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萧冬连
-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出版时间：2014-10
- ISBN：978-7-5097-6324-7
- 豆瓣：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17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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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人类历史发展五阶段学说，社会主义不可能越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直接建立起来。
毛泽东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来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现在的中国“不是多了一个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12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还以俄国民粹派来指称中共党内存在的急于搞社会主义的思潮。他说：“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13这些论证的思想资源来自列宁。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蒋介石虽然“批评九分”，但也还“留有余地”，有些话没有说透。当时，毛泽东估计，联合政府有三种前途，一是国民党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去做官”；二是形式上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第三种前途是以共产党为中心。前两种前途都是以蒋介石为首，第三种前途才是毛泽东心目中的“联合政府”。毛泽东对出现前两种前途是有所准备的，他甚至没有完全拒绝到国民政府做官的可能，认为这至少可以“做宣传工作”。当然，军队和解放区是绝对不交出的。15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建国构想，承续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基本原则，但在提法上有所变化。在政治上，毛泽东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以代指“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放弃了中共六大“工农联合专政”的提法。所谓“人民”，除了原来所列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外，加入了民族资产阶级，即所谓“四个朋友”。当然，“四个朋友”在人民民主专政中地位不同，民族资产阶级不占“主要的地位”，主体是工农，领导是工人阶级，故称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一开始就排除了采用西方议会制和三权鼎立制度的可能，强调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很合适的”。16
在经济上，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与中共七大相比，区别在第二条，即没收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垄断资本，这在七大时是没有明确的。在土地改革和没收官僚资本以后，新民主主义社会将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以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种主要经济成分“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对这种经济形态不是放任自流。其指导原则和发展方向是：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使合作社经济与国营经济密切结合起来。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地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对于带有垄断性质的经济，则逐步收归国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之下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对于一切投机操纵及有害国计民生的经营，则用法律禁止之。这就是说，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17
此时，毛泽东的政策基点是两方面：一是“不要急于追求社会主义化”；一是要“好好掌握”，引导整个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20
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到底需要存在多久呢？在1948年九月会议上，刘少奇说：“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毛泽东插话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在做总结讲话时，他又说，要用一二十年时间“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21在1949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22这是毛泽东较早谈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时间问题。在这一时间，高层有一个共识，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两到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比抗日战争时期的设想已经缩短了许多。23究竟具备什么条件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呢？任弼时在七届二中全会有个发言，说俄国1913年工业占比重是43.1%，而我们现在还只有10%。虽然我们有苏联的帮助，转入社会主义时，工业的比重总不能少于30%。所以，全国革命胜利后，我们仍需要有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才可转到社会主义。24毛泽东的论证角度相同，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说，中国“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90%左右的经济生活还“停留在古代”，这是“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25刘少奇在1949年2月8日写的《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与问题》中说，东欧国家过渡了3年，中国可能是10年到15年。26
中共领导人是从两个方面考虑过渡条件的：一是生产力的性质，即工业化发展阶段；一是人民是否准备好接受社会主义前途。
关于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提法，最早是刘少奇在1948年九月会议上提出来的。刘少奇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28...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申明新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并将这一观点写进了全会决议，成为全会的共同观点。毛泽东明确告示：新民主主义社会具有过渡性质，五种经济成分并存是其经济形态，但由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起决定作用，其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30是这时，中央还不想突出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免于过早地警觉资产阶级”。31因为当时还有更主要的敌人和更迫切的任务。
1948年9月至1949年3月，上海、北平、天津、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陆续经秘密交通被接到西柏坡或哈尔滨。1949年6月，民主人士陆续随中共领导机关移至北平。在讨论制定《共同纲领》和协商人事等议程中，中共领导人表现出相当开放的态度，对一些资望很高的民主人士礼遇有加，给一些亲历者留下了很深印象。
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纲领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规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政权”，规定“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受邀参会的民主党派之齐全，党外人士任职之多，使第一届政府有了“联合政府”的色彩。
延揽如此多的党外人士进入政府，曾引起中共党内许多人的不满。毛泽东解释说：这样“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33吸引很大一部分具有管理经验、专业知识和社会名望的精英进入政府，集聚到共产党周围，对于瓦解旧势力、收拢人心、治理和建设国家都有帮助。更 重要的是，把民主党派精英吸纳到政府，也就使他们与共产党同在一条船上，这条船确定无疑是驶向社会主义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允许反对党的存在。早些时候，有些民主人士提出，要整合出一个强大政党与中共“发生平衡作用”，意在建立“反对派”。这种主张遭到毛泽东的明确反对。毛泽东告诫民主党派：“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34从领导权看，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多大区别。1949年1月，毛泽东就向秘密来华的米高扬交了底，他说：“虽然政府的组织形式和苏联、东欧国家有所不同，但其性质与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35
新民主主义经济既不是传统的资本主义，也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混合型”经济模式。它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1）发展国营经济作为领导力量；（2）限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3）帮助农民发展互助合作，避免大批农民破产和两极分化。
1948年7月27日，新华社信箱“农业社会主义问答”，批评要求平分一切土地财产、平分工商业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问答”强调，我们要达到社会主义，“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一个时期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大量地发展公私近代化工业”。36
1949年4～5月，刘少奇的天津之行，就是受毛泽东之托去“稳住工商界”，让私人企业尽快复工。刘到天津后，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打消资本家的顾虑，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另一方面，克服干部和工人中的“左”倾情绪，说服工人不要提出过高要求。刘少奇认为，除了要解决公私矛盾和劳资矛盾以外，还要恢复对外贸易和城乡沟通，也就是要解决市场问题。毛泽东赞同刘少奇的观点，把它概括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内外交流、城乡互助”四句话，后称为“四面八方”政策。
刘少奇在天津做了许多讲话，后来引起争议的是关于“剥削有功”的说法。针对资本家怕称自己是“资本家”、怕听“剥削”二字的情况，刘少奇说，剥削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代替封建主义剥削方式是一个巨大进步。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一百年间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总和还多。从发展生产力看，资本家阶级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在青年时代，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人民都有利。40
邓小平后来说：“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刘的讲话“起了很好的作用”。41
然而，刘少奇有关“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有利”的说法，对于以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为最高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听起来很刺耳，先是受到东北局书记高岗的非议，有资料说，毛泽东看到刘天津讲话的记录时，不满“形于颜色”。42毛泽东本人也许认同刘在天津的工作及他提出的政策，43但对刘的一些说法很不以为然。5月，毛泽东与天津市委书记黄克诚私下谈话时明确讲，今后“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44这与刘少奇的说法分歧显见。在利用与限制之间，刘少奇倾向于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经济，毛泽东更重视阶级力量的消长和对资产阶级的控制。虽然毛泽东要求，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中心任务”就是“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同资产阶级的斗争。45他的意思是，发展生产不能放松阶级斗争这根弦。
据说，有党外人士询问毛泽东：中国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毛泽东回答：过渡到社会主义“大概二三十年吧！”48中共领导人不将“社会主义前途”写入《共同纲领》，其目的在稳定人心，避免“强迫于人”；同时，也为避免在执行当前政策时出现混乱。然而，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过渡时间表，反而使随时结束新民主主义少了法律上的制约。
在新民主主义制度存废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意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我们也看到，在各级领导层，急于搞社会主义的想法有相当的基础。根源就在于，社会主义理想与新民主主义政策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尽管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的必要性讲了不少，并见诸重要文献，许多共产党干部仍然难以理解新民主主义何以必须。正如周恩来所说，一些同志“不相信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总是“急于转变到社会主义”。49
1950年3月，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不少人在发言中提出“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更有人认为，革命既已胜利，民主党派任务已了，已无存在的必要性。53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不得不针对党内急躁情绪做说服工作。同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调整工商业，通过为私商让出一定市场份额、扩大国家收购和加工订货、调整税负等措施，帮助私人工商企业渡过难关。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他说：“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54不过，毛泽东是从策略上提出问题的。当时，大陆战事基本结束，但西藏、台湾尚待解放，外部威胁仍然严峻；3.1亿人口的土改尚未开展，尤其是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的经济恢复起来尚待时日。
当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上说，中国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将来”。他安抚党外人士说，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社会主义一关就将容易过去。551951年5月7日，刘少奇说：“现在有人就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早讲了十多年。”5613日，刘又说：现在工业只占10%，要发展到占40%～50%，哪怕你跑得再快，总还要10年、20年。57到1951年，在新民主主义存在的时间估计上，毛、刘、周仍是一致的，至少从言论上看是这样。
在另一个领域，即农村合作化问题上首先出现了分歧。建国之初，全国农村分两块：一块是老区，土改已经多年；一块是新 区，土改尚未开展。关于新区土改，1950年6月30日通过的《土地改革法》，规定了经济上保存富农、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此前，3月12日，毛泽东在《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中，说明了保存富农经济的5个理由，即保存农村较高的生产力、减少土改阻力、消除中农疑虑、避免社会动荡、稳定民族资产阶级等。显然，这是出于策略考虑。然而，出身农民的干部并不理解，甚至抵触，贫雇农因其土地要求得不到满足而失望。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秘书长杜润生都有报告，认为南方地少人多，光地主土地不够分，不动富农，无法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有些地区为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拔高成分，将富农甚至富裕中农定为地主。58
真正的难题在老区。各级领导机构无不关注土改后出现的新的分化现象。与此相联系，在是否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和租佃，是否允许自由借贷和雇工，即所谓“四大自由”问题上面临选择。如果从发展生产力出发，就应当容忍农村中“四大自由”及一定程度的分化，因为这对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是有利的。1950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各大区中央局和军政委员会曾先后颁发布告，允许在农村中实行土地买卖和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的政策，以适应发展农业生产的要求。59其实，在1948年7月那篇《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中，就已经预料到分化的趋势，当时认为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被允许的，是不可怕的”，“有其一定的进步性”，甚至批评说，“否认或者反对这种竞争和分化，结果就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成为一种反动的空想”。60然而，写在纸面上是一回事，直接面对现实选择时是另一回事。
根据当年的资料，所谓老区农民的分化，大量的是“中农化”而不是“富农化”。多数土改前的贫雇农上升为新中农，雇工经营的新富农已经出现，但是数量不多。这本来正是土改的成果，反映经济的发展，兑现共产党对农民的承诺。然而，很多领导人不是欣喜，反而忧心忡忡。他们担忧什么呢？他们担忧的，不在于产生了多少新富农，而在于它所代表的方向以及给农民思想带来的变化，即形成“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担心消灭了一个封建主义，却带来一个资本主义，认为正好验证了列宁“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论断。
新中农普遍倾向于单干、个人发家致富，并不要求互助合作，甚至对组织起来感到苦恼。他们说：“这个国家好，就是组织起来不好”，觉得“单干才能发财，有穷有富才能发财”。61这使党内一些人担心，如果农民尝到了个人发家致富的甜头，“习惯了新民主主义秩序”，就不想社会主义了。他们尤其担心的是，如果多数党员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个人发家致富了，将失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力量，甚至失去共产党对广大农民的领导权。老区的报告都反映农村党员干部思想“退坡”的情况，许多人“埋头生产不问政治，只顾个人发财致富，而不顾国家利益”。不少党员直接提出退党、脱党的要求。当时，《新湖南报》发起对农民李四喜“半截子革命”思想的讨论，62就表露中共党内的这种担忧。这使一些干部产生了“趁热打铁”的想法，即趁农民分得土地后对共产党的热情还未消失，紧接着就组织合作社；而组织起来，也可以为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提供新的上升动力，避免政治上的离心倾向。党内这种倾向，正契合毛泽东本人的想法，他后来反复说到，要不断革命，趁穷过渡，富了就不好办了。
从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到《共同纲领》，关于农村政策都是讲的两句话，一是尊重现实，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扶助其发展经济；二是不放任自流，引导农民向合作化方向发展。这就使党内形成了两种意见，主张积极组织合作社的与不赞成急于组织合作社的，都能从七届二中全会找到根据。
分歧首先在两个老区出现，一个是东北，一个是山西。1949年12月，在中共东北局召开的省市委书记座谈会上，就如何对待新富农，是否允许党员雇工、放高利贷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多数人持坚决否定态度，会议决议：坚持剥削的党员应劝其退党，严重的“必须开除出党”。1950年1月张秀山带着这个决议进京向中央请示汇报，中组部正式复函东北局，不同意东北局的意见，认为“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63刘少奇赞同中组部意见，他在与中组部长安子文谈话时说，有人主张通过变工互助发展成集体农庄，是“不可能的”。现在，不要限制富农发展，雇工、单干，应当放任自流。变成富农的党员怎么办的问题提得早了，将来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64据资料说，高岗拿到中组部复函和刘少奇谈话，在北京面交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气得发抖，脸色都变了”。65
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共中央写报告，反映农民自发向着富农方向发展，导致互助组陷于涣散，提出“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通过增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对于私有基础“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66中共中央华北局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刘少奇明确支持华北局，他批评山西省委的意见“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但是，毛泽东明确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他找刘少奇谈话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薄一波后来说：毛泽东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刘收回已经下发的讲话。67刘慑于毛泽东的态度，收回他的讲话，这不难理解。杜润生说：“刘少奇始终不愿意把自己放在与毛泽东对立的位置上”，“毛对刘已有成见……刘只好检讨”。68如果薄一波说的是实情，毛泽东的话“说服了”他和刘少奇，这就不仅仅是服从毛泽东的权威了，有更深的意识形态背景。
刘少奇在1948年九月会议提出一个观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关键是小生产者的向背”，要巩固对小生产者的领导权，合作社是最有力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毛、刘的观点完全一致。据陶鲁笳回忆，1949年春天，薄一波传达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讲的一段话：“如果只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就不能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给农民分配土地，只是无产阶级对农民群众实现了一半领导权，还没有实现全部领导权。只有组织合作社，把农民引导走向集体化，才是实现了全部领导权。如果我们让资本主义领导了农民，那么就连一半领导权也要失掉的。”这个传达，为山西省委主张将互助合作提高一步提供了依据。70
刘少奇强调的不是生产合作社，而是消费合作社，国家通过一种商业关系把农民联系起来。后来，刘少奇的想法有所变化。他从发展农村生产力出发，认为不必过分担心农民“个人发家致富”的资本主义倾向。他还认为，农业要走上集体化，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能为农民提供足够的农业机械，“个体经济到集体农庄是一个生产方式的革命，没有机械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71这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说法。
苏联全盘集体化之前，在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发生了一次真正的路线之争；而在中共党内，毛、刘之间有分歧但没有正面争论，历史上没有形成一条所谓刘少奇路线。当然，高层分歧引发出一个高岗事件，这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74
1951年底、1952年初的三反、五反运动，无疑是影响新民主主义存废的一个重要事件。这场运动在毛泽东脑子里形成了两个认识：一是加深了对共产党干部道德危机的担忧，一是强化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负面印象。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关于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巨大贪污案的报告，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关注，认为出现了“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76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没想到这种情况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发生了。他决定在全党发动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把它“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77不过，开始主要还是从思想影响角度与资产阶级联系起来的。然而，不断揭发出来的情况，反映许多贪污分子与资本家的贿赂有着密切关系。毛泽东惊呼“资产阶级已经钻到我们内部来了”。78同时，发现还存在资本家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违法行为。1952年初，紧接着在全国各大城市开展了以资产阶级为斗争对象的五反运动。
联想到今天中国大量存在的权力寻租现象，不难理解当年“混合经济”制度下存在钱权交易的空间，资本家的违法行为也符合资本逐利性的本质。不过，当年革命道德和阶级斗争观念发挥着很强的自律作用，干部的贪污腐化被严重地夸大了，对资产阶级“五毒”的估计也严重了，造成许多私人工业无事可做，工人失业，税收大幅度下降。79
1952年2月15日，毛泽东得知河北邢台县已有87%的农户加入互助组、合作社，合作社建社当年即实现了粮食增产，支持了他早先的判断。他说：“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中国发展农业生产不依靠富农，而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82
1953年5月，李维汉赴上海等地调查，由此形成的报告，帮助毛泽东找到了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路径，就是积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
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完整地了表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批评了三个提法，一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一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一是确保私有财产。86随后他又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和“四大自由”。其实，这些口号和政策都是依据了新民主主义的政纲。这说明总路线的提出确实是一个重大转变，党内许多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这样的重要领导人也没有完全跟上毛泽东的思路。
毛泽东起初的想法是，对私人工业和私人商业采取不同的改造办法，对工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对商业则是逐年把它挤掉，把店员接收过来，使商业资本家转为工业家。87但他很快意识到，私人商业的数量很大，有180万店员，加上夫妻店、摊贩有500万户，1000万人，88“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到9月时，明确私人商业也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如允许其从国营商业批发商品维持经营等。毛泽东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89
如果说，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说过“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那么，经过三年的准备，他更有信心了。全国统一，经济恢复，新区土改完成，政权全面建立，知识分子大体归顺，朝鲜战局也趋于稳定，与1949年面对诸多敌人不同，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新政权构成实质性的挑战。经济结构也发生重要变化。国家不仅垄断了金融，统制了对外贸易，掌握了铁路、矿山等经济命脉，而且国营经济在工业中的比重也超过了私人经济，占到了67.3%，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批发中已占63%，在零售中也占到了43%。这种结构性变化是中共领导人原来没有想到的。私人企业也在国家的掌控之中，半数以上的私人工业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特别是五反运动后，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已经十分狭小。五反运动对资产阶级的打击不只是经济上的，更是心理上、政治上的。资本家在道义上已是“灰溜溜、臭烘烘”，不仅共产党干部对资本家避之唯恐不及，资本家的子女也以出身为累，积极靠近共产党，不少人“宣告不要资本家父亲的遗产”。90五反运动造成的气氛，甚至让一些民主人士也坐不住了，表示愿献出自己的私人财产。91私营企业的工人不愿继续为资本家服务、受资本家剥削。工人“在私营企业不安心，一到国营企业就安心了”。92五反运动后，在所有较有规模的私人企业中建立了中共党支部，企业内部实行“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虽然承诺资本家仍有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用人权，93事实上资本家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受到很大限制，他们感到前途渺茫，有的请求国家“计划他”。1953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资本主义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94这些情况，使毛泽东回过头看前三年，认为社会主义已在途中。据此，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95所谓“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概念，在这里就已经消失了。
[12]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0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3页。
[15]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7页。
[16] 毛泽东在1948年9月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 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344页。
[17]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第428页。
[20]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6页。
[21]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47页。
[22]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6页。
[23] 1944年8月，博古在同约翰·谢伟斯谈话中说：“我们至少比世界其余大多数国家落后200年。我们要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到达那个状态（指社会主义）以后，才可能有希望到达社会主义。”“我们可以确信，它将多于30年或40年，而且可能要100多年。”如果这份记录准确，这是中共领袖层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存续时间最长的一种估计。1945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同谢伟斯谈话中说：“不管是农民还是全体中国人民，都没有为实现社会主义而作好准备。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他们不会准备好的。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侈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而想实行它总会自招失败”。毛没有给出具体时间表，但也认为将是长期的。见〔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罗清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267、264～265、328页。
[24] 《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第465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0页。
[26]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45年8月～1957年12月）》，人民日报社资料室编印，1967，第188页。
[28]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29～30页。
[3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26页。
[31]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29页。
[33] 转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34页。
[34] 见毛泽东在1949年元旦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5页。
[35]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450页。
[36]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标准本，解放社编印，1949年第4版，第138～144页
[40] 人民日报社资料室编《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45.8～1957.12）》，第234～238页。
[41]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05～206页
[4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98页。
[43] 1949年5月31日，毛泽东将刘少奇关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电转发各中央局，亲撰按语要求各地“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514页。
[44]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第217页。
[45] 1948年10月26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对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修改稿提出意见，明确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是限制私人资本的，“有益于国计民生”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国计民生”轨道的私人资本做斗争。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373页。
[48] 参见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第148页。
[49] 周恩来：《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作用的几个问题》（1950年4月13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第169页。
[5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第292～294页。
[54]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71页。
[55]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80页。
[56] 农业部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第31页。
[57] 转见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史》，青岛出版社，1991，第321页。
[5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25～127、134页
