布雷看到整个中国正在遭受这场浩劫的破坏和毁灭，因而显得焦虑不安，叹道：“已有二千万百姓流离失所，再打下去真不得了！”“国将不国，一片废墟，三民主义还有何希望？”他向同僚表示：“我一定要劝劝委员长，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跟共产党谈判，国民党或许还能坐半个江山。”

当锦州战役失利时，蒋介石在北平吐血，回到南京后因伤心过度又连续吐血。陈布雷曾去蒋官邸探望过两次，并密谈良久。因为陈布雷知道这种劝和的意见是不宜在蒋召集的会议中公开提出的。

有一次，陈布雷同蒋介石密谈至深夜，完了蒋送他步出总统府大门，我从侍卫室出来跟随在后，听见蒋介石对陈布雷的几句话，内容大意为：“目前战局确是不利，国民党可能被打败，但不会被消灭，布公不必如此悲观。”“自古未有分天下而能持久者。谈判也保不住国民党的半壁江山。事到如今，我们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了。”

事后我发现陈布雷的脸色很难看，回到寓所还自言自语叹道：“成败在天，成败在天！”一连数天抑郁不可终日。

11月8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纪念会发表演讲，严厉痛斥主和派是向共产党投降的表现，并声明一切和谣“绝不影响他战斗到底的决心”。蒋所斥的主和派，当然主要不是指陈布雷，而是指一些在公开场合或报章舆论中散布言和论调，一心想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党内外上层人物。然而这客观上无疑是对陈布雷精神上一个巨大打击！像陈布雷这样一个殚精竭虑追随蒋介石二十多年，本身自尊心极强而旧式士大夫思想又很重的知识分子，对蒋介石这般分量的话不会不加以反复思量。

蒋介石的表态决定了陈布雷的最后命运。也许在这一天，陈布雷才决定了自杀的具体措施和日期。

陈布雷对蒋中正的最后哀呼，也正是他矛盾、冲突与隐痛的另一交代。他最后以“感激轻生之士”收场，要以一死来证明他不得不证明的，他知道他做的是什么，——他终于用他所能做对的一件事，了结了他做错了的许多事。他的太太王允默，在陈布雷《回忆录》前记中说陈布雷最后感到“徒耗国力，愧对民众，生不如死。故遗书中，力劝朋友及时努力国事，勿使老大伤悲。是以先夫子之死绝不是仅为一人、为一事之刺激率尔轻生，盖其志在以一死励大众也”。这种解释是不妥当的。陈布雷并非“志在以一死励大众”，我研究整个来龙去脉的结果，发现他以死所励者少，而是以死自剖者多。他终于用一死证明了知识分子跟国民党合作的悲惨下场，他告诉大众他过了错误的一生，他用一死否定了他一生的鞠躬尽瘁，在“油尽灯枯”的摇曳里，他把一死，注入了新的意义——那个为他所明知却又欲说还休的意义，他把光明重新点亮，虽然他自己却误上贼船、“百身莫赎”，永远殉葬在黑暗里了。

1984年9月3日晨4时半

①张道藩在《纪念陈布雷先生》里说：“布雷先生服务新闻界甚久，其学问文章国人已有深切之认识，不待赘述。自其追随总裁左右参与机要以来，为时十有余载，其得总裁信任之专一，其与总裁关系之密切，及所处之地位之重要，在干部同志中实无出其右者，而其对总裁之忠忱爱护、服从体贴，亦无人能与之相比拟。古今来若干小人，假借与元首之关系，作威作福，营私舞弊者，不可以数计。布雷先生不特从未有此种败行，甚至于未见其藉此等关系对人稍露矜骄之色，此岂道德学问修养稍差者，所能望其项背，此足为吾人表率者一。布雷先生既淡于名利，故其对于党国，只做无条件之贡献，而毫无所求，对于总裁之一切，只有‘无微不至’四字足以当之，渠之思想与总裁固不可分离（实已到‘以总裁之忧为忧，以总裁之乐为乐’之境地），甚至渠之生活亦无形中与总裁发生联系。譬如总裁未就寝前，渠不肯就寝，总裁已起身时渠必兴起，午后必至总裁休息时，渠方敢轻松稍事休息，无论到何处必告家中以地址，盖恐总裁随时召见或通电话也。对于党国大计，虽因所见不同，常陈述异见，但最后必毫无保留服从总裁之意旨，用尽心思，费尽周折，以求完成总裁之意愿，此种服从之精神，为我若干同志所应愧对。如布雷先生者，庶足以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言，此其为人表率者二。”蒋君章《陈布雷先生在胜利还都后的工作与生活》（《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一期）里说：“他的办公是全天候的，不管昼夜，都在斗室中工作。我们做他属下的，也就随时听候召唤，协助工作。所以在重庆、在南京，我都住在布公办公室的宿舍中，无所谓办公时间。”蒋君章又在《布雷先生的风范》（《伤逝集》）里说：“先生之佐蒋委员长，真正做到无名英雄的境地，一切都归诸蒋委员长，所有工作都为蒋委员长而努力。他每天无昼无夜的工作，蒋委员长什么时候都找得到他，照着工作的时间性，分别缓急，立刻非常正确的执行，他彻底做到蒋委员长的私人秘书和无名英雄的实际。他任委员长机密幕僚长近二十年，始终得到最高当局的信任，完全是他的人格修养和工作态度的结果。无论在重庆或南京，他无昼无夜的待在一角小楼中，一边是他的卧铺，一边是他的写字桌，摆着几张沙发和坐椅，都是极普通的，另外一张长的高枕沙发，那是他疲倦时休息之用，算是特殊的设备了。书桌置有普通电话和军用电话各一具，蒋总统什么时候有电话，他便什么时候自己接听，接着就是工作，需要我们协助时，便随时召唤，丝毫不会耽搁。先生可以说是没有私人生活的政府要人。在重庆时，夫人王允默女士住老鹰岩，先生有时返家，一宿而还。在南京时，王女士住上海，除了健康不支需要休养及阴历过年外，绝不离南京一步。要是有私人享受的话，那只有听一段南方滑稽的广播，或与子女弟侄等闲话家常，但这些仅是工作的小插曲而已。”陶希圣《报人本色的布雷先生》（《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四期）里说：“凡侍从室工作的人都是六亲不认的。我在里头做了好几年的组长，起初还无所谓，后来也六亲不认了，甚至经常不能回家，也不能随便到哪儿去应酬，如果要到某一个地方必须预留下一个电话，而重庆并不是处处有电话的，这样便什么应酬都没有了。就是在办公的时间，大家一人一个桌子，背对背，就是面对面也不相干，一个人手里所做的事别人也不晓得。这成了一种习惯，并没有特别要求保守秘密，而自然形成一种保守秘密的习惯。在这种情形下，布雷先生变成很严肃、很谨慎的一个人。而当重大的事情发生时，他更是缄密了。当史迪威事件发生，那是当时极大的秘密，布雷先生就好几天没有下楼，独自在楼上的小房间里用膳，我们有好几天都没有看到他。一个报人豪迈的性格，出任最高统帅的幕府——没有幕府的名称，这是我在此处用的一却成为这么拘谨、这么谨慎的作风，这可说是一种矛盾。”

