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国民党难看》目录
- 一、国民党“走过从前”吗？
- 二、肚子疼的革命党
- 三、承认的暗杀和否认的暗杀
- 四、朝国民党的便秘通三通
- 五、从《新华》到《求是》
- 六、国民党的天祥症
- 七、不牺牲，只退去
- 八、鹰犬将军
- 九、国民党式撤退
- 十、“杀人如草不闻声”
- 十一、国民党的胡子问题
- 十二、比江东还江东
- 十三、谁分裂了国土？
- 十四、谁在“地方割据”？
- 十五、如此“修宪”，又与“临时条款”何异！
- 十六、“戒严令”穿帮了！
- 十七、国民党要肏人妈
- 十八、国民党又捏造烈士了！
- 十九、贰臣心理学
- 二十、烧卖之间
- 二一、国民党的演说狂
- 二二、别遮了，中常委！
- 二三、上台下台两不知
- 二四、国民党的政治年龄
- 二五、国民党懂什么文化！
- 二六、国民党不封建吗？
- 二七、国民党的不义责任
- 二八、从《少年中国晨报》停刊看国民党的没落
- 二九、不信书生唤不回
- 三十、《中央日报》不要脸
- 三一、《中央日报》别看错了人！
- 三二、这也叫“慨然赴义”？
- 三三、你一说，就完蛋
- 三四、中央银行胡说
- 三五、国民党走不出无知的迷思
- 三六、咬贼一口烂三分
- 三七、国民党何必假惺惺呢？
- 三八、私下加入、公开脱离
- 三九、国民党同路人的一件杰作
国民党“走过从前”吗？
11月24日，国民党大肆庆祝所谓“建党九十四周年”。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以社论“全中国十亿同胞需要和信赖的党”为题，夸称“中国国民党建党已届九十四周年，再过六年就是整整一个世纪；也即是说一部中国国民党史，等于一部中国近代的进化史”。同时由桃园县党部出面，举办“龙腾之夜”活动项目，大登广告，夸称“我们曾经携手走过从前，共同创建更美好明天”。继往开来的气派，油然纸上。
不过，只要涉及纸上作业，就过不了我李敖这一关。因为纸上作业，我是专家。从纸上文献中，我却看不出国民党有九十四年的长寿。所谓九十四年，是从1894年兴中会创立时起算的。但兴中会并不等于是国民党的前身，因为那时候谁也不知道什么叫“国民党”，包括孙中山自己在内。檀香山兴中会开会时、比京兴中会开会时，所有参加者，谁也不是国民党，他们的革命之功，又何能算在国民党账上？如今国民党翻掌一扑，一律不由死人分说，把会吞下、把人吃光，天下滑稽之事，还有过于此吗？
国民党吞下兴中会、吃光兴中会会员，由于这些会员好歹与孙中山有点来往，一吞一吃，看在孙中山的面子上，或许可扯上一点边儿，但是若说到了同盟会时代，还要靠孙中山的面子而又要吞又要吃，那就更胡来了。因为同盟会的成立，是靠当时许多其他革命团体的成员，其中日知会、华兴会、光复会不但成员众多，并且都是比兴中会风光的大会，而兴中会那时候，已五年之久，没有革命动作了。当时开会时，六十多个代表中，孙中山仅认识十个人，兴中会早已没落了。
非但兴中会、同盟会和今天的国民党牛头不对马嘴，即使1912年的国民党，也都无法硬加衔接。1912年的国民党是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合并的产物，孙中山始终未尝过问。今天的国民党，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它在1919年成立时，照党史会《国父年谱》所说，“加上中国二字者，所以别于元年之国民党也”，显然在和“元年之国民党”划清界限。“其性质则元年之国民党为五党所合并者，今之中国国民党则中华革命党所递嬗而来者也。”当年党同伐异，界限唯恐其不分明；今天捏造历史，寿命又唯恐其不延续，国民党之可笑，竟一至于此！
至于中华革命党，严格说来，它跟1912年的国民党没有衔接性。1924年孙中山在《政党的精神在党员全体不在领袖一人》演讲里，明说：“二次〔革命〕失败，逃亡至日本的时候，我就想设法改组，但未成功……那时我没有法子，只得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重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可见连孙中山自己，都认为中华革命党不是原有的国民党的“改组”，而是“重新组织”的新东西，它们之间没有衔接性，已很显然。
虽然今天国民党的建党，实在只不过是1919年的事、只不过只有六十九年而非九十四年，但国民党为了把革命功劳“一切笼为己有”（章太炎语），就不得不把历史拉长上溯，但纵使这样，吹牛也有程度之不同。1923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也只是说“吾党组织，自革命同盟会以至中国国民党”，虽然吹牛，也只吹到同盟会；如今国民党在台湾，越吹越大，“走过从前”，兴中会都难逃牛腹矣！牛哥哥国民党何苦来啊，年轻一点，又有什么不好嘛！
1988年11月24日
肚子疼的革命党
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党有两类，一类是革命党，一类是肚子疼的革命党。革命党中的真革命党，说冲锋就去冲锋、说陷阵就去陷阵、说丢炸弹就去丢炸弹、说慷慨成仁就去慷慨成仁；至于肚子疼的革命党，则大异其趣，他们是一冲锋陷阵就请病假的、一丢炸弹慷慨成仁就开小差的。这种人，往往在革命成功以后，都变成了革命元勋和党国元老，国民党中最多这种元勋和元老，所以，研究起国民党的“光荣历史”来，我们常常要倒胃。
真革命党被抓到后，有一种挖心的惨刑，就是把心挖出来，由官兵分食，以儆效尤。行剌恩铭的徐锡麟烈士，就是给挖了心的，这种官兵分食，俗称“吃烈士”。
到了革命成功后，到了国民党得了天下后，另一种“吃烈士”出现了，不过不是被敌人吃而是被自己人吃了。照五卅惨案后一篇“吃烈士”文章的说法：
据说这吃的有两种方法，一曰大嚼，一曰小吃。大嚼是整个的吞，其功效则加官进禄，牛羊繁殖，田地开拓；有此洪福者闻不过一二武士，所吞约占十分七八，下余一两个的烈士供大众知味者之分尝。那些小吃者多不过肘臂，少则一指一甲之微，其利益亦不厚，仅能多卖几顶五卅纱秋，几双五卅弓鞋，或在墙上多标几次字号，博得蝇头之名利而已。呜呼，烈士殉国，于委蜕更有何留恋，苟有利于国人，当不惜举以遗之耳。然则国人此举既得烈士之心，又能废物利用，殊无可以非议之处，而且顺应潮流，改良吃法，尤为可喜，西人尝称中国人为精于吃食的国民，至有道理。
这种写法，显然是对做烈士官的、发烈士财的、整天高唱“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的人们的一种写照，国民党中这种人太多了，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
不过有一种高级一点“吃烈士”的方法，那就是不做烈士之官、不发烈士之财，只出烈士之名的，这种人在表面上，非常清高，清高得反对别人“吃烈士”，甚至发为吟咏，写诗抗议，我们试看一首《黄花岗薤露歌》——
呜呼大名争自娱！他人颈血购得来。
黄花落，黄花开；
花开花落年年在，斯人一去不复回！
呜呼论功行赏客！不记昔人头力推。
黄花落，黄花开；
花开花落年年在，斯人一去不复回！
这首歌写得哀婉动人，它的作者是吴稚晖。——吴稚晖当年不是别人，正正就是肚子疼的革命党！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实际成仁的时候，他老先生正在海外纳福、大谈虚无缥渺的无政府主义！
国民党说吴稚晖不做官，是“高风亮节”，我却觉得他乃是因有惭德，所以如此。因为这股惭德作祟，使他潜意识又排挤任何有功革命的同期人物，他排挤汪精卫、排挤胡汉民、排挤这个、排挤那个，恐怕都可用妒性大发作一解释。至于他早年就出卖革命同志，吃了邹容烈士，更反证了他是“吃烈士”的老手。——“呜呼大名争自娱”，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1983年9月9日
〔附记〕国民党是专给肚子疼的革命党立铜像的，请到台北市敦化北路南京东路口看看吧，那就是吴稚晖的铜像。
承认的暗杀和否认的暗杀
国民党搞暗杀，由来久矣！民国肇建，开其端者，不是别人，就是蒋介石。1912年1月14日，也就是民国元年1月14日，蒋介石为了替孙大总统报私怨、为了替把兄弟陈其美抢上海地盘，暗杀了革命元勋陶成章。当时行凶的有二人，其中之一，就是蒋介石自己。
因为陶成章是革命元勋，一死震动朝野，孙中山乃下令缉凶，陈其美也假惺惺的等因奉此，其实凶手就是自己的小老弟，永远缉不到的。这一暗杀，当时蒋介石绝不承认是他干的，直到二十四年后，才由他老师毛思诚隐约透出暗杀的事；直到三十三年后，才由他学生邓文仪正式写出暗杀的事。可见暗杀和承认暗杀之间，有一大段“时沟”，什么时候承认、要不要承认，全看他们高兴。
大体说来，暗杀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除非承认后觉得光彩，其他一概以按下不表为宜。职此之故，纵使在“国防部”情报局秘密出版的“严禁翻印转载”的《戴雨农先生年谱》中，我们也无法得窥全豹，纵使是内部刊物，也照样心照不宣。例如在《年谱》中，我们只看到他们在1933年5月7日暗杀了“军阀”张敬尧；但在同年6月18日暗杀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却一字不提。又如在1934年4月逮捕到“匪徒”吉鸿昌（11月24日处死）；但在同年11月14日暗杀《申报》老板史量才，却一字不提。国民党绝不承认暗杀杨杏佛、史量才跟他们有关，一切官样的缉凶姿态，国民党一一做给中国人民看，蒋介石还电唁死者家属呢！
可是，谁能想得到，“天道好还”，居然在无头命案近半个世纪以后，国民党的军统局大特务魏大铭最后给抖出来了。魏大铭在1981年2月1日的《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二期里，发表《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上）》，泄露了暗杀杨杏佛、史量才的真凶。虽然如此，《戴雨农先生年谱》这种秘密的官书中，还是不承认的，而军统局大特务乔家才的公开的私人著作中，还是气愤填膺的。乔家才在《为历史作证》中大骂魏大铭你说：‘暗杀史量才、杨杏佛两案，对国家得不偿失。’共产党和所谓民主人士，在当时以此作为攻击国民党的借口。这两个人究竟是谁杀的，并无定论，是不是反政府的人干的，给政府栽赃，制造借口？你魏先生既没有参加这种暗杀，何以知道得那样清楚？原来你是根据沈醉说的。沈醉在大陆沉沦时，在云南向共产党投降，也可能是归队。后来到了北平，在共产党指导之下，撰写《戴笠的秘密》极尽诬蔑之能事。现在你魏大铭先生根据沈醉胡说八道的资料来评述戴先生的事功，无异替共产党做宣传，令人惋惜。”
不过，照乔家才这种逻辑，纵军统局的人，苟非身与其役者，所有见闻，都不算数，则在他自己的大量著作中，也就难逃失真之讥。其他的军统局的人的著作，也将一概不可信了。例如《戴雨农先生年谱》中，只字不提暗杀陈篆的事，但在军统局刘子英《芾石忆旧》中，却明写刘戈青“毕业后，参加前军统局工作，在戴公雨农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七七事变后，派至上海，于二十八年2月18日，手刃南京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实足以振奋沦陷区之人心，旋至香港，蒙戴先生召见奖勉有加。”若照乔家才的逻辑，则刘子英在暗杀陈箓后四十年这一掀底，一定“极尽诬蔑之能事”了，这说得通吗？
总之，国民党搞暗杀，我们绝不因为他们否认就信他的，冤有头、债有主，冤债总有水落石出的一日，我们有耐心去讨这份债。
1989年9月25日
朝国民党的便秘通三通
北京在3月25日举行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由李鹏总理报告施政，本报特别撇开台湾倚靠的国民党官方电讯，直接采用“中新社北京3月25日电”，以便完整的使台湾同胞看到没被国民党“加工”的新闻全貌。
在李鹏报告中，对三通问题又做了明确的说明。李鹏说：“两岸同胞都迫切要求近年来已经出现的两岸交往良好势头进一步发展，‘三通’方面的人为障碍早日消除。我们希望，台湾当局继续真正多做一些有利于两岸直接‘三通’和双向交流、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实事。”这自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为什么李鹏一再提出三通问题？因为自从1979年元旦人大常委会在《告台湾同胞书》中提出了两岸进行通邮、通商、通航的要求后，迄今未能如愿。
未能如愿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最有趣的且最有说服力的，却被大陆那边忽略了。那就是他们口口声声责怪国民党不肯三通，却没仔细研究国民党早就肯三通的丑史。如果对这一丑史有所研究，公诸天下，则国民党的拒绝理由，就无法遁形了。
国民党早就肯三通的丑史何在？曰：在六十年前。
六十年前，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事变后五十四天，日本军阀土肥原就把清朝下台皇帝溥仪运到东北，又举行“满洲善后会议”，筹备组织“满洲国”。1932年3月9日，“满洲国”举行建国大典，就这样的，东北出现了“独立”的“满洲国”。
这下子苦了国民党。它面对“独立”的“满洲国”，实在也就不知怎么办才好：采取高姿态嘛，日本鬼子不答应；采取低姿态嘛，中国人民不答应。于是，在挖空心思左右逢源的技巧下，国民党的“中国功夫”，就一再使出来了。
国民党首当其冲的困难是“满洲国”的承认问题。日本希望国民党承认“满洲独立”、承认“满洲国”，但是这种承认是卖国的行为，当时的国民党是当不起的（十四年后，国民党承认过“外蒙古”独立，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事了）。但是，日本的压力是很大的，日本千方百计要引国民党上钩。日本知道立刻要国民党承认“满洲国”是强人所难的，但是，要国民党在事实上逐步跟“满洲国”搭线，却是该做的、该推动的事。这种事，最好的表现方法，就是“三通”。“三通”通久了，“满洲国”自然就会被人习惯了，那时候，一切就都水到渠成了。
国民党首先面临的是与“满洲国”的“通车”（相当于今之“通航”）问题。据当时国民党派出的黑大将黄郛的太太沈亦云《亦云回忆》，明说“中国与‘伪满’交通实际本未断，中国银行亦未撤退”。“通车之办法系请‘上海商业银行’所办‘中国旅行社’，在榆关设一‘东方旅行社’司往来结算之事。”关于通车的情形，1934年6月28日《大公报》社评就指出：“按北平沈阳实际久已通车，所不同者，从前旅客在山海关有换车之烦，今后则仅易机车〔火车头〕而客车直达沈阳耳。”——原来与“满洲国”通车，就是掩耳盗铃这样简单！
通车最后还有发展，1935年《申报年鉴》交通类中“平沈恢复通车”条下，有综合记录：“……通车事宜由中国旅行社，及日本观光局合组东方旅行社负责经理。总社设榆关，资本一百万元，依中国法律注册，总经理亦为国人，其余职员中日各半。双方各出一列车，来往开行，机车在榆关更换，列车则直达北平及沈阳，车牌书有两面：一面为‘平沈’，一面为‘平奉’。”就这样的，国民党居然和“满洲国”完成三通中的第一通了。今昔对照之下，我们能不好笑吗？在“通车”问题解决后半年，“通邮”问题也解决了。九一八事变后，邮务情况一开始是维持旧有局面的，也就是说，由国民党代“满洲国”服务的。但维持十个月后满洲国”终于接管了东北邮务。
但是，“满洲国”是中国东三省的地方，有三千七百多万中国人，他们跟关内同胞的通信关系与资金往还，是难以掐断的。国民党交通部对人关东北同胞的东三省邮储存款，只好“限期登记，一概发还”，是赖不掉的。同时中国片面宣布欧美邮件改由海运而不经陆运，别的国家（联邮各会员国）也做不到。结果禁者自禁、寄者自寄，弄得国民党焦头烂额，没有好办法。最后只好采取大连日本邮局转寄，无异就是承认主子日本，但不承认奴才“满洲国”的办法。但是，问题还没解决。因为在邮票、交换、邮戳上面，都无法避免“满洲国”字样或图案朝关内冒。最后，为了情面，只好偷偷与日本人订立“密约”（即所谓“谅解事项”），其中要求“关于通邮办法之公表，除协议部分外，其全部不得公表，并不得为恶意之宣传。”就这样的，在所谓“为便利民众起见”的理由下，国民党居然和“满洲国”完成三通中的第二通了。今昔对照之下，我们能不好笑吗？
既然三通中第一通第二通都通了，第三通“通商”，根本也就更不成问题了。
只消举一个例子，来看“通商”的必然性与普遍性。根据1935年《申报年鉴》工业类中“榨油厂”条下，有这样的说明：“就上表而观，吾国本部各省（除湘滇川黔赣）榨油工业厂数，仅及东三省厂数26%，资本额仅及12%，总产值仅及42%，从此可知吾国油脂工业，其精华均在东三省……”从这段记录中，我们清楚的看到：中国“本部各省”，在榨油工业上，是如何仰赖“满洲国”的输入！若不“通商”，又油水何来？就这样的，在所谓“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道理下，国民党居然和“满洲国”完成三通中的第三通了。今昔对照之下，我们能不好笑吗？
看了上面这些历史铁证，我们似乎可以下出一点结论了。
“满洲国”中，连政府次长级的都是日本人（后来在台湾被国民党奉若上宾的岸信介，就是“满洲国实业部次长”），“满洲国”中执政府日本官员占7%、参议府占50%、立法院占20%、国务院占49%、民政部占11%、外交部占35%、军政部占36%、财政部占69%、实业部占35%、交通部占56%、司法部占19%、文教部占38%、监察院占60%。对“满洲国”这种汉奸政权，奇怪的是，国民党却网开三面，和它三通，这种离奇的标准，又教我们怎么领教呢？除了证明国民党对日本人低三下四，似乎再也找不到合理的理由。
如今，在三通蔚为时潮的情况下，国民党负隅顽抗三通，并且推出臭屁股脸施启扬、卖屁股脸马英九主其事，实在是不通之至。因此我们揭其丑史，朝国民党的便秘通三通，以为中国勾勒美景——国民党是迟早要憋死自己的，能够“通乐”一下，也就半推半就、“臭美”一下吧！
1991年3月26日
从《新华》到《求是》
一、《新华日报》说从头
抗战时期，一党专政的国民党自己，有许多许多大报。可是，在国民党的大报林立中，却有一份非国民党办的只有一大张篇幅的报纸，创刊以后，把国民党的大报们打得落花流水、相对失色，这个报，就是共产党的《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是抗战时期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的报纸。1937年10月筹办于南京，1938年1月11日创刊于汉口，同年10月25日武汉撤退后续刊于重庆，直到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强迫停刊为止，前后连续出版了九年一个月又十八天，一共出了三千二百三十一号。
《新华日报》每日出版一大张，内分四版，第一版全版广告。在创刊时期连续登《本报招登广告启事》，里头说：“本报业已出版欢迎工商政学各界刊登广告取费公道收效宏大并为社会服务起见特设经济广告栏取费尤廉，如蒙惠顾请径向本报广告课接洽为荷。”在广告中，文化广告一直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他广告也登，例如它登有“伤寒感冒，头昏肚疼，冬令冻疮，一搽即愈”的医药广告，是宣传“万金油”的。“万金油”能治“伤寒”，当然是夸大不实的。但是抗战时医药缺乏，能有“万金油”来心理治疗一阵，也就聊胜于无了。
二、双重的卖国标准
第一版广告以外，第二版第三版是新闻版，内含社论和专论，主力都是针对国民党干的，大体上，都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和广大民众的立场，比国民党党八股的党报值得一看多了。……（编者略）
在第二版、第三版以外，最后一版第四版以“新华副刊”为主。“新华副刊”比起国民党的“中央副刊”来，精彩得太多了，并且有极强的文献性与资料性。在这副刊里，绝对没有国民党的娘娘腔文学。……（编者略）
三、共产党受国民党的窝囊气
《新华日报》在创刊之初，就登出《本报征求各地通讯启事》，宣称：“本报为真实反映全国抗战工作起见，现拟广泛征求各地通讯。通讯内容以救亡运动为主体，特别注重：一、日寇进攻计划及兵力配置；二、我军抗战情形及前方战士生活；三、汉奸活动情形；四、伤兵、难民及一般民众的生活和情绪；五、各救亡团体工作的成功、缺点、障碍和困难；六、一般政治、经济、社会情形。每次通讯最好以一个问题为中心，报告具体事实，不尚空论。……”大体上，《新华日报》是这样以务实的方式维持它的报格的。正因为它是务实的报，所以，国民党对它的忌恨，也就自不消说。国民党一党专政，基本上是不准异己办报的，但是，拜抗战之赐，为了摆出一致对外的假象、也为了兑现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协议，它不得不允许《新华日报》在它势力范围内，插了一把刀进来，于是，《新华日报》就以“本报已呈准中宣部备案中”的字样，堂堂上了市。“中宣部”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也！国民党一边同意共产党办《新华日报》，一边派员驻报审稿，因此，共产党所受国民党的窝囊气，也就不少。轰动一时的“皖南事变”，国民党伏击共产党的新四军及皖南部队九千人，九千人中，七千人牺牲了，这等大事，《新华日报》竟不能刊出，只能在1941年1月18日的第二版第三版上，以半“开天窗”方式登出周恩来写的“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等含糊其辞的毛笔字，可见《新华日报》虽能在国民党势力范围内办报，但办出来的是什么报，也就大打折扣了。