[59] 如中共中央华北局于1950年4月28日发出指示，提出应“经过政府宣布买卖土地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保障各阶层土地财产所有权”，中南区、西北区、华东区也颁布了相类似的政策。参见赵增延《重评建国初期农村经济政策中的“四个自由”》，《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5期。
[60] 《人民日报》1948年8月7日。
[61]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第8～9页。
[62] “李四喜”是《新湖南报》编辑部虚构的名字。人物原型朱中立是长沙县十五区乡村干部，做过12年雇工。新中国成立后，表现很积极。但在土改分到几亩田，结了婚，生了孩子后，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坚持要求辞职。《新湖南报》认为，朱中立足以代表一些乡村干部土改后思想“退坡”的情况。1951年7月18日，该报发起了“李四喜思想”的大讨论，持续达5个多月。《人民日报》报道了这次讨论，在湖南乃至全国农村产生了很大影响。
[63] 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398、399页。
[64]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152～155页。
[65] 《张明远回忆》，未刊，转见林蕴晖《国史札记·事件篇》，东方出版中心，2008，第78页。
[66] 中共山西省委：《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354页。据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陶鲁笳回忆：当时，全省农村互助组有8万多个，但多数互助组看不到发展方向，陷于涣散，襄垣县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说：“我们经历了抗日和打老蒋，土改分了地，任务完成了。现在各顾各，解散。”宣布解散了。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出现了新富农，有些翻身农民重新沦为贫、雇农，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山西农村的发展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组织起来将互助组提高一步走向社会主义，还是放任自流走向资本主义？陶鲁笳说，今天我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区别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但在建国初期我们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看的。见马社香《山西试办全国首批农业合作社的前前后后——陶鲁笳访谈录》，《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
[6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91页。
[68] 《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第69页。
[70] 马社香：《山西试办全国首批农业合作社的前前后后——陶鲁笳访谈录》，《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
[71]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152～155页。
[74] 高岗事件不能算是路线斗争，但又与高层在是否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上的分歧有关，是这种分歧引出的一场权力斗争。参见林蕴晖《国史札记·事件篇》；王海光《政争与权争——高饶事件起因再解读》，《领导者》总26期，2006年2月号。
[76]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4页。
[77] 《建国以来毛泽东内部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第646页。
[78] 1952年1月，中共山西省委报告说：“从已突破的大贪污案看，多数是由几个贪污分子甚或与奸商共谋的。”2月，东北政府报告说：“几乎所有大贪污犯都与资本家有密切关系，互相勾结；大贪污分子本人不少就是钻进国营企业的资本家”。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477、489页。
[79] 邓小平给中央的电报，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516页。
[8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246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31～32页。
[86]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253～254页。
[87]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117页。
[88]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146页。
[89]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1页。
[90]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第527页。
[91] 三反运动开始不久，傅作义就提出愿将自己经营的商店和现金全部献给国家，以丢掉包袱，接受工人阶级思想。被毛泽东婉言劝阻。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564～565页。
[9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9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560页。
[94] 薄一波：《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问题致田家英的信》（1965年12月30日），《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95]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253～254页
1954年9月，刘少奇在关于宪法草案报告中明确说道：“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而“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1
1951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设想，2随后，成立由周恩来、陈云等人组成的领导小组，组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刘少奇、周恩来都把“十年建设”解释为10年“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周恩来在解释这个设想时说：“毛主席的方针是稳步前进，三年恢复，十年、二十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不能把时间说得那么准，马克思主义不是刘伯温的‘推背图’。”3
优先发展重工业必须解决几个问题：一是压低全民消费，提高储蓄率，加快资金原始积累；二是保证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向国家确定的重点领域特别是重工业领域；三是实行平均主义的民生保障，确保社会的稳定。这三方面的要求，都不可能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获得，只能诉诸国家控制，依托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这正是苏联走过的道路。
1949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苏联学者F.P.柯舍列夫《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苏维埃的方法》的文章，转述斯大林的话说：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是“漫长的需要几十年之久的道路...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之内跑完这段距离，或者是我们做好这点，或者是我们被人打垮”。
1950年9月21日，毛泽东又请苏联哲学家尤金（1953年出任驻华大使）在北京做《苏联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讲演，尤金重述斯大林的观点，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质，不在于简简单单的发展工业，而是在于发展重工业，首先是发展重工业的核心——机器制造业，因为只有建立起重工业和自己的机器制造业，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并使国家处于不依赖资本主义世界而独立的地位”。11最能打动毛泽东的，是斯大林强调从发展轻工业起步，过程太缓慢，社会主义不能等待五十年到一百年，必须在十年之内跑完这段距离。苏联快速工业化的成功，对毛泽东具有极大吸引力。12
这时高层似乎还没有取得共识。1950年5、6月，刘少奇在一篇题为《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手稿中仍然坚持，中国的工业化应当“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为重心”。尤金讲演是刘少奇亲自主持的，但似乎没有说服刘改变观点。1951年5月和7月，刘在两次党内报告中，仍然强调中国必须采取从轻工业开始的工业化战略。13刘反复阐述的理由有两条：一是为了积累资金。“轻工业可以赚钱，也容易办些，又不用很多资本。”轻工业发展了，才能“积累继续发展工业的资金”。二是为了改善民生。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可以把劳动人民迫切需要提高的十分低下的生活水平提高一步”。14
一般来说，在开国之初，执政者都会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有这种想法的不只刘少奇，还有周恩来。1951年3月，周恩来在两次会议上讲道：“发展工业生产，首先是轻工业生产，从公家到私人都可以发展。”“重工业固然要搞，轻工业在今天还要多些才行。不仅私人要搞轻工业，国家也要搞轻工业。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农村的需要，才能更快地积累资金，建设城市。”15可以看出，到1951年春夏，刘、周的工业化思路仍然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公私企业参与、注重市场作用的渐进式工业化，是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推进工业化的既定思路。
在高层领导中，公开支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是高岗。他连续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强调“实现国家工业化，有两条相反方向的道路”。我们必须依据毛主席的指示，“走俄国人的路”。“假如有人幻想按照资本主义发展工业的道路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那显然是错误的，根本行不通的”。16高岗的高调对刘少奇会有影响但不会太大，真正帮助高层取得共识的，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和苏联援助的到来。一方面，朝鲜战争改变了斯大林对中共的态度，更愿意慷慨地帮助中国实现自己的工业化计划。另一方面，朝鲜战争使中共领导人对于加强国防力量产生了紧迫感，西方对中国的封锁禁运使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要求更为迫切。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共心存疑虑，认为毛泽东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担心中国走“铁托式”道路。即使毛泽东访问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没有消除斯大林的怀疑。这种情况在毛泽东毅然决定出兵朝鲜之后才得以改变。周恩来说过，“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改变了”。20
中国入朝作战后，中苏之间在军事上密切配合，经济关系也大大加强了。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严厉的封锁禁运的环境下，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而且只能依靠苏联的帮助。当时，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看得十分透彻。1952年1月16日，他给周恩来写信，提出中国今后的工业化方针，必须完全依靠与信赖苏联的援助，从一开始就建立最现代化的工厂。用不着走弯路，用不着摸索又摸索。
1952年8～9月，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商谈“一五”计划中需要苏联援助的141个工业项目问题，中心环节是重工业，包括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车辆制造等。23
9月24日，周恩来、陈云回到北京，当晚即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汇报同苏联商谈的情况，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
薄一波回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第一次听到毛泽东提出：“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25《毛泽东传》作者也说，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26
1953年5月15日，有关苏联援助中国的协议在莫斯科签订。一个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27可以看出，苏联承诺援助中国工业化计划，是促使毛泽东最终选择仿效苏联模式的重要背景。这种仿效是整体的：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全面推行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国有化，建立单一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经济模式。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这是全党毫无争议的共识。刘少奇在1955年说过：“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要我们抓紧了这一点，在这一点上不动摇，那末，我们就基本上没有违背马列主义，就不会犯重大错误。”29这种观念支配了中国几十年的制度安排，使中国陷入了公有制不断升级的陷阱。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安排并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即使实施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也很难证明一定要消灭一切私有产权。
在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前，中国经济的计划性就已经在强化，先后建立了如下制度：（1）统制外贸，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外汇管制和保护性关税等制度。（2）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统一全国财经，形成中央集中管理体制的雏形。（3）通过接管国民党“四行二局一库”，建立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1952年底，率先完成私人钱庄全行业公私合营，实行资金统一配置。（4）统一调度重要物资。1952年，政府统一调度的物资已达55种，包括重要工业生产资料和粮食、棉花等重要农产品。（5）国家统筹安排就业。这些制度性架构的建立，加上国营经济比重迅速增长，私人工商业加工订货和代购代销形式的发展，国民经济已初步走上计划轨道。
这种建立在公私企业制度基础上的计划与市场双轨运行的体制，帮助中国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但与即将展开的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计划难以匹配，这个工业化计划要求有更快的资金积累，更集中的资源调度。陈云说：“现在有些资本家有这样的想法：政府搞重工业，他们搞轻工业，政府搞原料工业，他们搞制造工业，包袱都要你背，他们赚钱，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办。”35毛泽东完全赞同陈云的看法，批评党内有人赞同政府搞重工业和原料工业，私人企业搞轻工业和制造业是“反映了资本家的一种意见”。36毛泽东的解决办法是提早向社会主义过渡，把全国的资源集中到国家手里，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集中计划。
1953年，粮食收购危机及由此引出的统购统销政策，是中国经济计划化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一步。从1952年下半年起，全国许多地区出现抢购粮食，以致粮价上升、社会混乱的现象。当年出现了40亿斤赤字，靠挖库存才得以解决。
1953年上半年，面对粮食形势日益紧张，毛泽东让中财委拿出办法。中财委提出八种方案，归纳起来，无非是两条路：一是继续市场收购，一是实行统购统销。邓子恢等人主张维护自由贸易。47陈云权衡利害，认为只能选择统购统销，具体办法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同时管制粮食市场，禁止私商经营粮食。陈的解决办法得到毛泽东赞许，中央一致同意，1953年底即刻实行。
是否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是一个两难抉择。陈云形容为“挑着一担‘炸弹’”，他说：“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48实行统购统销，必会引起反弹，甚至强烈反弹，这种情况陈云和毛泽东都预计到。毛泽东说有三个不满：农民不满、市民不满，国际舆论不满。49统购统销的关键是，要尽可能多地把农民的“余粮”逼出来，这就必然侵犯农民自由处置余粮的权利和待价而沽的利益，引起农民不满是不难想到的。陈云甚至估计，“逼死人、打扁担，甚至暴动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任何国家工业化都绕不过一个话题，就是原始积累。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没有或很少外部资金和资源输入的封闭型经济中，工业化只有依靠本国的积累，而且相当大的部分靠农业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注定要让农民“买单”，这首先是苏联做过的事情。斯大林说，为了保持工业化发展的高速度，必须通过“剪刀差”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这是“一种类似贡款的东西”。52毛泽东、陈云都谙熟苏联模式的真谛。1950年6月，毛泽东就说：“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53陈云说得更明白：“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54
许多党内干部同情农民，他们本身就出身于农民。薄一波说：“当时党内党外都有一些同志过于同情农民，不赞成统购统销。”...在党外，意见最为激烈的是梁漱溟，1953年9月11日，他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发言说，由于建设重点在工业，“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56这引起毛泽东极为敏感的回应。第二天，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提出“大仁政”与“小仁政”问题。他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我们的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就要多收些农业税。毛泽东批评说，有些人“哇哇叫”，还说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57这个道理不是毛泽东第一个讲的。早在1949年12月，陈云提出“要纠正片面的群众观点和仁政观点”。他说：“现在税轻，将来建不成工业国，群众要骂；相反，税重一点，财政有了办法，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人民自然会喜欢。”58为了长远利益，不能不牺牲一些眼前利益，事实上是必须让农民做出牺牲。这就是毛泽东心中的“大仁政”。
虽然毛泽东提前放弃了新民主主义，但开始时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将需要3个五年计划，即到1967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然而，这样一个涉及6亿多人口的社会大改造，竟只用了4年时间，即在1956年就完成了，比原来设想整整提前了11年！其实，真正的“社会主义高潮”不是4年，而是1955年下半年以后的一年半时间，而初级社转高级社更是在两三个月内“一下就轰上去了”。71
“社会主义高潮”是如何出现的，杨尚昆和薄一波的看法几乎一致：决定性的推力来自毛泽东本人。《杨尚昆日记》说：“这一巨大的变化，首先是由毛主席（1955年）7月31日提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引起的。
薄一波后来的回忆则说，高潮来源于“三个会议一部书”，“三个会议”就是5月17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的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7月31日毛泽东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10月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一部书”就是毛泽东亲自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73
事实上，在1955年5月之前，尽管各地不时有冒进的冲动，但基本上是按照原来的设想渐进式推进的。这与主其事的邓子恢等人的主张有关。1953年1月，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受毛泽东之托，携杜润生进京，组建中央农村工作部，邓任部长，杜任秘书长。毛泽东对邓子恢说：“调你来做农村‘统帅’。”然而，毛泽很快发现，邓子恢与自己并不合拍。与土改时的激进主张不同，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步骤上相当谨慎。他自己解释说：办合作社与搞土地改革不同。搞土地改革，是要解决农民与地主的关系问题，那是阶级斗争，要用强制的方法来解决。办合作社绝不能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而只能用说服、示范、引导、帮助的办法。必须照顾农民小私有者的利益和习惯，当前应以发展互助组为中心环节，切忌急躁冒进。[74]1953年，邓子恢上任不久，就着力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冒进倾向。
毛泽东并非不知道农民小私有者的特性，但他的方针不是照顾农民的特性而是要改造它。
1953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两次找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批评邓子恢“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单干制度长久下去，就要使农民成为富农、高利贷主和商业资本家剥削的牺牲品，重新失去土地，坚信“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76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
1954年，党在农村的运动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加强粮食征购，一方面推进合作化。当年，在大灾情况下，超购100亿斤粮食，许多干部强迫农民交粮，引起了农民强烈不满。这使主持农村工作的邓子恢等人感到情况严重，进而引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高层关注。
从1月到3月初，中共中央连发四道“紧急指示”，要求整顿和巩固生产合作社、保护耕畜、迅速布置征粮指标，以安定农民情绪。然而，中央的紧急指示没有立即阻止各地合作化的过猛势头。到4月，全国合作社达到67万个，此外还有许多“自发社”（即农民自发办的未经批准的合作社）存在，出现了强迫入社、侵犯中农利益等问题，发展最快的浙江省问题最为突出。4月20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确定“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总方针。中央农村工作部会同浙江省委，决定在浙江开展“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整社工作。
毛泽东也不希望出大乱子。他不只是听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报告，也从来自农村的身边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入社并非都是农民自愿，干部用“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老蒋走”的大帽子压群众入社。78毛泽东还收到黄炎培的来信，说他的家乡农民生活苦，吃不饱。这些信息使毛泽东一度冷静下来，考虑暂时放慢合作化的步伐。3月中旬，毛泽东约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谈话，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提出，现在有些地方要停下来整顿，有些地方要发展。“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79在这前后，毛泽东甚至说，发展合作社1955年春就停下来，到明年秋收再看，停止一年半。80关于浙江整顿合作社的事，毛泽东也是与闻并同意的。
然而，当毛泽东4月6～22日到南方视察后，改变了看法。他感到，在外地看到、听到的情况，和在北京接触的材料有很大不同。生产情绪消极的农民只是少部分，所谓缺粮大多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问题是，有些干部“不愿意搞社会主义”，这种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机关也有。815月1日，毛泽东对谭震林说：合作化还可以快一点，前一段出去看到沿途庄稼长得很好，农民种田积极性很高，办合作社的积极性也很高。5月5日，毛泽东告诫邓子恢：“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82这是毛泽东发出的一个严重信号。
虽然总目标一致，但在合作化的速度和步骤上，在如何解决农村紧张问题上，邓子恢与毛泽东产生了分歧。邓子恢认为，乱子主要出在合作化方面，主张在合作化问题上向农民让步，以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生产，解决粮食问题。83毛泽东则始终相信，只有合作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主张以减少征购数量的办法缓和同农民的紧张关系，以便在农业合作化方面加快步伐。
5月17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华东、中南、华北15个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毛泽东提议，江苏、湖南、湖北、广东、广西都要放手发展。于是，各省重报计划。有些省委书记埋怨中央农村工作部压抑了下面的办社积极性，毛泽东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发谣风”。他认定，所谓农村存在紧张，农民不满统购，合作社有强迫现象等说法，一概是“发谣风”。85这次会是一个大转折，毛泽东关于合作化的方针，从“放慢步子”转向“加快步子”。会后，中央农村工作部修改计划，提出到1956年秋收前，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6月1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个计划。86但这与毛泽东的想法仍有距离。7月11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邓子恢等人谈话，提出合作社增加到130万个左右。邓子恢说，回去考虑考虑。第二天，邓去找毛，说还是维持100万个的计划好。双方发生争论，持续好几个小时。7月15日，邓子恢又向刘少奇反映，说130万不行，还是100万为好。这引发毛泽东严重不满，他对邓小平说：“邓子恢的思想很顽固，要用大炮轰。”87...他得出结论：不是农民没有办合作社的积极性，不是办不好合作社，而是党内有右倾思想。
自此，毛泽东下决心批判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错误”。7月3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会上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他不点名批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走路”，“被胜利吓昏了头脑”，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立场上，替少数人打主意。毛泽东说：“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大风暴就要到来”，现在的问题是“领导赶不上运动”。
1955年8月26日，毛泽东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这样，毛泽东撇开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亲自掌控运动。他在北戴河每天阅读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送来的报告，加写批语，转发各地，这些报告无一例外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检讨和批评“右倾思想”。10月4～11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大炮轰”邓子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80人在会上发言，另有167人做书面发言。刘少奇批评中央农工部“发谣风”，周恩来批评杜润生“分散主义”，邓小平批评农工部对合作化的动摇，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93形势一边倒，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右倾机会主义”，邓子恢、杜润生在会上做检讨。毛泽东点名批评邓子恢，认为六中全会是高潮来临前的一次社会主义大辩论。在会上，他提出了一个新规划：多数地区到1958年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这比原计划又提前两年。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贯彻下去，全国掀起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各级领导人争先恐后，总是超指标完成任务。高潮就这样出现了。各级领导人把推动合作化运动视为表明政治坚定性和展示政绩的机会。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向农民描绘了一幅美好农村的图画，106农民对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憧憬，减少了他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疑虑。107农业四十条甚至让知识分子也为之振奋，一千多位科学家和民主人士应邀参加了讨论，这当中肯定融入了热衷于中国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的理想。毛泽东总是在一个任务完成之际，先人一步提出新的愿景，牵引人们追赶他的步伐。
1955年社会主义高潮兴起后，毛泽东把农业改造和工商业改造作为一盘棋局，借农业合作化高潮形成的政治压力，迫使资本家接受改造。1955年10月9日，他在审阅彭真的发言稿时，加了一段话：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使城市资产阶级彻底地孤立起来，造成一种使他们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可的形势，因而可以消灭一切城乡资本主义痕迹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112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讲话中说，一切措施，就是要孤立资产阶级，最后消灭资本主义，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113
一场涉及几亿人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竟这样戏剧性地结束了。农村高级社基本上是苏联集体农庄的中国版，实行集体所有、统一核算、集中劳动、按工分分配的经营方式；国家对国营企业实行统收统支、统包统配的集中管理；全行业公私合营后的企业管理体制等同于国营企业；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商业合作化后，形成了第一代城镇集体经济；城镇人口就业统包统配，形成“铁饭碗”制度；“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投资90%来源于财政，79%来源于中央财政，国家几乎成了唯一的投资主体；117国家统配物资从1952年的55种，增加到1957年的532种；118中央直属企业由1953年的2800个，增加到1957年的9300个；国务院工作机构和人员从1954年的46个、2.3万多人，分别猛增到1956年的82个、5.2万多人。119市场作用从金融、生产资料、劳动力和消费品等领域依次退出，以公有制为基础，以“条条”管理为主、以行政指令配置资源的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基本上在中国被复制出来，尽管有人认为中国始终未能形成理性的计划经济。
把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仅仅理解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其实是不全面的，它至少还包含三个重要方面：政治、文化、社会。首先，政治集权。伴随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中国政治体制也明显地趋向集权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联合政府”向“一党政府”转变。
这个过程是通过“制宪”完成的。本来，中共没有打算急于制定宪法，因为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不仅民主党派满意，共产党也认为在过渡时期仍管用。以《共同纲领》为基础，以政协为平台，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正处在一个愉快合作的“蜜月期”。
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出访苏联，向斯大林表达了中共的这一意向。然而，斯大林建议，中国应尽快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刘少奇解释说，我们目前使用《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在人民及各党派中威信很好。如果两三年内制定宪法，势必重复《共同纲领》，承认资本家的财产及剥削雇佣劳动为合法。再过七八年以后又要把资本家的企业国有化，再制定社会主义宪法，似乎有些不好。然而，斯大林坚持他的看法，他提出三条理由：其一，确立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他说，未经人民选举，没有宪法，人家就可以说你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刺刀上的。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就可以拿掉他们的借口。其二，防止泄密。他说，你们的政府是联合政府，不能只对一党负责而应向各党派负责，国家机密很难保障。其三，通过选举向“一党政府”转换。
中共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刘少奇从苏联回国，即刻启动制宪工作，并开始筹备召开全国人大。宪法的起草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基本框架模仿苏联宪法。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完成了体制的转换。取消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原政务院改为国务院，副总理全由中共党员担任；民主人士仍有12位国务院部委部长、主任，8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3位国家副主席保留，原3位副总理改任人大副委员长。民主人士都得到安排，各有其位，但实际权力变化很大。原来，民主人士占半数以上的政务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取消了。变化最大的是政协地位。原来全国政协不仅是各党派共同议政的平台，而且是代行人大职能的“最高权力机关”。现在，政协虽然还保留，但已变为一个咨议机构，即“各党派的协商机关”。
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开幕词，精确地概括了五四宪法及其政制的实质：“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21事实上，自宣传总路线以后，在中共党内就有利用普选排斥民主党派的思想倾向，但中共高层出于统战考虑，要“把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等一直引导到社会主义”，制止了这种“错误倾向”。122
二是由地方分权向中央集权过渡。战争年代，各根据地被分割，中央给各根据地较多自主权。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和连片，首先完成了几大区域内党和军队的统一。新中国成立之初，实行大行政区的管理体制，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区，设有大区一级人民政府。1952年6月20日，毛泽东致信斯大林，提出“我们拟参考联共（布）中央的经验加强我们党的中央机构”。123随后调高岗、邓子恢、邓小平、饶漱石、习仲勋到中央，戏称“五马进京”。同时将6个行政区改为中央派出机构，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增设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统管全国经济，124史称“经济内阁”。后来，林彪、刘伯承、叶剑英、陈毅、贺龙等人也相继调京。据高岗秘书赵家梁观察，调各路“诸侯”进京，毛泽东是一石三鸟：一则加强中央领导力量；二则形成刘少奇（党务）、高岗（经济）、周恩来（外事及统战）三足鼎立，分解周恩来的职权，并制约刘少奇；三则“调虎离山”，削弱大区权力，防患“山头主义”于未然。125鉴于20世纪中国长期分裂的教训，防范“山头”坐大，加强中央集中统一，是毛泽东考虑的重要问题。高饶事件加快了撤销大区的步伐，1954年10月，各行政大区及其相关党政机构已不复存在。