②徐咏平《陈布雷先生传》：“民国二十四年1月，南昌行营结束，改设剿匪总司令部于武昌，行营之设计委员会亦随之撤销，先生改任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兼第五组组长，于2月抵汉口就职。侍从室之组设始于民国二十二年，内设四组：第一组警卫，第二组秘书，第三组调查及记录，第四组总务。另设侍从参谋若干人。主任一职初由林蔚文担任，后由晏道刚担任。因事务增加决定修改其组织，分设两处。第一处主任由晏道刚担任，下设三组：第一组总务，第二组参谋，第三组警卫。第二处主任由布雷先生担任，下设：第四组秘书，第五组研究两组，先生奉命兼第五组组长，第四组组长为毛庆祥。……民国二十八年7月，侍从室增设第三处，由陈果夫先生任主任，掌理全国人事之调查、登记、考核、分配事宜。侍从室于抗战胜利后撤销。”蒋君章《陈布雷先生在胜利还都后的工作与生活》（《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一期）：“三十四年8月，日本军阀投降后的不久，侍从室宣布改组，第一处大部并入国民政府的总务局（第一局），第一处的第三组成立军务局，隶属国民政府。第二处的第四组成立政务局，也属国府，第五组取消，部分人员归政务局，部分人员归国防最高委员会，第六组并入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布公则专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我和陶希圣先生就是名义归国防最高会，但仍留布公办公室协助布公工作。同时留在布公办公室者尚有翁秘书祖望等三四人，人手减少多了。布公虽然不担任侍二处主任，但在最高当局心目中，他的职务依然未变，什么机要事件或棘手事件都交给他，所下的手谕依然称为陈主任。例如政治协商会议，非要他出席不可；昆明学潮非要他去处理不可等便是。尤其是关于文化宣传方面的问题，几乎全部交由布公代为处理，以致传播界封他为宣传战的参谋总长。”

③蒋君章在《悼念布雷先生》（《伤逝集》）中有这样的话：“三位医生商量了一阵，打了几针强心针，最后宣告失望，我才死了心，专门料理后事。那时候第一个问题是怎样发布消息，遗书里面指示勿使敌人利用，不如直说旧病复发，服安眠药过量而不治，可是大家着重前面一段，把直说云云，都不主张说清楚。”“宾客愈来愈多，而我精神上的痛苦也是愈来愈深，每个客人都急切地询问这件突如其来的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我呢？每一个客人面前都得重复说一遍，这倒并不使我为难，而使我感到痛苦的，却是对人说的那一套。记得当时我是这样说的：布雷先生原来有失眠症和心脏病，他经常非服安眠药不能人睡，有时服了觉得不够，再服一些，有时候半夜醒来再服一些，平常服至六片之多，也是常有的，这几天精神特别不佳，可能一次再次的加服，因而中毒。虽然客人对我的说法很多认为满意，然而，天哪，布雷先生怎样死的，我完全明白的，而他所以这样死法，我也不能说全无所知。我这样说了再说，等于自欺欺人，怎样不痛苦呢？在第二天我遭郑重责备，那就是从上海赶来的程沧波先生，他是接到遗书的一位，他认为这样的说法，抹杀了布雷先生为领袖为党国的苦心，至少他一个人不同意也不会这样说的。同时，外面对于布雷先生死后，传说纷纷，颇有离奇不经之谈；因此，治丧委员会在审阅全部遗书以后，决定全部发表，并且尽量制版揭载，以存真相，其详情便如11月20日等日京沪各地报纸所载。”