四、捣毁《新华日报》
当然，共产党也非易与之辈，在国民党高压下，有时候忍无可忍，也干脆以“开天窗”出报，用一片空白向国民党抗议、用一片空白出国民党洋相。1938年1月18日，在刚创刊后第七天，第一版上就开了天窗；又如1945年8月22日社论《蒋介石先生贺电读后》，就只有题目没有内容。被扣的内容，只好以传单另印，秘密处理。
国民党对付《新华日报》，除了千方百计（包括威胁送报生不得送报等等花样）捣蛋外，还派人直接冲入报社捣毁，并宣扬该报业已停刊。试看1938年1月19日、22日、2月1日《新华日报》的三则广告，就令我们了然于心了：
本报紧急启事
本报出版之唯一宗旨在巩固团结抗日救国有创刊号以来之言论与事实足以证明不料因此触忌汉奸匪徒竟于前日（17日）下午6时半突有匪徒二三十人手持短斧声势汹汹闯入本馆营业部首将电话割断继即狂施捣毁并高呼“先打机器要紧”于是横冲直撞排字房与机器房均被殃及待宪兵队与警察局第十二分局赶到始蜂拥散去内有二人在捣毁排字房后脱逃稍迟始被当局拘获当由宪兵带去本报除据实报请军警当局依法彻究外特将事实经过敬告各界并吁请报界同业及社会人士加以同情援助本报抗敌初衷始终如一当晚已将机器铅字加以整理照常出版今后更当努力以达救国目的特此启事
本报紧要启事
本报于本月17日虽曾被汉奸匪徒来馆捣毁唯当晚即已整理就绪次日照常出版从未间断外传本报停刊云云绝非事实今后本报仍当一本初衷继续努力除呈准军警当局保护外特此郑重声明诸希
公鉴
新华日报馆谨启
本报鸣谢启事
本报馆曾于本月17日遭遇不幸，蒙各界纷纷前来慰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传部，第八路军朱彭总副司令，平汉铁路管理局许先生，大冶各矿厂，抗战教育研究会石灰窑分会，《大公报》记者长江先生秋江先生等纷来函电，慰勉有加。本报同人，诵读之余，至为感奋！自当一本初衷，为巩固团结抗战救国而努力。以副抗战同胞之期望。特此敬向慰问各团体、各先生鸣谢，并请今后不吝赐教！此启。
从这三则启事中，《新华日报》在国民党高压下办报的窝囊与艰苦，也就举一反三、举三反九矣！
五、国民党不准人民办报
虽然《新华日报》在国民党高压下窝囊而艰苦的办着报，毕竟还被许可办了报，并且一办就办了九年一个月又十八天。到了《新华日报》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被国民党强迫停刊之日，其实也就是国民党日薄崦嵫之时。两年以后，共产党就把国民党赶到台湾了。
国民党到台湾后，痛定思痛，认为被共产党打挎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给异己的自由太多了、太多了，因此要痛改前是、大量为非不可。为非项目众多，其中之一，就是禁止办报。
国民党没被赶到台湾前，谁要办报，本来是悉听尊便的。金生丽在《台湾采访话书》里回忆：“自民国三十四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后至民国四十年这一段时间内，可以说是台湾新闻界变化最多的时候。办报纸在当时好像是一种新兴事业，也被认为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所以新创办的报纸、通讯社等，有如雨后春笋。”“说来也真可笑，当时要办报纸的确也太容易，因为没有申请登记的限制，最简单只要借一个门挂起报社的招牌，随便租赁或占据一两间房子作为编经两部，接洽一家小印刷厂承印便成。”
金生丽笔下的这种自由，是后来的我们不能想象的！自从国民党逃到台湾后，首先就用大抓匪谋来吓破记者的胆，害得记者不得不缩在一起。金生丽回忆：“在我们同时采访的记者中，确有因匪谍罪证确实而被处决的，因而大家都觉得单独采访有很多不便，不如一起行动。”记者摆平后，国民党就用大张报禁来钳制言论自由，所谓报禁，就是以离奇可笑的理由，不准人民办报。
六、子法忤逆母法
国民党不准人民办报的“德政”，是1950年底开始的。最早公开出来不准办报的理由，是为“节约用纸”，据行政院1951年6月10日台四十（教）字第3148号训令：“台湾省全省报纸、杂志已达饱和点，为节约用纸起见，今后新申请登记之报社杂志通讯社，应从严限制登记。”这一钳制言论自由的行政命令，国民党自称是根据《出版法施行细则》来的。《出版法施行细则》第27条说：“战时各省政府及直辖市政府为计划供应出版品所需之纸张及其他印刷原料，应基于节约原则及中央政府之命令调节辖区内新闻纸杂志之数量。”但追问这一钳制言论自由的根据何在？国民党却自称是根据《出版法》第28条。我们试看《出版法》第28条怎么说：“出版品所需纸张及其他印刷原料，主管官署得视实际需要情形计划供应之。”稍有常识的人，一看就知道：《出版法》第28条只不过指“纸张及其他印刷原料”，政府“得”计划供应，也“得”不计划供应，让你自生自灭。从逻辑上，怎么也做不出禁止报纸登记的推论，而国民党可以节外生枝，做出这种腾笑中外的推论，这不是大笑话吗？何况从法律上，《出版法》是母法，《出版法施行细则》是子法，子法依法不能与母法矛盾，国民党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令子法“忤逆”如此、“不孝”如此，这不也是大笑话吗？
七、“节约用纸”的谎话
何况，纵使所谓“调节新闻纸杂志之数量”之说能成立，也不能任由国民党选择，而要一视同仁才成。《出版法》第28条的“计划供应”对象，包括了一切出版品。所谓出版品，按《出版法》第2条，明定包括一、新闻纸类的新闻纸和杂志，二、书籍类，三、其他出版品。照国民党的逻辑，新闻纸以外的出版品，自然也应该适用，可是国民党却没完全禁止杂志和出版社的登记，这又怎么通呢？所以，国民党的“节约用纸”说，全是谎话。此其一。
再何况，所谓“计划供应”的立法原意，是指“战时节约的需要”，或因海口封锁、或因运输困难、或因集中力量以应军事生产急需，但这些都不构成不准报纸登记的理由。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前例，可以为鉴。所以，国民党的“节约用纸”说，全是谎话。此其二。
又何况，国民党所谓的“节约用纸”情况，在发明这种理由时，就根本不存在。当时台湾白报纸产量，全年供给各报配纸不过每月三百四十六吨，每年不过四千一百五十二吨。仅占纸业公司的六分之一。当时造出来的纸都用不完，又何来不够用？所以，国民党的“节约用纸”说，全是谎话。此其三。
更何况，国民党在发明“节约用纸”说后第二年，1952年10月10日，忽然同意军方的《青年战士报》的登记！在“节约用纸”说后第十年，1960年7月1日，忽然又同意党方的英文《中国日报》的登记！《青年战士报》、英文《中国日报》不是活生生的报吗？是报就是不“节约用纸”的，怎么又不节约了呢？所以，国民党的“节约用纸”说，全是谎话。此其四。
八、再一次大谎话
就这样谎话来谎话去，随着时代的转变，这一“节约用纸”说，就愈来愈荒唐了、愈来愈站不住了。国民党自己，也愈来愈守不住了。我们试看行政院1955年4月21日台四十四（教）字第3581号的《战时新闻用纸节约办法》：
一、政府在战时为节约新闻用纸之消费，特订本办法。
二、各报社发行之新闻纸，除特定纪念日外，其篇幅一律不得超过对开一张半。
三、前条所称特定纪念日，各报得出增刊，但其篇幅不得超过对开一张。
但是，言犹在耳，十二年后，国民党却偷偷摸摸的，修正如下：
一、政府在战时为节约新闻用纸之消费特订定本办法。
二、各报社发行之新闻纸除特定纪念日外其篇幅一律不得超过对开两大张半。
三、前条所称纪念日各报得出增刊但不得超过对开一张。
随着日长岁久，我们看到的报纸张数，已经是国民党宣布“节约用纸”时代的一倍以上了。试问解严前三十一家报纸中，若真的“节约用纸”，不把对开一张半变为对开三大张，仍旧一张半，而把其余的一张半允许办新报，台湾的新报，岂不可以在不影响“节约用纸”的前提下，又多出三十一家了吗？不多费一张纸，而可多出一倍的新报，这种“德政”，又何乐而不为呢？这种言论自由，又何乐而不推广呢？
从把既得权利的三十一家报纸，允许用纸增加一倍的观点上，我们断定国民党的“节约用纸”说是再一次大谎话，是它钳制言论自由的笨借口而已！
九、七种怪说
这样一个笨借口，到了1980年到来的时候，也就是“节约用纸”后三十年到来的时候，由于政府配的纸早就“不配”了、由于新闻用纸早都是各显神通不靠“计划供应”了，所以，一个可笑的统计与对比，便出现了。根据1980年的“大有为政府”海关统计，全年进口新闻用纸是美金一千八百万元（七亿台币），但进口电视机、收音机却达八千二百万元，进口水果达五千五百万元，进口轿车达三千七百万元，进口家用电器达三千七百万元，进口洋烟酒达三千一百万元，进口香水、化妆品达二百八十万元，进口玻璃器皿、陶瓷器、瓷砖达一百五十万元，进口家具达一百万元。统计与对比之下，发现节约的美金一千八百万的新闻用纸，比起不节约的二亿四千八百万元的洋烟、洋酒、香水、轿车来，只不过占了十三分之一而已！节约节到了这样浪费地步，这样一个笨借口，也就完全穿帮了！
三十多年间，国民党除了用“节约用纸”说来钳制言论自由，他们也不断冒出翻新的说法来骗人民，综合各说，大体如下：
一、节约用纸说。
二、报纸饱和说（此说在1951年出现，由行政院提出）。
三、办报人才不够说（此说在1965年出现，由内政部出版事业管理处处长熊钝生提出）。
四、战时说（此说在1965年出现，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
五、失去平衡说（此说在1980年出现，由国民党国大代表候选人乔宝泰提出）。
六、健全发展说（此说在1981年出现，由行政院新闻局在答复许荣淑质询时提出）。
七、避免恶性竞争说（此说1983年出现，由行政院长孙运璿在答复苏秋镇质询时提出）。
由这些累进的说法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国民党实在说谎说得已经心劳计拙了，因为谎话已经愈来愈荒腔走板了。以最后一次的“避免恶性竞争说”为例，全是胡说八道。因为根据内政部1962年11月15日台内版字第97324号代电，明说报业是“营利事业，更无疑义”。既然是营利事业，当然就得让人公平竞争，如果说保护，保护了三十多年了，还不够吗？自由社会的第一特色，不是别的，就是公平竞争，竞争就是竞争，只要合法，有什么恶性不恶性？跟恶性不恶性又有什么相干？堂堂一个“行政院长”孙运璿，庙堂之上，出口发言竟没有大脑如此、没有常识如彼，国民党的人才凋零，真可教人笑话了。
一〇、“笑府”中的“第一声”
八年前，在国民党“行政院长”孙运璿“以避免恶性竞争说”为借口，答复“立法委员”苏秋镇的时候，我就公开写文章批评说谎者孙运璿说：“我想到明朝末年‘笑府’中的一条‘第一声’，说主人陪客人聊天，主人放了一声响屁，很不好意思，他想遮盖这个响屁，就拼命拉椅子，用椅子和地的摩擦声，来瞒天过海，希望客人共识，认同他的放屁不是放屁。主人拉了一阵椅子后，客人说：‘还是第一声最像。’看了三十多年来的报禁依然、报禁仍旧，我感到国民党的可恶有两点，第一点是他们钳制了我们办报的自由，第二点是他们钳制之后，又一再拿连他们自己都不信的屁话来搪塞人民。这种作风，第一点固然可恶，第二点尤其可恶。因为第一点只是欺人，第二点却是欺人之后，又拿人民当傻瓜、当凯子来骗。一骗之不足，又推出光怪陆离的说法来作弄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受这种作弄呢？对了，我们要宣布不接受！我们要说：‘看了你们三十多年的拉椅子，可是啊——还是第一声最像！’”
一一、蒋介石“绝非限制言论自由”吗？
同时我又写了公开信质问孙运璿，提出所谓不准登记办报乃在防止“恶性竞争”这一理由，如何同当年不准登记的理由“接龙”的问题。我指出：“贵党总裁在1955年4月5日‘在国父纪念月会中，讲述保障人权及言论自由问题’中，曾就不准登记报纸，有这样的谈话：‘至于为适应战时节约的需要，而限制报纸的数量和篇幅，系行政院以制纸木浆供应军用急需，国产纸张减产，纸价高涨，如果漫无限制，必致加重报刊本身的负担，要是采用外纸，必须增加外汇的消耗，为了解除此种事实上的困难，才于四十年6月制订办法，本乎节约的观点，注意数量的调节，这是适应战时环境不得已的措置，绝非限制言论自由，是极容易明白的，而且也正是政府爱护报刊的苦恼。’这段谈话很明白的把不准登记办报，扣紧在‘节约用纸’的唯一原因上，可见不准原因，只此一件，别无其他。但在事实上，‘节约用纸’的原因，早就不存在了，这种不存在，从各报张数增加一倍上、和先生答复只字不提上，可以为证。先生答复中虽然只字不提‘节约用纸’的理由，却接上另一个理由，就是所谓防止‘恶性竞争’。试问这两个理由之间，你们是怎么‘接龙’接上的？贵党既然在1951年4月，公然以命令宣布‘节约用纸’的原因，而不准登记，当这一原因不存在以后，就该再公然以命令公告周知，怎可以闷声不响，使理由真空、使禁令坐实？若说防止‘恶性竞争’的理由正好不早不晚，正好跟‘节约用纸’的理由接上，‘节约用纸’作废之日，就是防止‘恶性竞争’开始之时，这种巧合，又何以服众？就算能服众，按照行政手续，也该有送旧迎新的命令才行，如何能闷声不响，私下‘接龙’了事？如此示人以不广、如此不示人以不法，反证了你们非但不守宪政制度的法治，甚至行政手续的吏治，也都瞒天过海了。”
一二、响屁、响屁、大响屁！
虽然国民党一面钳制办报的自由，一面屡出噪音来遮盖他们的响屁，但是，岁月不饶人，毕竟在三十七八年过后，随着蒋经国的衰病侵寻、随着“美国爸爸”的惊涛拍岸、随着人民力量的排山倒海……它终于开放了报禁。报禁开放之日，所有的七种不开放时的理由，也就一一自行证明全是响屁、响屁、大响屁！所有的笑剧，在落幕前，都以响屁高潮收场，国民党的好戏，真够得上是“曲终奏‘不雅’”呢！
别以为三十七八年报禁的一旦开放，就是言论自由的开放，事实上，由于一连三十七八年的市场独占与垄断，原有国民党的三十一家报纸，其中强梁之尤者，早已根深蒂固了。它们堵塞了所有发行的管道，使纷纷登记的二百零六家新报纸，全无上市竞争的余地，三年下来，倒闭的倒闭、萧条的萧条，没有一家能够顺垒而上、后驰得点的。这一败绩，可真令国民党大为惊异了。——国民党如想到新报们笼总一亿美金丢下来，却如此一一见光死，它真后悔为什么不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开放报禁了！
一三、《求是报》的问世
不过，在新报一片败绩声中，李敖却以《求是报》为登记名称，决定在1991年2月27日问世了。《求是报》是一份不信邪、不服气的报，它的挺身而出，主旨在绝不让国民党在新报一片败绩中幸灾乐祸——没有新报制裁国民党，真未免太便宜它了。
另一方面，《求是报》还有着更积极的使命。
三年来，新报的普遍毛病，都在跟大报比大、比愚昧的言论、比无聊的新闻、比风花雪月、比怪力乱神……这是没意义的、也是没出息的。李敖的《求是报》，却全不如此。
《求是报》在国民党群报林立中问世，一如五十多年前《新华日报》在国民党群报林立中问世。和《新华日报》一样，《求是报》也以一大张表现自己；也以匕首一般的锋利，在国民党心脏地区直扎下去；也以特立独行的个性，我行我素、独来独往。不同的是：《新华日报》是共产党整个的群体的党报，而《求是报》呢，却只是李敖个人主持的“一介匹夫”的报纸。但是，《求是报》的境界更高于《新华日报》。一来是李敖在立场上完全没有党派的同异，绝对独立客观；二来是李敖在思想上完全没有教条的束缚，绝对开明清楚；三来是李敖在斗争上完全没有群体的盲动，绝对头脑细密，做智者的指向。八百年前苏东坡写《潮州韩文公庙碑》，说“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这话对韩愈说来，是过奖了，真正能做到这一境界的中国人，还有待于20世纪。
虽然在境界上《求是报》与《新华日报》两者有殊，但在国民党的荒谬统治下，志士仁人，挺身而起，努力办一张之报，把国民党打得落花流水，则是两者相同的使命。虽然两者在时间上，已有五十年的先后；在空间上，已有海峡左右的西东；在处境上，已有国民党压迫方式的量变与质变，但是，这些差异，都无伤于志士仁人在大方向上的认同——中国人毕竟要寻找出来他们自己的弥塞亚（Messiah），最后拋弃国民党流变的阴影，从心灵上解放自己，达到真正的解放。
《新华》日远，《求是》方新。《求是》是有史以来中国人办的唯一特立独行的报纸，创刊伊始，夹叙史例，以现吾道之不孤。《求是》万岁！
1991年1月14日夜深，在台湾台北
国民党的天祥症
文天祥是中国最伟大的从容就义的英雄。他殉国以后，人们对他的追念，一直不断。他死后第二天，他的“敌人”元世祖就追赠元朝官位一大堆给他；死后八年，谢翱写《登西台恸哭记》哭他；死后四十一年，吉安郡庠祀他于先贤堂；死后四十三年，庐陵县学祀他于乡贤祠；死后五十一年，富田为他立家祠；死后九十四年，明朝北京按察使司副使刘崧为他建祠于北京教忠坊；死后一百六十九年，江西巡抚奏请追谥他曰“忠烈”；死后二百二十年，邑人御史周建中奏请为他建祠于吉安府城东北五里螺山下；死后二百四十五年，里人王乔相为他建祠于文山；死后五百六十年，清朝吉安知府李镕经等，经由督抚奏请将他从祀文庙……诸如此类对他的追念，都是写不胜写的。
中国人追念文天祥，一般说来，只是止于追念，并不敢妄图效法他，做文天祥第二。因为文天祥是不容易效法的。明朝罗伦在《宋丞相文信国公祠堂记》中说：“宋之亡也，死国事者多矣！陆秀夫、张世杰死于海；李芾死于潭；赵昂发死于池……不可胜数。虽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出万死而后死。……自古亡国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养士之功、立千万载为臣之极，不在于公乎？公非仁者之勇，浩然塞于天地之间者乎？”可见文天祥的殉国，不但殉国殉得比任何人都从容、都洒脱、都漂亮，文天祥是宋朝辛苦三百年养士养出来的最佳样品，做文天祥第二，岂易事哉？
壮志可嘉的是，国民党对文天祥，却不止于追念，而一直自勉勉人的要效法他、自勉勉人的大家一起做文天祥第二。结果呢，国民党几十年来，谁也没做成文天祥第二——国民党悬格之高，是可以鼓掌的；但是不自量力，却又强人所难了。
1938年11月，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自勉勉人做文天祥。他说：“总理在日，他自己常常想做一个文天祥，要我做陆秀夫，那时在永丰兵舰蒙难的时候，亦就是革命环境最危险的时候，总理就是以此自许的。现在总理死了，革命的环境更加危险了，我就要继续总理的精神，来做文天祥陆秀夫，希望大家同我一道来做文天祥陆秀夫。”事实上，我们知道永丰舰上的现代文天祥陆秀夫，照蒋介石“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所说，最后是离舰出走了，未能殉国，不无遗憾。
为了弥补这一遗憾，国民党决心不放弃任何一次机会，期勉别人去做文天祥。尤其大陆失守前夜，兵败山倒，需天祥孔殷，更要精心选定。正好徐蚌会战的总司令刘峙是文天祥同乡，于是遂被内定。刘峙后来回忆，他在徐州吃紧时，曾“发了一个电报给蒋公‘我不会辱及我的乡先贤文信国公’，请他放心。同时也想到文天祥最后所留的几句话：‘孔曰成仁，孟云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在这时，我的三个旧部……也暗中做了准备，到时与我同归于尽，不让庐陵自文天祥（文山）以后，五百年才出我这样的一个人物做俘虏。”虽然这样刻意安排，并把“总司令担任前哨”，以利殉国，最后，刘峙还是死里逃生了，未能殉国，又不无遗憾了。
上将级的刘峙如此被期勉，中将以下的也机不可失。不少中将军头，出发前都要先看《文天祥传》的电影，以为临阵教育，但是用尽苦心，恶补文天祥，到头来还是曲终人不见、天祥一峰青。国民党真真不好意思也！
1989年2月20日
不牺牲，只退却
共产党这次对国民党的双“黄”战，最使国民党老脸兜不住的，是共产党放出许多国民党的被俘将军来为它宣传。这些被俘将军中，甚至不乏黄埔一期的名将在内。6月8日的《自立晚报》上，登出这边的黄埔一期的黄杰将军的谈话，说：
黄杰上将指出，黄埔精神是校长蒋公手订的，包括“牺牲、团结、负责”三大精神：在民国十三年第一期同学开学典礼中，国父曾说过：“先烈的行为，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家来奋斗。”又说：“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在不怕死。今日敌人的观念是以‘生’为幸福，而革命军的观念都是以‘死’为幸福，因为革命军的‘死’是为四万万同胞服务。”
蒋校长因此将“牺牲”列为黄埔军校的第一精神。
但是，我们忍不住要问：你黄杰将军不能死于大陆，反倒在台湾养尊处优，你的“黄埔军校的第一精神”，又在哪儿？
朱敬恒写《大树将军》（陈继承先生传），写黄杰的老师、黄埔教官陈继承，说：
