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傲五十年》目录
- 《笑傲五十年》题辞
- 一、笑傲五十年
- 二、李敖画像
- 三、幸亏有我
- 四、大人格与小人格
- 五、中国式好人
- 六、好人坏在哪里？
- 七、好人笨在哪里？
- 八、从大轨迹评论人
- 九、你没人格还是我没人格？
- 十、现在是我们关心自己人格的时候了！
- 十一、有意栽花，当然要发
- 十二、孤独伴此生
- 十三、上帝管两头，我管中间
- 十四、殷师母的觉悟
- 十五、子夜神驰
- 十六、如此亲人
- 十七、这些家伙的枪法真差劲
- 十八、吾当蒙利于不知我者
- 十九、作家正义与国家正义
- 二十、从奸雄学到了什么？
- 二一、论“从心所欲”
- 二二、今天的我的人生境界
- 二三、“不出户，知天下”
- 二四、希金斯案的正义意义
- 二五、李敖论五四
- 二六、一九八九年元旦杂感
- 二七、奇情与俗情
- 二八、美人的死和英雄的死
- 二九、郑成功真是大丈夫
- 三十、遥想汉卿当年
- 三一、至今犹忆李将军
- 三二、只因没有长毛，不怕被戴红帽
- 三三、谁要来台湾？
- 三四、我们相信
- 三五、给书呆子上一课
- 三六、给书呆子重修一课
- 三七、帮李远哲复习一课
《笑傲五十年》题辞
凡是超过五十岁的外省人，谁不在台湾五十年？五十年没什么稀奇，稀奇的是，有一个外省人，他连续在台湾五十年——一天都没离开过。他不但“连续”，并且还一路反国民党伪政府，一路神气活现的笑傲五十年。他是“红色恐怖”的缺席者、“白色恐怖”的反抗者、“绿色恐怖”的讽刺者，他不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不是民进党，他独来独往，他独当一面，——他是“泰山石敢当”。
笑傲五十年
浮海半世纪，来台五十年。
真正男子汉，不用月经棉。
一不不可止，不不不没完：
不讲什么学、不谈什么玄，
学说皆狗嘴，一律不自然；
不信什么教、不逃什么禅，
宗教皆狗屁，大脑变浅盘；
不入什么党、不进什么团，
政治皆狗屎，吐它一口痰！
我是大丈夫，天下第一男，
一人敌一国，骂人讨人嫌，
宁当老妖怪，不做小可怜，
戡天干天怒，凶神怒下凡，
独来又独往，专门把人缠，
一切靠自己，不靠好人缘。
自己又是青，自己又是蓝，
生平无所恋，所恋在红颜，
自非吴三桂，不靠陈圆圆。
不再十七岁，没有那么甜；
只爱一点点，没有那么粘。
不靠大家乐，不靠快乐丸，
或靠威而钢，聊饮青春泉。
浮海半世纪，祸台五十年。
老眼空四海，不坐五湖船。
不去蓬莱岛、不去桃花源，
只见浊水溪，不见易水寒。
一朝安乐死，化做李龙眠，
遗爱捐医院，枯骨临风前。
生时做猛虎，濒死变春蚕，
春蚕到死丝方尽，李敖一去兮不复还！
1999年3月26日晨5时，在中国台湾
李敖画像
李敖的远祖大概不是汉族而是苗族，他们在十四世纪，被强迫移民到山东。到山东后五百年，他的文盲祖父偷渡到东北。他的父亲用吉林省公费在国立北京大学念书，从此李敖就登记为吉林人。
1935年李敖出生的时候，东北已是末代皇帝溥仪的“满洲国”，李敖常说他一出生就是“遗民”，就像孔夫子一出生就是“遗民”一样。由于不甘心“泪尽胡尘里”，他们全家搬到北京。李敖在北京念书，自新鲜胡同小学以至市立四中初一上，然后转到上海缉规中学初一上。1949年4月12日，他随家到了台湾，随身带了五百多本藏书，年纪只不过十四岁。
到台湾后，李敖跳班考入台中一中，进了初二上，可是到了高三上他就自动休学了，他讨厌令人窒息的中学教育。后来以同等学历考入台大，先学法律，后学历史。毕业后做了一年半少尉预备军官，退伍再入台大历史研究所，可是他又自动休学了。——他写文章攻击起自己学校的黑暗，他不高兴再念了。
李敖二十六岁起，用文星杂志和文星书店，兴风作浪了四年，最后被国民党封杀。自此他陷入十四年的“牛棚”生涯，包括以叛乱罪名，被乱判八年半在内，家也一再被抄。其处境，从在狱被刑求逼供等角度看，实比在大陆文革期间的高级知识分子更为凄惨。
李敖四十四岁时复出，可是两年后，国民党再度以冤狱判他半年，目的在中止他“恶势力”的扩张，并把他斗倒斗臭。但是有着度过“冰河期”历练的他，苦战不懈。他从揭发国民党的司法与监狱的黑暗开始，大规模的延续他自文星以来的反极权、反暴政、争自由、争历史真相的写作，把国民党搞得焦头烂额。他出版了一百多本书，可是国民党查禁了九十六本。这种连《吉尼斯世界纪录》(GuinnessBookofWorldRecords)都不可思议的记录，充分看出李敖的坚韧与顽强。
事实上，国民党只是首当其中而已，李敖的威力半径，把一切人间的错误与不义，都统统加以扫荡，因此他得罪的，不止国民党。他树敌之多，史所罕见，并且每周以几何级数增加中，但他毫不在乎，他绝不怕得罪人。他说敌人不分大小，他都有耐心一个个解决，他绝不做烂好人，不做没是非的乡愿。多少年来，他一直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独行其是，而无惧小人们争言其非。为了真理与信念，他绝不怕孤立。因此，这个单身汉兼工作狂，整天把自己埋在十万本藏书中，东征西讨，使人血压高。
李敖有他独特的做人方式。他性好扶弱抑强，主持正义，霹雳手段，菩萨心肠。他在穷困时候，一顿顿饿饭帮助老师；他在富有时候，一把把钞票支援难友；他在坐牢时候，一篇篇文章抢救奇冤异惨的死魂灵。李敖自诩他是顽童、是战士、是善霸、是文化基督山、是社会罗宾汉、是侠骨柔情的大作家兼大坐牢家；另一方面，他是坦白的思想家、挖黑的历史家、同时还是黑白分明的文章大家。李敖说：“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以目空一切之人，做手不停挥之事，朝夕不保，死生以之，这样的怪杰，天下还有吗？
1988年12月2日
幸亏有我
在“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的《哀思录》中，成千上万的挽联里，有这么一副挽联——
百年之政，孰若民先？何居乎一言而得，一言而丧；
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作者是外号“小徐”的徐树铮，他是临时执政段祺瑞的长期灵魂，包办左手和右手，是霸才横溢的狂飙人物。写这副挽联后八个月，他横死在冯玉祥的谋杀里，结束了四十六年的光彩人生。
挽联的精彩地方，在他用了两个极工巧的典，“一言而得，一言而丧”用的是《论语》的典：“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用的是《魏志》的典，稍知近代史事与稍有国文程度的人，都会惊叹这是绝世之作。1961年2月8日，香港“天文台”有扪蝨作者的回忆说：
中山先生之丧，全民哀悼，举国偃旗，挽词之多，莫可纪极！而当时竟共推徐氏此联为第一！余后来曾分别询李协和、胡展堂、汪精卫、张溥泉诸先生：何以国民党内，文人学者盛极一时，而竟无一联，能道出孙先生心事，以堪与徐氏抗衡者？李先生等答复，虽各所见不同，但一致认定：徐之才气，横揽一世，远不可及！
不但徐树铮的才气不可及，他的功业也不可及。他带兵收复外蒙古，就是一例。
外蒙古闹独立，1919年，徐树铮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决定派兵入蒙，于是以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资格，亲自摆平，前后花二十二天，不费一兵一弹，完成了收复外蒙的工作。他的功业，引出了一段故事。据他的儿子徐道邻在《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里说：
先生到京之后，除了向政府报告，还有电报报告在上海的中山先生（11月24日），中山先生也有回电庆贺他的成就（26日），内中有下面这几句：“比得来点，谂知外蒙迴心内向。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与甸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携贰，几于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归，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
徐树铮因为不是国民党，国民党中有些持“非我族类”观点的人，就感到这个贺电太肯定别人了，不高兴。据《国父年谱》：“中山先生这个贺电，还引起了党人（凌钺）的抗议。中山先生批复：徐收回蒙古，功实过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公论自不可没！”这表示出真正爱国者的兴国同休戚、真正爱党者的与人为善，这种公道与胸襟，实在值得学习、值得反省、值得做为榜样。徐树铮收复外蒙，如今已经六十年了，外蒙虽在徐树铮死后二十年又独立了，但这段历史公论，却将万古长存，不会被历史家忘掉。我现在重看有关外蒙的一些历史，深深感到，当年中国若没有徐树铮，外蒙早就不是中国的了。徐树铮以一介匹夫，举措攸关国家大计，功在中国，中国真幸亏有了他！
英文有俚语VIP，是VeryImportantPerson（非常重要的人物）三个字的缩写：又从这三个字出来俚语VVIPI，是VeryImportantPersonIndeed（的确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真的，真在风云际会时候，会有这种VVIPI出现，造成时势，不可或缺。
中国的VVIPI型人物，在历史上，不可或缺的说法，倒也不少。《魏志》记曹洪说：“天下可无洪，不可无公。”是他对曹公说的；《南史》记谢晦说：“天下可无晦，不可无公。”是他对宋文说的；记王洪轨说：“天下无洪轨，何有哉？苍生可乱，岂可一日无公？”是他对萧道成说的。……这种“天下不可无公”（世界不能没有你）的模式，在中国传统里，一直代有其人。这种人物的不可或缺感，有的发自曹洪、谢晦、王洪轨的公论，有的发自当事人“公”字号自己，VVIPI自己。
汉朝末年，在未央宫里王孙残的时代，政权早就风雨飘摇了，它的命脉能够延续三十年，实在是“公”字号英雄之力，魏武这种英雄，在安定中原几平海内之余，忍不住自己说：“设使国家无有孤（假若国家没有我），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复查历史，当时若没有“公”字号人物，“使无公在”，哪里是三国鼎立，早已是三十国鼎力了。所以这种自许，不是吹牛，而是有自知之明的持平之论。
又如国学大师章太炎，他是中国古文学的压阵大将，中国古文在被时代三振前，在败部里，他做了最精彩的个人演出。1914年，章太炎因为不买袁世凯的帐，被袁世凯关起来，他绝食抗议，深致悲愤。他忍不住自己说；“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复查历史，中国古文的确在章太炎身上及身而绝，“使公无在”，一切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所以这种自许，不是吹牛，而是有自知之明的持平而论。
历史上虽然五湖四海、英雄辈出，但是以个人独有的声华与特色，为一世或百世一新局面的，倒也不多。这种人物的有或无、多一个或少一个，直接可使局面改观，风云变色，的确不能以可有可无小看他。我常常觉得，印度没有释迦，就不成其为印度；犹太没有耶稣，就不能成其为犹太；法国没有伏尔泰，就若有所失；黑人没有阿里，就万古如长夜。……多少VVIPI的形象，有了他们，时代才别开生面、才脸上有光，不然的话，简直就有辱国体，不成人形。
有一个笑话说，一天，人脸上的五官突然不和，吵起架来。首先，嘴巴对鼻子说：“人非吃不能活，要吃，非我莫辨，可见我多重要！你是什么东西，居然在我上面？”鼻子一听，火了，大骂道：“人能辨别香的臭的，全靠我，没有我，你他妈的连狗屎都吃下去了！我不在你上面，谁在你上面！”嘴巴一听，再也不敢吭气。鼻子一胜，神气起来了，抬头对眼睛说：“我既这么重要，你又是什么东西，居然在我上面？”眼睛一听，也火了，大骂道：“我能辨别远近，辨别光明，没有我，你这臭鼻子早撞上墙了！我不在你上面，谁在你上面！”鼻子一听，再也不敢吭气。眼睛一胜，也神气起来了，白眼一个，对眉毛说：“我看你就不顺眼，我既这么重要，你又是什么东东，居然在我上面？”眉毛听了，一直不理它，眼睛一再追问，最后眉毛一扬，心平气和的答道：“我可以不在这儿，但若没了我，你还像个人么？我在这儿，就是教你像个人样，你能像个人样，就幸亏有我。”
我纵横古今中外历史，发现一些VVIPI的地位，就像眉毛，他们看来似不重要，可是一旦或缺，整个局面就立刻走样，一旦面目全非，才知道他多重要。从十四岁到台湾起，我来台湾，足足三十年来，我从黄信介视我“什么也不懂”的十四岁，成长到“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的一代奇才，饱经忧患。我常常想：我从“惨绿少年”到“哀乐中年”，我这一介匹夫，对天下兴亡，到底有什么不可或缺的意义？我尝试找这个答案。金庸在谈到“台湾的民主空气”时，是以“雷震、李敖”做基点讨论的，自然是以我的人身自由与言论自由程度，做为测量官方“民主空气”的准绳。他的观察很精到，但是稍嫌政治性了，我想我的存在，应该还有政治以外的许多面。海外的一家杂志说：
台湾的真正光荣，却是出了个李敖！有李敖，始可以看出台湾有若干言论自由；有李敖，始可以看到台湾有活力；有李敖，始可以说我们已得到沉淀近代思想的明矾；有李敖，我们将可以说近代白话文的顶峰在台湾……。住在台湾的人，可以把李敖看做罪人，但在海外，李敖常被认为是从岛上透过来的一线光明。
我毫不谦虚的抄出这些话，写给海内外的李敖崇拜者和讨厌者，给大家一个心平气和评判我的提示，是“不可无公”呢，还是“幸亏有我”，大家不妨算算。只不过算来算去，也算不过算命的，因为算命的早就可告诉你：“李敖太重要了，从他的过去和现在，就看到你的现在和未来，——他使你走”眉“运！”
《中国时报》1979年9月24日
大人格与小人格
中国人脑袋里有许多特色，其中之一就是“道德迷”。“道德迷”，用学术字眼说，叫做“泛道德主义”（pan-moralism),泛道德，就是什么都要道德一下，该道德的固然道德，不道德的也照道德不误，道德定了。
流风所至，中国人把一切都先来个二分法，什么都先劈头来个大分类，像小孩子问“好人”“坏人”一样，先用“道德的”（moral)或“不道德的”（immoral)来检查一切。
这个错误的特色，使中国人不太承认在“道德的”或“不道德的”的以外，还有一种“跟道德不相干的”(non-moral)第三势力存在。中国人不喜欢第三势力，所以把第三势力也道而德之：例如“玉”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玉石之美有五德”；“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鸡有五德”；“天地”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天地不仁”或“天地大德”。……这种道德大泛滥结果，一个“道德判断”（moraljudgement）的问题，便开始困扰中国人，这种困扰，早在孔夫子时代就开始了。
仁困扰了孔夫子
从“论语”里，我们经常可以发现这种困扰的文字。以管仲的人格问题为例：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髡左衽矣！岂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白话翻译是：子贡问：“管仲的人格有问题罢？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是公子纠的人，他不能为公子纠殉难，反倒替齐桓公当家，管仲的人格有问题罢？”孔夫子答他说：“管仲帮齐桓公，尊王攘夷，一统天下，老百姓直到今天还得到他的好处，没管仲，连我今天都要因亡国而做胡人打扮了！管仲是大处着眼的人，他哪里会像一般匹夫匹妇一样，没没无闻去殉难，没没无闻的去守那些匹夫匹妇的人格标准呢！”）
子贡的困扰，同样发生在子路身上：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候，不以车兵，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白话翻译是：子路问：“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殉难，为公子纠死了，管仲却偷生，人格有问题罢？”孔夫子答他说：“齐桓公九次召集群雄，不用武力，全是管仲的功劳。管仲是大处着眼的人，这就是他的人格啊！这就是他的人格啊！”）
孔夫子给两个学生的答案，乍看起来，有点答非所问，有点转移论点，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孔夫子的思想训练，受了时代的限制，是不精确的。孔夫子死后，后代的人，几乎全在孔夫子思想大磁场下做“指南针”，一直不敢“代圣人立言”，以致孔夫子的思想，非但不能被“继绝学”，反倒其学愈继愈绝。千百年来，他的思想一直被匹夫匹妇思想家解释着，自然百孔千疮、一丘之貉。
在答复两个学生的“道德审判”里，孔夫子的毛病是：他虽然发明出“仁”字来做“统摄诸德完成人格”的总辞汇，虽用“仁”字解释这解释那，却始终无法给这个字下出定义。所以，这个字就像变形虫一样的东变西变。当子贡子路以管仲“非仁者与？”“未仁乎？”逼问他的时候，他立刻把这个字再变形一次。孔夫子的学生对他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真相其实在此。
大人格与小人格
孔夫子若生在现代，以他的聪明，一定不再用不精确的泛仁字眼来答复管仲的人格问题了。他只要点出“人格的两层面”，就会使学生解惑了。
什么是“人格的两层面”？
第一层面是“管仲的层面”；
第二层面是“匹夫匹妇的层面”。
“管仲的层面”是大人物的层面、是特立独行的层面、是大无畏的层面、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层面；
“匹夫匹妇的层面”是小市民的层面、是随波逐流的层面、是依附权势的层面、是“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的层面。
大人格：管仲的层面
“管仲的层面”所表现的人格，叫“大人格”；“匹夫匹妇”所表现的，叫“小人格”。“大人格”的表现因为是特立独行的、是大无畏的、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自然跟“小人格”的表现冲突，尤其是“大人格”尚未功成名就前，这种冲突，更为显著。管仲在尚未功成名就前，与朋友做生意，要多分钱，在“小人格”标准，这是吃人；管仲为朋友办事，给办砸，在“小人格”标准，这是害人；管仲同朋友出征，作战时退后，凯旋时在前，在“小人格”标准，这是胆怯；管仲在公子纠被杀，朋友殉难，反倒投奔敌人，在“小人格”标准，这是无耻。……即使在管仲功成名就以后，在“小人格”标准下，他的作风，也可议颇多，孔夫子以“小人格”标准看管仲，就骂出“管仲之器小哉！”的话、就骂出“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的话。管仲的一切不合“小人格”标准的行径，虽为大家所不谅，但他的朋友鲍叔牙却一直信任他、一直让他。最妙的，在管仲临死前，齐桓公来问他谁做他的接班人，他竟不推荐曾推荐他的鲍叔牙，理由是鲍叔牙不能搞政治。这在“小人格”的标准下，十足是忘恩负义了，但在“忠于为国，不私其友”的“大人格”标准下，管仲却能天下为公。管仲所以为管仲、所以伟大，就在于这里！
以孔夫子的深明大义，都难免用过“小人格”标准看管仲，可见“小人格”标准在社会上多么流行。“小人格”标准是“匹夫匹妇的层面”，是随波逐流的、依附权势的、“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的，这种标准的泛滥下，胸怀“大人格”标准的英雄豪杰，都会长期遭到舆论、谣言、群众、世俗的打击。所以，“父子责善”的贤人匡章，全国说他不孝；“弟死不葬”的志士张良，社会说他不仁；周公旦被诬不利孺子；直不疑被诬与嫂通奸；马援被诬贪污；袁崇焕被诬反叛；张自忠被骂汉奸，蒙羞六七载；岳飞不得昭雪，沉冤二十年。……多少大丈夫，在“小人格”标准下，都变成了“人格有问题”的下三烂，这种不公道局面的形成，毛病出在哪儿呢？
小人格：匹夫匹妇的层面
毛病出在“匹夫匹妇层面”。“匹夫匹妇层面”所见者小，这种层面的“道德判断”，只是小市民的横断面，小市民只会从个人的利益、家族的利益、朋友的利益、宗教的利益、职业的利益、帮派的利益和党的利益检定人格，他们要求的人格标准也只是他们小圈圈的人格标准，在小圈圈内，他们不失为好丈夫、好朋友、好龙头、好领袖，但在小圈圈外，他们都是魔鬼。黑龙会头子、黑手党教父在小圈圈内是最够朋友的，但在小圈圈外是无恶不作的；公孙弘小圈圈外内是第一流的孝子、第一流节俭的人，但在小圈圈外，他是第一流的奸臣。用“小人格”标准看，甘地最不够朋友，因为他主张人要为真理牺牲朋友，甘地的人格有问题！用“小人格”标准看，文天祥忠而忘孝、生活奢侈，文天祥的人格也有问题！
因为社会上匹夫匹妇多，检定人格的标准，自也就匹夫匹妇化，匹夫匹妇只有“同类意识”(consciousenssofkind),缺少真理与正义；只有以偏盖全，缺少大处着眼。所以，常常有很坏很坏的人，可以欺尽天下苍生；常常有很好很好的人，反被目为坏蛋、被目为“人格有问题”。
很坏很坏的人，发现匹夫匹妇的“小人格”标准原来这样，发现匹夫匹妇只注意“小人格”而不知“大人格”，于是他们便从“小人格”毁掉异己、斗臭政敌、破坏“非我族类”的“大人格”形象。他们的方法是迂回的：报纸的围剿、口语的相传、朋友的诬控、妻子的伪证、罪名的离奇、审判的丑化等等，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结果是，“道德迷”的中国人，很容易便在“道德判断”上中计，硬说谁谁谁“人格有问题”。然后喊打喊杀，口水直溅。
管仲的小人格也没问题
具有“大人格”抱负的英雄豪杰，难道他们的“小人格”方面真有问题吗？事实绝非如此。再以管仲为例，在“小人格”标准下看管仲，这个人太菜了，但是幕后真相是：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穷困，鲍叔不以我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我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这段动人的话，告诉了我们，具有“大人格”胸怀的，他的“小人格”方面，其实并没有问题，只是不为匹夫匹妇所知罢了！
“虽千万人，吾往矣！”
一个人走上特立独行的、大无畏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长路，他的人格，早就在“匹夫匹妇的层面”之上，不是人间大智大仁大勇的，不会这样走；不是道德至高人品至善的，不会这样走；不是“大人格”涵盖了“小人格”的，不会这样走。