三是大权集中于党。鉴于共产党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鉴于政府中有众多党外人士任职，周恩来、董必武曾主张党政分开。1950年4月，周恩来提出“一切号令应该经政权机构发出”，“党不能向群众发命令”。126董必武更是坚持认为：“党领导着国家政权，但这决不是说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决不是说可以把党和国家政权看做一个东西。127毛泽东一度赞同董必武的主张，但很快就感觉“分散主义”倾向在发展，对政务院决定方针政策不报告中央不满，128尤其不满刘少奇“擅自做主”。129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批示：“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在6月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论述党政关系，明确提出：“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次要的问题，可以由政府部门的党组去办，一切问题都由中央包下来就不行。”130由此加强了中央集权，强化了以党为核心的决策体制，重大问题服从于毛泽东个人决断。
第二，文化改造。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基石是意识形态一元化。建国伊始，中共就开始了文化改造，主旨是改变自五四以来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多元并存，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
文化改造的主要目标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从民国时期过来的知识分子，多数是中共党外知识分子。直到1956年初，在10万高级知识分子中，党外知识分子仍占93%，135他们大都有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教育背景。
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左、中、右”的分野，但共同点是爱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深厚传统。他们中的多数并不了解和认同共产主义，对共产党存有疑惧，但他们痛恨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却是实情。季羡林回忆说：“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措施深得人心。旧社会留下的许多污泥浊水，荡涤一清...觉得从此换了人间”。137
然而，接下来的运动渐渐激烈起来，给知识分子以很大精神压力。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批判梁漱溟的“九天九地”，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批判红学家俞平伯，形成了政治围攻，知识界感到的压力与日俱增。1955年2月，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公开批判演变成政治上的肃反运动，高级知识分子受审查的人很多，知识界空气变得空前沉闷。142
为什么发动一系列文化批判，一方面，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阶层的大多数是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政治上难以信任他们；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知道，国家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的服务。因而，他的政策是改造和使用两手，通过思想改造促使知识分子皈依马克思主义，至少是拥护新政权，为国家建设出力。首先是打掉知识分子的道德优越感，使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在非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名声扫地”。143
第三，社会整合。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在全国城乡发动了有史以来最为剧烈与彻底的社会改造运动。在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战争之际，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场以城市为中心的运动，扫荡了国民党潜伏势力和派遣的特务，也根除了在其他社会中很难根除的社会黑恶势力，144政府取缔各种会道门，取缔妓院，全面禁烟、禁毒，废除封建把头，切断国内宗教与国外的联系。这一系列措施，固然是为了巩固政权、恢复治安，然而城乡旧有的传统社区组织和民间势力也由此被彻底摧毁。
一是城镇街居制。中共接管大城市后，废除保甲制度，建立城市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制度，简称“街居制”。
二是单位制度。所谓单位制度，是国家管理公有体制内人员的组织形式。单位可归为三种：其一是党政机关和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等群众团体。其二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单位。其三是事业单位，包括公立大、中、小学，公立医院，公立的研究院所、博物馆、影剧院等。
三是人事档案制度。国家职工大体区分为两种身份：干部与工人，两种身份界限分明。人事管理的一个重要制度是严密的档案制度，干部档案涉及个人简历、自传、鉴定、考核、学历、职称、政治历史审查、参加党团、录用、任免、转业、工资待遇、奖惩、退休、退职等材料，档案制度既便利于干部的管理和使用，也是对干部队伍实行控制的有效工具。
四是户籍制度。1953年，有两个情况推动了户口管理制度在全国的建立。其一，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普选做准备，开始在全国范围进行人口调查登记工作；其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需要准确的人口数据，实行粮油棉布等生活必需品计划供应，需要核准供应对象，控制供应规模和范围，尤其要严格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减少国家计划供应的压力，避免从农村提取的积累又被农村人口大量迁入城市消费掉。1955年8月，国务院发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规定凭城镇户口按人定量供应粮食，规定了粮食转移证、粮票的管理办法。11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确定“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作为人口统计指标。中国的户籍人口由此分割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148户籍制度把中国社会从此分割为城市与农村两大部分，市民与农民是两种不同的身份，而且带有世袭性质。这种城乡分割二元体制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1956年以后，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的建立，在全国基本消灭了私营经济和私有产权制度。农村人口绝大多数被组织在合作社内，通过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和统一分配工作的高等教育制度，城市人口绝大多数被组织在各类单位内。由于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和就业渠道趋于狭窄，政府开始严格控制人口自由流动，尤其限制农民进城，个人基本被定格在一个区域和单位内。
由此，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全能主义政治”的举国体制。在这种政治社会体制下，国家垄断大部分稀缺资源并试图控制人们的观念，国家权力覆盖整个社会，个人高度依附于国家，民众被动员起来实现国家目标。
[1]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54～155页。
[2]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43页。
[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395页。
[11] 《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2日。
[12] 从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1940年，短短12年间，苏联整个工业增长了5.5倍，年平均增长率达16.9%，其中重工业增长9倍，年平均增长率为21.2%，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70%以上。见金辉等《苏联经济概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第128页。
[13] 见1951年5月7日刘少奇在中共第一次全国宣传会议上的报告、7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藕斋为马列学院第一班的报告，《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181～182、204～205页。
[14]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181～182、173页。
[15] 见1951年3月3日周恩来在向出席工业会议、财政会议和其他专业会议的代表做《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工作》的报告，3月9日周恩来在第75次政务院会议上讲话，转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3），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1055～1056页。
[20]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2页。
[2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254～255页。
[2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213～214页。
[26]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236～237页。
[27]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253～254页。
[29]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76～183页。
[35] 《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36页。
[3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140页。
[47] 1953年7月22日，在农村工作部部务会议上，邓子恢说：“粮食在农民手里，我们不能强征强购。我们取得粮食的办法，主要是供销合作社同农民签订产销合同，用工业品和商品来交换农民手里的粮食，就是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推销工业品和收购粮食，实行系统的产品和商品交换。”见该书编辑委员会《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第466页。
[48] 《陈云文选（1949～1956）》，第207页。
[49]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7页。
[52]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49页。
[53]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页。
[53] 《陈云文选》第2卷，第97页。
[56] 见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第22页。
[57]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05页。
[58] 《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12页。
[71] 《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第440～441页。
[7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399～400页
[7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173、207页。
[7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47页。
[79]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370页。
[80] 《邓子恢文集》，第409页
[8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374页。
[8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367、369页。
[83] 1955年5月6日邓子恢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见《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第309页。
[85] 杜润生：《忆50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383页。
[86] 中共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1980年12月8日），附件。
[87]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381页。
[93] 《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第60页
[106] 这份农村未来12年的发展蓝图内容包括：实现合作化，对鳏寡孤独者保吃、保穿、保烧、保教、保葬（五保），增加农作物产量，兴修水利，推广新式农具，逐步实现机械化，推广良种、改良土壤、开垦荒地、绿化荒山、改善民居、消灭流行病、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扫除文盲、普及农村广播网和电话网、建成全国地方道路网、保护妇女儿童等。
[107] 1956年1月，苏州各县召开区乡干部扩大会议传达农业发展纲要，到会干部欢欣鼓舞。有的形容四十条是“百宝箱”，“这四十条里，从男到女，从老到少，从生到死，从人到畜，大事小事无所不包，是社会主义的图画，是美好生活的照片。”干部的这种心情必然会传导到农民中间。见《内部参考》1956年第13期，第168～169页。
[11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15页。
[113]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8页。
[117] 周道炯：《当代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9页。
[118] 周太和：《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51、503页。
[119] 张宏儒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典》，东方出版社，1989，第349页。
[121]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0页。
[122] 1953年6～7月刘少奇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林样庚《刘少奇与多党合作制度》，《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2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474页。
[124]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62页。
[125] 赵家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第76页。
[126]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66页。
[127] 《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395页。
[128] 1950年8月和9月，毛泽东又两次批示给周恩来，要求政务院及所属各部门决定政策方针都要“做出总结报告，呈报我及中央书记处看过”，经同意后才可下发实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460页）1952年12月，政务院批准实行“新税制”，在全国引起波动，各大区、各省市纷纷来信反映，引起毛泽东严重关注，他尖锐批评“新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235页。
[129] 1950年初，毛泽东看到刘少奇关于东北互助合作问题与安子文谈话的记录，十分不满，叹气说：“少奇同志有些重大问题也不向我请示商量，就擅自做主，出了不少乱子。”见《张明远回忆》，未刊，转见林蕴晖《国史札记·事件篇》，第78页。
[130]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0、95页。
[135]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第810页
[137] 季羡林：《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第245～247页。
[142] 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第429～430页。
[143] 转见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第24页。
[144] 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
[148] 转引自殷志静、郁奇虹《中国户籍制度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第5页。
1956年2月，苏共召开的二十大，引发毛泽东等领导人“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道路的思考，并在经济改革与扩大民主两方面进行了有价值的尝试。然而，这种思考和探索后来却演绎出一场以“大跃进”和公社化为标志的乌托邦运动。其核心是双重赶超：用全民动员的办法创造增长奇迹，赶超英美；通过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超越苏联，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一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模式。这个运动以一场全国性大饥荒宣告失败了，它留给人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意义。它为各国党独立思考，探索本国改革之路，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
中国领导人开始是基本赞同苏共二十大路线的，它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对毛泽东来说是一次思想解放。5月2日，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现在“我们可以彻底讨论所有的问题了”。1
毛泽东从1956年2月开始听取34个部委汇报，这次调查形成的想法，集中体现在他在4月做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其中5个问题讲经济关系。
特别是在这年9月中共八大期间，中共党内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有所深化。其背景是：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以后，暴露出一系列新问题。
陈云认为，资本主义大范围内不合理，小范围内合理；社会主义大范围内合理，小范围内有不合理之处。要使两个方面都合理，就应当在国家市场指导下允许自由市场存在，没有自由市场，市场就会变死。10陈云在中共八大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总体设想：国营和集体为主，个体为补充；按计划生产为主，市场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自由市场为补充。11这是一种改良型计划体制的构想，即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在公有制占绝对优势情况下，允许少量非公有经济存在。陈云的主张得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认同，在八大决议中也有所体现
从文献看，体制问题成为八大讨论的一个热点，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商业部部长曾山，还有一些地方领导人都涉及经济体制问题。关于农业合作化体制，是代表发言谈得最多的问题。
在八大会上，邓子恢警告说，不要“以为合作化以后万事大吉”。他主张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保持合作社生产经营的独立性，“国家不要样样去干涉他们”。合作社生产经营应“大的集体，小的分散”，允许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和自留地。12
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种种暴行，对中共高层是有触动的。他们意识到，权力过分集中会带来弊端。李慎之当年听胡乔木讲述：“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17值得注意的是，一段时间毛泽东等人在苏美对比中，表现出对美国政治的某种肯定。据邓小平说，对于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18另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口头报告中说：“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19周恩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20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也说：“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所采用的一些民主比我们现在的一些民主办法甚至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他甚至以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功成身退为例说：“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呢？”21可见，毛、刘、周都考虑过借鉴西方民主的“某些形式”来弥补制度上的缺陷，流露出少有的开放心态。当然，中共领导人从来没有设想过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他们是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某些民主形式严格加以区别的。
从《论十大关系》到中共八大，毛泽东和中共高层对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系列尝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苏共二十大的回应，而且看起来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
在国家体制上提出两项措施：一是发挥人大代表的监督作用。另一项措施是试行行政体制改革，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力，实行中央与地方相互监督。
中共八大在党的体制上也做了两项改革：一是将党的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二是设立中央书记处，增设几个副主席和一个总书记，用意在加强集体领导。
“健全法制”也是八大议论的一个话题，董必武的发言最为鲜明和尖锐。他批评说，“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这可能带来一种副产物，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现在无论就需要还是可能来说，“法制都应该逐渐完备起来”。24健全法制在八大政治报告和决议中都有所体现。
刘少奇还设想了一个以法治国的状况：“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出来加以干涉。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而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必须贯彻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25
现在留下的毛泽东在八大筹备和召开期间的诸多文字，对于国家法制未赞一词。对于习惯于人治、习惯于政策治国的中共领袖和干部来说，从革命秩序转到法制秩序，是一个很难越过的坎。当时，有两个说法在党内“颇为流行”：一是认为“国家法制是形式”；二是认为“国家法制太麻烦，施行起来妨碍工作”。26
中共八大认定，国内主要矛盾已经由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转变为落后生产力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矛盾，决定将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转到发展生产力上来，使中国尽快地由落后农业国变为先进工业国。这就是被广为讨论的“八大路线”。毛泽东在八大期间讲：斯大林在消灭了阶级以后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他的错误的根源。“我们的政权专政的职能，只剩下十分之一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保护生产力……要党内不恐慌，要民主党派不恐慌，要全国人民不恐慌。”28看了这几段话，几乎难以相信此后20年毛泽东会反道而行，把阶级斗争推向极致。
毛泽东扩大民主有三层考虑：一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知识分子为实现他的建设宏图出力。1956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其主旨是要通过调整政策，动员知识分子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离不开知识分子贡献力量。毛泽东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单靠大老粗，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301957年初，他仍然说：“知识分子是相当值钱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31尽管他在政治上仍然不完全信任知识分子，但必须团结他们，并逐步改造他们。二是有意借助党外的批评冲击官僚机构的沉闷空气。三是希望树立一种比苏联自由、开放的社会主义新形象。然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并不是基于五四宪法已经规定的公民权利，而是执政党的一个动员工具。在“双百方针”提出之日就设定了两个界限：一是“争鸣”不涉及政治问题，一是只给人民自由，不给反革命分子自由，毛泽东说：“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32毛泽东料定知识分子的“争鸣”不会逾越雷池。
1948年，苏南冲突后，斯大林在东欧各国党内进行大清洗，强制推行苏联模式，这些国家共产党唯莫斯科马首是瞻。由此带来了两个致命后果：一是严重刺伤了东欧国家民众的民族尊严；一是造成经济严重失衡和民生困苦。只是因为斯大林在世，压住了；只有南斯拉夫，因为被斯大林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另找出路，向西方开放，走市场社会主义的道路。斯大林一死，矛盾就开始暴露。
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自己扳倒了斯大林的神像，引发了一次“大地震”，许多共产党人惊惶失措，出现严重分裂，波兰和匈牙利首先动荡起来。苏联领导人一度进退失据，最后用谈判平息了波兰事件，用出兵镇压平息了匈牙利事件。刘少奇、周恩来亲赴苏联和波兰、匈牙利，帮助赫鲁晓夫解决难题，这也为中共介入东欧事务提供了机会。
波匈事件后，尤其是11月11日铁托发表“普拉演说”以后，毛泽东明确转向。对于斯大林的错误，赫鲁晓夫归结为他的猜疑、任性、暴戾等个人品质，毛泽东更愿意把它归结为认识论问题，即缺乏经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铁托的“普拉演说”提出了与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说“个人崇拜是一种制度的产物”，铁托称之为“斯大林主义”，把跟着斯大林走的人称为“斯大林主义分子”。铁托的说法，引起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共同的愤怒。毛泽东认为，这将分裂共产主义队伍，必须驳倒它。以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标志，毛泽东从批评斯大林错误转向维护“斯大林主义”，从探索改革之道转向维护十月革命和苏联经验的“共同道路”，从批判教条主义转向批判修正主义。33“修正主义”概念一经出现，就挥之不去，对此后中国20年的政治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薄一波回忆：匈牙利事件对毛泽东和中共高层的“震动太大了，仿佛中国也存在这种现实的危险”。仅在10月21日到11月9日的20天内，“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十三四次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及有关问题，往往是通宵达旦，不分昼夜”。34此时，国内一些地方连续发生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农民闹退社的“闹事”，增加了高层的紧张感。毛泽东从波匈事件看出，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关于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当时认为有两方面：一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毛泽东说：“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35一是由于政策失误，重工业投资过多，人民生活苦，领导官僚化特权化，脱离群众，引起人民不满。中国能否避免重蹈匈牙利覆辙，也就在这两个方面。
毛泽东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对阶级斗争的警惕。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提醒全党注意，波匈事件“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36据此，有人认为，毛泽东此时已经形成“引蛇出洞”的策略；此后，动员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完全是他亲自伏设的一个“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大罗网。
1957年2月至3月，毛泽东亲自召集思想文化教育领域各种座谈会，40要求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掌握思想动向，做思想教育工作。毛泽东在发动党内整风的时候，始终是留有后手的。他警告说，如果有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41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求执政党的干部用新的民主的方法化解社会矛盾。这相对于斯大林把一切矛盾都看成阶级斗争的观点，以及从肉体上消灭一切政治反对派的做法，是一个历史进步。然而，《正处》仍然是以政策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法治的原则是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守法受到保护，违法受到制裁。《正处》理论的致命罅漏，恰恰就在于它的前提，即将社会矛盾区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前者专政，对后者民主。然而，在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模糊地带。一旦认定矛盾性质转化成了敌我矛盾，毛泽东提出的所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都将失去意义，重新启用对敌斗争的手段和策略就成为不可避免。不幸，历史正是按照这种逻辑演进的。
如果有一场民主运动，它也不是自发的且必定要出现的，而是执政党自己鼓动“大鸣大放”放出来的。毛泽东放了一把火，结果烧出了他划定的边界，于是掉转方向，“后手”变“先手”，从整风转向反右，1957年的政治演进就是如此。其中决定性的环节有三个。
第一，由“小民主”转向“大民主”。毛泽东发动党内整风是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党员干部不适应新的情况，不善于处理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另一个问题更重要，就是执政以后党内争名争利，贪图享受，搞特权，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问题。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和毛泽东都提到，要防止形成新的“贵族阶层”或“统治阶层”。这两方面问题都影响着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到上海看到民主党派的《文汇报》《新民晚报》搞得很热火，而共产党党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却按兵不动，“他就火了，就说要搞大鸣大放”。47
第二，采取“引蛇出洞”策略。5月14日和16日，毛泽东两次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已经明确透露出准备反击的意向，但对党外秘而不宣。除涉及物价、外交、肃反三项，要求党报继续刊登“鸣放”言论，引右派出头，以“暴露其反动面目”。515月下半月，各部委、各地区、各大学、各学会都纷纷邀请党外人士座谈。这种“引蛇出洞”的策略，使更多的人卷入“鸣放”中，而且言论越来越刺激，情绪越来越激动。许多人是在一再动员后才发表意见的。青年学生也开始动起来，学潮从北京高校向全国蔓延，大字报、大辩论成为他们“鸣放”的新武器，“其言论尖锐和大胆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民主党派和教授们的意见”。55
然而，毛泽东断定中国“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有人要推翻共产党的政权。他得到的情报说：“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56这些话是不是章罗说的，有待考证。然而，坊间确有“共产党已开始分裂，毛泽东要下台”的传言。576月14日和7月1日，毛泽东先后为《人民日报》撰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两篇文章。在后一篇文章中，毛泽东认定右派分子的大本营是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主帅是章伯钧和罗隆基同盟，他们的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58由此，反右派运动陆续在全国展开了。7月1日，毛泽东提出“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不到10天，右派骨干名单增加一倍，“大约8000人”。59
第三，把运动引向广泛人群。反右派运动所以伤人众多，很重要的一步，是将运动引向各行各业，引向基层。关键的一次会议，是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认定与资产阶级右派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要求用几个月时间，继续“深入挖掘”，“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60会议决定“党、团、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工商联、学校、文艺界、经济事业机关、合作社都要整”。“工人、农民中不要提反右派的口号，但工厂、农村也是有右派的”。61
各地纷纷重新部署斗争，发现的右派分子越来越多。在群众运动中，各种“钓鱼”手段进一步发挥。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各种各样，最多的是因对本单位领导不满。许多人并没有“鸣放”，或因日记被查，或因他人揭发，或因“向党交心”而获罪。地方官员借反右之势，搞争权斗争，也并非例外。由此“挖出”的右派分子迅速增加。到1958年7月运动结束时，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65与最初估计的4000人相比，扩大了130多倍。沈志华分析说：“同以往历次运动一样，反右运动所造成的后果未必就是毛泽东原来设想的那样，但是他所使用的群众斗争的方法就必然导致如此的结果。”67
反右的直接后果，不只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受到整体伤害，更深远的后果在于，由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阻塞了中国走向民主和法治轨道的可能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集体失声，共产党再也听不到党外批评。即使在1961年至1962年上半年的调整期，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然不置一词，“夹着尾巴做人”。另一个深远影响是，轻易地放弃了中共八大政治路线，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
如果要找一个毛泽东心目中的中国模式，那就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莫属。1955年秋冬，迅猛到来的社会主义高潮曾让毛泽东欣喜，但有一点却使他不安：中国仍然“一穷二白”，经济落后，文化落后，被人瞧不起。美国人对中国的敌视和傲慢，更是强烈地刺激了毛泽东。
如果不拘泥于词句，那么早在1955年底就开始酝酿和发动一场“跃进”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一份被称为“农业四十条”的农村发展远景规划，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在党内开展反对“右倾保守主义”的斗争。在这个背景下，1956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各行业出现了浓厚的跃进气氛，只是这次冲动受到了暂时的抑制。
对于毛泽东提出加快发展的方针，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开始都表示赞同。然而，当各级领导人头脑普遍发热、导致各方紧张的时候，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等财经领导人产生了集体焦虑，他们与毛泽东的分歧加大了。周恩来为劝阻毛泽东追加20亿元基本建设投资的要求，甚至与其发生了当面争执。周对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同意这个意见。”6月初，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赞同周恩来等人的意见，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75指导思想悄然从“反右倾”转向“反冒进”，而年初提出的农业四十条和“多、快、好、省”口号，实际上被搁置。毛泽东的意见被中央集体否决，这在建国后是极少见的。毛泽东心中不悦，但没有表露。他首次表达不满是在这年年底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在这次会上，刘、周、陈云鉴于匈牙利的教训，主张进一步收缩计划，回应民生要求。毛泽东当即表示异议，告诫他们不要“泼冷水”。