6月16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将军担任第一期第三队第六教授班的战术课程。他原是一位在革命阵营中，久历戎行，娴于兵法的军人，也是革命党资深党员，博学长才，敏明儒雅，所以非常得到大家的尊敬。他为了仰体国父的属望，和蒋校长的意旨，将自己的全部时间和全副精神，都放在学校里，以校为家，以身作则，坚忍刻苦，教学认真。对于各种攻防战术，和将将、带兵、治军、练勇，以及追击敌人的方法，都不厌其详的擘画解说，必使每一个人都了解而后已。但是从来没有教过“退却”两个字。他常说：革命军人，不怕死，有担当，故能受命不辱，临难不苟，负伤不退，被执不屈。这便是国父所训示的“不成功，便成仁”的道理。也是革命军人最崇高的精神表现。
但是，我们又忍不住要问：你陈继承将军不能死于大陆，反倒在台湾养生送死，你的“从来没有教过‘退却’两个字”，又在哪儿？
国民党的残花败柳们，在退守台湾之余，大谈黄埔精神、大庆黄埔建校六十周年，我们躬逢其盛之余，实在忍不住要摊出资料，翻翻他们的旧账。古话说：“败军之将，不足以言勇。”但国民党却厚颜大言其勇，以古论今，真不知人间羞耻事了！
1984年6月21日
鹰犬将军
——从甘为你鹰犬到甘为他鹰犬
4月4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上，登出这样一则消息：
宋希濂等甘为中共鹰犬，香港侨团联合声讨，呼吁侨胞团结自强
〔中央社香港3日电〕旅港黄埔军校同学会、荣光联谊会，今日联合发表“声讨黄埔败类宋希濂等人助桀为虐甘做统战工具”启事，指斥彼等“不明大义，不惜放弃往日献身党国之荣誉，而晚年变节，在海外助桀为虐，为虎作伥，甘为中共统战工具。”
启事呼吁旅居海外，特别是香港地区的黄埔军校校友，提高警觉，勿为中共所势劫利诱，不中圈套，不受利用摆布，坚定中心信念，团结自强，粉碎中共统战阴谋，致力奉献余生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使命。
乍看起来，这一消息，只不过是大时代中的一个小故事，但在小故事背后，却有着不少的来龙去脉，很足以观察国民党封疆大吏们的心路历程，因此我清早4点起来，开笔写下这篇文字。
宋希濂生于1906年（民国前六年），是湖南湘乡人。他出身世代农家，到他父亲宋宪文时候，开始做小官，在湖南财政衙门做事。宋希濂家中有四兄弟，他是老么。他不但在家是老么，1924年考进黄埔军官学校也是老么，他那时只有十八岁，刚在长沙长郡中学毕了业。
宋希濂是黄埔一期的，黄埔一期有毕业生六百三十五人，其中后来有名的“将军族”，倒也不少，像贺衷寒、邓文仪、曾扩情、罗奇、黄维、俞济时、李延年、黄珍吾、桂永清、郑洞国、邓悌、李玉堂、罗倬汉、孙元良、李仙洲、黄杰、袁守谦、杜聿明、范汉杰、宣铁吾、胡宗南、冷欣、陈明仁、李默庵、陈大庆、刘戡、萧赞育、李文等等。其中宋希濂是响当当的，他的战功，据1948年上海世界文化服务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传》（丁涤生主办、傅润华主编），是这样的：
民十三年适黄埔军官学校创立，乃只身潜走南粵，入第一期习军事，同学中以将军年龄为最幼，在校时曾先后参加第一、二次东征，每战必奋勇争先。民十五年出师北伐，将军任第二十一师营长，转战赣浙，于桐庐战役负伤，愈后，奉派赴日本留学，入陆军步兵学校。为响应国内反日运动，为日政府所忌恨，被捕下狱者屡。十九年5月归国，任教导第一师中校参谋，参加中原会战，嗣调任营长副团长，以战功卓著，调升国府警卫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旋调第二师第六团团长。二十六年冬，调升第一师第二旅旅长。
二十一年改编为八十七师，仍任旅长，值一二八事起，将军时拱卫京畿，闻讯义愤填胸，誓师小营，坚请赴援，于农历除夕，率部增援淞沪，当日军以全力进攻庙行，将军亲率四营之众，强渡蕴藻滨，攻击敌之侧背，予敌重创，因此挽回颓势，粉碎敌人中央突破计划，战局转危为安，回师都门，升任副师长仍兼旅长。二十二年调升第三十六师师长，驻防抚州，适彭德怀率众约两万，进逼抚州之浒湾，将军抽调所部不到五个营，亲临阵地指挥，一举而击破之。时所领三十六师，为八十七与八十八师各抽调两个补充团所编组而成，尚未经过严厉之训练，初次临阵，即获此辉煌战果。寻奉命率部由赣东间道入闽，参加讨逆剿匪，被荆斩棘，历尽艰苦，九峰山及白衣岭各役，均获致决定性之胜利，备蒙最高统帅所嘉奖，九峰山一战，最高统帅通令全国，举战史之光荣，为惠州第二。
二十四年春，共匪残余，流窜西北，闽赣敉平，调戍京沪一带，构建国防工事。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复率部入陕。二十六年，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奉命开沪应战，一度攻入汇山码头，迫敌败退回舰，战威轰动全国。二十七年调任荣誉第一师师长，旋调升第七十一军军长。武汉外围会战，与日军对抗于大别山脉、富金山沙窝两战役，将军率领第三十六、八十七、八十八三个师，歼灭日军第十三师团三分之二第十六师团三分之一，战功称最，最高统帅部曾通电全体国军奖扬之。民二十八年冬，调兼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二十九年春，因病请解除七十一军军长兼职；是年9月，调兼中央训练团副教育长。三十年11月，调升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
三十一年4月，倭寇由缅甸深入滇西，畹町芒市腾冲龙陵相继陷落，并渡怒江，向保山前进。自缅境撒退之国军，节节抵抗，几无喘息之暇，将军亲率第三十六师，星夜兼程，迎击顽敌于怒江惠通桥畔，尽歼渡江之敌，使我军得以重新部署，保存尔后反攻之基地保山。
三十三年5月，为策应远征军与驻印军之反攻，率部冒蛮烟瘴雨，进围龙陵，先后攻克滇缅边境，久经敌寇盘踞经菅之平戛龙陵芒市各强固据点，歼敌逾两万，俘获尤多，抗战胜利，以此导其先声。中途内调中央军校第九分校主任。三十五年3月，西北行营成立，调兼参谋长，是年冬，复调任新疆省警备总司令，仍兼军分校主任，以历年抗战有功，由国民政府授予青天白日最高勋章，美国政府赠与棕叶自由勋章。
将军天性淳厚，豁达有大度，平易近人，而待人诚恳，忠贞以事长上，率直以交朋友，和爱以待部下，尤能奖掖并扶植人才，凡与共事稍久者，莫不服其坦白热情，使人生油然敬爱之感。平日沉默寡言，而喜问人家之意见，能博采众意，与人为善，然一旦处大事临大节，于深思远虑之后，有其独立远到之见，不常发表而胸具成竹，能吸收而有创见。平时饮食简单，起居有时，总观其之为人，既温文儒雅有君子风；又刚毅果敢富英雄气，强者之美与文雅之度，兼而有之。
这篇传记最后说：
纽约时报社曾称：“宋希濂将军及史迪威将军，在中国云南省及缅甸发动之攻势，动人心魄，而未被注意，唯彼未被歌颂之英雄，在未被歌颂之战役中，克复雨季之障碍，击败日军，在此次战争之历史上，用鲜血写下英勇之一页。”更足见外人对将军之崇敬。
就在这篇传记发表的第二年（1949），宋希濂被共产党俘虏了，他那时候的身份是川湘鄂绥靖公署中将主任。他和被俘的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上将、第十四兵团司令钟彬将军等，一起被关在一间房子里，这间房子，正是过去国民党关共产党将军叶挺的同一间，王陵基苦中作乐，把这间房子叫做“四望楼”，为什么“四望”呢？因为“夜里‘望’天亮、早上‘望’吃饭、中午‘望’晚饭、晚上‘望’睡觉”。宋希濂在“四望楼”中似乎不太望，他整天跟黄埔一期老同学钟彬下棋，钟彬是广东兴宁人，宋希濂任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十四兵团司令时，钟彬只是第二十六军军长，后调广州第四编练司令。宋希濂因为“天性淳厚”，就向蒋中正说，他自己的第十四兵团司令愿意放弃，愿意让给老同学钟彬做，蒋中正答应了。后来兵败，宋希濂和钟彬一起关在“四望褛”，整天下棋。钟彬下不过他，要求停战，可是宋希濂是棋迷，不肯罢休。同时宋希濂下棋认真，一板一眼，也不相让。王陵基在旁边说：“你连一个兵团司令都肯让给钟彬，怎么连一盘棋都不让他？”宋希濂一本正经答道：“那是两回事！”
宋希濂大概真的感到世事如棋、人生如棋子，他知道共产党要杀他，他在人生最后的棋盘里，认真的要下完全局。
可是共产党……（编者略）没有杀他们，反倒把他们当做“战犯”，送去劳动改造。改造啊改造，足足改造了十年，然后分批释放。宋希濂是第一批释放的，时间是1959年12月4日，释放后的1964年，共产党又任命宋希濂做政协委员。这年他和杜聿明、王耀武、范汉杰、廖耀湘等先后到南京、无锡、苏州、上海、杭州、黄山、南昌、吉安、井冈山、长沙、韶山、武汉、郑州、洛阳、西安、延安等地参观了许多工厂、人民公社、水利工程，游览了各地名胜古迹，走遍九个省、市，行程二万余里。1973年，他又和胡厥文、沙千里、季方、杜聿明、郑洞国、侯镜如等到河南、广东、湖南三省参观游览，在广州时还特地去看了离别了四十八年的黄埔军官学校旧址，四十八年后的老校友万劫归来，不闻鼓鼙、空思良将，真不胜感慨系之了！
宋希濂前妻冷兰琴，1949年去世。他在家破人亡时自己坐牢，备尝人生艰苦。1961年，在他出狱两年后，再度结婚，太太是易吟先。他前妻生的儿女都在国外，最近他到美国，在台湾庆祝黄埔军官学校六十年校庆的前夜，“不惜放弃往日献身党国之荣誉，而晚年变节，在海外助桀为虐，为虎作伥，甘为中共之统战工具”，当然是国民党吃不消的。因此，国民党《中央日报》对他的怒斥，也就情见乎词了。
国民党《中央日报》骂宋希濂“黄埔败类”“甘为中共鹰犬”，但我们遍查宋希濂的记录，却满篇都是“黄埔之光”“甘为中‘国’（国民党）鹰犬”。他在四十三岁以前的青春，都在为国民党做鹰做犬、做忠鹰忠犬，出生入死、肝脑涂地；他五十三岁以前的生命，又在为曾做鹰犬而付代价，陷身大狱、劳改终年。为什么他在五十三岁出狱后开始转向？开始“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为什么？宋希濂到了美国，已不在大陆，不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他为什么不“投奔自由”？为什么不颐养天年，少说几句？为什么要甘为鹰犬成性，一而已矣，继之以再？甘为老K鹰犬之未足，又甘为中共鹰犬？这是为什么？对这一为什么，中国人民害怕，不敢提出真的答案；宋希濂自己心寒，不愿提出真的答案；中国共产党恶作剧，不会提出真的答案，看来看去，只有伟大的国民党能够提出真的答案了。可是国民党只有伟大，没有答案，抹杀老鹰老犬，培养新鹰小犬，就是国民党的答案；国民党是绝不反省自己的，国民党是永不认错的，把一切过失都怪到人家头上，就是国民党的答案。
1984年6月7日晨，以两小时写
国民党式撤退
——死去十年应有恨，光头余怒说从头
4月10日，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登出“刘玉章将军逝世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的广告；同日国民党军报《青年日报》登出刘毅夫的专文——《一身肝胆生无敌，百战威灵殁有神》，对他“亲眼目睹”的刘玉章，有以追忆。
刘毅夫提到1949年上海撤退时的一段事，他说，刘玉章的“五十二军到达上海之后，奉命据守沪西，三十八年南京沦陷之日，我率队离开南京，到达太仓时又遇见了五十二军的部队，才有了安全感，这时江阴要塞已失，战火立即燎到上海，五十二军坚守沪西，当上海撤退时，又是五十二军殿后，才使上海的转进安全无恙。”
关于这段史实，刘毅夫在《常胜将军刘玉章》一书里，有详细的透露。他记录刘玉章“谈到上海保卫战，这时他真正气愤说：‘我们正在拼命打得有板有眼，想不到人家已经开始撤退了，事先一点风儿都不透，当我发现路上只有往码头去的车辆，没有往回走的，以后越过越多，咱才觉得不对劲儿，派人去打听，去了一整天，也得不到要领，咱只好亲自出马，嘿，嘿？果然是开始撤退了，原因是浦东顶不住了！咱还蒙在鼓里，如果稍微迟钝一下，后果还堪设想吗？”
对这一绝妙的现象，刘玉章在《戎马五十年》里，曾有一章写“上海撤退”，写“保卫大上海的战斗”，保卫了半个月，到了5月25日，发现情况越“保卫”越不对了，好像别的部队，“络绎不绝，均驰往吴淞码头”，好像是准备撤退了。他心里疑惑：“我虽有浦西副司令的名义，对实情竟一无所知。遂派副军长李运成，至浦西指挥部联络，期能较早获知行动消息，以便早做策划，然迄无回报。但情况所显示之撤退迹象，则又愈来愈显明，于是我在不得已中亲往探察。先当面就连日战况，有所陈述，期司令将尔后行动，有所透露，结果仍毫无所获。不得已，复以市区中及沿途所见情形，相询是否撤退，司令方告以浦东方面战况逆转，匪已向吴淞侧背，压迫而来，现仅距吴淞约二三十华里，准备今夜撤守，一再要我绝对保密。”
按照当时的编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是汤恩伯、淞沪警备司令是陈大庆、淞沪防卫司令官是石觉、第一守备区指挥官是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照石觉晚年在《石觉先生访问记录》所说：“我遵照总部命令意旨，于5月25日正午召集各军主要人员，面示撤军机宜，并授予命令，于当日黄昏后开始行动。由沪西及浦东两兵团指挥官统一部署撤退掩护，按照船只码头分配表，规定撤退顺序，并派兵掌握船舶，及其从业人员，清理及警戒码头，控制道路交通。此时匪军继续全力向我阵地猛扑，我掩护部队，虽知主力撤退，仍坚守阵地、与匪搏斗，以慷慨牺牲精神，掩护主力部队之顺利转进，壮烈事迹，至堪钦敬。5月26日拂晓后，全军最后船舶，驶离吴淞口，27日以后陆续到达舟山集中。我守备横沙外岛之二〇八师及守备崇明由江苏保安团队改编之暂编第一军，令以帆船及小轮转移舟山及嵊泗列岛，一无损失。”跟刘玉章回忆对照起来，可谓胡说八道。“司令”方面的真正目的，是要自己先开小差，留下刘玉章为他们断后！
刘玉章被上司摆了一道，最后得知“准备今夜撤守”后，匆忙赶回。在决定牺牲“第一线十五个连”来断后以后，接下来的撤退局面是这样的：“我于20时后，离开军指挥所。吉普军行不多久，即无法前进，只得下车，在人潮中步行到码头附近，见我官兵整齐席地，等待上船，心中甚觉安慰，然要在人潮中通过，则十分困难，迨士兵发现，遂大喊‘军长来了，赶快让路’，我才勉强挤到船边。停靠码头的，是一艘三千余吨的商轮，没有经过舣装。船身侧面，仅有可容一路纵队之一座舷梯，部队沿梯循序而上。不久，因舷梯不胜负荷而折断。事前既无应急准备，情急中，将空汽油桶用裹腿捆绑叠起，勉为攀登。然上船速度因之更为减慢，且不仅一船如此，其他各船亦莫不皆然。整个装载之艰难缓慢情形，迄今忆及仍为心酸。我站在码头边，从20时许直到23时，才由船上士兵，用裹腿连接，将我吊上。上船后，首先派人暗中监视船上工作人员，特别是轮机驾驶人员，以防万一。其最着急者，此时本军尚有约一万之众，亟待依次攀登，我最后决心‘要人不要枪’，大喊：‘武器拋海，徒手上船，愈快愈好’，转瞬叠集之油桶塌垮，营救乃益无望。悲惨之情，何堪言状。24时，即将退潮，匪炮射弹的爆炸声，距码头愈来愈近；同时，在上船之处，有一匪谍，将一枚手榴弹，投上甲板。适在我所站附近，幸未爆炸。该匪谍当即被我岸上士兵，乱刀刺死，船长要求开船，我仍请其稍延，因能多上一人，心理上的沉痛，就可以减弱一分。直到0时30分，已至启碇最后时限，只得挥泪发航，看到岸上未能上船的官兵，仍在整装等待，不知其将遭受何种厄运，生离死别怆然心伤。”
刘玉章这里做的，只是军长的观点，我们再看看当时团长张晴光《血战余生》怎么说：“军长率军部人员来了，码头已挤做一堆，谁也进不去！我在前头喊着：‘军长来了，让路。’并叫就近的人‘蹲下’，并又表明‘我是七十三团张团长’。弟兄们各都蹲下不动，我才在前面分开一条路，带军长及随从人员上了船，其间有一些人被挤倒而踩在脚下，爬不起来，有的可能因时间久了竟被踩死了，听说军政战部陈主任炳寰也被踩在脚下，被我命令蹲下的队伍是不挤了，如此才把陈主任及一些被踩在脚下的人救了起来。上了船：我找到师长、副师长，请示他们如何办，他们表示现在乱成一团，毫无办法。”
张晴光又写道：“在军事指挥行动上说是非常重要的，但那是对匪军，不是对自己！对自己应该是要严格要求不准泄密，谁泄密就杀谁，那是非严不可。但汤总部对自己很是过度保密，对匪军却严重地泄密。由上海市至吴淞码头，车辆载运物资，后勤、炮兵、装甲部队等络绎于途，这已犯了行动泄密的大忌。刘军长曾说：‘25日15时许，才奉到命令，军应于19时前，除掩护部队及所要辎重外，一律轻装在海军码头登轮转进’。算算时间，由军到师到团到营以至连、排有多少层次？多少单位？就算是只打电话吧，得要多少时间？何况第一线部队奉到命令后，在大白天里，不能拔腿就跑，如此急促，如此状况，登轮转进有可能吗？愚不可及的统帅，忙而失智的幕僚，在三四小时之中，要各部队能会有什么稳妥缜密的计划？保的是什么密？要想顺利成功，只有部司令对着少数几个兵面对面的说：‘时间到了，上船吧！’要不然也只有总司令带着参谋长，一声不响地到时从容的上了汽车，到达码头上船，一走百了。如此神既不知，鬼也不觉，保密的是到了家了，而我十数万大军的命运，则只有天知道了！”
从这些回忆里，我们知道：国民党在逃难前夜，是怎样牺牲自己的守备区指挥官刘玉章，刘玉章又怎样自己抢上了船，牺牲自己的子弟兵。四十多年前，他们来台湾，是这样子来的！来了以后还吹牛呢！
刘玉章外号“刘光头”，在国民党军头中，还算是有真性情的，如今在他死后十周年，我也趁机凑一热闹，扫扫大家的兴。呜呼光头，知我心哉！
1991年4月10日
“杀人如草不闻声”
3月1日《联合报》刊出雷震日记，其中“民国三十八年”5月6日星期五条下，有这样一段：“今日经国见告，青岛之刘安祺师长将青岛之主和分子三百二十余人丢在海中，内有立委二名，此辈均为主张局部和平者，经国颇赞成此项办法。”3月10日，胡虚一先生在我主编的《乌鸦评论》第二十三期上发表《这算哪门子注言！》提到他亲闻于雷震，大意是：“蒋经国和汤恩伯、雷震等在沪谈告此事后，汤恩伯亦颇想如法炮制，拟将拘捕在上海之政治犯，包括受软禁在医院之罗隆基、张澜等民盟分子在内，也都丟在海里。后事外泄，被雷闻悉，曾面向汤恩伯大表反对，两人争论得相互拍桌指斥。汤恩伯因知雷和罗、张等民主人士颇有私交，便不敢孟浪造次，恐遭雷的不满愤慨，盖汤、雷自在日本留学订交以来，汤一直对雷甚表尊重也。而被国民党特务软禁在医院养病之罗隆基和张澜，终能免遭不测，要皆拜雷对汤反对之赐啊！”
乍看起来，不论从雷震的日记看、或是从胡虚一的回忆看，似乎青岛撤退时杀人再走的局面，不见于上海撤退，因为蒋经国赞成的办法，已在雷震力争下，使汤恩伯未能执行。不过，在我细察密访史料之余，却发现当时漏网的，也只是罗隆基与张澜两人而巳，其他非名流的大量政治犯和“嫌疑的人”，却仍旧在劫难逃。
根据《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二辑国民党大特务郭旭的回忆——《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劫掠和大屠杀》一文所述，1949年5月3日晚上，他奉命到保密局长毛人凤住处，毛人凤对他和上海警察局长毛森说：“总裁（指蒋介石）指示，凡属有嫌疑的人即予逮捕，对张澜、罗隆基等予以监视。……”毛森答说：“好，我立即叫刑警处和各分局执行。”事后在台湾，在毛人凤家吃饭。“席间，毛森向毛人凤汇报在上海撤退的情况。毛森说：‘上海撤退前夕，共逮捕了有嫌疑的人犯三千多人。临走前，除了释放一千多人之外，杀了一千三百多人。’”毛森说时，洋洋得意。满座举杯，特予慰劳。“杀人不眨眼的毛森，还埋怨毛人凤说：‘5月25那天，你的电话迟打来一刻钟，我就把张澜、罗隆基两人干掉了。’毛人凤说：‘总裁（指蒋介石）原来是指示要把张澜和罗隆基搞掉的。我因为看到民主同盟没有多大的力量，不过跟着共产党呐喊而已，杀了他们也没有什么用处。再则杀了他们之后，反给人以口实，人家将说总裁杀害民主人士，影响其他的民主党派。不杀掉他们比杀掉他们的作用还大，所以我向总裁建议不杀掉他们。总裁同意了，因此我马上打电话给你不要杀他们了，这是在政治上有作用的。’毛森说：‘可惜！可惜！真是便宜了张澜和罗隆基，他们两人真是幸运啊。’”
关于毛森所说杀掉一千三百多人的事，据保密局浙江站副站长章微寒告诉郭旭，说没有那么多，因为章微寒听到上海警察局南市看守所所长黄某说：“该所秘密屠杀的革命人士和进步人士为一百三十多人。”但是不论多少，如此杀人，都是可惊的。
明朝沈明臣写《铙歌》十章，其中两句是：“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杀人如草”是恐怖的，但是“杀人如草不闻声”更是恐怖的扩大与延续。国民党在兵败山倒之际，居然还留下一手，“杀人如草不闻声”以去，真阴狠哉！
1989年3月10日
国民党的胡子问题
——上将割须，老兵留胡，反共纪念，其惭何如
4月13日9点20分华视晨间新闻报道，老兵王贯英说，他随政府迁台，就留下胡子，声言共匪一日不灭，他一日不去此胡，并定名此胡为“反共纪念胡”，我一边吃早餐一边看到，哈哈大笑。
我想到一个绝妙的对比。
国民党有老将刘峙者，文天祥同乡，无能而忠于蒋介石。淮海战役（徐蚌会战）时，蒋介石派他做总司令，但真正实权却不给他，只是暗示他最好做一次文天祥，以给屡打屡败的国民党冲冲喜。刘峙心知肚明难逃一死，也就打电报向蒋介石表示：我不会辱及我的乡先贤文信国公，请放心。蒋介石大喜乃进行此一“文天祥计划”。
一、先由刘峙的三个旧部——剿总办公室少将副主任麻安邦、上校附员戴以道、第二处上校科长周英，暗中做了准备，到时把刘峙干掉，不让庐陵文天祥专美于前。
二、后来蒋介石计划改变，把刘峙调到蚌埠，但只留一个团给他。蚌埠是最前线，照一般作战原则，是高级司令部先行后移，而这次恰恰相反，蒋介石等于是叫总司令担任前哨，一个团当然挡不住“共匪”，“共匪”来时，文天祥唾手可得矣！
不料刘峙是“福将”，他虽在最前线，但“共匪”不屑打他，结果文天祥没做成，老命一条，捡回来了。