中国人千百年来信佛教，但是信错了佛教，只信到做自了汉的“小乘”佛教，却没信到普度众生的“大乘”佛教；中国人千百年来讲道德，但却讲错了道德，只讲到独善其身的“乡愿”道德，却没讲到兼善天下的“狂狷”道德。结果是，中国思想中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理论谁都会说，却很少人敢做，因为一做就倒霉。孔夫子攻击“乡愿”，但是千百年下来，人人是“乡愿”，并且以“乡愿”身份，骂“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少数人“人格有问题”。
我们不要忘记：在举国滔滔，为阉党拍马祝寿的时候，顾宪成不肯签名，这是何等人格！在举国滔滔，为国社党攘臂欢呼的时候，艾得诺不肯妥协，这是何等人格！在举国滔滔，为共产党摇尾乞怜的时候，沙卡洛夫不肯买帐，这是何等人格！在举国滔滔，为国民党歌功颂德的时候，党外人士敢捋虎须，这是何等人格！
我们不要忘记：检定人格的第一标准，是看一个人有没有特立独行的、大无畏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人格”，而不是看他有没有匹夫匹妇的“小人格”。不确认出这种检定标准，中国人的道德不会有进步，中国人将永远在滑头的道德水平上做小市民，中国人永远不会做大丈夫。
1981年4月6日在中国的台湾岛上写
中国式好人
小孩子看电视，他对形形色色的剧中人，不太弄得清，因此他采用一种检定的标准——“是好人，还是坏人?”这种“二分法”，对他很方便，对被他追问得烦的要命的大人也很方便，大人只要说“是好人”或“是坏人”，小孩就心满意足了，大人也觉得省事。
但是，在实际生活上，有点头脑的大人，就知道“好人”、“坏人”可没那么简单，这个问题得仔细研究才成。
孔夫子是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他把人做了分类：有圣人、有仁人、有中人、有上智、有下愚等等，但他研究得显然不仔细，还是弄不清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到了汉朝的班固手里，这个问题被荒谬的研究过。班固在《汉书》里做了“古今人表”，把人分成九类。
一、上上圣人类――像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是也。
二、上中仁人类――像女娲、女皇（唐尧老婆）、娥皇（虞舜老婆）、伊尹，箕子、比干、伯夷、叔齐、管仲、蘧伯玉、子产、颜渊、子思、孟子、屈原、鲁仲连、蔺相如是也。
三、上下智人类――像仓颉、婐手（虞舜妹妹）、关龙逢、老彭、鲍叔牙、曹刿、百里奚、介子推、推母（介子推妈妈）、董狐、孙叔敖、子贡、曾子、公冶长、范蠡、西门豹、廉颇是也。
四、中上类――像愚公、晋文公、赵盾、程婴、公孙杵臼、老子、伍子胥、勾践、长沮、桀溺、豫让、墨子、聂政、孙膑、商鞅、告子、田单、侯嬴、平原君、毛遂、蒙恬、高渐离是也。
五、中中类――像祭足、齐恒公，申包胥、扁鹊、孙子、列子、淳于髡、宋玉、范睢、春申君、吕不韦、荆轲是也。
六、中下类――像公子纠、宋襄公、越石父、吴起、苏秦、张仪、惠施、公孙龙、秦始皇、李斯、项羽、陈胜、吴广是也。
七、下上类――像易牙、崔杼、专诸、庞涓是也。
八、下中类――像鼓叟、象（虞舜弟弟）、商均（虞舜儿子）、夏桀、未嬉（夏桀心上人）、赵穿、赵武灵王、秦二世是也。
九、下下愚人类――像蚩尤、共工、三苗、后羿、商纣、妲己（商纣心上人），管叔、蔡叔、褒姒、夏姬、南子、弥子瑕、阳虎、吴王夫差、赵高是也。
上面这种分类、乍看是智愚问题，其实是善恶问题。班固在这个“古今人表”前面说。
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是谓上智。（他举尧舜为例：“禹、稷、卨与之为善则行，鮌、讙兜欲与为恶则诛。”）
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是谓下愚。（他举桀纣为例：“龙逢、比干欲与之为善则诛，于莘、崇侯与之恶则行。”）
可与为善，可与为恶，是谓中人。（他举齐恒公为例：“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
班固从这三大类中，“以列九等之序”，分出九类，从善恶问题中，判定好人坏人的程度。他把“好人”“坏人”分成九类，成了“九分法”，形式上固然比“二分法”仔细，但他仔细的标准，却是荒谬的：例如伏羲、唐尧、虞舜是先生级的，就变成上上圣人类；而女娲、女皇、娥皇是太太级的，就变成上中仁人类，这是哪一门子的标准？比干是上中仁人类，而关龙逢是上下智人类，这又是哪一门子的标准？周武王的两个儿子是中上类，而周公的七个儿子是中中类，这又是哪一门子的标准？……
班固的“古今人表”虽然荒谬，但从这两千年前的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里，我们仍可过滤出不少“中国式好人”的检定标准，这种检定标准是：
第一、道统标准――道统中的圣人是上上的好人，与道统中的圣人冲突的，不被谅解，所以老子、墨子、告子都贬到中上类，蚩尤、管叔、蔡叔分到下下愚人类，“非圣无法”是坏人干的事，一个人只要口口声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打着这种招牌，他就被目为好人。
第二、愚忠标准――愚忠被目为好人，所以箕子、比干、关龙逢、伯夷、叔齐、屈原、豫让等都晋入前四类。
第三、孝子标准――孝子被目为好人，由虞舜以上上圣人领头，延伸为“求忠臣于孝子之门”。
第四、大臣标准――大臣被目为好人，延伸为大官被目为好人，可以“作之师”，可以颁奖“好人好事”。
第五、美女标准――跟美女有瓜葛的，不被目为好人，连带美女也一视同仁。但“子见南子”以后，不怪孔子，而怪南子，所以南子在未嬉、妲己、褒姒之后，变成了下下愚人类，可算一个例外。
以上五种检定好人的标准，当然不是全部，但都是重要的。这五种标准，都是有问题的：试看道统标准下，出了多少大奸巨恶？愚忠标准下，出了多少鹰犬走狗？孝子标准下，出了多少公孙弘式的坏蛋？大臣标准下，出了多少扶同为恶的权奸？美女标准下，出了多少被歪曲的中华儿女？
“中国式好人”标准，常常出不来好人而出来伪君子，出来坏人和乡愿，因为，事实上，真正的好人往往是不合乎道统标准的（像李贽）、不合乎愚忠标准的（像晏子）、不合乎孝子标准的（像匡章）、不合乎大臣标准的（像陶潜）、不合乎美女标准的（像文天祥）。李贽特立独行，七十多岁，在牢里自杀殉道，谁比得了这个“坏人”？晏子不死君难，临大节而不可夺，谁比得了这个“坏人”？匡章全国说他不孝，孟子说他是天下大贤，谁比得了这个“坏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看不起做官的，不肯做坏政府下的公务员，谁比得了这个“坏人”？文天祥生活奢侈，又好美女，在生死关头，从容就义，谁比得了这个“坏人”？
这些例子，都反证了“中国式好人”的检定标准是有问题的，这种标准，不但不能选拔第一流优异分子，反倒制造出大量的伪君子、坏人和乡愿，古往今来，中国人的“平均公民”并不是很够水准的，原因就在好人的标准出了问题。
真正的好人，他必须是大智大仁大勇的、狂狷的、特立独行的、“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的、“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真正的好人绝不是伪善的、乡愿的、不得罪人的、八面玲珑的、整天讨好人的、整天做公共关系的、随波逐流的、走官方路线的、加入一党独大的。……真正的好人绝不投靠在强梁的一方，真正的好人绝不向社会降格取媚，真正的好人绝不在乎被斗臭斗倒、被下狱、被裁诬。……真正的好人是大丈夫。
韩孔厂的诗说：“举目揽八荒，谁为真男子？”看了目前台湾这种软体动物的芸芸众生，我真要说：“举目揽八荒，谁为真好人？”
1981年12月1日
好人坏在哪里？
人们从小就被教育做好人、训练做好人，长大以后，有的自信是好人、有的自许是好人、有的自命是好人。他们从小到老、从老到咽气，一直如此自信、自许或自命，从来不疑有他，但是，好人、好人，他们真是好人吗?深究起来，可不见得。
事实上，世间所谓的好人，其实他们坏得真够瞧的。好人怎么会坏呢?会坏，我举出三点主要的，证明给你——好人——看：
好人的第一坏——不敢与坏人争。
好人的第一坏处是，他们怕坏人，因为怕，所以不敢与坏人争。1965年，吴相湘因反对黑暗势力辞去台大教授的时候，他对我说：“我这回'退让贤路'了！”我回答他说：“吴老师，你错了，你退让的不是贤路，而是道道地地的‘恶路’！”什么叫“退让恶路”？退让恶路是好人用消极而退缩的办法，自承斗恶人不过，最后下台鞠躬，关门叹气，听任坏蛋们昏天黑地的乱搞。最后如张伯苓所说的：“这个年头儿，就是因为坏人都在台上唱戏，好人蹲在屋里叹气。才越来越糟！”
天下坏事的造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坏人做坏事；另一个是好人容忍、坐视、甚至默许坏人做坏事。结果呢？有能力或可能有能力的好人，在有机会或可能有机会的时候，放弃了打击坏人、阻止坏人做恶的行动。于是天下的坏事，也就一件一件地蔓延起来了。
所以，不客气的说，坏事不全是坏人做出来的，其实好人也有份，容忍、坐视、甚至默许坏人做坏事，乃是使坏事功德圆满的最后一道手续，好人之罪，岂能免哉？
好人的第二坏——以为“独善其身”便是好人。
好人最大的毛病，乃在消极有余，积极不足；叹气很多，悍气太少。结果他们所能做的，充其量只是“独善其身”而已，绝不是“普渡众生”的好汉。但是最后，坏人并不因为好人消极叹气就饶了他们，坏人们还是要欺负好人、强奸好人，使他们连最起码的“独善其身”也善不好、连佛教中最低级的“自了汉”也做不成。最后只得与坏人委蛇，相当程度的出卖灵魂，帮着坏人“张其恶”或“扶同为恶”。这真是好人的悲哀！
好人所以“独善其身”，其实是一种相当成分的自欺。这种自欺，原因在好人以为“独善其身”便是好人人格的完成，其实，这一完成，还差得远哪！
为什么？因为好的完成，必须是向外性的，而不是向内性的，顾炎武说他不敢领教置四海穷困而不吭气，反倒终日讲道德教条；林肯说他无法认同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的长久存在，都在说明了道德上的向外性。老罗斯福打击“财阀”，推动反托拉斯政策，坚信如不能使个个过得好，单独那个也过不好。（Thiscountrywillnotbeareallygoodplaceforanyofustoliveinifitisnotareallygoodplaceforallofustolivein.)就是这种向外性的伟大实证。
以“独善其身”自欺的好人，他们自欺到以为“独善其身”便是好人了，其实是大错特错的，因为坏人是向外性的。好坏关系是一种此长彼消的互斥关系，自以为“独善其身”便是好人的，就好象踩在粪坑里而高叫自己不臭一样，这是不可能的。
好人的第三坏——以为“心存善念”便是好人。
当“独善其身”大行其道以后，伦理学上的“动机派”(motivism)便成了好人的护符。“动机派”的走火入魔，判断一件事，不看事的本身，反倒追踪虚无缥缈的动机，用动机来决定一切。孟轲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俞正燮直指孟轲说的“情”,就是“事之实也”。无异指动机就是事实，一切要看你存心如何：存心好，哪怕是为了恶，也“虽恶不罚”；存心不好，就便是为了善，也“虽善不赏”。这样不看后果，全凭究其心迹的测量术，一发而不可收拾，就会变得舍不该舍之末，而逐不该逐之本，以为人在这种本上下工夫，就可得到正果。这真是胡扯！王阳明说：“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他全错了！善绝非一颗善心，便可了事。善必须实践，必须把钱掏来、把血输出来、把弱小扶起来、把坏蛋打在地上，才叫善；反过来说，“想”掏钱、“准备”输血、“计划”抑强扶弱，都不叫做善。你动机好，没用，动机是最自欺欺人的借口，十七世纪的西方哲人，就看出这点，所以他们点破——“善意铺成了到地狱之路”(Hellispavedwithgoodintentions)。这就是说，有善意而无善行，照样下地狱，阎王爷可不承认光说不练。
可怜的是，好人在“独善其身”之余，竟自欺到以为只要“心存善念”，便是行善了、就问心无愧了，其实这是不够的。问心无愧算什么！要问的是行动。没有行动同步作业，空有一颗好心，只是自欺而已！
1988年11月5日
好人笨在哪里？
——其笨如牛的“富爱心的朋友”
今天“大明报”登：“（体念人饥已饥，共怀天下疾苦）是饥饿三十展望营的一项期许，更是参加展望营亲体饥饿经验的朋友们，期望藉此呼吁各界朋友们，注意远在非洲莫桑比克、安哥拉及埃塞俄比亚的饥民，因面临饥饿而随时会丧失宝贵生命的一项援非活动。”“由台湾世界展望会与金车教育基金会所主办的“饥饿三十”——援助非洲饥民，以世界地球村不分国籍、不分种族，相互扶持的精神，呼吁国人发动爱心捐款，购置食物、药品及民生必需品做实际的救援行动；更结合了一群富爱心的朋友，于昨日下午两点至今（一）日晚上八点在台湾大学体育馆，以亲身体验长达三十小时的饥饿行为，来为饥民争取更多的救助。”
《大明报》的标题是：“人饥己饥共怀天下饥苦饥饿三十小时今晚八点截止”。
这些“富爱心的朋友”，未免太笨了一点。体验外国饥民，又何须用这种笨方法？纵使体验到了，又有何用？还不如个个花三十小时去做工赚钱，然后拿钱救援，才更实惠。
人类所以异于禽兽，就在能从间接的学习方法中，获得可以代替亲身体验的“经验”，事事要直接去干，岂非其笨如牛也哉？
1991年1月1日
从大轨迹评论人
中国传统对一个人的行为，有两种对立的说法：
第一类叫“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意思是一个人不注意小的行为，将要影响他大的行为。
第二类叫“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意思是一个人把握住大的行为，小的行为不妨有出入。
社会上总是小人物多、匹夫匹妇多，所以这些人的见识，要占大多数。这些人看人的行为，一般是从小的行为上看的，从小的行为上判定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样判定出来的好人，我把它叫做“中国式好人”。
在《中国式好人》一文里，我说：
“中国式好人”标准，常常出不来好人而出来伪君子，出来坏人和乡愿，因为，事实上，真正的好人往往是不合乎道统标准的（像李贽）、不合乎愚忠标准的（像晏子）、不合乎孝子标准的（像匡章）、不合乎大臣标准的（像陶潜）、不合乎美女标准的（像文天祥）。李贽特立独行，七十多岁，在牢里自杀殉道，谁比得了这个“坏人”？晏子不死君难，临大节而不可夺，谁比得了这个“坏人”？匡章全国说他不孝，孟子说他是天下大贤，谁比得了这个“坏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看不起做官的，不肯做坏政府下的公务员，谁比得了这个“坏人”？文天祥生活奢侈，又好美女，在生死关头，从容就义，谁比得了这个“坏人”？（见《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四《自由·党外·党》）
上面举的这些人，他们在小的行为上，都容有可议，至少在匹夫匹妇标准上，他们是不符小人物的规格的，但是他们在大的行为上、大的轨迹上，却是正确的、伟大的、令人佩服的。他们都是“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的大人物。
相对的，有一种人，他们很注意“细行”，在小的行为上，小心翼翼，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好好先生、好丈夫、好老师、好兄弟、好公务员，甚至是爱国者，但以大的行为、大的轨迹来看他，他就不及格。以日本的广田弘毅为例，他符合好好先生等每一样条件，但他却是侵略中国的元凶，他在大的行为、大的轨迹上是错误的、狭小的、教人不敢领教的。最后，在东京大审时被绞死。死前他的太太先自杀殉情，他真是好丈夫。但好丈夫等“小德”并不能使他的“大德”正确、伟大、令人佩服，所以这种人，要上断头台。
再以德国的史匹尔为例。他也符合好好先生等每一样条件，但他却是帮助希特勒侵略的元凶。纽伦堡大审时，他看到集中营犹太人惨死的照片，他自认有罪。他在大的行为、大的轨迹上是错误的、狭小的、教人不敢领教的。最后，被判了二十年。他的太太一直等他出狱，他真是好丈夫。但好丈夫等“小德”并不能使他的“大德”正确、伟大、令人佩服，所以这种人，要坐二十年牢。
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之下，像广田弘毅、史匹尔这样的知识分子，也不知道有多少，他们都只知“小德”而不知“大德”，只重小的行为而忽略大的行为、大的轨迹。他们自以为在精忠报国，自以为卖命的对象是苦难的国家，因而做孤臣、做循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殊不知他们做的，只是对一党一家一姓的愚忠、对一党一家一姓的扶同为恶而已，他们在“大德”上，是“逾闲”的。
真正在“大德”上不“逾闲”的人，他们宁肯在“小德”上被小人物误会、被匹夫匹妇误会，也不肯在“大德”上让步。他们不得志独行其道，宁肯抱关、击柝、贩牛、屠狗、做隐士、做罪犯、做作家、做赌徒、做经纪人、做流氓，……他们就是不同他们看不起的政权合作，不同他们看不起的一党独大合作。他们宁可因此被毁、被骂、被告、被关、被夹击、被围剿、被迫害、被整得家破财光，……他们也不合作、也不入党。这种人，人格是何等崇高、何等坚苦卓绝！这种人的“大德”，哪里是只懂“小德”的人所能了解的呢？
所以，一个人，他在军国主义下不阿附军阀、在法西斯主义下不苟同纳粹、在一党独大下不加入这个党，他在“先天”上，人格就高于阿附的、苟同的、入党的。这种人，即使沦落到去做下里巴人、去做下三滥、去做下水道的党外人士，他们的人格，都是高的。因为他们在“大德”上、大的行为上、大的轨迹上，是正确的、伟大的、令人佩服的。他们都是“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的大人物。
我写这篇文字，丝毫没有宣传绝对不要“小德”的意思，我只是极力反对因小失大、极力反对用“小德”来抹杀一个人的“大德”，因为以“小德”抹杀“大德”的习惯，是一种最容易以偏概全的坏习惯；在素食至上者眼中，所有吃肉的都不是好人；在女权至上者眼中，所有讨姨太太的都不是好人；在天主教至上者眼中，所有离过婚的都不是好人。在“小德”上从严录取的结果，最后只有修道院中的修士才是完全及格的样板，而这种修士，除了枯守一些消极的德目外，对人间的黑暗与改善，又全都无能为力。何况，追求“小德”的完美却在“大德”上缺德的人，根本是一种逃避，一种自欺，一种大的行为、大的规跡上的不道德。
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缺点，用“小德”严格要求别人的人，自己在另一种“小德”项目下，可能被人反要求而站不住。例如雷根若怪雷震讨过姨太太，人格有问题；雷震就可怪雷根离过婚，人格有问题，如此永无止境，只有同做修士之一途，这不太不幸了吗？
结论是：我们评论一个人，最好是从“大德”、大的行为、大的轨迹来评论他，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也识其大者。如果没有大者可识，我们就可宣布此人无足取，派他去做修士去！
1982年2月1日
你没人格还是我没人格？
1981年的4、5月里，我发表了《大人格与小人格》，讨论中国人对人格问题的错误了解。我提出“人格的两层面”：
什么是“人格的两层面”？
第一层面是“管仲的层面”；
第二层面是“匹夫匹妇的层面”。
“管仲的层面”是大人物的层面、是特立独行的层面、是大无畏的层面、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层面；
“匹夫匹妇的层面”是小市民的层面，是随波逐流的层面，是依附权威的层面，是“庸徳之行，庸言之谨”的层面。
“管仲的层面”所表现的人格，叫“大人格”：“匹夫匹妇”所表现的，叫“小人格”。“大人格”的表现因为是特立独行的、是大无畏的、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自然跟“小人格”的表现冲突。……
“小人格”标准是“匹夫匹妇层面”，是随波逐流的、依附权威的、“庸徳之行，庸言之谨”的，这种标准的泛滥下，胸怀“大人格”标准的英雄豪杰，都会长期遭到舆论、谣言、群众、世俗的打击。所以，“父子责善”的贤人匡章，全国说他不孝；“弟死不葬”的志士张良，社会说他不仁；周公旦被诬不利孺子；直不疑被诬与嫂通奸；马援被诬贪污；袁崇焕被诬反叛；张自忠被骂汉奸，蒙羞六七载；岳飞不得昭雪，沉冤二十年。……多少大丈夫，在“小人格”标准下，都变成了“人格有问题”的下三滥。……
既然这样，以“大人格”期许的志士仁人，也不会怀忧丧志，因为他们把握了大规跡：
我们不要忘记：在举国滔滔，为阉党拍马祝寿的时候，顾宪成不肯签名，这是何等人格！在举国滔滔，为国社党攘臂欢呼的时候，艾德诺不肯妥协，这是何等人格！在举国滔滔，为共产党摇尾乞怜的时候，沙卡洛夫不肯买帐，这是何等人格！在举国滔滔，为国民党歌功颂德的时候，党外人士敢捋胡须，这是何等人格！
我们不要忘记：检定人格的第一标准，是看一个人有没有特立独行的、大无畏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人格”，而不是看他有没有匹夫匹妇的“小人格”。不确认出这种检定标准，中国人的道德不会有进步，中国人将永远在滑头的道德水平上做小市民，中国人永远不会做大丈夫。
这篇文章发表后七个月，我又发表《只许我中央，不许你中央》（《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四期《自由·党外·党》），最后我说：
中央冷气系统中的牧羊人，在士农工商各行各业中，都牧了羊，成了“士羊”“农羊”“工羊”“商羊”。其中最不争气的就是“士羊”，就是知识分子这一阶层的羊。这一阶级，包括为人师表派、大众传播派、学者作家派、艺术工作者派和政治工作者派。不论哪一派，凡是如今有知名度的、有见报率的、有点头露点头的，我敢说，除了李敖之流外，都是跟官方统一标准的，都是趋炎附势的、都是希旨承风的、都是扶同为恶的、都是曲学阿世的、都是众口一声的、都是与中央同一呼吸同一脉搏的。否则的话，他们休想混、休想占一席教席、休想做一名记者、休想做“座谈会专家”、休想做“文艺大会作家”、休想做达官贵人来捧场的画家、休想做安全上垒的政治活动家。（此一地区的政治活动家，一开始，也多走㊣字标记的路线，所以多是先党员而后脱出而成党外，纯粹跟国民党毫不相干，而能安全上垒者，天下鲜矣！）
三十二年来，在这岛上，要发挥打击力又要独来独往，不给中央盖㊣字标记的，也不屑于被中央盖㊣字标记的，我想我是唯一一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时候，英美联军进入德国，想找一个有知名度的强者而又不与纳粹合作过的，找来找去，只找到一个艾德诺！艾德诺那时已经被极权政府整得灰头土脸（法庭上诬陷他诈欺背信，又以政治原因把他下狱，并要他太太做不利他的证词），但他绝对保持大人格，不给中央盖㊣字标记，也不屑于被中央盖㊣字标记，虽然他名誉被破坏、财产被没收、自由无缘、家庭破碎，但他是大丈夫、是男子汉，他九死无悔，孤军奋战，直到国土的重光。