1957年底，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形势，给毛泽东的赶超战略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支持。苏共二十大提出“和平竞赛”之后，苏联、东欧出现了一股赶超西方的浪潮。1957年，苏联赶在美国之前把卫星送上天；在毛泽东参加的9月莫斯科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15年赶超美国，这些都给毛以很强的刺激。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即提出中国15年内“赶超英国”的目标，76并迅即转告刘少奇向党内打招呼，“超英赶美”遂成为发动“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口号。毛泽东公开的口号是赶超英国，实际瞄准的目标是美国，同时还有苏联，77他说：“中国应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国”。78自然，最终是要超越美苏的。从1957年底到1958年春，毛泽东严厉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认为它为右派提供了口实，而且逢会必讲，口气越来越严厉，称反冒进的领导人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这使周恩来、陈云等人倍感压力，被迫做检讨，周甚至提出辞去总理职务。
毛泽东从反右运动找到了一种新形式，就是用“搞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发动“大跃进”。他自信地认为，这可能是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不同的“另一种方法”。79人们往往重视1957年反右对“大跃进”发动的政治心理影响，其实，1958年开展的一系列运动，其紧张程度和波及范围甚至超过1957年。在党内高层，揪出一批省级“反党集团”。如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广东省长古大存、浙江省长沙文汉、青海省长孙作宾、辽宁省委书记王铮及省长杜者蘅等被揭发批判，并被开除党籍。在军队开展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在全国总工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知识分子中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斗争，在民主党派中开展“向党交心”的活动。其他大小运动不胜枚举，无一不是“大辩论开路”，造成了极紧张、亢奋和激进的政治氛围，所有不同声音都被压制了。
除了政治压力，毛泽东一系列讲话的思想影响力同样不可忽视。在1958年春的一系列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不断革命”，要“破消极平衡，立积极平衡”；“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不要怕教授”；“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名家是最落后的、最怕事的、最无创造性的”等言论，有极大的鼓动性。它所表露的，除了对意志力的崇拜，就是鄙视知识权威的倾向。
在中共八大，毛泽东提出，要在3个五年计划内，造就100万到150万高级知识分子。81然而，经过反右派运动，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靠不住，这使他进一步转向群众动员，主要是底层民众的动员。相对于知识分子，毛泽东更愿意相信普遍民众的创造力。斯大林把“技术”和“干部”当作决定因素，而毛泽东则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82
毛泽东的上述言论，十分符合以工农为主体的党内干部的口味，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建功欲望、想象力和冒险冲动。1958年，毛泽东心气很高，一门心思想把经济搞上去，希望“趁热打铁，一气呵成”建成社会主义，83而且直接跑到第一线，抓得十分具体。毛泽东的浪漫主义又感染着各级干部，特别是那些省市委书记。毛泽东在各地视察时，为调动起来的民众热火朝天的场面而兴奋。各地官员当着他的面说假话，虚报产量，毫无怯意。84我不认为，毛泽东真的相信报纸上亩产多少万斤的连篇累牍的报道，85但他不愿“泼冷水”，群众运动靠的是一股气，“气可鼓不可泄”。
毛泽东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86除了陈云不说话，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几乎所有领导人头脑都发热。87各种指标层层加码、节节拔高。赶超英国的时间不断提前，从15年到10年、7年甚至二三年；赶上美国的时间，也只需要再加七八年，甚至更短。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则是以“一天等于二十年”来形容当前中国经历着的“伟大时期”。
1958年的体制下放，也为“大跃进”发动提供了支撑。向地方适当分权，1956年就提出来了。1957年11月，制定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三个文件，基本原则是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限。地方适度分权是一个正确的改革方向，但到了1958年，适当分权的命题走向极端。为适应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建立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要求，几个月内全面、急速地下放权力，范围涉及计划和企业管辖、财政和税收、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投资和信贷管理、劳动管理等各项权力。
现代经济的核心概念是资源的稀缺性及其有效配置，手段无非是两种：市场或者计划。1958年，市场彻底消失了，而中央计划又失去约束力，剩下的只有主观意志的任意发挥和滥用行政命令了。各级政府官员根本没有资源稀缺性的概念，大上基建项目，大量招收职工和调用民力，很快爆发了各自为政、自成体系的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争夺资源的大战。
讲到1958年的体制改革，一般人只注意到“分权”的一面，却忽视了“集权”的一面。这次体制下放，看起来是分散了权力，实质上更加集中了权力，即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到党委，党委又集中到第一书记。1958年初，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提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的领导原则。6月，中共中央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在中央通知中，毛泽东明确写道：“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作报告。”他强调说：“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89这意味着，把原属国务院的行政权转移到了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与国务院的关系成了上下关系，毛泽东通过党的系统直接指挥政府机构的日常工作，相应地也使周恩来与邓小平的权位发生了变化。邓小平作为总书记，开始全面处理党政军群的事务，包括受毛泽东之托参与处理棘手的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问题。“大跃进”的指挥部不在周恩来的国务院，而在邓小平中央书记处，陈云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更是被虚置了，成了一个咨询机构。为了协调行动，八届五中全会把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增补进书记处。自1958年起，毛泽东一般不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只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同时，他经常在不同城市召集由不同人员参加的会议，中央和地方大员随之在各城市飞来飞去。90地方党委也都成立了相对应的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政府职权基本被党委取代，而第一书记同样是一言九鼎，呈现鲜明的人治色彩。“大跃进”中各地在做法和后果上的差异，与第一书记的作为关系极大。
1958年8月4～9日，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山东农村，在各种大社名称中，毛泽东肯定“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并对人民公社做了描述，说“人民公社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公社的内容，有了食堂，有了托儿所，自留地的尾巴割掉了，生产军事化了，分配制度变化了，一个小并大，一个私并公，乡社合一了”。98“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这句话，被记者们立即公布出去，“一言兴邦”，全国普遍开始了大办人民公社。行动最快的河南省，仅8月一个月时间，全省农村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入社农户达99.98%。
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他的战时生活经验和军事共产主义情结。在他看来，战争年代搞供给制，官兵一致，不发薪水，过共产主义生活，锻炼出了共产主义战士。22年战争打赢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他批评建国后实行工资制是倒退，助长了争等级、争待遇等资产阶级思想，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逐步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99毛泽东的真实想法是要超越苏联，让共产主义理想率先在中国大地上实现。
当时许多领导人与毛泽东一样对共产主义抱着炽热的憧憬。譬如刘少奇，整个夏天都在讲一个主题，就是“共产主义”，对各地出现的公共食堂、供给制、托儿所、幸福院、家务劳动社会化、妇女解放、半工半读等新事物抱有极大热情，认为这都是共产主义生活的雏形。他说：“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现在实现了”，“搞共产主义，大家好”，现在盖房子要搞“共产主义标准的”。9月中下旬，刘少奇走遍江南江北，都讲如何建设共产主义生活，如何培养共产主义的精神。他批评有人说实行粮食供给制会增加懒人，指出：“只有彻底地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彻底的消灭懒汉。”100 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议上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是人民公社，“看来基本道路解决了”。10110月，邓小平在四川德阳视察时提出“要按共产主义的生活来设计布置街坊和住宅”，早点搞城市人民公社，建议德阳不要县了，政社合一，叫德阳市，又是德阳人民公社。“现在德阳13个公社大多数是一两万人的，太小了不好发挥力量，还是四五万人以上好。”102
人民公社化运动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乌托邦运动。毛泽东坚信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1958年11月在郑州，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讨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时提出：“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中国“现在已开始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他批评苏联“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105
公社化并没有造就一个无差别社会，却无限度地扩张了国家控制力。尽管国家控制社会的体制随着三大改造完成而建立，但当时仍然留有一定的社会空间。在农村，乡、社是分设的，合作社仍是一个经济组织，乡政府主要还是从外部对合作社进行管理和控制；合作社之外仍有小量个体农民，政策规定农民有退社权利，尽管退出很难；合作社内农民仍有自留地、家庭副业和林木、农具、房屋等私有财产，家庭仍是农民抵御风险的最后屏障。然而，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直接诉诸行政权力管理公社内的一切事务；集体之外再无土地，公社之外再无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被取消，私有房基地、牲畜、林木等财产也都归公；撤村并户，农民进居民点，吃公共食堂，妇女劳力被从家庭里动员出来，男女劳力编成各种“突击队”，有的直接编成班、排、连、营，实行统一调动，“大兵团作战”，这就是所谓的“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许多地方搞集体宿舍，男女分居，要消灭家庭。国家力量达到了对社会的超强控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动员能力。
国家权力的无限度扩张，直接的后果是“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多吃多占风）盛行，民力被滥用。1957年冬季，农田水利建设工地征调劳力上亿人；1958年，全国大办各类“小、土、群”工业的劳力在6000万人以上，大炼钢铁的劳力最多时达到9000万人；这还不包括修铁路、办工厂等其他事业调用的劳力，被调用的都是强壮劳力。“共产风”的盛行，反映在公社范围内实行平均分配，穷队与富队拉平，社办工业、学校、公共食堂、托儿所、老年幸福院、办公楼等所需财物，无不从农民那里拿来。当时，群众的说法是：“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108农民的口粮掌握在公社，饭碗端在干部手中，强迫命令、瞎指挥、多吃多占就不可避免。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浮夸风”，即全国性的集体造假。造假是官僚体制的一个顽症。它根源于干部任命制，以及以指标管理实施政绩考核的制度，109在这种制度下，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很难避免干部以造假博取荣誉、升迁或免于责罚的冲动。
毛泽东对造假现象虽不鼓励，但相当宽容，明确提出要保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对说假话的干部要耐心说服，不予处分。110在领导层，并不是没有人看出假来，但是谁都不愿明说。也许起初造假者只是把它看成一场数字竞赛的政治游戏，并没有想到它的后果。事实上他们也不是后果的主要承担者，最终农民为此付出了饥饿甚至生命的代价。111
当然，在毛泽东心里，人民公社还有不确定性。他说“这个东西还要看，搞几年再看”。112 1958年，如此大规模的民力调用，如此大范围的社会改造，本身就潜伏着巨大风险。其实，毛泽东是有预感的，他形容自己的心情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毛泽东私下对田家英等人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好了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113自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不断释放出某种要降温的信号。11月上旬至12月上旬，先后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批评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急于取消商品、货币的观点，明确公社仍是集体所有制，公社的财产不能无偿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
一般认为，灾荒是1959年下半年以后出现的，其实1958年底，一些地方就已经出现饥馑、疾病和饿死人的现象。1958年秋天，安徽灵璧县、河北邯郸专区、云南省都有报告，已有饿死人，许多人卧床不起，云南全省浮肿病38.8万多人，死亡3.9万人。1151959年初，新华社《内部参考》不断报道一些地区食堂停伙、浮肿病蔓延、大批农民向城市流动等现象。[116]这些省市的报告毛泽东不仅看了，而且都有批示，按照毛的习惯，新华社《内部参考》是必看的，因此不能说毛泽东完全不了解实情。但问题远远没有充分暴露。广东、湖北、安徽省委给中央的报告都认为，农村到处闹粮荒不是真的缺粮，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而是思想问题。118
1959年2～4月，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解决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和分配问题。第一，提出要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即原有的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小队（相当于原初级社）部分所有制；第二，承认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缩小供给制的比例和范围，改“吃饭不要钱”为“吃饭要钱”；第三，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允许农民搞私养家禽、家畜等家庭副业；第四，把第一次郑州会议“旧账一般不算”改变为“旧账一般要算”，要求各地对刮“共产风”时调用的农民财物实行退赔。毛泽东说：“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算账也可以锻炼干部”。126
上述政策的落实并非没有阻力。“大跃进”期间，省委书记们相当多的时间是与毛泽东在一起的，或参加毛泽东召集的各种会议，或单独谈话。不仅省市委书记，中央一些部委如谭震林主事的农委也很激进，提出1959年水利工程一定要完成1900亿立方米，比上一个冬春还多3倍。毛泽东说：“我看这样搞下去，中国人非死一半不可”。129因此，1959年上半年的整社，并没有解决多少问题，所谓算账、退赔只是说说而已。
有人对毛泽东率先纠正错误给予很高评价，认为错误是毛泽东带头犯的，也是他带头纠正的。从一定角度看，确是如此。但也要看到，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下，除了毛泽东没有谁敢率先提出纠“左”。如果说，1957年反右，使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集体失声；那么，1958年批反冒进、批怀疑派观潮派，党内不同意见也难表达了。
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他批评说，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130在成都会议上，对毛泽东的颂扬不绝于耳。有人公开声称“对主席就是要迷信”。当时，柯庆施有两句名言：“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131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做检讨时说：“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毛泽东传》评论说：“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132
党内并不是没有不同意见，但在这种气氛下谁都不敢说，包括陈云这样地位的人都不说话。北戴河会议前后，薛暮桥等人曾私下劝陈云向毛泽东进言，陈云说，现在热度太高，提不同意见没人听。13312月，陈云觉得，六中全会提出1959年1800万～2000万吨钢的指标太高，他要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不要公开发表这个数字，乔木不敢去说。134胡后来解释说，这是为了保护陈云。1959年1月18日，在毛泽东召集的一个小会上，陈云说，武昌会议制定的指标过高，难以完成。毛泽东听后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135这时，毛泽东或许真想听听陈的想法，然而陈云不摸毛的底，不敢完全表达意见，更不敢坚持，不久还给毛泽东做了一个检讨。到4月初八届七中全会时，毛泽东对公布1959年高指标有些后悔，他批评胡乔木说，你一个秘书，有什么权力不报告中央副主席的意见？136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感叹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让陈云来主管财经工作“比较好”。137
陈云的谨慎不是没有理由的。1959年春夏之间，毛泽东的思想在进退之间，说法前后矛盾，一面说要“压缩空气”，降低指标；一面说要“在1959年实现更大的跃进”。138一面称自己“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139一面说如果对于公社优越性的这一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140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正敏感地观察党内反对意见的形成，就在4月5日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做了一个极具情绪化的长篇讲话，说谁也没有想到会刮“共产风”，出这么多乱子；责怪人们向他“封锁”消息，称“权力要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希望用进一步集权的办法来消除混乱。他历数与彭德怀、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洛甫、朱德、刘伯承、林彪等党内重要领导人“吵架”的历史，说“我得罪了你们……你们全都不投我的票那也好，我无非是拉倒”。这一番话令在场的李锐深感诧异，他与田家英、胡乔木等毛泽东的秘书们共同感觉到，一年来乱子闹得太多、太集中，毛感到自己有责任，又不愿痛快承担，以谈历史来证明他是一贯正确的，反对他的人都是不正确的。141依笔者看，毛泽东在宣泄一种失望的情绪，埋怨下面没有很好地贯彻他的意图，实现他的抱负。
“大跃进”和公社化的乱子，把党内分成了两派：一部分干部认为“气可鼓不可泄”，坚持要继续“大跃进”；而另一些干部却感到危机将至，不胜惶恐。前一种声音仍然理直气壮，但后一种声音已在私下积聚。张闻天、陈云都与彭德怀交换过看法。145朱德、董必武、林枫联名向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建议“把粮食分到户，允许社员自己在家里做饭”。朱德还提出，不能完全否定“个人所有制”。146 在地、县委书记和一般干部中，质疑声更强烈、更尖锐，认为“1958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大办钢铁是‘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人为的产物”“早产儿”；中央的决议是“心血来潮”，“‘左’倾思想的复活”，“‘共产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公共食堂害多利少”；等等。147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径直在无为县解散了4000多个公共食堂。
党内高层是在这样一个思想分歧的状态下参加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在庐山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是毛泽东6月下旬在邯郸临时动议的，其意图是继续推动贯彻郑州会议以来的政策，统一党内对形势的看法。毛泽东带头纠“左”，但是有底线，即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是毛泽东最引以为自豪的两个“创举”。
杜润生说：“毛是不能激的”，他认准的事，越是有人说不行，就会“更加激活他极强的反向思维”。148彭德怀在庐山给毛泽东的信，批评“大跃进”的做法和后果，激起毛强烈反击，尽管彭主观上并不想刺痛毛。彭考虑过政治后果，但对会议没有解决问题就要匆匆收场非常忧虑，觉得不能不出来说话。彭德怀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确实有刺激性。仔细分析，毛泽东的激烈反应，也不只是因为彭的信，他没有想到彭的信印发会议后，有那么多的人表示赞同。他了解到有不少人对总路线提出批评。就在庐山，他收到几份反映这种动向的材料，一份来自军队的材料说，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不满，认为是由于路线上有错误。另一份材料反映天津一些同志认为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人民公社走得太快。149恰在这时，赫鲁晓夫批评人民公社的讲话送上了庐山，进一步激发了毛泽东的“斗志”。7月29日，他批给与会者：“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8月1日，毛泽东又批道：“将来我拟写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150
当然，庐山会议把彭、黄、张、周打成反党集团，有更加复杂的背景，包括历史恩怨、山头主义和权力斗争等因素。毛泽东对彭德怀是有戒心的，特别是苏联朱可夫事件发生后。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增补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或许就是为了对彭德怀有所制衡。彭本人不会没有觉察，他提出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未被中央接受。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揭了一通老账，说“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51
邓力群回忆，庐山会议上有人揭发，说彭在火车上讲：中国的问题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这个话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他不能不反感。152会上风传，彭德怀在拉队伍，说书记处成员一半对一半（有一半拉过去了），等等，153柯庆施、李井泉等人也对毛泽东说，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毛主席的。154毛泽东认定，彭是在向他“下战书”，他把庐山会议的斗争定性为“一场阶级斗争”，155向高级干部摊牌：是跟我毛泽东走，还是跟彭德怀走？156在这种情势下，无论赞同还是反对彭意见的人，都没有第二种选择，只能站到毛的一边，批判彭。那么多高层领导，“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157有人还噙着泪去劝彭德怀，从“大局”出发做检讨。两个根本观念决定了与会者的态度：一则“服从阶级斗争的最高利益则，是共产党人对革命忠诚的一种表现”，158在阶级斗争面前，没有就事论事的余地。一则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就是维护党的团结，在多数人看来，“党的团结”高于一切，是非曲直反而成了第二位的东西。更何况，有一批重要领导人劲头还很足，还要继续“大跃进”，不愿听反面意见。他们是自觉地维护毛泽东、维护“大跃进”的。王任重7月20日日记记载：“晚上，主席召集区长们开会，又讲了不要怕批评的精神，但是柯老和井泉已经感到有压力，有些紧张，对彭总的意见感到严重”，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159
庐山会议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庐山会议前，农村就已经出现灾荒，但是如果继续纠“左”，还不至于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然而，庐山会议及此后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把危机推向深渊。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再次倡导全党读书，他带着一班人，花了两个多月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刘少奇、周恩来也分别组织读书。我们从后来整理的读书笔记看，毛泽东的主旨是要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寻找理论支持，回答国内外的质疑。
各地从高层机关直达基层，展开了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一大批对“大跃进”和公社化有过微词的干部，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发动继续“大跃进”。根据毛泽东壮大社有经济的思想，中央发文号召人民公社大办工业、大办万头养猪场、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商品生产基地等。各地展开了“五个大办”的竞赛，并向公社所有制过渡，自留地、家庭副业又被取消，已经散伙的公共食堂强行恢复。然而大办社有经济，除了“空手套白狼”，平调生产队的人力和财物，便无从做起，它的后果是“共产风”、强迫命令卷土重来，比1958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1958年还有某些乌托邦理想的驱动，那么到1960年，各级干部就只能直接诉诸各种强制手段了。
薛暮桥回忆：“1959年农业大减产，情况极为严重。但是公社干部不敢反映农民的呼声。”171如果说公社干部是不敢说，那么一些县、地乃至省级负责人则是封锁消息。信阳事件172在1959～1960年冬春就发生了，信阳地区及各县领导者极力封锁消息，扣压来往信件，他们分片把守，要道设岗，沿边巡逻，阻止逃荒者外流。173当然，他们这样做，也能找到依据。中央曾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坚决收容、遣返盲流。174直到1960年10月，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还不承认河南缺粮。是月下旬，陈云到河南调查，河南方面告诉他，河南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还要多，不但不需要国家调粮食，还可调出粮食。175这已经到了信阳事件暴露的前夕。实情的阻隔，从1960年4月30日谭震林给毛泽东的一次汇报可见一斑。毛问谭，是不是形势好一点？谭答，好得多。我们派了几十个考察团到安徽阜阳，死人是个别的，外流人数也不多，粮食吃得相当多。河北大名县不是每天吃八两、十二两，而是吃一斤（注：老称十六两一斤），“人的脸上都红光满面。”176谭派出的考察团是真的了解不到实情，还是继续在编造谎话呢？
高层不清楚全国灾情有多严重，加上中苏论战吸引了大部分注意力，延缓了救灾的时间。1960年1月上海会议的中心问题就是反对修正主义，国内计划基本没议。6月第二次上海会议，毛泽东写下《十年总结》有转弯的意思，第一次承认自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有错误。7月北戴河会议上周恩来、李富春等人提出调整。然而会议期间，突然收到赫鲁晓夫照会，全部撤走专家，激起愤怒，大家表示要“共赴国难”，勒紧腰带，提前还清苏联欠债。毛泽东指定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成立三人小组抓外贸，争取明年还了这个账。177激愤情绪支配了整个高层。这件事的教训是，一个执政的大党任何时候都应保持理性，避免受突发事件的过度干扰。随后的几个月，高层几乎把全部精力放到与苏共领导人打口水仗上了。查《邓小平年谱》，邓小平及其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几乎没有讨论国内事务的记录。178直到10月下旬信阳事件东窗事发，大批死人的情况令大家十分震惊。后来各地的情况陆续报来，中央知道并非孤立事件，下决心采取紧急措施，挽救农村局面。
这场实验所以通行无阻，是因为它依托于一个“全能主义”的集权体制，几乎所有资源都集中在国家手里，民众被广泛动员和组织起来，从而获得了其他社会不可能有的动员力。这种动员力量由于存在一个“超凡魅力型”领袖而强化，“毛泽东就属于那种把人格的魅力与思想的魅力集于一身的超凡魅力的人民领袖”。180毛的个人崇拜及不受制约的权力，使他有能力在一个有960万平方公里、6亿多人口的国度里，进行一场有巨大不确定性的社会实验。薄一波回忆说：一位老战友曾不止一次告诫他：“毛主席讲的话，如果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181不过，“以一人是非为是非”并非自发形成。个人崇拜是伴随着党内斗争的激烈化而不断升级的，庐山会议后尤其如此。如果说庐山会议前许多人还在迷信毛泽东，庐山会议后更多的恐怕不再是迷信而是畏惧了，在高层更是这样。陈云后来说，当时党内的状况是，“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182以政治斗争压制各种不同意见，结果是个人意志左右全局，最高权威无法约束，无论进退，都倚仗于一人决断。真正的危险不在因缺乏经验而犯错，而在于因阻塞批评而丧失纠错的能力。
我们还应看到，“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是一个集体行为。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各级领导干部，大都急于建功和敢于冒险，他们往往把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加以发挥，添油加醋，生出各种奇思妙想，做出各种标新立异的事情。如毛泽东主张深耕，就把1米以下的土翻上来；毛泽东提倡密植，就植得密不透风；毛泽东要求多积肥，就把农民的土坯房扒掉肥田；毛泽东赞扬“一大二公”，就搞一县一社。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放卫星、办食堂、军事化、撤村并户、男女分住，消灭家庭等做法，都是干部们“创造”出来的。当闯出乱子后，许多人为保全自己或迫于压力而隐情不报，导致真实情况不能上达，延误纠错的时机。每个人都成了高速旋转战车上的一个部件，每个人的行为似乎都能找到理由，又都无法对其后果负完全责任。“大跃进”的失控是运动式经济的必然结果，消灭了市场又破坏了计划，用行政命令指挥经济，混乱接踵而来。
高征购不仅因为高估产提供了虚假信息，还与城乡分割户籍制度和统购统销政策有密切关系。在粮食危机到来之际，国家的首要目标是挽救城市，184饿死人基本上是农村现象。“大跃进”兴起后，各地从农村大量招工，三年招收职工2500万人。城镇人口从1957年底的9949万人，猛增到1960年的1.3亿多人，三年增加3124万人，增加了近1/3。185吃商品粮的人口比例，从15%左右提高到近20%，大大加剧了国家粮食供应的压力，不得不提高粮食征购率。1960年，中央首先感受到，粮食危机是因为京、津、沪、辽等大城市和重工业省份粮食告急。186为了保城市，中央三番五次动员产粮省份调出粮食。最为典型的是四川省，由于李井泉为中央解难，大量调出粮食，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省，反而成了饿死人最多的省份。187为了保证高征购，许多地方疯狂地开展“反瞒产”运动，夺走了农民相当部分的口粮。由于完全封闭了粮食自由市场，人们无法通过交换获取粮食，更使政府无法及时从市场获取信息，导致救灾行动的滞后和顾此失彼。这次大饥荒至少可以得出两条教训：一是应当藏粮于民，决不可竭泽而渔；二是应当有必要的粮食市场，不仅可以调剂余缺，更可以及时传递灾情信号。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许多公共食堂已经难以为继了，仍然作为“社会主义阵地”继续坚持，已经解散的重新恢复。由于收走了自留地，没有了家庭副业，在大饥荒面前，农民家庭毫无自救能力，生存完全依赖于“大食堂”。1961年5月11日，刘少奇在湖南老家调查时给毛泽东写信说：“社员生活远不如一九五七年，这主要由于社员过去都有自留地，还在山上开了些荒，每家都收有几千斤红薯、芋头和田埂上的豆子，养了猪和鸡鸭，而现在这些几乎完全没有了，只有定量的大米和小菜。”189如果没有公共食堂，农户各家精打细算，辅之以自留地自救，饿死人的数量完全可能大幅减少。
有学者认为，“大跃进”虽然失败了，但毛泽东的发展思路还是有其合理性的。美国学者杰克·格雷等甚至说：“利用农村劳动力剩余实现农村的综合发展，可能是大多数穷国谋求进步的最好途径。”劳动力动员可以克服中国发展的障碍，诸如土地、资本和技术的缺乏以及国外的控制。190
[1] 转引自殷志静、郁奇虹《中国户籍制度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第5页。
[10] 《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74、99页。
[11] 见《陈云年谱》中卷，第334页。
[12] 邓子恢：《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1956年9月22日），《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21期。
[17] 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炎黄春秋》1999年第1期。
[18] 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第333页。
[19] 转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488～489页。
[20]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8页。
[21] 中央档案馆编《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上册，中央档案出版社，1999，第518页。
[24] 董必武：《进一步加强国家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6年9月19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268、264页。
[25]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53页。
[26] 董必武：《进一步加强国家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6年9月19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第267页。
[28] 1956年9月22、23日，毛泽东同意大利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领导人谈话，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631、633页。
[30]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515页。
[31]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117页。
[32] 毛泽东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的讲话，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491～492页。
[33] 1956年12月，中共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首次提出“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此后反修的调子日益升高。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在同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说：“在现在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3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31、575页。
[3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3页。
[36]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8、334、335页。
[40] 如1957年2月16日，召集中央各报刊、作协、科学院和共青团负责人讨论文艺思想问题，3月6日召集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3月8日召集文艺界座谈会，3月10日召集新闻出版座谈会，3月11日召集高等教育座谈会，3月13日召集科学工作者座谈会等。
[41]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8页。
[47] 《胡乔木论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第64页。