蒋介石气得不要他来台湾，他也不敢去见蒋介石，只好流亡到南洋，去教“高小六年级的国文、地理课”了。
刘峙晚年写回忆录，有这样一段，写他孤悬蚌埠时，“铁路常断，飞机已去，交通工具缺乏，我们等了很久，可是匪又不来；所以才留下这一条早已由光辉而趋于黯淡的生命，到今天来写这篇简略的回忆录，实在感慨万端！我前面说过：‘真正的生命，是建筑在生命的价值上。’而今国家如此，偷生何益？一个革命军人，纵然曾立大功，而不能马革裹尸，到头来还难于自寻死所，其悲痛可知”。“徐州剿匪总司令部，于民国三十八年1月20日撤销。我调到总统府任战略顾问，从民国三十八年1月23日起，为记着此一奇耻大辱，我决定从此剃须，不消灭共匪誓不再留。而今十七年了，每对镜自照，嘴上还是光光的，这一份怅惘的心情，诚非笔墨所能形容……”
从此直到刘峙死去，他再没有留胡子了。
老兵王贯英留胡以示反共抗俄；老将刘峙去胡以示反共抗俄，这一对比，岂不太有趣了吗？《三国演义》曹孟德在战场上“割须断袍”，所有动作，是为作战；但国民党将士所有动作，却在战败之后，赌气跟自己过不去，古今对比，亦别有奇趣。
当然，国民党上将割须也好、老兵留胡也罢，多少还表示他们有所知耻而那祸首蒋介石呢，却若无其事，仗打败了，还吹胡子瞪眼呢！
1991年6月9日午前
比江东还江东
1949年，国民党逃到台湾，国民党总裁在阳明山庄讲《军人魂——名革命军人成功成仁之要义》，有一段很沉痛的话：
我讲这一段话，我自己觉得非常惭愧，而且认为是平生最大的耻辱，想不到我们国民革命军的官长，尤其是高级将领，气节荡然，廉耻道丧，竟到了这种程度。大家知道：整个大陆这样广大的版图，就在去年不到八个月的时间，竟丧失净尽，这是何等可痛可耻的事！我们有三百万以上的大军，担任高级将领的不下数千人，在那种盗寇凭陵、大陆沉陷的大失败之中，而其能临难殉职，慷慨成仁的，竟只有杨干才军长和廖定藩师长二人。其余不是临阵逃亡，就是被俘或投降，这可说是把本党五十年来的革命光荣，和中国五千年来的民族历史完全断送了。这不仅是一般将领的耻辱，而是整个党国的耻辱；而我个人因为领导无方，使一般部属寡廉鲜耻，到了这种地步，尤为惭愧万分！（国防研究院出版《蒋总统集》第1680-1681页）
这段话，告诉了我们：国民党在“大陆沉陷的大失败之中”，真正临难死节的，到底有几个人！国民党总裁对这种“寡廉鲜耻”的痛恨，情见乎辞。他对自己的“领导无方”，也为之“惭愧万分”。这一现象，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国民党总裁以外，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又怎样呢？我以胡琏上将为例。胡琏在“徐蚌会战”时，到南京述职，蒋介石召见。据王禹廷《从军人到大使——简述胡伯玉（琏）上将》（《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一期）透露，胡琏“在官邸共进晚餐，餐后并放映《文天祥》影片，在座的还有陆空军高级将领数人”。这一透露真妙！为什么兵荒马乱时还要看电影《文天祥》？因为文天祥的被俘不屈故事，有了“恶补”“冲刺”的作用，所以无所不用其极，连文天祥都派上了用场！
胡琏返回前线后，打完败仗，他坐了一辆战车，逃亡而出。据王禹廷描述，最后
战车续驰一公里，油料耗尽，不能再开。大家就下车步行，沿河岸南下，胡琏因受重伤，不良于行，由甘义三、周名琴两人左右扶持。走了五六公里，找到了一只无人木筏，摆渡过了涡河。复步行十余公里，于次晨到会流集。胡琏大概因为心理已经松弛，生理过分疲劳，伤痛亦难忍受，再也无法撑时，委顿的坐地难起。幸好十八军骑兵团适时前来接应，遂把他护送到蚌埠，转往上海就医。他临行之前，很感慨的对同车共难的几位官兵说：“我临危受命，虽已竭尽心力，但未能挽回作战的颓势，实在愧对总统交付我的任务。对全军一千四百余员军校干部和十多万久共患难生死的战友，则此心更感负疚了。”
回想古人也有“徐蚌会战”，那是刘邦、项羽（项籍）之战。最后项羽失败，“直夜溃围南出驰走”。项羽的“驰走”，是名副其实的“驰走”，因为他没有胡琏式战车。最后到了乌江（现在的安徽和县东南），乌江亭长备了船，请他过江，《史记》记项羽笑曰：
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最后，项羽不肯渡江，“乃自刎而死”。
如今，我们国民党的大将，比起项羽来，却气派得多。项羽只不过“八千人”不见了，就没脸见江东父兄了；国民党的大将呢？“十多万”人不见，却照见江东父兄不误。不但见江东父兄，并且还把江东父兄丢在脑后，来了台湾呢！
这故事的教训是：人不要怕见江东父兄——你比他们还江东，问题就解决了！
1985年6月7日午
谁分裂了国土？
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头条新闻报道：“中国国民党致函内政部率先依法办理政党登记。”看了这一消息，觉得很逗。因为过去国民党宣称只要别人去登记，它自己不必登记的，理由是中华民国是国民党创立的，国民党先中华民国而存在，自然无须登记；如今国民党突然降尊纡贵，与其他政党一体从良了，足证过去所说的理由，都是放屁而已。
在国民党致“内政部”的函件中，列举“本党一贯主张”的条款，其中之一，是“反对分裂国土”。“反对分裂国土”，斯意甚壮，爱国者一贯这样主张。不过，看到国民党也说它一贯，我却觉得有点看不惯，因为把中国国土分裂，正是国民党干的好事。这一分裂，可分两类：
第一类是“历史上的分裂”。其中之尤者，就是外蒙古独立。外蒙古独立的法律根据，是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国民党归罪于《雅尔塔密约》。但是，照《苏俄在中国》所说，却是“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的密约，我们中华民国没有参加，在法律上自不受其拘束”。可见是可以不认账的。虽然在事实上，有美国的压力。纵使如此，屈就也有其限度，至少要适压而止，绝没有“要五毛，给一块”的道理。国民党口口声声说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同意外蒙古独立，其实绝非如此，美国所同意的，乃是维持外蒙古现状。根据《雅尔塔会议记录全文》中哈里曼极机密记录——“苏俄参加对日作战问题会谈”，斯大林“声称：蒋委员长对外蒙古之现状，亦应表同意”。可见斯大林的要求也不过维持现状。再据国民党党史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中1945年3月12日驻美大使魏道明呈蒋介石密电，也明说“罗总统意见谓……维持外蒙古现状，主权仍属中国，似无问题”。再据《顾维钧回忆录》，提到英国外相艾登告诉顾维钧说：“他理解中国不得不参加这个会议，不过我们并无必要放弃比罗斯福与斯大林协议之外更多的东西。我听了大惑不解。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关于蒙古的问题。在蒙古这个问题上，中国对罗斯福没有做过任何承诺。’”后来“在中国大使馆为艾登举行的宴会上，他又对我谈到让步没有必要”。顾维钧又回忆，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也“问我为什么我们做出了不必要的让步，他指的是蒙古”。顾维钧最后说：“作为一个为了收回失地和恢复中国的主权和独立的政策奋斗了四十多年的人来说，我对中国在莫斯科所采取的立场自然是极感失望的。我设想一定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公开当年我们的重庆政府，为什么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与苏联缔结这个条约的全部理由。”这些文献，都证明了国民党分裂国土，把外蒙古分裂出去，根本不是美国的压力，而是另有隐情的。
在上面这类“历史上的分裂”以外，另一类的分裂是“现状上的分裂”，这就是今天的台湾独立。今天的台湾，事实上早已是国民党统治下的独立状态，虽然它口口声声反对台湾独立。对全中国而言，这种偏安政权，显然是一种对国土的分裂。由此可见，目前的“台独”分子，其实只是台湾独立的未遂犯而已，真正的既遂犯，正打着“中华民国”招牌在窃笑呢！
看了国民党这两类分裂国土的行径，再看看他们“反对分裂国土”的宣示，我们还能不有滑稽之感吗？
1989年1月26日
谁在“地方割据”？
连日来国民党党报、准党报都大力抨击“岂容‘地方割据’！”“地方自治并不可‘变成小独立王国’”，看来煞是有趣！
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说：“郝伯村先生受命组阁以迄于今，其政治卓见、气度与胆识，未及一年，于政治作为与作风的表现上，已令社会耳目为之一新，他以谦冲、坚定、庄肃的态度，肆应于为民进党扰攘的国会，政策上的决定，不稍优柔宽假；政策上的执行，一本为国为民之大公，亦毫无所退缩。一扫官僚系统的乡愿积习，许多立竿见影的政绩，已令政府之公权力与公信力为之一振！僚属乐于效命，民众咸表感戴。像北宜公路缓建在国会引起之扰攘，他在剀切述陈政府决策过程之后断然表示：‘不能容许不同党籍的县市长自成王国’！这样着眼国家整体建设，维护全民权益，戢止党派畛域之见，斩钉截铁的表白，以前还很少听过。如此负责尽职的行政首长，民众当然对他产生信心。所谓‘除良安暴’之讽刺，再也听不见了。”
国民党准党报《联合报》说：“行政院长郝柏村日前在立法院就八十一会计年度缓建北宜高速公路一事提出说明时指出：‘我们不能允许一个不同党籍县市长，变成一个小独立王国一样的国家，这不是我们希望的。’郝院长同时表示：今后中央政务，不管是哪一县市，不管是哪一党籍，在政令系统必须统一，必须完整。针对兴建北宜公路一事，郝院长明确表示一定要建，但宜兰地区应明确表示配合中央政策，不能因地方政府妨碍到民间工业正常发展。郝院长以为，行政院这样做是站在‘公正、公道立场’。郝院长这番话虽然是以北宜高速公路为例说明行政院对公共政策的立场，但在内涵上更对政府结构、权限分配、国家建设与预算使用等国家体制上的问题，厘清了一些含混不清的理念与疑义。我们认为，郝院长的谈话站在国家整体发展来看极为中肯。”“在公共政策的整体发展下，固然要顾到经济地理的特性，也应尽可能适应环境保护的要求，但是绝不能把问题泛政治化成为政争的手段。地方自治并不等于地方独立，所以，郝院长说得对，一个不同党籍县市长，并不可使地方变成一个小独立王国。”
看了这些党报、准党报的高论，我们觉得，不能允许不同党籍县市长自成王国，固然于理至正，但这一正理，却不能靠国民党言之马屁之。为什么？因为宜兰等民进党县太爷搞独立王国，固属不当，但国民党有何脸面去责备他们呢？国民党自己搞独立王国，又少搞了吗？不同的只是国民党的独立王国，面积比宜兰等地稍大而已！
……（编者略）
蒋介石帮外人搞“地方割据”，一个外蒙古独立，就有四十四个台湾大，台湾中一个小小的宜兰，又算老几呀！
至于外人“地方割据”以外，蒋介石自己搞“地方割据”的场面，也非孙中山所可企及。1949年以后，蒋介石在台湾搞“地方割据”，使台湾地方脱离于中国之外，父死子继、子死奴才继，一搞四十多年至今，如此“地方割据”，台湾中一个小小的宜兰，又算老几呀！
蒋氏父子的奴才如郝柏村者流一定会说，今日台湾对整个中国说来，并非“地方割据”局面，因为“中华民国”虽然统治区域不及大陆，但有台湾一隅在，有一隅就有余地，可见“中华民国”仍有领土可以统治，何能说是“地方割据”？郝奴才们若这样说，也是站不住的。试看郝奴才统治下的中小学教科书，无不承认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没有了“地方割据”。但是，只要他们肯翻翻《史记》卷三十七“卫康叔世家”，看看这一段：“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为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废君角为庶人，卫绝祀。”如能读得懂的话，便可恍然大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了中国，但是，却有东方一个小国——卫国一逍遥在外，卫国是在解决六国以后十二年（公元前209年）才统一的，那时候秦始皇早死翘翘了，是秦二世把这“地方割据”的“独立王国”消灭的。除非郝奴才们修改中小学教科书，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不实，否则无以解释台湾不是同一性质的“地方割据”！
大陆面积9560940平方公里（3691500平方英里）；台湾面积35980平方公里（13892平方英里），台湾只占大陆1/310。这样小的“地方割据”，比起宜兰之于台湾来，还丢人得多呢！国民党党报与准党报又有何脸面去笑别人？
古话说：“盗固不义，而跖非诛盗之人。”意思是小偷固然不是东西，贼祖宗却不配制裁小偷。如今割据大王国民党，居然谴责起宜兰小户民进党来，真不要脸呀！
1991年3月15日
如此“修宪”，又与“临时条款”何异！
3月27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增修要点”，增修主要内容，“在订定中央民意代表名额之分配及当选名额之保障与限制”：
一、国民大会代表部分：
（一）名额之分配：国民大会代表依下列规定选出之，不受宪法第26条及第135条之限制：
1.自由地区每直辖市、县市各二人，但其人口逾十万人者，每增加十万人增一人。
2.自由地区平地山胞及山地山胞各三人。
3.侨居国外国民二十人。
4.全国不分区八十人。
（二）妇女当选名额之保障：上列第1款每“直辖市”、县市选出之名额及第3款、第4款各政党当选之名额，在五人以上十人以下者，应有妇女当选名额一人，超过十人者，每满十人应增妇女当选名额一人。
二、立法院立法委员部分：
（一）名额之分配：立法院立法委员依下列规定选出之，不受《宪法》第64条之限制：
1.自由地区每省、直辖市各二人，但其人口逾二十万人者，每增加十万人增一人；逾一百万人者，每增加二十万人增一人。
2.自由地区平地山胞及山地山胞各三人。
3.侨居国外国民六人。
4.全国不分区三十人。
（二）妇女当选名额之保障：上列第1款每省、直辖市选出之名额及第3款、第4款各政党当选之名额，在五人以上十人以下者，应有妇女当选名额一人，超过十人者，每满十人应增妇女当选名额一人。
三、监察院监察委员部分：
（一）名额之分配：监察院监察委员由省、市议会依下列规定选出之，不受宪法第91条之限制：
1.自由地区台湾省二十五人。
2.自由地区每直辖市各十人。
3.侨居国外国民二人。
4.全国不分区五人。
（二）妇女当选名额之保障与省市议员当选名额之限制：
1.上列第1款台湾省、第2款每直辖市选出之名额及第4款各政党当选之名额，在五人以上十人以下者，应有妇女当选名额一人，超过十人者，每满十人应增妇女当选名额一人。
2.省议员当选为监察委员者，以二人为限；市议员当选为监察委员者，各以一人为限。
上面这一公布里，左一声“不受宪法第26条及第135条之限制”、右一句“不受宪法第64条之限制”“不受宪法第91条之限制”，使我们看了，眼光缭乱。但是，根据常识，我们都可以知道，整个设计根本是违“宪”的。国民党在前言中虽说“为因应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废止后，国家当前之需要，及维护宪政之正常运作，中华民国宪法有增修部分条文之必要。兹建议依照中华民国宪法第27条第1项第3款及第174条第1款之规定，于中华民国宪法本文之后，增列‘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云云，但是由于国民大会代表身份自行延长任期的自我违“宪”，一切职权之行使，自然也就违“宪”、违“宪”、统统违“宪”了。
其实，整个的局面，根本就是朝野大违“宪”。以立法委员为例：民进党说按照《宪法》，立法委员三年一选，老贼们却一干三四十年，依法无据。此说于义至正。不过，老贼这种自行延长任期的干法，只要有利可图，小贼也照样跟进。试看1978年12月16日美国承认中共，蒋经国立即根据违“宪”的“临时条款”，将选举延期举行。并宣布在“选举延期举行期间，暂仍由原增额选出之中央民意代表继续行使职权”。在这一命令下，小贼们的任期，一下子就不是三年了，而自行延长两年了。延长两年与延长三四十年，其违“宪”则一。当然，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只是两步笑三四十步罢了。
民进党又说回归《宪法》，废除《临时条款》。此说于义也至正。不过，今天民进党能够大量做中央民代、能够大量参选中央民代，所以有这些机会，却是国民党不守《宪法》、搬弄《临时条款》而来的，追究起来，十分滑稽。
因为若守起《宪法》来，《宪法》第64条明文规定立法委员，各省、各直辖市选出者，人口在三百万以下者五人，超过三百万者，每满一百万增选一人，则台湾能选出的名额，不过三四十人而已。但今天的一百三五十人的名额，又从何而来？来处无他，违“宪”的临时条款第6条而已！立法委员名额赫然如此，国大代表名额也依此类推。只要你我违“宪”，结局大家欢喜。
由此可见，三四十年的老贼固然违“宪”，三年六载的小贼也有违一同，其为共犯也无异，所差者，长期短期而巳。五十步笑百步，还是先笑自己吧！所以，今天国民党民进党有志一同，认为修“宪”了，其实根本没资格修，仍是违“宪”而已。其结果，与用《临时条款》以自肥的情况无以异、与蒋介石的作风无以异——蒋介石真阴魂不散也！
1991年3月29日
“戒严令”穿帮了！
国民党性好戒严，始作俑者是孙中山。1924年10月14日，孙中山以杨希闵为戒严总司令，蒋介石当时看在眼里，当然一学就会，并且青出于蓝。此后虽然在大陆上东戒严西戒严，但是好景不长，从大陆上给赶了出来。幸好有个台湾可以过干瘾，于是，台湾变成了人类有史以来享受戒严最长最久的地区，至今未已。1982年10月15日，许荣淑在立法院质问国民党行政院长孙运璿，说戒严戒了三十多年了，该歇歇了吧？不料孙运璿立刻悍然宣布：“戒严令不是实行多久的问题，而是该不该实行的问题，该实行，三十年要实行，四十年也要实行！”——乖乖，国民党的心态原来是这样的，三十多年算什么！老子还没过足瘾呢！
但是，要过瘾，可以，总也得告诉老百姓一下，你们究竟根据什么大法，在台湾创下人类有史以来的戒严纪录？今年3月11日，国民党行政院长俞国华、国防部长宋长志，在立法院重新告诉我们了，他们说，戒严是根据《宪法》第39条颁布的。现在，问题来了，依《宪法》第39条，明定：“总统依法宣布戒严，但须经立法院之通过或追认。”请问立法院是怎么“通过或追认”的？国民党法务部长施启扬的答复是，“三十九年3月14日”，经立法院追认的。现查立法院秘书处编印的《立法专刊》第一辑第二四四页，的确有“宣布全国包括海南岛台湾一并划作接战区域实施戒严”的追认，没有错，可是，问题还没解决。因为既然把台湾加入，一并戒严，可见原来的戒严令，一定把台湾算进去，而那个原来的戒严令，是“三十七年12月10日”宣布的，有否经过追认呢？再查《立法专刊》第一辑第二四四页，明说“三十七年12月10日”的戒严令，业已在12月21日追认，没有错，按说应该过关了，但是，还不行，问题还没解决。因为中间插进了一个李宗仁。李宗仁在1949年1月21日接替了蒋介石的总统职权，他在1月24日就解除了“三十七年12月10日”的戒严令！这下子砸了！戒严令根本早就经总统在头一年1月24日就解除了，试问立法院还在第二年3月14日追认个什么？施启扬口口声声说追认，岂非追认个屁吗①？
既然根本没有了“三十七年12月10日”的原来的戒严令，则“三十九年3月14日”把台湾算进去的增订本“戒严令”，自然也就无所附丽的变成孤魂野鬼了，这是常识啊！所以，施启扬如果不曲学阿世的话，他的常识（无须法律）就可告诉他，早在1949年1月24日李宗仁解除了“戒严令”以后，根本早就没有了这东西！
但是，国民党今天口口声声的“戒严令”，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原来这是“三十八年5月19日”台湾省警备司令部的一纸“台湾省戒严令”而已②。但这一纸命令，完完全全是非法的，因为它未经立法院追认！按照《戒严法》第3条第1项：“战争或叛乱发生之际，某一地域猝受敌匪之攻围或应付非常事变时，该地陆海空军最高司令官，得依本法宣告临时戒严。如该地无最高司令官，得由陆海空军分驻团长以上之部队长，依本法宣告戒严。”第2项：“前项临时戒严之宣言，应由该地最高司令官或陆海空军分驻团长以上之部队长，迅速按级呈请，提交立法院追认。”台湾警备总司令，纵使有合于第3条第1项宣告戒严的非常际遇和身份，但是因为没有按第2项“迅速按级呈请，提交立法院追认”，所以，这个“戒严令”，根本就是乱来的。
可是，国民党搞了三十多年的戒严，根据的，就是这一乱来的“戒严令”，国民党骗老百姓说这戒严令是经过立法院“三十九年3月14日”追认的，殊不知当时立法院追认的，根本不是“三十八年5月19日”这一令，而是“三十七年12月10日”那一令，并且那一令，也早因解除在先，为得纵使追认，也追个屁了！
国民党真是无中生有的魔术师，他们先由俞国华、宋长志表演移花接木，再由施启扬套招李代桃僵。但是，不论他们怎么骗，在我们细心的追踪下，所谓戒严的法理依据，终于站不住脚，穿帮又穿帮。这个追踪，告诉了我们：国民党是一个多么皮厚心黑非法乱纪的团体，他们口口声声的维护《宪法》、尊重人权，都是放屁放屁放狗屁！
1986年4月10日傍晚