我的《大人格与小人格》发表后，㊣字标记的“士羊”们，在海内外的杂志上，展开对我的人格的评论，我看了真好笑。我李敖的人格，比他们高得太多了太多了，他们这些给主子在身上盖㊣字戳子的，他们懂什么叫人格？石秀骂人说：“你这给奴才做奴才的奴才”，这种奴才的新生代，他们只懂摇尾巴，他们懂什么叫人格？
在同一册书里，我又发表了《中国式好人》，用“真正的好人”标准，描绘出“大人格”的形象，我说：
……“中国式好人”的检定标准是有问题的，这种标准，不但不能选拔第一流优异分子，反倒制造出大量的伪君子、坏人和乡愿，古往今来，中国人的“平均公民”并不是很够水准的，原因就在好人的标准出了问题。
真正的好人，他必须是大智大仁大勇的、狂狷的、特立独行的、“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的、“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真正的好人绝不是伪善的、乡愿的、不得罪人的、八面玲珑的、整天讨好人的、整天做公共关系的、随波逐流的、走官方路线的、加入一党独大的。……真正的好人绝不投靠在强梁的一方，真正的好人绝不向社会降格取媚，真正的好人绝不在乎被斗臭斗倒、被下狱、被裁诬。……真正的好人是大丈夫。
两个月后，我又发表《从大轨迹评论人》（《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六期《神仙·老虎·狗》），我写像李贽、晏子、匡章、陶潜、文天祥：
这些人，他们在小的行为上，都容有可议，至少在匹夫匹妇标准上，他们是不符小人物的规格的，但是他们在大的行为上、大的轨迹上，却是正确的、伟大的、令人佩服的。他们都是“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的大人物。
相对的，有一种人，他们很注意“细行”，在小的行为上，小心翼翼，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好好先生、好丈夫、好老师、好兄弟、好公务员，甚至是爱国者，但以大的行为、大的轨迹来看他，他就不及格。
我又说：
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之下，像广田弘毅、史匹尔这样的知识分子，也不知道有多少，他们都只知“小德”而不知“大德”，只重小的行为而忽略大的行为、大的规跡。他们自以为在精忠报国，自以为卖命的对象是苦难的国家，因而做孤臣、做循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殊不知他们做的，只是对一党一家一姓的愚忠、对一党一家一姓的扶同为恶而已，他们在“大德”上，是“逾闲”的。
真正在“大德”上不“逾闲”的人，他们宁肯在“小德”上被小人物误会、被匹夫匹妇误会，也不肯在“大德”上让步。他们不得志独行其道，宁肯抱关、击柝、贩牛、屠狗、做隐士、做罪犯、做作家、做赌徒、做经纪人、做流氓，……他们就是不同他们看不起的政权合作，不同他们看不起的一党独大合作。他们宁可因此被毁、被骂、被告、被关、被夹击、被围剿、被迫害、被整得家破财光，……他们也不合作、也不入党。这种人，人格是何等崇高、何等坚苦卓绝！这种人的“大德”，哪里是只懂“小德”的人所能了解的呢？
所以，一个人，他在军国主义下不阿附军阀、在法西斯主义下不苟同纳粹、在一党独大下不加入这个党，他在“先天”上，人格就高于阿附的、苟同的、入党的。这种人，即使沦落到去做下里巴人、去做下三滥、去做下水道的党外人士，他们的人格，都是高的。因为他们在“大德”上、大的行为上、大的轨迹上，是正确的、伟大的、令人佩服的。他们都是“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的大人物。
以上这些关于人格的讨论，如今综合提要一下，我认为是值得一做的。因为我一连串讨论的一个重点，就是党外人士的人格是否高于国民党的问题。我深信，真正有正义感的人、真正有扶弱抑强抱负的人、真正主张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人，他如不自欺，必然在内心里，清清楚楚知道在目前一党独大的局面下，不同流和党的人，实在得不到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机会。如果他是真正有正义感的人，他必然有所勇敢的抉择，扶弱抑强，而不是强上添花。
所以，在一党独大的不均等不公平竞争下，党外人士不论他们有多少是非与缺点、错误与流弊，比起他们献身的大目标大方向来，这些是非、缺点、错误与流弊都算不得什么。他们在“小人格”“小德”“细行”方面，因为受不公道的环境所逼，容或不如养尊处优“德”高望重的国民党，但在“大人格”“大德”“大轨迹”方面，他们不投靠在强梁的一方，他们吃眼前亏、受窝囊气，头破血流的、灰头土脸的，为大目标大方向勇往直前，这种人格，的确比国民党高。印度的圣雄甘地，在国大党是小党的时候，他加入；在国大党一党独大的时候，他退出，这样的人格出入，岂不值得我们想想吗？
1982年3月12日
现在是我们关心自己人格的时候了！
贵报二十七日第二版刊出我在台大演讲中“总统不重然诺会使道德低落”的报道，以我举出《李登辉先生言论集》中的白纸黑字，推定“如果总统的诺言可以不算数，那么他还有哪句话可以相信？”贵报刊出后的上午，李先生即有了回应，这是他首度对他的白纸黑字表示了面对。遗憾的是，他的面对，似乎遗漏了些什么。
事实上，人们都忽略了李先生在干总统方面有过多达四次的白纸黑字，第一次是1989年3月9日访问新加坡回来，他说他要不要干总统，“必须听听我们的中央委员、常务委员及一般的意见以后”才决定；第二次是1990年3月12日他对国大代表说“未来六年”以后，他和“元簇兄”“将一起退休”；第三次是1990年5月22日他就任之日昭告中外；“本人强调一定要六年中来完成这些事情。同时，六年后本人和李元簇先生就要退休了。”第四次是1991年4月30日记者会，他又昭告中外，“五年以后我不会出来竞选，直选也好，间接选举也好。……去年讲出来的话，现在还是一样的。”
以上的白纸黑字，都很明确，所以，从李先生以下，任何人再说“李总统没说过不选下届总统”，他们和我们之间在国文程度上的共识，一定出了问题。换句话说，一定有一方国文程度出了问题。
李先生在回应我的演讲时说，他六年前说退休的话只是他“个人当时的意愿”、“未和人有约束”，这更令我们怀疑国文程度了。据我们国文程度的理解，以总统之尊、在中外媒体前，堂堂正正的意思表示，绝对是昭告天下的“意愿”、绝对是与民有约的“约束”、绝对是说话算不算话的诚信问题。如果这还无关诚信问题，那十足显示了我们整个岛上是非的陵夷和道德的堕落。
李先生1989年第一次说“必须听听中央委员”等意见才决定，昨天又说“在党还没有做决定前，我不表示意见”。如果这样谨守分际，以党意为依归，那么我们不懂：他第二、三、四次的意见，是党授意的吗？党没授意，他可以擅自发言只干六年吗？发言以后，以“意愿”二字，一笔带过自己的然诺，而已“意见”二字，以党挡住别人的质疑，这是哪一国的诚与信呢？
明末清初顾亭林先生谈世道人心，他说一族一姓的结束是“亡国”；但朝野上下是非的陵夷和道德的堕落是“亡天下”，如果对总统之尊的言而无信都轻予放过，甚至还予“劝进”、还予原谅、还予以“环境会变看法也会变”的歪解、还予以离奇国文程度的怪说，台湾岛上的天下可真亡了。
我在演讲中特别提到当年梁启超和蔡松坡挺身而出，反对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的前例。他们师徒二人，在袁世凯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讲诚信以后，他们实在忍不住了，最后以“为国民争人格”的崇高目标，起而反袁。——反袁为什么不以袁世凯不诚信为目标？因为袁氏为人的不诚无信我们早已司空见惯，他个人的人格实已不值得我们关心或悲愤。该使我们关心的、悲愤的，乃是我们如果听任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以不讲诚信作弄我们，我们却逆来顺受、默尔而息，我们自己，就未免太贱种了、太没人格了。以“为国民争人格”为主调反对袁世凯，才是梁启超、蔡松坡先生的伟大人格。
莎士比亚说：“一筐烂苹果，没有什么好挑的。”我无爱与任何眼前的总统候选人，但是为了争我们的人格，我们必须注意不挑最烂的一个。
1995年4月28日
有意栽花，当然要发
受苦受难的中国人，禁不住老天爷一再开玩笑，最后喟然长叹——“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听其自然了、认命了。
可是有人反对。这个人硬说：
无心插柳，尚且成荫；
有意栽花，一定要发！
这个人，就是被称为“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中国思想家——胡适。
胡适给人题字，喜欢写“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喜欢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喜欢写“功不唐捐”。
“唐捐”是佛经里的话，意思就是泡汤了、白费了。功不唐捐就是努力绝不泡汤、绝不白费。一个人的努力，在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看不见想不到的地方，会生根发叶，开花结果。
人间万象，都深受“因果律”的支配，兴亡荣枯，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人们今天所受的痛苦，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人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善因。种因的时候，要认清成功不必在我，但努力必不唐捐。你可能等不及了，但你无心插的柳、有意栽的花，却迟早一一兑现，给后人“寻花问柳”。
1982年1月1日
孤独伴此生
对一般人说来，我早已是一个孤独的人。我曾一月不出家门，对很少的几个来看我的朋友，我表现得被动而漠漠。我有一个心爱的女人，每天晚上见面，一起吃晚饭，夜深送她回家（来回十分钟的路）。其他时间全是一个人打发、看书、写字、听唱片、看电视、收拾房间、运动一下、走来走去，便是我一天的生活。这类生活，我已经过了十四个月。
在这类生活以前，我已有了基本的孤独生活的基础（例如我在新店山居的日子），只是道性不深。十四个月下来，我颇有百尺竿头的味道，别人看我是愈来愈隐，我自己倒并不觉得满意，我仍嫌我每天的琐事太多（为琐事花的时间太多），我仍不能专注于生命所寄的努力，我显得太懒散。
我常常想到修正我的孤独生活的能力，增进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我心想究竟我在这方面的潜力还有多大？究竟我还可舍弃掉多少琐事？多少我平时认为无法（或很难）舍弃的习惯？
我发现我的潜力是很大的，很使我有信心的。
有大成就的人并不是能孤独就算完了，还要看看孤独中能做些什么生命所寄的事（大事，第一等的事）？
近乎一个月的反省和体验，我相信从今以后，我必然更会走向炉火纯青的孤独生活，——不论我所遭遇的是什么样的环境。
我对人际已愈来愈厌倦，所谓亲人、所谓朋友、所谓敌人，我都深切觉悟到人性的软弱，我只想沉静，一任他们吵闹。“我认识人愈多，我愈喜欢狗。”这是强者的格言，也是智者的。这类强者、智者洞彻人际，但并非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他仍旧“成就河沙梦功德”。他要说他自己的、写他自己的、表现他自己的。他只是孤独的有效率的生活着，他对人际已不存奢望，也不惊奇被亲人冷落、被朋友出卖、被敌人陷害。他对人际悲悯、对孤独乐观，他起劲的自己修炼自己，成固欣然，败亦可喜。（爱迪生六十七岁时说：“灾难也有灾难的好处，我们的种种错误都一烧而光，谢天谢地，我们可以从头做起了。”）他的达观、他的坚定，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在根本上动摇他的情绪的事了（特殊的际遇，身体的原因，偶有沮丧之感，不足为奇也不足为患，大的大体的每日进步方式不变即可）。
我既然认清此生要孤独的有效率的生活着，那么活在哪里，都各有好处。隐士梭罗在华尔腾（Walden）住过两年，后来搬出山林，“或者因为我认为还有若干不同的生活须待尝试，不能久过这一种生活。”“我们很容易落在某一窠臼中，自为阱囿。”像我这种人，总该一年到三年内有所变其窠臼，否则的话，我的人生经验也太少了。
1971年4月14日
附录
单身汉的孤独
梭罗：“我从没有遇到过比孤独更好的伴侣。”
哈玛绍：“斯人也，以旷野为枕席，以星辰为弟兄。孤独、孤独。但是孤独亦可成为伴侣。”
以上二人，都是单身汉。
上帝管两头，我管中间
你一生的计划是什么？
我一生的计划是想整理所有的人类的观念与行为，做出结论。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种类太多了、太复杂了，我想一个个归纳出细目，然后把一个个细目理清、研究、解释、结论，找出来来龙去脉。这不像是一个人做得了做得好的大工作，可是我却想一个人完成它。这是我一生留给人类留给中国人的最大礼物，因为自有人类有中国人以来，还没有过一个人，能够穷一生之力，专心整理所有的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的每一问题。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经过这样的一番大清算，会变得清楚、清醒，对前途大有帮助。
你做的，好像是最后审判？
不一样，最后审判是人类的愚昧已经大功告成、已经无可挽回，只是最后由上帝判决而已。我做的，却是一种期中结帐。期中结帐以后，人类变得清楚、清醒，可以调整未来的方向和做法。所以我做的，跟上帝做的不一样，我们只是分工合作。上帝从最初造人类开场，到最后审判落幕，他只管首尾两头；我却管中间，在人类历史走到五千年的时候大声疾呼，要清清场，检讨一下上半场的一切。所以，上帝最后可以审判我，但在最后没到以前，我要检讨一切，包括上帝先生在内。
1981年狱中作
殷师母的觉悟
昨天下午，我家来了不速之客，来的是殷海光老师的夫人夏君璐女士，是由陈宏正陪她来的。殷师母与我二十年不见，如今重晤，大家都很高兴。
二十年前殷海光老师来过我家多次，可是殷师母并没来过；二十年来殷师母自美返台一次，这是第二次，是应自立报系举办所谓“纪念殷海光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而来的。殷师母抵台前，陈宏正到我家跟我说：“殷先生的朋友学生每人出一千元，联合请殷太太吃饭，盼你参加。”我说：“我才不要同这些人吃饭！他们有几个配称殷海光的朋友？又有几个配称殷海光的学生？今天国民党尸居余气了，局面没有危险了，他们这些懦夫，才敢钻出来打殷海光的旗号了，试问当年殷海光挺身与国民党相抗的时候，这些人又在哪儿？当年我挺身声援殷海光、冒险为殷海光印书、出钱为殷海光治病的时候，这些人又在哪儿？至于殷师母，她与殷海光共患难那么多年，是我尊敬的女性，但是她把殷海光硬推进教会，并且不能辨别谁是真正在殷海光生前死后有爱于殷海光的人，未免令人遗憾。她上次回台湾，为什么不来见我这位真正的义人。——她整天在教会里找义人，其实真正的义人是不进教会的。
殷师母毕竟是有服善之勇的女性，她居然带着洋酒为礼，登门来看李敖了。她不介意我写文章攻击过她，她的度量宽大，也非常人所及。
二十多年前殷老师生病，他的朋友学生袖手旁观，唯有我肯在自己负债的艰苦下援之以手，送他住院看病。出院后，殷师母特别亲手做蛋糕送我。接下殷师母送来的酒，我特别回忆二十多年前她亲手做蛋糕的往事，殷师母还能记得。她说：“李先生，你的为人，上帝最知道。你并不孤单，上帝是和你在一起的。”我听了，哈哈大笑。
今天已是“殷门叛徒”的王晓波，在殷老师方死之日，留有《殷海光先生临终日志》，其中说：“廖融融言：殷师母告其得上帝启示，殷先生遗稿不出版。并言其与殷先生结婚以来，每日担惊受怕，不愿殷先生阴影再笼罩她。殷先生死了，她应该要得到解脱。”王晓波又在1969年9月18日给陈少廷的信中说：“关于学生方面，有二种不同的意见：有人主张捐款抚恤殷师妻女；另有人认为殷师妻女生活不成问题，我们当出钱出力来做纪念殷师之事，此原因与殷师母的态度有关。学生们多主张发扬殷师思想，惟出版《殷海光全集》，望殷师母授权，在香港出版。然殷师母怕因授权而受牵累，所以不肯授权。”但是我是主张出全集的人，但是格于殷师母感情上的阻挠，未能实现。
1970年9月15日，我写信给殷师母，说：“海光先生去世周年，明天你们在教堂的仪式，我仍比照去年——不参加了。我这种不参加我不赞成的方式的态度，想早蒙您的谅解。”“关于海光先生后世，去年9月14日我曾有千字长信给您。其中关于遗著方面，……当时也许您考虑得太周到，所以蹉跎经年，反无成绩，我的建议与自告奋勇，也就白费。”“去年9月15日晚上，您向我说：“李敖你是斗士，可是殷老师不是了，他已属于上帝。”如今一年过去了，感情的因素应该平静些了，殷师母，我向您说，您错了。海光先生仍然是斗士，只可惜能够陪他一起斗的人太少了，能够认识他这一斗士性格的人也太少了。……”
如今，二十年过去了，殷师母“感情的因素”，终告解除，她同意《殷海光全集》由桂冠出版公司的赖阿胜先生出版了。我很高兴与“已属于上帝”的殷老师，又属于了我们，虽然上帝已离我又越来越近了。
如果上帝也做战士、怜义人，我相信“上帝也疯狂”的上帝！
1989年8月25日
子夜神驰
昨夜凌晨一点就起来了。看到墙上新挂的那副小对联，为之子夜神驰。
小对联合裱在一起，连框也不过三十公分高、八十公分宽，黑黑的字写在橙色洒金的纸上，颜色对比，十分强烈。再加上那股遒劲老练的书法，强烈之中，益增醇熟刚正之感。
小对联是一副集句：
鄂不照乎栘华，龙骥骧乎云路；
长戟森于武库，大珪植于琼田。
集的是颜真卿《送刘太冲序》和柳公权《吏部尚书冯宿碑》。这一序一碑，中国书法遗产中有名目的，可是跡其流变，已见沧桑。《送刘太冲序》是唐朝颜真卿写的纸本，北宋时候，流于唐坰之手。唐坰将文中“才不偶命，而德其无邻”等字剪去了，但忠义堂刻本却依然留存，于是有两种版本之说。后来淳熙秘阁续帖本外，有庆元己未碑本、有董氏戏鸿堂本，版本已不止于两种了。想来后人摹拟功深，以致颜真卿传世的六十多种墨迹中，纷争多起，但真的颜真卿本人呢，却只有一个，并且在七十六岁时，为他的刚正不屈，惨死在敌人的缢绳之下。
八世纪颜真卿死的时候，柳公权才七岁。他的书法曾受颜真卿影响，但“矫肥厚之病，专尚清劲”。他也是刚正的人，唐朝皇帝问他书法，他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这一回答，被传为“笔谏”佳话。柳公权的书法，在当时冠绝天下，大臣们的家庙碑志，都要求他来写，否则子孙就会骂为不孝。柳公权六十岁时写下《吏部尚书冯宿碑》，立于九世纪，一千多年下来，“碑已剥尽，不可复拓”。“颜筋柳骨”，流传给后人的，在笔底龙蛇之外，更有深层的玄秘。
小时候我在北京，每见商家匾额，有“张伯英书”，看到他那雄浑开展、风格劲媚的大字，就非常喜欢。到台湾后，在流落岛上的大陆文物中，我收到他家藏得王文治中堂、铁保中堂，卷轴背上题有“王梦楼书云龙山民题签”、“铁梅菴书勺圃张伯英题”字样，楷体小字，笔法灵巧劲挺，虽寥寥二十个字，却有如见故人之感。后来王文治、铁保的中堂都失窃了，但是窃贼只割走卷轴正面大字，对背上的小楷，却留下给我了，我手持两条“张伯英”，忧喜参半。前一阵子路过文物之肆，得见张伯英写的小对联，店主人不大识货，又震于我在此道的威名，乃廉价脱手于我，我的“张伯英”收藏，自此不复两条。
张伯英写这幅小对联，兼用颜柳两体，颜面尤多。他集句表达的意思，是很玄虚的。我从上联看起，上联“鄂不照乎栘华，龙骥骧乎云路”，“鄂不”是花萼与花蒂，“鄂”是花托，也写做“萼”。《诗经》里《常棣》有“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华就是花，托住花的就叫鄂，就是花萼。“栘”是唐棣，“栘华”是唐棣的花，唐棣也作常棣。这种植物，在中国古诗中出尽了锋头。“龙骥”是骏马，骧是奔驰。古人对马的分类，比现在细腻的多。光从马脚的白颜色上，就有大名堂。《尔雅》里《释畜》上说，马的左前脚白颜色，叫“踦”；右前脚白颜色，叫“启”；左后脚白颜色，叫“馵”，右后脚白颜色，叫“骧”。骧另有奔驰之意。现在，它奔驰在“云路”里；下联“长戟森于武库，大珪植于琼田”，“珪”是古圭字，是古代王侯所拿的长形玉版。或上园下方、或上尖下方，表示信符。“琼田”是玉田，产玉的土地。全联最有点睛之妙的，是四个动词：“照”、“骧”、“森”、“植”。它们把花朵托起，把马儿腾云、把武器呈出死相、把古玉显现生机，虽然是六朝骈俪的余作，但是联想到颜鲁公、柳少师他们一生的“书如其人”，发现毛笔字之于彼辈，并不是卖弄而已，反倒是落笔之下，有以落实。六朝骈俪的辞藻之滥，对他们而言，无宁是一种比附之美，千年以后的书法家张伯英自己，做“云龙山民”与“勺圃”老人自足，未必识见于此。但是，在他下笔集句五十年后，当他人死大陆、墨泽流传台湾之际，却为有识者子夜独对、上下千年，幽赏未已、手谈转清。虽然奇花委地、天马行空、折戟沉沙、玉石俱焚，万物曾不能以一瞬，但千载以下，来五十年中介以转以传，使我得笔参造化、放浪书法之外，想来也是浮生快事的一椿。
写完了这篇文字，天已微明，我重新站在小对联前，但觉它已不是流落文物之肆的一件艺品而已，它实在是一位活生生的过客。五十年后，我必死亡，而它必传诸收藏家之手，收藏家必死，但它却存活。存活之余，它也许会想到某年某月某一天，曾有一位收藏家为它独对，并写《子夜神驰》一文以记其事，它会欣于所遇，亦未可知。物是人非之后，因缘际化之前，尚有奇趣逾此者乎？
1992年4月2日
如此亲人
中国俗语说：“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意思说即使圣贤豪杰英雄志士，虽然有伟大的人格，可是却未必感化得了他的亲人。他的亲人，很可能“跌了他的股”（给了他好看、出了他洋相、出了他的丑）。换句话说，他的亲人的作风，跟他会出奇的不相配合，使他毫无办法。
圣贤的苦恼
中国的一个圣贤虞舜（姚重华），就是这样的苦命人。他的爸爸瞽叟，整天千方百计要杀他；他的晚娘、他的弟弟（象），也都配合这一杀人作业，虞舜碰上这样的老子、这样的晚娘、这样的弟弟，绝不是虞舜个人的恶有恶报，也绝不是个人的德不足感人，问题在亲人，不在他。