④陈布雷在给陈训慈、陈训念、陈叔同三个弟弟的遗书中，最后有这样的话：“……今时局艰危，而兄无能，近日心绪之疲散不实，为力不能集中，精神之痛苦非言语所能形容（最近工作关系本重要，而兄自念身心实丝毫无能为役，焦急不可言喻），今竟不能自抑，而与我弟等长别矣，先父先年仅四十九岁，兄已过父年十岁，弟等不必为我悲，我在此时期做此自了之举，实为无可恕之罪愆，然实出于无可奈何，今以后事累弟等，内心只有十分疚戾，七弟在海外……五妹八妹九妹不及一一书告别，今后唯祝天佑中国，大局转危为安，并望弟各自珍重。允默今后孤苦可怜，我意彼可返居沪寓，唯弟等常常看顾而扶助之。临书依恋，不胜手足分离之痛。”

⑤卜少夫：《布雷先生对一个新闻界后辈的关顾》（《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四期）。

⑥蒋君章《陈布雷先生在胜利还都后的工作与生活》（《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一期）里，在叙述国民党内外困境使陈布雷“工作加重、精神上的压力加深”外，“家庭间亦有使布公精神上不愉快处，那就是他的次女公子和最小的一位公子，都是布公最喜欢的孩子，但都发生思想问题。这是中共当时的策略，那就是吸收要人子女替它工作。如果发生问题，有家长为他们设法解决。但布公有六子二女，其余诸子女都是忠爱党国、孝侍亲长而学有专长的人，所以这种事情，他并不放在心上，可是办案人员、亲族及布公亲信的高级干部，都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如当时担任军统局处长且是我的老友叶同志，便到陈公馆多次，而且与我叙旧，便是一例。”蒋君章说陈布雷对这种儿女发红的事“并不放在心上”，是其谁能信的。

⑦胡健中《我与布雷先生的交往》（《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四期）中回忆：“我在杭州时，他的七弟训惠（叔时）因思想问题被捕，由我保释出来。布雷先生因此对我说：‘我这个兄弟思想有偏差，现在就交给你了，希望你给我多加辅导。’陈叔时在大陆为共匪窃据前一度在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工作，不知现在何处。后来在民国三十二年，我承乏重庆《中央日报》社长，布雷先生又对我说：‘我现在有一个女儿要交给你了！’他的女公子名叫陈莲（李敖按：当是琏），思想也很左倾。其时他的另一个兄弟训念（叔兑）与我同进《中央日报》，任总编辑。我很惭愧对他的七弟和在《中央日报》服务的女儿都未能善尽辅导的责任。”

⑧程沧波在《布雷先生逝世十年祭》（《中央日报》1958年11月12日）里说：“他是极具有理想与意志的人。但他也是深切认识现实的人，在他的一生，二十年的新闻记者生活、二十年的高层政治生活，使他充分融合与消化上述两种类型的思想。所以他的思想与行为，随处可以表现他既具理想，也顾全现实。他处理现实，不忘理想。他的理想，不会完全忽视了现实。这是任何一个时代最了不起的人物，也是任何一个政治集团中最可珍贵的人物。布雷先生死后十年，使人们对他怀念最深的地方，就在他这一种伟大的人格与思想，十年来使人最遗憾伤痛的，也是他当年各种融化的见解与主张，没有完全被人所重视，纵有英明盖世的领袖，倚畀信赖，卒不能使举国若狂稍稍改观，而演成亘古未有之大变。乃知今日国人之有负于先生、有负于领袖者，其咎戾为何如！”程沧波此处所说“不能使举国若狂稍稍改观”，当是指中国人民唾弃国民党而言。

⑨陈布雷给陶永标遗书：“陶副官汝半生随我患难，我永远不忘，今我身体衰弱，患严重之脑病而死。对我身后事，望汝多负责照料，待我殓殡之后，护送太太回沪，此后汝可自谋生活。以汝之能力，有诸长官扶助，当不愁无工作，而诸长官必能因我之面情，为汝安排工作也。汝见我信之后第一事，就是将五斗柜右抽斗内之小皮夹收藏起来（其中有保险箱之钥匙），又将我的图章亦收藏起来，待太太来京时交之。”

蒋介石与陈布雷之二

——海峡两岸谁造谣？

今年1月号的《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一期上，登有蒋君章的《陈布雷先生在胜利还都后的工作与生活》一文，前有编者按语说：