[51]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讲话（摘抄本）》（1957年5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78页。
[55] 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第589页。
[5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174页。
[57] 6月初，陆定一给毛泽东报送的一份简报反映，北京大学一学生写了一篇文章在校内外散布，说“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鸣’的方针遭到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的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170页。
[58]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
[5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28、537页。
[60]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6、462页。
[61] 《青岛会议发言（记录稿）》（1957年7月17～20日）。
[65] 见1979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五部门《关于继续执行中央〔1978〕55号文件几个问题的请示》。
[67] 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第638页。
[75]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卷，第269、270页。
[7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35页。
[77]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的目的很明显：他想如果能够在5年内与英国并驾齐驱并且开始赶上美国，那他就能够把列宁的党抛在后面并且超过苏联人民自十月革命以来所取得的全部进展。”见《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第149页。
[78] 毛泽东1958年3月1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79] 毛泽东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81]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2页。
[82] 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20年“左”倾错误》，《中共党史研究》1992第5期。
[8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291页。
[84] 如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河南封丘县和应举社的负责人时，他们竟当面向毛泽东谎报产量。
[85] 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说：“报纸上吹的那些东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么几万斤一亩，哪有那个事？”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21页。
[8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68～269页。
[90] 1958年1月至4月，毛泽东就先后召集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汉会议、 广州会议等5次会议。
[98]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同河南省负责人谈话，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 卷，第403页。
[99] 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转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南方出版社，1999，第103～106页。
[100] 《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
[101] 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835页。
[102] 见刘金田、张爱茹《邓小平在1958年》，光明网，www.gmw.cn/content/2004-09/12/content-97880.htm，2004/09/12。
[105]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71，第6～11张。
[10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757页。
[109] 参见李若建《指标管理的失败：“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行为》《理性与良知——“大跃进”时期的县级官员》，《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2010年第9期。
[110]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909页。
[111] 1958年9月广西环江县放出水稻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成为水稻亩产之最。浮夸的结果是1959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的粮食总产量任务是9.6亿斤（1958年的实际产量不足1.05亿斤）。在高征购下，就是这个县饿死1.9万人，1960年人口死亡率为107.64‰。见韦纯束主编《当代中国的广西》（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第105页。
[11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455页。
[113] 转见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6，第102、106页。
[11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436、530、584～586页。
[11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80～81页。
[12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172～173页；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第440页。
[129]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613、552页。
[130]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93页；李锐：《“大跃进”亲 历记》（上），第188页。
[13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7，第1332页。
[13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802页。
[133] 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第150页。
[134] 《陈云年谱》中卷，第439页。
[135] 《陈云年谱》下卷，第4页。
[136]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第391页。
[13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78页。
[13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75页
[139] 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922页。
[14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65～75页。
[141]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第471、472、473～474页。
[145] 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第720、723页；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第1144页。
[146]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690页。
[147] 参见《内部参考》1959年7月8日、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66、367、387～388页。
[148] 《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第63页。
[149]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93、107页。
[15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90～391页。
[151]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第474页。
[152] 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第102～103页。
[153]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第119页。
[154] 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 1976）》，第983页。
[155] 毛泽东在《机关枪、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中写道：“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156] 毛泽东1959年7月23日讲话。
[157]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19页。
[158] 王也扬：《论毛泽东关于“大跃进”的思想》，《史学集刊》2002年第4期。
[159]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108页。
[171] 《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第265页。
[172] 信阳事件指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展后，信阳地区浮夸盛行，粮食产量严重虚报。庐山会议后开展反右倾运动，各级官员因担心被打成右倾，强行按虚报产量制定的粮食征购标准向农民征粮。地方官员采取吊、打、酷刑等极端方式逼迫农民将口粮交出的现象频频发生，酿成饿死百万人的惨剧。参见林蕴晖《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现代阅读》2011年第6期。
[173] 《李锐近作——世纪之交留言》，香港，中华国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3，第206页。
[174] 《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1959年2月4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28页。
[175] 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第192页。
[17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382。
[17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400、436页。
[178] 1961年1月18日，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承认“去年这一年，中央几个主要同志都把精力放在对付国际问题上，专顾那一头去了，就影响地方工作”。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25页。
[180] 见詹姆斯·伯恩斯《领袖论》，刘李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8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81页。
[182] 《陈云年谱》下卷，第106页。
[184] 据时任信阳行政公署专员、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张树藩临终前写的一个回忆材料，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当地所属大小粮库竟然都是“满满的”。见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百年潮》1999年第12期。
[185] 《中国统计年鉴》（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第186、187页。
[18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第305页。
[187] 林雪、廖伯康：《我向中央讲实情——访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龙门阵》2006年第1期；申再望：《青山无言——回忆父亲李井泉》，《党史文苑》2009年第19期。
[189] 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95页。
[190] 杰克·格雷、马克·塞尔登、高默波：《“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专题》，晓沐、林育川、宋婕译，《现代哲学》2007年第4期。
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饥荒，昭示一场空想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本应是中国走上改革的一次契机。但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却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道路。“大跃进”失败以后，毛泽东一定程度上承认有错误，但他把乱象主要归咎于阶级斗争。毛泽东允许并亲自组织了有限度的退却，但对刘少奇等人全面调整政策十分不满，认为这是在暂时的困难和错误面前发生了政治动摇，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整体性的不满，似乎感受到一种“复辟资本主义”的全面危险，而主要危险来自党内。毛泽东的注意力从经济领域回到政治思想领域，重提阶级斗争。在国际上，中美对抗无丝毫缓和迹象，中苏同盟走向彻底分裂。随着中苏论战愈演愈烈，国内政治日趋激进，反修防修成为全党共识。从四清运动到“文革”，走上了一条“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不归路。毛泽东的目标不只是要从政治上清除“走资派”，重塑党和国家权力；而且要进行人心改造，培养“共产主义新人”，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自己的乌托邦。结果陷入暴力、派斗与权争的陷阱，文化大革命催生了否定自身的力量。
“大跃进”失败是毛泽东难以吞下的苦果。他满怀信心通过“大跃进”创造一个发展奇迹，通过人民公社创造一种社会主义新模式。结果，事与愿违，将亿万人投入了饥饿之乡。毛泽东的第一反应是，坏事是由两种人干的：一种人是“反革命”，搞“地主阶级复辟”；一种人是“死官僚”“糊涂人”。更由于“反革命”利用“死官僚”，篡夺了地方的领导权。
当然，毛泽东并没有把问题完全归责于基层干部。1960年12月30日，他在听取汇报时说：“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是我们自己造成的。”6这里讲的“人祸”，应当包含了某种自责。1960年底到1961年中，毛泽东是感受到压力的，他在小范围内对直接与他有关的三件事做过自我批评，一是1958年北戴河会议为过渡设定时间表；7二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党反右倾使大家不敢讲真话了；8三是1960年初提出“五个大办”，使“共产风”卷土重来。91961年，是毛泽东的思想最为冷静的一年。在人民公社政策体制上，毛泽东退了四步：第一步，1960年11月发出紧急指示信，遏制疯狂的“共产风”，有限度地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市场；同时压缩水利农田建设，充实农业劳动力，并动员百万干部下放农村帮助整风整社，仅中央国家机关就动员了近万名干部下放农村。第二步，1961年3月广州会议，着手制定农业六十条草案，大大缩小了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第三步，1961年6月北京会议，解散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这是挽救农村局面的关键一步，农民称之为“第二次解放”。第四步，1962年2月，决定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相当于初级社）。调整后的人民公社仍然保留了政社合一的行政体制，不过农村体制的行政化止于公社一级，公社以下的生产大队干部未列入科层序列，它已超出了国家财政可以负担的极限。
毛泽东多次说，我们对搞社会主义“不甚了了”；但他又说，只有搞了才会有经验，“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10这一半是辩解，一半是实情。毛泽东从“大跃进”的失败中是得到一些教训的，至少有两条，一条是所有制过渡不能那么急，对随意改变生产关系导致两度大刮“共产风”的教训，毛泽东是记取了的。他说，得罪了农民，“你就休想搞好社会主义”。11“文化大革命”后期，陈永贵曾向他推荐大寨大队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的经验，毛泽东也没有贸然采纳。12一条是搞经济建设并不那么容易，承认他本人对经济不怎么懂。13他说，要赶上世界发达国家需要100多年的时间。14这与1958年信心满满地提出几年前、十几年就可以“超英赶美”，三五年就可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思想状态，已经冷静了许多。然而，毛泽东决不放弃总路线。他认为，问题不是出在路线上，而是出在执行当中。错误主要是“四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等；原因是没有经验，疏忽了调查研究，下面又封锁消息，导致“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毛泽东抱怨干部素质低，很少有人真正理解他。毛泽东的调整思路是，通过制定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来完善总路线，巩固人民公社制度。
得到毛泽东的认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组织全面调整。在管理体制上，把1958年下放给地方的权力，包括企业管理、财税、计划编制、基建审批、商品收购、文教事业、劳动招工、物资调配等管理权限重新收归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在一系列调整措施中，有两项是“伤筋动骨”的：一是大量下放城镇职工和人口；二是大规模压缩工业和基建规模。
多数中央常委与毛泽东的想法也拉开了距离，部分原因是调查研究让他们对农民正在经历的大饥荒有了切肤之痛。1961年，毛泽东倡导全党搞调查研究，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调查运动，主要是下农村调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都下去了。虽然了解真实情况并不需要如此兴师动众，但这种方式对各级领导干部思想的转弯起到了重要作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则直接走到农民中间去。面对面黄肌瘦的老百姓，直接听到农民尖锐的批评，许多领导人被触动了，引发出更多的思考。刘少奇在湖南调查时，农民对他说：“这大锅饭要是再吃下去，就要人死路绝，家破人亡。”19 周恩来在河北调查时，农民对他说：“你要是糊弄我们，总理，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的。”20 陈云在上海老家听到的牢骚就更加尖锐了，农民说：“蒋介石手下受难，还吃干饭；毛主席手下享福，却要吃粥。”陈云动情地说：“农民没有粮食吃呀！中国的农民真好，饿死人不想起来造反。”21 面对受灾百姓，领导人内心产生了强烈冲击和愧疚，这可能是他们倾向于采取现实主义政策的情感来源。相比较而言，毛泽东本人仍然只听汇报，并没有这种切骨的感受。
1958年，刘与多数领导人一样，热衷于“大跃进”和共产主义试验。1959年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批判彭德怀，尽管刘内心希望继续纠“左”[22]。1960年下半年以后，刘开始感到了形势严峻。特别是1961年四五月间，刘在湖南老家蹲了44天，这在常委里是独一无二的。这次调查让他刻骨铭心，他说要“刻一块碑立在这里”，“子子孙孙传下去”，“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23]。在5月31日的北京会议上，刘少奇首次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看法[24]，疾呼“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他借下面之口说，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还不是路线错误，如果现在还不回头，“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25]。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不是刘少奇动议召开的，但刘高调介入了大会的筹备，特别是大会报告的起草。大家都说要总结经验教训，刘的态度更加坚决，要求起草小组“错误要摆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26]。
七千人大会并没有做到“摆开来讲”。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三面红旗”问题，一个是彭德怀问题。会前定的基调是：过去几年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指导思想错了，而是总路线执行中问题。1958年以来，中央下发的文件有很多毛病，毛主席的指示没有错误。[27] 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是正确的，彭的问题不是在会上提的那些意见，而是他有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所以，其他人可以平反，彭、黄、张、周不能平反。七千人大会维持了这种基调，小心地避免涉及毛泽东的责任。只有彭真在起草小组会上提到中央常委包括毛泽东的责任问题，他的本意是从另一面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但这种议论很快被周恩来制止了。[28] 庐山会议不能触碰，决定了七千人大会纠正错误、总结经验是有限度的。
不是说大会没有议论和质疑。对“三面红旗”，可以说是“议论纷纷”，对几年来过火的党内斗争的批评更多。刘少奇的口头报告讲得很直接。他说：当前经济形势有相当大的困难；造成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缺点与成绩不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而是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方缺点还不止三个指头；这几年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党内斗争，使人不敢讲真话，使错误长期不能发现和纠正。刘批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左’比右好”等流行口号，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刘还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奋斗，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29]显然，刘对“三面红旗”是有保留的。
刘少奇的这些话，触动了三根敏感神经：一是指出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二是推倒了成绩和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公式；三是对“三面红旗”没有肯定的支持。毛泽东的感受是，刘有向他“施压”的味道。一些重要领导人也感受到毛的处境有些难堪，否则就不会有不止一两个重要负责人去鼓动林彪出来讲话，不会有林彪用心讲出的那一番维护毛泽东的话。[30]林彪讲“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未必能让所有人心服；但林讲“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肯定能为多数人接受。在林讲话前，周恩来也说过：现在“要听‘艄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31]当然，周是在小范围讲的，与林当着七千人的面讲影响大不一样。不过，与会者并不觉得林的讲话有什么不妥；相反，一些高级干部认为，林彪的发言“挺身而出，排除干扰，使我们党有安全感”。[32]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原则性的自我批评，表示要承担领导责任。在个人崇拜的年代，这已经让与会者感动得当场流泪。
七千人大会带来了双重结果。一方面，带来了一度的民主宽松空气，为1962年进一步调整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加深了毛、刘之间的裂痕，这种裂痕不只在情感上，更是在政治上。七千人大会后，刘与毛渐行渐远。刘是一个有历史感的领导人，对于在他国家主席任上大量饿死人这件事十分懊恼。刘少奇在整理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刘少奇脱口而出，令在场的人十分震动。[33]不久，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说，“现在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要用非常的办法”。[34]刘对形势看得相当严峻。6月，他在私下甚至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35]
“大跃进”失败后，许多领导人从狂热中冷静下来，回归到常识理性：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发展经济，让老百姓吃饱肚子。为此，政策应当更加灵活，包括允许包产到户。按邓小平的话说：“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一种观点说，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干预，刘少奇、邓小平的改革会早二十年，这种看法只有在农村政策方面接近事实。如果不强行干预，包产到户早在1962年就可能发展到全国农村。调整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还延伸到政治领域，对几年来挨整的干部群众，重点是县以下农村干部群众进行甄别平反，总共平反了600多万人，有限度地放宽对知识分子的管控，甚至涉及更为敏感的对外政策领域。其基本想法是，创造一个缓和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以利于尽早渡过国内困难。刘少奇说：“‘左’了那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37]
毛泽东赞同调整，但有一个前提不能触动，这就是1958年以来的路线。对错误的批评，对困难的分析，以及克服困难的办法，都必须与之合拍。1962年2月的“西楼会议”、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触动了这个大前提，引起毛的强烈不满。毛泽东离京外出，向地方领导人征询对农村形势的看法，主要有上海柯庆施、广东陶铸、湖北王任重、河南刘建勋、山东谭启龙、河北刘子厚等，地方官员对形势的估计比北京乐观，这无疑是对毛泽东的一种支持。[38]一些军队高级将领如韩先楚、许世友、杨成武、罗瑞卿等也在毛泽东面前表示对中央常委关于形势的判断有意见。[39]在当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开始反击了。毛泽东认为，对形势的估计，暴露了刘少奇等人对“三面红旗”的真实态度。把形势说成“一片黑暗”，是“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在向他施压。[40]毛泽东的不满还不只这些。他认为，出现了三股风，即“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还有“三和一少”的对外政策。毛泽东认为，党内产生了严重的右的倾向，一些人在暂时困难面前发生了政治动摇，必须强力干预。
所谓“三和一少”，是对时任中联部长王稼祥等人提出的对外政策建议的概括。1962年2月，王和刘宁一、伍修权一起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信，提出为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在对外关系上应采取缓和的政策，不要四面树敌，不能笼统地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对苏联要防止双方的斗争直线尖锐下去，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对外援助应量力而行，不乱开支票。在当年7月莫斯科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按照事先制定的方针，强调要高举和平旗帜，“低调”提到民族解放运动。毛泽东知道后十分不满，认为这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41]在北戴河会议上，王稼祥的建议被概括为“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支援民族解放斗争少）并受到批判。
所谓“翻案风”，是对1962年平反“过头”的批评。主要有两件事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一是1962年7月，中央统战部向中央写报告，提出1957年右派分子问题“应该进行甄别”，这个意见被中央否决。毛泽东认为，党内出现了“不分是非”的平反之风。还有一件事对毛泽东刺激更大。七千人大会决定，给几年来被错误批判的人平反，但对彭德怀不予平反。虽然不再讲庐山会议彭给毛写信的事，却坚持彭有“反党集团”“阴谋篡党”的结论，并加了一个“有国际背景”的新罪名。彭德怀会后得知，对指控他里通外国感到莫大屈辱，大哭一场，奋起为自己辩诬。6月16日，他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申述自己的冤屈，要求全面审查他的历史。这封信长达八万多字，被称为“八万言书”。他写道：“如发现事实确据，按以叛国论罪，判处死刑无怨。”彭的上书引来更严厉的批判。
所谓“单干风”指包产到户问题。这是引发毛泽东反击的导火线。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毛泽东的底线，但农民强烈要求再退一步，搞包产到户。
1962年上半年，有更多的高级干部转向支持农民的包产到户要求。1962年上半年，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奉毛泽东之命，率领一个中央调查组到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做调查，听到农民强烈要求包产到户的呼声，[46]触动很深，他对工作队的人说：“饥饿比资本主义更可怕！”流露出同情包产到户的情绪。回到北京，他就向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汇报，并向毛泽东进言。[47]另外两个积极主张包产到户的高层领导人是邓子恢和陈云。陈云估计，农业的恢复需要8年时间，用分田到户的办法可缩短到4年。等生产恢复了，再把农民引回集体经济。他在与刘、周、邓、林彪分别交换看法，达成基本一致后，7月6日向毛面陈。[48]7月17日，邓子恢当面向毛泽东谈了相同的意见，邓子恢还在中央党校和解放军总后勤部等单位做报告，主张允许部分农民包产到户。[49]
毛泽东不是不知道农民要搞包产到户，但他绝不允许冲垮集体化的防堤。毛泽东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在他看来，与迁就农民相比，坚持集体经济方向更重要，因为一搞包产到户，农民就会重走两极分化的老路。“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50]令毛泽东恼怒的，不是农民要求包产到户，而是党内许多人主张单干，而且越到上层越厉害。他认定，“分田单干”必将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警告说：“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51]毛泽东点名批评田家英、邓子恢，没有点陈云的名。邓子恢成为会上重点批判的对象，会后他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其实毛泽东的批评所指不只是他们，包括处在一线的中央常委，尤其是刘少奇。7月上旬在中南海游泳池边，毛当面质问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52]问题提到两条道路的高度，许多人感到震撼，杨尚昆在日记中说：“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53]刘少奇迅即转向，在北戴河会议上承认自己对困难估计过重，说：“宣传单干优越性，肯定是毒草。如果党领导单干，党就要变质了，就不是共产党”。中国“非搞社会主义大农业不可，只能这样想，不能有其他想法”。[54]应当指出，当时高层都是把包产到户作为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农业生产的权宜之计。依当时的观念，不可能有人有长远放弃集体经济的想法，社会主义必须是集体经济，这是一条根本性的政治共识。
在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他关于形势、阶级、矛盾问题的观点，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工业以及在党内都可能“产生资产阶级分子”。毛泽东把国际反修斗争同党内斗争联系起来，把“右倾机会主义”径直称为“中国的修正主义”，认为在中国可能出修正主义，“儿子不出，孙子出”。在国际上，中美对抗没有丝毫缓和，中苏论战愈演愈烈，国内政治随之日趋激进。毛泽东提出反修防修问题，站在了意识形态制高点，没有人能提出反对意见。刘少奇、邓小平都表示，毛泽东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及时”，“在长时期内，一直到阶级消灭都是管用的”。[55]毛泽东的观点在全会公报中做了理论概括，后来被称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国政治重新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从国际反修到国内四清运动，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文化大革命。
20世纪60年代，没有什么能像中苏分裂那样对中国国内政治走向发生如此重大和深远的影响。中苏从同盟走向分裂，原因复杂。对外战略利益上的冲突，两党关系不平等带来的屈辱感，两个毗邻大国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对世界革命中心和领袖地位的争夺，以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强烈个性，都是导致中苏分裂的因素。然而，意识形态的分歧绝不可轻视，所有上述公开争辩的或隐藏在背后的因素，也都披上了意识形态的外衣。中共指斥苏共为“修正主义”，苏共指斥中共为“教条主义”，双方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正统性而斗争。20多年后，邓小平在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说，当年论战“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56]
中共批评苏共“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其背后隐含着两国在对外战略利益上的矛盾冲突。但在理论上，中方固守“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逻辑，坚持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和世界革命的观点，不能不说是对时代的误判。
中苏论战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急于超越斯大林模式，追求社会主义的纯洁形态；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则尝试引入市场因素改革传统体制。这一进一退的历史势差，使得中苏意识形态争论难以妥协，在当年社会主义只能有一种模式的普遍观念下，双方的做法都被可以用来指责对方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社会主义。
毛泽东对干部的腐化堕落忧心忡忡，说：“人是会变化的。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62]
政治上权力高度集中，干部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经济上一切资源集中到国家，又悉数委之于各级官员之手，难免不滥施权威和以权谋私。早在1956年4月高级社高潮时，邓子恢就觉察到了这个问题，他说：高级社的干部不比过去的农民协会，权力比乡长也大，“不仅有政治大权，而且有经济大权。人家生活资料都在他手里，饭碗端在他手里”。邓子恢警告说，必须“慎重挑选干部”，“确立社内民主制度”，否则“再好的干部过些时候就坏了、变质了”。[64]刘少奇也触及了这一点，1961年1月9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汇报会上说：“看来，农民经济上脆弱，对违法乱纪的抵抗也脆弱，这种经济上的脆弱和政治上的脆弱是很容易出问题的。”[65]毛泽东的悖论是，一方面追求“一大二公”的集权体制；一方面不能容忍它不可避免的代价。他把官僚特权现象一概视为“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1964年12月，毛泽东甚至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66]毛泽东的解决之道不是改革体制，而是每隔几年进行一次整风，办法是发动群众整干部。[67]用不断“翻烧饼”的办法，防止官僚化和利益集团板结化，不能说没有震慑之效，却以巨大社会创痛为代价。
毛泽东真正关注的重点，不在基层干部的“多吃多占”，而在高层的“路线”之争。1963～1964年，毛泽东频繁地会见外国党的领导人，同他们谈中国出修正主义问题，批评1962年上半年的“右倾动摇”，调子越来越高。毛泽东对他们说，中国党内有人主张“三和一少”，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路线；统战部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农村工作部邓子恢主张单干，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被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吓倒了，在国内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受到损失，于是修正主义就露头了。当时是一股风，1962年很猖狂。”[68]在1964年5～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69]6月16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接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人员，明确提出：“要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到了1965年，毛泽东对于四清运动基本失去了兴趣，认为这些运动只解决局部的问题，不能解决全局的问题，尤其无法解决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70]