美国的一个圣贤林肯，也是这样的苦命人。他的伟大人格，对他爸爸毫无感化之力。最后，他只寄钱给爸爸养老，却避免见面。他爸爸临死时候，他也不肯回去看看，他说：“我们再见面痛苦会多于快乐。”他的弟弟，也是个不争气的，整天要钱，逼得林肯只好写信告诉弟弟说，你争气，自己赚一元，我就送你一元；你一元也不赚，我就一元也不送。有一点比虞舜运气好的是，林肯的晚娘还不错，他对晚娘也不错，但在老婆方面，他的运气却又惨不忍言，他老婆的无理取闹，使他终生受苦。有一次白宫开酒会，老婆竟提出一份名单，在名单上的人，一律不准林肯同他们说话，林肯若不照她意思冷落客人，她就要当众躺在地上！林肯死后，林肯的长子把妈妈送到精神病院，这位第一夫人公开说她儿子不是，林肯的长子只说没人愿把自己的妈妈送疯人院，但他别无他法，他不做解释，自己家的事，怎么解释呢？这个长子后来做了美国国防部长，活了八十多岁，华盛顿林肯纪念堂揭幕还是他主持的。林肯有这样的老子、这样的老婆，绝不是林肯个人的恶有恶报，也绝不是个人的德不足感人，问题在亲人，不在他。
印度的一个圣贤甘地，同样是这样的苦命人。甘地为献身印度独立运动，把他们的团体变成大家庭制，自己没有家庭，跟团体混在一起，由他老婆管账。不料他老婆竟上下其手，揩了小油，被甘地查出来，写文章特别予以公布，他说他非得如此，不能取信于天下。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的儿子也出了纰漏。在团体里同女孩子有不规矩的行为，后来这个小子干脆脱离了印度教，加入回教，整天花天酒地起来。甘地没办法，只好再写文章特别予以公布，呼吁大家制裁这小子。甘地有这样的老婆、这样的儿子，绝不是甘地个人的恶有恶报，也绝不是个人的德不足感人，问题在亲人，不在他。
亲子之间
这种亲子之间的谑画、亲子之间的哭笑不得，可真有得统计。据《史记》所录：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此三族世忧之。至于尧，尧未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舜宾於四门。……
可见名流有“不才子”的流行。即使尧舜，也不例外。唐尧有字丹朱（名叫朱，封在丹涧，叫丹朱），是不肖子；虞舜有子商均（名叫均，封在商，叫商均），也是不肖子。《荀子》正论篇说：
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尧子丹朱；舜弟象）不化，是不然也。尧、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然而朱、象独不化，是非尧、舜之过，朱、象之罪也。尧舜者，天下之英也；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时之琐也。今世俗之为说者，不怪朱、象而非尧、舜，岂不过甚矣哉？尧、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嵬琐化。何世而无嵬？何时而无琐？自太皞（伏羲）、燧人，莫不有也。
这段议论，写得倒满好玩的。
兄弟之间
另一种兄弟之间的谑画、兄弟之间的苦笑不得，也值得特别一提。《新约》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照《新约》的标准，人的确不该论断弟兄、轻看弟兄；但照《旧约》的标准，我们却知道：人类历史的第一椿刑事案件，就是该隐干掉亚伯的“杀弟案”，足见这种兄弟间的冲突，早就是人类痛心疾首的题目之一。
兄弟间的冲突中，最麻烦的一种，是有溺爱弟弟的妈妈介入，尤其这种妈妈又不懂事、又不识大体的时候，情况就更糟。以郑武公的老婆姜氏为例，姜氏在长子和次子之间，鼓励次子夺权篡位，已经到了公然搅局的程度；另一位可怕的妈妈——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在景帝与梁王之间，搅局搅得也鸡飞狗跳。这些都是有名的例子。
美国的另一位贤人杰弗逊，有一位最搅他局的母亲。有一段纪录中说：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杰弗逊会积极参与反英的独立运动，大部分起因于他对母亲所怀有的憎恨。他的母亲珍?伦道夫?杰弗逊在他十四岁时守寡，和他一起生活到他二十七岁。杰弗逊由此对约翰?亚当斯说过如果他能再重活一次的话，他愿意不过那二十五年。另外他在一七七六年五月给他舅舅的一封信里，说到他母亲已在三月间过世的消息时，只写了短短的三行，而且毫不带感情。
杰弗逊的痛苦，证明了所谓“恋母情结”并不准确。
第二种敌人
敌人有三种：第一、敌人；第二、不可靠的亲友；第三、你自己。第一种最简单，你只要恨他就完了。第二种就麻烦，因为他是你亲友，你同他的关系有纠缠，你对他的感觉不全是恨，你一定经过几许斟酌、多次困扰，才能坐下决定——痛苦的决定。
古来圣贤豪杰英雄志士，他们一生为伟大的目标奋斗、前进，他们遭遇到敌人的阻碍，这是当然的。但在敌人以外，他们之中，有的却还遭遇到朋友、亲人的阻碍，这就很那个了。朋友变成你的阻碍，还算是情理中的事，但在朋友以外，连亲人都发生了问题，这又怎么说呢？
西方谚语说：被箭射中的鸟，多死了一倍。为什么多一倍呢？因为箭尾有羽毛，伤害你的，竟来自你的同类，和你“本是同根生“的同类，你的痛心疾首，自然要更深更多。人生而不幸有亲人如此，可真倒了大楣了！
1982年4月二十三日
“这些家伙的枪法真差劲”
——我的讲评，就是如此
二三十年来，我早就被国民党报纸、杂志、专书、广播、电视、口语、风传、法院、监狱……蓄意斗臭了二三十年，什么风波没见过？什么诽谤没碰过？什么造谣污蔑没领教过？直到今天，甚至党外其外、国特其中的刊物也跟国民党合流了，他们也“学得胡儿语”，向我比划起来了。我想起《西游记》中孙悟空对哪吒小太子的话，孙悟空说：“我且留你性命不打你。……我只站住不动，任你砍几剑吧！”我真觉得好玩。
在这漫长的二三十年的诬谤过程里，我最大的一个感觉是：攻击我的敌人，实在不够料！这些杂碎们、文字警察们、政客和小政客们，和小政客的家臣编辑们，他们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结果落得的，只是蚍蜉撼树而已。“江河万古流”的，总归还是他们咬牙切齿的李某人！
“江河万古流”的法国英雄戴高乐（DeGaulle），做总统时，一天在回家的路上，被一群刺客伏击。刺客们一阵乱枪，朝戴高乐的座车射去，戴高乐头都不低，理都不理他们。结果行刺者一哄而散，逃之夭夭。戴高乐只讲评了一句话：“这些家伙的枪法真差劲！”如此而已。
美国大法官霍姆斯（OliverWendellHolmes,Jr.）念大学时候，对哲学忽然不知天高地厚，他写了一篇十五页的论文，文中月旦古今，甚至连柏拉图（Plato）都意图给拉下马。他的爸爸温代尔（OliverWendellHolmes）医生看了这篇论文，以为不错，特别拿给老朋友爱默生（RalphWaldoEmerson）看。爱默生是行家，看完了摇摇头，他讲评了一句话：“你开枪打一个国王，把他打死才行？因为：一、国王很难打死，你打不死他；二、国王有恐怖的报复力量，万一他回起手来，完蛋的还是你。
二三十年来，对所有攻击我的人，我的讲评，就是如此。“这些家伙的枪法真差劲！”以这样差劲的枪法，他们什么不好打，却妄想打一个王、一个笔底千钧的万王之王。他们可真太不量力了！但是你怎么教他们量力呢？他们是一群自卑感反射出来的蹩脚高中生，文字难近一般记者的通顺，但知识水平实在参加联考者以下。历来国民党的文字打手都是这种尺码放大的，即使这种人念了东海大学，他的水平也高不到哪里去，就像一个小写的英文字母，不论你怎么放大，它还是小写，它的格局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国民党文字打手任卓宣半个世纪前就写洋洋二巨册的《胡适批判》，想藉批胡以出名、以自抬身价，但半个世纪下来，胡适金刚不坏，仍是胡适；任卓宣也银样镴枪头，仍是任卓宣。如今任卓宣九十岁了，他的水平仍是小写的英文字母。他多活了半个世纪，但是毫无进境。不但毫无进境，他的枪法，由于向李敖开火，更显得不成格局。——小写字母就是小写字母，不论你怎么放大，它还是小写呀！
1985年5月5日晨5时50分，在台中大使大饭店
吾当蒙利于不知我者
我在《坐牢的三十三不亦快哉》（《千秋评论》第七期）中说，别人想害你，置你于狱，庆幸害成了。殊不知你在狱里高兴得要死。“毁人而反利之”，不亦快哉！
我一生中，遭遇了太多太多别人想害我的事，其中最鲜明的一项，就是别人对我的造谣诽谤。这种造谣诽谤，花样之多，其他的志士仁人，一辈子也遭遇不到。从官方的讲习班，到报章的大斗臭；从私人的记者会，到群众的聚一堂；从各种的专书、小册子，到期刊的一期期连载。……我独享殊“辱”，二十多年，一直不断，真热闹！
热闹虽然热闹，但是因为他们只是造谣诽谤，所以闹了一阵，蚍蜉还是蚍蜉，大树还是大树。当年杰弗逊被造谣诽谤做小偷、懦夫、诈欺犯、邪教徒、铸假钱者、伪造文书者、离经叛道者、不信正教者、导人不义者、霸占孤儿寡妇者。……但是，多少年后，这些造谣诽谤者身名俱灭，江河万古流的，还是他们打不倒的人！
从另一角度看，其实他们对我的造谣诽谤，也不失为佳事。由于这种造谣诽谤，人们可以看到国民党、国民党特务，和打着党外旗号勾结国民党特务的人们的手法，是何等幼稚、何等卑鄙、何等下三滥、不入流。这些都是检验世道人心的最好“反面教材”，从他们的造谣诽谤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岛上国民党教化下、辐射下的打手，已是一副什么德性，将来“中华民国史”如有“文化小人转”需要补白，自然他们也要遗臭有分的。
四百年前，特立独行的大思想家李卓吾说：“吾当蒙利于不知我者，……可以成就此生。”正因为“不知我者”的造谣诽谤，整天想害你，最后，你万古留令名，他们千秋挨臭骂。他们辛辛苦苦的“毁”人不倦，其实只是你“可以成就此生”的一些踏脚卵石而已。“毁人而反利之”，不亦快哉！
1985年6月8日
作家正义与国家正义
《魔鬼的诗篇》（TheSatanicVerses）作者鲁思迪（SalmanRushdie）的朋友们，于5月31日谴责英国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举为宽贷恐怖主义（condoningterrorism）。
国际鲁思迪及其出版商委员会（InternationalCommitteefortheDefenseofSalmanRushdie）在声明中说：“鲁思迪先生仍在生命受严重威胁下隐居的事实，不啻国际恐怖主义的写照。英国政府既拒绝公开谴责于先，又重建邦交于后，似乎在宽贷这种恐怖主义。”（Mr.Rushdieremainsinhidingunderseriousthreattohislifeamountstoanactofinternationalterrorism.TheBritishgovernment,byrefusingtopubliclycondemntheseattemptsonMr.Rushdie’slife,whilecontinuingtobuildrelationswithIran,appearstocondonesuchterrorism.）
这段谴责有点弄错了对象。外交关系是很少谈得上正义原则的。所以要求国家正义，就未免悬格过高。英国外交政策是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当它觉得与伊朗重建邦交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它也顾不得保护一个自己人了。
我认为，作家正义是要自己追求的，也自己承担后果，作家正义若要靠国家正义来保护，这种作家，一定走不到最前面。
1991年6月3日
从奸雄学到了什么
中文谚语说“不以人废言”；英文谚语说“不淹没恶人的长处”（Givethedevilhisdue.）。英文这句谚语在十六世纪就有了，我认为它说得比中文细腻。因为“不以人废言”的重点，自该是指恶人说的，好人的话自然不会被废，唯有恶人的话，即使说对了也往往因出自恶人之口，而予作废，以致恶人的全部言行，都一律遭到否决。这样全部否决，我总觉得漏了点什么。
古往今来，恶人中有一种大奸巨恶，他们是恶人中出类拔萃的。他们之中，有一种奸雄，最引起我的注意。奸雄的短处，不须我说了，但他们有两点长处，却也满足警世，供我们学习。
第一、奸雄有一个大特色，就是永不泄气，永远战斗个没完。他们不论多么失败，却绝不做失败主义者；不论处境多糟，却绝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们绝不灰心、绝不意懒、绝不怀忧丧志、绝不“不来了”。相对的，所谓一般的好人，他们反倒是没有力量应付失败的。一旦失败，就泄气了，就丢下武器跑了。所以，局面最后总是“好人在家里叹气，恶人在台上唱戏”。但从有韧性、有斗志、有毅力的观点看，恶人的成功其实也全非作恶，在性格上，的确具有着坚忍不拔、愈挫愈奋的成功条件。这一点不可淹没，值得我们学习。
第二、奸雄有另一大特色，就是永不为女人烦恼，永远享受女人的快乐。他们从女人身上，只得其利，不受其害，女人对他们，只是“玩物”与“助兴”而已。当然他们可能不解风情、不懂爱情，但他们比起那些既解风情又懂爱情的多愁善感者、比起那些被女人整得死去活来的人间情种，似乎略高一筹。我坚决相信，男女之间应该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可是女人显然不以此为足，她们要闹人闹个不停，以大家痛苦为乐事，这又何苦来?世界上很少有男人能够脱身于女人这种胡闹之外，但是奸雄显然能够做到这一点。由于奸雄的强大、稳定与占上风，女人在他下面，有时候，也未始不是一种单纯的幸福。希特勒、墨索里尼死的时候，都有情妇自愿陪死，这一现象，岂不也满爱情的吗？男女之间，真该是男人强大、稳定、占上风的，奸雄在这一点的成功不可淹没，值得我们学习。
1981年狱中作
论从心所欲
“从心所欲”是一种我最欣赏的境界。这种境界的最大特色，就是一个人可以完全照他心里的希望，贯注他的每一分钟，他可以不花一分钟去失神、去失掉自制、去做不该做的事。这种境界，一般人绝对做不到。一般人无法百分之百控制自己的“心”，结果每天有很多时间都误用、很多情绪都误用，这是一种心智与修养都不够成熟、不够炉火纯青的现象。
孔夫子说他七十岁才做到“从心所欲”，可见这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境界，而我，却在四十六岁就做到了。我能这么早就做到这一境界，乃是由于我有太多太久的悲怆遭遇，我历经的动心忍性经验，也比孔夫子又多又久的缘故。我高兴我终于做到了一般人做不到的这种伟大境界。我经常保持警觉，怀疑每一时段（suspecteachmoment），不使每一时段误用。这样，我有了伟大的专注去做我要做的事，这种专注，使我也没余力再扯别的闲淡了。
1982年狱中作
今天的我的人生境界
一个进步的人生，必须有不断的改变。这种改变，对一般人说来，只是随着年龄，缓缓的变着，变得又慢又不明显；但对我说来，却大异其趣。我喜欢采取"突变"，变得又快又明显。
当我年纪愈大、磨炼愈多、“从心所欲”的自胜愈来愈自然达到的时候，我的“突变”，也就愈发有成绩。
四个月前开始的“隐而不退”，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一次“突变”。四个月来，“隐而不退”使我凝聚了许多多年无法达成的层次与高段，四个月下来，我明显的感觉到：我的人生观（包括观念与作法）已经到了“彼岸”，我很从容的舍弃了许多旧日的价值判断，对爱情、对友情、对人我关系、对世俗喜乐、对身外之物、对自我牺牲、对时间与余生安排，等等等等，我都一一有愈来愈豁然之感。这种豁然之感，使我变得清澈、恬淡、从容、一无所惧，也一无错误。最后使我觉得：我一生中，只有今天的我才是最后完成了的我。蓬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这种情况的真意是：四十多年的人生经验，终于带给一个进步的智者的“最后完成了的我”。这种完成之后的充实感，使我不想时光倒流，不想要追回过去的什么。今天的我，比过去的我——任何时候的我——更活得成功、活得自恃与自适。这种清澈、恬淡、从容、一无所惧，也一无错误的境界，不能不说是一种超凡入圣的境界。我说我是圣人，其理即在此。
我高兴我有生以来，从来没像今天这种“最后完成了的我”过，我认为人生修炼到这一境界的时候，我真的可以“朝作文，夕死可矣”！
1982年12月26日夜深
不出户，知天下
这次天安门事件后，我的朋友王企祥来看我。王企祥曾做过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他是刘宾雁四十多年前的学生，又是李远哲二十多年前的老师，又在1949年后脱出大陆、游学美国，为人博洽而书呆，老是被我戏呼为“科学怪人”，但在科怪之中，每有奇见，令人欣赏。关于这次天安门事件，他就向我说：“台湾、海外谈中共问题，这些人怎么能了解中共！结果谈来谈去，怎么都是错！”这番话真是一针见血。看到报纸整天满版的错误连篇，整天捕风捉影、造谣生事，还把这种报纸空投大陆，真教中共笑死了。
昨天晚上老友赵天仪和《新文化杂志》的王美琇、黄佩琲来看我，我跟他们说：“这次天安门事件，我写了一些文章、讲了一些演，可是我没说错过一句话，原因就在我有最好的“大头脑”，可以不人云亦云而做最准确的研判。英国在世界大战期间，搞情报研判的不是007那种情报员，而是大历史家汤恩比（Toynbee），我这学历史的，就是这种人物。”
老子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意思是说：不出家门就能知道天下大势、不望窗外就能看穿宇宙至理。一个人走得越远，其实知道得越少。因此圣人不活动，却无所不知；不表现，却远近闻名；不去做，却事就功成。这一哲理，一般人是不了解的，一般人只能东奔西跑，以耳当目，一旦亲眼见了，却又眼花缭乱，看来看去，也看不出什么名堂。
苏东坡写庐山诗，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题西林壁》，恰恰写出了一种道理，就是，一个人置身庐山之中，反倒不易了解庐山，因为庐山千变万化，你置身其中，没有了距离，反倒更迷糊了。
这种距离的道理，在美学上，是一个重要的讨论主题。美国心理学家布洛（Bullough），就提出一种“距离的矛盾”（TheAntinomyofDistance），认为在美感经验中，一方面要从实际生活脱身其外，一方面又要置身其中；一方面要浑然忘我，一方面又要画中有我。距离上的远近高低的调试与安排，构成了创造与欣赏的重要条件。其实在美学上如此，在人生上、在人际上、天下大势上、宇宙至理上，……也莫不如此。
这就是我在这次天安门事件后，能够谈言微中、洞若观火，而没说错一句话的缘故。——我能够跟大陆保持距离、能够跟这个岛上和岛外的那些一波又一波的瞎子摸象或中风狂走的新闻媒体保持距离，在保持距离下，再用我的博学与睿智、千年百眼、一以当十，做出准确的论断。
我这种本领，和我在大学时代读罗素（Russell）的《快乐的征服》（TheConquestofHappiness）一书不无关系。在这书中，哲学家告诉我们，人要练习出一种“忍受单调生活的能力”（Thecapacitytoendureamoreorlessmonotonouslife）。他说：伟大人物的生活，除了几段重大的时期外，也了无令人兴奋之处。……据说康德一生未曾走出故乡格尼斯堡十里以外。达尔文周游世界之后，关在家里度其一生。马克思煽动了几次革命以后，在大英博物馆终其余年。大体而论，安静的生活是伟大人物的特征，他们的喜乐也不是外人心目中认为兴奋的那一种。一切伟大的成就必须历久不懈的工作，其精神贯注与艰难的程度，使人再没有余力去应付狂热的娱乐。……（Norhavethelivesofmostgreatmenbeenexcitingexceptatafewgreatmoments.……KantissaidnevertohavebeenmorethantenmilesfromKonigsberginallhislife.Darwin,aftergoingroundtheworld,spentthewholeoftherestofhislifeinhisownhouse.Marx,afterstirringupafewrevolution,decidedtospendtheremainderofhisdaysintheBritishMuseum.Altogetheritwillbefoundthataquietlifeischaracteristicofgreatmen7andthattheirpleasureshavenotbeenofthesort,thatwouldlookexcitingtotheoutwardeye.Nogreatachievementispossiblewithoutpersistentwork,soabsorbingandsodifficultthatlittleenergyisleftoverforthemorestrenuouskindsofamusement.……）
正因为我能在人世扰攘中冷静过我的安静的生活，能够以静制动、大隐于市，所以我才有这种慧眼与卓识，牛屄讫于四海。以牛屄骄人，岂易事哉！岂易事哉！
1989年8月10日
希金斯案的正义意义
路透社贝鲁特7月31日电：一个亲伊朗的组织声明，该组织已绞死于去年2月在黎巴嫩南方遭劫持的人质美国中校军官希金斯（WilliamR.Higgins）。这项由“世界受压迫人民组织”（OrganizationoftheOppressedonEarth）发表的声明说，这个组织绞死人质以惩罚美国与以色列于周五绑架十叶派领袖欧贝德（SheikAbdul-KarimObeid）的行动。
希金斯被绞死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陷入紧张。参加过共和党总统角逐的参议员杜尔，率直的质问以色列，认为以色列危害了美国人质的生命。
杜尔以外，美国有关当局表示，以色列在绑架欧贝德之前并未照会美国，而以色列内阁在批准此一行动时，也完全未考虑到此举所可能产生的后果。
在以色列方面，却辩解说：以色列是在谈判释放三名被俘的以色列士兵失败后，才不得已绑架欧贝德。以色列又表示：它有权采取它认为适当的反恐怖行动，它必须在对抗恐怖主义时采取主动。以色列陆军同时公布侦讯欧贝德的纪录，指出欧贝德已承认是他策划及绑架希金斯和三名以色列士兵，以及主谋多项恐怖活动。以色列外交部长也声称：“对付恐怖分子的唯一方法就是以暴制暴，别无选择。”以色列国防部长也声称：“毫无疑问，欧贝德事件是以色列主动造成的，但这事件促使人质问题再度为世人注意。有许多人企图忘记还有许多人质和战俘被黎国境内的野蛮恐怖团体监禁，但以色列没忘记。”
对这一事件，我认为以色列站在对的一边，而美国却是错的、伪善的。
以色列国防部长说，以色列“没忘记”有人质在敌方手中，而要“主动”解决问题，“促使人质问题再度为世人注意”，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不规避问题的态度。相对的，美国却对自己的同胞与原则表现得只会说漂亮话。1985年7月1日，美国总统里根在三十九名人质获释时说：“恐怖分子必须听好：我们将会在黎巴嫩和其它地方向你们还以颜色。我们将会对你们攻击美国人民和财产的卑鄙行为，还以颜色。”Terroristsbeonnotice:wewillfightbackagainstYouinLebanonandelsewhere.WewillfightbackagainstyourcowardlyattacksonAmericancitizensandproperty.)