编者按：已逝世三十五年的陈布雷先生，这两三年来忽然又被中共利用为“统战”与“和谈”的工具。这不仅使素爱平静的陈布雷先生在天之灵受到干扰，而所加于陈氏之诬蔑与恶意歪曲更有背于历史事实。见诸文字者计有翁植耘（陈氏五妹之子）《郭沫若与陈布雷》与《陈布雷旧事数则》（翁以陈氏专家自居，撰文不止此两篇），以及陶永标（陈氏副官）口述而由他人笔录之《回忆陈布雷先生》。这些文字主要目的是强调陈布雷生前曾主张与中共“和谈”，其自杀为“尸谏”，甚至说陈氏任蒋公幕僚系由于中共的“推荐”。这些似是而非的文字出自于陈氏的嫡亲外甥与副官之手、之口，在中共看来当然具有极高的统战效果，殊不知这只能看出中共宣传的穷极无聊与心劳日拙。其原因是有关陈布雷的回忆录及全部遗书，一直在自由地区公开流传；陈氏同辈友人与僚属如张道藩、陶希圣、程沧波、蒋君章等第一手回忆资料也早已公诸于世。此外，为纪念陈氏而设的奖学金迄今每年颁发给此间各大学学生与研究生，其以陈氏生平撰写研究论文者更不在少数，美国大学以之为博士论文者，据编者所知亦有数起。以本社而言，我们除了早于二十年前编印《陈布雷回忆录》一书外，《传记文学》杂志也先后发表不少有关陈氏的文字（详见本刊总目录恕不列举）；另于八年前（民国六十五年）本社以陈布雷为“专题人物”，邀集陈氏家人与故交举行座谈会，参加者计有陶希圣、蒋君章（以上为主讲人），程沧波，赖景瑚（琏）、邵毓麟、唐纵、萧赞育、卜少夫、方豪、阮毅成、沈云龙、胡健中、陈叔同诸先生，全部发言记录刊于《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四期（总号一六七期），长达十万余言。上述诸先生均为高级知识分子，且多曾参与蒋公密务，陈叔同先生为布雷先生令弟，其余或为长期工作的同志、或为来往密切的友人、或为研究历史的专家、或为终日追随的属僚，其回忆与发言，自有极高的可信度。又何劳其陷身无言论自由地区之晚辈外甥与未受过教育的勤务副官之流，三十余年后再来旧事重提而喋喋不休？更何况他们是为某种政治目的（即必须服从某些政治坚持）而做之回忆，有何史料价值可言？本刊为进一步追求事实真相，特再烦请当年任陈氏随身秘书蒋君章教授就《陈布雷先生在胜利还都后的工作与生活》，撰一追忆性专文，以存史实，并供海内外读者参考。

编者按语以后，蒋君章在《陈布雷先生在胜利还都后的工作与生活》的正文中，又这样说了话：

这两年来，香港报章杂志发表过几篇有关陈布雷先生的文章。我所知道的有两篇：一篇是具名翁植耘者所撰，翁植耘是布雷先生五妹的长子，但是文中对陈布公的歪曲诬蔑却不少；一篇是用访问体裁的记录，访问对象是布公贴身侍卫陶永标副官，访问者具名一中，不知何许人。陶永标是北方人（记不清楚他的籍贯了），我在三十年10月进入侍从室第二处时，他是布公贴身勤务人员，跟随布公出入的副官叫做陈清。陈清去职后，由陶永标升任副官，由严尚友任贴身勤务，如此，一直到布公逝世。严是杭州人，由陈太太介绍到杭州中国农民银行服务，陶则护送陈太太及在南京的家具等至沪上陈公馆，就住在那里，招呼陈太太。陈太太谢世后，招呼与陈太太同住的布公第四子陈迈，一直到现在，对于这位乱世的忠良，表示无限的钦敬，在此，遥祝他身体健康，自己保重。

陈布雷死前，曾有遗书给陶永标，内有“汝半生随我患难，我永远不忘，今我身体衰弱，患严重之脑病而死，对我身后事，望汝多负责照料，待我殓殡之后，护送太太回沪，此后汝可自谋生活”等话，足见陶永标为人忠诚，深得陈布雷信任。陈布雷死后，陶永标守死不去，一直陪伴陈太太、陈少爷终老，蒋君章说陶永标是“乱世的忠良”，可谓确评。

蒋君章虽然对陶永标的做人没话说，但对作文却有意见。蒋君章说：

这篇访问记的内容，大体上尚称平实，且多与事实相符。但其中也有不少的错误，这种错误是由于陶副官的记忆模糊，还是由于访问者的故意歪曲？我们无法测度。最刺眼的是题目，称为“尸谏”，那不但与事实完全不合，而且以吴可读一类的学究式之愚忠视布雷先生，对布雷先生真是大不敬。另外有一段最大的错误，是说布公在生前的最后几天，曾与先总统蒋公密谈，对时局颇为悲观，认为打不下去，用陶副官的猜测之词，认为布公是在做和谈的建议，这一点尤与事实大相径庭。我不想对此类藉故“宣传”的不实之处，做任何辩驳，只是把陈布公在胜利还都以后的南京工作与生活做确切的记录，使读者了解这位“当代完人”最后几年的公私生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的最简单的话，布公绝不做什么“尸谏”，也极不会建议对中共做和平谈判，中共以和平谈判对中华民国做统战伎俩，被中华民国政府所严拒，乃假造已故国民党领袖最重要的机要幕僚长之莫须有的建议，以扰乱我人心而已。