①若说是追认“三十八年11月2日”行政院议决的戒严令，也是不通的，因为那时李宗仁还是总统，他并没根据《宪法》颁布过啊！没颁布于先，则连前一个短命戒严令还不如呢！更是追认个屁了！（照《立法专刊》第一辑，也全无“三十八年11月2日”戒严令的影儿，当然任何追认，也与它无关了！）
②请注意这并不是国民党在台湾第一次戒严，其实早在1947年“二二八事变”时，就戒严了。但是陈仪还比今天的国民党守法，他在3月1日就解了严，以期尊重《戒严法》第12条解严的规定。虽然后来罩不住，又在3月9日再度戒严了。
国民党要肏人妈
我创办《求是报》，外间有订报划拨单流传。昨天我收到一封信，先在李敖照片上用红笔打上“王八蛋”，然后在划拨单上姓名栏填为“你的老爸”、住址栏填为“你妈的床上”、电话栏填为“5418142，我是你爸你是儿”。低级趣味过后，在背面加写如下：
李敖先生：
看到你对历史的研究、文学的修养，还算不错，但看到你对政治的观念，想肏你妈。你能写骂国民党、骂老蒋的狗屁文章，还说台湾不自由、不民主，中国人的地方，有大陆、香港、新加坡，你为什么都不去，赖在台湾干吗？你认为国民党统治的坏地方？
说你是匪谍也没有错，老是替《新华日报》吹牛，为匪宣传。
国民党在台湾已经落（民进党兴起）水了，对你又有什么好处，你落井下石，实足小人，俺肏你妈。
这种心态的人，有三特色：第一特色是绝对匿名寄信，这种人没有胆量敢作敢当敢站出来正大光明的反对你，所以一切谩骂，是懦夫式的，只会站在阴影里泄愤；第二特色是先戴别人“匪谍”的帽子，精神上予以“枪毙”；第三特色是精神上要肏人妈——国语发音“肏你妈”、台语发音“干你娘”。这种人的一切教养、一切中国文化、一切伦常道德、一切对国民党的愚忠，所反射出来的水平，竟都是阿Q式侮辱别人的母亲而已——国民党把这种水平的人收为党员，国民党有这种党员为它守灵护尸，它的格调，真难怪是民进党的好老师了。
1991年2月13日
国民党又捏造烈士了！
“烈士”在中文定义里，本来含意比现代宽。它固然指“死节之行”（《史记-李斯传》）、“视死若生”（《庄子-秋水》篇）、“甘危躯以成仁”（《昭明文选-曹植-七启》）之死士，但是活人中秉性刚正的，也叫“烈士”，曹操的诗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陆游的诗说“烈士壮心虽未减，狂奴故态有谁容？”彭玉麟的联说“烈士肝肠名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都是指此。另外，“好名义不进仕者”，也叫烈士（《韩非子-诡使》篇）。……不过这些较宽的定义，随着语文的变化，都变窄了，今天的“烈士”，专指杀身成仁的而言了。
国民党搞“忠烈祠”，对“烈士”的认定，就是由此而来的。“忠烈祠”入祀条件，“严格限于‘作战阵亡’与‘被俘不屈殉难’二者”，立意明确、标准也明确。不过，由于蒋介石的私心，他竟率先暗中破坏自订的规矩。例如，他下令把特务头子戴笠人祀“忠烈祠”，但是，根据1946年6月11日的“国民政府令”，戴笠之死，是“航机失事，竟以身殉”，是明明指出这位大铛头是飞机失事死的，这飞机之飞也，既未“作战”，自不属“作战阵亡”；既未“被俘”，亦不属“不屈殉难”，自然都不合“忠烈祠”的“严格限于‘作战阵亡’与‘被俘不屈殉难’二者”的标准了，那么戴笠竟能入祀，这不是邪门了吗？中国文字里“烈士”的定义，岂不从此就被国民党乱来一气了吗？
正因为在上者乱来一气，在下者也就照本宣科。国民党文化党工石永贵主持的《中央日报》上，在8月28日登出“广告”，全文如下：
0821空难治丧委员会公告
烈士林隆献将军、罗耀一将军、窦建中将军、傅大元上校、郑合麟上校、黄俊杰上校、冯伯训上校、孟幼瑀上校、周永利上校、张雄风上校、简东壁上校、邹国华工程师、梁振楷中校、赵克华中校、饶成虎中校、洪文童少校、端木伟上尉、任建堂士官长
于79年8月21日上午7时58分赴嘉义执行任务不幸罹难因公殉职英才籧陨不胜悲痛择于国历八月廿九日（星期三）上午9时假台北市民权东路市立第一殡仪馆景行厅举行公祭典礼
闻
联络电话：02-771-4010711-1101转2921
现在，同样的问题来了，这些空军的死，和戴笠一样，同样是单纯的飞机失事，他们既未“作战”，也未“被俘”，如今却全部冠以“烈士”之名，是不是一干人等，全部都要进“忠烈祠”？如果是，则陆军翻车而死的、海军翻船而死的，是不是也同此一烈？这样一来，“烈士”大出笼，人人皆“烈士”，“忠烈祠”还不挤破吗？
按照《中国新闻记者信条》第7条，明定：“报纸对于广告之真伪良莠，读者是否受欺受害，应负全责。”再按《中华民国报业道德规范》第7条：“广告必须真实、负责，以免社会受害。”再按《中央日报广告章则》第3条：“广告性质有妨碍风化涉及禁令，诽谤他人名誉及其他一切不正当性质之广告或广告面积过巨，本报均有拒绝刊登之权。”如今《中央日报》刊出假冒“烈士”的“不正当性质之广告”，文化党工石永贵自然责无旁贷，我们必须揪他出来，予以谴责。
1990年8月28日
贰臣心理学
我在“千秋评论”第八期《侠骨-情诗-箭》里写了篇《黄少谷应人贰臣传》，说评判国民党，其中有一特殊现象，我们不可不注意，那就是“重用贰臣”。以黄少谷为例，他虽贵为“司法院院长”，但查查他的历史，却是典型的贰臣。以贰臣做“司法院院长”，若要司法公正，就未免太讽刺了。
邓维桢看了我这篇文章，对我说，你在文章中提到黄少谷应入贰臣传，黄少谷是贰臣，固然是现代史中的常识，但是台湾的现代史都被国民党给扭曲了、窜改了、包藏起来了，恐怕你还得把事实写出来，才好使大家明白。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可是我一直忙，这事就拖下来了。
后来我看到“政治家”丛书第一期，有萧礼山的《国民党“四大佳”的影响力》，这篇文章把黄少谷的臭史给扼要说出来了，我的那篇也就不必做了。萧礼山说黄少谷：
严格说起来，他不能算是“纯国民党”；因为他二十六岁就当上被国民党视为异端的“西北军”军头冯玉祥手下的中将秘书长。而且他进入西北军的敲门砖，竟是共产党李大钊写介绍信让他去投效冯玉祥的。以后冯玉祥的多次倒戈，黄少谷也都无役不与；其著者：民国十八年2月，桂系李、白“倒蒋”，冯玉祥随而响应。5月，韩复榘、刘郁芬等发表拥护冯玉祥为“护党救国西北军总司令”之通电，据说通电就是出于秘书长黄少谷的大手笔。在此役之中，黄少谷担任冯玉祥与各方联络的谋士，名称为“党政军总代表”，比西北军的嫡系军事将领鹿钟麟所担任的“军事代表”更形崇高和活跃。南京国民党中央方面，对黄少谷在反中央的行动作为，也特别注意。
其次则为民国十九年的“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与国民党的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合作；汪精卫手下大将陈公博在北平成立“各省、市党部联合办事处”，要和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分家，独树一帜“反蒋”，黄少谷也北上“参预大计”，奔走于太原（阎锡山）与北平（阎、冯联盟）之间，以后阎、冯、汪公开反蒋的“扩大会议”之锣鼓登场，事实上是：黄少谷代表冯玉祥、郭泰祺代表汪精卫、赵玉廉代表阎锡山演出的把戏。到了7月28日，汪精卫才正式到北平登场主持，而冯玉祥方面仍是由黄少谷以秘书长身份为代表，冯本人反而从未出席。这个“扩大会议”，终因阎、冯在“中原大战”失败，“扩大会议”亦于十九年11月12日烟消云散。阎、冯宣告下野，黄少谷也逃到上海租界避祸。如是不到一年，国内政局再起变化，在“共赴国难”的呼声下，汪精卫又入南京担任行政院长，陈公博为实业部长；黄少谷以在“扩大会议”时与陈公博并肩“出入”于冀、晋之间的关系，原自也可以分得一杯奠，可能是他在“中原大战”阎、冯都失败得如丧家之犬而出亡，黄少谷有没有因此“惊破胆”？不得而知。但他决定暂离扰攘纷争的国内，出国留学则为唯一之志趣。此时六十万“西北军”已鸟兽散；未被中央军打垮的只剩下宋哲元一个军，被中央编为第二十九军。但宋哲元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义不能不抚辑收纳西北军其他各军的散兵游勇，“相濡以沫”苦度光阴。因此他只领一个军的给养，却要养四、五军的人马，加上驻地在察哈尔，原是蒙古沙漠荒陬，也无从求取其他发展。自无力对黄少谷的留学有所资助。后来，还是在汪精卫手下的另一大将，担任铁道部部长的顾孟余给予黄少谷以“铁道部留学生”的名义，拨一笔公款让黄少谷完成留学心愿。民国二十三年他放洋赴英，入伦敦大学专攻国际经济。
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军兴，黄少谷自英国乘轮返国“奔赴国难”（他在英国留学有没有毕业？未见记载），返抵国门之时，国民政府业已西迁，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对这个“中原大战”时烜赫一时的政客，现在的留英学生，至感兴趣。乃任命为：湖南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郴县县长之职。他走马上任不到半年，即因风不调、雨不顺，农田歉收，而辞职以谢父老。二十七年，到了重庆，见知于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延聘为监察院监察委员（按：行宪前的监察委员均为委派或延聘，不经选举产生），算是黄少谷正式纳入正统的国民党开始。因此李敖写文章指称：“黄少谷该列入贰臣传”，不能说是没有理由。
黄少谷“正式纳入国民党”以后，自县太爷而监察委员，1938年转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处长。1941年入军委会政治部，任设委员主委、第三厅长及副部长。1942年被军委会延聘为《扫荡报》（后改名《和平日报》）总社长，主持该报六年多。1946年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务干事。1947年改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48年当选第一届立法委员；同年7月任中央宣传部长。1949年任行政院秘书长，又任总裁办公室秘书主任。1950年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秘书长。1958年任外交部长。1960年任驻西班牙大使。1963年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并任报业新闻评议委员会委员，旋任该会第二届主任委员。1966年6月任行政院副院长。1967年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1969年专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最后任司法院院长以至于今。这些连绵不断的显赫履历，在在都证明了黄少谷不但是贰臣，并且还是巧宦呢！
黄少谷1949年行政院秘书长任内，行政院院长是何应钦、总统是李宗仁。后来李宗仁被逼去美国，在临行前夜，黄少谷秘密找到李宗仁的秘书长黄雪邨，对黄雪邨说：“总裁要我带来一册密码本给你，请你把李宗仁的言行动态，随时用密码打来给我。”黄雪邨也是巧宦，但他知道他这时背叛李宗仁，未免过意不去，因此拒绝了。他告诉黄少谷：“我看不必用密码本了，有重要情况，我会表示的。”这个故事，是黄雪邨的小儿子黄三亲口告诉我的，自是千真万确。由此可见，黄少谷自己做了贰臣，还千方百计唯恐别人不下海、不做贰臣。这种心理，其实是变态心理的一种，我无以名之，姑且叫做“贰臣心理学”。黄少谷心思细密、马屁功深，一辈子做贰臣，把“贰臣心理学”发挥得无微不至，由此一例，更可看出他是多么无耻了！
1984年11月7日午
烧卖之间
8月3日晚报登出，由外交部保管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文件失踪，可能已遭销毁，消息人士表示，这一失踪，与外交部某位参与这一条约谈判的部长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晚报登出后，外交部发言人立刻表示，该部库存有关该条约正本、相关附件（含微缩影片）、及签订条约的档案资料，均妥善保存于该部档案资讯处档案室、档案及条约库，但无遗失情事。8月4日，在记者追问下，外交部重申“条约正本及附件”并未遗失，至于往来电文、备忘录等重要过程文件，“已不在外交部的档案中”。晚报上说，据悉，这些相关文件所以失踪，是由于前外交部长王世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签字者）已将有关文件取走，并且还在外交部的档案中留夹有“王部长抽走”字样之纸条。有关官员表示，这些文件在被取走后，迄今为止不知下落。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于1945年，于今已过了四十三年；王世杰死于1981年，于今已过了七年，重要过程文件的追回，恐已越来越渺茫。我手中收有1966年2月22日王世杰写给张九如的信（影本），信中指出“中苏谈判……唯为国家利益，世杰守口如瓶已二十年于兹，即令会聚，弟我亦病不能自由发表耳”。为什么要“守口如瓶”？为“国家利益”？我看不然！《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重要项目之一是外蒙古独立，让外蒙古独立，是卖国行为，这在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一书中，已慨乎言之。蒋经国对斯大林说：“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外蒙古的国土比台湾大四十三倍，最后出卖了，还何来“国家利益”之可言？事情搞砸了，摊开来认错，还不够呢，又何能作为“守口如瓶”的理由？可见王世杰所办的“亦病不能自由发表耳”，真正原因，乃是卖国的重要过程文件，根本见不得人；因为见不得人，所以要“守口如瓶”，要“王部长抽走”，最后口中秘密，带入棺材；文件秘密，付之丙丁，一切妄想湮灭了事。
整天朝国民党送秋波的“海外学人”许倬云，在《追念王雪艇先生》中说：“中国在无可奈何的情势下，不得不签订中苏间的新约。明知这是丧权辱国的条约，没有人愿意担任签约的任务。但是国家在那种情势下，此约又非签不可。雪公忍辱负重，毅然出使，不仅任劳，而是为国任怨。天下事，任劳易而任怨难，也只有仗这份问心无愧的书生本色，他才能吞下这口难忍的内心伤痛。”这些话，可真是肉麻的谀词，试问什么叫“此约又非签不可”？若说《雅尔塔密约》美苏等已有暗盘在案，中国“在无可奈何的情势下，不得不签”，这是不成立的。因为《苏俄在中国》中，明明指出：“我们与苏俄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并不是承认《雅尔塔密约》而受其拘束。我中华民国未曾参加雅尔塔会议，而美政府当时亦未曾咨商我政府，我们自可不受其拘束。当然我们与苏俄谈判订约，亦是受他们美国的劝告，不过曾经我们自己的考虑。”可见当时的情势，中国“明知这是丧权辱国的条约”，大可不签，既然签了，就休想赖。如今王世杰之流签订卖国条约于先，又暗动手脚于后，妄想一手遮尽天下耳目，真是卑鄙加番、可恶至极。许倬云说什么“问心无愧的书生本色”，问心既无愧，又何必销毁史料？熊熊火光之下，一切答辩，适见他们的无耻而已！
1988年8月5日
国民党的演说狂
昨天写《谷正纲的年老嘴脸》，其中有一个重要嘴脸，有待大特写，就是此公的演说狂。
谷正纲的特色是精力充沛、用贵州土音、在麦克风前拼命握拳大吼，一开口就是“反共抗俄地……”。这种演说成性，使他在年老时，已经忽忽若狂，一见人多，就欲跃跃。据吴炳钟告诉我，一次他陪谷正纲逛美国迪斯尼乐园，谷正纲见到人多，就征询吴炳钟意见，问说：“ShallIgiveaspeech?”（“我可以来篇演说吗？”）弄得吴炳钟哭笑不得。
谷正纲不但有演说狂，还有战斗狂，别的国民党大员坐汽车，是坐沙发式的，可是谷正纲在汽车中，却一向挺直腰杆，从不靠椅背，两腿分开，两手抚膝，做骑马状。以他的言行观察，此种动作，显然是奔赴前线无疑。不过嘴中念念有词，恐怕还是演说也！
不幸的是，谷正纲毕竟廉颇老矣。他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竟开始连“国父遗嘱”都背不完了。在台上，折腾了老半天，才勉强成篇。我猜这是死鬼汪精卫作怪之故。谷正纲以前跟汪精卫，而汪精卫是“国父遗嘱”的执笔人，如今在六十年后，开老谷一玩笑，大有可能也！
还有一次，谷正纲对外宾演说，念讲稿时不小心把念过的一张又放在待念的下一张上面，因此又照念不误，念了一半，才发觉越念越不对劲，乃自嘲说：“不对啊！这张已经念过了！”
像谷正纲这种演说狂的笑话，在国民党中，比比皆是。不论在婚礼上、在会场上，你都可以看到他们“肉麻当有趣”的演说丑态，他们不知自己的“面目可憎，言语无味”，一抓到麦克风，立刻“大神附体”，极难告停，我亲身就经历过三次。第一次参加好友周弘的婚礼，周弘的爸爸是财政部关务署长周德伟，周德伟请来老长官财政部长关吉玉上台讲话，结果“肉麻当有趣”，一发而不可收拾，从他的名字“关吉玉”被人误念为“关吉五”说起，一直天南地北的扯个不停，给人印象之恶劣，记忆犹新；第二次参加好友骆明道的婚礼，骆明道出身干校，请了他的老校长王昇上台讲话，“面目可憎，言语无味”，听了令人讨厌之至；第三次为了女明星的缘故，参加了一次亚洲影展，不料碰到教育部长黄季陆上台讲话，黄河之水天上来，啰啰嗦嗦，一连讲了近一小时犹未停止，听众大哗，以叫声等讽其下台，但黄季陆低下头来，翻眼从老花眼镜上端巡视听众，竟还毫无自知之明的以为是向他喝彩，越讲越得意，最后竟还唱起“Twinkle，twinkle,littlestar,howIwonderwhatyouare……”的儿歌来，连在座的美国贵宾电影明星威廉霍尔登都为之皱眉，真可谓腾笑中外了。那次“浩劫”以后，我再也不敢参加不可测的集会了，所惧无他，怕听国民党大员演说耳！于今近三十年下来，耳根清净、迎拒自如，其乐当在金圣叹三十三不亦快哉之上也！
国民党大员不能演说、不擅演说，可谓上行下效。孙中山广东官话，口才平平；蒋介石宁波国语，拖泥带水；蒋经国老牛破车，听他温吞吞的演说，好像在看20年代的慢动作电影。国民党领袖级的口才不过如此，其下属自然无从砥砺其口才，所以，全世界玩政治的，论口才之坏，国民党可算第一。
邪门的是，口才坏还不稀奇，稀奇的是口才坏还拚命喜欢登台亮相，这种演说狂，可就比第一还第一了。十年前，我与胡茵梦恋闻传出，老贼婆立委杨宝琳就跑去找胡茵梦的立委爸爸胡赓年，说：“李敖和你女儿结婚典礼上务必请我来讲演，特此拜托！”可见彼辈想登台亮相，一施演说狂，固处心积虑者也，想来不胜好笑。
1989年5月13日
别遮了，中常委！
国民党中央日报社，在1986年7月，出版了一本《新闻评论选集》，作者是国民党中常委曹圣芬。曹圣芬曾担任党报（《中华日报》《中央日报》）社长、董事长三十年，他在自序中说，这书的文章都是他为党报“所撰的社论”，“大都系讨论原理、原则的文章，故其所受时间性的限制较少”，因此“坦白而平实地写出个人的认识和经验”，要“鼓舞和启示”青年云。
《新闻评论选集》中有一篇《蛇口里的玫瑰》，原文如下：
伊索寓言里有一段故事：宙斯神结婚时，所有的动物都送了礼；有一条毒蛇用它口含着一朵玫魂，也爬进了礼堂，宙斯神说：“所有的礼物我都收下了，但从你的口里，我不敢收任何东西。”
这一次总统希望国人用意见来纪念他的诞辰，一般报纸杂志发表了许多意见，成熟与否是另一问题，但都是善意的。唯有一个刊物——《自由中国》，发表了一篇极端无礼——而且无理——的文字，以慈禧太后来影射我们总统，以清廷即将亡国的政权来影射我们自由中国政府，从诅咒总统诅咒到我们的国家，这真是毒蛇口里流出来的东西，无比的腥臭，也无比的恶毒！
政府现在极力维护言论自由，对这种毒液的流播，似乎不会釆取什么行动了；我们老百姓是不是可以想点办法呢？这里有一件美国的例子。
在华盛顿总统退休的那天，《费城晨报》写了一篇文章说：“这位万恶之源的独夫，今天退而与平民并处了；他再不能凭借权力，为非作歹了。我们应该把今天定为美国的国庆。”这篇恶意文章发表的当天，费城群众砸了晨报馆，把主笔贝奇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
后来莫特博士（Dr.F.L.Mott）在《美国新闻史》中说：“为了惩治这样子的新闻自由和特权（即诽谤和谩骂的自由），一个方法是为诽谤所受的损失，提出诉讼。另一个方法则是揍那个主笔。后面这个方法是富兰克林（B.Franklin）在去世之前一年所提出的，虽然出之以戏谑的口吻，但骨子里非常认真。他认为这个方法较之法律制裁更为有效。这位年高德劭的报人写道：‘我建议新闻自由不应干涉，而且应使之充分发挥，蓬勃有力，但应允许动棍子的自由（LibertyofCudgel），俾两者并行不悖。……’”
我们老百姓不要忘记了自己所能发生的制衡作用，对于这些毒蛇、黄鼠狼必须迎头痛击，它们才不敢为害社会。（民国四十五年12月24日）
曹圣芬这篇文章原发表在《中华日报》，不过，在三十年后收进这本书的时候，却暗中动了手脚，把倒数第二段给偷偷改了。当年的倒数第二段原文是这样的：
富兰克林后来论到这件事说：“在言论自由的国家，要政府来取缔恶毒的谩骂和不负责任的言论，总是缓不济急的。倒是群众激于义愤，直截了当，给这些文氓一点教训，反能收制衡之效。”
对照之下，一看就知道三十年前的原文是富兰克林论及“主笔贝奇”挨揍；三十年后的窜改却是富兰克林并没论及“主笔贝奇”之事，只是论及“动棍子的自由”而已。