里根又说：“在公道没还我以前，我们不会袖手；在国际社会没善尽其责之前，我们不会旁观。”（Wewillnotrestuntiljusticeisdone.Wewillnotrestuntiltheworldcommunitymeetsitsresponsibility.）这些大言壮语，说得是何等漂亮，可是究其实际，美国人对还颜色、救人质的努力，比起小国寡民的以色列来，却差多了。
我最佩服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生于忧患，深信一种强者的哲学，对任何骚扰，一律大力报复，你丢他一颗手榴弹，他扔你一百颗炸弹，真是要得。以色列不但有立即的报复手段，还有长程的报复手段，当年在集中营陷害他们的纳粹，在多年以后，一个个都被以色列人抓到。──以色列人绝不忘记。因为忘记报复就是亵渎正义！以色列的外交部长说“对付恐怖分子的唯一方法就以暴制暴，别无选择”，这种生于忧患的惨痛之言，不是生于安乐的美国人所能理解的。以色列前外交部长、现任总理的夏米尔，他的全家，就死于纳粹的杀害。这种万劫余生的人物，他们对人间态度，是务实的，绝不像美国大少爷那样只会唱高调，而他们祖先的报复哲学，也正是他们的正义。
《旧约》中《利未记》第二十四章第二十节：“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Breachforbreach,eyeforeye,toothfortooth.）《申命记》第十九章第二十一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Eyeforeye,toothfortooth,handforhand,footforfoot.）这种恰如其分的正义，也正是今天以色列人“以暴制暴、别无选择”的张本。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TheMerchantofVenice)记那老犹太的话，说：“如果一个犹太人整了一个基督徒，基督徒该怎样？报仇呀。如果一个基督徒整了一个犹太人，犹太人照基督徒的榜样，哼，也是报仇呀。”(IfaJewwrongChristian,Whatishishumility?Revenge.IfaChristianwrongaJew,whatshouldhissufferancebebyChristianexample?Why,revenge.)极端讽刺的是，如今这种正义，只有犹太人有了，基督徒反倒懦得像龟孙子了。不但像龟孙子，甚至在犹太人不肯袖手旁观之际，反倒埋怨起他们不该动手以危害美国人质的生命了。──自己对暴徒无能为力，反倒错怪勇于救人的，这种伪善，是可耻的。
1989年8月4日
李敖论五四
五四运动至今七十年了，台湾岛外的朋友，希望我谈谈五四。做为以思想家、历史家自居的我，也自信能够把这题目彻底的谈一谈，藉以纠正几十年来大家对五四的错误认识。
我父亲李鼎彝是五四运动后一年进北京大学的，他正赶上五四带来的排山倒海，在巨浪之中，他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已经无法冷静观察这一运动，再予以评价。奇妙的是，晚他三十六年的我，却在大江东去，浪淘尽五四人物的边缘，得以冷静的观察了它。胡适、罗家伦，都是我认识的，五四时代，他们固一世之雄也，但在世乱飘荡之际，他们都局促海隅，无复当年。这些雕谢了的身影，更是我观察五四的具体人证，使我在下笔时候，别有领悟。
胡适生前，我写过一篇《播种者胡适》，其中指出一九一九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会一垮再垮。半路杀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他们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
我这篇文章发表后，胡适写信给我，可是还没写完，他就死了。死后他的文件都被监管，不过据看过这封残信的台大校长钱思亮见告内容，并没否认我上面的论断。事实上，胡适是肯定我的看法的。早在他死前四年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他就批评五四以后各路人马抢青年去搞政治的举动，他怪国民党、怪共产党、甚至还提到“梁任公（启超）他们也抢青年”，言下不胜惋惜。另一方面，我在《播种者胡适》中提到“只有胡适仍然守住不谈政治的诺言”，引起陈独秀在台湾故旧的不满，写文章质问我根据什么证据，“确知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的“相约”？难道是胡适亲口告诉你吗？”事实上，胡适所写他回国时“打定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以外，有一封失传了的信，便是证据。在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就收有这封信。信是写给陈独秀的，中有“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他建议由北京同人发表一新宣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可见大家讲好专心为中国做文化和思想的奠基工作，的确是经过相约。不幸的是，这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最后终于在五四的排山倒海下，被政治席卷以去。
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只有在广义的说法里，它才包括1917和1918年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才是五四运动的基础。新文化运动是孙中山所命名的词儿，他在南方，深思远虑的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一二觉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他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可惜的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在思想变化过程中，就先政治挂帅了一切，于是，五四变成了一条岔路，“吾党”应五四而兴，五四却完了。
为什么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条岔路呢？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虽然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但是达成这些主流的基础，不是别的，乃是个人的解放。而个人的解放的前提，乃是思想的解放。五四运动以后十六年，胡适写《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回忆说：“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的原则了。他后来办北京大学，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百家平等。在北京大学里，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和陈独秀、钱玄同等同时教书讲学。别人颇以为奇怪，蔡先生只说：“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样的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放。”
但是，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显示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回忆：“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而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吾党”，却丢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而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他们都“以俄为师”，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而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胡适回忆：“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由此可见，不论是右派的国民党，还是左派的共产党，他们左右逢源的、“吾党所宗”的，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而这种路子，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说来，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
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启蒙”，是思想的、文化的、洗自己心革自己面的；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救亡”，是政治的、进而拥党自肥的、洗别人心革别人面的。在救亡图存的紧迫感觉下，举国若狂，认为时不我与，而要中风疾走、结党营公，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各路英雄来救国，中国是不是会更糟呢？会一定等不及了呢？戊戌政变时，与康有为同为“救亡”人物的王照，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说：“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路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照王照的意见，中国拖了三十多年还没亡，可是当年若不“救亡”而去救小孩子，第一代不去救国而去救第二代、第三代，则三十年后，民智大开，思想解放，个人解放，这些非奴才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国人，才是建设新中国的本钱。当然，王照这种迂腐之论，谁也不要听他的，大家都吵着说中国快亡了，缓不济急了。这种忧虑，最后使从事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也都投入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政治挂帅里。结果，经过三十年的折腾，收回了台湾，可是丢掉了大台湾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对俄引狼入室、对日以德报怨，满目疮痍之中，右派法西斯的国民党逃到台湾、左派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得到大陆。中国人付了几十年“救亡”的代价，最后，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
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为什么？因为在几十年的浩劫下，中国人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已经面目全非、奇惨无比。从外在的压力看，中国人陷入集体主义的制度下，殊少个人的自由和显示个性主义的条件；从内在的突破看，中国人中的匹夫匹妇固然氓之蚩蚩多是混蛋；至于其它出类拔萃之士，在“冲决网罗”(谭嗣同语)方面，表现得也一塌糊涂。五四于今，七十年了，但是比起七十年前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精神，又在哪里？海峡东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还在国民党老神在在下，曲学阿世又阿当道，不敢攻击三民主义，有的还妄想“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海峡西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虽然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有勇敢的觉悟，但是因为几十年的教条污染，这种觉悟，还处处留下污染的痕迹而不自觉。一般说来，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他们跳来跳去，以为自己跳出来了，其实还在如来佛的掌心里。他们著书立说，处处不脱马克斯的心传与唯物的独断，虽然他们口口声声在争自由民主。海峡两岸的出类拔萃之士按说不该像匹夫匹妇那样混蛋，但是，他们又高明多少呢？
为什么中国人变成这样？根本的原因，是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基础太差。七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没生根发叶，就“根株浮沧海”了。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本欲度人，结果尚不足以自救。天下不危，岂可得乎？
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从事新文化运动，在标榜的项目上，虽不周全，大致不差。但是由于他们本身也在摸索中前进，所以矛盾时出。以急先锋陈独秀为例，他气壮总胜于理直。他大刀阔斧论古典主义之当废，但却同时盛誉古典主义而不自知；他明白宣布“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但却误以为唯物辩证法是科学；他说实验哲学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并希望两者能成为联合战线，其实是完全错误的。辩证法是达尔文演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实在不是什么科学，但是陈独秀却不知道，他的徒子徒孙也不知道。陈独秀后来带头替中国选择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丽的、伟大的、无懈可击的，并且是古往今来志士仁人的一贯好梦。《礼记》中“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吗？“贷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吗？但是，把这么伟大的圣人才能做到的境界，施之于匹夫匹妇，又如何可行？此难怪中国人读了两千年《礼记》，结果却只能读不能行。陈独秀不知国货的共产主义不可行，反引进洋货共产主义，他的徒子徒孙且以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而几于先，再阶级专政于后，期得长治久安，殊不知此非深知马克斯者也。马克斯早在一八六五年就完成《资本论》初稿的最后两卷，但他不让恩格斯看，事实上，他在第三卷中，已经动摇了他在第一卷中劳动价值论的论据。他在一八七二年海牙大会的讲演中，也有“我们不否认有些国家如英国、美国，甚至荷兰的劳工们，可用和平方法达到目的”的石破天惊之言，可见马克斯本人，对马克斯主义，也不无疑义。恩格斯1890年写信给舒密特，提到马克斯曾自讽的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不是一个马克斯主义者！”由此可见，此马来头大，固有自知之明者也。如今一个世纪下来，马克斯所预言的资本主义，依然逍遥健在，而共产主义亦不得不明暗之间，走资以求繁荣，可见教匹夫匹妇去做圣人，志士仁人实有力不从心之苦。七十年前陈独秀的带头误以唯物辩证法是科学，证明了他错认“赛先生”。新文化运动人物以“冲决网罗”的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为天下倡，但他们自己，却身陷新罗网而不自知，五四之为岔路，此为最大明证。
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又岂止陈独秀？他们之中，不论上层或下层，在为中国导向上面，都不难挑出毛病和笑话。例如鲁迅，在当时，他的思想竟是反对“自由平等之念，社会民主之思”的，他不但反自由民主，并且连代议制度都反，这是什么头脑？又如毛泽东，他在中共建党筹组湖南小组的前夜，还在长沙大公报上鼓吹“湖南独立”、主张中国应“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而湖南本身，要建立“湖南共和国”，以免“湖南受中国之累”！这又是什么头脑？
这种由当时优秀知识分子给中国乱投医、乱带路的现象，在在都显示了他们的“目的热”，往往造成了“方法盲”，原因无他，他们自己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火候不无可议，热情有余，沉潜不足。当时最理智的莫过于胡适。胡适看出主义不是万灵丹，因而劝人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其眼光锐利，确在他人之上。但胡适也有他的盲点，例如他在一九二六年宣称：“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可是二十七年后，他公开忏悔了，公开忏悔他“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他说三十多年来，“极左的与极右的社会主义，拿国家极大的权力来为社会主义作实验；而两种实验的结果都走到非奴役、集中营，非用政治犯、强迫劳工，非用极端的独裁，没有方法维持他的政权。因为这个三十多年的政治、经济的大实验，极左的、极右的大实验的失败，给我们一个教训。”所以大家才有以觉悟。“在外国，如在美国，现在有好几个杂志，最著名的如《自由人》（Freeman）杂志，里面的作家中有许多都是当初做过共产党的，做过社会主义信徒的，现在回过头来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这种在思想上根本的改变，我们不能不归功于三十多年来世界上这几个大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使我们引起觉悟──包括我个人，在今天这样的大会里当众忏悔。”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时代的大宗师胡适，在为中国导向方面，也未尝不一时错认“德先生”，而有以误入歧途。连胡适都如此，其它优秀知识分子更可知矣！
一个多世纪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为祖国带路，试验过君主立宪、试验过开明专制、试验过保皇、试验过革命、试验过勤王复辟、试验过再造共和、试验过新华春梦、试验过金陵春梦、试验过北京红楼梦。什么都试验过，只忘了试验一件事，就是帝国主义统治香港那种调调儿。结果呢，一个多世纪的比赛下来，试验出来最成功的，竟是帝国主义下的香港！香港百分之九十八都是中国人，但在洋鬼子的统治下，居然创造出一个令全世界赞叹的地区，在全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它还能维持生产总值每年百分之十的成长、还能成为全世界第三个金融中心，更重要的，在繁荣以外，它给了中国人充份的言论自由。结果比赛下来，他们的“殖民”待遇，都胜过我们的“大国民”水平。连起码的自由与繁荣都远胜于中国人自己的统治，这种国耻，比香港割给英国更丢人吧？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除了“以做中国人为荣”外，其它能引以为荣的，竟不堪枚举，除了“爱国”、“民族”、“光荣”、“大义”这些引以自慰的抽象外，简直没有多少可以自豪的实绩了，做为中国人，这不太可怜了吗？设想当年道光皇帝甘心亡国，岂止香港，连整个中国都割给英国，一个多世纪下来，中国人是不是也不错呢？我看至少至少，不会比国民党统治更坏吧？当然爱国者会说：这是什么话！我们不要做亡国奴！但是，另一种声音我们也不妨想想：许多时候，做了亡国奴的自由与繁荣，竟比做一个政权的家奴还象样，这又怎么说呢？富兰克林说：“那里有自由，那里便是我的祖国。”这种声音，岂不也值得我们比比吗？
五四运动以打倒帝国主义始，以被帝国主义打倒终。我们走了七十年的远路，如今自由无缘、繁荣没份，在上者专政、在下者浑沌，所谓思想解放、个人解放，都还瞠乎其后，不知何年何月才得登彼岸而迷津。抚今追昔，真令人不禁为五四忧。也许再过七十年，我们才能真正达到新文化运动所标榜的项目。不过，先决条件是不能再走错路了，再走错路，再来个七十年也没用。那时候，我们已是世界第一贫穷愚昧之国，连帝国主义都不要我们了！
1989年4月29日
一九八九年元旦杂感
一年元旦又来了。对青年人说来，又大一岁了；对中年人说来，又老一年了；对老年人说来，更接近死期了；对美人儿说来，更要处心积虑的隐瞒年龄了；对我这种整天“广结“恶”缘”、年复一年以“绝人情、争是非”为职志的文化独行侠说来，更要乌鸦评论、开笔“不”吉了。
不过，乌鸦评论，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别有大吉之处。美国诗人弗罗斯特（RobertFrost）有一首《雪花纷飞》（DUSTOFSNOW），开头说有些日子过得很别扭，过得好像“扣错了纽扣”（buttonedonwrong）。但在山穷水尽中，俄顷之间，也会柳暗花明。（Then,sometimes,blessedly,inamomentallischanged.）诗中写他在大雪中遇到乌鸦临身，心情为之一振，终日懊憾，归于无形。（Thewayacrow/Shookdownonme/Thedustofsnow/Fromahemlocktree/Hasgivenmyheart/Achangeofmood/Andsavedsomepart/OfadayIhadrued.）可见乌鸦为物，也有提神醒脑之功，只是浅人不察耳！
浅人说乌鸦报忧不报喜，其实“祸兮福之所倚”，报忧即是报喜。老友段宏俊跟我说：“太师啊！过年了，你总该写一篇喜气洋洋的文章吧？”我说：“也好，我就写一篇让大家高兴的。”
我是历史家、也是思想家，从历史与思想中，我能发掘出不少进步的现象，也足以鼓舞人心，让大家高兴。如今我们在孤岛上过1989年，在国民党的荒唐统治下，官不聊生也民不聊生，除了起哄、作秀、麻将、跳舞、大家乐、六合彩和各级议会的打斗外，究竟还有没有一点正经事，让大家高兴高兴呢？究竟还有没有一点可令国民党大人同笑、也令我们反国民党小民并欢的正经事，让大家高兴高兴呢？
我可以以历史家和思想家的绝活，指出一点。
今天是1988年，正好两百年前，1789年，西方发生了法国大革命；正好一百年前，1889年，东方公布日本的宪法。西方两百年来、东方一百年来，在自由民主上，都有了不少样板与轨迹。这种样板与轨迹，也某种程度的影响到中国，使中国人民不得不觉悟。
在觉悟中，我觉得最令人高兴的，是个人价值的觉悟。中国传统中的个人价值，是很可怜的。个人混同于“民”中，然后“天”字一盖，变成“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表面上对“民”不失其重视，但重视程度与“羊”相等，统治者是以“牧羊”态度，来“牧民”的，所以人无所谓个人价值，个人只是群体的一份子，要为群体牺牲。国民党搞革命，本来也沿袭这种思路的，所以孙中山登高一呼，抛头颅者有之、洒热血者亦有之。但是今也不然，今天的国民党，八点钟上班是国民党、五点钟下班就不是了，就跟你我一样。你叫他为了单纯信仰去抛头颅洒热血，他才不干呢！乍看起来，这是国民党革命的失败，但从另一角度看，何尝不是它的成功？革命革到头来，大家都不想再革命，甘愿小鼻子小眼做“太平犬”以终老，这种个人价值的觉悟，岂不正是它堕落中的新境界？国民党革命革得最后“善与人同”，革得抛弃了主义、领袖，革得下班后去他妈的国民党，这种火候，才叫“与民同乐”。如今1989年开始了，大家高兴，乌鸦同欣。善哉，善哉！
1988年12月31日
奇情与俗情
人的表现，我常分为两种，一种是“奇情”，一种是“俗情”。“奇情”是超乎“俗情”的表现，“俗情”本身，有时并非一定要不得，但是“奇情”，却更是要得。也就是说：“俗情”本身，有时并不一定不好，但是若不来“俗情”而来“奇情”，那就更好。