这些说陈布雷“在做和谈的建议”的话，如果蒋君章当时在旁，也许今天可以翻案，但当时在旁的明明是陶永标，陶永标如此道来，就不能说没有这码子事。陶永标说：

当锦州战役失利时，蒋介石在北平吐血，回到南京后因伤心过度又连续吐血。陈布雷曾去蒋官邸探望过两次，并密谈良久。因为陈布雷知道这种劝和的意见是不宜在蒋召集的会议中公开提出的。

有一次，陈布雷同蒋介石密谈至深夜，完了蒋送他步出总统府大门，我从侍卫室出来跟随在后，听见蒋介石对陈布雷讲的几句话，内容大意：“为目前战局确是不利，国民党可能被打败，但不会被消灭，布公不必如此悲观。”“自古未有分天下而能持久者。谈判也保不住国民党的半壁江山。事到如今，我们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了。”

事后我发现陈布雷的脸色很难看，回到寓所还自言自语叹道：“成败在天，成败在天！”一连数天抑郁不可终日。

当时“从侍卫室出来跟随在后”的，既然是陶永标，蒋君章又凭什么硬说没有呢？何况当时国民党大员中，以种种原因，主和者滔滔皆是也，又何怪于陈布雷乎？

蒋君章《陈布雷先生在胜利还都后的工作与生活》里又谈到金圆券的事。他说：

法币贬值到每两黄金须售六亿元，我们的月薪高达二百多万元，法币施行时银元本是禁止使用，至此市场交易，改以银元为标准。每至月初发薪，财政部门口即有许多银牛，以丁当声叫换法币，法币实在巳经信用全失，非加改革不可。所以先总统颁发这道命令，最是适合事宜，人心为之大快。金圆券发行办法，拟定的主持人是当时的财政部政务次长徐柏园先生，我在改革后的中央日报社论会议中由他报告改革内容和期望新闻界合作中知道的。自此《中央日报》每星期一社论会议中，徐氏都来报告，合作得紧密无间。当时发行金圆券的构想，仍仿银元，每一金圆券合银元五角，与美元比例依照法币初发行时的比例办理。金圆券改革宣布之日，物价冻结，中央并派四位大员分至上海、广州、北平、汉口等处督导，我记得派至上海者为今总统经国先生，派至北平者为当时的内政部长张厉生先生，广州则为广东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宋子文兼任，派至汉口者是否为林继庸先生，记不清楚了。同时宣布民间禁止持有黄金与外币，在定期内（似为三个月）向国家银行兑换金圆券。金圆券初发行时，价格稳定，为大众所欢迎。故民间颇有至国家银行排队以金银外币兑换金圆券者。我和布公有少量的美钞，均在最后期限内托金编审在新街口中国银行服务的儿子兑换，并以他的名义存在农行，得一些优惠利息，但是半年以后我的二百美元只值鸡蛋数十枚了。

金圆券步法币后尘而价值惨贬，最大弊病出在限价政策和受中共及港币的破坏。时北方大城市，多被中共所包围。中共破坏限价政策主要方式是所谓“吃光运动”，它把它控制区的老弱妇孺，都驱至北平、天津等都市，这两地的粮食供应，本靠华中接济，大批难民涌来，粮食供应遂感不足，粮价守不住限价而上涨，中央对此并不了解，因负责督导限价的张先生打来报告，都说物价稳定，并无问题，我看到这些报告后还向布公道贺限价政策之成功。后来才知北方粮价大涨，赶紧运送，已无法控制了。广州方面，也发生金圆券流通过速而贬值。粤人素信港币，得金圆券即易为港币，流通速度加快，港币升值，引起物价的上涨。上海环境特殊，华洋杂处，帮派林立，囤积之风甚盛，兼有有力人士支持，防不胜防。南京方面亦受影响。乡间所产日用品皆不运入市区，都在城门外的马路两边设摊出售，不运入城，接受限价管理。以致发生抢米事件，距离我们办公室很近的山西路，曾发生人声鼎沸的抢米多次。布公每闻喊闹，必至后窗遥望，面现忧色，好像他自己负了重大责任似的。

……布公与金圆券案本身无任何关系，但与定计和提议金圆券改革之人有若干关系，似乎甚有可能。何况金圆券改革之能否成功，与国家前途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呢！他之忧心忡忡，原因在此，个人损失，岂能影响布公的情绪。陶永标的谈话谓布公因金圆券贬值，受损极大，为其轻生原因之一，他是一个知识水准很低的人，有此看法，不足为奇；但也许是笔录者故意杜造此点，以污蔑布公的人格，是更有可能的。

蒋君章这些话，是绝对可疑的。因为在陶永标的谈话中，明明是这样写的：

蒋介石天天在官邸召开会议，云集文武百官，商讨挽救党国大计。在这些高官心中，各有各的打算。有的抱不成功则成仁的决心，准备与共产党决一死战。有的正在烧毁或捆扎文件卷宗，打算跟蒋介石去台湾，等待时机再反攻大陆。有的悄悄地把财产和家眷送往香港和海外，准备弃政从商。有的在盘算向共产党投降，更弦易辙。……