为什么曹圣芬暗中动了自己文章的手脚呢？究其原因，却有一段故事。
当年曹圣芬写这篇文章，本是为了对付《自由中国》，主张用暴力方法对《自由中国》耍流氓。文章刊出后，《自由中国》便有了反应，1957年1月16日，范度才以《中华日报鼓吹暴动！》（《自由中国》第十六卷第二期）为题，提出了有力的反驳。范度才说：
依据这篇杀气腾腾、满纸血腥的官报短评看来，毫无疑问，《中华日报》是在鼓励台湾群众，去照费城群众的办法，将自由中国社砸成粉碎，将《自由中国》的主笔结结实实揍一顿。《中华日报》更特别提出一位与华盛顿几乎齐名、同为美国开国元勋的富兰克林先生的话，给采取非法暴动的人们保镖，说什么这类行动在言论自由国家、“直截了当，反能收制衡之效”。最初我总善意而天真地期望，写这篇短评的，或许是提笔之前，多喝了几杯老酒，以致头昏脑晕，语无伦次，但直到现在，不特没在该报发现更正，反而继续登载所谓“响应”的文字（本年1月9日），同时在党（国民党）办的另一刊物《政论周刊》（第一〇五期）上并予转载而加以赞扬。因此，我也就没有法子不得不承认这篇短评，纵不代表整个官方（党方），至少总代表了整个官报——《中华日报》。
接着，范度才指出，他找了富兰克林“许多著作，都没有找到他这一段赞许痛打贝奇的名论”，并且，
有一最奇特的问题，须向曹社长请教的，《中华日报》说该事件发生以后，富兰克林曾认为报馆被砸，主笔被打，乃直截了当可收制衡之效的义举，不过美国新闻史告诉我们，贝奇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最钟爱的孙子。贝奇于1790年创刊《曙光报》时，本杰明富兰克林已逝世六个月，《曙光报》痛骂华盛顿的社论，第一篇刊布于华盛顿总统发表临别赠言后的1796年12月23日，第二篇刊布于华盛顿总统第二任期满实行退位的1797年3月6日。这离富兰克林之死，巳相隔六七年，富兰克林如何能从坟墓中发出如此惊人伟论？更如何能忽在一百七十年以后受《中华日报》的推崇赞赏，作为砸报馆打主笔的护符？假使《中华日报》知道被打的“贝奇”，就是富兰克林的爱孙，那么，我相信《中华日报》一定还会对富兰克林，加上一句中国式的颂词：“富兰克林大义灭亲”。
十天以后，1月26日，曹圣芬在《中华日报》发表《我的看法与做法》，继续大骂《自由中国》，但对他在纯知识上的错误，却不敢吭声。2月16日，范度才再写《我对“清议与干戈”的看法》（《自由中国》第十六卷第四期），质问曹圣芬有关富兰克林死而复活大义灭亲的事，语出何典，可是，曹圣芬不答复就是不答复，富兰克林不捧场，恨未为曹圣芬晚死七年，曹圣芬又怎么答复呢？
范度才文章中提到的《曙光报》（TheAurora），就是曹圣芬提到的《费城晨报》，说这报出版前六个月，富兰克林就死了，事实上，富兰克林是1790年4月17日死的，他死后五个月零十三天（10月1日），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BenjaminFranklinBache）创办了《广知总报》（GeneralAdvertiser），这报在1794年才改名《曙光报》。贝奇的父亲是理察贝奇（RichardBache），理察贝奇讨了富兰克林的女儿萨拉（Sarah），所以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是富兰克林的外孙，不是孙子。范度才指摘曹圣芬的大错，但是范度才也有这些小错。
富兰克林在死前一年，有过一次讽刺的谈话，说应保障出版自由，让它充分发展，但是要准许“棒打的自由”（LibertyoftheCudgel）来做法律救济的另一方式。曹圣芬读书不精，弄错年代、弄错对象、弄错语气，竟起富兰克林于地下，主张棒打自己的外孙来了，这当然是大错特错，难怪他被范度才一骂，就不敢回嘴了。不过范度才不知道富兰克林开过“棒打的自由”的玩笑，自然也是一种疏忽。
范度才是笔名，真名承胡虚一见告，乃成舍我也。
我在五年前（1982年），曾写文章指出范度才的小错误与疏忽（“千秋评论”第十六期），并肯定富兰克林的确有过“棒打的自由”的谈话，只是年代、对象、语气都不为无知的曹圣芬所知耳！曹圣芬偷看到我的文章，乃在去年出版《新闻评论选集》，从美国新闻史中，按小李之图，索老佛之骥，暗中做了以上的窜改，偷偷遮羞。
其实，再遮也无法证明曹圣芬自己有学问，他的学问，三十年间，前后经过范度才、李敖的点化，才有这么一点点别人的、才暗中受教，在三十年后，有以暗中吭声，“坦白而平实地写出个人的认识和经验”，如此“坦白”、如此“平实”，他的脸皮可真厚呀！
1987年5月8日晨
上台下台两不知
国民党内阁改组了，其中法务部长施启扬发表为行政院副院长，记者问他感想的时候，他说昨天他从阳明山下来，都还不知道这件事情，李总统也没有召见，不过倒是有几位朋友打电话“恭贺”他要升司法院副院长，今早则看到报纸才知道行政院改组的消息，而且也不是司法院副院长，而是行政院副院长。在施启扬以外，立法委员萧天赞发表为法务部长，记者问他感想的时候，他强调他事先并不知晓，他的太太也表示，由于前些日子关于萧天赞可能出任中常委的消息甚嚣尘上，结果是子虚乌有，因此对未经证实的讯息，他们不再抱过多的期望。这次，一听到晨泳会员喊他萧部长，惊讶的神情仍掩不住一丝的欣喜。
施启扬、萧天赞所说的新职发表前他们毫不知情，不是扯谎，是真的不知情。因为在国民党的“统御术”中，的确有一种“就是不让你事先知道”的权术、一种“就是让你去猜”的技法。这种权术与技法，说得好，是给你惊喜一下；说得坏，就是根本没把你看在眼里，要你干，你还敢不干，根本不必事先同你商量，你去看报好了！
所以，当钱思亮被记者告知他从台湾大学校长发表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他满头雾水，傻乎乎的，不知如何应对；当石觉被告知他从联合勤务总司令发表为铨叙部部长的时候，他也满头雾水，硬邦邦的，不知如何作答。这些窘局，原因都出在“天威难测”，而“天威难测”，正是传统政治艺术的绝活。
《圣经》上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回的也是他。”《孟子》上说：“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正因为富贵来自上面的赏赐，所以它来如春梦、去似朝云，都非你所得与闻。要你干，不必让你知道；不要你干，你也打听不出来，你去看报好了！
《蔡孟坚传真集》中记魏道明在干台湾省省主席时，一天早上，魏道明约他去湖口检阅新成立的警备旅，下午一同返回台北宾馆，刚进门，魏太太郑毓秀就从楼上赶下来，气急败坏的大声说：“PIEPRAT（郑一向叫魏法文名）！你调职了，陈诚继任主席。”于是，宾主夫妇之间，“一时相对无言”。
这是不要你干的典型模式。据萧同兹告诉我，他做中央通讯社社长十八年，一天去飞机场送董显光出国，回来一下车，就被告知曾虚白接他任社长了。我问他在人情上或礼貌上或面子上这样处理好吗？他苦笑而已。
要你上台下台，不但当事人不知情，就是相关人士（像你的上级或前任）也不被告知。李宗仁做北平行辕主任，直属机关北平市长何思源撤职，他事先不知也；陈诚做行政院院长，直属机关外交部部长魏道明上台，他事先也不知也；这次经建会主委赵耀东公开承认：“连钱复接任经建会主委，我也是事后才知道。”诸如此类，事先皆不知也。
今天搞“天威难测”的李登辉本人，在从政历程中，也不知经过了多少道这类关口，最后被选为副总统搭配，在“放榜”前，他和谢东闵都不知道是谁中选，宦海人物之无我，于此可见！如今李登辉也搞“天威难测”了，哀哉！
三年前，台北市长许水德与省主席邱创焕商定，发表台南女中校长石宛珠接掌台北中山女高，不料石宛珠公然拒绝，理由是未事先征得她同意，觉得不受尊重。如今庙堂诸公之进退，个性尚不如一女子，世风日下，可以知矣！
1988年7月20日
国民党的政治年龄
中国是一个敬老的国家，这种敬老，表现在政治上，每见趣闻。宋朝李心传《旧闻证误》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寇忠愍为执政尚少，太宗尝语人曰：‘寇准好宰相，但年尚少耳！’忠愍乃服何首乌而食三日，须发遂变，于是拜相（出王巩《闻见录》）。按寇公以淳化二年入宥府，晚年才三十一；四年，以与张逊不协，罢；五年，复为参知政事；至道二年，又罢。真宗咸平六年，除三司使；景德元年八月，自三司拜相，时年四十四矣！此所记皆误。”
这段故事和证误，最令我感到兴趣的，乃是寇准为了看起来老一点，竟大吃使须发变成灰白的药物，借以邀皇帝找他“拜相”（做行政院长）。他“拜相”的时候，年纪三十一也好、四十四也好，都算年轻的。可是在故事中，他因为太年轻，却不得不冒充老汉。原因无他，中国是一个敬老的国家，老一点吃得开耳！对这种现象，我给它加个名词，叫做“老人政治”。
“老人政治”是政治年龄偏高的政治。在这种政治下，年纪大的人是当权派，年轻人很难出头。
二十五年前，陈诚约我谈了一次话。那时正是国民党“老人政治”的顶峰。年轻的男士中，只有我和蒋孝文出了名，其他都轮不到。陈诚跟我说：“今天台湾三十岁以下的男士，只有你李先生和蒋孝文是名人。”我说：“今天台湾的年轻人很难出人头地，老一辈的高高在上，内阁年龄平均六十六岁。八十开外的于院长、莫院长实在都该表现表现风气，该下台了。”陈诚说：“你说的全对，我也该下台了。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定是悲剧。”不过他最后说：“你李先生还不到三十岁，你前途远大。”我说：“我在部队里看到老兵的一段自我描写，内文是：‘我们像什么？我们像玻璃窗户上的苍蝇——前途光明，可是没有出路。’我的前途，我看也是如此。你陈辞公二十六岁2月间还是中尉，可是9月就升少校了。四年后三十岁就当少将师长了。如今一个青年军官，想从中尉升到少将，别说四年，十四年也没机会啊！”陈诚听了，为之默然。
国民党在台湾虽然搞“老人政治”，但是当年在大陆时候，他们的上一代，却给他们机会搞青年政治。这种机会，直到他们退守台湾，还得其遗爱呢！
以他们的“拜相”年龄而论。孙科做行政院长，年仅四十，蒋介石年仅四十四，谭延闾、汪精卫年仅四十九，宋子文年仅五十一，陈诚年仅五十二，俞鸿钧年仅五十六，张群年仅五十八，何应钦、严家淦年仅五十九，翁文灏也不过年仅六十。可是，随着岁月的长大，国民党的政治年龄，也相对提高了。在八九十岁的“老贼”环伺下，七十三岁的李焕出面“拜相”，犹以年轻闻，国民党的“与子偕老”，岂不滑稽哉？
国民党当年在大陆少年得志，也不止于“拜相”一个层次。以元首级论：蒋介石做国民政府主席，只有四十二；谭延闿只有四十九。以院长级论：孙科做立法院长四十一、刘健群四十八、张道藩五十五；戴传贤做考试院长三十七，一干二十年。以部长级论：魏道明做司法行政部长二十八；戴传贤做中宣部长三十三、吴国桢四十二、梁寒操四十四、张道藩四十五、王世杰四十八、张其昀四十九；孙科做青年部长三十六、陈雪屏四十六；朱家骅做教育部长三十八，蒋梦麟、王世杰四十二，杭立武四十六；陈立夫做组织部长三十三；陈公博做工人部长三十五；孙科做铁道部长三十七；宋子文做财政部长三十四、俞鸿钧四十六；张群做外交部长四十六；曾养甫做交通部长四十四。以省主席论：刘峙、商震、熊式辉做河南、山西、江西省主席时三十八；陈诚做湖北省主席四十；陈果夫做江苏省主席四十一，张群做湖北省主席四十四；张治中、吴国桢做湖南、台湾省主席四十六；吴忠信做安徽省主席四十八；吴铁城、邵力子做广东、甘肃省主席四十九。以市长论：吴国桢做汉口市长二十九；孙科做广州市长三十一；俞鸿钧做上海市长三十八、张群四十、吴国桢四十三、吴铁城四十四……国民党少年得志的例子，简直写不胜写也。
1989年6月3日
国民党懂什么文化！
国民党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为使文化与观光结合，宣称4月起将每周在幼狮艺文中心展演的“中国民俗之夜”，移师至来来饭店金龙厅，试办两个月，共八场，视演出效果与其他观光事业合作，借以提升文化观光形象。该节目内容除两场以国剧精粹“天女散花”“钟馗”为主外，其他六场则综合民俗、舞蹈、国乐、杂技及国剧片断等多样组合，其间并配合主持人中英文简介及字幕，以增进外宾的了解云。
我们谴责“文建会”如此拿人民的钱，乱搞这种以增外宾了解的所谓民俗文化！
中国文化有它深沉的、深度的一面，那一面，大多内蕴在中国思想与典籍之中，而非外铄在所谓民俗文化之上。相反的，外铄在所谓民俗文化上的，大多是糟粕的、粗糙的、低级的本土与民间货色，比起先进国家的水准与品质来，是不入流的。对这些本土与民间货色，纵不禁止，大可听其自生自灭可也，绝不可由政府再大力提倡、延续或扩大它们。但是，国民党的文化政策却全不如此。没水准没品质的国民党，竟还成立起文建会来，对中国文化中糟粕、粗糙、与低级的部分，大加孽种流传。而主其事的文建会主任委员，从陈奇禄到郭为藩，都是不知文化为何物的土蛋，因此在他们的大脑中，所了解的文化，也就非常可怜。
郭为藩在国民党总理纪念月会专题报告——《当前文化建设的课题与做法》中指出：“不少人批评当前台湾地区虽然外汇存底高居世界第二，可是生活品质低落，是一种‘富裕中的贫穷’；也有人指责国人颇有‘暴发户的心态’。平心而论，近十余年来，台湾地区在经济发展的显著成就，使得国人不再愁衣愁食，而且有多余的金钱；而且不必劳苦终日，开始享受闲暇。有‘钱’与有‘闲’是目前国人所享受到的经济建设成果，然而享有此等果实的时间究竟还短，所以一般人尚未学会善用这些多出来的金钱与时间。因此，从‘有钱’到‘用钱’，从‘有闲’到‘休闲’，其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必待相当的时间，才能从这种‘时差’的病象中调整过来。当前文化建设的一项任务，就须引导国民善用余资与佘暇，俾充实生活内涵，增进生活品质。”但是，说这些大道理的本人，在他主持的文建会里，就没资格“引导国民”做他所要求的事。因为文建会本身，就是典型的“有钱”而不会“用钱”的机构！
郭为藩又指出：“值此社会进入转型期，文化失调的现象受到国人高度的关切，政府自有义务提出国家建设的长期方案，让国人了解今后十年或本世纪结束时台湾地区在文化发展上的远景，并清楚政府在因应当前转型期困惑而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准备采取哪些策略，从中亦可显示今后文化建设的主要方向。虽然民国七十六年9月行政院院会曾通过‘加强文化建设方案’，包括十五项重点工作，但是这仅是民国七十七年度至民国八十年度文化建设的纲领；文建会作为行政院规划全国性文化事务与推动文化政策的幕僚机关，最近积极进行制订中长程文化建设方案的工作。”对郭为藩这种立论，我们更感到“恐惧”了——国民党不但要控制目前的“文化建设”，并且还要为我们展示“今后十年或本世纪结束时台湾地区在文化发展上的远景”，并“积极进行制订中长程文化建设方案的工作”呢！
我们认为，文化绝非土蛋们所能建设，换句话说，绝非国民党中人才所能为功。国民党这个团体，从夺得政权以来就谈不上什么变化，但它与军阀不同的是，军阀不懂文化，尚知藏拙，自承老粗了事，国民党却不如此。国民党要附庸文化以为风雅，结果焚琴煮鹤，文化遭殃。国民党被赶到台湾后，做了暴发户，“有钱”又“有闲”的与台湾土蛋相俯仰，结果流风所及，处处都是不入流的浮面中国文化、不人流的本土与民间文化，而中国文化的深沉的、深度的一面，竟湮没而不彰矣！
为国家做文化建设是何等事，岂是国民党干得了的？试看法国的文化部长之选，是举世闻名的文学家马劳（AndreMalraux），国民党中，哪有这样人才？无人才而欲搞文化，结果越搞越糟，只是把文化田地搞得更污染而已。
我们要求国民党立刻停止任何种类的文化“建设”！中国古人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那种自化的文化，都比官化来得流弊少得多。希望国民党高抬贵手，留下一些少被污染的余地，给后人接手吧！越给你们过手的文化，就越面目全非了。古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如今只要国民党不造七级浮屠，就是救文化一命，国民党啊，快放手吧！
1991年3月4日
国民党不封建吗？
江青回台湾演出了。从二十年前她的前夫刘家昌诬告她是“匪谍”而饱受困扰后，这是她首次返回这伤心之地。此地的影艺界朋友联合欢宴她，约我参加，我架子大，拒绝了。江青知道李敖架子大，特别在昨天下午亲自登门拜访我这老朋友。我送她一本书，即时题诗其上：“且作神仙舞，颇为流俗惊。曲终人又见，江上一峰青。”她看了很高兴。她告诉我，她的本名是“江独青”，共产党说“独青”太封建，逼她改名“江青”。那时候毛妻江青还没出台，所以“江青”两字尚没什么。后来那位假江青（毛妻江青本艺名蓝蘋）“文革”大乱，害得她的真江青引起不少误会。可见封建也是跟着政治行情走的，共产党也封建，不过比起国民党来，却小巫见大巫。
江青来时，老友许以祺也应邀同来一聚。许以祺在五年前曾与我共同讨论“封建主义是海峡两岸的共同敌人”，一致认为封建主义是中国人思想中的大敌。
江青、许以祺走后，“封建”一词儿，还在脑中方新，今早看到国民党第一党报——面目可憎、言语无味的特号党棍石永贵主持下的《中央日报》社论，居然以《路是无限的宽广——慰李庆华君》为题，也大谈起“封建”来。社论中说：“参加中国国民党党内立法委员候选人提名初选的中华奥会秘书长李庆华，于前天发表他的《永不忘记对群众的承诺——李庆华退出竞选声明》后，这件被喧腾已有两三个月的选举热门话题，终于画出了一个休止符……”“一位具有充分参选条件的候选人，还没有将他的政见理想、工作经验、服务成绩等，向他党内同志掏诚的提出与说明，以接受公平的评估和选择，就中途遭到封杀，而被封杀的原因竟是因为他的家世背景，实在令人觉得可笑，也太封建了。在一个民主化的社会中，事实上所谓的‘门阀世族’或‘权贵子弟’的观念是不应该存在的。我们只问参选的人有没有合格的条件，有没有担任各项公职或民意代表的才能。至于他出身自什么样的家庭，实无关紧要。美国肯尼迪家族，三兄弟当中，一个做总统，两个做议员，至今更有他们的第二代也竞选担任众议员，但民主先进的美国民众，并没有以家世背影以苛责其当否，这就是一个民主社会大家应该认知的例子。李庆华虽然是现任行政院李焕院长的次子，但他是一个年届四十，成熟而合法的公职候选人。有些竞争的对手以他是院长之子，就不应该参加竞选，这是剥夺了一个合法公民应享有的合法权利。所以要谈到民主，就不应以非民主的观念去裁判他人参选的权利。”
看了国民党第一党报这种社论，真令人觉得它既浑且蛮。浑的是思路不清、比拟不伦；蛮的是不清不伦之后又强词夺理。例如它说在“民主化的社会中”，应“只问参选的人有没有合格的条件，有没有担任各项公职或民意代表的才能”，而不问其家世背景。乍看起来，立论未尝不冠冕堂皇。不过，这种不论家世背景，必须有它的先决条件，就是那必须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化的社会”，否则的话，这种冠冕堂皇，只是幌子而已。例如国民党口口声声它制造出“民主化的社会”，但是，事实上，它只是托名民主以行封建，并且行的是最糟糕的部分。例如封建时代还有“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相对公正，可是国民党呢？从其总理、总裁以下，却从来没有这些。所以中国人民看到的，只是孙中山“内举”自己儿子做广州市长、蒋介石“内举”自己儿子做总统接班人，“内举不避亲”者，比比皆是；“外举不避仇”者，一个没有。这样搞法，无怪国民党示天下以不广，令人起疑。
如今国民党涉及“内举”了，就适用“民主化的社会”标准；涉及“外举”了，就浑忘传统社会的相对公正的美德，这种双重花样、这种“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双重标准，不是骗局，又是什么？
国民党说封杀李庆华“的原因竟是因为他的家世背景，实在令人觉得好笑，也太封建了”，其实封建的，不是别人，正是它自己！
1989年7月11日
国民党的不义责任
昨天写《敲回谢然之的龟头！》提到李登辉口中的国民党“败类”谢然之，如何在得宠邀功之际，对扼杀台湾几十年来的言论自由，厥功甚伟。不过昨天所写，只是电影手法中的“远景”，今天再补一点“近景”和“大特写”。
国民党在封杀雷震的《自由中国》后，磨刀霍霍，到处找挨刀的脖子。1961年6月1日，谢然之接任“中央党部”第四组（文工会前身）主任。在他接任后五个月，同年11月1日，我在《文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从此兴风作浪，使国民党怒形于色、谢色之喜上眉梢。国民党怒的是，李敖从文化思想上挖它的老根；谢然之喜的是，又有一票封杀的大买卖可做矣。
蒋经国派谢然之主持第四组，奇效如神。……（编者略）国民党开内部会议研究李敖，第四组中就有两派看法：尚有老派国民党残余气质的唐棣诸公，就认为“李敖只不过是爱出风头的反调分子”；但“反共义士”的谢然之诸公，却一口咬定“李敖是共产党”！其认定标准之凶狠，固使老派国民党瞠目结舌者也！
在谢然之的带头媒孽下，《文星》处境日渐恶化。拖到1965年11月，正好是孙中山百岁诞辰，台湾省医师公会以孙中山为西医出身，特约我写《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由文星出版，我同意了。不料又要求先给中央党部审查，我严词拒绝了。我的作风，显然不承认国民党有审查我的著作之权。书出版后，山雨欲来、风声四起，这时正好发生了谢然之与余纪忠公开冲突事件，余纪忠在11月29日的《征信新闻》（《中国时报》前身）上，以社论“党纪国法不容诬陷忠良——请谢然之交出证据来！”为题，质问这个国民党“败类”，我索性“趁火打劫”，一方面请萧孟能去找余纪忠，取得联合作战共识；一方面以“清君侧”的讽刺，在12月1日的《文星》发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直指国民党党中央。12月4日，《中央日报》登出《中央四组与〈征信新闻〉报双方表示误会冰释》。后来余纪忠向萧孟能抱怨，说你们出手这么重，可不太好。同时12月3日的《公论报》上以短论评论，说“有兄弟两人，因细故误会，偶尔失和。做邻居的人，应该善意规劝，使他们重修旧好。绝不可以大唱‘反调’，推波助澜”。我看了一笑，心里想：一点也没错啊，他们是“兄弟”，我们是外人，“推波助澜”，最后遭“杀身之祸”，不亦宜乎？