人间很多事，看起来完了，其实没完；看起来没完，其实常常完了。用诗来说，前者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后者是“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因此，智者和达者看人生，多能不斤斤于盛衰荣枯，他们是失马的塞翁，不以得为得，也不以失为失，因为在许多方面，得就是失，失就是得。这种得失之间的哲理，汉朝贾谊在《服鸟赋》里，说得深刻——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忧喜同门兮，吉凶同域。 一切祸中都有福份，一切福里都藏祸根，归根起来，忧喜吉凶，都是一窝里的东西，实在难以保证纯度。所以，智者达者从祸中看到福份的一面，或从福中看到祸根的一面，而不患得患失。
智者达者以外，另有一种颇富这种色彩的“美者”——智达派的唯美主义者，他们能从另一角度，抢眼人生。他们认为：人生不但有祸福相依的一面，也有丑八怪的一面、不漂亮的一面，人过一辈子，不该把自己或自己跟人的关系弄成这一面。人不该在这一面上发展下去、浪费下去，而该尽量追求相反的另一面。这另一面，就是唯美的一面。唯美一面的开花结果，就是“奇情”。
“奇情”是一种异乎“俗情”的表现方式，一般人的举手投足、喜怒哀乐，按照人情之常，大家都差不多，做得差不多，反应得也差不多，但是“奇情”就做得、反应得不一样，我举汉武帝的李夫人为例。
中国人描写女人的美，用“倾国倾城”，最早就是对李夫人说的。李夫人被形容为“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成为绝代佳人、美的偶像。可惜红颜薄命，得了要命的病，最后缠绵病床，眼看就死了。汉武帝跑去看她，想见最后一面，可是李夫人却拒绝了。——为了给情人留下一个艳光照人的好回忆，而不是一个风姿憔悴坏印象，她拒绝了“人情之常”的诀别。从“俗情”观点看生离死别，大家见最后一面乃情所必至，理所当然，怎能不见？可是从智达派的唯美主义观点看，却不见更好，“相见争（怎）如不见”更好，不见更美、更要得、更漂亮，这就是“奇情”。
十年前，我看过一场《小英雄》的电视剧，描写毕佛的父亲，一天收到老情人的电话，说要路过此镇。此镇正是他们当年旧游之地，如今男婚女嫁，颇思旧梦重温，于是相约一见。不料那天到来，两人却阴错阳差，老是碰不到：他到甲处，她竟刚离开；她到乙处，他又方才走。最后交错了一下午，也缘悭一面。到了晚上，他收到老情人留下的一封信，大意说，虽没碰到，她却一下午把旧游之地一一重临，见景生情，有不少美的回忆。最后转念一想，忽然觉得，两人如果不再鸳梦重温，永远保留“记得当时年纪小”的印象，岂不更好？于是她留书而去，走了。从“俗情”观点看，大家好了一回，情缘未了，见个一面，乃情所必至，理所当然，怎能不见？可是从智达派的唯美主义观点看，却不见更好，“相见争如不见”更好，不见更美、更要得、更漂亮，这就是“奇情”。
“奇情”论者的价值判断，是绝世的，是独立的，它对得失的衡量与鉴定，与“俗情”标准不同。“俗情”的标准是“尽”字，“奇情”标准却是“舍”字。“尽”是一切事情都随波逐流的做，做到胃口倒尽、感情用光、你烦死我、我烦死你为止，一切都“赶尽杀绝”的干法，不留余地，也不留余情。市井小民在男女情变或婚姻破裂时候，最容易犯缺乏节制的“尽”字，最后经常是和平开始、战争结束，“赶尽杀绝”，一切反目相向，丑八怪已极、不漂亮已极。这是“俗情”标准。
相对的，“奇情”标准却高竿得多，因为它能“舍”。“舍”是一种智慧、达观、艺术、决断的结合，它的特色之一是常把“进行式”转变成“过去式”，它常在“俗情”标准的中点上，做为终点，在“看起来还没完”的节骨眼上，戛然而止，宣告完了。“舍”是速决、是早退、是慧剑斩情、是壮士断臂、是为而不有、是功成弗居、是浓抹处淡妆、是无情处有情。……
介之推不言禄，是一种“舍”；鲁仲连不受酬，是一种“舍”，以他们的功德，“言禄”“受酬”按“俗情”标准，也是应该的，可是按“奇情”标准，他们进一步表现了“舍”却是神来之笔、点睛之妙，益见其高。
在人类历史上，有太多太多“舍”得动人的奇情故事，我最欣赏的一个，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唐太宗是历史上最有“奇情”气质的英雄人物，柔情侠骨，一应俱全。在打天下的政治斗争中，当然他有和人一样的霹雳手段，但在这些政治性的“俗情”以外，他有许多“奇情”，使江山多彩，为人类增辉。在打朝鲜那一次，他因补给困难，必须退兵，退兵前，却送礼物给敌人，表示对他们守城不降的欣赏，这种对敌人的心胸，绝不是小鼻子小眼的现代政治人物干得出来的！
唐太宗这种“奇情”，最精彩一次，是表现在他对“朋友变成敌人”的心胸上。唐太宗肝胆照人，成功的一大本领是大度“化敌为友”，在群雄并起中，一统天下。天下一统后，他为了特别感谢杜如晦、魏徵、房玄龄、李靖、李勣、秦叔宝、侯君集等二十四位功臣，叫阎立本为他们一一画像，挂在凌烟阁。表示崇德报功，不忘革命情感。不料后来侯君集造了反，被抓住，依法非杀头不可，唐太宗对这位“朋友变敌人”的老同志，非常痛苦。他哭了，他哭著向侯君集说：你造了反，非杀你不可，但你是我老同志，我不能不想起你、怀念你，我再上凌烟阁，看到你的画像，教我情何以堪？你死了，“吾为卿，不复上凌烟阁矣！”（我为了你，再也不上凌烟阁了！）
这种心胸，也绝不是小鼻子小眼的现代政治人物干得出来的！——他们对凌烟阁，怎么也“舍”不得！
现代小鼻子小眼的政治人物，他们实在俗不可耐，毫无趣味，不但做他们朋友没趣味，甚至做他们的敌人都没趣味，他们连做敌人都不够料。他们今天跟你是“亲密战友”，明天就把你从百科全书或机关刊物中挖出来，一桶黑漆，把你革命勋业全部抹杀，打成“敌我矛盾”，于是，你变成了“懦夫”、变成了“叛徒”、变成了“汉奸”、变成了“大骗子”、变成了“脱离革命队伍的反对派”，……你变得一无是处，你的功绩全不提了，天下变成他们打的，你若有画像在凌烟阁里，早就拉下来，撕毁、斗臭。天下是他们的了！什么？你是二十四分之一？笑话！滚！
以理想主义起义的人，最后抛弃理想不谈，反倒连事实都抹杀，见权力起意，这是现代人物最大的“俗情”、最大的反“奇情”的悲剧。
我清楚知道，随著时代的“进步”，早年人类的一些动人品质，已经花果飘零、消磨将尽。但对我来说，我仍忍不住一种内心的呐喊，使我在俗不可耐的现代，追寻“今之古人”。
暮色苍茫、苍茫，又苍茫。我失望。
《中国时报》1979年11月3日
美人的死和英雄的死
这几天报上一再征求意见，问楚霸王项羽的造型该是什么模样？是英武小生呢？还是粗犷的大花脸？台北市“戏剧季”来了，要答案。这次楚霸王的戏叫《楚汉风云》，是十九年前一位戏剧界的老前辈编的，老前辈实在不怎么样，所以编的剧也就实在不怎么样。剧中人有许多实在该怎么样的，老前辈都没使他们该怎么样。从突出主题来说，这是一个坏剧本。
这个剧本脱胎于京戏里的《霸王别姬》，京戏里的楚霸王戏，有《鸿门宴》、《取荥阳》、《霸王别姬》，其中以《霸王别姬》最叫座。但这出戏，像其他许多戏一样，总是对历史真相荒腔走板。京戏里演楚霸王同刘邦和谈后，率兵东归，刘邦不守信，叫韩信十面埋伏擒蛟龙。韩信使李左车诈降，楚霸王中计出战，结果垓下被围，四面楚歌。覆按历史真相，虽然有李左车这个人，可是并没有诈降诱敌的事，京戏里的布局，都是附会。
这次《楚汉风云》的剧本，附会更多。创作剧本，刻画历史人物，为了加强效果，可以想象，但想象要恰如其分，不能牛头不对马嘴，胡乱丑化古人。从历史真相上看，“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对秦国说来，楚霸王实在是革命党，虞姬也是革命党，他们革命，主题是明确的，岂可以胡乱涂抹他们，说什么几角恋爱、什么妓女不妓女？想象堕落到这种程度，自然十足是低级趣味、是胡闹。
楚霸王与虞姬的故事，最早记录在司马迁的《史记》里。司马迁欣赏楚霸王，他在中国第一史学名著中，为楚霸王写下《项羽本纪》。其中垓下（安徽灵壁县东南）之围，是这样描写的：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史记》中“歌数阕，美人和之”的内容，《楚汉春秋》的补充是：“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最后，在明知楚霸王必然一死的处境下，虞姬做了伟大的殉情——她先死了。她用自杀，先死给情人看。死亡，不算什么，我死给你看。
照《湖州名胜志》的说法，青铜江边青铜门石梁上，有一个手印，这个手印，就是楚霸王火中救美的遗迹。在革命的火光中，英雄美人，曾共生死。如今，火光已逝，虞姬不愿独生，不愿后死，她愿“先你而死”，来成全这一幕生死恋。她是美人，但她死得真英雄。
这美人的心事，在《霸王别姬》的一段戏词里，有部分描述——
自从我，随大王，东征西战，
受风霜，与劳碌，年复年年。
何日里，方得免，兵戈扰乱？
消却了，众百姓，困苦颠连。
这正是真的“虞美人”！司马光《资治通鉴》不提这个美人儿的事，这是很正常的：呆板顽固的老夫子们，又从何了解这种革命党出身的唯美气质、狂飙性格和浪漫情怀呢？
这种唯美气质、狂飙性格和浪漫情怀，每当我上下古今，看到类似的故事的时候，我就情随事迁，肃然起敬。日本战犯广田弘毅被判死刑前，他的夫人静子去探监，回来同儿女闲聊，谈到乃木大将夫妻的殉情，儿女们说乃木先死，静子说：“要是我，我愿意先死。”“有一个使爸爸快乐的方法。……”四天以后，她自杀了，她做了伟大的殉情——她先死了，她用自杀，先死给情人看。死亡，不算什么，我死给你看。
当1948年12月23日，广田弘毅以文人首相之尊，与六名军阀走上绞架的时候，他的表情是洒脱而从容的，他对花山法师说：“我好像再也没话好说了，真谢谢你。”最后，他像参加一场酒席一样的轻松死去，无挂无牵。
广田的死亡里有生命，因为静子给了他。
这种虞美人式的唯美气质、狂飙性格和浪漫情怀，它们的转型，可以到达令人难以思议的境界。伍子胥过昭关，江上渔父和溧阳女子都为了替他守密，一个自刎，一个跳河。在京戏《鼎盛春秋》里，有“多蒙渔父行方便，他为我投江实可怜：浣纱女，心好善，一饭之恩前世缘”的唱词，可见这种气质、性格和情怀的入世之深。京戏里另一出“窃符救赵”的故事，更是“惊知己于千古”的大手笔：魏国看城门的老头子侯赢，感于信陵君的知遇，出了窃虎符救赵国的妙计。信陵君出发前，邀侯赢一起去，侯赢说，我太老了，不能同你一起冒险，一起赴难，但我义不独生，预计你到达边境的时候，我会“北乡自刎以送公子”（面向北方，自杀来为你送行）。王维《夷门歌》歌颂侯赢——“非但慷慨献奇谋，意气兼将身命酬。望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写尽了这种伟大中国人的心事。这类动人的故事，远流出版社的《中国历史演义全集》太多了，血腥男女应该看，狗男女更该看。真正的中华儿女，不在经典之中：真正的中华儿女，正在这里！
虞美人式伟大的中华儿女，她是美人，有一个英雄的死；相对的，楚霸王，另一个伟大的中华儿女，他是英雄，却有一个美的死。在虞美人殉情以后，楚霸王带了八百名追随者突围南下。走到长江西岸的乌江（就是现在安徽和县东北的乌江浦），只剩下二十六骑，乌江亭长准备了小船，劝他到江东称王，楚霸王笑着说：“我当年带江东子弟八千人西征，如今谁也没生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也没脸见他们了；他们即使不说什么，我难道不问心有愧吗？”他把骑了五年的爱马，“不忍杀之”，送给了在危难中够朋友的亭长，改用步行，对付追兵。
最后，在乌江之岸，楚霸王被追兵一重一重的围住了。但他太凶悍了，包围的人，都不敢接近他。突然间，在重围里、在敌人中，他眼睛一亮，发现了一张熟面孔——吕马童。他对马童说：“若非吾故人乎？”（你不是我老朋友吗？）吕马童把脸转过去，不肯看他。楚霸王继续说：“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我听说刘邦买我脑袋，谁拿到赏谁一千斤黄金，封万户侯，我就做个人情送你吧！）就这样的，他自杀了。他用自杀，死给朋友看、死给敌人看。死亡，不算什么，我死给你看。
楚霸王二十四岁献身革命，死时三十一，比亚历山大大帝还少两岁。在短短三十一年中，他的作风就是战斗、战斗、战斗。他是一个“硬里子”的革命家，他不屑做机会主义者，革命战役中救赵那一次，从机会主义者的眼中，应该作壁上观，但楚霸王不肯，他要破釜沉舟，在“诸将皆从壁上观”的孤立中，以一当十，打出天下。他的天下这样得来，也这样失去。他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悲剧英雄，在政治的波谲云诡下，他英雄末路，做了美的死——他把头送给了敌人，为了敌人曾是他朋友。
如今，虞美人长眠定远荒塚，楚霸王饮恨乌江古渡，一切的楚河、一切的汉界，都在世棋起落之中，云散烟消，只留下这两场美人的死和英雄的死，给后人凭吊。“力拔山兮气盖世，……虞兮，虞兮，奈若何！”为英雄美人，我流泪。
《中国时报》1979年10月24日
郑成功真是大丈夫
香港中国通讯社福州4月8日电：“清明前后，五千多海内外郑氏后裔与乡亲祭扫民族英雄郑成功陵墓。坐落于福建省南安县水头镇山麓的民族英雄郑成功陵墓。今日祭扫的人流络绎不绝，海内外人士为之献花、培土、压青、描丹，缅怀其英雄业绩。公元一六六二年，郑成功挥师东征，驱逐荷兰侵略者，一举收复宝岛台湾。台湾人民为纪念他，将他当做神来尊奉，称郑成功为“开台始祖”、“开台圣王”“开山圣王”，并在台湾岛内建有五十多座供奉郑成功塑像的宫庙。”
这条电讯，又使我想起郑成功。台南郑成功祠有联曰：
赐国姓，家破君亡，永矢孤忠，创基业在山穷水尽；
复父书，词严义正，千秋大节，享俎豆于舜日尧天。
写出了郑成功的主要怀抱。但还不够。郑成功的伟大是：
第一、他能在山穷水尽时不屈服，是英雄。
第二、他能抛弃做知识分子以终老，他在孔庙“焚儒巾”，宣称不做知识分子了。
第三、他能大义灭亲。任他父亲被杀，也要坚守大义；他临死前要杀他儿子，也是为了大义。
第四、他能不搞台独。他比什么人都有资格搞台独。台湾是他用兵从荷兰人手里光复的，但他不肯守地自限。他要把台湾同大陆连在一起，——光荣的连在一起。最后他死了。他的敌人帮他完成了这心愿。敌人在肯定他的前提下，统一了台湾和中国。
1991年4月28日
遥想汉卿当年
在被囚五十五年以后，张学良（汉卿）先生终得垂老投美、远讬异国了。他在本月10日安抵旧金山。女儿与孙儿等都迎于机场。美联社照片传来，令我们一方面怀念学良今日，一方面遥想汉卿当年。
遥想汉卿当年，张少帅雄姿英发，为我们不立言教而立身教，清清楚楚的教出了两点：第一点是反独立、反东北独立；第二点是反独裁、反蒋介石独裁。关于前者，他的身教是东北易帜；关于后者，他的身教是西安事变。
东北本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在清朝垮台后，中央力量动摇，地方势力崛起，最后一网兜收者，就是张学良先生的父亲张作霖。张作霖虽是土匪军阀，但是爱国之殷，远在国民党之上，东北在他手里虽是一块肥肉，在日本等帝国主义者眼中虽也是一块肥肉，但他从不允许日本靠他把这块肥肉独立于中国之外。试看1932年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就有国际公论如下：“张作霖屡次对于北京政府，宣告独立，但此种宣告，并不表示张氏或满洲人民愿与中国分离；其军队之入关，不能与外兵侵略相比拟，实则不过参加内战耳。在一切战争及独立时期中，满洲仍完全为中国领土。张作霖虽不赞成国民党主义，但深盼中国之归于统一。其对于日俄两国利益范围之政策，证明若能将两国在该处之势力加以肃清，彼必为之。对于苏俄之利益范围，几乎告厥成功。并提倡建筑铁路政策，其结果即将南满铁路与其若干供给食料区域之联络切断。”张作霖在抵制苏俄帝国主义以后，在抵制日本帝国主义中“殉职”，于是，张学良接下了这一爱国作业。
根据当时协助张学良办外交的亲信王家桢的回忆，1928年6月日本军阀用野蛮手段炸死张作霖，原来是想造成混乱局势，浑水摸鱼，趁机进占东北，但是结果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它就改变策略，用拉拢的手段来鼓励张学良先生，阴谋诱使东北集团维持与国民党政权对立的局面，成为一个在日本控制下的独立王国，以实现其分化中国、宰割中国的阴谋。但张学良先生不为所动。从王家桢的回忆中，我们知道了张学良先生怎样在东邻日本的虎视下，做他使中国统一的狮吼。当时张学良先生有最好的搞“满独”（满洲独立）、“东北独”（东北独立）的条件，比今天搞台独小儿科者，不知条件要好到几万倍，可是他却毅然决然，要把东北不自外于中国。王家桢记录日本大员对张学良说：“我们这番劝告，不但是为了我们日本的特殊权益，也是为了张将军自身的利益打算。听说国民政府这帮人都有外国背景，手腕非常毒辣，和他们打交道，找不出什么好处来。况且张将军在东北是唯我独尊，和他们合流后，你还能有比现在的地位更好的地位吗？当然，你不必害怕他们，我们绝对支持你。”
王家桢又记录日本首相对他说：“张学良将军统治下的东北四省，幅员比德国和法国合起来还大，物产、气候也都比德、法两国不差。从各方面看，满洲都比我们日本得天独厚。张将军掌握政权以来，也很得到你们这帮人的辅助，政绩日见兴盛，真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具备了。现在我们就是不知道张将军的雄图壮志怎么样？张将军还是想投靠蒋介石，归顺国民政府，做一个地方政府的高官呢？还是想怀抱雄心壮志，大展鸿图，以独立自主的精神，自己创造一番事业呢？我们日本政府赞成张将军能够发抒宏伟大志，采取后一种办法，并且我可负全责声明，我们将全力支持他的这种事业。……王先生，你呢？你是一个年轻有识、大有前途的政治家，你不愿意轰轰烈烈做一番大事、当一个开国元勋吗？难道你就心安理得地永远做一个地方官的助手吗？”
对张学良、王家桢他们个人的荣华富贵而言、对跟蒋介石与虎谋皮绝无好下场这一判断而言，日本人的劝告并没说错，但是，为了中国统一，爱国者张学良却“心之所善，九死无悔”的不做“开国元勋”而做“地方官”，虽然最后落魄终老，被囚被骗得连“地方官”都不可得，但是，宿愿得偿，中国毕竟统一起来了。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晴天霹雳，在宣布东北易帜上国民政府电中，公然写道：“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在癸亥、甲子之际，先大元帅（指张作霖）赞助最早，提携合作，海内共知。自共党横施阴谋，流毒海内，不特中外皆为疾手，即中国国民党孙总理之主义亦几为之不彰。先大元帅发起讨赤之师，首先述明与中山先生合作历史，词旨恳切，专注反共，本无黩武之意，五月佳（九）日又有息事通电；临终复以力主和平、促成统一为嘱。苦心远虑，益复昭然。现在国府诸公反共清党，与此间宗旨相同，彼此使者往来，一切真相，更加明澈；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伏祈诸公不遗在远，时赐明教，无任盼祷。”就这样的，张学良不劳中央花费一枪一弹一兵一卒，就把“比德国和法国合起来还大”的东北这块肥肉，归给了祖国。
东北在地理上，介于日本、苏联两大帝国主义之间，东边北边隔黑龙江及乌苏里江与西伯利亚为邻，西边与外蒙古哦及察哈尔、热河接壤，东南边隔图们江及鸭绿江与韩国毗连，西南边在长春外附近与河北省相接，南临黄海及渤海。面积一百三十余万平方公里，大于日本之三倍、大于台湾三十六倍。境内有大小兴安岭及长白山诸大山脉及黑龙江、松花江、嫩江、图们江、鸭绿江、辽河等诸大河流，并有广漠的平原与良好的海港，凡农矿林畜水产等，无一不备，其中尤以铁煤、森林、大豆及电力资源，均冠于全中国，更比台湾不知要地大物博得多少了。张学良先生有这种大于台湾三十六倍的肥肉在手、有强大的东北军在内、有日本等帝国主义的支援在外，他都不为所动，毅然拒绝独立，而要促成祖国的统一，这种身教、这种智勇双全、这种光风霁月，岂不值得手无寸铁、内为孤岛、外乏奥援的台独分子想想吗？
至于张学良先生在西安事变上，以兵谏扣留蒋介石，以约束其独裁，更是耳熟能详的身教，此点也不多说了。
张学良先生日前接受访问，说自己胆大妄为、要干就干。其言虽属自嘲，但正因为他有北方之强、东北之强的这种勇敢豪迈，所以在日本林久治郎恫吓“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指青天白日旗）！”时，他就把东北易帜，挂给日本人看；在蒋介石恫吓不准违反内战革命之际，他就把领袖劫持，关给蒋介石看！张学良先生这种勇敢豪迈，所本无他，爱国情殷、眼光远大而已。不惧于日本压境、蒋介石压迫，挺身而起、奋身不顾，这是何等勇敢！挺身奋身而后，薄独立而不为、失自由而不悔，垂老复出，飘然而去，这是何等豪迈！
在台湾这小鼻子小眼睛地方，我们再也看不到像张学良先生这样的北方之强、东北之强了。遥想汉卿当年，我们真该怀念他！
1991年3月12日
至今犹忆李将军
唐朝高适《燕歌行》：“…….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争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这个李将军，是指李广，有的书说是指李牧，是错的。李广在历史上，以与匈奴作战闻名。但是，从博大的角度看，匈奴其实也是中国民族之一。当时汉朝与匈奴的作战，未尝不是同室操戈。这种同室操戈，有比它更明显易见的史例，那就是美国的南北战争。
照无知的柏杨在“南加州第一次文学座谈会”中的谈话，说“南北战争表面上是为了黑奴”、林肯“未出来当总统时，就决心解放黑奴”云云，这种柏杨式妙论，是与真的历史不合的。林肯在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就开宗明义说：“我没有意思，直接或间接地干涉国内现有的蓄奴制度。我相信我没有合法的权利那样做，而我也没有打算要那样做。”正相反的，林肯的解放文告，是南北战争后十八个月才出现的。摩理斯（RichardB.Morris）在《美国历史文献》（BasicDocumentsinAmericanHistory）中说，这文告事实上并没比国会业已制定有关这一问题的法律更进一步，只是增进了英国各工人阶层中偏袒美国北部的情绪而已。千古历史真相，不过如此；大历史家柏杨的历史程度，原来如此！——他在美国谈话出此洋相，真丢人丢到国外去了。
南北战争的基本原因在“南方独立”，南方要跟大陆脱离。林肯总统为了统一，因而同室操戈。当战争伊始，林肯邀请当时最出色的李上校（ColonelLee），也就是罗勃李（RobertE.Lee）来率领中央政府的军队，但是，罗勃李痛苦的辞谢了，他说他虽然反对分离、反对不必要的战争，但他是南方人，他不能率领军队，对我的亲戚、子女及家庭作战。我要回去和同乡一起受苦受难。于是，他回到了南方。
在“南方独立”的历程里，李上校变成了李将军。由于他的卓越领导，使南北战争延长了两三年。中央政府一直打不过他，直到第四年由格兰特（UlyssesGrant）将军出马，才把他打败。1864年4月9日，李将军向格兰特投降之日，李将军看上去像由雕画里走出的庄严战胜者，格兰特却像个卖猪的。
在李将军投降之日，中央政府军队中颇多喧哗，要加报复，但格兰特说：“反叛者现在又成为我们的同胞了。”而严加禁止。格兰特承林肯之命，在谈笑之间，以最宽大的条件，做了受降：李将军的将官仍可保留军械、兵士释放回家。第二天，李将军写了一封《第九号军令——向军队告别》，他告诉他们：“因我认为英勇与牺牲不能补偿继续作战所遭到的损失，才决定使战功彪炳受人敬爱的人不再做无谓的牺牲。”虽然李将军是败军之将，但是由于他的仁慈、勇敢、卓越与风度，他赢得了美国人的尊敬。“战后的李将军”（LeeAftertheWar）作者费施维克（MarshallW.Fishwick）总结说：“北方得胜，南方得李。”（TheNorthhadthevictory，buttheSouthhadRobertE.Lee.）可谓一语传神。
李将军解甲归田后五年间，直到死去，一直尽瘁于恢复南方的创伤，并敦促人民跟过去的敌人合作，因为敌人本是同胞。在教堂中歧视黑人的紧张时刻，他走过去，搂住黑人的肩，一同跪下祈祷。
搞“南方独立”的李将军，死去一百多年了，他的故事，值得搞台湾独立者的深沉思考。
1989年3月1日
只因没有长毛，不怕被戴红帽
海外人士或大陆人士或太空人士（简称“海”“陆”“空”人士），乍看到《千秋评论》《万岁评论》或郑南榕办的党外书刊，一定以为国民党统治下的言论自由可真宽呀！这些党外书刊批评起国民党来，竟可直接揪出蒋家三代，可见国民党是多么宽大呀！其实，不乍看而细看，就知道国民党一点也不宽大，事实上全没有什么宽大那回事。因为这些党外书刊虽然骂个痛快，无奈从进印刷厂开始，就在官方多路人马层层“五堵”“七堵”“八堵”中！国民党用尽了非法与下作的手段，使这些党外书刊不能检字、不能付排、不能印刷、不能摺纸、不能装订、不能打包、不能邮寄、不能货运、不能广告、不能上市，每期流传出来的，其实都是在被大量查抄下，躲躲藏藏、劫后余生的一些残货黑货而已！其遭遇之惨、处境之劣，甚至还不如“匪书”呢！此由地摊上小贩，有的敢陈列翻印的左派书刊卖，却不敢陈列这些党外书刊一事，可以思过半矣！
所以我绝不承认什么现今国民党狗忘记了吃屎，宽大起来了。看到他们每天动员多路人马查抄这些党外书刊的小家气来，他们其实比以前更不宽大呢！所以，“海”“陆”“空”人士看了《千秋》《万岁》等书而以为台湾有言论自由的，自属老天真或小天真无疑。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根本不是国民党宽大，而是台湾有李敖之流敢死队耳！有李敖之流敢做牢耳！有李敖之流敢毁家出书耳！（古话说“毁家纾难”，我们其实也正如此也！）有李敖之流敢不怕被戴红帽子耳！
