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date Transgender_Subjectivity_and_the_Logic_of_Sexual_Difference.md

Author: Alexandra-M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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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与列维-斯特劳斯相比，拉康就更为明确：乱伦禁忌的失效形式是女性性（feminity）。女性形象恰恰证明了禁令的失效。柯普杰指出：“拉康认为，女性之所以是并非全部，原因在于她们缺少界限，这意味着女性不易受到阉割的威胁；这种威胁所体现的‘不’对女性不起作用”（226）。
 
-虽然“普遍”的乱伦禁忌对女性主体“无效”，但这不一定意味着女性主体对某个家庭成员有乱伦欲望（在我们的想象力所允许的范围内，这种乱伦欲望或许意味着激进或开放(porous)）——尽管她很有可能确实有，而且我很难不接受巴特勒认为安提戈涅对其兄波吕尼刻斯的欲望是乱伦的观点：“也许正是她生活中无法满足的欲望，即乱伦本身，使她的生命成为活死人，因而在赋予生命可理解性的条件中没有一席之地？”（*Antigone’s* 23）。然而我要强调的是，乱伦作为一种可能的破坏性的（disruptive）激进亲属关系并不是唯一的重点。更确切地说，根据拉康，对于女性主体来说，没有任何一种对象——无论是母亲、父亲、兄弟还是姐妹——是被打上禁令的标记的。不仅仅是乱伦不被禁止，任何事都不被禁止。因此对于男性主体来说，重点不在于他必须是异性恋的，即表面的“生物学意义的”男孩被禁止通向其异性恋的、“生物学意义的”女性（female）的母亲，而在于他成为了一种受禁令控制的主体，并因此进入了无意识男性位置。就像麦克纳尔蒂所指出的：“相信[被禁止的对象就是]母亲是一种特殊的症状，是一种解决阉割的特殊方式……通过将之归咎于父亲，从而通过服从或屈服于规范而使之成为‘可避免的’。[换言之，]这显示了规范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 norms）也是一种规避阉割的手段”（pers. comm.）。另一方面，对于女性主体来说这一点则更为激进：无论她的“性别”（gender）如何，女性主体都不受禁令约束。无法对她或为她建立任何普遍性。赋予男性主体的解脱，反过来构成了作为限制的禁令，女性主体却没有体现这一点。相反，禁令的失效也在将女性主体导向……或许是（谁知道？）他的兄弟/半亲姐妹/继母/领养表亲/祖父，导向与象征界的偶然相遇。考虑到这一点，我主张安提戈涅的诉求，以一个女性的（feminine）形象对抗她被“完全，无限制地铭刻于其中的象征界” （Copjec 227）的方式，应当为亲属关系，以及精神分析的未来提供更多东西，因为她通过一个或许是乱伦人物的形象，“代表的不是理想形态的亲属关系，而是亲属关系的变形（deformation）与置换（displacement）” (Butler, *Antigone’s* 24)。
+虽然“普遍”的乱伦禁忌对女性主体“无效”，但这不一定意味着女性主体对某个家庭成员有乱伦欲望（在我们的想象力所允许的范围内，这种乱伦欲望或许意味着激进或开放(porous)）——尽管她很有可能确实有，而且我很难不接受巴特勒认为安提戈涅对其兄波吕尼刻斯的欲望是乱伦的观点：“也许正是她生活中无法满足的欲望，即乱伦本身，使她的生命成为活死人，因而在赋予生命可理解性的条件中没有一席之地？”（*Antigone’s* 23）。然而我要强调的是，乱伦作为一种可能的破坏性的（disruptive）激进亲属关系并不是唯一的重点。更确切地说，根据拉康，对于女性主体来说，没有任何一种对象——无论是母亲、父亲、兄弟还是姐妹——是被打上禁令的标记的。不仅仅是乱伦不被禁止，任何事都不被禁止。因此对于男性主体来说，重点不在于他必须是异性恋的，即表面的“生物学意义的”男孩被禁止通向其异性恋的、“生物学意义的”女性（female）的母亲，而在于他成为了一种受禁令控制的主体，并因此进入了无意识男性位置。就像麦克纳尔蒂所指出的：“相信[被禁止的对象就是]母亲是一种特殊的症状，是一种解决阉割的特殊方式……通过将之归咎于父亲，从而通过服从或屈服于规范而使之成为‘可避免的’。[换言之，]这显示了规范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 norms）也是一种规避阉割的手段”（pers. comm.）。另一方面，对于女性主体来说这一点则更为激进：无论她的“性别”（gender）如何，女性主体都不受禁令约束。无法对她或为她建立任何普遍性。赋予男性主体的解脱，反过来构成了作为限制的禁令，女性主体却没有体现这一点。相反，禁令的失效也在将女性主体导向……或许是（谁知道？）她的兄弟/半亲姐妹/继母/领养表亲/祖父，导向与象征界的偶然相遇。考虑到这一点，我主张安提戈涅的诉求，以一个女性的（feminine）形象对抗她被“完全，无限制地铭刻于其中的象征界” （Copjec 227）的方式，应当为亲属关系，以及精神分析的未来提供更多东西，因为她通过一个或许是乱伦人物的形象，“代表的不是理想形态的亲属关系，而是亲属关系的变形（deformation）与置换（displacement）” (Butler, *Antigone’s* 24)。
 
 奇怪的是，如果我们试图在拉康精神分析和性别研究之间寻求一个更脆弱的连接点，也就是女性性的问题时，我们就开启了一种激进的清理，这种清理一直被性别理论家们希求与设想，以为酷儿的与跨性别的主体性和关系提供一个更加安全与正义的世界。迪恩在欲望叙事中所忽视的，与巴特勒在对亲属关系的解读种所否定的是同一种东西——女性视角（feminine perspective）的可能性和探索。因为女性主体没有像男性主体那样得到菲勒斯功能的支撑与限制，所以女性视角带来了一种同时与激进偶然性（radically contingent）和难解性（intractability）即实在界（the real）的关系。正如迪恩所正确地警告的那样：“任何拒绝承认难解性的酷儿或女性主义理论的效力都会降低，因为它将不断遭遇实在界，而实在界将成为其政治目标的不可捉摸的障碍”（*Beyond* 92）。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应当对我上面提出的，关于精神分析是否在性存在方面陷入了理论贫困的问题作出回应。而我的回答是：不，精神分析不是这样的，与之相反。