多年以后，在谢然之暴露“败类”真面目、叛党不归以后，在与谢然之一丘之貉的马璧之流也纷纷叛党，投奔大陆以后，我忍不住要质问：你们他妈的国民党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当年豢养这些忠贞分子，职司钳制言论之责，整天整我们，说我们思想有问题，现在时穷节乃见，原来有问题的，全是你们窝里的，这下子可怎么办？人是你们用的，如今出了纰漏，你们没有一声自责、没有一句抱歉，好意思吗？说你们该负道义责任，太抬举了，你们该负的，其实正是不义责任。为了你们的不义，多少年的岁月与心血，都耽搁了、泡汤了，你们的祸国殃民，可真不小啊！
1989年1月14日
从《少年中国晨报》停刊看国民党的没落
五年前，1987年，在国民党党史会头子秦孝仪主编、国民党中央文物供应社总经销的《中国现代史辞典》里，《少年中国晨报》条下，有说明是：《少年中国晨报》于清宣统二年（1910）创刊于旧金山，是美洲同盟会的机关报。其前身为《美洲少年》周刊，由五六位尚肄业于中学的华侨青年所创办。出版之初，温飞雄任总理，黄超五任总编辑，李是男任副刊编辑，黄伯耀任翻译兼发行人，李旺负责寄发外埠周刊，为一油印刊物。时孙中山先生由欧赴美为革命军筹饷，见《美洲少年》每周发行一次，宣传力量不够，因此领导该刊改办日报。又因旧金山各报皆为午间出版，该报既为后起，又属青年人所办之革命机关报，因拟别创一格，以示富有朝气。乃决定以晨报方式出刊，每日清晨6时出版。时出版晨报须夜间工作，经费开销亦较大，事实上困难诸多，幸排字工人都已加入同盟会，乐为革命事业奋斗，该报卒赖此精神顺利出刊，于1910年8月19日问世。时保皇党在美洲各处设研究会所，并于纽约设《维新报》、旧金山设《世界日报》为言论机关，撰述者有徐勤、欧榘甲、梁朝杰等人，《少年中国晨报》出刊后即与之发生论战。该报特别注意祖国新闻，上海、香港等地均聘有记者，日拍专电报道消息。又常与同埠西文《观察报》及《呼声报》等，互约交换与中国革命有关之专电，因此该报报道祖国消息较别报尤快捷，武昌起义，该报每有所得即发刊号外，每日至少两次，侨胞站在门口静候消息者，络绎不绝，侨界欲知革命消息，几非看晨报不可，由是报务蒸蒸日上，在所有革命报刊之中，以该报寿命为最长，迄今仍在海外持续发行。
五年后的今天，《少年中国晨报》终于活不下去了，业务日亏、销路日减，老读者死一个，报纸销路就少一份。四天前，本月15日，国民党准党报《中国时报》美西专电说：“国父孙中山先生手创，拥有八十一年历史的老牌侨报——美国《少年中国晨报》，在国民党中央紧缩预算的考量下，已面临停刊威胁，预料将在侨社引起议论。这份由国民党中央所支持的海外侨报，据称，国民党中央已倾向于在3月底将之停办，结束该报八十一年之艰苦历史。”两天前，本月17日，另一份国民党准党报《台湾新闻报》刊出专文说：“在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中文报纸《少年中国晨报》，即将在这个月的月底停刊。相信有许多人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都免不了生出几分感慨。除了为这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报纸惋惜外，更重要的是，追怀民国前一年孙中山先生手创这份报纸时的情境，而不得不兴起一种失落感。”
国民党准党报说《少年中国晨报》的停刊会“引起议论”、“兴起一种失落感”，应该是真的。
从办报企业经营上看，一家报纸办不下去，停了刊，是普通的事；但是有八十一年历史的《少年中国晨报》则不如此。它的停刊，有两个象征的意义。
第一，它象征了长久革命感情的消失——国民党党中央自李登辉而宋楚瑜，他们唯利是视，把自己的党的这一“活历史”掐死，所为无非每年省几个钱而已。但是，多少党脂党膏都花掉了，又何吝于这一家小报？又何必跟自己残余的唯一脐带过不去？由此看来，李登辉、宋楚瑜之流，整天奉孙中山神主以为敛财夺权之资，但对孙中山一手培养的这家老报纸，却不肯援之以手。对孙中山没有丝毫革命感情，已经昭然若揭。国民党年复一年，本来已经没落成一个市侩的党，今于《少年中国晨报》停刊上，更显示了这一市侩的嘴脸。
第二，它象征了长久党报宣传的失败——孙中山搞革命、搞建国，都极端重视宣传，主张发挥“笔墨之权威”，他的名言是：“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这段话，无异是“革命尚未成功”的另一注解。孙中山告诉他的同志：“革命之成功”的必要条件是“有赖于思想之变化”。所谓“思想之变化”，当然并不是变化一次，“思想之变化”是与同时代的进步互为函数的，只有思想不断的变化，才能适应时代，造成革命不断的成功。“思想之变化”随时告停之日，就是“革命之成功”危机开始之时。“思想之变化”是永远没有止境的，但是，夺到政权的国民党，显然已经思想不能变化，这种现象反应在党报上面，就是僵化与死亡。《少年中国晨报》的停刊，正是国民党党报丧钟的第一响，其他党报的陆续完蛋，是指日可待的事。
今天国民党还肯花钱赔蒋介石办的《中央日报》，不再肯花钱赔孙中山办的《少年中国晨报》，有朝一日，必然连《中央日报》都不再赔下去，这是国民党没落所必然。其实，关键不在赔不赔下去，而在国民党党魂的失落，在党报上，充分反映出这个党的无情、无能、现实、与行尸走肉的特性。这个党只注意眼前的争权夺利，却漠视了一切思想之变化与革命的感情，它是一个没落的党，在八十一年党报油尽灯枯之日，也就是它自己或八年或十一年山穷水尽之时——我们倒霉，与这个鬼党在这个小岛上相与俯仰或同归于尽，我们倒霉透了！
1991年3月19日
不信书生唤不回
3月30日美国《少年中国晨报》编出了最后一期，停刊了。在最后一天的社论指出：
“本报为总理孙中山先生所手创，迄今已有八十一年之悠久历史。”“唯以近年经济发展资讯发达，所谓书生论政之简便报纸时代早已一去而不可复返。今日报纸实为一庞大而复杂之企业，需用之人力与物力，至为巨大，本报年来虽蒙中央大力支援，而社内同人，亦自知克勤克俭勉力经营，仍时捉襟见肘，维持匪易，何况本报原为小规模之侨报，年来各地华文大报纷纷来美发行分版，市场有限，竞争至烈，本报以物质条件先天不足，更具竞争乏力，以致亏损日增，维持为难，乃经本报董事会一致决议定于4月1日暂时停刊，与广大读者告别。”
这种临终的哀鸣，是很没志气的。
国民党党中央有庞大的党营财产，却连一封“总理孙中山先生所手创”的报纸都舍不得赔本续其命，比起孙中山赤手空拳搞革命、建民国的气魄来，真是风光倒尽了。
社论说“所谓书生论政之简便报纸时代早已一去而不可复返”，这种论调，也是很没志气的。在中国新闻史上，书生办报本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传统，虽然屡败，却也屡起。试看台湾三十七年报禁解除后，即有李敖式人物挺身而出、逆流而上，要办“简便报纸”了。李敖的书生报创办后一个月零两天，国民党的书生报就完蛋了，国民党的没出息，光此一事，已可断言。李登辉、宋楚瑜目光如豆、心冷如冰，他们真对不起孙中山。
1991年3月31日
《中央日报》不要脸
国民党党史会出版《国父批牍墨迹》中，有孙中山这样一条批语：“着中央执行委员，严颁纪律，禁止本党各报之狂妄。”看了这条文献，我心里想，国民党党报的“狂妄”，远在五十年前就发生了，如今五十年下来，这个老毛病能不能改善一点点呢？看了它第一党报——《中央日报》的动态，我忍不住要说，它不但一点也没改，反倒越来越严重了。以《中央日报》最新拷贝的“狂妄”为例，它在1月9日，以社论奚落报禁开放以来辛苦创业的新报，奚落它们是“寄生报纸”（编采工作因陋就简、印刷租用其他大报的设备）、是“双重报格报纸”（一方面大谈社会正义、奢言民主自由、要求政府善尽净化社会的责任；一方面却为了私利、销数和广告，反其道而行）。看了《中央日报》这些高论，我们真惊讶它的社会正义标准，竟如此奇异与诡谲！
《中央日报》在1928年2月1日在上海创刊，如今已六十年。六十年来，它占尽了国民党一党独大的便宜，在大陆时期的蛮横姑且不论，即以在台湾的霸道而论，四十年来，它在资金方面，不断的获得低利贷款，别人望尘莫及也，此其一；在设备方面，不断的获得外汇配额，别人望尘莫及也，此其二；在发行方面，与军报同入军中及政府机关中，别人望尘莫及也，此其三；在补助方面，从台北市政府每天购买一万八千份分送各乡里，到中央政府在国家总预算中每年补助航空版，外快之多，别人望尘莫及也，此其四；在广告方面，政府机关公告一一拜倒，各路秋风大打不绝，别人望尘莫及也，此其五；在尺度方面，从公然“为匪宣传”（1980年8月24日登出中共体育照片，上标“中华民国女子体操队”）、到公然大登裸照（1985年1月19日登出洋明星露奶头照片。按不登裸照为该报自豪标准之一，见1980年2月1日马星野专文）、到大登伤风败俗广告（1980年8月13日登裸女手执黑棒器材入浴广告、1980年9月18日登处女膜完璧整形广告、1980年12月20日登印相学迷信广告、1981年5月14日登多种禁书广告、1982年2月7日登女用电动阳具棒广告、1984年2月7日登乩童药单暗语广告、1984年4月9日登男性套圈壮阳“自求奋起”广告……）大登特登、一登再登，可以不受新闻局制裁，如此特权，亦别人望尘莫及也，此其六。……
由此可见，《中央日报》有六十年历史、有不断的资金与方便，自不发生“寄生”问题，但以偷跑六十年的资历，反过头来奚落被报禁扼杀四十年方能起步的新报，就未免太不要脸了；至于“双重报格”问题，只要看看上面的广告内容，大家就知道它的报格，岂止“双重”，简直是“多重”的呢！自己如此，却奚落别人，也未免太不要脸了。
《中央日报》的执事诸公，楚崧秋舞榭风流、群芳犹道；石永贵谄媚颟顸、人所共知。他们今天办报失败，或归咎格于党政立场，无法放手去做，殊不知早在蒋介石《非常时期革命干部的决心和责任》讲词中，就根本否定了这种说词，而认为党报“文笔、内容以及精神意趣都了无可观”的原因，乃是执事者的无能！如今《中央日报》不自修如彼，却奚落人如此，除了不要脸三个字，再也难以形容了！
1989年1月11日
附录
与《中央日报》论“寄生”问题（夸父）
每年亏损累累的国民党营《中央日报》，很多年前便已成了批评目标，非但经营困难，且根本不能达成党营报纸的政策，如以纯报纸言则又不具公正水准，如今竟将攻击箭头指向同业，指骂同业是釆不正当手法来经营报业，这实在是自己不争气，反而夸夸而言，真不知用心何在！
1月9日的《中央日报》言论版以“社论”来批评当前报业，指出现有报业发现“寄生报纸”与“双重报格报纸”充斥，这是反常现象。
《中央日报》所说的“寄生报纸”（它忘了本身也靠寄生报维生），是指没有自己的印刷设备与厂房，软体的编采工作也因陋就简，印刷租用其他大报的设备，因而，断定脱离了寄生之处，就难以生存。
又乱制造“双重报格”报纸新名词，指是新闻自由滥用的变调，这类报纸明里大谈社会正义，奢言民主自由，暗里做的却尽是些违背社会正义，伤害民主自由的事，假借公益遂行私利。
这种同业公然攻击同业的做法，在中华民国报业史上可说是开了重大的恶例；也是对新闻自由重大摧残与伤害，出自党营数十年的《中央日报》言论版“社论”中，其行径实在是不可思议。
租用印刷设备出刊报纸有何不可？在政府主管机关都没说不行，这又干《中央日报》何事？偏劳出面置喙。软体编采因陋就简，不知是以什么做标准？就以《中央日报》所说的“寄生报纸”来比较吧！不少的报都比《中央日报》更像一家上进的报纸，他们以极少精选精用的人才，无论报纸的编排与内容都绝不逊色，怎么指说是因陋就简。若真如《中央日报》所说是因陋就筒，那又为什么读者喜爱看这种报，而不看《中央日报》呢？这不是在等于羞辱《中央日报》本身么？
不论是“寄生报纸”或“双重性格报纸”也妤，他们靠的是自己本身经营图存，绝不像《中央日报》依赖国民党大量的经费支持做输血性的出报（也可以说是“党蛀虫”），读者不喜看陈腔滥调的八股报，所以，纵然有再好的印刷设备与工厂，用了数百上千的人员，但是出不了一份“像样”使人爱读的报纸，那又有何用？
寄望《中央日报》好好检讨自己，不要再以不合逻辑的说法滥骂同业。自己不反躬自省，力争上游，终必会在激烈竞争的报业洪流中“沉没”，不信的话，若无党的财源支持，《中央日报》明天不寄生才怪！（《世界论坛报》，1989年1月11日）
《中央日报》别看错了人！
11月20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有短评——《伪装的“超然”与“中立”》，气冲冲的说：“在大陆国共斗争中，某些被称为‘社会贤达’和‘民主人士’的教授或名流们，实际上已成为中共的应声虫；但却披着一层‘超然’与‘中立’的外衣，使当时政府部门，受到他们言行上的极大伤害。因为中共这只‘狼’，老百姓积多年的痛苦经验，已经有所警惕，可是对这群披上羊皮的‘狼’，则误以为他们绝不会和中共蛇鼠一窝，大陆人民四十年的炼狱生涯，都是拜这类人的赐予。”“有少数的大学教授们，蓄意制造自己‘超然’和‘中立’形象，他们宣称关心政治，却不介人政治；但其言论则集中在对执政党与政府的责难；不过，尽管如此，在此之前，还没有公然和反对党挂钩的事情出现，因而一般年轻学生，对他们的‘清高’，还是颇为憧憬的。”“可是这些人到底耐不住性子，露出原形来了。他们用‘超然’和‘中立’的身份，联名推荐民进党的尤清竞选台北县长；尤清何许人也？大家都明白他是民进党斗争策略的主要设计人，这些教授们并不是偏爱尤清，而是偏爱民进党，如果大家相信他们的推荐，是出于无偏无私，那岂非把台北县的选民，全当成白痴！”
国民党《中央日报》这篇悻悻然的“谔谔篇”，在基本认定上，就发生了大错误。因为当年那些“教授或名流”，他们不靠国民党的奶水长大，既非国民党，也非国民党的同路人，他们是真正“谔谔”的知识分子；但台湾的这些“教授或名流”，则大大不然。这些货色多年来根本是国民党或国民党的同路人，他们靠国民党的奶水长大，成为学阀，却在国民党式微时或个人争宠不遂时（如国民党重用一些学棍而冷落他们、如国民党提名学棍李锡锟而使他们心生不满或嫉妒），因而集体以“清高”姿态，干下这票使国民党脸上无光的事。他们若真正有“道德良知”，为什么不像李敖那样干蒋介石、蒋经国、国民党？可见他们只是小儿科的闹情绪而已。
国民党《中央日报》看出这些货色绝非什么“超然”和“中立"，是看清楚了；可是把他们谬比当年的“教授或名流”，却是对当年“教授或名流”的最大侮辱。国民党“饲老鼠，咬布袋”，不知自省，反倒谬比前贤，看错了人，真是浑蛋。
国民党《中央日报》以为这些货色“偏爱民进党”，其实不一定。真的原因是他们争不过更大的老鼠，因而咬布袋泄愤。其实他们是一丘之鼠，他们只是对自己的国民党不满，因而红杏出墙一下。今日身为国民党员而为民进党助选者，都可做如是观。以为这些男女有多少“清高”，你就错啦！
1989年11月20日
附录
《中央日报》比拟不伦（秦风）
一《中央日报》不熟悉现代史
《中央日报》对那一百六十多位支持尤清的教授展开批评，把他们和抗战胜利后，在大陆与政府对抗的那群30年代或40年代的知识分子相提并论，这是《中央日报》大大抬高了张忠栋、瞿海源与萧新煌的地位了。想来《中央日报》这位执笔的先生，大概也是不甚清楚过去那一段历史，也不甚了解今天这批与“台独”挂钩的教授们，究竟是些什么货色的！
以那位曾经在重庆校场口挨揍过的郭沫若而论，不谈政治趋向，即以学术成就而论，这位曾被鲁迅认为是“才子加流氓”的人，岂是这一百六十二位所谓“教授”也者所能望其项背？再以那位被刺的闻一多而论，无论才气与学识，正如王国维所说的那样：“岂后辈龌龊小生所可语耶！”
二“小格局”就是“小格局”
这些平平无奇的教授们，何以还能在台湾兴风作浪呢？那是由于台湾只是一个小格局。在小格局中，用低标准来看这些人，因而就会觉得比实际高大一点了。
在过去国共斗争时期，当时那些知识分子与国民党相对抗，是要争大陆的政权，这是一个“世界级”的大格局（中国一变色，是会震动世界的，所以叫做“世界级”的大格局），而台湾这一百多位与“台独”挂钩的知识分子，与国民党相对抗，是要争一个小小的“台北县长”，真是江河日下，日趋于“不是上流”了。为了一位小小的台北县长，一百多位教授竟如此的不自珍惜而纷纷下海，即使舞姿再美妙，再怎么“回眸一笑百媚生”，舞客也不过是“台独”而已，悲夫！
《中央日报》身为党报，竟如此不熟悉刚过去不久的中国现代史，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两批人相提并论，可谓大大抬高了台湾这批货色，而严重辱没了30年代与40年代的有学术成就（不论政治趋向）的文人们！
三为投靠“台独”而出卖故主
有人指责，这批人当年喝国民党奶水长大，今天看见国民党的大家长已经辞世，家道有中衰之虞，于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纷纷出卖故主，反戈相向了。
这一指责是十分有理由的。这批被指为“反戈相向”出卖故主的人，如果是为了追求中国的民主与自由，如果是认为国民党不能实践民主，因而不惜大义灭亲，倒也还可以言之成理。可是，今天竟是为了支持“台独”而反国民党，真是不值几文钱了。“台独！台独！”在中国土地上会有前途吗？即使在特定的短促的时空中，能放肆几天，终必随风而逝的，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待智者而后知”的事。一百六十二位教授的智能加起来，见识竟如此短浅，这些小格局的仁兄们，真是活像个“小格局”的人了！（《世界论坛报》，1989年11月22日）
这也叫“慨然赴义”？
国民党《中央日报》董事长楚崧秋昨天在中常会预定议程结束前请求临时发言，表示“届龄依例自退”。他说：有些党中先进和友人，不免感到有点意外，因为他个人的精神、体力与脑筋应该还可为党效力几年，何况几位与他专业及职务相若的先进，都做到七十五岁以后。而他认为，“别人是别人，我是我，为了树立制度，没有例外，总要有人慨然赴义！”他又说：他个人人党将近半个世纪，膺选中央委员二十九年，一直在新闻、文化方面工作。其中以服务《中央日报》时间最久。回忆1972年奉调担任社长五年，那时业绩很好，声誉亦隆，今天落到这种处境，原因自不止一端，他身为董事长，自有道义责任。他说当四年前报禁开放，蒋故主席把我从中视调回，以他疲惫而微弱的声音对我说：‘你要好去挽救这个报纸不久，我请见时任副总统的今主席，李先生曾对我说：‘你会做好’。而今我心力已尽，辜负了先后二位主席的期望，自只有急流勇退。”
楚崧秋发言后回到报社，下午在主笔会议上即被《中央日报》社长石永贵批斗，骂他“无耻”“不要脸”，向中央“告状”、完全是特意表现的自私行为。消息漏出，我真幸灾乐祸。
国民党当年是为革命建国“慨然赴义”的党，今天却沦为肯退休就是“慨然赴义”了，其格调之日益卑下，由此可见。更可悲的，是公然在中常会中，党报董事长竟以自己肯退休就算“慨然赴义”，其标准与尺度如此卑下而不自知，还洋洋得意，可见国民党已沦落到什么地步！
不过，楚崧秋比上虽一代不如一代，比下却绰绰有余。比起石永贵这票党中新贵来，还是高明太多太多。石永贵这票新贵，一蟹不如一蟹，国民党末代报人，正在此辈。此党之亡党，非战之罪也！
1991年6月20日
你一说，就完蛋
国民党有许多特色，其中一个就是老是想把别人当傻瓜。老觉得自己向别人唱戏，别人是傻瓜，并不以为那是在唱戏，他们觉得别人看不出来，觉得别人一切都信以为真，他们竟不知道别人早就看得一清二楚。他们这种“愚而诈”的行为，简直古今罕有，简直找不到比喻来说明，只好从童话中、寓言中来找。我想到《国王的新衣》那个故事。国王自己是傻瓜，根本没穿衣服，却以为穿上了看不见的衣服，结果出去向臣子百姓神气活现，夸他的衣服，却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一丝不挂。你只要随便一翻他们的所谓言论、所谓训词、所谓谈话，你就立刻可以感觉到，他们在一丝不挂的向你炫耀他们的新衣服，他们瞪着眼睛说的那些可笑的话——他们自己都不信的话，却以为正好适合你去听，你会去信。明明在粉墨登场，却认为对你这傻瓜而言，他们可以弄假成真。
有时候，你会原谅别人对你说谎，但你不会原谅别人把一个非常可笑非常粗糙的谎话随便丢过来骗你，你会生气，为什么？为了他不但对你说谎，竟还把你当傻瓜来说谎。这时候，他的可恶由一个变成两个——说谎一个，把你当傻瓜来说是另一个。英国小说家巴特勒（SamuelButler）说：“Idonotmindlying,butIhateinaccuracy.”其理在此。
我对他们，不寄任何希望。他们老狗学不会新把戏，我也知道。只是在有些时候，我也忍不住要假设，假设如果我有机会向他们做一番劝告，我该怎么说？想来想去，我想我只能说这么一句，就是：“你们向我说谎话，我不能怪你们，但我请你们多考虑一下我是什么人，请把谎话说得高明一点！”
照这么说来，他们对他们自己说的，到底信不信呢？还是信个百分比呢？他们是在不信和信个百分比之间。一般情形是，说谎的人一开始并不信他自己的谎话，可是经年累月，说得久了、说得熟了、说得习惯了，他们在习惯上，注意，在习惯上，也就信以为真。所以，整个的情况是，以欺人始，以自欺终。人能够自欺，部分原因也在他意识和潜意识里希望如此，因而一拍即合，自己先上了自己的大当。
整个的结论是，他们说的全失败。他们搞宣传失败，他们的悲哀不在他们满口谎话没有人信，而在他们说的即使全是真话，也没有人信。