多少年来，国民党处心积虑给我李敖戴帽子，可是就是难以戴上红帽子。原因无他，我来台湾时，年纪还不到十四岁，说我是共产党，殊嫌不伦；后来虽有了红卫兵，且我的年龄虽与红卫兵相当，但究竟人在台湾，如此罪名，仍嫌荒谬。我曾大言状语说粗话曰：“我李敖到台湾的时候，鸡巴还没长毛；如今毛都快白了。没长毛的时候，是小得做不成共产党；毛快白了的时候，是老得做不动共产党。所以，戴我红帽子，免了。”
国民党这回很宽大，他们抓我，的确“免了”红帽子，但给我一顶台独的帽子。我戴着台独的帽子做了多年大牢，直到今天，案底犹是台独分子，可是我至今不但不会说台湾话，甚至还听不懂台湾话，甚至还主张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但不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三民主义根本是一堆粗糙、空洞、又矛盾的声音，它能否统一了自己，都大有问题呢！）落伍如此，实在愧对国民党的“栽培”和真台独诸公的期望，真是不好意思之至！哈哈！
1986年1月23日不自由日写
谁要来台湾？
陈寅恪是“国宝”，是中国现代第一流的史学大师，1969年死在大陆，得年八十岁。
陈寅恪死后，国民党同路人且以陈寅恪亲友自命者，纷纷咬定了一个说法，说当年大陆失守前，陈寅恪本是要来台湾的，要来台湾自是表示愿意跟国民党这种反动政权走，这样一咬定，当然给国民党十足的面子，纵使陈寅恪没有来成，也无妨矣！
这种纷纷咬定，可举例如下：
1970年4月29日，梁嘉彬发表《陈寅恪师二三事》（《清华校友通讯》新三十二期），说：
寅师何以不来台湾，外间多有揣测之词。据弟所知，当大陆将全部沦陷时，寅师在广州有函，托友调查台湾房屋地价租钱，为准备来台之计，后以广州已沦陷未果。
1970年8月1日，毛子水发表《记陈寅恪先生》（《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二期），说：
大陆沦陷后，寅恪先生在岭南大学教书，颇想来台，但以不知道台湾生活情形，所以不敢动身。我当时听到他有意来台的消息，即想写信劝他来；因为不管怎样，在民主政治下，总比在共党政治下要好得多。由于素向的懒性，想而不做。若使当时我马上写信，寅恪来台的可能性较大。二十年来，我每想起这件事，便深自悔恨。
梁嘉彬说陈寅恪在“大陆将全部沦陷时”“为准备来台之计”，已不可信；（因为以他身份要来台湾，何须“托友调查台湾房屋地价租钱”？）毛子水说“大陆沦陷后”还“颇想来台”，则更属荒唐，简直把陈寅恪当成三头六臂的“反共义士”矣！
由于陈寅恪的政治立场根本是以厌恶国民党出名的，所以像梁嘉彬、毛子水这样子一口咬定，大家都会视为笑谈，没人能信。倒是另外一种咬定的，颇堪注意：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中，有这么一段：
又一日，余特去岭南大学访陈寅恪，询其此下之行止。适是日寅恪因事赴城，未获晤面，仅与其夫人小谈即别。后闻其夫人意欲避去台北；寅恪欲留粤，言辞争执，其夫人即一人独自去香港。幸有友人遇之九龙车站，坚邀其返。余闻此，乃知寅恪决意不离大陆，百忙中未再往访，遂于寅恪失此一面之缘。今闻寅恪因红卫兵之扰，竟作古人。每一念及，怅恨无已。
照钱穆的说法，陈寅恪“决意不离大陆”，是真的；但是陈夫人却是要跟国民党的。钱穆这种布局，到了钱穆学生余英时手里，就更滑稽了，余英时甚至说陈寅恪晚年写诗，诗中有想要来台湾的“密码”呢！这种“密码”式索隐解释，还有程靖宇可称一对。1979年11月，程靖宇发表《陈寅恪大师逝世的年月日与大量遗作的情况》（《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五期），竟说陈寅恪诗中“幸得梅花同一笑”的句子，乃是“想到中华民国之花为梅花”！这种妙解，真令国民党梅心怒放矣！
汪荣祖在《史家陈寅恪传》里，有这样一段：
钱穆先生《师友杂忆》中所记陈寅恪夫妇因赴台事起争执（见香港《中国人》月刊，1980年10月号页17），并非事实。陈氏家属、亲友、学生皆谓陈夫人唐晓莹与陈寅恪一样不愿入台，从未闻因此事而起争执。陈夫人确曾到香港，然系别事，故事毕即返广州。陈氏一家赴粤前在上海，胡适曾力劝赴台，夫妇二人都说不去，蒋天枢教授在场，可以为证。钱氏所记乃凭传闻，显然有误。若然，则余英时先生据此议论陈氏在《柳如是别传》中叹服陈夫人识见的弦外之音，便无着落。（见香港《明报》月刊，1983年2月号，页27）
汪荣祖的论证，是很公允的。钱穆、余英时师徒在谄事国民党之际，造陈寅恪的谣是很可耻的。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49条下有这样纪录：
春，在广州岭南大学。兼任中文历史两系教授，有《乙丑春元旦作时居康乐九家村》诗，有句云：“无端来作岭南人，朱桔黄蕉斗岁新。”所谓“康乐九家村”，岭南大学宿舍也。
初到广州时，助教黄如文，广州人，读古书资料给先生听及一般问答，皆用粤语，难尽通解。及北方解放，程曦到广州，接替黄如文。
程为先生在成都时燕大毕业学生。北方解放时逃广州，先生为位置于岭南大学中文系任助教。台湾伪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屡电催赴台，不往。
第七次交代底稿：“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
阳历五月二十八日上海解放。
可是陈寅恪不肯来台湾，是“坚决不去”的。国民党同路人一切一厢情愿的说法，从陈寅恪的亲口检证里，都不攻自破。
总结的说，陈寅恪不肯来台湾，他最后的心愿乃是如他自道的：“生为帝国之民，死作共产之鬼”，他是不屑来台湾的。——国民党同路人太肉麻啦！
1987年8月17日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他们只是一种气候，
像一阵阴天，
他们总要过去。
我们相信：
他们只是一股逆流，
在阳光下与大河旁，
没有他们的余地。
从任何因素判断，
他们没有理由长久，
他们的存在，
早不是天理，而是运气。
我们相信：
我们会等待到那一天，
我们会制造出那一天。
而我们，
不该是阴天的烈士，
或是
逆流的殉葬者。
我们不单是为唾弃他们而生，
我们有我们要做的事。
1967年8月14日天未明时
给书呆子上一课
我在《吐他一口痰》（《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二期《牛刀·警察·抓》）里，曾论断殷海光和他的学生们，我说：
我大学的时候，觉得殷海光还不错，可是现在看他的东西，觉得可以修改的地方颇多。不过，他的学生要赶上他的功力，至少还要一千年，像刘福增。至于陈鼓应，起码一千五百年，林毓生要两千年。
为什么我要这样论断他们呢？因为我早就感到：他们不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扎根，只搞方法学是不够的，我在《我的殷海光》（《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五期《霸王·骆马·人》）里，曾这样写着：
……张灏跑来找我说：“殷海光看了你的文章，想见见你。”张灏在历史系比我高两班，我认为他才气很弱，他是殷海光吸收及门弟子的前期人物，同殷海光关系不错。但他除了翻译外，写不出任何可登《自由中国》，如终是个喜K洋书的蛋头而已。殷海光责备胡适喜欢以人情的原因揄扬别人的学问，说得很对，但他自己却也犯这种毛病。殷海光吸收及门弟子，当时都是张灏型的，整天只会看洋书、谈方法学，但他们的知识基础太窄、货太少，所以充其量只会搭钢筋，没有水泥。殷海光自己也水泥不多，但他在大陆见多识广、文笔又好，所以能弥补不少“水泥缺货”，但他的及门弟子却比他差得太远、太远。这种情形殷海光自己是心里有数的，但他的及门弟子心里无数，所以他们在台大，颇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以优异学生自居。
殷门弟子这种不知天高地厚，以为会了方法学就一通百通，在实际遭遇困境的时候，就不得不发出哀鸣。1962年4月25日，国民党林毓生在美国，写信给“海光我师”，呜呜的说：
我最近读书，思想有一个新境界，愿意向您报告一下从前我对Methodology(方法论)有一项迷信，认为弄学问必先把方法搞好，这一方面固然是受了LogicalEmpiricism(逻辑经验论)的影响，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看到“新亚书院型”的糊涂虫因为对方法学不了解，以致搞出自欺欺人的谬论的强烈action(反应)，事实上，事情并不是这么机械，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方法学如能学“完”，也并不能一定使人成为大学者。
殷海光看了这一段，批注“不谋而合版”，可见这种方法学的万能论，在几年以后，就发现是“迷信”的、是“机械”的、“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他们念了那么多年的书，才恍然大悟到这一浅显的真理！
刘福增还是书呆子
但是，尽管恍然大悟，殷门弟子受了才气所限，他们再在学海里挣扎，结果也不过乃尔。以最近张灏、林毓生拿国民党的钱，跑回台湾做演讲秀为例，讲来讲去，也不过是故弄玄虚、不知所云而已。他们的功力与成绩，二十四、五年下来，竟如此可怜，真教我们无法看得起了！
张灏、林毓生这种海外的书呆子不足论，再看看在台湾的书呆子吧：在台湾的殷门弟子中，刘福增是一位最力争上游的工作者。刘福增的文章，虽然比张灏、林毓生之流要超出“一千年”，但这种超出，只是就殷门排行榜而论，是不能跟第一流的思想家相比的，比起第一流的来，刘福增还是书呆子。
刘福增自从被邓维桢在《政治家》上大力提拔后，突然多产起来，每半月发表一堆意见，有的还算好，有的就很糟。不论是好是糟，他的基本结构都是以方法学挂帅的，他的每篇文字，都要来一番“细腻”得腻人的(A)(B)(C)(D)(E)，翻来覆去的下定义、做界说、来假定、弄演绎，用他阳春面的文章，描述个没完，非常讨厌。刘福增始终不知道，文章是不能这样作的。作文和盖房子一样，搭钢筋只是盖房子的一个过渡，房子盖好，钢筋是要被水泥灌住的、被粉刷盖住的，怎能把钢筋露在那儿？刘福增的文章，到处都是钢筋，到处都炫耀他的方法学，结果呢，他把暴露的钢筋当成装修的一部分，自然就闹笑话了。
竟为日本开脱
我举刘福增最新的一篇文章做例子：8月16日的《政治家》第五十三期上，刘福增忽然来了一篇《从日本政府修改史教科书风波论历史教科书的撰写》，里头为日本开脱说：
把“侵略”中国改为“进出”中国，冷静而严格的说，我们不能因此而说他们窜改历史，因为他们这样改以后虽然不再明白承认侵略，但也没有否认侵略，我们可把“进出”这个不带价值判断的字眼解释为侵略。而如果历史事实真的显示是侵略的话，我们这种解释是对的。
请看这叫什么话！这叫什么方法学！日本“侵略”中国，早就没有“如果”了，这种真相，早在国际联合会十九国委员会通过的《李顿报告》(LyttonReport)中，就确定在案了。《李顿报告》是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这种五十年前就已确定的历史事实与用语，今天再做没有“有力的新证据”的翻案，这不是窜改，又是什么呢？刘福增说：
假如现在有一个历史事实公认是这样这样。现在，假如我们没有拿出什么有力的新证据，而主张说这个历史事实不是这样这样，而是那样那样，我们便窜改历史。
请问刘福增，五十年来，你和你的日本人，“拿出什么有力的新证据”来推翻“公认”的历史事实来了吗？没有！显然没有！既然没有，这不是“窜改”，又是什么呢？
“淡化”就是“窜改”的一种
刘福增知识基础太窄、货太少，没读过《李顿报告》等历史文献，也许可以原谅，但没读历史却信笔乱谈，这就是你的方法学吗？天下可有这种武断的、抹杀事实的方法学吗？刘福增耍嘴皮子，赞成以“进出”来代替“不带价值判断的字眼”，但“侵略”难道不是描述事实吗？照刘福增这样“冷静而严格”，日本就没有“侵略”，只有在中国领土上“进出”了；日本军人就没有“强奸”，只有在中国妇女身上“进出”了。这种咬文嚼字，又证明了什么？难道历史事实可以用“没有价值判断的字眼”抹杀吗？如果这样咬文嚼字，你“刘福增”里“福增”两个字，就是十足“带价值判断的字眼”，你是不是该“冷静而严格”的改一改呢？刘福增说：
他们并不是要窜改什么历史。他们只是想“淡化”日军过去的恶行，而使年轻人“淡化”祖宗的错误。
请问刘福增：这就是你搞方法学的态度吗？在方法学上，历史事实只问真假，不问浓淡，如果蓄意把历史事实“淡化”，显然就是不尊重客观事实。不尊重客观事实，在描述上动手脚，就是窜改历史的一种。窜改历史，现代人的花样可太多了，刘福增说一个皇帝在位五年，改成十五年是窜改，其实天下没有这样笨的御用历史家！御用历史家窜改历史，手法是“冷静而严格”的、是披着“学术”的外衣的、是打着“科学方法”的旗号的、是靠受害国的汉奸学者来呼应、来护航的。刘福增故意把“窜改”扣上他下的紧身定义，这是完全别有用心的，我不得不予以拆穿、给以警告。
漫无心肝的胡说八道
刘福增更为日本开脱的方法学，还在后头呢！他居然还帮着在“南京大屠杀”上做翻案！刘福增说：
同样，我们来看一下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修订。
某教授写的检定前的原稿是：
占领南京之际，日本军杀害了多数的中国军民，并且对妇女强暴、掠夺、放火，由南京大屠杀而引起国际上的谴责。据说，中国人牺牲的数字达到二十万人以上。
文部省调查官说：“此一事件是在混乱中所引起，没有办法区别战斗行为，被杀的人数不详。”结果，原稿做了下面的修改：
占领南京之际，混乱中，日本军杀害了多数的中国军民，被称为南京大屠杀，而受到国际间的责难。
刘福增为日本人做了布局后，接着说：
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这是事实。但我怀疑有人能够把杀害的人数，正确地统计出来。现在历史文件上所写的人数，我想，都是猜的。我想，所谓二十万人以上，也是猜的。把猜的部分删掉，没有什么好深究的。
这些字，是我有生以来，所看到的最浑蛋的一段话。它充分显示了刘福增这种大学教授的无知，和强不知以为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在大屠杀当时，日本《读卖新闻》（1937年12月12日）就以《如潮水般杀到南京城内》做标题，展开毫不掩饰的描述。中国人民的被屠杀、中国妇女的被奸杀，外国种种纪录，早见于英国曼彻斯德报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y）的《日本暴行纪实》、美国教授史迈士（LewisS.C.Smythe）的《南京战祸写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极东国际军事裁判判决速纪录》、狄克·威尔逊（DickWilson）的《两虎相争》，和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的《南京事件》等书里；中国种种纪录，早见于郭岐的《南京大屠杀》、蒋公彀的《陷京三月记》等书里；国际难民委员会组成的南京区档案中和红十字会掩埋尸体的纪录中，以及中国官方的文件中（如战犯法庭的谷寿夫死刑判决书等），都有纪录。统计说明是“屠杀最惨厉的时期为12月12日至同月21日，被害人总数达三十万以上！”
刘福增没读过历史文献，又信笔乱谈，竟说死的人数“我想，都是猜的。我想，所谓二十万人以上，也是猜的。”“没有什么好深究的。”这不是漫无心肝的胡说八道吗？放着历史文献不去查，而去“我想”；不以历史文献做根据，而以“我想”做根据，这又是什么客观、什么方法学呢？
人头掷地有声
日本人窜改历史，把杀了三十万人“淡化”成“人数不详”、“淡化”成“多数的中国军民”；刘福增意犹未足，只承认“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其他“都是猜的”、“也是猜的”，这不是十足的曲学阿日的论调吗？知识分子堕落到这一地步，岂不太可耻、太可恶了吗？
显然的，刘福增在用方法学的障眼法，用来搅乱“如潮水般杀到南京城内”的野蛮行径，用来混淆视听。他说他“怀疑有人能够把杀害的人数，正确地统计出来”，否则他就只承认“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但是，请问刘福增：二次大战德国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是不是也要比照处理？若照刘福增的方法学，没有统计清单，就“都是猜的”，那么事实上少了六百万人，他们都到哪儿去了？在战乱中，准确的统计数字或许有小的出入，但是涉及三十万人的屠杀、六百万人的失踪，就不是小的出入，就不能用“人数不详”、“多数”、“很多”等来含糊带过，除非刘福增和他的日本人“拿出什么有力的新证据”来推翻中国官方“被害人总数达三十万以上”的统计，否则就不能说这种官方统计是“猜”的。若说官方这种统计不够科学，那么你刘福增的“我想”“杀害了很多”的描述，又够科学吗？这是哪一国的科学呢？大概只有日本人有这种轻描淡写的科学吧？
战争中杀个百八人，杀个千百人，可能勉强用“人数不详”、“多数”、“很多”含糊过去，但是杀了三十万、六百万、就是旷古绝伦的大残暴行为了，这样的行为出现了，再予以“淡化”、予以用含糊语句轻描淡写，这不是别有居心，又是什么呢？
在刘福增这篇媚日的大作发表后第六天，美联社东京21日电讯说：
大约四百名日本民众与学生今天在日本文部省附近举行一项和平示威，他们称，自日本窜改历史教科书争论于一个月前表面化以来，这是首次的公开抗议集会。
据主办者表示，这项抗议由八个团体组织而成，其中包括“教科书问题国民协会”及“亚洲妇女协会”。
东京都大学的山位教授批评文部省处理此事失当。
看吧！连日本人中有心肝的，都承认日本在“窜改”历史；连日本人中有心肝的教授，都承认日本人的不对，可是我们的中国《政治家》杂志发行人邓维贤，却说“刘教授的“异议”掷地有声。刘教授的分析和说理，清晰而细致“！对比起来，邓维贤和他的刘教授，可真是一对媚日的活宝了！连有心肝的日本人，自己都不甘自媚，在日本国外，竟冒出邓维贤和刘福增来拍马屁，这真太不成体统了！
邓维贤和刘福增都是我的朋友，但我无法坐视他们这样莫名其妙下去，我必须写出我的抨击和警告。我认为：邓给贤犯了这样大错误，实在不配一个人办杂志了，实在该成立一个真的编辑委员会，来集思广益，补救自己的偏枯；刘福增和他的方法学，实在也该有所收敛了：要深刻觉悟到不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扎根，只搞方法学是不够的。——两个书呆子论政，论到千万人头落地听不见，反倒自吹文章“掷地有声”，这样的笑话，可真不能再闹了！
1982年8月22日
给书呆子重修一课
我在《暗杀·大腿·抱》（《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四期）里，发表了一篇《给书呆子上一课》，我提出殷门弟子中海内外书呆子的无知和错误，其中特别批评了刘福增的媚日论，最后说：
邓维贤和刘福增都是我的朋友，但我无法坐视他们这样莫名其妙下去，我必须写出我的抨击和警告。我认为：邓给贤犯了这样大错误，实在不配一个人办杂志了，实在该成立一个真的编辑委员会，来集思广益，补救自己的偏枯；刘福增和他的方法学，实在也该有所收敛了：要深刻觉悟到不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扎根，只搞方法学是不够的。——两个书呆子论政，论到千万人头落地听不见，反倒自吹文章“掷地有声”，这样的笑话，可真不能再闹了！
刘福增看了我的文章后，在10月16日的《政治家》上，发表《给李敖补一课》，全新拷贝的又一次告诉我们他是多么混。因为指出他的无知和错误有施教作用，我想我还是痛斥他一顿，以给所有的书呆子当头棒喝。
知识上的“下愚”
中国古话说惟“上智”与“下愚”最难移，意思是最聪明的与最笨的你最难改变他。知识分子在一般的印象中接近“上智”，但是这个岛的知识分子都无法这样接近，他们实际是知识上的“下愚”——他们除了跟着国民党一块儿呼吸外，“整体的学问”学得是鸦鸦乌的，然后就靠“本行的学问”那点讲义和心得，在学界里霸占码头，做终身职万年教授。像戴高乐看不起所有的法国第四共和的政客一样，我看不起所有的这个岛上的高等知识分子。
我这里所说“整体的学问”和“本行的学问”，是有很大不同的。“整体的学问”是博，是知道somethingofeverything，“本行的学问”是精，是知道everythingofsomething，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是，当他们靠着“本行的学问”取得敲门砖以后，就往往志得意满，以为什么都可以发言了。于是，在座谈会上、在演讲会上、在专栏上、在访问上，我们就看到太多太多的知识分子，一一抛头露面，在做本行以外的胡说八道。这些人，他们以为有了“本行的学问”，就可以捞过界，大谈“整体的学问”。其实他们错了，他们自不量力，最后闹出来的，就是刘福增式的笑话。看了刘福增的媚日文字，我们发现，这种大学教授，竟对本行以外的学问如此无知，竟对基本的历史与常识如此强不知以为知，这种人，居然还要离开教室，用半月一次的专栏赚外快，他不迟早闹出笑话来，那才怪事呢！
刘福增是我的老同学，今年7月13日，他还跑到我家来，同我两个人吃饭；7月29日，陈宏正请客，饭后我和邓维桢、刘福增三个人又谈了一次。多少年来我一直认为刘福增是书呆子，这两次谈话，更使我感慨他呆得可怕。邓维桢目击了我和刘福增的谈话，9月7日写信给我，说：
碰到刘福增，总要和他辩论一番。我觉得他一定在思考问题的某些关键上有障碍。等找出障碍之后，好好向他说明，他是“讲理”的，应该能说服他。（他当然要说我有障碍！）
邓维桢如看了刘福增这篇《给李敖补一课》，我想他再也不会相信刘福增是可以“讲理”、可以“说服”的了。
为什么呢？因为刘福增这篇《给李敖补一课》，通篇缠来来去，都是一个搬弄名词的戏法而已，并无实质的见地。我下面举一些例证，给大家见识见识。
刘福增的媚日原文说：
把“侵略”中国改写为“进出”中国，冷静而严格的说，我们不能因此而说他们窜改历史，因为他们这样改以后虽然不再明白承认侵略，但也没有否认侵略，我们可把“进出”这个不带价值判断的字眼解释为侵略。而如果历史事实真的显示是侵略的话，我们这种解释是对的。
我在《给书呆子上一课》中批评他说：
刘福增耍嘴皮子，赞成以“进出”来代替“不带价值判断的字眼”，但“侵略”难道不是描述事实吗？照刘福增这样“冷静而严格”，日本就没有“侵略”，只有在中国领土上“进出”了；日本军人就没有“强奸”，只有在中国妇女身上“进出”了。这种咬文嚼字，又证明了什么？难道历史事实可以用“没有价值判断的字眼”抹杀吗？如果这样咬文嚼字，你“刘福增”里“福增”两个字，就是十足“带价值判断的字眼”，你是不是该“冷静而严格”的改一改呢？
我这篇文字里，已经明白点评刘福增的毛病在“耍嘴皮子”、在“咬文嚼字”，这种关键的毛病，刘福增在答复我的文字里，不但不能反省，反倒犯得更严重，他说：
李敖不懂日文“进出”的意义。
“侵略”（aggression）一词有好几方面的重要意义。但在我们这项讨论中，注意下述一个意义就够了。那就是，所谓侵略，是指一国使用武装部队，对抗另一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注意在这个定义中，被定义端（即“侵略”）的意味并不和定义端的完全一样。在许多场合，当我们使用“侵略”一词时，在道德和公议上带有“非难”的意思。但在同一场合如使用上述定义端去取代“侵略”一词时，就没有非难的意思。所以，“侵略”一词，不是纯描述的，而是带有价值判断的。①
李敖跟许多不懂日文的一样，望文生义，以为日文中“进出”一词，就好像我们平常在家庭或在咖啡厅“进进出出”的意思。殊不知，在日文，“进出”的一个重要意义是“进军”、“出兵”（marchout）。当一国未被另一国允许而在另一国领土上进军时，当然是“侵略”。因此，我说：“把“侵略”中国改为“进出”中国，冷静而严格的说，我们不能因此而说他们窜改历史，因为他们这样改以后，虽然不再明白承认侵略，但也没有否认侵略。”现在，我应该更明白指出的，他们（日本文部省）不但没有否认侵略，而且在使用比较不自伤的文字下，完全承认侵略。我现在再举一个例子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现在假定有一个男士叫余大德，有一个女士叫苏菲亚罗兰（我无意用着两个名字影射任何人）。在《余大德自传》（任何一个人的自传，都可以视为人类撰写的历史的一部分）上，曾有这么一段话：“1919年冬天，我在冰岛上曾强奸了苏菲亚罗兰。”后来，余大德的子孙觉得这段话使他们给世人的形象不好，他们有的当了牧师、有的当了部长、有的当了大学教授。于是，他们建议余大德在《余大德自传》修订再版时，要改写这一段话。现在假定余大德在这本自传再版时把这一段话改写为：“1919年冬天，我在冰岛上曾用迷幻药使苏菲亚罗兰不能抗拒，而和她发生肉体关系。”
我现在请问李敖，余大德这样改写，有没有“窜改”历史？有没有否认他以前明白承认过的强奸了苏菲亚罗兰？都没有。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我们刑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对于妇女以强暴、胁迫、药剂、催眠术或他法，致使不能抗拒而奸淫之者，为强奸罪。”余大德上述改写过的话中，虽然不再明白使用“强奸”一词，但还完全承认强奸行为的充分条件。人只要认他做了某种行为的充分条件，他用什么样的语言和用词来承认，这是他的自由，我们没有什么好苛责的。
刘福增的“耍嘴皮子”、“咬文嚼字”，这就是一个典型。但是，“耍嘴皮子”、“咬文嚼字”究竟证明了什么？只是更见其短而已，因为——