从四清运动转向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因素是毛、刘冲突。[71] 本来，中央分一线二线的领导体制，是中共八大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设置的。刘的接班人地位也是毛选定的。然而，毛泽东感到，由于他退处二线，中国社会和党内出现了严重问题。中央第一线偏离了他的路线，刘少奇更不堪信任。1962年，已经埋下了毛、刘分裂的种子。[72] 当年的北戴河会议把问题“抖出来”，是对刘少奇等人一次严重警告。1964年5～6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指导全国的四清运动，许多提法和做法与毛泽东不合拍，在不只一件事上冒犯了毛的权威，甚至激怒了毛泽东。修改“后十条”时，毛泽东让田家英带去两点意见：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刘不以为然，8月16日给毛写信，提出一个相反的建议，即改变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他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运动中，刘高调把自己的夫人推到前台，将王光美总结的“桃园经验”印发全党，并让王到各地做报告。虽然有材料说，毛泽东对“桃园经验”表示过赞赏和推荐，但其真实态度并非如此。他在与大区书记的谈话中已多次表露了对刘少奇一些做法的不满，质疑派万人工作队的做法是“倾盆大雨”，对刘少奇越过河北省委直接指挥王光美搞桃园四清不以为然。刘两次给毛泽东写信，称工作队撤走后一些干部向群众反攻倒算是“阶级报复”，是“反革命事件”，应“一律撤职，开除党籍”，严重的逮捕法办，甚至“判处死刑”。毛泽东阅后未置可否。[73] 毛泽东一再号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下去蹲点，却迟迟推不动。刘少奇警告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连公社书记也不能当。”这样一来，全党闻风而动。这给毛泽东深深的触动，他在中央会议上对刘说：“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颇有弦外之音。[74] 在这之后，又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75] 不可能不在毛泽东的心里投下阴影。
1964年12月20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发生正面冲突，这不过是多年积累的矛盾的爆发。问题的实质是，毛泽东关注的重点已经转到高层。他提出“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指那些小队长、支部书记，而是指部长、省委书记乃至更高层的干部。毛泽东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76]在毛泽东看来，基层充其量不过是些多吃多占问题，刘集中那么多人在县以下搞，看起来很“左”，实际上是保护“走资派”。后来，毛批刘“1964年的形左实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在随后毛泽东生日宴会上和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对刘少奇等人发泄强烈不满，甚至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这预示着毛对刘失去了最后的信任。[77]毛泽东的晚年，“赫鲁晓夫阴影”挥之不去。1965年，他反复讲的一个主题是“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王任重日记记载，毛泽东在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插话说：“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78]1966年5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谢胡时说：“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79]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准备后事”。
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和目标，众说纷纭。文化大革命公开宣称的目标是为了反修防修，许多人对此持强烈质疑态度。有人断定，所谓反修防修，不过是一套说辞，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清洗政治对手，夺回失落的权力，并以此来掩盖“大跃进”犯下的大错，避免斯大林死后被清算的结局。这种说法不能解释，毛泽东何以冒全国大乱的风险发动群众起来造反，何以要将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体制打烂重建。毛泽东的动机是一个矛盾复合体，任何简单化的解释都很难让我们逼近真相。
“大跃进”的失败，确实影响了毛泽东的威信，毛感觉“大权旁落”了。然而，即使是这样，要改变大权旁落的局面，在毛泽东并非难事。无论彭、罗、陆、杨，还是刘、邓，都不是被群众运动轰下台，而是开一次中央会议就解决了。“文革”要清洗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大批人。
毛泽东感受到的危险，与其说是现实的，莫如说是一种趋势。他觉得，照目前的趋势下去，这个社会早晚会变得与旧社会差不多，几十年革命等于白搞。因此，他要搞一场实验性的革命，扭转这个趋势。按他自己的说法，“文革”是一场“全国性的演习”。毛泽东要通过演习达到什么目的？一则要充分揭露黑暗面，让各色人等都出来表演一番，从而鉴别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谁是动摇不定的中间派。[81]二则想“练练兵”，让没有经过战争考验的青年人“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82]三则要改造人性，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毛泽东历来相信，人性是可以改造的，也必须改造；只有改造才能培养出“新人”，只有“新人”才能建设新社会。而人性改造一要经受体力劳动的净化，二要经受阶级斗争的炼狱。
毛泽东对权力的敏感和操控，无出其右者。同时，毛又是一位乌托邦主义者，有他的目标，为实现目标，可以动员任何手段。“文革”期间，尽管毛泽东没有提出一个建设性的纲领，但他的几次谈话和指示，即1966年的“五七指示”、1974年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和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示，反映了毛泽东的想法。毛泽东的理想社会，大体是一个消灭三大差别、限制社会分工、限制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实质上，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构想。[83]“文革”期间，所谓“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诸如整党建党、精兵简政、管理革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五七干校、上山下乡等，反映了毛泽东按照自己想法重构社会的努力。不过，一则“文革”始终没有实现“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一则鉴于大饥荒的教训，毛泽东深知资产阶级法权只能限制而无法取消，不敢贸然在制度上有大动作。“文革”展现给世人的，主要是“破”而非“立”。然而，“文革”所宣传的无等级社会模式，曾经吸引了无数人的狂热追求，至今仍然有人为之倾倒，拿它作为批判现实的武器。同时，“文革”的影响已越出了国境，当年形成了一批拥护“文革”和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左派小党和左倾知识分子。[84]譬如，法国就出现了一场“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运动；[85]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甚至要超越列宁和毛泽东，以暴力手段立即消灭商品货币、消灭城乡差别，直接进入共产主义，酿成了一场人间悲剧。[86]人类历史上的许多人为灾难，往往都宣称为了某种崇高的理想和目标。
文化大革命不是必然会发生的，它带有鲜明个人色彩，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但“文革”绝不是一个人的运动。为什么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中央一线领导集体不能阻止“文革”的发生，为什么如此多的民众带着宗教式狂热投身于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这是研究“文革”无法回避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陈云曾谈到文化大革命未能避免的原因，认为党中央没有坚决斗争，是有责任的。他说：“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但陈接着说：“也许不可能”，自己否定了这个假设。[87]为什么党中央没有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做“坚决斗争”，答案只能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去寻找。
上面的叙述表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中共领导层隐约形成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更加强调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主张采取较为灵活的政策；一种思路把发展置于平等目标之下，追求“一大二公”的理想社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刘少奇代表了第一种思路，毛泽东代表了第二种思路。然而，这并不是始终一贯的状况，历史上并没有一条“刘少奇的路线”。每当毛泽东下决心扭转政策方向时，包括刘少奇在内的所有中央领导人都放弃原有主张，检讨自己的错误，追赶毛泽东的步伐。1953年关于新民主主义政策的存废，1956～1958年从反冒进转向“大跃进”，1959年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倾，1962年从全面调整转向阶级斗争，几个重大历史转折点莫不如此。原因在于，延安整风以来，把毛泽东与真理等同起来，几乎成了全党的共同意识。毛泽东不仅在党内握有重大决策的“最后决定权”，而且拥有意识形态裁定权。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只有毛泽东说了才算。每当党内出现意见分歧，毛泽东总是把问题提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高度，这足以让所有持不同意见者都失去自我辩驳的能力。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政治共识问题。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党内有着高度一致的认识，分歧只在达到社会主义目标的步骤和方法上。一种意见或做法即便在实践中证明有效，一旦被认为有背离社会主义的趋向和危险，自然就在意识形态上失去了正当性。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来已久。一般把林彪、康生视为造神运动的魁首，这不错，但更应把个人崇拜看成一种政治文化生态，所有人包括刘少奇都为此做出了“贡献”。远的不说，在庐山会议上，领导者们即便内心赞成彭德怀的看法，却都把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和权威看成头等大事，表示对毛泽东要绝对忠诚，甚至于“驯服”，决不“犯上”“反水”。[88]过去生死与共的战友越来越像君臣。在党内，刘、周、朱、陈、林、邓等人都有很高威望，但没有人可与毛比肩而立。刘是仅次于毛的第二号人物，但不是一位魅力型领袖。毛泽东一出现在老百姓面前，就会被山呼万岁所淹没，刘少奇却没有那么多光环，他1961年在湖南农村做调查时，甚至遇到冷眼和辱骂。[89]在高级干部和将领中，刘似也没能让多数人服膺。[90]党内高层没有任何人有挑战毛泽东权威的意志，更没有这种力量。所有人只能或主动或被动、或自觉或违心跟着毛泽东的决策走。
不过，刘、周、邓等人是否有抵制文化大革命的自觉，是大可怀疑的。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阶级斗争学说，认定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共产主义的彼岸。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解，在建党之初就写进了党纲。[91] 应当说，这种理解并没有偏离马克思的本意，《共产党宣告》第一句话就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中共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即使八大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不意味着彻底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92] 因此，当毛泽东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时，大家在意识形态上提不出任何异议。刘、周等人能做的只有说服毛泽东同意，不因阶级斗争妨碍经济调整，中断复苏的步伐。在这之后，党内多数人越来越感到跟不上毛泽东的思想，[93] 但大家都在认真地跟，而且不能说只是被动地跟。反修防修是举国头等大事，这在全党是有高度共识的，只是对所要解决的问题各自有不同看法。刘、周等人指证的“修正主义”，主要指向官僚主义、蜕化变质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都认为，对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现象不能熟视无睹。1963年5月29日、6月13日，周恩来在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分两次做了《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长篇报告，详细列举了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周恩来说，1952年三反主要反贪污，1957年反右，都没有着重反对官僚主义，许多干部放松了。看来滋生官僚主义的土壤不仅存在，而且相当肥沃。官僚主义发展结果，革命意志衰退，安于现状，追求享受，最后要滋长修正主义，党要变质，国家要变颜色，亡党亡头。“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继续发展下去。”[94] 周恩来把“文革”看成城乡社教运动的自然延续，“只是形式上有些区别，而不是本质的”，是一场“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95] 彭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干部十年未搞五反，很多人手脚不干净，革命意志衰退。过去干革命准备牺牲，现在有权有势，容易产生腐蚀作用。现在如何恢复朝气，是个重要问题。[96] 不过，他们都避谈1962年的政策分歧。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成立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99] 起草小组每写一篇文稿，均由邓小平主持会议讨论修改，然后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定。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发表的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9篇文章（通称“九评”），都是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100] 正是“九评”为文化大革命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第九评（即《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提出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措施，包含了后来概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主要观点，虽然思想主要来自毛泽东，但没有根据说邓与“九评”观点有抵牾。邓小平在反修斗争中态度坚决成为“文革”后期毛泽东重新启用邓的一个理由。
刘少奇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毛泽东要求他国际国内“两面都管”。[101] 1963～1964年，中央会议上几个反修报告都是由刘少奇做的。在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上，没有看到刘与毛有什么不同。在1964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和毛都讲农村1/3的领导权在敌人手里；都讲修正主义不注意也可能出，注意也可能出；都讲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各省要顶住，要独立，要造反。如果说这还是毛出题目、刘做文章的话，那么会后刘的一系列提法和做法，就很难完全用迎合毛泽东来解释。8月5日，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在此前后，刘在外地和北京的一系列讲话、他极力向中央推荐的“桃园经验”以及主持修改的“后十条”，对形势的估计更加严重了。刘提出，“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到处都有”，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利用我们干部来篡夺领导权，把持领导权。刘认为，这次运动“是比过去的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还要更广泛、更深刻、更复杂、更艰巨的大革命”；开座谈会已经了解不到真实情况了，应该搞对敌斗争，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基层干部“靠得住就靠，不可靠就不靠”，干部躺倒不干“可以由贫协组织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102] 在刘的指导下，各地紧张动员起来，从各行业、各部门抽调大批干部组织工作团、工作队和工作组。每个地区集中上万人搞一县，大兵团“打歼灭战”，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结果发现，基层干部大多数是“敌对阶级分子”。一些地方重划阶级成分，把一些干部群众划为漏网地主、漏网富农。[103] 高压之下，一些基层干部走上自杀道路。社教运动到了1964年下半年，动乱的端倪已经出现，只不过它是有组织的恐怖，有领导的动乱。
都说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那么，中央不就是由毛、刘、周、朱、陈、林、邓等人组成的吗？
陈云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受到批评，原本以沉默相应对，这时也感到不检讨过不了关。1965年6月18日，他给毛泽东送上了一封自我批评的信，承认自己1962年犯了“右倾错误”，12月19日，陈云在杭州再次当面向毛泽东做检讨。[104] 由此可以看出高层的紧张气氛。“修正主义”就像瘟疫，避之唯恐不及。这就是为什么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出事”时，没有任何人出面说情，反而群起而攻之，刘、周都说了重话，党内斗争这种一哄而起的风气由来已久，此时尤烈。《五一六通知》是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李雪峰回忆说：“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105] 事实是，最初没有一个人动过阻止文化大革命的念头，更不用说行动，大家都在顺从毛泽东。一方面毛泽东的意志不可拂逆，另一方面谁都不知道“文革”如何搞。刘、周、邓都把“文革”看成以往运动的延续。如果让刘继续主持文化大革命，很可能搞成第二场反右派运动。陈云说，中央领导集体对“文革”的发动负有责任，是符合历史的。
文化大革命被称为“史无前例”，就在于它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起来造反。没有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及其造反夺权运动，就没有文化大革命。1966～1968年，各种名称的群众组织多如牛毛。
如何解释普通民众“积极”投身“文革”，有人提出“两个文革”的说法，一个是毛泽东开展权力斗争的“文革”，一个是人民的“文革”，即下层群众趁机造反。
“两个文革”的说法在历史中找不到根据。首先看谁在造反。地、富、反、坏、右等“经典的”敌对阶级，在“文革”期间受到更加严厉的管制。“公安六条”强调要“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专政对象列举了21种人，甚至他们的家属也不准外出串连，不准参加群众组织。[106] 无论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把这类人视作“牛鬼蛇神”，避而远之，甚至对其实行“群众专政”。
的确，在“文革”初期，群众获得了某种结社的自由，建立红卫兵和群众组织都未经批准，这在以往是从未有过的。然而，他们都是“奉命造反”，而不是“趁机造反”。最初被动员起来的是数以百万计的中学和大学的学生，即红卫兵运动。“红卫兵一代”都是1949年前后出生，“长在红旗下”，接受革命教育。1957年以后，尤其是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以后，一系列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运动、教育和舆论，给青年一代打下了深刻烙印，塑造出这一代人的整体精神特质。如对领袖的无条件忠诚，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和阶级仇恨意识，崇尚激进变革和革命暴力，希望效仿前辈干一番大事，争当革命事业接班人等。中学生年少无知，青春躁动，最容易被动员起来充当“文革”的急先锋。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明确支持造反派，号召大中学生“大串连”，把“文革”之火引向全国。随后，毛泽东又号召工人、农民、普通干部参加运动，各类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虽然有不同派别，他们的口号都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红色政权不改变颜色。“文革”之初，巴黎公社原则被广为宣传，这意味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资不得超过技术工人最高工资，意味着全民选举、人民平等。人们对用巴黎公社原则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充满憧憬，狂热追求乌托邦理想，要紧跟毛主席“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甚至受到冲击的知识分子也以此来说服自己。[107] “文革”中，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竞争，不是正统与异端的竞争，而是争夺正统的竞争，是证明谁是真正的左派、谁最革命的竞争。人们都从毛泽东语录中寻求思想资源，都以对毛泽东的忠诚、对“牛鬼蛇神”的仇恨来显示自己的革命性。
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允许自由结社是有限度的。群众组织可以冲击各级党政机关，造各级领导干部的反，但绝不允许反对整个共产党，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绝不允许反对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所谓“大民主”是发动群众的方式，言论一旦越出允许的范围，就会受到压制，甚至遭受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公安六条”明确宣布：“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108] 为了防止尾大不掉，群众组织的发展被严格限定在一省之内，绝不允许跨省建立全国性的组织。1967年初，出现了一个“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统一司令部”的组织，很快被中央发专文予以取缔。一个群众组织的盛衰命运，取决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表态，这种表态既可让一个组织绝地逢生，也可让一个组织顷刻瓦解。
“文革”发动前，群众对领导干部颐指气使、官僚主义是有怨气的，但没有人敢站出来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激烈批判引起广泛共鸣，人们借着这个机会将内心的怨气发泄出来。
客观地说，“文革”前存在等级特权和官僚主义现象，积累了大量社会矛盾，但远没有发展到激起造反的程度。“文革”折射出来的社会矛盾，有现实的一面，也有虚拟的一面，即因阶级斗争和平等主义观念的植入而被放大了，激发出一种莫名的仇恨和愤怒。还有一类矛盾，即各级权力机构内部的权力之争，借助于上层的政治动员开展自己的权力斗争，这是历次政治运动获得动力的原因之一。
“文革”前的外部环境和社会体制也赋予了群众动员的条件。经验证明，封闭的国度是激进思潮和个人崇拜生长最适宜的土壤。而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体制，使政治上的竞争成为向上流动唯一可能的途径，因而政治运动从来不缺乏积极分子，历次运动都造就了大批运动积极分子。当然，普通群众卷入运动并非都经过理性计算，群众为寻求社会承认和团体保护，摆脱恐惧、孤独、被抛弃、被歧视等心理需求，都会转化为参与群众组织的冲动。对青春躁动的学生来说，文化大革命类似一个狂欢节。停课闹革命、围观批斗、仪式化活动、冲出校园“破四旧”、全国大串连等，本身就是释放过盛激情的快事。到各地大串连的红卫兵，怀有明确政治理想的并不在多数。免费旅游，见世面，何乐而不为？
一般认为，林彪事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其实，“文革”的破产，是一连串事件的结果。所谓“破产”就是资不抵债。一场以理想主义为标榜的政治运动，异化为普遍的暴力、持续的派斗和诡谲的党内权争，“文革”的正当性由此而丧失殆尽。
“文化革命”演变为一场“武化革命”。有学者把“文革”期间的暴力和武斗区分为“红色恐怖”、派别冲突和刑讯逼供三种类型。“红色恐怖”是红卫兵和造反派对被批判被斗争者的殴打和折磨；派别冲突指发生在对立的群众派别组织之间的暴力冲突；刑讯逼供指在“群众专政”即超越法律的群众性关押、审讯当中的暴力行为[109]。“文革”初起，红卫兵在学校揪斗老师，冲出校园“破四旧”、捣毁文物、改地名、抄家、批斗、打人、驱逐“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回原籍等暴力行动，造成“红色恐怖”。据当时官方的不完全统计，仅在北京市，8～9月就有1772人被打死[110]，许多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因不堪人格侮辱和肉体摧残而自杀。10月以后，造反派用相同的方式针对各级领导干部即“走资派”。这些青少年和被迫害者之间极少有直接的利益冲突，这是无秩序状态下人性暴戾一面的集中宣泄，“广场效应”是群众运动的共同特征[111]，但更应归咎于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观念的长期熏陶。红卫兵信奉凡革命必须是“暴烈的行动”，“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莫名的“阶级仇恨”和“革命义愤”使一些人在侵犯他人尊严甚至性命时不受良心上的谴责，也遮蔽了围观者的恻隐之心。
群众性暴力也存在官方或半官方的影子。比如，革命委员会、工人宣传队、解放军宣传队、军管会等官方和半官方组织领导的群众性专案审查、群众专政队、学习班当中，刑讯逼供时有发生。而发生在湖南道县等地大量杀害“地富反坏”分子的惨剧，就有地方官员转移视线的因素。
毛泽东既然把“文革”当作一场“演习”，就不会让它无限期地搞下去。然而，政治运动等于玩火。“文革”一旦发动起来，即使是毛泽东这样的“超凡魅力型”领袖，也无法完全驾驭。王力评论说，毛泽东“原想是作为一次反修防修的大演习，要让所有的人都表演一番。但魔鬼放出来以后，收不回去了”[112]。毛泽东最初希望运动半年可以结束，后来说一年，再后来说三年结束。他希望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但始终未能如愿。原因在于“打倒一切”之后，出现了“全面内战”。各地群众组织都分裂成尖锐对立的两派，各派都秉持唯我独左、势不两立的思维，动辄“血战到底”，不把对方整垮不罢休，许多地区演变为血腥的大规模武斗。
派别的形成具有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原因。群众选择加入激进的还是保守的组织，与其家庭出身、社会分层位置以及运动初期的遭遇等背景有关，但很难说是基于直接的利益诉求。“文革”期间，兄弟成仇、夫妻反目的悲剧并不少见，许多只是因为观点分歧和对立。然而，派别一旦形成，便具备了追逐权力的本性，尤其是派别组织的头头。“文革”初期，就出现了红卫兵的不同派别，但派性斗争的真正导火线是全面夺权。1966年底，毛泽东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各级权力机关普遍遭到冲击。1967年初，上海“一月夺权”得到中央肯定以后，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基层，夺权之风席卷全国。全面夺权冲垮了原来的权力机构，留下大片权力真空，导致各派造反派的权力争夺。有研究者认为，在1967年以后全国各地发生的大型武斗，大多是由群众组织间争夺权力引起的[113]。
向“走资派”夺权，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但“打倒一切”，并不一定符合毛泽东的意图，也无法支持“毛主席伟大旗帜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判断[114]，当时的宣传一直强调“走资派”是“一小撮”。然而，即使是毛泽东本人，也无法分辨哪个干部属于什么性质的当权派。他的办法是：“应该夺过来再说”，“运动后期再判断”[115]。当时，各级权力机构事实上已经无法运转，毛泽东和周恩来希望夺权之后迅速实现大联合，建立新的过渡性的权力机构——由革命干部、革命群众、革命军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省级权力机构必须在三四个月内建立。然而，各地革委会都遭遇难产，直到1968年9月，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才都勉强建立起来，前后历时20个月。几乎所有干部都受到冲击，这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他的解释是：由于他们官做大了，摆官僚架子，动不动就训人，群众有气，有机会就爆发了。毛泽东还把“文革”看成一次群众性的审干运动，“几十年我们搞不清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不过毛泽东并没有打算将老干部弃之不用，通过“文革”打掉“官架子”之后，他还是要一批一批把干部解放出来。毛泽东虽然希望从工人、农民、红卫兵中选拔一批干部，但他清楚地知道，这些人只能当“见习官”[116]，治理国家还得靠老干部。事实上，即使在中共九大前，政府工作也主要是由“解放”出来的领导干部负责的。
派性分裂，部分根源于“文革”发动者和组织者的举措矛盾。作为“文革”发动者，毛泽东希望乱，甚至希望乱透。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只有乱透了，才可以挤出“脓包”，分出谁是左派谁是右派，才可以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然而，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不会允许局势真正失去控制，导致社会崩溃。“文革”虽然被称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但毛泽东并不是真要砸碎国家机器，而是要“部分改造”国家机器，明确拒绝“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117]。毛泽东在推进文化大革命与维持国家秩序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把相当大的权力赋予中央文革，以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中央政治局；另一方面依靠周恩来等人维持国务院的正常运转，派出解放军“三支两军”以稳定局势，及时制止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制止了一些地方动员农民进城造反的做法。
毛泽东赋予“支左”部队的使命是双重的：一要恢复秩序，二要支持左派。这是一个注定难以完成的任务，“支左”部队无法分辨谁是左派谁是右派，无论支持哪一派，都会激起对立面的强烈反弹，甚至酿成大规模冲突和武斗。随着运动深入，特别是到了全面夺权阶段，大批党政干部被揪斗，党政机关瘫痪，甚至冲击到军队，党内上层反对“文革”者越来越多。1967年2月，几位副总理和元帅“大闹怀仁堂”，即所谓“二月逆流”，就是因为被“打倒一切”的做法所激怒。部队高级将领并不真心支持造反派，“支左”部队大都支持了党团员劳模较多、较温和的保守派。各大军区与中央文革之间、分属不同建制的“支左”部队之间，经常是各支一派，使得局势错综复杂。震惊全国的七二○事件的爆发，其背景就是支持保守派“百万雄师”的武汉军区与支持造反派“钢三司”的中央文革发生了冲突。毛泽东认定，七二○事件是保守派对“文革”的抵抗，而且认为“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区干部支持右派”。他的反应是“加强左派”，甚至“要武装左派”[118]。随后，江青公开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用意是要保护左派，结果是加剧了武斗。
毛泽东决心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只能依靠造反派。但造反派并不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队，他们对“文革”有各自的理解和立场，热衷于派性和武斗。虽然他们口里喊“保卫毛主席”，但毛泽东的话并不都灵，“最高指示”被两派拿来为我所用，作为打派仗的武器。1967年夏秋之后，全国局势滑向全面失控，抢夺军队枪支和武斗事件此伏彼起。乱局甚至危及外交领域，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严重事件。1967年夏秋，毛泽东南巡，实际上已有失控之虞。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119]。他开始采取措施收紧缰绳。取缔“五一六”组织，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提出“围剿派性”的口号，强令红卫兵回学校“复课闹革命”，号召“各地革命组织实现大联合”。
然而，两派红卫兵回到学校，武斗并未消停。1968年4～7月，清华大学发生了“百日大武斗”[120]，毛泽东决定派出“工宣队”“军宣队”（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实质上是实行军管。7月28日，毛泽东亲自出面，把北京“五大学生领袖”[121]召到人民大会堂训话，表明他对红卫兵领袖已经大失所望。事实上，毛泽东只想利用红卫兵冲击旧体制，从未想过靠学生解决问题。他说：“红卫兵要和工农兵相结合，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122]。此后，红卫兵运动开始走向消亡。紧接着，让中学生上山下乡，大学生下放农场劳动锻炼。上山下乡运动，既有解决就业压力的考虑，也是约束红卫兵这群脱缰之马的手段。
毛泽东控制局面，手里有一张王牌，就是个人崇拜。他说：“不管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123]。此时，“忠字化”仪式正铺天盖地，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塑毛主席像、戴毛主席像章，全国一片红海洋。从一些言语看，毛泽东内心厌烦这些仪式，但此时并非没有借助狂热的个人崇拜以收拾局面的意图。周恩来解决各地派性的办法，就是一个省一个省地把两派头头召到北京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促进两派和解。稳定局面的另一措施，是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毛泽东认定，派性、武斗背后有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操纵。他说：“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就是“武斗的幕后指挥”。他把“文革”说成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因而要在全国范围内清理队伍，把“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抓出来[124]。这场运动的重点不再针对党内高层而是社会下层，即旧军、政、警、宪、特和匪首、汉奸、反动会道门等。强大震慑力使一些人闻风自杀，也有不少地方领导人趁机打击造反派。中共九大以后，“清理阶级队伍”与清查“五一六集团”和“一打三反”运动结合[125]。“文革”初期，主要是“群众专政”（批斗、抄家、关牛棚等）和“党内专政”（专案审查），“一打三反”则动用国家专政机器。虽然意在整治乱局，恢复秩序，但造成的冤错案率是惊人的，这在“文革”结束后得到官方证实。据1980年最高法院的复查报告，“文革”10年经司法机关判决的反革命案件28万件，大多数案件是在1968～1972年由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的。截至1980年年中，纠正冤假错案17.5万多件，冤错比例64%，有些地区达到70%或80%。报告说，其中“一打三反”运动错判、错杀最多。例如宁夏错杀的70人中1970年杀的68人，天津错杀的28人中1970年杀的22人，其理由大多是不满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有人甚至不经意间犯了“恶毒攻击罪”[126]。运动治国，后患无穷。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已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尽管人们无法理解毛泽东真相信刘是“叛徒、内奸、工贼”，但如果没有这“三顶帽子”，刘案无法坐实。参加会议的只有红军女战士、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陈少敏一人不举手，其他人一律举手通过。毛泽东希望，通过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宣告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从表面看，毛泽东改造党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九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实现了“大换血”，在279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原有的170名中委、候补中委只有53人保留下来，仅占新一届中委的19%。原来的2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保留了9名，7名中央常委保留3名。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为首的大批“走资派”被清洗。不过，毛泽东没有过分追究“二月逆流”的老帅、副总理，多数以“右派代表”的理由留在中央委员会。70余名工人、农民等基层群众被直接选进中央委员会，占到25%；增加最多的是解放军代表，达99人，占了35%。如果说前者是毛泽东希望补充进来的“新鲜血液”，后者则是运动造成的既成事实。毛泽东把解放军作为稳定局势的最后盾牌，派部队到全国“支左”，带来的结果是军队干部从上到下掌握了地方权力，29个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军人占了22个。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中，军人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各级各部门革命委员会中解放军都扮演主角，这种权力格局是很不正常的，也不是毛泽东愿意看到的。九大以后，毛泽东就在考虑军人如何退出的问题。