而惟独总统府国策顾问、蒋介石的首席秘书和幕僚长、名扬天下的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思想上却已经坚定地默默地打好了与众不同的主意，他虽然身处国民党政治中枢的上层，但头脑中始终保持着异常冷静和客观的见解，以他从政二十多年的经历，凭着他深远的目光，已经看透了过去的一切。国民党落到今天这样分崩离析、兵败山倒的地步，是他早就预料到的，即他在给蒋介石遗书中所感慨的：“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当他知道自己半生所献身的事业将以悲剧告终时、当他看到自己忠心耿耿追随了二十多年的蒋介石无法挽救危局时，清醒的理智，不能超脱于严酷的现实，他审时度势，肠断心枯，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陈布雷自杀的一个主要客观因素。

陈布雷自杀的第二个因素是精神和身体状况的严重恶化以至感到厌世。一则由于长年工作劳累，用脑过度，缺少营养，而失眠症又使他受到不少痛苦，故肉体上已疲惫不堪。二则他历来对国民党内部一些勾心斗角、争名夺利、贪污腐化等种种坏现象非常反感（在他生前的曰记中，对此多次流露了忧愤的心情）。他觉得国民党这样长此以往，前途不堪设想，而他自己也将与之同毁，因此内心苦闷，时间一长就积郁成疾，日趋衰颓。于是，精神上的刺激和肉体上的损害便互相交替影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神经中枢的崩溃。即他在最后一天曰记中所写的：“每逢心里痛苦时，常常有‘终结我的生命吧’的念头来袭余之心……”

至于陈布雷自杀的第三个因素，以前曾经广泛流行的一种讲法是：因为当时货币贬值，陈布雷多年积蓄所换成的金圆券都变成了一堆废纸，最后连得家庭生活开支都成了问题，他因此“孤愤难抑，觉得只有一死”。

其实最后这种流传讲法是近乎荒唐的！

众所周知，陈布雷一向为官清廉，生活简朴，对于钱财不屑一顾，他的积蓄本来就不多，怎么可能为了几张金圆券去寻短见呢？何况不管当时局势如何混乱，他毕竟属于国民党最上层一级人物、蒋介石的亲信，绝不会因为通货膨胀到了影响生计的地步。

可见陶永标明明在说金圆券使陈布雷倒账的“流传讲法是近乎荒唐的”，明明在说陈布雷“对于钱财不屑一顾”，“怎么可能为了几张金圆券去寻短见呢”？既然明明白纸黑字如此，蒋君章硬说陶永标是“一个知识水准很低的人”云云，说陶永标以金圆券的事，为陈布雷“轻生原因之一”，这不是故意栽诬吗？

正相反的，陶永标不但没有“污蔑布公的人格”，干这种事的，反倒是在海峡这一边呢！国民党大员胡健中，在《我与布雷先生的交往》（《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四期）中谈“布雷先生的死因”，有这样的话：

布雷先生之死，一般人都知道是吃安眠药自杀的。他是长期的失眠者，吃安眠药成了习惯，他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安眠药，我在重庆有一段时期也患失眠，所有安眠药都是他所供给的。他的死原因很多，我们试加探索。第一个原因是当时共匪猖獗，政局飘摇，总统蒋公十分忧郁，而中枢大员大都是乡愿，出风头享权利之事如蚁附羶，很少有人能够替国家元首分忧分劳，布雷先生看在眼里，极为悲愤，所以他上总统的遗书中，曾引韩愈的两句诗：“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娇婀！”他不满意当时国家大员及所谓要人之颟顸误国，悲愤无已，这是他死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他精神体力已濒崩溃，他既有很严重的失眠症，体力又日感不支，而忧国伤时，觉得以他的精神体力，已不能再为总统分忧分劳，留此残躯何用？第三是他的家庭，他是最忠实的国民党党员，而子弟却有人左倾。又当时实行金圆券，他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把所有很少的一点积蓄都换了金圆券，通货狂贬，连家庭生活都发生了问题！综此数因，他便成了一个孤愤难抑，只有一死以谢国家和领袖的人！

胡健中是国民党重庆《中央日报》社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立法委员、台北《中央日报》社长，所谓金圆券使陈布雷倒账的事，原来是谁说的，岂不一清二楚了吗？

蒋君章是国民党新闻局主任秘书、第四组副主任、《中华日报》副社长。在主持国民党宣传上，是大将人才。他这个人还是老实人，但是为了跟国民党的路线走，却垂老仍不自己，乱给“未受过教育的勤务副官之流”做栽诬之言，这就太不应该了。

1984年9月3日晨8时半

〔附记〕张道藩《我对于布雷先生的认识》（《中央日报》1949年11月13日）里说：“布雷先生的地位，虽然如此崇高；但是他的生活，却异常清苦。随身衣食极为简单，经常与其家人及工作人员共同用餐，其标准不过抗战以前每个月法币六元的价值。不做特殊阶级，随便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都按照规矩，处理一切。金圆券政策施行之日，他率先把他仅有的一点黄金和美钞（他本是中产士农之家出身，但他不理家事，战时仅能维持生活，余款为数极少，大概来自若干国家金融机构之董事名义或领袖之特予公费），依法缴交中央银行。易篑时，箱中遗款仅七百元，一切存款不过三万元，皆见于遗书，其高风亮节，直与诸葛武侯《出师表》中所载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五十顷相媲美。”陈布雷给蒋君章、金省吾两秘书的信后附有财务报告是：“我在床下新皮箱内，尚存有金圆七百元，可以取用，此外只有存农行信用薄及存京大来之两笔存款，为数不多。”可见陈布雷一生功狗，却是两袖清风的。