第一大错——不该漏掉“未经中国允许”字样
刘福增强作解人，给“进出”先下一个紧身定义，说“李敖跟许多不懂日文的一样，望文生义，以为日文中“进出”一词，就好像我们平常在家庭或在咖啡厅“进进出出”的意思。殊不知，在日文，“进出”的一个重要意义是“进军”、“出兵”（marchout）。因此，“进出”乃是“进军”。既然是“进军”，“当一国未被另一国允许而在另一国领土上进军时，当然是“侵略”。”现在，请问刘福增：姑照你的紧身定义，既然用“进出”代替“侵略”，但这“进出”两个字，又如何表示出“一国未被另一国允许而在另一国领土上进军”呢？你和你的日本人，在用这种字眼的时候，有没有加上“未得中国允许”而“进出”的充分条件呢？显然没有！既然没有加上“未得中国允许”的充分条件，只能用光秃秃的“进出”两个字，岂不就把侵略事实给窜改掉了吗？由此可见，除非用的是“未得中国允许而进出”的表达法，否则无法与“侵略”相当，自然不是“在使用比较不自伤的文字下，完全承认侵略”了。刘福增瞒天过海，说：“把‘侵略’中国改为‘进出’中国，冷静而严格的说，我们不能因此而说他们窜改历史。”他全错了，除非用“未经中国允许而进出”的字样，单用“进出”，绝对构成窜改历史。刘福增的方法学，经过分析，原形毕露了！
第二大错——不该强奸苏菲亚罗兰
刘福增用余大德强奸苏菲亚罗兰的例子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这是他另一种瞒天过海的方法学。因为，余大德用“曾用迷幻药使苏菲亚罗兰不能抗拒，而和她发生肉体关系”的表达法代替“强奸”，正如刘福增所说：“虽然不再明白使用‘强奸’一词，但还完全承认强奸行为的充分条件。人只要认他做了某种行为的充分条件，他用什么样的语言和用词来承认，这是他的自由，我们没有什么好苛责他的。”为什么不苛责他呢？因为他写出了充分条件，所以“用迷幻药使苏菲亚罗兰不能抗拒，而和她发生肉体关系”，可代替“强奸”来表达，但是“进出”却不能代替“侵略”来表达，而要予以“苛责”，为什么呢？充分条件——“未得中国允许”——被暗中动了手脚删去之故也！用公式表示，两者关系是:
1.“用迷幻药……使不能抗拒……发生肉体关系”=“强奸”
2.“进出”≠“侵略”（“未得中国允许而进出”=“侵略”）
所以，刘福增又全错了，他用余大德强奸苏菲亚罗兰来做障眼法，做的却比拟不伦。——他弄出个强奸案来解围，结果围未解，害得苏菲亚罗兰为书呆子枉被强迫“进出”一次。可怜的苏菲亚罗兰，他妈的倒霉倒到台湾来了！
第三大错——不该把中文当日文
我说刘福增“耍嘴皮子”、“咬文嚼字”，由他给“进出”做紧身定义一事，又充足得到证明。刘福增说“进出”当照日文“另一重要意义”（进军）来解释，“李敖不懂日文‘进出’的意义”。不错，我的日文和我的德文、法文一样，如今都荒疏了。但是，根据我残余的日文程度，我知道日文“进出”在字源上，的确与中文“进出”少异，我试举一些侵略意味的例子：
侵略しんりやく侵略
袭击しんりやく袭击
侵入しんりやく侵入
榨取しんりやく榨取
强夺しんりやく强夺
这些例子，显示了日文“进出”与中文“进出”并无基本上的不得的歧异，是相通的，不必“耍嘴皮子”、“咬文嚼字”的，不必另来“另一个重要意义”的。何况，既然刘福增在他的中文中，明明白白写的是“把‘侵略’中国改为‘进出’中国”，又没声明“进出”两字是日文，不是中文，当然我们就不当日文看，也不当“另一个重要意义”解释了。否则的话，没声明是日文，就要日文解释，岂不真是汉奸了？岂不真的血管里流的是大和民族的血液了？刘福增若说日文“进出”的意思不是中文“进出”的意思，他自己的文字中就必须声明在先，因为日文中纯用汉字但字面上必须日文解释的，太多了，太多了，例如：
子供游园地——儿童乐园子供服——童装
子供用寝台——儿童用牀披露宴——结婚喜酒
月见草——夜来香朝颜——牵牛花
青大将——黄鴒蛇七面鸟——火鸡
太公望——钓鱼的常时寄稿家——专栏作家
日曜作家——业余作家蛇口——龙头
虫眼镜——放大镜太阳族映画——太保片
交番——交通警察片道切符——单程票
往复切符——来回票受付系——接待员
改扎系——剪票员待合室——候车室
何物车——行李车案内所——服务台
滑走路——跑道直行便——直达班机
格纳库——机库日付变更线——国际日界线
宇宙游泳——太空漫步配达不能邮便——死信
小切手——支票记念切手——记念邮票
取缔役——总经理取缔役社长——常务董事
电话交换手——接线生青色申告——蓝色申报
利子步合——利率振替口座——划拨账户
邮便为替——邮政汇票电报为替——电汇
配当金——股息魅力株——热门股
别料金——特别费立人禁止——禁止入内
本箱——书橱勉强机——书桌
古本屋——旧书店鸭——冤大头
几帐面——严肃有顶天——得意忘形
上面这些随手列举的，都是用中国字、说日本话，都必须特别解释，我们才懂日本人说的是什么。“进出”二字显然没有那么大的歧义，也没经刘福增声明在先是日文，如今却又以“耍嘴皮子”、“咬文嚼字”来做障眼法，这不是故弄玄虚吗？
刘福增整篇文字，都不外是诸如此类的“耍嘴皮子”、“咬文嚼字”的障眼法，全无新义。我一眼就看到这一重点，予以拆穿、予以点破、予以抽样驳倒，其他枝节也就不足论了，我也不屑再驳了。
从刘福增这种书呆子的缠夹中，我想起《展望》（TheOutlook）总编辑艾勃特（LymanAbbott）自传中记他父亲的谈话：“自古以来，凡在哲学上和神学上的争论，十分之九都是名词之争。”艾勃特接着说：“我父亲的话是对的。但我年纪愈大，愈感到他老人家的算术还有点儿小错。——剩下的那十分之一，其实也还是名词之争。”为什么书呆子老是做“名词之争”呢？原因无他，因为他们“知识基础太窄、货太少”。结果只能坐井观逻辑之天、闭门造方法之车，结果就闹出刘福增式的大笑话来。刘福增在媚日原文里说：“历史文件上所写的人数，我想，都是猜的。我想，所谓二十万人以上，也是猜的。把猜的部分删掉，没有什么好深究的。”经我举出许多历史文献，给他上课后，他丝毫不能推翻历史文献的纪录，他能做的，只是可厌的“名词之争”，这不是无聊吗？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寻求真理与真相，而不是用知识来替日本人掩饰真理与真相，强词夺理，说“进出”不是“侵略”、说“修改”不是“窜改”、说“理论性知识”不是“传记文学式知识”，又能证明什么呢？尤瑞斯（LeonUris）在《女王第七法庭》（QBⅦ）里，记那集中营被纳粹医生强割卵巢的劫后余生女人说：她无法确实指认哪个医生割了她的卵巢，但她知道，她的卵巢不见了。日本侵略的问题、南京大屠杀的问题，就是同类的问题。这种问题，是事实问题，不是辩论问题。事实是什么，你再舌灿莲花说没有也没有用，绝不因刘福增和他的日本人“科学方法”后就不再存在、就“没有什么好深究的”。在南京被日本人砍杀奸杀的千千万万中国骷髅，他们在落日光中、在雨花台下、在“以德报怨”声里、在“没有什么好追究的”学术论文内，他们会不会死得瞑目，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我李敖绝不瞑目。我一息尚存，我一定要争出个是非、争出真理与真相，我绝不坐视，我一定要挺身出来讲话。写到这里，我觉得我已经答复了邓维桢的感觉了：刘福增的确“在思考问题的某些关键上有障碍”，这个障碍不是别的，就是书呆子的不通人情也不通物情，他们只知在“本行的学问”上过瘾，做“拟似演绎”（pseudo-deductive），结果谈了半生“理论性知识”，却变成既不“讲理”又不能被“说服”的理论怪物，整天犯的毛病，竟一一都是逻辑的、方法学的。刘福增说“李敖有反逻辑反方法学的情绪”，他错了，我没有反逻辑与反方法学，我反的是书呆子的逻辑和书呆子的方法学，逻辑和方法学在书呆子的“进出”下，已经被他们亵渎得不成样子，已经变成支持他们宣扬伪学、帮助日本人的工具，变成他们“耍嘴皮子”、“咬文嚼字”的障眼法，读书读到这种地步，也真太可悲了；知识分子败坏到这副德行，也真太可耻了！
1982年10月20日
①刘福增总该知道他的逻辑和科学方法外，还有别的“理论性知识”，比如说《国际法》等等是也。“侵略”的用字，明见于《国际法》中，照刘福增的胡闹，《国际法》用“侵略”字眼也是“带价值判断”的了，也该统统修改为“进出”了。这不但强奸苏菲亚罗兰之不足，还要强奸《国际法》了！
帮李远哲复习一课
近七个月前，1991年7月29日，《新新闻周刊》刊出《实验室里当大师总统府内做国师》一文，是“独家深度专访诺贝尔级国策顾问李远哲”的对话纪录。其中有几段问答，最引起我的注意：
问：你的成长过程似乎并没有让你有过重大的挫折？
答：这句话大概并不是很对。我小时候刚好是二次大战的尾声，联军常常轰炸，我们常必须要跑到山上去。小学我读的是日本学校，我不会讲闽南语，所以后来转入公立学校，常受到同学的欺侮，这些事都让我印象深刻。
到了读中学时，我不愿意和大家同流合污，因为当时很多人用非常世俗的眼光看将来，认为毕业之后就要赚钱，我并不愿意接受学校教育给我的一切，我常常以怀疑的眼光看，我也不远矣接受很多传统庸俗的习惯。因为我不接受这种强制力，而想自己走出一条路，我的中学生活是很痛苦的。
那时候父母亲希望我当医生，因为在日剧时代日本政府不希望台湾人念法律、政治方面，所以很多功课好、能升学的台湾人子弟都上医学院，等战后医生在社会上地位高、生活也比较好，所以父母亲希望我当医生，好让以后能生活安逸，但我就不接受这种观念。所以你说我一辈子没有挫折，我想不太对，我没有接受传统的一切，也许反过来说，社会也许就没有接受我这个人。
问：我这个疑问是因为你一直很乐观，悲观的人大概不会没有挫折，有挫折才悲观，我是这样的联想。
答：我想有些乐观的人因为没有挫折，对很多事情乐观，我的乐观也许可说是磨炼出来的。
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看到社会上不好的事情，我常常会想，我应该可以和大人一样，如果让我来做一定做得更好。尤其在那个时候，我看很多《开明少年》杂志的文章，像《蓝色的毛毡》，所以我在思想上或许比较早熟。而这种早熟也是因为经过战乱，然后从日本学校转到公立学校，经过和同学打架等种种环境的变迁所影响的。我记得当年在新竹中学的同学，有很多都很早熟、很有理想，在高中有一位国文老师看到我们班上就说：“你们这一班，将来不是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大概就是大汉奸。”其中有两位同学我印象比较深，一位叫赖再兴，他在加拿大当物理学教授，他对整个社会的发展看得比较深刻，我们常常在一起讨论；另一位是姓欧的同学，他曾不幸被抓而且关了一年多。据说是因为他的一个朋友被抓，而这个朋友的日记中，提到他的名字，所以他也被抓。记得抓他的那一天，很多便衣和警察把学校围起来，然后校长带了警察就到教室．当时我们在上课，但他们就把他抓了，他一面哭着就跟他们走了，经过一年多才放出来，但是神经就有些错乱。
问：和你同一代的人，有些对于国民党政府到台湾来的表现感到失望，甚至于不愿意再认同它们，但对你来说，却想把它改变过来，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答：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看了《开明少年》中《蓝色的毛毡》这篇文章，虽然我当时年纪小，但至少我在心里上深深觉得社会是可以改造的。虽然，这篇文章描写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带来的变迁，那时的年轻人有不少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而我觉得社会主义有好的影响的一面，就是受到社会主义影响的人，很愿意为社会、为人群、为追求社会的合理性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问：这一篇《蓝色的毛毡》的文章，它给你很大的影响？
答：是的，这点很多年轻人恐怕不大能了解。我们这一代是生长在战乱时代，我们看到战争、看到联军的轰炸，我们也看到战后台湾回归祖国整个社会的变化，所以那时的年轻人对很多社会的变化，从日本的军国主义到学习三民主义自由、平等的观念。当时我记得在街上大家都唱《义勇军进行曲》，这些变化让我们印象很深刻，而且更深刻的在台湾回归祖国的怀抱之后，给我们第一个印象是，中国是东亚的病夫、是让人瞧不起的。所以也许你可以说是强烈的爱国主义吧！希望中国能变得富强。
问：从资料上我了解你小时候在家里是用日语交谈，而抗战胜利后因不会讲本地话，在小学里也曾遭到台湾同学的欺侮，你觉得这段经历对你日后对中国的认同有影响吗？
答：对整个国家、民族的事，是到我从日本小学转到公立学校之后才想得比较深刻。当时，有很多同学以为我是日本人就要打我，所以对民族的认知是更为深刻。
问：其间有什么令你印象深刻的不愉快经验吗？
答：因为当时我只会讲日语，不会讲闽南话，所以我到新竹国小的头几个月，有很多同学不接受我，他们以为我是日本人，或骂我是“三脚仔”。事实上，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父亲要我考日本学校我就考，考取了我就念，一直等我到公立学校之后才知道怎么回事，这段经验对我是有很大的影响。
记得当年我和两个堂兄弟，原来都念日本小学，后来一起转学，我的班上有五十个人，另外隔壁班也是五十个人，加起来有将近一百人在和我们三个作对。尤其，头两个月他们还要找我们打架，我们三个兄弟每天要面对一百个人，所以我们上学时，为了保卫自己，口袋里都装满了石头，准备随时和他们打架，这个日子并不好过。
我想，在台湾的读者，大概没有人比我更能了解李远哲以上对话的真义了。因为，他一再提到《蓝色的毛毯》（原文是“毛毯”，不是“毛毡”。李远哲分不清“毯”与“毡”字的读法与意义，故有错误）。那篇文章，我不但看过，并且还保存了四十四年，直到今天。这篇文章，我想包括李远哲自己，在台湾恐怕没人找得到了。一来是当时上海发行的《开明少年》月刊流传到这边很少；二来是在国民党的大力查禁政策下，《开明少年》早已因是禁书而被烧光了。四十四年来，有心并有能力保存它的人，除了李敖，大概也没第二人了。正因为《新新闻周刊》的访问者没看过、并且也找不到这篇《蓝色的毛毯》，李远哲本人也提供不出来他“小学五年级”的读物，因此在访问中，便呈现了虚问虚答，谈了半天《蓝色的毛毯》，但内容如何，如何影响了李远哲，便成了一团迷雾。
现在，我全文附刊我所收藏的《蓝色的毛毯》在下面。这篇文章登在1948年11月16日的《开明少年》第三十一期上，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原题《苏联泰伊克的传说》，“小俞译述”。
蓝色的毛毯
从前在俄国泰伊克地方，住着一个穷苦的农夫，名叫赖克汉。他没有土地，也没有水。他全部的财产只是一所破败的草屋和一张蓝色的毛毯。他在地主的田里工作，耕松土壤，栽种小麦。他每天只能用三块很小的面包和一瓶冷水，用来养活他自己、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小女儿。
虽然这样穷，赖克汉和他的家庭并不是不快乐的。到了晚上，他们就坐在草屋的门槛上，欣赏他们的蓝色毛毯。像这样的毯子，全村里找不到第二张。这张毯子上有蓝色的城市、绿色的花园、宝石似的天空，还有闪耀着的群星，编织得非常精美。赖克汉的母亲把这张毯子传给赖克汉，赖克汉的母亲是从她自己的母亲那儿得到这张毯子的。要找出这张毯子的来源，就得追溯到赖克汉的外祖母的祖母的祖母，那女人费去一生的精力织成了这张毯子。
她临死的时候曾经说：“爱护这张毯子吧，我的孩子们。它会给你们家里带来和平与快乐。”
赖克汉确是很爱护他的蓝色毛毯的。
有一天，地主听人说起这张毯子，就把赖克汉叫了来，对他说：“把你的毯子给我。”
赖克汉考虑了一下，回答道：“我为什么要把我的快乐给你？你并不需要它。所有的东西都属于你的，土地、水、羊群，全是你的。而我除了这张毯子以外，什么也没有。我不能把毯子给你。”
地主很生气的打发赖克汉走了。
从此以后，赖克汉带回家去的面包和水减少了，而且愈来愈少了。赖克汉的家庭被饥饿所困扰。
于是赖克汉的妻子拿起锄头，和丈夫一起到地主的田里工作。他们从黎明一直工作到黄昏，但是只能得到更少的面包。
赖克汉的小女儿也拿起铲子加入工作。可是地主虐待他们、侮辱他们，只把他的狗所吃剩的残食给他们吃。
他们唯一的快乐就是这张蓝色的毛毯。
有一天，草屋里一点吃的都没有了，赖克汉忽然想到一个主意。第二天早上，他出去，走到田里。
他说：“听我说，田地呀，我是赖克汉。你早就认得我，我也早就认得你。我的锄头年年翻松你的土壤。现在把那土壤给我一点点吧，我求你。”
但是田地叹着气说：“我是非常高兴为你效劳的，赖克汉，但是地主，我的主人，他会知道而且会发怒。在他到来以前赶快走开吧。”
赖克汉不听它的警告。他装了两袋土壤，拿回家去。他把土壤倒在他屋了前面，然后走到麦田里。
他说：“听我说，小麦呀，你早就认得我，我也早就认得你。我是赖克汉，年年春天我都栽种你。现在给我一点点麦粒，让我种在我那小小的地方吧。”
但是小麦害怕得发抖，低声说：“轻声点，轻声点！我们的主人会听见的。在他到来以前赶快走开吧。”
赖克汉不听它的话。他抓了两把麦粒，回家去了。
他把麦粒种在门前的土壤里，晚上又跑到河边。他说：“听我说，河水呀，你早就认得我，我也早就认得你。是我把你的水拿到地主家里去的。给我一点水，让我去润润我那块小小的田吧。”
但是河水潺潺地流着，大声说：“法律规定了我的水是属于地主的。在我的主人没有看见以前，你还是走开的好！”
赖克汉不听它的话。他装了两瓶水，拿回家去浇在他那块小地里。
差不多过了两个月工夫，赖克汉的麦子就成熟了。他把麦粒收了起来，磨好，然后把麦粉交给妻子去烘成面包。
正好在这时候，地主忽然想到察看他的财产。
走到路上，他看见田里有一个小洞。
他大发雷霆了：“那洞里的土壤到哪里去了？”
田地很害怕地回答：“那不是我干的……赖克汉跑来把土壤拿去了。”
地主走过去，又看见他的小麦步了几穗，而且他的河里也少了些水。
他怒气冲冲地走到赖克汉的屋里，立刻闻到一阵刚烘好的新鲜面包的香气。
地主站在门口吼起来了：“你偷了我的水、我的小麦和我的土壤。我要把你下到监牢里去！你吃了我的小麦做成的面包！我要把你的毛毯拿去作为抵偿。我要叫法律来制裁体。”
他取下墙上挂着的毯子，他的仆人捉住赖克汉，把赖克汉带到监牢里去了。
赖克汉完全不知道他在监牢里面过了多久。但是在最后牢门终于打开了让他走出来的时候，他的眼睛对外面的光亮已经觉得不习惯了，他的腿也几乎动都动不来了。他很吃了些苦才勉强走回家去，他看见的却是一种可怕的景象：他的草屋现在只剩下一堆破碎的梁柱。
赖克汉跑到邻居那边，邻居告诉他，他的妻子因为过度悲伤已经死去，他的小女儿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而这所空屋子因为年代太久也自己倒塌了。
赖克汉心里充满愤恨，跑去找地主。他看见他的蓝色毛毯挂在地主屋里的墙上，他还听见里面发出歌唱和欢笑的声音。
赖克汉痛苦到了极点，他对着全村子大声叫喊：
“世界上是没有真理的！只要还有两个人活着，其中的一个就会做主子，而另一个就会当奴隶；一个会得到幸福，而另一个会得到痛苦。”
于是赖克汉决意遁迹深山，永远不再跟人们见面。
他穿越了整个的陆地，又经过了沙漠，最后他到了深山之中。他在那里找到一个洞穴，周围都是高山。从那个洞穴里，只看得见天空和飞翔着的鸟儿。
他就在深山里住下来。野山羊跑来供给他羊奶，蜜蜂给他带来蜜糖，而山鹰也把它的猎物和他分享。
赖克汉忘掉了人类的生活。只是在很多年以后，他的胡子已经白得跟雪一样的时候，他曾有一次问过老鹰：“下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还是住在那里吗？”
老鹰答道：“是的，不过他们中间正在进行战争，他们正在互相杀害。”
于是赖克汉很高兴的想到；“也许不久以后，世界上就不会有人活着了。”
很多年过去了。一天早上，赖克汉被一个很大的响声惊醒。他那个洞的四周的岩石震动起来，突然又发生一种震耳欲聋的轰隆轰隆的声音，那些岩石炸成碎片，崩落下来，一直落到下面的深渊里。
赖克汉向下面一看，就看到了人类。是他们把岩石炸碎的。但是，他忽然看见一个山谷，那山谷以前一直被岩石遮住，使他看不见。在那曾经铺着沙漠中的无生气的沙粒的地方，他发现了碧绿的花园和田地，蓝色和白色的城市。那一切都跟那奇妙的毛毯上的图样完全一样。赖克汉惊奇地奔下山来，想仔细看看这个奇迹。
他一面从山上跑下来，一面想：“我一定是在做梦，一定是清晨的雾气使世界看起来像一张毛毯。”
但是他发现了世界是那么美丽，花园是那么芳香，田地又是那么绿油油的，使他继续向前而跑。
他跑了一阵，觉得疲倦了，而且口渴。那时候他看到河流。还是那条老河流，在他退出世界人类的以前就熟悉的河流，不过这河流现在是更深、更广了。
赖克汉说：“我想喝水，但是一个穷人怎么能从地主的河里喝水呢？我又会让人捉住，推进监牢去的。”
可是河水在两岸之中愉快地奔流着说：
“喝吧，好人！现在已经有了新的法律，使我成为一切穷人的财产。你喝个饱吧。”
赖克汉完全惊住了，他喝了个饱，再向前走。
他四周都是麦田，麦浪在微风中波动，而且发出沙沙的声音。赖克汉饿了。
他说：“我想摘一点麦粒，可是主人又会把我推进监牢去的。”
但是小麦向他柔声说：“拿麦粒吧，好人。在新的法律之下，我是属于一切穷人的。”
赖克汉更加惊异了，他还是向前面走。
他不久就走到一片大的田地里，那里有很多的人。土壤是黑色而肥沃的，人们在工作的时候笑着、唱着。
赖克汉惊奇地说：“什么事叫他们这样高兴？为地主做工是舒服的吗？”
这时候田地回答他道：“根据新的法律，土地是属于大家的。地主在很多年前就跑了。”
赖克汉说：“那么谁是这些土地的主人呢？”
起先他们不明白他的意思，后来他们说：“你还不知道吗？我们全是这些土地的主人。”
赖克汉再向前面走，心里更是惊奇。
他进了村子，看见一些漂亮的新房子。其中有一座房子比别的房子更大、更美丽。赖克汉走近去一看，那房子里挤满了小孩子。在庭院中间铺着一张蓝色的毛毯，毯子上有一些很小的孩子在玩耍。那正是赖克汉的快乐的蓝色的毛毯。
孩子们正在细看毯子上织着的城市和花园，他们说着话，瞎笑着。
赖克汉站在那里看那些孩子，看了很久，他想起他的生活、他的小女儿，和他为地主做苦工的那许多年头。当他想起这些的时候，眼泪从他眼眶里涌了出来。
孩子们问他：“你为什么哭，老人家？”
赖克汉说：“我快乐得哭了，这世界上已经发生过什么事情了。一切都改变了。土壤、水和小麦属于所有的穷人，而孩子们在快乐的蓝色毛毯上玩耍。”
他后来问道；“谁是这村子里的长者？”
孩子们领他走进村子，到了地主的家。
赖克汉走进去，可是没看见地主，他看见一个女人坐在那里，正和一些农夫说话。
赖克汉仔细看看她的脸，就认出她是他失去的女儿。她也认出了她的父亲，她高兴极了。
“请坐，父亲，你是我的客人。不过我必须先把这场辩论结束了。”她开始讲话、开始辩论，不久就把争论解决了，那些农民满意地走开。
年老的赖克汉听到他女儿的话，说得那么聪明，他哭了，在这一天他是第二次哭了。
他女儿问他：“你为什么哭，父亲？”
赖克汉说：“我是为骄傲而哭，谁能想到一个女人，一个穷人的女儿，会有一天成为村子里这么重要的人物。”
他女儿告诉他：“根据我们的新的法律，农夫可以选举任何一个他们信托的人做他们的长者。”
赖克汉跳起来了，他简直叫喊起来了：
“新的法律是什么，什么时候定的？”
他女儿没有回答。她挽住父亲的手，带他到她屋里。
她把毛毯铺在地板上，拿来几瓶酒、一碗饭和一盘烤羊肉，还有美味的甜瓜、葡萄、石榴和一块白面包。然后，赖克汉的女儿跑到一间间的房子里去邀请那些农夫来做客人。他们来了——年老的和年轻的、男的和女的，赖克汉的女儿叫他们坐在毛毯上，坐在她父亲的四周。他们吃着、喝着，祝贺赖克汉。他们中间有一个有名的诗人，弹着弦子唱起歌来。他歌唱争自由的战争、歌唱艰苦的奋斗。赖克汉听着他的歌，好像就看见前面的土地上冒着烟，飞腾着火焰，他的女儿和他村子里的农夫，和许多许多别的人一起在田地里作战。他们战斗、他们牺牲，最后胜利了。在敌人里面赖克汉看到那个地主。后来烟消散了，火焰也熄灭了，自由的人民开始在地上劳动。赖克汉看到田地怎样腾起了生气、花园怎样怒放着鲜花、美丽的城市怎样蓬勃地兴起。
“就是这时候，人们定下了新的法律。”诗人这样结束了他的歌。
赖克汉哭起来，这是第三次了。
农夫们问他：“你为什么哭了?”
赖克汉说：“我因为惭愧而哭，我惭愧自己这些日子里没有和你们在一起。”
读了这篇《蓝色的毛毯》，再对照起前面李远哲的访问谈话，李远哲的心事与怀抱，已经呼之欲山。归纳起来，我认为：
一、李远哲早年读《蓝色的毛毯》这类《开明少年》的文章，使他“往思想上或许比较早熟”，这是正确的。
二、李远哲早年读这种文章，使他“深深觉得社会是可以改造的”，这也是正确的。
三、李远哲早年读这种文壹，使他“觉得社会主义有好的影响的一面”，这也是正确的。
四、《蓝色的毛毯》“这篇文章描写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带来的变迁”，而其主人翁赖克汉最后“因为惭愧而哭”，原因是“革命”是艰苦的，但赖克汉却是一名“逃兵”，他坐享了别人“革命”的成果，因此他“惭愧自己这些日子里没有和你们在一起。”我想，四十多年后，李远哲反复提到这篇文章，他的潜意识里，可能正有赖克汉同样的内疚。
五、李远哲的太老师，得过两次诺贝尔奖的鲍林博士(LinusCarlPauling)，在得诺贝尔化学奖后，能更上层楼，以高等知识分子带头在美国白宫门前示威，以督促政治改革；但李远哲呢？却当了国民党伪政府总统府的“国策顾问”！他打拼无功，却坐享有份，这是很可耻的。我愿帮他复习一课，希望他毋忘初心，激烈一点，做一名反伪政府的战士，而不是给伪政府做捧场的花瓶。
六、我每喜欢教训人，给达官贵人上一课。李远哲不同，他无须我的教训，他是同我一起看《开明少年》长大的一代，他应有回归“最初一课”的能力，我就此摊开《开明少年》，请他猛省吧。
1992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