九大并不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原有的党内斗争了结了，新的矛盾正在酝酿。同样是在“文革”中急剧上升的两股力量，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与以林彪为首的军人派之间的矛盾逐渐形成[128]。林彪派战功卓著，从心底瞧不起中央文革的那些“笔杆子”。他们与受冲击的老干部有历史渊源，情感上不无同情，这与文革派有所不同，尽管他们也有整人的记录，部分源于山头主义。贺龙、罗瑞卿、杨成武等人挨整，林彪等人都脱不了干系。军人派与文革派的矛盾，不排除有某些政见上的不同，但接班人之争是问题的实质。
两派的暗自角力，很快就围绕四届人大筹备和宪法修改而浮出水面。发生在1970年8月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这场党内斗争，在外界看来云遮雾罩，所谓是否设国家主席和是否称毛泽东为天才这两个话题，都是借题发挥。有人在小组会上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叶群、吴法宪等人幕后串连，矛头暗指张春桥，得到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形成了江青派遭围攻的形势。这种局面的出现，除了多数人不明毛泽东的真实态度，急于向毛泽东表忠心，也反映出江青、张春桥等人积怨已深，不少军事将领和老干部趁机发泄怒气。叶群、吴法宪等原以为稳操胜券，“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会站在江青、康生、张春桥一边。会议形势急转直下，“原告”成了“被告”，跟风起哄者纷纷检讨。后来，吴法宪醒悟道：“毛主席本来就站在江青他们一边，是要坚决地保卫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们同江青等人在庐山上的斗争，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泽东是决不会放过我们的”[129]。其实，还不止于此。吴法宪等人私下串连、突然发难的做法，绝不是毛泽东所能容忍的。
更深层的背景是，毛泽东对林彪派力量的膨胀早有忌惮。毛泽东发动“文革”得到林彪的全力支持，林彪因此取代刘少奇的位置，被宣传为毛的“亲密战友”。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130]，形成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军委办事组，并以军委办事组取代了中央军委常委，几位老帅靠边站，军队权力进一步向林集中。九大党章明确写上“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共运史上破天荒的事情。然而，林彪是否取得毛泽东的完全信任，是值得怀疑的[131]。军人权力过重的格局，让毛泽东感到党内有形成另一个权力中心的威胁，尽管军队分属不同的山头，他们忠诚的对象是毛而不是林。九大期间，毛泽东提到，外界批评中国是“军事官僚体制”或“军事官僚专政”的说法。1970年夏，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中至少四次提到这个问题[132]，表面上是回应外界的指摘，实则在敲打军委办事组。林彪位尊“副统帅”，但谨言慎行，韬光养晦，很少主动过问党政要务。然而，百密一疏。1969年10月18日，林彪因担心苏联搞突然袭击，口授一份紧急战备指示，被属下冠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发出，随后报告毛泽东。此事关涉军队调动权的归属，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和警惕。庐山会议的冲突更使毛泽东得出结论，林彪要“抢班夺权”。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就开始行动了。在党内开展“批陈整风”，明批陈伯达，暗指林彪；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的策略，削弱林彪的力量[133]；迟迟不让黄、吴、叶、李、邱检讨“过关”，逼林检讨。毛在等待，林硬着头皮顶住，气氛日趋紧张。1971年8月，毛泽东离京南巡，在沿途对地方大员的谈话中点了林彪的名，把庐山会议的分歧定性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并表示“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134]，表明已下决心与林决裂。在另一方，林的儿子林立果纠合一个秘密小组织即所谓“联合舰队”，密谋反制行动，准备“武装起义”，并起草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得知毛泽东南巡后，林立果等密谋在途中暗杀毛，因毛突然改变行程而未遂。没有充足证据证明林彪及黄、吴、李、邱与闻并参与了这场政变阴谋。结果是，9月13日，林彪逼走绝路，外逃苏联，葬身蒙古沙漠。林彪是主动外逃，还是受其妻子叶群和儿子林立果的挟持，仍是未解之谜。在中共历次党内斗争中，九一三事件是最为诡异的一幕，其情节类似于一部宫廷政变剧，所谓“林彪罪案”留下太多未解之谜。
毛、林冲突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这是毛泽东所愿意看到的吗？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大病一场，身体从此一蹶不振，可见对其打击之大。林彪事件在党内及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撼。笔者亲见，当年干部们听到传达，如晴天霹雳，个个惊恐万状，面如土色。人们不敢相信，“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怎么会阴谋杀害毛主席？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怎么会叛逃敌国？洞察一切的毛泽东怎么没有识别林彪呢？一场追求革命的理想主义的运动，演化成一场宫廷政变式的斗争，使得文化大革命的解释体系漏洞百出，重创了毛泽东个人崇拜。为了证实林彪集团阴谋武装政变，毛泽东批准将《五七一工程纪要》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党内，在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中传达，实际的知情面比这大得多。结果，适得其反。《五七一工程纪要》固然可以“坐实”林彪集 团的阴谋，然而其中对毛泽东的尖锐抨击，对社会问题的赤裸揭露，在文化大革命的信仰体系上撕开了一个缺口，催生了人们的思想觉醒[135]。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陷入了恢复秩序与维护“文革”的双重困局。一方面，文化大革命搞了六七年，毛泽东希望结束乱局，逐步把局势引入正轨；另一方面，毛泽东担心，这种努力有引向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危险。“文革”所预设的目标一个也没有实现，怀疑“文革”的人却越来越多，“文革”本身成了毛泽东需要竭力维护的首要目标。
林彪事件后，权力结构重新组合。中共十大和四届人大产生的权力架构，基本上是两种力量的对峙：一方以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派，一方以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派[136]。中央文革派因林彪事件得到加强，但他们的主要阵地仅限于文化宣教系统，很难染指国家强力机关。他们在地方的基础也没有想象的那样强大[137]。随着老干部的回归，地方和中央部门实际控制权大多回到了“文革”前的领导干部手里，尽管不见得是原班人马。中共十大一个重要变化，是很多老干部重新回到了中央委员会。在191名中央委员中，有40人是“文革”期间受过批判又复出的老干部，其中包括邓小平、谭震林、王震等[138]。毛泽东执意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些人，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并选定王洪文为新的接班人，以支持他的继续革命路线，起到平衡老干部的作用[139]。然而，从基层直接上来的这些人，既缺乏政治资源，又无政治经验，多数场合是党内斗争的看客，难以独立发挥作用。还有一些人是“文革”期间从地方擢拔到中央的，这些人可称之为“文革上台派”，但很难融入中央文革派。
毛泽东希望，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对老干部派与文革派左敲右打，驾驭两股力量，维持权力平衡。江青、张春桥等中央文革派扛起维护“文革”的大旗，符合毛泽东的意图；但他们借机向周、邓发难，却超出了毛泽东的限度。毛泽东并不希望再次出现大乱。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主要依靠周恩来维持大局，从《毛泽东年谱》看，这一时期毛泽东单独谈话最多的是周恩来，而与张春桥、江青的单独谈话几乎没有见到记录。1972年1月，抱病参加陈毅追悼会就是一个姿态，表明毛泽东有意弥合与老干部的裂痕。周恩来感慨地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140]毛泽东需要修复中央权力架构，除了重新启用老干部别无他途。毛泽东支持周恩来出面收复局面，在他的授意和认可下，周恩来加快了解放老干部的步伐。以北京为例，1969年下放、解职的6627名处以上干部90%得到解放。中央专案组管的670名审查对象，1975年春夏有300多人得到释放[141]。不少人是本人或亲属直接向毛泽东申诉或陈情而得到解脱的。然而，当周1972年批极左时引起了毛的不满。毛泽东对美国“踩在中国的肩膀上”，利用中国同苏联达成协议十分恼火。1973年11月，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同意针对苏联威胁就分享情报达成协议引起毛泽东的不满，认为周对美国太迁就，有损中国独立主权。毛泽东亲自部署中央政治局批评周的“错误”，实际上是给周一个警告。但毛离不开周，也深知“批周必乱”。当江青等人想趁机把周整倒，取而代之时，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和阻止。1974年，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意在为文化大革命的进步性寻求历史依据。他要让人们相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却遭到怀疑和反对，这与历史上法家主张变革与儒家反对变革有相似之处。然而，毛泽东并不想把批林批孔搞成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也经不住再发动一次群众运动了。当江青等人批林批孔批周公，矛头指向周恩来和众多老干部时，再次受到毛泽东的斥责。虽然对周多有不满，毛仍然让周负责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使江青对“组阁权”的争夺受挫。
邓小平的复出具有标志性意义。重新启用邓并不太意外，邓历来受毛泽东的器重。“文革”伊始打倒刘邓，但自1967年起，毛泽东几乎在所有重要场合都讲，要把邓小平与刘少奇区别开来，他还提出九大邓小平要当中央委员。正是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中共九大保留了邓的党籍，虽然未能留任中央委员。在毛泽东那里，邓小平不是被彻底打倒而是被“冷藏”的。当然，只有在做出“永不翻案”的承诺之后，邓才可能重新得到毛的信任。1975年，毛泽东赋予邓小平“三副一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的重任，让邓接替周主持国务院工作。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失望后，又让邓接替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多次制止江青等人对邓的纠缠和发难，告诫他们不要搞“四人帮”，甚至让邓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应当说，毛对邓整顿秩序、恢复经济的努力是寄予希望的，给予了很大支持。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触动一个底线，就是不能引向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面支持邓小平搞整顿，一面授意张春桥、姚文元写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文章，含有约束邓的用意。他告诫全党，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每日每时都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所以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很容易”[142]。1975年，毛泽东从批“四人帮”转向批邓，不能说与毛远新等人传递的信息无关，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如纪登奎所说，“小平执政，一系列措施触及‘文化大革命’”[143]。邓把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分别讲的三句话并列起来，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将经济建设提升到“纲”的位置，为整顿提供依据，实际上偷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概念。邓小平以其惯常的强硬、果敢作风，整顿经济和社会秩序，打击和处理派性头头，成立自己的理论班底——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撰写《论总纲》等文件，与“四人帮”争夺意识形态阐释权，精心选择毛泽东可以接受的理论观点来支持自己的政策。邓虽然闭口不谈文化大革命的是非，但无可回避地触动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断定，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144]。邓后来也说：“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145]。1975年11月，毛要求邓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文化大革命做个结论，解决对“文革”的认识问题。然而，邓以不了解“文革”，“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为理由，拒绝了毛的要求。这种不让步的姿态，导致毛泽东最后下决心抛弃邓小平，并在党内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46]。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老同志”中对文化大革命“一是不满，二要算账”的人不少。毛泽东对这种政治状况做出的解释是：“一些人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他坚持说，一百年后、一千年后“总还是要革命的”[147]。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宗教”，他对自己的理论从来没有动摇过。
然而，时移势易。毛泽东这样定性当前党内分歧和斗争，已经很难被党内接受和得到民众呼应。从批陈整风、批林批孔、学理论、评《水浒》，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文革”后期的政治运动，的确使部分被压制的造反派头头受到鼓舞，激起东山再起的幻想，一些地区再次出现派性武斗、停产停工、交通阻塞的乱局。但对于多数民众来说，这些运动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人们已经厌倦了无休止的、反复无常的党内斗争。文化大革命没有给普通民众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承受了社会动乱、经济停滞、文化凋敝、普遍贫穷的后果。各种民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数以千万计的人遭受政治上的迫害和株连。多数人把希望寄托在周恩来的纠“左”和邓小平的整顿上，特别是1975年的全面整顿，成效立见，广获人心。“四人帮”对周恩来的围攻、对邓小平的纠缠等高层斗争的内幕，通过各种渠道暴露在民众面前，激起广泛的议论和反感。
1976年清明节前后，借悼念周恩来的机会，北京市民云集在天安门广场，形成了巨大的抗议浪潮。在天安门事件高潮时，参加者多达百万人次，抗议由北京蔓延到全国许多城市。这次被称之为“四五运动”的抗议活动，呈现出与以往运动完全不同的特性。首先，它是一次自发的群众运动。其次，表面看是发泄对“四人帮”限制人们悼念周恩来的愤怒，其背后是指向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其三，参加抗议的主力大多是青年工人和知识分子。他们亲身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借地下读书活动讨论时政，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已经走入末路，开始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当然，不止是年轻人，也包括党内一些老干部。胡耀邦说：“从1969年到1976年以前，表面上看来好像风平浪静了。实际上在底下、在人民的心中和私下交往中，真是波浪滚滚、汹涌澎湃”[148]。毛泽东历来自认为是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现在却站在了舆情的对面。
1976年，随着毛泽东的生命走向尽头，真正的继承危机降临。从维护“文革”遗产来说，毛泽东自然倾向于中央文革派。然而，他对王洪文已大失所望，属意张春桥却深知其在党内难孚众望，终究没有把最高权力交给他，而是选择了“老实人”华国锋。华才能和资历都不足，但毕竟是“文革”中选拔上来的，忠诚不用怀疑。华为人敦厚平和，两派都可勉强接受，这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毛泽东在生命最后阶段，耿耿于怀的仍然是文化大革命。他把发动文化大革命看作自己一生中最主要的两大业绩之一，另一个业绩是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然而，毛泽东清楚，对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他已经无力决定未来，慨叹“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预感有一场“腥风血雨”。事实上，党内斗争接近摊牌，高层老干部对如何解决“四人帮”私底下多有串连。按叶剑英后来的说法，只是“投鼠忌器”，碍于毛泽东还在，隐忍未发。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迅即抓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一场持续10年、欲罢不能的运动也随之宣告结束。
[6]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111页。
[7] 1960年11月28日，毛泽东代中共中央为转发甘肃省委报告写批示，以第三人称说：“他（毛）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决议提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364～365页。
[8] 1960年11月、1961年3月和6月，毛泽东曾三次提到庐山会议，在1961年6月12日的北京会议上，毛泽东说：“对一切受了冤枉的，都要平反。”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164～1165页。
[9] 1960年初，毛泽东提出要大办社有经济，倡导“五个大办”。到年底，他意识到“大办社有经济，必然刮‘共产风’”。“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谁也没有想到他要一平二调，如果想到了就不会那么办了。”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111页。
[10]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12页。
[11]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91页。
[12] 1975年8月14日，陈永贵就农村工作提5条建议，其中包括：为缩小队与队的差别，实行大队核算；为缩小人与人的差别，实行“自报公议”劳动管理。毛泽东未贸然同意，批示中央政治局讨论，因中央未达成一致意见而作罢。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06页。
[13]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还说过一段话，搞经济“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可惜后来整理讲话并印发党内时，这段最能体现毛泽东真性情的话全部删去了。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03页。
[14] 1962年1月31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2页。
[19] 黄峥主编《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第1230页。
[20] 顾保孜、杜修贤：《共和国红镜头——中南海摄影师眼中的国事风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21] 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第222、224页。
[23] 黄峥主编《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第1230页。
[24] 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北京会议上做总结讲话时指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37页。
[25]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38页。
[26] 吴冷西：《同田家英共事的日子》，《党的文献》1996年第5期。
[27]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9页。
[28] 彭真在起草小组会上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周很快发言说，在讲责任方面，应该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个别问题是由于我们提供的材料、情况有问题，不能叫毛主席负责。转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08、109页。
[29]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18～443页。
[30] 据吴法宪回忆，林彪讲话后，军队干部纷纷赞扬，林说：“我这样讲是出于无奈，不这样讲，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响，整个局势就不好维持了。”见《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第546、550页。
[31]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09～110页。
[32] 张素华、刘建平采访《杜润生对七千人大会一些问题的感受》（2002年5月20日），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11页。
[33] 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第121页。
[34] 《刘少奇年谱（1898～1969）》，第549页。
[35] 转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129页。
[37]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46页。
[38] 1963年6月18日，周恩来在黑龙江说：“在去年7月我们讲困难不得了的时候，主席到了最困难的河南、山东两省，这两个省原来把形势估计得很坏，麦产区夏征很少。主席到河南后，建勋同志汇报说，到下面实际一看，麦收并不那么坏，而秋收比夏收还好一点……主 席到了济南，谭启龙同志也说，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主席回到北京就找我们谈……知道生产形势开始好转，包产到户应当批判。”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112页。
[39]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105页。
[40]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77页。
[41] 转引自牛军《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46] 据参加这个调查组的罗贞治讲述，“生产队长和社员群众异口同声，一致强烈地要求：‘搞包产到户！’”调查组人员都知道其中利害，这在当时是一个讳莫如深、非常敏感的问题，有多少农村工作干部因为支持或提倡包产到户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调查组“想说服他们不要求搞包产到户，真是‘难于上青天’！”农民说：“搞社会主义，首先得吃饱饭，吃不饱饭的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说少数人发了财，多数人还受穷就是两极分化，那也比大家捆在一起都受穷那样不分化的好”。见罗贞治讲述、田毅访问《1962年包产到户始末》，FT中文网。
[47] 丁伟志：《跟随田家英调查“包产到户”》，《百年潮》1998年第5期。
[48] 《陈云年谱》下卷，第119～120页。
[49] 《邓子恢文集》，第605～612页。
[50]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29、1238页。
[51] 1962年8月5日毛泽东同柯庆施、李葆华、陶铸、王任重等人谈话，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37～1239页。
[52]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90页。
[53] 《杨尚昆日记》（下），第196页。
[54] 转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43～1245页。
[55]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41、1243～1245、1246、1249、1251、1252页。
[5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
[6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1页。
[64] 邓子恢1956年4月2日在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的讲话，见《邓子恢文集》，第447页。
[65]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01页。
[6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266页。
[67] 毛泽东认为，反对官僚主义靠行政办法是整不好的，发动群众“上下夹攻”，“他们就无路可走了”。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282页。
[68] 见毛泽东1963年5月和1964年2月两次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谈话，1964年2月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谈话、3月和4月两次同日本共产党访华代表团田里见等人谈话，4月同澳共（马列）主席希尔谈话。
[69]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45～1346页。
[70] 《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1967年2月3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69页。
[71] 薄一波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刘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革”的种子。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第1169～1170页。
[72] 据刘源回忆，“文革”初期他曾询问过父亲，毛泽东批评1962年的右倾是怎么回事。刘少奇的回答，是从上面提到的1962年7月上旬在中南海游泳池边毛刘对话那一幕开始的。见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91页。
[7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01、399、420页。
[74] 转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人民出版社，2009，第449页。
[75] 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被赶下台，毛泽东派周恩来、贺龙率领庞大代表团赴莫斯科，试探有无避免中苏最终决裂的可能。结果无果而归。在一次晚宴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借着酒气对周恩来、贺龙说：“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我们已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台了”。周、贺当面顶回了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并向苏共中央进行了严正交涉，回国后立即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76]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83页。
[77]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33、1134页。
[78] 毛泽东1965年10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见逄先知、转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96页。
[79]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03页。
[81]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82] 1966年6月15日毛泽东在南昌对江西省负责人的谈话，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18页。
[83] 毛泽东的乌托邦理想并不如论者所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它恰恰脱胎于马克思的某些预言。例如，马克思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或批判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37页）马克思提出的这个共产主义模式，与我们熟悉的“五七指示”何其相似乃尔！
[84] 胡乔木1980年7月7日同起草小组成员谈话，见《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论中共党史》，第83页。
[85] 〔法〕贝乐登·菲尔兹：《法国的毛主义》，共识网，2008年3月7日。
[86] 参见程映虹《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
[87] 《陈云年谱》下卷，第260页。
[88] 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批评说，彭德怀“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的运动”，这样做“要么是散布糊涂观念，要么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周恩来指责彭德怀“犯上”，表示“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彭德怀“没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朱德希望彭德怀“永不反水”，“永远跟着毛主席”。林彪说：“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中南局一位领导人说：共产党员“一定要‘从一而终’”。转见冯建辉《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思想史”》，《炎黄春秋》1999年第7期。
[89] 参见张步真《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珠海出版社，1998。
[90] 据李新回忆，1964年夏天一个晚上，刘在人民大会堂讲话，严词督促高级干部下去搞四清，“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来‘训话’，人们是非常不满的”，“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见《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第378页。
[91] 中共二大公开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见李颖编《从一大到十六大》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100页。
[92] 参阅王也扬《“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考》，《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
[93] 1963年5月8日，彭真在杭州会议上说，大家感觉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跟不上主席。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18页。
[9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56～557页；另见《薛暮桥工作笔记》下册第二本，第20页。
[95] 见陈扬勇《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态度》，《党的文献》1998年第3期。
[96] 《薛暮桥工作笔记》下册第二本，第28页。
[99] 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组长康生，副组长吴冷西，组员包括廖承志、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乔冠华、熊复、胡绳、许立群、姚溱、王力、范若愚等，实际领导工作的是邓小平。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册，第540页。
[100]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746～1747、1766页。
[10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72页。
[102] 见《刘少奇年谱（1898～1969）》，第592～608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45～1358页。
[103] 四清运动中重划阶级最严重的是陕西省，陕西临潼县补定的所谓漏划地主、漏划富农达2500多户，比土改划的地富多出1.7倍，株连人口达15万人，占全县农村人口的1/4。该县徐阳公社一个生产队地主、富农户超过了农户的50%，“弄得人人自危，鸦雀无声”。见《人民日报》1979年7月6日。
[104] 《陈云年谱》下卷，第134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47页。
[105] 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载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第611页。
[106]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规定：“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
[107] 乐黛云回忆说：“我们都想，如果国家真能这样，在这新生命出现的阵痛中，个人受点苦，甚至付出生命，又算得了什么？”见乐黛云《四院·沙滩·未名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48页。
[108]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
[109]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征集委员会编《北京党史资料通讯》1985年5月，《增刊》（17）。
[110] 印红标：《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载季羡林主编《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
[111] “广场效应”是一种群众心理，指在人群聚集的公开场合，人们的心理会发生畸变，往往会表现出与日常生活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的言行，这种心理多数时候使群体道德水平比个人道德低下。
[112] 引自《文革“红人”今安在？》，《亚洲周刊》1996年5月26日。
[113] 参见叶青《“文革”时期群众组织产生与社会心理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4期。
[114] 周恩来1967年1月26日接见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话，转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2008，第356页。
[115] 《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808页。
[11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82、146、257、261页。
[11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1页。
[118] 毛泽东1967年8月4日给江青的信，据印红标对王力的访谈以及王力提供的资料。
[119] 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对斯诺的谈话。
[120] 参见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
[121] 他们是蒯大富（清华大学）、聂元梓（北京大学）、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
[12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179页。
[12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101页。
[124]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15～1518页。
[125] 见中共中央1970年1月31日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
[126] 《人民日报》1980年9月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第649～650页。
[128] 在中共九大上，林彪被选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陈伯达、康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林彪派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和“文革”派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时进入中央政治局。陈伯达本属“文革”派，因与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的矛盾转而靠向林彪。