为什么说了真话也没人信？
因为他们的宣传技术——如果还叫技术的话——太糟糕了，最后闹得他说什么，别人全不信；说谎话，固然别人不信；说真话，别人也一概不信，唯一效果，就是把真话也打上了谎话的印，万事不论真假，一经他嘴巴说出来，就统统完蛋。所以，他们办的宣传，宣传到什么，什么就倒霉。一般宣传的坏效果，是喊“狼来了！”没人信，他们的效果，可以达到听了他们宣传的人，根本就不信有狼这种动物！更无所谓来不来了。更要命的是，一经他们宣传过什么，什么就仿佛走了样、发了霉、褪了色、缩了水、泄了气，你再提到什么，不论真假好坏，别人就掩耳而逃，总之，别人倒尽了胃口，只要和什么有关，他们再也不要听。这样说来，这可算他们宣传的大成绩——他们可以使你倒尽胃口，当他们说什么好、什么人好、什么主义好，你会从此对这些什么人和什么主义倒尽胃口。所以，为他们计，他们真该反过来宣传他们敌人的好，因为这样一来，大家从此就对他们敌人倒胃口了。哈哈，说起来真是笑话，可是真相却正如此。
1983年12月21日补完
中央银行胡说
4月26日，中央银行发有新闻稿如下：
一、台北市票据交换所本周（1991年4月26日）公布之台湾地区拒绝往来户数计九百六十六户（公司户一百七十一户，个人户七百九十五户），较上周公告之二百九十户计增加六百七十六户，较上（3）月同（第四）周公告之七百九十七户亦增加一百六十九户。
二、本周公告之拒绝往来户数偏高之主要原因，系因以3月23日至4月1日间发生第三张退票记录应予拒绝往来者为抽档基期，其中4月1日为青年节连续假期上班之第一日，加上月底票据量例行为高峰（当曰交换票据高达八十六万四千零一十六张，毛退票为九千七百三十七张）所致。
三、本（4）月公告之拒绝往来户其周平均数为四百七十八户，较上（3）月公告之拒绝往来户周平均数五百五十一户为低，因此，本（4）月份公告之拒绝往来户数，尚属正常。
打开公布退票记录的《中央日报》，光4月29那一天，退票记录已是满满的三大版！其密度与放榜无异，老百姓财务情况已如此狼狈，中央银行居然还以“尚属正常”谎报实情，真是胡说也！
国民党走不出无知的迷思
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出版《服务》月刊，由署名“行万里”的作者，在《民进党走不出二二八迷思》一文指出，二二八所以受到关心和注目，“一方面是由于共匪窃据大陆，政府播迁来台，复兴基地所发生的事远比大陆发生的事受到关心和注目，一方面则二二八事件对反对党的政客来说，是很好的反对资源”。这一立论，3月14日《中时晚报》已加以报道。
这篇文章又指出，“平心而论，像二二八类似的事件，在国内外历史中不乏其例，像美国南北战争起因于解放黑奴问题，造成的死伤绝非二二八事件所能比拟，但是，今天美国人会为民权继续努力，绝不会以南北战争为话题，进行抗争。”这段话，乍看于史有据，其实是一派胡言！
所谓“美国南北战争起因于解放黑奴问题”，是一种“无知的迷思”，根本与史实不符。
这一不符，似乎和国民党文人柏杨的导引有关。
柏杨说林肯“未出来当总统时，就决心解放黑奴。当然，南北战争表面上是为了黑奴，实际上是为了南方的独立。但至少可以了解，林肯所受到的影响，是在他年轻时，而不是在他已完全定型的年纪”。这一段话，是“无知的迷思”。说“南北战争起因于解放黑奴问题”、说林肯“未出来当总统时，就决心解放黑奴”、说“南北战争表面上是为了黑奴”等等，都是与真正的历史不合的。据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Hofstadter）在《美国政治传统》（TheAmericanPoliticalTradition）中的研究，关于林肯对黑奴的态度，自始就不无可疑。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说：“关于亚伯拉罕林肯于二十一岁第二次到纽奥良斯旅行的一段故事，对于林肯的传奇，占有重要的地位。依约翰杭克斯的记载，当林肯同他的旅伴到一个奴工市场时，他们看见一个漂亮的黑白混血姑娘，在街上出售。他心中异常伤痛，他誓言果使他有此机会，他将攻讦奴工制度并予以痛击。这个暗示是很明显的，林肯是个半废奴主义者，解放宣言成全了这个年轻人所许的愿。但是这段故事的可靠性，是研究林肯的学者们所怀疑的。约翰杭克斯是在三十五年之后，以人证的身份，回忆到这件事，但依林肯与杭克斯的旅程，并没有越过圣路易斯（St.Louis）。卑维利兹认为林肯自己显然从未公开或私下说到这件事，而且在这件事过后的二十年，林肯对于奴工制度并不关怀。我们知道他拒绝指责奴工的《逃亡法》（FugitiveSlaveLaw），虽然这方法是恶毒的不公平。他甚至于还不肯释放被控逃亡的黑人（他写给史彼得说：‘我承认我恨可怜的家伙被迫害，但是我却闭口域默。’）。”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又举证指出：林肯一边说“奴工制度是错的”，一边又说“提议废止者也是错的”，这种态度，其实是林肯一生中一贯的立场。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又说：“林肯为了奴工制度与黑人，可能陷入了一个大矛盾之中，但这只是他所附带关怀的，他对于黑人从未很关心过，他通常所最关心的，是自由共和主义的命运与它同一般白种人——他自己就认为是这种人——的福祉的关系。他的一生事业，在这一点上，是有基本一贯性的。他的主要题旨，是奴工制度可能变成全国性的（虽然也许并无事实根据）。奴工制度是对于一般白种人的自由的一种挑战。”什么挑战呢？是奴工制度威胁到白人的自由劳工，从长远看，这对白人是不利的，这种不利，不是道德上的失落、人道上的败北，而根本是经济利益上的划不来。“林肯在根本上是为自由的白人劳工着想，黑人在其次。”在经济利益的长考下，解放黑奴的道德的、人道的意义，也就有限了。在经济利益上，当时正反两种看法，争执甚烈，有的认为奴工制度造成了南方的贫困；可是许多南方的领袖却将这种区域性的落后，归咎于北方的争权夺利。另一方面，北方人认为奴工制度既不利黑人，也不利白人；可是大多数南方人则认为要控制人数庞大的黑人并维持白人的优越，奴工制度是唯一的切实办法。直到南北战争打起来后，这一争执才有了解决。
由于上面这些论证，我们不难看到；国民党机关刊物所说“美国南北战争起因于解放黑奴问题”、柏杨所说的林肯“未出来当总统时，就决心解放黑奴”、“南北战争表面上是为了黑奴”等等，就全是没有历史常识的胡说了。林肯在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就开宗明义自承：“我没有意思，直接或间接地干涉国内现有的蓄奴制度。我相信我没有合法的权利那样做，而我也没有打算要那样做。”正相反的，林肯的解放文告，是南北战争后十八个月才出现的。莫里斯（RichardB.Morris）在《美国历史文献》（BasicDocumentsinAmericanHistory）中说，这文告事实上并没有比国会业已制定有关这一问题的法律更进一步，只是增进了英国各工人阶层中偏袒美国北部的情绪而已。千古历史真相，原来如此！
林肯在答复霍勒斯格里利（HoraceGreeley）要求解放的信中说：“我要拯救联邦……假使我能拯救联邦而不必解放任何奴工，我愿意这么做；即使我能因解放所有奴工而做到拯救联邦，我也愿意这么做。”他的立场，辞见乎情，绝没把解放黑奴列为首要的考虑，黑奴又何曾成为南北战争之起因！
把解放黑奴一事倒果为因，说成南北战争之起因、说成乃林肯素志，是一种典型的“无知的迷思”。
国民党搞宣传，自己程度不够，却乱引史例以为谬比，实在是很好笑的。
1991年3月15日
咬贼一口烂三分
继8月3日中共发表大陆二十五名渔民窒息死亡原因的报道后，中共新华社又在8月21日发表《闽平渔五五四〇号惨案真相》，指台湾以“不人道”的遣返方式残害大陆同胞。美国《纽约时报》也同此报道，害得国民党文字警察总监——“新闻局长”邵玉铭大呼冤枉。邵玉铭指出录影带中两项疑点：一、中共方面指控其录影带中钉子是我们钉的，这点我们绝对否认；二、为何逃生的人当中，没有人想到要打开船舱救援其他被困窒息者？
邵玉铭的辩解，或许有其道理，无奈世人不信。为什么？国民党作恶多端，信用扫地，所以“天下之恶皆归之”。俗话说“贼咬一口烂三分”，何况被咬者根本贼头贼脑，更要一烂再烂了。说它“咬贼一口烂三分”，不亦宜乎？
说谎者的悲哀是当他说真话时别人也不信，国民党有时也许说了真话，但是，恰像那惯喊“狼来了！”的牧童，等到谎话成真时，一切都太迟了。
1990年8月30日
国民党何必假惺惺呢？
最近邮局宣布，邮局印好一种特制的信封，便利民众托红十字会转信到大陆。这种信封一大一小、一中一西，小的西式信封，左下角印好“香港-内详”四字，右面空白，供人填写大陆亲友地址；填好后，浮贴邮票十元，套进大的中式信封中。大的中式信封印好地址是“台北市10099”，也印好收件人是“邮局第50000号信箱收”，左下角则由寄信人填写地址，邮票正贴后，就可投邮。
这个“邮局第50000号信箱”，此马来头大，它就是“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的信箱。红十字会形式上承命转信，自4月18日开始受理，到5月16日止，近一个月时间，已将十三万九千四百八十封信转寄到大陆，可见海峡两岸隔世四十年后在通信上的迫切。红十字会表示，他们在处理转信上，信虽然多，尚可应付，但对民众不断来信询问，却吃不消。询问信件有时一天上百封，一一回答，相当麻烦，他们希望民众就近询问附近邮局或各县市红十字分会，不要直接找他们回答。
为什么民众要去信询问？因为这种转信方式太奇怪，完全不合普通写信寄信的习惯，不准信封上写台湾地址、不准寄挂号、不准超重、不准寄明信片、不准寄小包、不准寄瞽者文件、不准这个、不准那个，弄得大家晕头转向，最后只好出之以询问。最近邮局宣布特制信封出售，是在红十字会不胜其烦下的一种所谓“便民”措施。——身为邮局，却局而不邮，只能提供信封给老百姓，这岂非笑话？《世说新语》记晋朝豫章太守殷羡（殷洪乔）下台时，老百姓请他带一大批信，他走到石头城下，把信朝水中一丢，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今天的国民党邮政局，虽然没把信朝水中丢，但是一任浮沉之概，却尚友古人呢！
按《邮政法》第7条明定：“无论何人，不得以递送信函、明信片或其他具有通讯性质之文件为营业。”除了第7条外，还包含了第1条主管机关、第6条处理规则、第14条确知收件人真伪、第23条保密义务、第24条拆验限制、第29条补偿责任、第33条补偿请求权、第39条行使涂抹罪、第42条不缴还误投邮件罪、第46条遗失毁损等等规定与罚则，但这些对红十字会说来，都可奇门遁甲，完全约束不了它的分毫，这不是故意违反《邮政法》，又是什么？《邮政法》第22条明定：“邮政机关对于违反第7条规定之私运邮件，得派员搜查或扣留之，并得请求当地司法或警察机关依法逮捕拘禁该私运人。”红十字会既然违反《邮政法》如此，邮局却眼睁睁的坐视，什么也不管，只管卖信封，这不太好笑了吗？
这种窘局，在国民党十三全会时，也思有以改善。全会通过了“现阶段大陆政策案”，宣称：“将透过民间团体，以适当方式便利海峡两岸民众书信来往。”这种改善，是不彻底的，是换汤不换药的，可以断言改善半天，还是不出“私运邮件”的老套。怎样避免窘局和老套呢？唯一的办法，是彻底开放通邮。今天国民党口口声声说通邮无异承认“伪政权”，但是，此理若成立，为何当年与“满洲国”通邮？“满洲国”连次长都是日本人，政权总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伪吧？可是国民党却与之达成通邮大纲七条、密约（谅解事项）七条，大通其邮不止——国民党早有“前科”如此了，今天又何必假惺惺呢？
1988年7月19日
私下加入、公开脱离
《联合报》29日报道说：“内政部境管局副局长刘蓬春昨天表示，申请返台定居的滞留大陆前台籍国军，若其曾参加共党及其外围组织，在到达香港后必须公开登报并宣告脱离组织，始可向香港中华旅行社领取入境证来台。这项登报脱离共党组织的程序，并不限于在哪一家报纸刊登，只要是香港地区任何一家报纸均可。刘副局长并表示，30日起有关申请人可向该局索取前台籍国军返台必备的申请书、保证书、宣告书等文件，31日起正式接受申请，入境证的发给仍将比照大陆同胞来台探病、奔丧规定，经该局许可后发给入境证影本，凭办大陆赴香港的通行证件。”
对内政部境管局副局长这一表示，今天《自由时报》上，有了反应。该报以“登报脱党惹人怨”为社论题目，指出“格于现行法令，大陆来台人士为免除惩治叛乱条例有关的刑责追诉，自清自白的动作不能免，但在手续上应力求简便。我们认为，宣布脱党有很多方式，不必硬性要求非登报不可，若直接在香港中华旅行社填表切结，可省却不少麻烦。这一道登报手续，看似小事，但多少反映主管单位在处理大陆人士来台的基本心态：未顾虑对方，只知以层层的关卡，繁琐的手续，来保护本身的‘安全’。这种官僚作风，只会招来怨懑，不会贏得人心”。
《自由日报》这一社论，在行政作业的“应力求简便”上，所论都很周延；不过，在国民党为什么这样做的心态上，所论却欠缺了解。这显示了对国民党心态的无知，也许这种无知，正是国民党“以百姓为刍狗”的一种本钱吧？
现在，以李敖的博学有知，就来检讨一下国民党的登报脱党把戏是怎么一回事。
国民党的登报脱党把戏，有趣的，它的首事之人，不是国民党“党中央”，而是国民党中“老子不干了”的个别党员。这种现象，最早可追踪到民国初年。民国初年，政党林立，数目高达三百多，但是国民党在国会中是一党独大的。因为其他共和、民主、统一三大党加在一起，也赶不上它的三分之一，更别提其他小党了。这种一党独大，当时是被“北洋军阀”容忍的，可见“北洋军阀”的度量，的确非后来的国民党所能企及。但这种容忍，最后终于爆发，主要原因是“北洋军阀”感到国民党不守信，因为明明是把总统制的总统，让给了“北洋军阀”，何能让给以后，又搞起内阁制来？这种反复，自然不是袁世凯受得了的。于是袁世凯在1913年11月4日，下令解散国民党并追缴国民党国会议员证件，于是国民党被抓的被抓、投降的投降、亡命的亡命，一党独大的风光，自此沉寂了三年。在这一沉寂以前，由于袁世凯的高杆，他威胁利诱，竟使一部分国民党“老子不干了”，因而登报脱党者接踵而起，变成政党政治的一大奇观。国民党在报上丢人现眼，固其来有渐也。从这一历史观点看，就知道今天报上偶尔见到的什么“少校退出中国国民党”《声明启事》（1988年9月2日）、什么“中国统一联盟”《为共同退党致中国国民党同志书》（1988年11月12日）、什么“辞别执政党，加入民进党”《换党启事》（1989年1月15日），我们就觉得一点也不够看了。
正因为国民党有这种被在报上公开退党的痛脚，所以，它对用公开退脱整别人，兴趣特浓，甚至不惜造假以乱视听，当年轰动一时的所谓伍豪（周恩来）登报脱党事件，就是一例。如今逮住机会，可以用登报方法出尽共产党的丑，它安能放过？所以，私下加入、公开脱离的制式要求，便应运而生了。国民党真有心人哉！
1989年3月30日
国民党同路人的一件杰作
现代中国大学者王国维，被国民党逼死后，国民党的同路人还没放过他，造各种谣言诽谤死人。其中一件是国民党同路人林语堂和洪炎秋干的，实情如下。
洪炎秋自1966年3月10日起，在他的《国语日报》上写《怕妇也是大好》一文，里头说：
今年1月26日我的“师父”林语堂先生回国，马星野先生设宴为他洗尘，我也叨光敬陪末座，座中还有叶公超先生，宾主都是谈天好手，大家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谈谈之中，就谈到怕老婆的问题来了。林师父举了两个实例，证明“怕妇也是大好”的真理。一个美国的，一个中国的，这可以说明怕妇不但中外一律，而且怕妇的好处，也是彼此共通的。……中国的例子所举的，则是大文学家王国维的故事。
王国维，提起此人，大大有名，他曾经在日本研究科学和哲学，又从罗振玉修习考证学和金石学，对于戏剧、小说、词章，又多所涉猎，无不精通，担任过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并在北京大学研究所讲学，是个学贯中外的大学者；又因为投身昆明湖以殉亡清，而成为“忠悫公”的一个以愚忠出名的人。他著的《静庵文集》《观堂集林》《流沙坠简》《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等等，没有一部不是可以藏诸名山、传之其人的大著述。但是如果他娶的不是一个琐碎无比的太太，也许就没有法子产生那么多的好作品，留在人间。
据说王国维的太太除了时时要大发雌威以外，又是一个从早到晚唠叨不休的碎嘴子，王国维不堪她的烦扰，因此特制一张小桌子，可以容纳笔砚和稿纸，当他太太到书房来吵闹的时候，他就闷声不响，把书桌挪到卧室去，继续他的写作，等到太太追到卧室，他又躲到厨房去，如此追追逃逃，逃到无处可逃的时候，只好不再逃避，搁起笔来，静坐听她唠叨了。但是著作是一个学者的第二生命，绝不容许放弃，于是他想出一个绝技，就是努力去练习一副本领，让自己能够在吵吵闹闹的环境之中，充耳不闻，照样运用思想、照样撰写文章，结果是“苦心人天不负，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能够在太太絮聒不休之中，行所无事，专心致志，完成他的几部大著作。终于能够在著作里面，找到逃避太太骚扰的庇护所。
有一次，他太太要回娘家，告假两天，他大喜过望，以为这样一来，可以利用这两个清静的日子，多写几篇东西，哪儿知道，缺少太太这个唠叨的刺激，竟然来不了灵感，心也专不下去，结局白白空过下两天的好光阴。因此大家认定，假使王忠悫没有这样一个琐碎的太太，恐怕就不能有这么大的成就，这又是“怕妇也是大好”的一个明证。
林语堂、洪炎秋这种对死人的诬蔑，立刻遭到王国维后人的抗议。洪炎秋乃在4月24日，以“来函照登”，公布如下：
昨接王国维先生哲嗣王贞明先生等四位来函，说我所写的《怕妇也是大好》文中引用林语堂先生所讲王国维先生的逸话，“纯属向壁虚造，迹近诽谤”，要求“撰者道歉”，特将来文照登，以作更正，并致歉意。来函说：
阅贵报茶话栏五十五年3月10至12日连载洪炎秋所撰《怕妇也是大好》一文，中涉先君琐事，经核纯属向壁虚造，迹同诽谤，极感愤慨。撰者如先向台湾大学图书馆借读商务印书馆出版、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一册、陈寅恪先生序，及遗书第十五册、静庵文集续编内自序两文一过，当悔落笔轻率与轻薄，不意幽默误人如此。盖先君虽治写作，非凭稿费为生，更无时下全凭灵感之著作狂热若林语堂者。衡诸时代与背景之不同，贞等对于文内之不实叙述，未免有撰者夫子自道之感。至于先母系出儒门，婉柔敦厚，以顺为则，中遭丧乱，抚孤守节，晚年崇信天主，品德益进，不幸于五十四年在台弃养，亲友故知莫不痛惜，完璞归真。昔王渔洋以所撰秦淮杂诗涉及节妇，曾悔少作，不知撰者引以为戒否？除候撰者道歉外，应请贵报迅予更正，为荷。
王贞明、王纪明、王东明、王松明、同启
公事交代完毕，请让我补充几句说明。
第一，林先生讲这段故事时，听到的还有叶公超、马星野、余纪忠、耿修业、魏景蒙诸先生。这些人都是十分尊重女权，一见太太就矮了半截，并不以“怕妇”为耻辱。他们多以喜欢唠叨为古今中外女人的通性，而男人要忍受太太的聒絮，更是分所当然，并非恶德。有此见解，自然就犯了“以全概偏”的毛病了。
王国维先生是大家所景仰的大学者，所以林先生拿他来和美国历任总统中少有的伟大人物林肯并举作例，讲的和听的，都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作为“名人佳话”来处理，丝毫没有“诽谤”的意思夹杂于其中。至于林先生是否“向壁虚造”，抑或“以讹传讹”，甚至于“张冠李戴”，那就不得而知，只好留给林先生自已去澄清了。
第二，王国维先生是我当学生时起，就一直崇拜的偶像，他的考证学，我虽然“隔行如隔山”，不敢妄赞一词，但是他的有关文学的作品，却是至今还被我认为在中国文学批评界中，占着最高的位置。尤其是他在商务出版的《宋元戏曲史》和开明出版的《人间词话》①，由于价钱便宜，入手容易，而见解又极高超，所以我每年都在课堂上介绍给学生，叫他们去讲读。十年前我在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所出版的《文学概论》中的绪论（第4页），就引用他老先生《人间词话》的文字，和日本大文豪森鸥外跟帝王诗人梁简文帝的话，同时并举，以做我的论据，这也可以看出我对他老先生的崇拜，是“有书为证”的，当然也就可以证明我对他和夫人，是不敢“诽谤”的了。现在得到了王贞明先生的订正函，使我体验到了孔夫子所说的“某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的喜悦。
洪炎秋这里所说“丝毫没有‘诽谤’的意思”，并不能成为卸责的借口。因为你们干的，正正都是“诽谤”的事实与结果；并且，你们“景仰”王国维的学问，和“诽谤”他的为人，是两码事，“景仰”学问并非就阻却了“诽谤”为人，这种自辩与逻辑，是根本不通的。
国民党诽谤异己，无所不用其极，并且穷极无聊之时，以捏造异己夫妻生活细节为手段②。这种习性，最后却被国民党的同路人林语堂、洪炎秋学到。这一记录，不可让它蒙混而过，我特别写出，以为流芳遗臭的文证。
1983年5月15日
①王国维并没在开明出版过书，而是开明自行出版过徐调孚校注本《人间词话》。洪炎秋是台大中文系教授，竟说外行话如此！
②我个人就被大量捏造过，并且，那位国民党员胡茵梦自己还帮着捏造呢！国民党自己大谈中华文化、大谈公序良俗，但为了诽谤李敖，所用的“以妻斗夫”的手段，连纳粹党都干不出来！国民党的卑鄙，真写也写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