蒋介石与陈布雷之三

——“尸谏”新说

国民党《中央日报》主持人中，程度奇差的是现任董事长曹圣芬，此人十足一党棍，面目可憎、言语无味，并在无味之言语中，又多离奇之论。他附庸风雅，写了一本书，叫《怀恩感旧录》，里面有一篇《陈布雷先生的风格》，对陈布雷之死，大发怪论如下：

我近来常想，布雷先生如果今天还活着，他也许不会那样厌世。这并不是说现在台湾形势稳定，国际局势好转，无所用其忧虑。

布雷先生的死因如社会所周知的是因为他的体格衰弱，不任繁剧。如其遗书中所谓“灯尽油枯”。但实际上绝非如此简单。布雷先生之希望退休，愿意汲引新的后进来担当他的繁剧工作，当然是事实，但绝不致因此而厌世。尤其是他的责任感那样强烈，对于领袖的忠实始终如一，绝不会萌一死了事的念头。

然则，布雷先生为什么死呢？要了解这个原因，我们对于抗战末期党务和政治的情形，不能不做一个简单的回溯。

共匪一贯的阴谋，是要毁灭我们的国家，要毁灭我们的国家，就先要毁灭我们的领袖，毁灭为政府中心力量的本党。所以从抗战后期以来，他便开始了一连串有组织和技巧的谣言攻势，对领袖加以无中生有的污蔑和毁谤，以动摇一般同志对于领袖的信仰，同时用挑拨离间的诡计，将我们党内分成若干派别，而加以“前进”“落后”“开明”“顽固”等名称，使我们同志之间互相疑忌，彼此攻讦。对于共匪这个阴谋最先发觉的当然是领袖，其次便是布雷先生和党内少数先进。于是布雷先生便加深了他的忧虑，他用尽一切的思虑和个人的影响，希望能预防这种毒素，使之不致毁灭我们的党和政府。

然而，国民党好像注定了要遭遇大陆时期的失败。党内若干重要的干部，虽然也有布雷先生一样的警觉和努力，但竟不能挽回宣传上和组织上的颓势，共匪的每一个宣传和谣言攻势，竟像毒蛇一般的侵蚀着同志的心灵。首先是一般同志对于现状的不满，摭拾共匪的宣传和谣言来批评党内负责的同志，而又提不出建设性的建议。其次便是一般党员对领袖个人渐渐发生了怀疑，这种怀疑起始还只流传在一般普通的社会，后来便蔓延到许多高级干部的心里。在中央或地方做了十多年首长的人，都把当时党政军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领袖个人身上。尽管他自己把事情弄坏了，反而说：“我当初是如何的建议，如果采纳，何致如此？”而党内的情形更令人寒心。三十六年的两次选举，把总裁的威信完全破坏，党德党纪扫地无余。每一个党员都自认为至高无上的皇帝，领袖如果对他稍加约束，他便寻死觅活，翻脸不认人。而这时政府外受国际的误会，耻辱重重；内有共匪叛乱，军事渐居劣势。领袖在这种忧患耻辱之中煎熬，所得到的是同志的误解和责难。布雷先生相从总统二十余年，参与一切的机密，他对于总统除了公的关系之外，还有私人的友谊，因此他对领袖的认识特别深刻，信仰也特别坚定。这样，同志间一切对于总统的误会和指责，他便如同身受，而且无宁说他所感到的痛苦和耻辱较之领袖为尤甚。

他的忧郁的性格，受着这种种痛苦和刺激，使他悲愤！他把事实真相告诉每一个访问他的同志，希望消除当时党内离心离德的现象。但是他的努力竟不能祛除那些先入为主的误会，这些人不仅不了解他为党为国的苦心，甚至反唇相讥，指布雷先生为“顽固”“落伍”。这种讥讽来自自己的同志，当然更使他绝望！但是他仍旧积极地奋斗，乃至不惜一死。他的死可以说是对于当时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领袖的党员的一种尸谏、一种无言的抗议，其心可悲、其志可悯，而其举动之悲壮义烈，更足以泣鬼神而昭日月。