[129] 见《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23页。
[130] 196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令撤销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三人职务，被指“阴谋夺取空军大权”“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杨成武被指为“叛徒”遭逮捕。杨、余、傅事件的成因至今扑朔迷离。
[131] 李雪峰说：“搞掉罗瑞卿，不等于说毛主席就十分信任林彪……本来，把罗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对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一直牢牢掌握着军队。不然为什么定了一条：文革期间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就是必须由毛主席签字。可见毛还是不完全放心，不让林有权调动军队。”见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第605页。
[132] 转见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第998页。
[133] 所谓“甩石头”就是批发材料，写批语，明批陈伯达，实指林彪；所谓“掺沙子”就是增派纪登奎、张才千等人参加军委办事组，削弱黄、吴、叶、李、邱对军委办事组的控制；所谓“挖墙脚”就是改组北京军区，任命李德生为司令员，纪登奎为政委。
[134]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94～1595页。
[135] 《五七一工程纪要》写道：“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毛已经走向反面，“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这些话当时听了，令人毛骨悚然。《五七一工程纪要》对于时局的针砭，诸如“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这些话更能在人们思想上引起共鸣。
[136] 中共十大选出的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康生、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主席、副主席加朱德、张春桥、董必武组成。政治局委员除九名常委外，有韦国清、刘伯承、江青、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姚文元；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艾则孜；1975年初，增补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四届人大选出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副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艾则孜、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
[137] 据陈益南研究，经过“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省及省以下的地方政权中基本上没有什么‘造反派’分子了”。见陈益南《文革中地方基层政权的变动情况与历史责任》，引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网站中国研究数据库。
[138]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654页。
[139] 王洪文（工人，中央副主席）、陈永贵（农民，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工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倪志福（工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姚连蔚（工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工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孙健（工人，国务院副总理）。
[140] 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的谈话，转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615页。
[141] 周一兴编《当代北京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第229页；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311页。
[14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13～414页。
[143] 1987年10月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转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57页。
[144] 1975年11月初毛泽东关于刘冰等人来信的意见（毛远新笔记），转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54页。
[14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1页。
[146]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426、427页。
[14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7～488页。
[148] 郑仲兵主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上），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第499页。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被认为是20世纪末发生的两个影响深远的事件之一，另一个事件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和国际冷战终结。站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起点上，谁也没有也不可能逆料中国的改革能走这么远。从这里开始，逐步放弃从苏联接受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单一公有制转向多种所有制并存，从封闭式现代化转向开放式现代化的新模式。
对于中国的大转向来说，1976年甚至比1978年更重要。因为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任何实质性变革的契机都是最高权威的过世。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结束了“文革”，政治转轨的机会已经出现。从1977年开始，出现了一连串的变化。制定现代化规划、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讨论、酝酿经济改革、扩大技术引进、出国考察都在这两年开始了。中共开始告别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集中致力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现代化目标。
改革所以发生，都是危机“倒逼”的。文化大革命结束，给领导层留下一大堆难题。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称“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不可否定，20世纪50年代以来，依靠国家的强制动员和全国人民“勒紧裤带”，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工业体系，走过了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最初阶段。1952年到197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5倍，其中重工业增长28倍，锻炼了一支相当规模的工人队伍和两弹一星等领域的科技人才队伍，建立了大小工业企业35万个，其中大中型国营企业4400个。经过20多年的劳动积累，农业生产条件（水利灌溉、农田建设、农药化肥及基本农机具等）有较大改善[3]，还有一些社会成就不应忽视，如就业保障、教育大众化、医疗机会均等化、妇女解放等。人口平均寿命、人口识字率、婴儿死亡率等几个社会指标，中国都高于同等经济收入的国家。毛泽东时代大众教育的普及和流行性疾病防治的成效，为后期发展准备了高素质的劳动者。
“文革”结束时，至少两亿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农民甚至还处在赤贫状态。这种境况，令许多直接接触农民的官员深感愧疚和焦虑。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农村的普遍贫困，引起了党内高级干部的强烈共鸣。
民生问题不只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邓小平、陈云的两段话集中反映了高层的集体焦虑感。1978年9月，邓小平对地方领导人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6]陈云在同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要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7]
在华国锋主政的两年，决策层关注的重点事实上已开始转向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在经济、教育、科学和文化方面开始恢复1960年代初的某些政策。
在高层酝酿改革的过程中，有一个新的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就是大批官员出国出境考察。1978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国出境考察高潮。从中央各部委和地方各省市，派出的考察团有几十个。其中重要的考察团有：3～4月，以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赴日经济代表团，考察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对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5～6月，谷牧带领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德国等西欧五国。1978年，也是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高峰，这一年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其中包括华国锋出访2次4个国家，邓小平出访4次8个国家。各考察团回国后都向中央政治局做汇报，并写出考察报告。
中国封闭20多年，除了少数搞外交、外贸工作和文化交流的以外，绝大多数领导人没有出过国，对于外部世界，特别是对西方发达国家不甚了了。对许多人来说，1978年是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次“身临其境”观察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当代发展情况。这次出国考察，使中共高层官员大开眼界，也引起了思想震动。20年间，当中国关起门来搞运动的时候，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中国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人们没有想到，当代世界现代化会发展到如此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会如此之大。[9]西方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也远远超出了中国人的想象，与当时中国城乡居民的贫困状况形成强烈反差。[10]
德国、日本以及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都是在十几年时间实现的。这增加了领导层的信心，它们可以做到，中国为什么不能在未来23年实现现代化？[14]当时日本、西欧各国出于政治和经济双重考虑，都希望加强同中国的经济合作，争相要借钱给中国。[15]这是很难得的机会，中国的现代化不需要从头摸起，可以“把世界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自己的起点”。[16]因为有国际经验的参照，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体制模式的问题所在，催生了改革的冲动和共识。
“文革”结束后，思想闸门在逐步打开。在党内和民间形成了一个思想解放潮流。在中共党内，其标志是1978年由胡耀邦组织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直接起因，是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特别是在解放老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遇到了阻力。从1950年代开始，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每次运动都伤害了一大批人，历史积案堆积如山，文化大革命伤害的人更多。
最大的障碍是，许多重大案件是毛泽东批准定案的，或者因批评毛泽东及其政策而获罪的。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毛泽东定的案能不能翻？究竟什么是评判是非的标准？真理标准讨论直接由此引发出来。这场讨论在高层引起激烈争论，汪东兴等人严厉指责这是在搞“非毛化”，下令停止讨论。但组织这场讨论的胡耀邦得到了邓小平、陈云、谭震林、罗瑞卿等一大批重要领导人的支持，并在党内和知识界激起广泛响应。随着政治态势的明朗，讨论很快变成高层的政治表态。从1978年7月开始，各省省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司令、政委纷纷表明了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支持态度。
1979年以后，思想解放引向对历史的全面反思。这种反思在1979年初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和1980年10月关于历史问题的4000人讨论中达到了高峰。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参会者主要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工作者，4000人讨论则包括了几乎所有党政军高级干部，其分量更重。这两次会议上的许多发言，大胆地冲击了一系列政治和理论禁区：从批判文化大革命到重新检讨“文革”前17年，指名道姓批评毛泽东，强烈抨击个人迷信，提出肃清封建主义，呼吁加强民主和法制。
邓小平1980年8月8日《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报告，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为了防止“文革”悲剧的重演，在制度上做出了一些安排，如宣布今后不再把党内分歧上升为路线斗争，抛弃个人崇拜的宣传，强调实行集体领导，制定党内生活准则，强调党内监督和党员权利，提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强调依法治国，寻求法制环境下的稳定秩序，等等。
在处理“毛泽东问题”上，邓小平、陈云等元老态度审慎，明确表示不做中国的赫鲁晓夫。在邓小平主导下，历时两年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小心地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以维护政治连续性和正当性；与此同时，对毛泽东思想做重新诠释，把“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以“科学的”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以“发展主义”取代“阶级斗争”确立为新的意识形态，为改革提供合法性，预留了试验空间。
平心而论，华国锋虽然是“文革”期间上来的，但毕竟是一位务实的领导人，急于想摆脱“文革”后遗症。他主持制定现代化规划，大规模引进，派人出国考察，批准开办特区，说明华对改革开放是持积极态度的。然而，华国锋背负着“文革”的包袱，资历和能力都远在邓小平、陈云等人之下，难以令众多老干部放心和接受。同时，华所理解的改革是有限度的。当时，党内党外，邓小平都是众望所归。华国锋的职务维持到1980年底，实际权力早在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已经转移到邓小平手里。1980年，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赵紫阳任国务院总理，成为邓小平的左膀右臂，形成所谓“邓、胡、赵体制”。1980年代的权力结构，仍然是1950～1960年代出现过的所谓“一线、二线”格局。胡、赵处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老人处于二线，最终决断权在二线，核心是邓小平，其次是陈云。邓有足够的权威来整合党内意见，排除阻力并控制风险。当然，邓小平不是毛泽东，有权威没有光环，重大决策须在党内特别是在元老间取得共识。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改革的支持力量主要是两部分人，一是“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一是知识分子。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具有鲜明的民粹主义色彩，邓小平时代肯定是精英主义取向的。邓小平深知现代化离不开知识分子，1978年他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决定恢复高考、结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恢复公派留学生制度、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
邓小平改革是“发展主义”的，以推动经济发展为第一目标。他认为，中国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只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推进，坚信“没有党的统一领导，就没有效率。不统一，一事无成”。[24]赵紫阳说：“经济改革他很放手，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但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他很警惕。”[25]邓小平几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主要着眼于提高行政效率，而不是民主化，更不接受西方式民主的模式。他可以允许自由，但底线是不能挑战共产党的合法性。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为自由设置底线。不可否认，邓小平有力地控制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但也留下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推进的诸多问题。
中国改革与苏联东欧改革有“渐进”与“激进”之别。所谓渐进式改革，首先是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次序选择，保证了政府控制改革进程和协调利益的政治能力。其次是经济改革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通过不断的试验逐步推进，允许不同选择进行竞争和比较，减少了掉进“理性自负”陷阱的机会。
苏联、东欧国家并非没有进行过渐进改革尝试，事实上，从195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苏联、东欧进行了三波改革，但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没有扭转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趋势，迫使决策者转向激进改革，最终导致体制崩溃。
改革初期并没有清晰的路线图。当时，从领导人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必须改，但谁都说不清楚究竟应当怎么改，更没有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最终目标。中国改革是一个不断试验和学习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唯一可能的选择，许多情况下是实践推动政策走。市场机制具有为自己开辟疆域的力量，观念和政策的突破往往是对事实的追认，所谓“与时俱进”也可称之为“顺势而为”。
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上说，他同陈云谈过计划与市场的问题。陈云同意“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他还说，“国内要竞争一下”。3月8日，陈云在《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中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必须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种经济。[30]1979年11月，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吉布尼等人时也说：“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31]邓小平与陈云讲的是一个东西，就是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调节和竞争，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个理论模板。不同的是，邓的思想更具开放性。
薛暮桥回忆说：改革的起步阶段有两件事做得很成功，第一是最初几年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农村，这一改革打破了农业长期停滞的局面，对整个经济改革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第二是加快集体经济的发展，并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的适当成长，很快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格局。[35]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明确肯定“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第11条增加了一段内容：“国家允许私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发展。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至此，自1950年代消灭私人经济以来，重新确立了私人经济的法律地位。
农村改革的突破具有全局性意义，不过它并不像有的论者所说的是领导人预先选择的改革突破口。自始至终参与决策的杜润生说：“农村改革并没有一幅事先描绘好的蓝图，它是在农民、基层干部、地方政府和中央领导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互动过程中完成的。”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走得这么远，就在于它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展开的。1970年代初在毛泽东、周恩来手上，中国通向西方的政治障碍已基本拆除；1978年，又在两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中日缔约，一是中美建交。至此，对外开放的政治平台完全形成了，中国获得了进入世界主体市场的通道。美苏战略对峙和经济全球化这两大国际因素，使中国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以开放促发展的机遇期。如果说国内经济改革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那么有一点从一开始就很明确，这就是对外开放，主要是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开放。邓小平的思路非常清晰，而且始终没有动摇过，就是要在坚持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将中国经济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包括资金、技术、市场和管理经验）来发展自己。
第一，注入增长动力。众所周知，珠江三角洲经济的率先起飞，是由两大因素推动的：一是引进外资和技术，二是雇用数以百万计的拿低工资又特别吃苦耐劳的农民工。
第二，引入市场因素。
第三，提供思想资源。
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改革为什么很难突破？除了既成利益格局的强大阻力，关键在于意识形态障碍。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有三大原则，第一是必须坚持公有制，第二是必须坚持计划经济，第三是必须坚持按劳分配。许多在初期支持改革的领导人，后来越来越趋向保守，质疑改革，根源就在于改革触动了上述信条。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中国改革走到了一个重要关口。一方面，改革遭遇瓶颈。另外，由于国内改革受阻，接着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转入低潮，关于改革的争论骤然激烈。
邓小平南方谈话正是在这样一个关口发表的。南方谈话有一句名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他把社会主义稳固的首要条件归结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发展的唯一之道是改革开放。
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标志着中国市场化改革越过了它的临界点。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但它的趋势是确定的，就是超越传统社会主义。所谓传统社会主义，是20世纪所有共产党执政国家普遍实行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起于列宁、成于斯大林，一般把它称为“斯大林模式”。传统社会主义实行共产党高度集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和市场作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全面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强制工业化，与之相适应，严密控制思想舆论，对外部世界基本封闭。
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前景对于20世纪的革命者吸引力如此巨大，以至把它当作指日可期的目标和行动纲领，完全忽略了马克思有关“自然历史过程”的告诫。
在经历初期快速发展阶段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停滞。计划经济模式或许能有效地动员资源，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却不能有效地利用资源，效率低下的问题日益暴露。其根源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不可能获取完全的信息，事实上不可能制定出一份包罗万象的计划，任何看似缜密的计划都不可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需求，满足社会成员多样性的消费偏好，更不用说决策错误带来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的原因更为根本，就是它无法解决“激励问题”。计划经济消灭了竞争也就消灭了大多数人的工作动力，消磨掉了劳动者和管理者的进取心和创造力，致使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尤其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必须不断地进行政治的、思想的动员，以保持民众的持续热情，从外部注入经济社会驱动力，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总是运动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是计划经济扼杀个人自由。所有资源都集中到国家手里，使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控制无远弗届，所有社会成员都被固定在特定区域和单位之内。人们得到了某种安全保障，却以失去自由为代价。在这个体制中，个人无条件服从国家又高度依赖于国家，自由选择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没有竞争没有选择也就没有创新。
传统社会主义走向衰落更有政治上的原因，这就是对暴力的滥用和对人的伤害。
列宁说：“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营地。”[72] 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73] 这就在苏联形成了一个不受法律约束、不受监督的一党专政制度。它与东方专制主义和企盼好皇帝的文化传统结合，演变为个人专制只有一步之遥。
任何超越历史的社会方案必然会遭到实践的惩罚和社会的抵抗，并不断引发激烈的争论，因而强制就成为实行这种方案必不可少的手段。毛泽东时代发动了无数次的运动，“运动治国”成为常态，这些运动大都无关乎政权稳固，更多的是为强制性的制度变革开辟道路，用“不断革命”来扫清障碍，解决分歧，防范脱轨。
毛泽东自信，共产党找到了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这就是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然而，毛泽东所理解的民主不是建立程序化的制衡监督机制，从制度上限制公权力，而是诉诸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反到1957年的整风、1960年的整社、1964年的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发动了一系列的整肃运动。不否定不断的整肃运动对于阻止特殊利益集团固化所起的作用。毛泽东时代虽然存在特权和官僚主义，但大面积的贪腐没有出现。
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正是官僚主义的土壤。再次，传统社会主义高度集权体制难以形成常规权力更替机制。权力分配和权力角力只有通过残酷的党内斗争。
党内干部大都不能避免挨整的命运，又极少有人没有整过人的记录，累积下来，几乎所有社会精英阶层都受到伤害。[77]
1985年，邓小平讲得更加明白，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80]
如果说世界上有两个坏东西，那么，一个是贪婪的资本，一个是腐败的权力。还有比这更坏的，就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与分账，即所谓权贵资本主义。
国企改制中的资产流失、资产重组中的利益输送、证券市场的疯狂圈钱、房地产泡沫中的利益链条、工程招投标中的黑洞、城市建设中的强制拆迁等，大都能看到官商勾结联手分赃的身影。近30年是中国财富增长最快的时期，同时也是财富分配不平等发展最快的时期。社会分配的恶化主要不是工资性收入的不平等，而是财富分配过程中公正原则的丢失。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社会弱势群体越来越与经济高增长无缘，这样的状况继续下去必将导致社会分裂。
中国改革又到了一个历史关口，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十分热烈。中国未来的发展，应当超越左右，拓宽视野，至少应从三方面历史经验中获得启示。一是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和遇到的困境；二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和遇到的困境；三是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战后走过的道路和遇到的困境。
我赞同这样的观点：中国必须坚持搞市场经济，绝不能回到过去那种僵化的计划经济。然而，中国需要的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不需要重走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丢弃的完全自由放任、实行适者生存“丛林法则”的原始资本主义。[84]市场化改革必须深化，但市场化必须与社会公正同行，不能以目标的正当性为过程的非公正性做辩护，不能将改革变成权贵和强势集团掠夺财富的饕餮盛宴，导致贫富状况进一步恶化。中国必须逐步实现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但通向现代民主政治的道路仍然只能是渐进的中国式的，应当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和文化背景寻找适合自己的民主化模式和路线图。中国不能丢弃自己的优势，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正在于它吸纳优秀文明成果的包容性，有不断改革的能力和自我调适的空间。中国未来之路应当警惕任何一种理性自负的陷阱，如果能避免拉美一些国家总是在“两个鸡蛋上跳舞”，避免中东一些国家出现的转型乱局，那是中国之幸，百姓之幸。
[3] 到1979年，全国共修筑大中小型水库8.4万余座，灌溉面积由建国之初的2亿亩增加到7亿亩，排灌动力机械7122万马力，化肥施用量1086万吨，农村建小型水电站8.3万余座，农村用电量282亿度。见《中国经济年鉴·1981》，第VI、10～13页。
[6] 1978年9月16、17日邓小平听取吉林、辽宁省委常委汇报时的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80～81页。
[7] 《陈云年谱》下卷，第229页。
[9] 访欧代表团报告，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名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名工人，相差80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名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名工人，相差14.5倍；法国农业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10.6%，生产的粮食除了供国内消费外，还有40%的谷物出口，丹麦农业劳动生产率更高，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6.7%，生产的粮食、牛奶、猪肉、牛肉可供三个丹麦人口的需要。见《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1978年6月22日），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第1分册（未刊），第121～122页。
[10] 1978年11月，邓力群访问日本回来后，到一些单位报告访日情况，对日本大为赞赏。说日本普通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多数家庭有汽车，家用电器完全普及。工人一年有几次分红，年终还有3个月的奖金。农民也穿毛料衣服。商店经营商品50多万种，而我们最好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也只有2万多种商品。“相比之下，实在觉得我们很寒伧”。不仅如此，日本人民“精神振作，奋发向上”，“事业心非常强烈”，“东京的社会治安状况比北京好得多”，没有听说有偷自行车的，商店下班不上门板。见邓力群《日本经济情况》，《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45期。同月，王震访问英国，中国驻英大使柯华陪同他访问伦敦一个失业工人的家。这个失业工人住着一栋100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有餐室、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有珍藏的银具，房后还有一个约50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接受免费义务教育。访问结束时，中国驻英使馆的人问王震对英国的观感，王震高兴地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再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了。”见柯华《在马克思墓前——对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的观察》，《炎黄春秋》1999年第2期；于日《旅英十年——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陈独秀研究动态》2002年第3、4期。
[14] 1978年6月30日，华国锋在听取谷牧访欧情况汇报后说：“出去的同志回来后，自信心更强了。去日本、去西欧的同志回来，都提高了信心；对我说了，我的自信心也更强了。原来认为二十三年很快就过去了，一考察，日本搞现代化只有十三年，德国、丹麦也是十几年。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九亿人口，资源丰富，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只要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安定团结，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可以赶上去。”见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第1分册（未刊），第128页。
[15] 谷牧等人从西欧五国带回来的信息是：西德黑森州副州长卡里表示，可提供200亿美元存入我银行供我们使用。北威州州长屈恩在宴会上提出，如愿意接受50亿美元，可以马上定下来，接受200亿美元，宴会后谈判一小时就可以定下来。法国巴黎银行在代表团回国后就派人来北京商谈提供25亿美元存款事宜。说明他们解决资金过剩的急切心情。参见《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第1分册（未刊），第124页。
[16] 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时说，我们已经损失了20年或者30年时间，再不能再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那么，我们就有希望了。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4页。
[24] 1979年3月27日，邓小平为准备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稿同胡耀邦、胡乔木等谈话，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99页。
[25] 张显扬、史义军编《赵紫阳中南海十年纪事》（下），香港，世界科学教育出版社，2005，第1075～1076页。
[30] 《陈云年谱》下卷，第236、238～239页。
[31]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39页。
[35] 《薛暮桥回忆录》，第351～352页。
[72]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126页。
[73] 《列宁选集》第3卷，第594页。
[77] 参见晏乐斌《改革开放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
[80] 《邓小平选集》第3卷，第139页。
[84] 王晓鲁：《改革收入分配的五个抉择》，财经网，2012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