曹圣芬这些话中最离奇的，是说陈布雷之死，乃是“对于当时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领袖的党员的一种尸谏”！乖乖，天下可有这种尸谏法！照中国传统解释，“尸谏”的对象一定是对统治者，《大戴礼》记卫灵公时不用贤（蘧伯玉）而用不肖（迷子瑕），大臣史鳅（史鱼）数谏不听，临死前告诉他儿子，他“不能正君”、“死不当成礼”，要他儿子“置尸于北堂”。卫灵公去吊丧，弄清楚了怎么回事，乃“立召蘧伯玉而贵之，召迷子瑕而退之，徙丧于堂，成礼而后去”。因而说“卫国以治，史鳅之力也！夫生进贤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尸谏，可谓忠不衰矣！”（这段话，在《孔子家语》中，变成孔子之言：“孔子闻之曰：‘古之列谏者，死则已矣！未有如史鱼死而尸谏、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谓直乎？’”）照无知的曹圣芬的说法，陈布雷的“尸谏”，谏的对象不是“领袖”而是“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领袖的党员”，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今年1月号的《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一期上，登有蒋君章的《陈布雷先生在胜利还都后的工作与生活》一文，对香港刊物登陈布雷之死，乃是对蒋中正“尸谏”之说，大不谓然。蒋君章说：“最刺眼的是题目，称为‘尸谏’，那不但与事实完全不合，而且以吴可读一类的学究式之愚忠视布雷先生，对布雷先生真是大不敬。”但是，蒋君章看了自己人曹圣芬的这本《怀恩感旧录》，又该怎么说？曹圣芬说陈布雷一死所谏，乃是国民党中的牛鬼蛇神，试问这与事实合吗？这不是“大不敬”吗？

1984年9月4日晨8时

蒋介石自承亡国

——是亡国，没有错

今天国民党“小中央日报”——《大华晚报》——上，有署名玄武子一篇《勿错用词汇！》的投书，全文如下：

这是一项铁的事实：

一、中华民国的领土，包括整个中国大陆，以及内外蒙古地方。

二、中华民国的人民，包括十亿中华各民族的人民，以及归化的外族人。

三、中华民国主权，普及于上述的领土与人民。

四、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叛乱的集团，现在的情况，只是这一判断集团暂时窃据大陆，真正承传法统的中华民国政府之政治权力，暂时不能行使于中共窃据的地区。而非亡国或失国。

以上四点，应该是铁的事实，不容有丝毫的怀疑，更无研讨余地。

但是，在台澎金马的复兴基地上，显然有些人，对这一事实，认识不清，观念模糊。最具体的例子，在电视中，介绍台湾的玉山时，竟说成玉山是“国内”的最高峰。又如介绍台湾的某一高山时，也说使人忆起“故国”的长白山，把大陆说成了“故国”。

这一类不当的措辞，不但常见于传播媒体，也往往见诸各级民意议堂，乃至于公文书类。倘使归于国家档案，则将来写史与读史的人，势必有迷惑之感。那么，今日错用这类词汇的人，于不知不觉中，成了历史的罪人。

当然，错用这些词汇的人，并非有心，或者由于“说”与“写”的方便，就顺手拈来，胡乱用上，但其所以会如此错法、推其原因，大多是年纪较轻的人，尤其是在复兴基地长大或出生的青年，对大陆的印象模糊乃至空白，对近代史乃至现代史不清楚，——例如，有许多青年，连蒋廷黻、王世杰等为何许人也不知。那就难怪其错用这类词汇了。

因此，我们期望，在教育一环中，要特别加强这一方面的努力，各级学校的公民课程，不可忽略这件事，而各种传播媒体，负有社会教育责任，而功能往往超过学校教育。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希望大家不要以为这个词汇的错用为小事。倘积非成是，习惯成了自然，则将影响到至大的法统问题。请小心、谨慎而重视之。

这位玄武子先生的投书是很苦心孤诣的，但是苦心孤诣却应以“铁的事实”为基础，尊重“铁的事实”的人，清清楚楚知道“外蒙古”早就被国民党给签字独了立，证据党外人士说不算数，还是看国民党总裁自己怎么说吧：

民国三十四年8月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政府为了中俄两国友好，并望长期和平关系，乃接受苏俄所提外蒙独立的要求。我政府对外蒙的政策，向以国内民族一律平等为指导原则，如外蒙从此真能独立自由，而为中俄两国互不侵犯之仲介与保障，虽付出这样巨大的代价，亦在所不惜。（见《苏俄在中国》，1956年12月25日）

看到了吧！若说“外蒙古”是“中华民国”的，则“将来写史与读史的人，势必有迷惑之感”了。迷惑者何？因为连蒋介石自己都这样说啊！

这位玄武子先生又说中华民国并非“亡国或失国”，但是，尊重“铁的事实”的人，又清清楚楚知道“中华民国”早就被国民党给弄亡了，证据党外人士说不算数，还是看看国民党总裁自己怎么说吧：

我自去年11月下野以后，到年底为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无论文武干部，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无论心理上和态度上还是和过去在大陆一样，大多数人还是只知个人的权利，不顾党国的前途。如果长此下去，连最后的基地——台湾，亦都不能确保了！所以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而还不自觉，岂不可痛？（见《复职的使命与目的》，1950年3月13日）

看到了吧！若说“中华民国”并非“亡国或失国”，则“将来写史与读史的人，势必有迷惑之感”了。迷惑者何？因为连蒋介石自己都这样说啊！

除非你们证明蒋介石也是“错用这些词汇的人”、除非你们证明蒋介石也“对近代史乃至现代史不清楚”，不然的话，还是尊重“铁的事实”，少意淫外蒙、意淫大陆吧！

1985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